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就是指间沙，抓得太紧，只会流失。夫妻之间应该有起码的信任和尊重。
对我而言，姜山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
他在我的生命里扮演着许多角色：场上是教练和陪练，体能训练时是监工，生活中是丈夫和保姆，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会像长辈一样地开导我，有时候又像兄长一样在一起讨论问题。偶尔还要客串一下厨师或者保健医生。他比我聪明，比我通晓事理，当我遇到烦恼时，他是我唯一能够放下顾忌倾诉心事的人，他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人。
十几年走过来，我们从情侣慢慢转化成了老夫老妻的感觉，那种亲情既平淡又刻骨铭心。当对方在身边时，我们没有特别的感觉，偶尔分开，大家都会觉得心里空空荡荡，少了点什么似的。我对此感受尤其深刻——有一次，我睡觉做梦，梦到我和姜山在路上走着走着，他忽然不认识我了。我怎么叫他都没反应，把我急得不得了。惊醒后我就对着姜山一顿猛掐，他的表情特别无辜，问清原委以后，叹了口气，乖乖地挨打。
我曾对姜山说：我总感觉你和我爸爸很像。他觉得不可思议。我解释给他听：不是年龄，就是性格和思维方式吧，还有给我的感觉……
有时候姜山在我身边，我会忽然有种错觉，好像爸爸还在世，还在守护着我一样。在我印象中，父亲从来没有呵斥过我，永远都是和风细雨地引导我，陪我做游戏，给我讲故事。姜山性格中的一些地方和我爸爸非常非常相像。父亲早逝是我生命中的一大憾事。想来不能看着女儿长大成人，也是父亲的憾事。我想父亲如果看到我们在一起，也会放心的。
08 退役
网球带给我太大的起伏、太多的悲喜，我对它的感情充满了矛盾。现在，终于有一个改变的机会摆在我面前，我毫不犹豫地抓紧了它，我需要改变，我想要换一种生活方式，平平静静地像一个普通人一样过日子。
1998年，我从美国回来后不久，发展势头一直不错，耐克公司对我很看好。当时我在北京先农坛接受采访，北京电视台的记者问我“最大的梦想”是什么。耐克公司一直保留着这个视频，2011年我大满贯获胜后，他们用这个视频做了一个广告。
每当我看到这个广告时，都有种特别的感觉。我看着16岁的自己青涩却毫无畏惧地站在镜头前，对着镜头说：“最大的梦想？我希望能打到职业的前十，我知道这个目标特别难，但我自己会努力。”
那时的我脸晒得黑黑的，婴儿肥还没有褪掉，脸盘还是圆圆的。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把“前十”两个字说出口，其实还是蛮胆怯的，我不是很有勇气把这个梦想公之于世，但当时我觉得必须要把梦想说出来，说出来，就好像做了一个承诺，正式向世界宣布了我的理想。
对当时的我来说，这其实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之前亚洲女子选手最好的成绩是日本名将伊达公子创下的，她进入了WTA前四。那是阿加西、桑普拉斯、纳芙拉蒂诺娃、格拉芙一统天下的年代。稍后一点，是辛吉斯她们的时代，亚洲球员在网球上的劣势一望即知，我们没有足够的大赛经验，也没有与世界顶级高手过招的机会。
法网夺冠后，耐克发布的这条广告成了广告界一个很有名的营销案例。可能就是这个视频，让耐克公司对我的印象很好——与中国的文化传统不同，美国人欣赏这种自信的、直接的风格。他们一直做我的赞助商，从我十几岁起到现在，从未间断过。每逢大满贯赛事，他们还会派人来给我送服装，在场边看我比赛。我和耐克的工作人员成了很好的朋友，平时没事也会一起聚会、吃饭什么的。为了帮我恢复状态，他们甚至会扔下自己的工作来陪伴我。我必须感谢这些忠心耿耿的伙伴们，他们从不曾离弃我，我视他们为自己团队的外围。
从美国回来后，我与教练的交流也得到了改善，教练也认为我们是大孩子了，不会动辄劈头盖脸骂我们一顿。我也在慢慢成长，试着将自己的想法与教练沟通，我们开始慢慢地学会如何沟通。
很快，我开始了四处征战的日子。在此期间，我在深圳举行的ITF挑战赛上拿到了职业生涯的首个挑战赛单打冠军；在比利时韦斯滕德赢得职业生涯的第三个挑战赛冠军，这是我首次在国外参赛拿下最后的冠军，虽然只是ITF赛事，但还是让我觉得受到了鼓励；我和李婷的女双组合在一个WTA双打赛事中夺冠，这也是我首个WTA赛事冠军。
