爸爸在反复思索后，最终婉转地谢绝了火车头队的教练。爸爸一直希望我能成为全国冠军，湖北队作为网球传统强队，无疑是培养冠军的最佳土壤。
爸爸和我那时都没想过日后会有“大满贯”这类比赛，我们的梦想止步于全国冠军，能打到国内第一，已经觉得是莫大的荣耀。另外，爸爸也有一些更现实的顾虑——湖北队离我家的距离不过三站路，如果我去了火车头队，想多见我几面就很难了。
这些事情，我当时一无所知，直到爸爸走后，妈妈才告诉我当时爸爸有多焦虑。
爸爸的病时好时坏，在他意识清醒的时候，他给我的教练余丽桥写了一封信，语气非常诚恳谦恭。大意是感谢教练对我的栽培和指导，自己身患重病，时日无多，只能把我的未来托付给教练了，希望教练多多帮助我，不要客气，该批评就批评该教育就教育……这封信余教练留了很长时间，还叮嘱队里的同事“万一李娜家出了什么事情，随时准假” 。
这时候爸爸的身体已经很糟糕了。
爸爸的病起源于一根小小的血管。最初爸爸觉得胃疼，没当回事，以为是常年奔波得了胃病，调理一下就会好。1992年，忽然高烧不退，他才去做了彩色B超检查，检查结果是：先天性血管狭窄——一根位于肝脏与心脏之间的血管因为太过狭窄而堵塞，血流不畅通引起了高烧。医生说，这种病在全世界都很罕见。
唯一的治疗方法，是将血管切除，换成人造的塑料血管。当时医学还不是很发达，人造血管也都是国产的，最多使用4年。
我从头到尾被蒙在鼓里，爸爸不准任何人和我谈论他的病情。这根细细的人造血管像一个恶毒的诅咒，像一颗随时会爆炸的定时炸弹一样深深埋入他的腹腔。1996年，人造血管如同先前说的一样，只工作了4年就开始萎缩了，血液无法通过，形成了肝腹水，严重时，爸爸连呼吸都无法进行。
这时我正在北京集训，为之后在深圳的青少年赛作准备，爸爸反复叮嘱大家不要让我分心，妈妈也不敢告诉我爸爸的真实病情。最后一次见爸爸是在火车站，当时很多小朋友一起在北京训练，我和小队员一起从北京坐火车去深圳时，火车经过武汉，爸爸让我下车，我们父女俩在站台上见了一面，见面不到5分钟。之前的三个月我一直没见到爸爸，这次见面，看到爸爸拖着臃肿的身体艰难地迈着步伐时，我大吃一惊，爸爸怎么憔悴成这样，跟变了个人似的？不过爸爸一直跟我说不要担心他，病况已经开始好转了，不久的将来就可以陪着我到现场看我比赛。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特别美好的谎言，直到现在我还在自我欺骗地坚信会有实现的那一天。
如果那个时候我聪明一点不会没有想到爸爸的病，不会见不到爸爸的最后一面，不会直到现在想起爸爸时还会心痛。
在深圳的每一天，我都会跟妈妈通电话，妈妈说爸爸身体恢复得很快，和朋友一起出去玩了，我心中纳闷，爸爸病了好几年了，怎么好起来这么快？不过妈妈既然都这么说了，那就一定是真的。我还叮嘱妈妈让她看好爸爸，大病初愈，不要走动太多。后来才知道，妈妈接电话的时候，爸爸正在手术室里抢救。
我家的经济条件原本就算不上好，爸爸生病后就更加拮据。爸爸的单位效益不好，虽然有医保，大多数医药费还是得我们自己想办法。那段时间，妈妈最受煎熬，以前家里大事小情有爸爸做主，她也习惯了凡事由爸爸操办，现在爸爸病得卧床不起，妈妈只能自己去亲友家走动借钱。刚开始还能筹到一些，后来就只能两手空空地回来了。债主们也有他们的顾虑：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孩子，这钱什么时候能还上呢？
妈妈忧虑得连哭都不会哭了，她自幼衣食无忧，从没这样四处求告过。爸爸有一段时间经常陷入昏迷中，妈妈一看到就赶紧把他送到医院抢救，第一次抢救过来后，大概有一个多月的时间，爸爸的身体没出现过突发状况，第二次抢救后，他只有20天左右的时间是清醒的，第三次他维持了10天……最后就完全意识模糊了。医院的病危通知书一封一封地发，我们却没有能力送爸爸去好一点的医院。最后一次住院的时候，爸爸说他不想去了。就在妈妈单位隔壁五医院的分院打了一针氨基酸，然后在妈妈单位休息，妈妈一边照顾爸爸一边上晚班。那段时间爸爸试图自杀过一次，他说想吃包子，支开了妈妈，妈妈提着包子和菜走到楼下时，隔壁的朱师傅把头探出窗户大喊：“小李！小李快上来！你家出事了！”妈妈进门就看到满地的血，赶紧和叔叔一起把爸爸送到了六医院抢救。
此时的妈妈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人说穷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这话是对的，人到了这般田地，才会真正看清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最让我和妈妈心寒的是奶奶很早就表示了放弃，爸爸生病时，奶奶当着我的面说了一句：“死马当做活马医吧。”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我。他们有五个儿子，漫不经心地养活着他们，即使一个不在了，后面也还有四个。可是我只有一个爸爸。
