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山一直陪着我打进前四，然后他请的假就用完了，必须回武汉上课。这时我对自己和对手的情况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心态又回到了预选赛时的放松状态。进前四之后，我遇到了来自葡萄牙的1号种子，就是姜山断言和我“不是一个档次”的那个女孩子。
那场比赛我赢得比较轻松。打完之后我给姜山打电话：“我赢了，直落两盘，6∶4、6∶0。”
他很平静地说：“哦，6∶4、6∶0赢了，行，知道了。”
姜山的话，我不是都信。我们之间会经常开玩笑，要看他说话的场合我才能分清他是认真的还是开玩笑。之前我一直觉得他说1号种子跟我“不是一个档次”的话是安慰我的，不能当真。直到打完决赛，我才相信他说的是实话。
复出首战告捷对我恢复心态很有帮助，接下来还有一连串四个比赛。这四站比赛是紧挨着的，第一个比赛在北京，第二个在通辽，第三个在乌兰浩特，第四个又回到北京。我在参加第一个在北京的比赛时，连三场预赛在内，一共打了八场球。按照比赛惯例，当时还没有世界排名的我在后三个比赛中还应该继续从预赛开始打。可是，因为我第一个比赛就拿了冠军，根据ITF的规定，我得到了一张通行证，后面一个比赛也可以直接从正选开始打了。第二场在通辽的比赛，又拿了个冠军。
这其间还有不少有趣的小插曲。前两场比赛都是硬地，第三场比赛，主办方在发给参赛选手的传真上说是红土地，但大家去了一看，发现就是灰色的沙地。这让许多外国运动员非常生气，觉得自己受了欺骗，他们的领队就去找裁判长开会要求换场地，不换的话就退出比赛。他们还找到了我，劝我一起罢赛。在他们看来，你李娜在前两个比赛都拿到了冠军，又是中国本土选手，你应该很有发言权啊。其实我此刻的位置比谁都尴尬。我不是个能言善辩的人，什么话到了我这里，有理也像没理似的，我们国家的传统又是“不要给上面找麻烦”。我非常难堪，只好告诉人家我得训练，这件事最好还是你们出面解决。
除了用灰色沙地代替的“红土地”让外国球员感到失望，落后的酒店设施也让他们头痛不已。当地的酒店不能刷信用卡，喝杯咖啡都得付现金，服务员们盯着球员追账，这让出行习惯使用信用卡的外国球员觉得非常不可理喻。再加上乌兰浩特的风很大，室外的沙地球场动辄漫天黄沙，训练和比赛都很难进行。我们问酒店的服务员，你们这里一年刮几次风，服务员回答很妙：“一年刮两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 意思是说这里刮一次风怕是得半年才能停，两次风刮完，正好这一年也就过完了。大家听了都大笑。
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许多选手要么退赛，要么勉为其难地参赛而不尽力，主办方也看出这么下去选手都得跑光，只得重新找了一个室内的硬地赛场作为比赛场地。
让我很感动的是在第三场比赛开始前，我的教练对我说：“李娜，你最近连打了两个比赛，太辛苦了，第四个比赛比前面三场规模都大，你在这站调整一下吧。”
所谓的调整就是去草原上玩一天。我们一行人包括领队、教练、队医，还有两个湖北队的年轻队员，都骑马去了乌兰浩特附近的一个草原。 我不会骑马，在马背上颠了一天，觉得自己快要被颠死了。但草原上的风光确实很美，虽然颠了一点儿，还真有放松的感觉。
这个草原距离我们的驻地大约有一个小时的“马程”。当地人非常热情，我们在蒙古包里欣赏了传统的蒙古族舞蹈，又出来骑马、射箭，玩得非常畅快。晚上人家招待我们吃烤全羊，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整只的羊被全须全尾地端上来，连羊头都直挺挺戳在那里，我被吓了一跳。主人热情似火，一个劲儿招呼我们多吃，又端出马奶酒招待我们。马奶酒有点腥味，我不太喝得惯，但我觉得这是别人的好意，我们最起码得尝试一下。