2000年8月下旬，我人生中第一次大满贯赛事的机会来到了——我获得了参加美网资格赛的机会。遗憾的是，由于欠缺经验，我在首轮第三盘就被淘汰了，连正赛都没能进去。作为稚嫩的新手，这个结果也是意料中的。本来这次美网，我也没对自己提出什么要求，权当是来练兵的，感受一下大满贯的气氛。在网球世界中，大满贯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是网球运动员心中的梦想，是网球爱好者的殿堂和媒体追逐的对象。这次真正走进大满贯虽然没有取得较好的成绩，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或许，就在那时，大满贯冠军的梦想像一粒小种子一样种在了我的心里。至于它后来能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那时候的我是想象不到的。
我在国内的比赛相对顺利很多，2001年北京第21届大运会上，我拿下了单打、女双、混双三冠。同年广东全运会，我同时拿到了女子单打和双打金牌。
就这样，到了2002年，我的世界排名大概跃升到了296位左右。2月份，我参加了在美国的米德兰德举办的75K挑战赛。这不算一个很大的比赛，但我当时状态不错，从资格赛起连赢八场，最终击败了七位排名高于自己的选手夺冠。这个成绩算是蛮不错的，我一直在进步。但就在这时候，我渐渐有些心灰意冷，不再恋战。
最主要也最直接的原因是健康。
2002年亚运会之前，由于长久的压力和心情抑郁，我的生理期忽然开始紊乱。医生说是内分泌失调。这个问题有个很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吃有激素的药，但我对这种药过敏，队医也束手无策了。身体是这么个状况，训练就上不了量，运动员加不了运动量，就没办法在赛场上拼。
那是在2002年5月和6月份的北京，我们正为2002年釜山亚运会备战，网球管理中心从外面请了一位医生来给我看病，就这位医生说了句真话，他说：“她的身体状况真的不理想。”当时的领导为了让我去打亚运会，表示“你只管给她打针就行了”。
这话听得我毛骨悚然，我才20岁，就算是热爱网球，也不能因为网球毁了自己一生的健康和幸福吧。我的第一反应是打电话向妈妈求助。我妈妈爱女心切，一听这个状况，马上说：“我们不打了，身体是一辈子的。”
许多年后我仍然记得妈妈话语里透出的坚定。那一瞬间，我忽然感觉千斤重担卸了下来，满心都是回家的冲动。
有人说没关系的人只会看你飞得高不高，爱你的人才会关心你飞得累不累。这句话在运动员出身的我看来，是特别真切的。
那时我已经有两三个月没有训练了，当时身体状况已经糟糕到上午训练，下午就出现症状，如果下午马上休息，那么休息到晚上可能就没事了。妈妈坚决不同意我继续训练。爸爸生病去世的阴影还没有完全散去，我又出了这样前途未卜的状况，她也是被吓怕了。我们不知道打针之后会有什么后遗症，总不能因为一场比赛毁掉一生啊！
当时也有很多媒体报道我退役的事情，很多记者将原因归为“不能和姜山打混双”。这样讲不公平。我身体出了状况，确实不能训练了是客观情况呀。
不过，关于“不能和姜山打混双”的说法倒也并非空穴来风。这件事情的确曾经给我造成了不小的心理压力：之前，我和姜山已经配了4年的混双，大家也基本认可了我们的组合，从来没让我们分开过。2001年全运会之前，有个全国网球总决赛，我和姜山照例结伴去打混双，之前我们没有听到任何对我俩配混双的反对意见，但当我们到了比赛现场准备抽签时，忽然发现我们的名字被拆开了。
我和另外一个男孩编到了一组，姜山和另外一个女孩编到了一起。这两名队员之前本来是一组。他们告诉我们，我们队领导临时把我们报名时的组合拆开重新搭配，这让他们也觉得很不舒服。
我们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忽然被换了搭档，姜山怒不可遏，我也很生气。另外两位队员一时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大家商量了很久，最后他们还是把名字改了回来，抽签也因此延误了一个半小时。
事后我们主动去找相关领导沟通：你们要作什么决定，能不能事先通知我们一声？
沟通的结果是相关领导表态：这次先这样吧，等到全运会肯定还让你俩配混双。我们绝对不会怎么怎么样。
但等到全运会开赛，我们又被分开了。
我们心里很不舒服，同样的事情已经出现过一次了，而且还拍着胸脯保证怎样怎样，最后又故技重演。
我们也是人，不是棋盘上的棋子。我和姜山搭档是因为我们球路比较配，而且已经一起磨合了四年。我们对于彼此的技术路线有深入的认识，对彼此的优缺点也都有深刻和全面的认识。
当时有报道说：“省队考虑到强强联合把握更大，因此决定拆散李娜和姜山的组合。不过李娜心里却有小算盘，她希望能与男友一起站到冠军领奖台上，以此作为两人感情的纪念。”这真是莫名其妙的说法，我和姜山搭档好几年了，早就一起上过冠军领奖台了。再说，我们的感情也不需要以这样的方式纪念。