后来妈妈跟奶奶借钱付医药费，奶奶很直接地说：“我借不到。”转天就带着家人去买新衣服了。小叔叔只比我大7岁，当时还在念大学，奶奶二话没说就拿出钱来给叔叔交学费。
父亲去世后，我和爷爷奶奶加起来见面不超过三次。我知道他们有他们的立场和苦衷，但是我没办法忘记，没办法原谅，起码现在还不能。我不愿意见他们，见到他们就会想起那些痛苦的往事。
爸爸去世是在1996年11月14日。他是1957年出生的，离世的时候，连40岁都不到。
不久后，我就在湖北省队注册，成为湖北队的正式队员，朋友们都祝贺我，但我心里并没有多少喜悦。进入省队，成为全国冠军，是爸爸一直希望看到的结果，可他还没来得及看到这一切，就早早地离去了。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余指导那里看到了爸爸当年留给余指导的一封信。
万箭穿心。
“子欲养而亲不待”，这句话何其真实，又何其残酷。
05 小鬼当家
有时候我真想穿越回去，告诉那个在陌生人群中茫然无助的中国女孩儿：振作点儿，一切都会好的。但有时又觉得不必。那些小磨难和小障碍，最后都被证明是命运指派给我的催熟剂，它们让我学会勇敢和承担。
父亲去世以后，妈妈比年少的我更六神无主。爸爸生病欠下的债没有着落，操办丧事又要花钱，妈妈拿不准怎么办好，索性凡事都和我商量。
我忽然觉得自己很强大，强大到可以撑起这个家，可以保护妈妈。
小时候，我对钱完全没有概念，需要换拍子、换鞋子的时候，就和爸妈开口要。稍大一点开始打比赛，队里发了奖金也全交给爸妈处理。真正开始意识到钱的重要，是从爸爸去世才开始的。为了还清给爸爸治病欠下的债，妈妈把房子租了出去，自己搬回武昌娘家住。有一次她踌躇再三，犹犹豫豫着问我打全运会的奖金什么时候发，她一个人的工资不够还债。
我非常希望自己能多打几场比赛。我多打一场比赛，奖金就多一点，就能早一点把家里的债还清。
那一年我15岁。
进省队的日子没我开始想象的那么快活。
从我1991年进湖北省的集训队起，带我的教练就是余丽桥，她一直带我到2002年我第一次退役的时候。她是湖北队教练，后来进国家队也是她一直在带。这9年时间里，我与她一起相处时间最长，受她的影响也最多。
余教练是位相当敬业的好教练，但是脾气火暴、风格强硬。她以对球员要求高、纪律严而闻名。如果一件事情她说了两三次以后你还改正不了，她就会很急地冲着你说“教猪都教会了，你怎么这么笨还没学会”，有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小孩肯定会有逆反心理。我每次听到这样的话，心里就会想，你教猪都能教会，那你就教一个给我看看啊。
女孩受委屈时多少会哭一哭，余教练最看不得别人哭，“哭什么？还好意思哭？”可如果你不哭了，她又会说：“你到底有没有脑子，这么说你都没感觉。” 刚开始被这样说，心里相当难受和委屈，甚至会影响练习的情绪。后来她再说这些话时，已经伤害不了我了。我已经麻木了，习惯了。
我的感觉就是自己怎么做都不对。那时我和李婷都是余教练带，李婷比我大一些，那时候我们还是在沙土地上打球，她给我们喂球，我和李婷一起打。如果我们谁有一个正拍的球失误了，她就会大发雷霆，巴拉巴拉说一大堆。如果我们连续失误，她会不耐烦地一把把我们推下去，劈头盖脸地一通“滚滚滚”！
我在跟余教练的9年当中，几乎没有得到过表扬，甚至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所以直到现在，我从来没有一次觉得自己是聪明的，一直觉得自己是那种傻傻的，可能当时的影响太深了。
后来有人说我“内心强大”。我不由得苦笑：任何人在这样的教育下成长起来都会内心强大，不是吗？
这不是说余教练人不好，她是一个非常敬业的教练、非常刚正的人。她是1957年出生的，丈夫英年早逝，留下她独自抚养刚刚两岁的孩子。现在想来，一个年轻女人带着孩子，还得肩负沉重的工作超负荷运转，也挺不容易的。每次她带我们出去打比赛，就得让孩子的舅舅过来带孩子。从集训队到专业队，那么多队员里选一个。我的家庭环境几乎是队里最差的，还是选了我。有的时候，她还要自己出钱带我们打比赛。这些都说明她的人品是刚正、无私的。