过了一会儿，蒙古包里进来好多当地人，带着大家唱歌跳舞，还有人给我讲蒙古族的历史，歌颂他们英勇的祖先成吉思汗。等到从草原回到酒店时，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我那天很开心，很兴奋，唱得也很多。我还记得走出蒙古包时，看到天地之间一片空旷，一望无际的草原望不到边，满天明亮的星星低低地垂在天幕上，仿佛伸手就可以触及。那时我忽然清醒了一瞬，心想，几场比赛的胜负又算得了什么呢，它们绝不会成为我前行道路上的障碍。
就这样，我很放松地打完了后两场比赛。四站比赛下来，我拿了四个冠军。媒体称“李娜强势复出”，其实这么说有点夸张了。一连串拿到四站冠军并不难，因为有不少选手退赛。有些虽然没退赛，为了保护自己不受伤，比赛时也没有倾尽全力。
但这四个冠军让我建立起了对自己的信心，这是最重要的。
这四站比赛打完不到一个月，我就有世界排名了，大概是在182名上下浮动。现在我又开始犹豫了，是继续读书，还是回到以前曾经熟悉的球场。因为之前复出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帮湖北省队打全运会，可是到现在为止，我的比赛成绩非常不错，一方面我还是渴望完成四年大学学业，让我曾经浮躁的心可以平静下来，去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另一方面又感觉职业的前景非常可观，应该能打出来。
12 四处征战
大满贯冠军之前在我的心目中是何等的神圣和遥不可及。现在看来一切都没想象中那么远，只要努力伸手，我是可以摘到胜利果实的。
2004年8月，因为正好是学校暑假，我有机会去美国打比赛。我是一个人走的，没有教练随行。
这次比赛在布朗克斯，是一个50000级别的比赛。这个比赛本身倒不是特别重要，但它恰好在美国公开赛预选赛之前，是个很好的练兵机会。
以往出国多半是和队友一起去，浩浩荡荡十几个人结伴而行。即使是独自出国比赛，往往也会跟一个教练。这次出国是我一个人，一路磕磕绊绊，惹出不少麻烦。先是到了酒店以后找不到我预订房间的记录。打电话回国，队里负责订房的人说确实订下了，但在酒店查不到记录。酒店工作人员表示可以用信用卡预付，而我又没有信用卡。像我们这种公费出国打比赛的，大家一般都只带现金。那天很晚很晚的时候，我还在一个人拖着大大的行李箱，在异国他乡的街头找酒店，差点就弄到露宿街头的地步。幸运的是，当天正好有个天津的女孩也来打这个比赛，我就去她的房间借宿了一晚。
后来我自己去找组委会交涉，组委会和酒店联系，重新给我开了一个房间。我就这样开始了复出后的第一次出国比赛。
这次比赛一样要从预赛打起。不过有前面四个冠军垫底儿，我的信心很足，心态也比较放松，这次比赛就打得比较顺手，最后进了前四。
同样是在这个比赛里，我们的双打项目成绩也很好，我和天津队友搭档，打到了冠军。我还得到了个小礼物，心里美滋滋的。打完这场比赛，我就收拾行装准备去打下一站美国公开赛的预选赛。然而这一次参赛，又出现了个大乌龙——队里居然没给我报上名！
准确地说，是报名之后还有个网上确认的程序，他们没有做。报名这种事，全世界所有职业运动员都是自己做的，但是我们一直是由队里的相关工作人员做。我中间退役有两年没有接触这些事情。复出后第一次出国比赛，条件反射地以为队里已经把所有的准备工作做好了，没想到队里的人也忘了这码事，结果最后只好稀里糊涂地，这场比赛就这样不了了之了。这是我复出之后第一次有机会接触大满贯，却因为报名没有确认，只能独自背着包去机场打道回府。那时候心里想着，好不容易有这样一次接触大满贯的机会还错过了，不知道要多久才能等到下一次机会，也许根本就没有下一次机会了呢。心里多少有点遗憾和委屈。