我们觉得难以接受的是队里极其强势地拆散我们的组合，又不能给出任何理由。为了说服我们接受这样的分组结果，他们许诺说如果我们两对都进决赛，亚军也享受全运会冠军待遇。
我想他们弄错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我们要的不是待遇，而是尊重。
当时我们俩什么都没说就回去了，心却更凉了。
那届全运会姜山他们组合得了冠军。我和另一位选手的组合得了季军。但是，我们都没有感到一丝快乐。
从那时起，我的身体开始出现了异常。这或许跟我低落的情绪有关系。因为我在有的文章上看到说人思想上的压力和问题，会真实地投射到你的身体上，最终会引起身体的疾病。
听到妈妈说“身体是一辈子的”，我一下子就放松下来，失眠、焦虑都忽然离我而去，多日的阴霾一下子散开，当天晚上我的睡眠就正常了。
当时我们住的是双人间，我和另一个女孩同住。第二天别的队友都去训练了，我就打电话订了从北京回武汉的机票。下午，我拿到了订票公司送来的机票。第三天，我带着早已整理好的行李出了门，打车直奔机场。
走的时候，我写了一张《退役申请》放在宿舍的桌子上，为了表明自己退役的决心，我连球拍都没带走，把拍子端端正正放在写字台上，压着那张《退役申请》。担心被人撞见看出蹊跷，我的行李简单极了，就在随身携带的包包里面放了几件简单的换洗衣物和生活必需品就匆匆离开了。
一回家，我就关掉了手机，不接任何电话。
自由的味道可真好啊！
那时姜山已经回到了武汉。2001年全运会结束后，隔了一个月国家队集训，他去国家队跟领导谈话，国家队领导同意他退役，他就回来了。他退役比我还要早半年。
姜山之前的经历比我还要糟糕很多，反反复复被折腾了很多次，强行拆散我们的组合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之前他受到的伤害更大。
2002年9月，我们一起走进了大学的校门。我们本来准备读武汉大学的，可这时湖北省队换了新的领导，原来将我们强行拆开的那个领导调到别的地方了，湖北队的新领导帮我们联系了华中科技大学。当时我们还算湖北队的人，不管我们去哪儿、什么时候走，都要给湖北队一个交代，于是，我们进了华中科技大学。
那时的我，并不知道自己告别网球之后还能回来。就像现在我也不能判断，两年退役生活对自己到底是好是坏。我在《史蒂夫·乔布斯传》里看到一句话：“你不可能从现在这个点上看到将来；只有回头看时，才会发现它们之间的关系。所以你必须相信，那些点点滴滴，会在你未来的生命里，以某种方式串联起来。”
这话正合我的心境。我想，也许要到我七老八十，完全退出这一行的时候，才能对年轻时的选择作个准确的评价。但在那个时候，我不太会考虑自己退役会带来什么影响，我只想追求充实而自由的生活，我想要遵从自己的意志生活。
我在退役的日子里看了很多电影，在一部国产影片里，我看到当时还没有大红大紫的周迅，她扮演一个盲女，家人都被杀之后，她对刺客说：“你杀了我。你不杀我，我就要一辈子跪下来乞食，日子不尊严。”这句台词像一颗高速飞行的网球一样击中了我。那时我有种找到了知己的感觉。
没有尊严的日子宁肯不要。原来不止我一个人这样想。
在我还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小姑娘的时候，我就走上了网球这条道路。网球在我生命中占据了无与伦比的位置。网球带给我太大的起伏、太多的悲喜，我对它的感情充满了矛盾。现在，终于有一个改变的机会摆在我面前，我毫不犹豫地抓紧了它，我需要改变，我想要换一种生活方式，平平静静地像一个普通人一样过日子。
之前一直在体育圈子里，忽然进入大学，有一种改头换面的欣喜。好像人生可以有一个新起点，对这个新起点，我既感到敬畏，又充满快乐。
09 我的大学
老师们上课一般会用投影仪或者电脑放PPT给大家看，我们在下面奋笔疾书抄笔记往往跟不上来，我就跟将姜山说好，我写一，你写二，以此类推，这样两个人正好能凑出一份完整的笔记。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就知道自己正行走在一条少有人走的小路上。大多数同龄人会通过常见的高等教育完成对自己的提高，最终，靠知识或者文凭找到一份工作，而我未来的路则注定是另外一番风景。
不停地训练，打比赛，出成绩，退役，下队当教练或者干点其他和运动相关的工作，这是运动员的生活轨迹。如果没有意外，我也很有可能会走这条路。但是现在，意外出了。我的生活在这儿转了一个大弯。我不知道这是好是坏。我只知道：我不能让自己的时光白白浪费，我要认真地学点东西，我要学以致用，做一个能够实现自我价值的人。
现在似乎就是学习的最佳时间了——我没有了比赛的压力，经济上也不紧张，年龄也还行，我忽然感到一阵即将面对新生活的欣喜和紧张，一种迟到的庄重感。