只是余教练脾气太火暴，印象里她从来没有轻言细语地说过话。我们犯了什么错误，她说一遍我没改，她立马就爆炸了。我们一起训练的队员，从来没有比如“今天起床感觉天气很好或者很高兴”这种感觉，每天一起床就想“马上又要训练了，又要挨骂了”，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犯错，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教练会突然罚你跑步。所有队员都惶惶不可终日——我们不知道惩罚什么时候会来，我们只知道它一定会来的。
成年后我知道这不是教练个人的问题。中国自古有“严师出高徒”的说法，教练对弟子们都是非常严厉的。在如此压抑的环境里长大的弟子们后来退役当了教练，会不自觉甚至变本加厉地压制自己的弟子。这多少有点“多年媳妇儿熬成婆”的意味。也是因为他们根本不会别的教育方式。这一代教练是这么压他们的，等他们大了当教练后就也那样压下面的新队员，就这样一代一代地压制下去，所有队员都是在超强压的训练方式下成长的。这非常不人性，但……很见效。
在“出成绩”的诱惑下，一切高压手段都是被默许的。
1997年，我在青岛的全国网球联赛总决赛中，拿到了自己人生中第一个全国冠军，成为年龄最小的成人组全国单打冠军。
很遗憾的是我完成了爸爸的心愿时，爸爸已经看不到了，有时我会想象如果爸爸还在，他会是什么样的表情，会不会抱着他女儿开心地笑着，应该会为他女儿而感到骄傲吧？从爸爸离开我后，“爸爸”这个词我会尽量避免提及，甚至连想都不敢想。这是我藏在内心深处、不能触碰的重要秘密，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保护它不会受到伤害。有时候我也忍不住会想：如果爸爸没有那么早离开我，我是不是就会是另一个样子？可以任意地在爸爸面前撒娇，可以偶尔任性，不用假装坚强，不用小小年纪背负家庭的责任而生活，应该会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吧。
进入省队后不久，我就为自己争取到了一次出国交流的机会——那时省队通知我去北京参加青少年集训，来自全国各地的被认为有发展前途的网球少年都聚集于此。这是国家网球中心举办的活动，耐克中国公司担任赞助商，经过一番精挑细选，一共有六男六女十二名运动员被选送进入耐克训练营。
最终的优胜者获得去美国网校学习10个月的机会，我非常幸运地赢得了这个机会。
在1997年，办签证还是件非常麻烦的事，也费了不少周折。而我此刻的精力更多地要用在上海举办的全运会比赛上。全运会一结束我就要远渡重洋，妈妈放心不下我，独自来到上海看我，我们母女俩见缝插针地见了一面。妈妈送我到机场就忍不住哭了，一面是舍不得我小小年纪就要远渡重洋，在异国他乡生活，连个伴都没有；另一面也是思念离世不久的父亲，但又不能明说，只能以眼泪来抒发心中的郁结。
耐克公司联系的网球学校在得克萨斯，上海只有直飞洛杉矶的班机，我要在洛杉矶转机一次才能到达目的地。当时我办的是学生签证，需要有一张I-20表才能过关，但是监护人在我出国之前忘记给我这张表，入关的时候海关的工作人员如临大敌，反复盘问我这张表的去向，那个时候我一句英文不会讲，大家只好大眼瞪小眼地僵持着。最后他们找到一个懂中文的翻译来问我，我告诉他我没有见到过这张表，他们不信，说这不可能。又问我来美国是准备去哪里，待多长时间，我就告诉他们我要去的那家网校的名字，然后，他们还打开我的两包行李细细检查。
我的行李非常简单，除了必需的生活用品就是耐克赞助的运动服。
这番交涉的结果，是他们把我关到一间小黑屋里，自己去联系我要去的网校。
我不知道他们把我锁在小黑屋里是什么意思，只知道自己将要乘坐的班机马上就要起飞了。我吓坏了，我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房间里没有灯，我一个人在黑暗中手足无措地坐着，还掉了几滴眼泪。之前打青少年赛也出过几次国，但那都是在有领队和翻译陪同的情况下，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大约在小黑屋里待了20分钟，海关的人把我放出来了，他们联系到了网校的人，告诉我说你可以走了，但是你得在两个月内让学校的人帮你去移民局补办这张表。
这时，我原定要搭乘的班机已经飞走了。
也不知是从哪儿来的胆子，我开始向身边的人寻求帮助，因为不懂英语，我就专找亚洲面孔的人求救。有一位男士人非常好，他告诉我下一班飞往得克萨斯的航班在明天早上6点，他可以帮我申请把机票改到那一班。
当时是下午4点，我要在机场等待14个小时。我自己一个人推了一辆行李车，车里是满满的行李，坐在候机大厅巨大的玻璃窗前面看着外面广阔的天空。