回国后，我就开始为中国公开赛作准备。
2004年9月下旬，以资格赛球员的身份连胜三场后，我拿到了进入首届中国网球公开赛正赛的通行证。在正赛里我遭遇的第一位对手，就是当时世界排名49位的澳洲老将普特拉。
之前我从来没有跟世界排名前五十的人打过，心里多少有些压力，一直在想这个人是不是水平特别高。普特拉年龄偏大，当时已经32岁了。那时我还很年轻，只有22岁。我和队友开玩笑说：拼体力吧，别的也拼不过人家。
这场比赛的结果，我印象中我是以6∶3、6∶4的比分赢了。
这是我职业生涯中首次击败TOP50的球员。赢球之后，我上前跟普特拉、裁判握手，心里还是迷迷糊糊的，就这么简单？这样就赢了世界前50的人？退役前我拼死拼活都没赢过，怎么休息两年，回来这么一打，就轻轻松松赢了？
真像个梦一样。
接下来的新闻发布会上，很多记者问我问题，我的心还在“梦”里面。姜山提醒我，第二轮的对手是库兹涅佐娃，这位来自俄罗斯，有“圣彼得堡发电站”之称的新科美网冠军当时风头正劲。我在乌兹别克斯坦打球的时候曾在电视里看过录播的她的比赛，那是她在美网打决赛的录像。
这是我第一次对阵大满贯冠军，心情很有点激动，觉得离高手很近。我在训练时还和姜山说：“原来只能在电视上看这人，明天就可以真正交手了。”
第二天去打比赛。赛前开始活动，练习发球的时候，我还跟姜山开玩笑：“对手太强了，待会儿她发球我会不会接不住啊？”等到真正上场后，我发现，嗯……我还可以嘛！
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之前可能把大满贯冠军想得太强大了，她其实没有我预想得那么不可战胜。
那场比赛前两盘打得非常纠结，比分咬得很紧。事后回想，那天上场后我对自己其实是不自信的。虽然头一天信心有了一定的提升，但紧跟着第二天就遇到世界排名TOP10的选手，又是当年的美网冠军，这是我出道以来遇到的最强大的对手，我从气势上输给了对方，虽然嘴上有自信，心里却没有。
不够自信的结果就是：整局比赛我都是在压力下被动度过的。在第三盘，我率先拿到了两个赛点，终于找到了机会，本来应该稳扎稳打拿下这个赛点的，但那时心跳已经开始加速，我模糊地意识到：“我可能要赢一个美网冠军！一个世界排名前10的人了！”这种意识对一个刚刚复出的选手来说，来得太突然了。结果心慌气短、患得患失之间，反而失去了锐气。
库兹涅佐娃毕竟是大满贯冠军，经验比较丰富，她立刻看出我的心不在焉，在几次缠斗中抓住机会把比分扳了过来。从此整个比赛的节奏就回到了对手的控制当中，我就这样丢掉了这个比赛。
后来姜山告诉我：尽管我输了这场比赛，但是当时他就很坚定地相信，我实际上跟这些世界高手、世界前10甚至世界大满贯冠军的距离已经很近了。他说，当时我刚刚出来，很多训练还不是很系统，能打成这个样子，他其实已经有了非常大的信心，也感到很欣慰。
我也有类似的感觉——大满贯冠军之前在我的心目中是何等的神圣和遥不可及。现在看来一切都没想象中那么远，只要努力伸手，我是可以摘到胜利果实的。
这次比赛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手握两个赛点的情况下被对手逆转，无论如何是有点遗憾的。从这次比赛起，媒体开始加大了对我的关注。
中网输给库兹涅佐娃后，我紧接着又赶到广州打国际女子公开赛，也就是大家知道的WTA。
按照惯例，在之前的比赛中表现出色的年轻球员可以领到外卡，免去三轮预赛直接进入正赛。在北京打完中网后，我一直以为接下来的比赛会拿到外卡，但直到我赶到广州，也没有听到任何关于外卡的消息。预赛就在我到广州的第二天。我没有时间休息，直接投入了比赛。
预选赛三场，我打得很平稳，一帆风顺进入正选赛。在第五场比赛，也就是正选第二轮比赛时，我遇到了来自塞尔维亚的扬科维奇，这也是一位世界排名前30的选手，当时是赛会的2号种子。