多年来，可能社会上有些人对运动员普遍抱有点偏见，似乎认为运动员就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代名词。即使运动员中有姚明、邓亚萍、李宁这样公认的勤奋好学、头脑机敏的人物，大家还是习惯性地把我们看成一群知识匮乏的人——对于这一点，我已经习惯。有许多同学一听到我们是运动员，就会条件反射地说：啊，那你们没有机会读书吧？
我觉得这个说法比较片面。教育有许多种，文化课只是其中之一，曾做过职业运动员，特别是能够取得一定成绩的选手，他们对自己的要求一般都是非常严格的，没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和高度自律、自爱的性格，你很难在体育领域有所成就，而且许多比赛并不是单纯地靠角力取胜，我们必须保持头脑灵活、思路清晰才能在众多选手中脱颖而出。依我看来，许多曾经在体育方面有所建树的运动员都是很出色的人才，他们在从事其他领域的工作时，这些优秀的品质也会帮助他们获得成功。
此外，运动队里也不是未曾开化的原始森林，我们在学习文化课的同时还要学习为人处世，学习处理与媒体、领导的关系（虽然这一课我显然学得不怎么样，但不能否认这是人生重要的一课）。在有些奖金较为丰厚、大众关注较多的项目上，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灰色地带，运动员们对这些看得比较多，也比较豁达，我们比同龄人更早地体会到了“不公平”三个字的重量，也更了解应当如何看待这些现象。老实说，刚进入高校时，我经常会被与我同龄的同学的天真和理想主义给雷到——他们竟然如此单纯！
总之，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每个人的经历都是自己宝贵的财富。我把别人的议论放在一边，此刻，我唯一关心的是怎样让我的大学光阴不虚度。
确切地说，我的当务之急是：为自己选一个新专业。
理工科的专业需要扎实的基础知识，我们现在投身进去，恐怕已经来不及了，大家都选择了相对容易融入的文科专业。
我和姜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新闻专业。我们运动员出身的知道运动员们不为人知的苦衷和理想。我希望自己将来可以成为一名体育记者，能够多站在运动员的角度为他们说话。我想当一名真正有职业操守的体育记者，我不会为了获取头版头条就刻意诱导或是曲解运动员，永远不会。
体育班有单独的一栋楼，住的全是我们这样的体育生，大家都是有一技之长的退役运动员。体育班一共有30多个学生，我们新闻专业除了我和姜山，还有其他项目的运动员，比如田径和篮球运动员。在这里大家过得相对比较轻松，享受大学校园生活，远离了运动员每天面对成功与失败的压力。
这是我最安逸、没有压力、远离竞技体育的日子。在学校的日子无忧无虑，平时会去学跆拳道、交谊舞等等来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大学让我学会了换位思维，以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我喜欢坐在教室里听同学们发表不一致的意见，喜欢听他们为了一个问题而争吵得面红耳赤，喜欢走在学校里感受平静的一切，这跟我之前的生活截然不同，大学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
华中科技大学的校园特别大，从我们的宿舍到东边的教学楼，要骑15分钟自行车，到西边的教学楼，至少要25分钟。第一天上课我们就在校园里迷路了，加上下雨，我们差点没找到教室，8点钟上课，我们8点过5分才走进教室，在我们后面，又陆陆续续来了一大串学生，老师很不高兴，还让我们写检讨来着。所以我们从此以后一直很注意，再没有迟到过。
校园的生活与我以往的生活完全不一样，同学们非常和睦，200人的大课，只要有一个人有考试的复习资料，就会复印给大家一起用，感觉一个班就像一个大家庭。
我是第一次体会到这样简单纯净的生活，这与体育圈子的气氛有点不同。在球队的时候，你必须一个人面对很多东西。周围的朋友经常以竞争者的身份出现，那种压力不是学校能够比拟的——你要跟每个人竞争，而且一刻不能松懈。那种氛围我从11岁就开始体验，中间从不曾喘息过。
这种氛围当然会带来许多负面影响。我们的体育文化在相当程度上是建立在“竞争”的基础上的，所有成绩都靠竞争推动，能享受运动、从体育中得到快乐的人少而又少。我们习惯了树立一个假想敌，然后打倒他的前进过程。为了干掉心中的假想敌，我们付出了如此巨大的努力，以至于没人关心你是否会从这项活动中得到快乐。当我在打球的时候，内心深处的压力始终在不停地累积着，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当累积到一定程度，它会自己找个机会爆发出来。之后，我的心情会稍微好一些。然后继续累积、累积、累积……最终累积成一个定时炸弹。当你带着一个定时炸弹过日子的时候，你怎么会开心？怎么会觉得轻松和快乐？这背离了体育运动的初衷。