天将黑的时候，我看到一架飞机从跑道上起飞。我认出那是回国的飞机，那一刻我非常非常希望自己就在那架飞机上，它能带着我飞回中国，飞回家。
但是我不能。
我就那么坐着，看外面的天空一点点从蓝变黑，眼泪无声地掉下来。
等待期间，我束手无策，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还想给网校打电话，但最终因为语言不通而放弃了。后半夜，机场的人越来越少了，我就这样在机场坐了一夜，连去洗手间也要推着行李车。
有时候我真想穿越回去，告诉那个在陌生人群中茫然无助的中国女孩儿：振作点儿，一切都会好的。但有时又觉得不必。那些小磨难和小障碍，最后都被证明是命运指派给我的催熟剂，它们让我学会勇敢和承担。
当第二天清晨我登上班机，磕磕绊绊地来到了得克萨斯时，网校的教练已经等候我多时了。
我在网校的前两个星期，一句英文都听不懂。之前比我早去网校的中国男生已经出去打比赛了，唯一能够沟通的台湾球员又和我住得很远——为了让学员们早日熟悉英文环境，网校安排住处时将我们隔开了。我同屋的美国女生大我两岁，这个美国姑娘和我以往接触到的中国孩子不同，非常外向且健谈，不管我能不能听懂，她每天都要噼里啪啦对我说一大通英文，实在交流不了，我俩就打手语，比比画画地告诉对方：该吃饭了！该去训练了！该睡觉了！她对我的英文进步起了很大作用。
在网校，我们的学习和训练时间是对半分的。早上，黄色的大校车送我们去离网校10分钟车程的学校上课。到了中午再接我们回来，大家一起去网校的食堂吃饭。下午1点半开始训练或是打友谊赛，有时还有体能教练带我们练体能。晚上6点半左右开晚饭，之后是自由活动时间。网校附近一定有个飞机场，我总能在训练时看到飞机掠过头顶。我不由得又开始幻想，如果那正是回国的飞机，而我就在飞机上面，那该多好！
网校像一个小小的联合国，汇集了来自全世界的各种肤色、操着各种语言的孩子，在这里可能会遇到八九岁就已经打得有模有样的小朋友，也有可能看到20岁出头的职业选手在赛季结束后来训练几个星期。我们上午学的课程主要是语言和数学，中国来的孩子们应付此地的数学课程几乎不费吹灰之力，我们的主要精力基本放在攻克语言关和打友谊赛上。
后来我看到有报道说“美国先进的训练手段，让李娜的球技有了明显的提高”，说老实话，训练计划什么的，哪儿都差不多。网校的优势在于打比赛的机会比较多，可以让队员积累起丰富的实战经验。
美国的网球学校不少，相互之间的友谊赛非常频繁，基本上每两天就会有一次校内的比赛，每周会有一次网校之间的友谊赛，比赛结果还会影响到网校的排名。网校的学生在自己学校内也有排名。今天打比赛赢了，就加上几分，排名也许会往上升一升，明天输了，排名就会降几位，男女生是混在一起排名的，很富挑战性也很有趣。
我在网校打了10个月，排名浮动在第三、第四名的位置上。当时在网校最有名的是一位比我大一岁的匈牙利女生，她起点很高，那时就已经打到了世界青少年赛前三四名的位置，网校很重视她，专门请了一位资格很老的教练单独带她。后来我们都长大了，参加职业赛事时，我还不时在赛场上遇见她。每次相逢大家都会微微一笑，打个招呼——我们在网校共同生活了10个月，还不时一起坐车出去比赛，虽然谈不上是多好的朋友，但在多年后看到少年时的熟面孔，还是有一种“原来你也在这里”的亲切感。
我最后一次在赛场上见到这个匈牙利女孩是在2007年，这几年基本见不到了——网校的朋友似乎都退役了，当年和我一起进入耐克训练营的大陆男生比我大一岁，现在也退役了。当年台湾选送的男孩子球技非常厉害，在青少年赛中排名很高，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很少听到他的消息，现在大概也已经不打球了。
语言和东西方文化的差异造成了队员间交流的障碍，加上我天性喜静，和网校的同学们并不是非常熟。平时大家都忙着比赛和学习，还不至于太冷落寂寞，等到圣诞节的时候，校友们都回家与家人团聚了，偌大的校园蓦然空空荡荡，只剩我们三个中国人。
时节又是寒冬，大家不约而同地沉默了，那种孤单的感觉实在难以言表。尽管校外的街道上飘着悦耳的圣诞歌曲声，但那并不是属于我们的节日。
实在想家的时候，我就写信。
多年后，我妈说她把我的比赛视频都存在移动硬盘里，想我的时候就拿出来插在电脑上，想看哪场球就看哪场球，我打哪场比赛时说了什么，穿着什么衣服，她都知道。但在当时，我连打电话的钱都没有，写信就是我排遣寂寞的最重要的活动。
爸爸去世后，我把工资卡给了妈妈，希望早日还清家里欠的债，能让妈妈过上好一点的生活。有时打比赛，主办方会发点奖金，这就算是我的零花钱。
出国后，妈妈担心我手头拮据，在每一封来信里她都要问我还有没有钱，我就回信告诉她我很好，不缺钱。