我们交手的第一盘，我以0∶6输掉了，第二盘赢了回来。第三盘我有两个赛点，又没能拿下来，这使我的心情变得有点急躁——刚结束的中网与库兹涅佐娃的比赛，也是第三盘两个赛点没拿下来……一直到我最后拿下比赛时，我才松了一口气：“结果终于不一样了。”
心态一旦调整好，比赛就顺手多了。这次比赛我是以资格赛选手身份进入的，连赢了八场，在击败了当时世界排名前30的扬科维奇、前50的杜舍维娜之后，我进入了决赛，当时的对手是斯洛伐克选手苏查。这是我第一次打WTA的决赛，之前连前四都没进过。我上网查了一下苏查的资料，几年前的世界冠军，很厉害。
这时的心态已经比较平静了，我很重视对手，比赛前非常耐心地仔细备赛，这些辛苦都没有白费，上场后，我感觉不错，最终以6∶3、6∶4的成绩获胜。
比赛是当年10月1日进行的，比赛结束后，《体育画报》的一个记者跑来恭喜我：“你是中国第一个WTA级别比赛的单打冠军了。”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创造了一个纪录，我在这些方面是个迟钝的人，别人不说，我自己意识不到那些“历史意义”。
首个WTA巡回赛单打冠军似乎是一个祥瑞，之后的一段时间，我的状态一直不错。2004年10月3日，借助广州国际公开赛上的夺冠，我的世界排名也从一周前的145位跃升至92位，这是我首次打进世界前100。那一年我的年终排名最终定格在80位。
2004年对我来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复出的我像是一张白纸，之前一切成绩都没有了。重建的过程并不轻松。我像是个在森林里迷路的小孩子，慢慢地用脚趟出一条路，试图穿过树林。姜山让我做一个坚定的“伐木工”，他对我的潜力非常认可，鼓励我一直走下去，实现自己心中的梦想。有一些我从来不敢想的荣誉，他都替我想到了，他的大胆和肯定让我信心百倍。我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憧憬。渐渐地，我打破了自己心中的藩篱，相信自己可以成为世界顶级的选手。
13 2005：走近大满贯
我站在场地上，忽然觉得这个场地很像古罗马的斗兽场，观众的喊叫声如同龙卷风一般从我头顶呼啸而过，他们在呼唤他们战无不胜的女王，而我就是那个倒霉的角斗士，手里的球拍像是一块吸引公牛的红布，但我却忘了带上长矛。
2004年，因为队里没给报上名，我错过了美网资格赛，心里很郁闷，但结果已经无可挽回，只好满怀惆怅地回国了。没想到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我虽然错过了2004年美网，却阴差阳错地拿到了2005年澳网的外卡。
2004年是奥运会举办年，因为此前成绩不错，我被选入国家队，给国家奥运会队员当陪练。之后，国家队给了我和另外一个女孩去乌兹别克斯坦参加亚洲锦标赛的机会。我去了乌兹别克斯坦，几乎没费什么波折，我就顺风顺水地打到了冠军。按我当时的世界排名，只能先打澳网公开赛的预选。但因为我拿到亚洲锦标赛的冠军，我就有机会获得一张明年澳洲公开赛的正选外卡。
拿到了冠军，我没想太多，颁奖仪式一结束，我就赶紧跑出去打电话给姜山，告诉他：明天我就可以回家了！
乌兹别克斯坦跟中国有两个多小时的时差，我打过去的时候是北京时间3点多，姜山还在华中科大的教室里上课呢。他溜到走廊上接电话，匆忙中没有多说，只是说：“好好好，我正上课呢。”一副“不许干扰我学习”的死样子。
那段时间他一直忙于学业，此时距离澳网开赛的日子至少还有四五个月，“澳网”对我俩来说，都还只是个抽象的概念。多年后想起来，我跟姜山说：“你看我那时候还蛮淡定的。”
他不屑一顾，“你是没反应过来吧？”