有的时候，我真庆幸自己作了上大学这个选择，它让我看到了之前不曾看到的东西。我的生命因此而更加丰富。
体育班的学生有两种，一种是体育特长生，他们和普通学生一样，一直按部就班地读小学、初中、高中……我没读过高中，不过我猜想高中给学生的压力也一定很大吧，因为很多读过高中的体育生都抱怨自己在学校待得够久了，我想他们对学校是真的有些厌烦了。
我和姜山属于另一种，下队的专业运动员。我们很小就进入体校，开始了专业化的训练，文化课的课程相对少很多。我们没有机会进行系统的学习，因而求知欲很旺盛，对学习还保留着一种近乎虔诚的态度。我俩就像遇到水就吸收的海绵一样，尽可能多地吸收着那些我们在球场上学不到的东西。
老师们上课一般会用投影仪或者电脑放PPT给大家看，我们在下面奋笔疾书抄笔记往往跟不上，我就跟姜山说好，我写一，你写二，以此类推，这样两个人正好能凑出一份完整的笔记。
我们从不迟到早退，对课上的讨论也很认真。有一次考试，体育班单独抽出来考，我们到得很早，老师也提前到了，看到我们坐在那里看笔记，大吃一惊：“你俩是体育班的？我一直以为你们是普通班的。”
我听到老师这样说，心里蛮开心。生平第一次，不再有人因为我的名字前面有“网球女单冠军”这些前缀而看重我，我觉得自己慢慢在向实现自我价值的新目标靠拢了。
在学校里，我从不主动提起网球，周围的人也不知道我是网球运动员。大学前两年我们要上很多基础课，这些课程基本都开在可以容纳两百多人的阶梯教室里，体育班和普通班的学生坐在一起，不问的话，谁也不知道谁是哪个专业的。我旁边的一个女同学经常和我交换笔记，一来二去，大家混得很熟，大二体育课开设了网球选修课，这个女同学立刻去报了名，还怂恿我说：“你也报网球吧！”
我说：“我不选，我不会打网球。”
后来我们有个同学毕业后进了北京电视台，真当上了体育记者，她采访郑洁、晏紫的时候说：“啊，我们只知道李娜是打网球的，没想到她打得这么好，而且只用四年时间就可以打出这么高的水平。”——她还以为我是读大学以后才开始学网球的。
我喜欢这样，我希望能平平淡淡度过四年大学生活，然后和其他人一样找份朝九晚五的工作，然后结婚、生孩子，过一个普通女人该有的生活。
在大学待的两年，我接触了许多以前没时间或者没心情接触的东西。我们不用去上体育课，学校直接把体育课的五个学分给我们了。姜山知道我想接触新世界，他带我去打羽毛球，学跆拳道，还去跳舞，玩得特别开心。跆拳道老师喜欢网球，他是学校里为数不多地了解我们背景的人，没事儿就拿姜山寻开心。我们晚上吃过饭去找他练习，压韧带，老师一个劲儿逗姜山：“开大点儿开大点儿，劈叉！快！”
姜山面红耳赤地挂着一头汗：“不行了！我不行了！”
老师仍不放弃：“坚持！坚持！”
几个年轻人玩得很开心，那时我每天都很快活，即使是夏天特别热的时候也去跆拳道馆练习，我本来还准备考带的，但后来赶上“非典”，才没有去考。
适应了学校的节奏后，我发现学习其实也没那么难，比起在队上训练的日子，大学里的空闲时间多多了。我们每天白天四处赶课，晚上有时间的时候，我就拖着姜山在学校周围逛一逛。
在大学里，我喜欢晚上去夜市逛逛小店，买点水果、鸭脖子什么的，心里就觉得很满足。姜山在市场旁边的小店里找到一家租碟的小店，每次去他都会淘些碟回来，晚上我俩就一起回去看碟。当时我喜欢看美剧。《CSI拉斯韦加斯》，我特别喜欢，反反复复看了又看。姜山喜欢看《古惑仔》那种类型的片子。那段时间我们看了很多电影和剧集。
这辈子都没这么清闲过！再也不用大清早起来跑操，也不用拼死拼活地练球，唯一的小郁闷是当时我在箍牙，每两周都得坐公交车去医院一趟。箍牙的过程挺痛苦的，牙齿稍微一用力就会疼，我箍牙的时候一点儿固体食物都不敢吃，每天苦着脸喝粥、吃米粉，幸好身边有姜山照顾我。
有一次我不小心打了个喷嚏，正好上下牙咬上了，疼得我眼泪汪汪。又恰好赶上饭点儿，可我疼得什么都吃不了。姜山只好去食堂买了碗米粉让我一个人慢慢吃。华科大很大，有大大小小20多个食堂，每天换着花样吃好吃的也不少。可惜我戴着牙套，有好东西也吃不了。
华科门口有个毛主席雕像，毛主席举着手，老人说这座雕像的名字叫“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姜山却说这姿势很像“毛主席帮我们打车”。为了逗我开心，每次从那儿走他都喊我看“毛主席帮我们打车”。别说，还真像。
在学校的时候，知道我们是专业运动员的人不多，但我们时不时还得代表学校出去打一些大学生比赛。虽然不会像在队里的时候那样拼命，但我们多少还是会去球场上练习一下，免得出去打大学生赛时水平太差，丢了华科大的人。这时的练习并没有时间和数量上的要求，高兴就多打一会儿，不高兴就早点回家，只是活动活动，没有很强的目的性。偶尔打一打，感觉还是不错的。