真是讽刺的现实，我们俩都穷得要死，但都在拼命向对方保证：我很好，我有钱。
现在想来，那些信件大概流露出不少稚嫩的自负，很多信都写得像决心书似的，内容也大同小异：妈妈，我今天和谁谁打球了，打的情况如何如何，我会继续努力什么什么的。妈妈给我的回信除了鼓励之外，更多的则是对我生活状况的探问。她惦记我，又不敢说太多家长里短的话让我分心。
网校运动员的比赛经费是固定的，比赛打完，经费也就用光了，耐克不能给我们额外的补助。我在网校提高得比较快，成绩也不错，教练希望我能尽可能多地参加比赛，我给妈妈打电话，她赶紧去找余教练商量办法。余教练立刻陪着妈妈去找体工大队，告诉他们我的成绩很不错，游说大队给我投资，软磨硬泡才争取来宝贵的1000美金。
据说少年时期的遭遇最容易影响一个人，因为那是他／她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核心时期。小时候的我简单快乐，需要什么张口告诉爸爸妈妈就好，父亲去世后，我的世界都像是变了颜色。每次我回忆起少女时代的往事，感觉都像是灰色的，没有像别的女孩子那么轻松、那么美丽、那么罗曼蒂克的感觉。那时的我倔犟、忧郁，坚硬得像块石头。清寒艰苦的少女记忆或许将会深入骨髓地伴随我走一生吧，不管之后多么富有、多么轻松，那个努力攒钱还债的女孩子始终盘踞在我心中，挥之不去。她影响我的程度，也许比我以为的还要深一些。
06 母亲
我曾经拥有的那个完整、和美的家庭，这么快就消失得毫无痕迹。我知道妈妈从此不是我一个人的了。我曾经拥有的一切，在短短一年间灰飞烟灭，连一点儿幸福的痕迹都没有留下。
在网球学校10个月的训练结束之后，我去日本打了一场比赛。比赛一结束，我就能回家了！
这时候我和普通美国人交流已经没什么问题了。外国人喜欢我的名字，因为简单，容易上口。我的治疗师交了个意大利女友，对意大利文化颇有心得，他问我是不是有意大利血统。我告诉他我是地道的中国人，他说，觉得我的性格有点像意大利人——前5分钟可以跟你好好地说话，忽然一下子说翻脸就翻脸。单纯、直率，性情中人，这都是意大利人的典型特征。我听完，有点想笑。他说的意大利人，有点像武汉人。
网校伙食营养均衡，搭配很科学，但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这个土生土长的武汉人最爱的还是湖北菜（还喜欢同样火暴、浓烈的四川菜）。一想到我那花样繁多、口味浓郁的家乡菜，我就忍不住食指大动、口水长流了。就不说正餐，光说早饭吧。武汉人管吃早饭叫“过早”，外地人去武汉，有条件的都讲究去户部巷“过早”。但在我看来，“过早”不一定非要去户部巷，在街头的小摊上吃碗炒豆丝，口味未必就比几十年的老店差。武汉人“过早”，花样多多，芝麻酱拌的热干面香气扑鼻；油炸面窝金黄酥脆；豆皮上的糯米颗颗晶莹发亮，鸡蛋皮儿下面藏着软嫩鲜香的香菇、鲜笋和肉丁；糊粉汤要搭配油条吃，米粉的浓厚和油条的香脆相得益彰；除了这些，还有糯米鸡、重油烧梅、蛋花米酒、牛腩面……
我妈说她手工灌了香肠，挂在阳台上等我回来吃。隔着万水千山，虽然吃不到嘴里，可那熟悉的香气已经飘飘荡荡进了我的梦里。
我想家了。
当我在日本比赛的时候，妈妈忽然给我打了个越洋电话，说有人给她介绍对象。我爸爸妈妈是高中同学，他们很早就恋爱结婚，感情深厚。妈妈秉性柔弱，家里的大小事情都靠爸爸操持照料。忽然一朝丧夫，精神支柱轰然倒塌。父亲葬礼过后，我又漂洋过海去了美国，妈妈一个人孤苦伶仃地挨日子，忍受着丧夫和女儿远离的双重悲痛。外婆和舅舅怕她走不出内心阴影，希望她早日从悲伤中走出来，一直托人给她介绍对象。妈妈长得漂亮（爸爸也帅，我家人都很好看，只有我是结合了爸妈的“缺点”生出来的），人也年轻，再婚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当时我问妈妈，你对那人感觉怎么样？妈妈说，没有爸爸帅，可人品很好。我便回答她：“只要你喜欢就行。”
挂上电话，我忽然怅然若失：我连妈妈也要失去了吗？
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太单纯，还是太成熟——当时我唯一的想法是：我不在乎这个男人对我好还是不好，只要他对我妈妈好，实实在在照顾好妈妈，我就接受他。我常年在外面比赛，将来又不可能留在妈妈身边一辈子，她能找到个相濡以沫的人共度余生，当然是再好不过。我有我自己的生活，不应该去干涉妈妈的幸福。作为孩子，如果母亲把所有精力都耗在我身上，我会感到非常对不起她，那是很自私的一种行为。
可潜意识里，又有一种被遗弃了似的悲伤。