其实确实是没反应过来。我记得当时心里有朦胧的惊喜，但还不是很确定前方等待着自己的到底是什么。直到澳网把外卡发给我的时候，我才恍然大悟：“我要去打澳网了！”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离大满贯正赛这么近。现在想来，真是里程碑似的时刻。职业球员的目标是什么？是参加比赛。网球比赛最重要的赛事是什么？是大满贯！
我顿时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
2005年1月下旬，我凭借那张外卡直接进入了澳网正赛阵容，这是我第一次打四大公开赛的正赛。开赛后，我状态不错，连胜两轮，在击败28号种子日本选手浅越吉罗布后，我打进了第三轮比赛。
他们告诉我，这一轮我要面对的对手是大名鼎鼎的莎拉波娃。
莎娃当时刚拿下温网冠军，风头正劲。我们的比赛在罗德·拉维尔中央球场进行，这是我第一次在四大公开赛的中心场地打比赛。
按照规定，比赛开始前我们要等着别人带我们进场。当时我紧张到了极点，进入球场的走道两边挂着曾经拿过澳网奖杯的球员照片，但我完全没有心思欣赏。脑子一片空白，机械地迈开步子走进球场。后来李婷跟我说，我紧张得连走路的姿势都变了。
我听到广播里面说：“现在我们热烈欢迎中国选手李娜。”但除了紧张，我什么都感觉不到。
罗德·拉维尔中央球场傲然挺立在我面前，气势恢弘，深不可测。这座建筑非常有特点，顶棚是可以自由开合的。我站在场地上，忽然觉得这个场地很像古罗马的斗兽场，观众的喊叫声如同龙卷风一般从我头顶呼啸而过，他们在呼唤他们战无不胜的女王，而我就是那个倒霉的角斗士，手里的球拍像是一块吸引公牛的红布，但我却忘了带上长矛。
这个球场给我的印象极其深刻，我觉得它好大，它就像网球场中的泰坦尼克号一样，庞大到触目惊心的地步，大到似乎超越了我以往打过的任何一个场馆。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场地？”
这是我站在场地上，脑海里唯一能想到的问题。
莎拉波娃比我排名高，所以入场晚，她入场时全场掌声雷动。莎拉波娃当时已经声名鹊起，场地内她的球迷几乎把整个场馆坐满了，目光所及之处，很少能看到空的座椅。我举头向上望去，只觉得头顶上到处都是喧嚣的人群，黑压压的人头几乎一直接到天棚的座位上。后来我知道罗德·拉维尔中央球场在当地非常著名，它可以容下足足15000人，但在当时，即使你说这个球场可以放进10万人，我也会立刻相信。
我能感觉到自己的紧张，但不知道如何舒缓自己紧张的情绪。我记得自己欲盖弥彰地做出无所畏惧的样子把网球包放下，然后拿起拍子走到裁判的旁边，听裁判宣读比赛规则。
在这期间莎娃的支持者们一直在呼喊她的名字。看台上不时有闪光灯的亮光扫过。
我们分立场地两侧，活动了5分钟。比赛开始！
那场比赛我只赢了两局，很快就输完了，这几乎是我打网球以来输得最快的一场比赛。
我甚至没有感到伤心，我只是紧张，非常紧张。当比赛结束后，我拿着拍套沿着过道走进休息室时，我看到自己的双手还在瑟瑟发抖。
那种紧张深入骨髓。
每场比赛之后都有新闻发布会，那场比赛之后，记者照例蜂拥而至，问我有什么感受。
我说我只觉得场地太大了，没有办法去适应。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场地，已经完全不知道在场上应该如何去做了。
我想见多识广的记者当时可能在心中暗笑了。他们接着问我：“那你打算怎么适应呢？”
我说：我只能慢慢适应，比赛场次多了，积累了足够的经验，自然而然就适应了。
这次澳网之旅就这样结束了。我安慰自己，不管怎样，也是走近了大满贯，看到了自己和世界顶尖选手的差距。
有趣的是，2011年我再进澳网，也经历了好多中心场地的比赛，赛前我也去中心场地训练过几次。旧地重游，我忽然发现，这场地并不大啊！那时怎么会觉得它那么大呢？
也许场地始终没有变，变化的，是人的心。也许是这几年在这个圈子里摸爬滚打的结果吧。