念大一的时候，我们代表学校参加过全国大学生比赛。学校鼓励我们，拿了冠军可以奖励三个学分。后来我复出，离开了华科大，姜山还替学校打过。2003年7月放暑假的时候，我俩为了打大学生赛还回湖北队训练过一段时间。
重新回到训练场，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我们的重心是在学业上，现在的训练有了那么一点点享受的感觉，但是几周训练下来，我脚上打了水泡，长期间脱离专业训练，再回到训练场上，心情是享受了，脚就受了点小罪。
大学生赛的总决赛在青岛，我在打这场比赛的时候遇到了很多仍在网球圈的好朋友。以前大家既是朋友也是竞争对手，场下一起吃饭，场上见面还要拼命，多少有点怪怪的。这次心态很放松，真正是以赛会友。
比赛结束后，我继续回大学读书，享受我优哉游哉的读书时光。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我虽然下队，但和队里的年轻队员们还是保持着很好的私人关系。原来的队友开始频繁地来找我。日子长了，渐渐有人传话说“队里想要你回去”。
10 谈判
就这样鸡同鸭讲，僵持了好久，直到孙主任来找我，这件事情才有了转机。孙主任，就是孙晋芳，原来老女排的队长，曾经体坛的风云人物，新上任的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
全运会每四年举办一次，2005年的全运会在江苏举行。于是，2003年底、2004年初那段时间我们队的小孩们就老往我们学校跑，一个劲儿地劝我复出参加全运会。
我没好气地问她们：“你们没病吧？”
小孩吐了吐舌头跑了，下次换个来，还是这些话。
我离队的时候，和我们队的某些人闹了一些不愉快。队里的小队员偷偷告诉我，当时的教练放话说：“走就走吧！两年之内，我再培养出来更多优秀的球员！”好吧，既然你们这么厉害，就去培养好了。当时我想，自己已经离开这个圈子了，也没必要再过多地纠结这些事了。
我们队的人频频来找我，都不见效。最后，教练来过，领导也来过。他们的意思只有一个，就是希望我能归队，回去打全运会。
体育界有许多内情，是大家心照不宣的。运动员与教练、领队之间的纠葛，也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2001年全运会之前，我们队基本上是教练说了算，运动员基本上没什么话语权。某些领导认为能出成绩80%以上靠的是教练，而看不到这其中也有运动员的个人努力，所以一直对队员采取高压政策，把教练抬得很高。在我进入职业球员生涯后发现，在西方，教练和运动员更多的是服务的关系，而不是单纯的主导地位，所以在西方，运动员的个人努力会更体现价值。
2001年全运会一共有八个人参赛，四男四女。等打完全运会后，只有一男一女还在队里面，其他人都下队了。因为我们都被伤透了心。如果不是这样，没有运动员愿意在花样年华放下自己苦练的专业早早退役。我们拼着一身伤病，是为了堂堂正正去为集体争这份荣誉。但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没法再忍了。和教练实在是相处不来，领导又只听一面之词。俗话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可是领导怎么就这么不在乎运动员的感受呢？
我说，你们当时一味抬高教练，不为运动员着想，现在为什么还要回来找运动员呢？你们这种做法太不合适了。为什么我们会下队，你们想过这个原因没有？
之前有了那么多不愉快的事情，我好不容易痛下决心离开那个是非圈、伤心地，又岂能因为他们的几番说辞就回去。
就这样鸡同鸭讲，僵持了好久，直到孙主任来找我，这件事情才有了转机。
孙主任，就是孙晋芳，原来老女排的队长，曾经体坛的风云人物，新上任的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孙主任在上任网管中心主任之前大约已经暗地里把状况摸清楚了，她问湖北队的教练：“我听说有一个叫李娜的，现在怎么不见了？”
我们队的人说：“她在读书。”
孙主任说，那就“见一次，谈一次吧” 。
我们就真的见了一次。
那次见面是在武汉，省队的办公室里。房间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对孙晋芳主任来说，这次会见多少有点微服私访的感觉。当时她刚从体彩部门调到网球管理中心。我很小就听过她的故事——女排队长、中国女排五连冠的功臣，那时全国都在宣扬“女排精神”，郎平、孙晋芳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