我家原来住的房子为了偿还债务租出去了。如今，妈妈也要和一个我不认识的人组成新的家庭了。我曾经拥有的那个完整、和美的家庭这么快就消失得毫无痕迹。我曾经拥有的幸福，在短短一年间灰飞烟灭，连一点儿幸福的痕迹都没有留下。我知道妈妈从此不是我一个人的了。
我知道迟早有这一天，该来的终归要来，我只是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爸爸走了才一年多，他的位置就被另一个陌生人取代了。
当我从日本回来下了飞机后，妈妈带着叔叔（我一直管我的继父叫叔叔）的儿子去接我。我面无表情地看着她，妈妈的表情很不自然。那天，妈妈带我住进了叔叔家。
1996年11月14日爸爸走，12月我进了省队，1997年10月份我去了美国，1998年6月回国，不过一年半的时间，我忽然发现，妈妈已经完全融入了新的家庭，我变成了多余的人，一个游离在这个美满家庭外围的旁观者。
客观地说，叔叔是个忠厚的人，对妈妈很好，对我也不错。让我觉得别扭的反而是我妈。她一直希望我能和叔叔更亲近一点，总是劝我主动给叔叔打个电话、常联系，多培养亲情什么的。或许，潜意识里她希望重建她曾经幸福的家庭，希望我们真正是一家人。或许，因为太伤心，她希望抹去我爸爸存在的痕迹，彻底将他忘记。但是，我不能。我不能忘记我的爸爸，我不能忘记我们曾经甜蜜的好时光，我不能假装他从来不曾存在过。那，是我最宝贵的东西。
最初我也曾经勉为其难地应付应付妈妈，给叔叔打过几次电话。但是说什么呢？每次都是“注意身体”之类的客套话。他对妈妈的好、对我的好，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但是他永远代替不了我的爸爸。
后来，我和妈妈郑重地谈过一次。我说：妈妈，我是你女儿，我们俩有血缘关系。我知道叔叔人很好，但他只是你的丈夫，代替不了我的爸爸。你有你的生活方式，我有我的生活方式，你不能把你的观念强加在我头上。
我妈从此以后也就不再勉强我了。但她总觉得我不愿意陪她多聊聊天。可是她的生活圈子与我的越来越远，她在新环境中如鱼得水，一开口，谈的就是她和叔叔的新生活。
曾有一次我去巴黎打比赛，妈妈有远房亲戚在巴黎，我劝她跟我一块儿去，算是旅游，还可以探望一下亲戚。她说不行，叔叔有工作，要去得大家一起去。我心中叹口气，说：好吧，你自己决定吧。
妈妈的生活已经和叔叔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新家和美而稳固，但我越来越明确地感觉到，自己是个外人。
事隔多年，我终于可以坦然承认，这件事对当时的我还是造成了很大伤害。
童话里的爱情都是美好的，可能是我还活在自己理想的世界里。
为了维护妈妈来之不易的幸福，我一直压抑着自己的感受，努力让自己理性地处理和妈妈、叔叔的关系。我承认妈妈的选择是对的。这一点，我心知肚明。但当时的我只是个沉默的青春期少女，我有满肚子的委屈和悲伤，却不能开口对外人倾吐一个字。
我刻意冷淡妈妈，即使明知我根本没有理由怨恨她，我还是不能原谅她。我偏执地认为：是她背弃了我和爸爸，是她让我变成了没有家的孩子。虽然我知道这种想法是不对的，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恨她。我自私地将自己对父亲的怀念、四处流离无枝可依的凄惶和单亲家庭孩子受到的歧视都转化成恨意，一股脑儿地转嫁给母亲。因为这样会让我好过一点——愤怒比悲伤更有力，愤怒不会让一个人垮掉。
但另一方面，我感到自己内心深处比以往更空虚，在坚硬的外壳之下，我觉得孤独，我觉得自己被漠视了。
我想要个新家。我希望有人可以去爱、去信赖。
07 武汉伢
他在我的生命里扮演着许多角色：丈夫、教练、保姆……偶尔还要客串一下厨子或者保健医生。他比我聪明，比我通晓事理，当我遇到烦恼时，他是我唯一能够放下顾忌倾诉心事的人，他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人。
不是每个女孩子都有成为公主的命运。因为爸爸离世早，我一直告诉自己要强大，要能够保护自己和妈妈。后来大家看到我时，都觉得我是个剽悍到不需要任何保护的女人，只有我自己心里知道，在漫长的青春期，我坚硬的外壳下藏着的那个女孩是多么软弱无力，她是多么羡慕那些父母双全的孩子。
只是，我已经回不去了。
我在进入省队之后就认识姜山了。当我还是个崭露头角的新手的时候，他已经非常出类拔萃。
他多帅啊！女孩子们都在背后偷偷谈论他。那时候韩风正盛，H·O·T组合如日中天，大家都说，姜山长得挺“韩范儿”的。
听到别人这么夸他，我也觉得挺美的。虽然那时我俩顶多只能算是队友，但不知道为什么，姜山就是有一种让人不拿他当外人的本事。