在澳网的比赛结束后，我又参加了一系列国际公开赛。在退役前，我基本是打ITF的小比赛，退役两年又复出后，我反而找到了感觉，开始持续打WTA的比赛，成绩稳中有升。那似乎是我最顺风顺水的一个时期了，在体内沉默了两年的欲望忽然苏醒，虽然此刻我还没进入国际网坛的核心，但那种欣欣向荣的态势是看得见的。
那段时间，我进步很快，在葡萄牙的埃斯托利尔巡回赛上击败了名将萨芬娜，打进决赛；在联合会杯世界二组附加赛上，我取得了包括击败斯莱伯尼克在内的两场单打胜利；在多伦多顶级赛上，我击败当时世界排名18的扬科维奇成功晋级，这是我第一次战胜TOP20的球员。慢慢地我发现，我也能打败一些世界顶级的球员，自信心随之水涨船高。
2005年8月下旬，我第一次出征美网正赛，美网也是四大公开赛之一，此时的我已经不再是吴下阿蒙，对大满贯的中心球场也不再畏惧了。
遗憾的是这次比赛签运不佳，首轮就遇到了当时的世界头号种子达文波特。这位美国老将在家乡本土作战时骁勇异常，我也摆脱了澳网时的青涩，拼得十分卖力。尽管最后以两个4∶6输掉了比赛，但我对自己的表现基本是满意的。
我对美国有一种亲切感，也许是少年时代曾来学习过10个月的原因，听周围人说大大咧咧的美语，耳朵很舒服。美国虽然没有欧洲城市那种经历过岁月沧桑沉淀出的美感，但它很热闹，这是一个年轻而热闹的国家。
美网的阿瑟·阿什万人球场是四大公开赛里最大的中心场地。
打比赛的时候，我已经感觉到这个场地很大了——不是澳网中心场地那种印象上的“大”，这个场地的面积确实大得异乎寻常。有一次央视五套采访，我们站在中心场地最上面一个平台上聊天，这是我第一次站到这个场地的平台上，往下一看，真有点瘆得慌。央视的记者告诉我为了安保，中心场地上面有狙击手。十来个狙击手潜伏在场地周围，想想还是挺让人汗毛倒立的。
美网的球场离机场很近，有噪声。但在比赛期间，机场会保证两周左右的时间，让飞机从其他路线绕行过去，以免影响球员比赛发挥。我打球很怕吵，但并不讨厌飞机的声音。我在得克萨斯的网校学习时，球场上也时常有飞机飞过，当时我还会幻想这也许就是国航的飞机，我坐上它，就能一路飞回武汉去，因此听到这种熟悉的噪声时，我并不觉得烦躁，它就像我少年时埋藏在美网场地上的一个小小的秘密。
14 炮轰风波
很快“李娜炮轰国家队机制”的新闻就变成了大字标题，在报纸和网络上不断被转载，在转载中又被不断地夸大和引申。我从没有伤害过谁，也不想伤害谁，我只想安安生生地打我的球、过我的日子、做我的李娜。可是一夜之间，我就变成了“全民公敌”。
美网结束后，我回国为全运会作准备。在这期间，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件事给我带来的困扰和伤害，远远超乎我的想象。百口莫辩的委屈，被曲解误读的气愤，被悔恨和痛苦吞噬的难眠之夜。那段时间，我觉得我就是案板上那条任人宰割的鱼，无力地张着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2005年10月，以卫冕冠军身份出战全运会的李娜却在女单半决赛上，完败给国家队队友彭帅，赛后李娜炮轰国家队的体制，引发舆论大地震。当时网管中心主任公开批评李娜，并表示李娜绝不可能代表中国出战北京奥运会。”
这段报道，我看了无数遍，但每次看到的感觉都是一样的：我觉得我的血液都要凝固了。
怎么会这样？
我知道我是个直肠子，嘴不把门，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情绪也是来得快去得快。这种性格如果是你喜欢的人，你可以说是“心直口快”；如果是你不喜欢的，你可以说是“缺心眼儿”。我就是这么一个心直口快的缺心眼儿。对我来说，掩饰自己的情绪是最困难的任务，这也是早几年我在比赛中时常崩盘、大赛成绩时好时坏的原因。