见到她的时候反而觉得没有什么距离感，她很瘦，非常高，目测有一米七八左右，没有官架子，说话做事风风火火，很可亲。
任你千条计，我有老主意。当时我就想：领导来就领导来，反正跟我没关系，我就读我的书。
但是与孙主任的一番谈话，和我之前想象得非常不同。她先问我最近在干吗，我说在学校读书。她又问我以后想干吗，就这么聊了一会儿家常。聊着聊着，她单刀直入地切入了主题：“我听很多人说，原来有个叫李娜的，突然间退役了，所以想来看看。很多人都说你有天分，打球是你实现自己的手段，你为什么不为自己打呢？”
我有点吃惊，以前也没少和领导谈话，印象中，领导一般会打打官腔，很少有人会站在运动员的立场，设身处地为我们着想。这是第一次有领导这么跟我谈话，也是第一次有人开诚布公地告诉我，打球是可以为“自己打”的。她说：“如果你要回来，我可以给你机会。”
现在想起来，当年孙主任看似目的性不是很强的谈话，却把我和网球一度中断的联系重新建立起来，而且更加坚定了我前进的方向。
孙主任的话虽然对我有所触动，但还是没有完全动摇我上大学深造的决心。我有些犹豫，并没有立刻做出回应，还是回到学校继续学习。这次见面像是一段小插曲，慢慢地被淡忘了。但我们队里的老队友登门的次数更加频繁了，以前一个星期去两次，之后变成一个星期去三次，到后来就天天都去。
队友说：“我们真的需要你。”
从我这边，觉得自己的生活被影响了。本来很安逸悠闲的生活，突然一帮人每天围着你不停游说。
但另一方面，我也感觉到了新领导的诚意。我是个心直口快的急性子女生，很容易被人打动。别人欺负我，我不会忍着，但人家帮助我，我也会记着。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我从小打网球，进队以后基本都是湖北省培养的，就算为了回报这个恩情吧，我决定再帮湖北队打一次全运会。
在这期间，我也有过种种顾虑，反复掂量了好几个月——复出对我是一件大事。退役的时候，我在全国排名第一，再出去打，打得好没关系，一旦打得不好，别人会怎么评论我？
而且，我不想中断自己的学业，我也不想混张文凭了事，如果回去打球，我的学业怎么办？
左思右想，主意难定。我去找姜山商量，他说：“我不会去阻止你或者怎么样，你自己要想好，不管什么样的决定我都支持你。”
我跟我妈说：“妈，你说我回去打球怎么样？”
我妈吓了一跳：“啊？真的假的，别开玩笑了。”因为妈妈知道当时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退役的。为了治疗我的内分泌失调，妈妈到处找中医给我看病，最后我喝了快两年的中药，才把身体调理过来。
我说：“真的。”
妈妈沉默了一下，说：“那我什么都不要求你，要累了呢就再回来。”
孙主任是2003年找我谈的话，我是2004年1月份回到省队的。因为4月份要参加比赛，过完年后，我就归队进行训练。
对我来说，选择退役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因为要离开我熟悉的圈子，离开我倾注了太多感情的网球，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复出是一个更加艰难的决定，因为我要面临未知的未来和走回头路的双重压力。
在复出这条路上，孙主任发挥的作用很关键。我觉得她的谈话很贴心。可能因为她是新来的领导，和我素未谋面，也没有任何的恩怨情仇。也可能是因为她是运动员出身，而且是最优秀的运动员，所以她比较了解运动员是什么样的想法。她给我留下的感觉是一个敢想敢干、不太在意别人怎么说的人，她真心实意地想要为网球做点事情。
我在心里一直偷偷地感激她，但每次遇见她，都不好意思把这份感激说出口。我和她的交流机会也不多，在国家队时如果出了什么事情，我是不能直接向她汇报的。包括现在我“单飞”了，一有什么事，也都是先与国家队领队联系，领队再跟她汇报，否则就变成了越级汇报，说起来影响挺不好的。
我归队以后，就很少有机会和孙主任面对面交流了。最多是这两年回北京去中心办事时看她在不在，在的话就打招呼，问问她近况如何。孙主任知道我膝盖不好，她的膝盖也不好，就会问一些关于膝盖的问题。后来在武汉的时候，我们还聊过一次，谈了谈我的想法。我在法网领奖回来后，中央电视台办了一个庆功宴“李娜之夜”，孙主任去了，但也没有细聊，因为其间不断有媒体采访。
11 复出
我忍不住跟姜山说了些“这人怎么排名这么高”，“看起来蛮厉害呀”之类的话。姜山什么也没说，坐在一边看人家训练，看完之后回来，很笃定地告诉我“（她）跟你不是一个档次的”。