在运动队，两年算是一个台阶，姜山比我大两岁，是刚刚比我们大一拨儿的老队员。我们这群小孩还在省队当新人、四处打预选赛的时候，姜山已经是省队的大师兄了。有一次我在外地打预赛，没有零用钱了，给我爸打电话让他托人带点来。打比赛的时候，小队员要先去打预赛，老队员中成绩比较好的可以直接打正赛，一般会晚走两天。我爸知道老队员们还没走，就去湖北队的宿舍敲门——当时房间里四个人正在打扑克牌，我爸直奔同是武汉人的姜山而去：“姜山，不好意思，可不可以帮李娜带几百块钱去？”
好多年后，我问姜山：“为什么你们屋里四个人，我爸偏偏挑上你了？”
姜山马上抓紧机会自恋一下：“唉！你爸一定是当时就看上我了。”
我笑话他：“苕伢，让别个听到笑死了。”
“那就是你爸信任我撒。”
其实那四个男孩子里面，他是最小的，但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经常第一个想到他。姜山虽然也是“80后”，是独生子女，却没有独生子女的骄娇之气，又经常照顾队友，所以给人一种十分可靠的感觉。他在男队里人缘很好，有一群“小兄弟”屁颠屁颠整天跟着他，一副老大哥的样子。
姜山虽然在小兄弟中很有人缘，在女孩子面前却始终很闷。别的男孩子都跟女生嘻嘻哈哈说说笑笑，只有他在我们面前总是沉默寡言，时不时还带出点“真不愿意跟你们这帮女伢玩”的轻蔑。那时大家都是小孩子，他觉得女孩子事儿多、没逻辑，因此很少和女生来往。对于我，他倒是不讨厌，我俩来往比别的队员多。可能是他觉得我够自立，事儿少吧。
我也不喜欢那种特别能说会道的男生，姜山闷闷酷酷的样子，反而让我对他关注多了些。大家都在同一个队里，经常一起组织活动，平时训练也不时有来往。玩着玩着，两个人就玩到一起去了。但那时，我们都不觉得自己是在谈朋友，大家都是十几岁的小孩子，交情好也不过是经常一起吃饭一起玩，哪里到“谈朋友”的地步了。
有人说：爱有两种，或者燃烧，或者持久。我觉得特别有道理。我想，我和姜山就是持久型的。后来事实证明还真是。我们十几岁就在一起，已经共度了十多年，如今也算老夫老妻了，如果一直燃烧的话，我们现在早就烧光了。
受父亲的影响，我对另一半的期望是：成熟、宽容、沉稳，男人应该像大海，而这恰恰是姜山的典型特征。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自己可以在他面前安心地做个孩子。父亲去世之后，我一直把自己伪装得很坚硬、很强大。外人看来或许会认为我少年老成。只有我自己知道我装得有多辛苦。姜山给了我再次做回一个孩子的机会，给了我一直想要的安全感。
总之，我觉得姜山很像我爸爸。在他身边，我特别踏实。我打球时他要在身边，我就觉得比较有信心。
等到我们真的决定“谈朋友”的时候，身边的队友都蛮惊讶的：姜山在生活中是个很大男子主义的人，大家都以为大男子主义必须配一个小鸟依人的女朋友。我们队里的人都说姜山是大男子主义，我是大女子主义，谁也没想到我俩会在一起。大家都说：想不想看大男子主义加大女子主义是什么样？看姜山和李娜就知道了。
两个人都“大”，难免就会吵起来。我和姜山都是生在武汉、长在武汉的，但是姜山的爸爸妈妈都是山东人，人家问他：姜山，你哪里人撒？他说：武汉人！等我俩吵架拌嘴的时候，他又说我：你们武汉人么样么样……听得我不晓得是该笑好还是气好，我反问他：“你不是武汉人？”
他立刻回答：“我是山东人！”
听得我直想笑，架也吵不下去了。
后来我们在一起，他还用武汉的俗话打趣我：“宁嫁武汉郎，不娶武汉娘！你们武汉嫂子太厉害了！”
哼！我还不是嫁了他才变成嫂子的。
姜山在体育之路上遇到的挫折比我还要多，体育圈子里面，有很多行外人想象不到的阴暗面。姜山脾气很倔，认死的路，十头牛也拽不回来。但我就喜欢这样的姜山。
许多人都看过我在赛场上吼他的画面，都觉得他特别老实，特别可怜，其实才！不！是！呢！他“吼”我的时候，大家没看见罢了。我打球的时候很容易分心，注意力难以集中，这对职业选手来说是个坏习惯。阿加西说在他专注于打球的时候，就算场外发生枪战他都听不到，因为他专注的时候眼中只有对手。我特别羡慕这种能够集中注意力的人，姜山这方面就很厉害，他在那里打电子游戏，我在旁边说什么他都嗯嗯啊啊地答应，打完我问他我说什么了，他手一摊：“没听到啊。”
我在哪里看过：科学家作过这方面的研究，证明男性与生俱来地具有专注做某一件事的能力，而女性的大脑机制让她更擅长同时处理几件事。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但我打球时，确实是连场边观众起身去上厕所都能观察到，注意力的分散可见一斑。有时打得不顺手，姜山就在旁边一直碎碎念：你换个打法呀，你打个直线撒。他不擅长鼓励别人。不管什么时候，话从他嘴里说出来都像是带着不耐烦的批评意味，听得我头大如斗。他念一句，我还勉强忍得住，念三句，我张嘴就把心里的恼火吼出来了！“打直线打直线！你昨天讨论战术时不是还说要打斜线？”