当时输了球的我心情十分沮丧，记者问我在国家队训练的感觉如何，我就实话实说：“我觉得国家队各项措施不很完善，也没有针对球员个人的系统的训练。”这确实是我在训练中体验到的不足，我只是如实地说了出来，这些话登上了报纸后忽然变得那么暧昧，那么富有暗示性和火药味。“炮轰”，还“大地震”。我只是一个打球的小女生，既不是超人也不是金刚，我哪儿有那么大的威力？
很快“李娜炮轰国家队机制”的新闻就变成了大字标题，在报纸和网络上不断被转载，在转载中又被不断地夸大和引申。我从没有伤害过谁，也不想伤害谁，我只想安安生生地打我的球、过我的日子、做我的李娜。可是一夜之间，我就变成了“全民公敌”。
记者拿着报纸去问孙主任：“李娜说国家队的机制不好！您怎么看？”
这不是故意挑拨么？
在这个报道见报后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我记不清了），孙主任针对这个报道说了她的想法。记者立刻又拿来给我看了。
我很难受，但我不敢说话了。
一句话经过了三个人以上的转述，它多半会变成另一句话。
老实说我很反感记者们来回传话的行为，生生把一件事情说成了另一件事情。同时也对部分记者产生了畏惧，他们太厉害了，挖好了坑，等你来跳。当着你面一直顺着你说，等到把一件事说成另一件事时，他们忽然又在报上拿出了另一套理论，这让我觉得很可怕，有种被欺骗的感觉。
这件事可以说给我和孙主任都带了很大的困扰。孙主任为了我一时的口舌之快承担了很大压力，我也被自己的快嘴害得头痛不已。我是个直来直去的人，从来不善于和领导沟通，出了这事以后，我觉得给孙主任带来了麻烦，更不好意思去找她谈话了。
我从来不会找人理论，只能用行动证明自己，可是有些事情，是我无从证明的。
丹麦的莫滕森教练曾经对媒体说：“（2011年法网后）李娜成为巨星了，但成为巨星，一定会付出相应的代价。”事实上，用不着成为巨星，我就已经付出了代价。名声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哪怕只有一点点，都要你时时刻刻为它付出代价。
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告诫自己在媒体面前少说话，偶尔开口，也是字斟句酌，跟姜山商量又商量的结果。
我觉得我怎么说都是错，真话也错，假话也错，多说多错，少说少错。
但事实证明，即使我不说话，媒体也会写“李娜情绪沮丧心理素质有待提高”这样的新闻。我真是苦闷到了极点。
其实之前每场赛事结束后，我都很愿意跟记者分享自己的感受，有时我会说很多东西：今天正手没太打好，或是体力有些跟不上等等。只是这些跟打球有关的内容很少会得到关注。反而是打球之外的东西更能引起他们的兴趣。只要我说了一句“我觉得训练有问题”，第二天体育版的头条就会是“李娜炮轰举国机制”。
我理解你们对举国机制有自己的想法，但我只是个球员。各位，高抬贵手好吗？
姜山那段时间也为我处理了不少事务，平时有他陪在我身边，教我如何表达自己的想法，如何应对媒体。但新闻发布会那天，只有球员可以入场。他不能在身边提点我，我又是个见坑就跳的直肠子，最后把事情闹成这样，姜山也跟着受累不少。
每当情绪跌到谷底时，我都会想做点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来放松自己。比如，2001年广州全运会我和姜山的混双组合被强行拆开，我心情非常差，全运会结束后我就在自己身上文了一颗心和一朵玫瑰花。我这么做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图案的样子很好看，而且文身可以让我把心情从不愉快的赛场上挪开一会儿。姜山对我的文身感到很恼火，说看起来像个坏女孩。
我反唇相讥：“坏不坏是一个文身决定的么？”
他说我不懂，这个文身会被人家做文章的。