2004年之前，我觉得自己一直没有什么目标，盲目地随波逐流着，除了和姜山在一起这件事是我自己做主，其他的时候都是在顺应别人对我的期待。尤其是1999年到2002年第一次进国家队这段时间，我的状态很不好，因为我对自由的期待很高，但国家队的规矩非常多，大家都对教练俯首帖耳、唯命是从。谁也没有反抗的举动，甚至连这样的想法都不敢有。当然，这并不是个人的原因，这应该是文化和体制的问题。
在大学的两年，我把自己的思想理顺了。我对网球的认识和过去相比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带着新的想法打球，感觉也是非常不同。
人真应该多读点书的，我读书不算多，但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感慨。
刚复出打比赛的时候，人家顶多会说一句“这是李娜”，然后就闭嘴收声了。别的人听到，也只是说一句：“哦，她复出了啊。”其实你没那么重要。退役或者复出，对你自己而言都是特别重大的决定，但对外界而言，都是无足轻重的小事。这让我感觉很轻松，我对自己说，不要有太多压力，你没那么多观众，尽力就好。
复出后的首场赛事，是一个25000的ITF（国际网联），是个小比赛。
时隔两年后回到这个圈子里，看什么都熟悉，又觉得什么都陌生。那时我们打ITF比赛的场地在玉蜓桥，四五块球场挨在一起，出了球场后有两间玻璃室可以用来休息、看比赛，楼上也可以看。那个场地没有更衣室，活动之后要拿着衣服去卫生间换，然后等待比赛开始。
相比而言，WTA比赛场地条件要好一点。休息室一般都很大，至少能容纳100人。更衣室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号码柜。大会组委会有治疗师，你可以请他们帮你做理疗。女球员的治疗师一般都是男性，很多人的治疗师是自己指定的，熟悉的治疗师会比较了解你的身体状况，做治疗时会帮你留意。
更衣室一般只有运动员才可以进。这个圈子里的运动员大家大多都认识，如果第二天会是场上的对手，关系好的朋友头一天会在更衣室打个招呼：“明天一起打比赛。”有时候打比赛前你可能完全不了解你的对手——像现在新人出来的很多，这些新人我完全不了解，比赛前几天我就会去网上查资料，记下对手的特点。赛前你也可以在更衣室观察一下自己的对手，很多优秀的球员都非常有性格。比如莎拉波娃的气场就非常强悍，那种先声夺人的傲慢气势有时真的可以把对手镇住，等到后来对她比较熟悉了，才发现她的傲慢并不针对任何人，她就是这样的脾气。
刚复出的我没有积分，要从资格赛开始打。姜山一直陪着我，我们俩第一天去训练的时候，我在更衣室看到了赛会1号种子，当时那个女孩子的世界排名是180。我记得那个女孩子好像是葡萄牙人，比我年轻一点。我忍不住跟姜山说了些“这人怎么排名这么高”，“看起来蛮厉害呀”之类的话。姜山什么也没说，坐在一边看人家训练，看完之后回来，很笃定地告诉我“（她）跟你不是一个档次的”。
我说：“怎么可能？”
那个时候退役了两年再回来，对新形势缺乏了解，180在我心里已经是很高的排名了。我很容易不自信，特别是刚复出的那个时候，看到很多年轻的新人，湖北队也有和我熟悉的小队员跟我说，那个谁谁谁打得怎么好怎么好。我脱离了这个圈子两年，对目前国内总体水平不是很了解，也不确定自己现在大概处于一个什么位置，心里也觉得没谱。不过那时我对自己的心态倒是很宽容，心想尽力而为就好，能打成什么样子就打成什么样子好了。
正赛之前的预赛我一共打了三场，三场都异乎寻常地顺利。就在这个时候，又有状况发生了。
我是个不善于给自己解压的人，前三场预赛很顺利，是因为这时对自己没什么要求，心里没底，也没有很强的获胜的欲望，只当是在训练场上练兵。等到打入正赛时，忽然一下子意识到自己很想赢，而且必须赢。这就像猴子去摘桃子，开始只是摘一个吃着玩，后来就觉得这棵树都是我的。这股心气堵在胸口，给自己造成了很大的心理暗示。预赛最后一场我背上受了一点小伤，对我们职业运动员来说，这点小伤本来不算什么，可是当时急火攻心，这一口气堵在胸间，就像岔气似的，整个背部都疼得很厉害，眼看正选比赛就要开始了，我只觉得背上像有重锤在猛敲，疼得晚上连觉都睡不着。
气血不顺，又带起了内分泌失调的旧病，我只好赶紧去找北京队的大夫。
女孩子都知道内分泌不顺的感觉是什么样的，那种酸胀沉闷，再加上背上的痛感，让我对自己的竞技状态充满忧虑。正选第一轮当天，我一直觉得恶心，害得大夫跟着我忙前忙后。我们到场地上以后，裁判长一直不停地往我这边看，他以为我肯定要弃权了，连弃权的单子都替我填好了。
我告诉他，我不弃权，还能打。
结果那一场打得还不错。
心病还需心药医，可能是随着比赛的顺利进展，心结渐渐打开了，思想包袱也放下来了。这次发病算是急性的，来得快去得也快，等到我进入前四的时候，背上的痛几乎已经感觉不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