我一直是个爆竹脾气，别人一碰就炸，炸完又充满了内疚。对外人，我心中有不愉快一般也就忍下去了，只有在姜山这里，我可以肆无忌惮地任性胡闹下去。从心理学上说，人们大多数都只对有安全感的人发脾气，因为对方在你的安全范围之内，你潜意识中知道对方不会离开你，发脾气也是某种形式的依赖。对姜山，我在场上冲他吼完，再打球就觉得情绪平复了很多，头脑清醒，打起球来也更有力量了。他就像我的“充电器”一样。
姜山也是职业运动员，相处多年，他对我的来得快去得也快的急性子非常了解。我吼他，大家都觉得我在欺负他，只有他自己不介意，还告诉我不要太在意别人的评论。归根到底，我是一名运动员，我最应该做好的，就是把球打好。
我们经常吵架，不会吵得太大，但互相戗几句是常有的事。这也正常，过日子哪有不叮叮当当的？姜山最怕和我去逛街。他说“你连个超市都能逛两小时”。最初我逛街的时候，恨不得把所有的店都看上一遍。和姜山恋爱以后，我逛街的方式变得非常简单：想要买什么，就去专卖店或是专柜，看货，交钱，走人，一分钟都不多待，因为他在外面会不耐烦。姜山比较喜欢把时间用在看书、看电影这些事情上。他有一个非常充沛的精神世界。
我觉得这和他父母的教育方式关系很大。我喜欢姜山的家人。
姜山爸爸妈妈都是普通工人，非常单纯的人，对我特别好。我和姜山妈妈相处得很好也很自然。他妈妈是那种特别为他人着想的人。我们买房子的时候，别人问她：“你们是跟儿子一起住还是分开住啊？”他妈妈说了一句开玩笑的话当时差点没把我乐死——她说：“我们这种老不死的，谁和年轻人一块儿住啊？”姜山妈妈还说，以后我老了也不做你们的负担，我就去住养老院，那么多人跟我一块儿玩多好啊。中国自古有“养儿防老”的说法，只有心态好、内心强大的老人才能这么轻松地开玩笑。我们当然不会让他们去住敬老院，更不会真认为他们是“老不死”。但是，他们这种放松的心态让我们觉得很好、没有压力。
姜山很爱他的妈妈。我们常年四处征战，到不同的国家，他都会给妈妈买点东西带回去。有时候他给妈妈买衣服，就让我帮忙试穿。他妈妈和我身高差不多，比我胖，比我架衣服。我穿着合适，再大一个号，他妈妈穿肯定合适。我穿着老太太衣服从试衣间走出来，他盯着我看两眼，说：“还行。再换那个白色的我看看。”于是，我乖乖地去换白色的。旁边的导购姑娘心里肯定在嘀咕：这俩土老帽儿，挑的衣服可真够老气的。哦，对了，导购是外国人，估计不会说“土老帽儿”这种高深的词语。
姜山家的氛围特别轻松愉快，也很民主。一个桌子吃饭的时候，一家人热热闹闹地说话，各自发表各自的见解，即使意见不合也不急不恼。有时候，姜山妈妈会说：“看不出来，你比你爸还有见解呢。”姜山听了，那叫一个趾高气扬。看着他夸张的表情，我们都哈哈大笑。
这是家的感觉，我失去多年又寻找多年，让我沉醉和迷恋。
熟悉我们的朋友都说，我很黏姜山。回到武汉的时候，他会和老朋友一起打打牌，我都乖乖跟着他。他打牌我看着，看一会儿不想看了就在后面沙发上躺着看书，看着看着，就那么睡着了。偶尔他打通宵，我也陪他通宵。朋友们都笑我好像他养的一只猫。
不管是逛街还是看电影、吃饭，我都希望他能陪着我。但跟大部分男的一样，姜山特别不爱逛街。我们为逛街的事闹过好多次，后来还是我妥协。我想，习惯了也许就好了吧。和他在一起时间长了，也慢慢习惯了这种相处的方式。刚开始我跟他撒撒娇都管用，现在跟他发脾气也不太管用了。
国家队原来请过一位有名的心理老师帮助运动员做心理建设，她叫徐浩渊，留着一个类似樱桃小丸子的发型。她曾经问过我：会在姜山面前哭吗？我说以前有，但现在已经不哭了。她问：为什么？我说，觉得没有哭的必要。她问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我说我觉得哭是一种幼稚的表现，我现在足够坚强，应该可以掌控自己的情绪。她说：这证明你越来越不信任姜山，所以才不愿意在他面前表现出你脆弱的一面。
我自己倒不这么想。人和人的相处模式并没有一定的成规，两个人在一起待的时间久了，自然会合作出一种模式。我是觉得自己就算哭，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姜山教给我一件事情，就是在婚姻中两人都要保持一点独立的空间。有时他心里有事，忽然不怎么说话了，我也不会追着他问，让他自己消化去，等他把事情办妥当了，自然会来向我报备。姜山什么事情都不瞒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