果然，许多记者注意到了我的文身，照片发出去之后，很多人把这个图案当成了一条蛇，有人认为我又在哗众取宠，也有人指责：“李娜竟然文身！她凭什么文身？”
后来我上节目的时候，主持人问我，这个文身是不是象征着爱情？我赶紧点头同意，顺水推舟地将文身的原因归结到了爱情上，表示这是为了纪念我和姜山的感情。这期节目播出后，我的文身忽然变成了一段带有浪漫色彩的佳话被反复传颂。大家在一夜之间站到了我这边：“文身是为了纪念和老公的爱情啊，那挺好的！”
人心是多么奇妙的东西，一个19岁姑娘的无心之举竟然可以被演绎出那么多复杂的用意和取向。我完全无语了。人嘴两张皮，横也是它，竖也是它。
这种事情经历多了，我也慢慢麻木了。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
后来姜山给我看了特蕾莎修女的一段语录，我觉得很受益：“即使你是友善的，人们还是会说你自私和动机不良，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友善。
“当你功成名就，你会有虚假的朋友和真实的敌人，不管怎样，你还是要成功。
“你今天做的善事，人们往往明天就会忘记，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做善事。
“说到底，这是你和神之间的事，而绝不是你和他人之间的事。”
“炮轰国家队体制”这件事，我再也没有在公开场合澄清过，这是我心中的伤疤，一碰就鲜血淋淋，况且我知道有些事是越描越黑的。好在国家队的教练、领队们都比较了解我的性格，这件事在媒体上被炒得很凶，在国家队并没有掀起什么轩然大波来。
但在我自己心里，这件事反而成了一个过不去的坎儿，情绪一直很低落。等到风平浪静的时候，我忽然很想去拍结婚照。姜山怕麻烦不愿拍，但考虑到我当时在情绪低谷，他还是陪我去拍了。虽说是形式，但有时候，女孩子们还是需要这点形式的。
婚纱照很美，有外景也有室内景。拍一组婚纱照也挺累人的，我们之前只拍过一次情侣照，还是在刚退役的时候。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忽然觉得，该结婚了。
15 结婚
我俩都不是那种擅长制造浪漫氛围的人。我们倾向于活在真实的世界里。第二天，我们就去民政局领了证。也没挑什么黄道吉日。今天刚好有时间，那好，领证去吧！领完回家，吃顿好的，踏实了。
结婚于我和姜山而言都是一件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事。我们事先并没有商量。
2006年1月底，我在澳网首轮就遇到了小威，打了三盘，结果还是输掉了。我觉得很累，什么也没说，取了机票直奔武汉——每次打完球，我都很想赶快回家，打球令我身心俱疲，家是我的充电器。我太累了，我想好好休息一下。
姜山特地去机场接我。我们回到家放下旅行包，朋友们约我出去吃饭、唱歌，我窝在沙发上说：“太累了，想睡觉，不想去。”姜山劝我：“还是去坐坐吧，朋友们都等着呢。”
饭后大家一起去K歌，我没想到，姜山就在那时候向我求婚了。他准备了一只大蛋糕，一大捧玫瑰花——真的好大一捧啊，一共99朵。一个朋友帮我把玫瑰抱出来，路过的女孩看到那捧玫瑰都会“啊”一声叫出来，因为真的是太显眼了。
我很感动，同时又下意识地觉得浪费，这么大一捧花，不能吃不能喝的，这不浪费钱吗？ 那束花确实很美，但我们都已经不是需要靠浪漫气氛过日子的年纪了。那样美丽的花让我觉得不真实。第二天玫瑰枯萎了，我就直接把它们搁垃圾桶里了。姜山也没有异议。其实送花也好，甜言蜜语也好，都不是他擅长做的事。我觉得他之所以准备99朵玫瑰求婚，只是为了让我高兴。我也确实很高兴，不是为了花，而是为了他能够这么细致地体察到我的心思。
我俩都不是那种擅长制造浪漫氛围的人。我们更乐于活在真实的世界里。
第二天，我们就去民政局领了证。也没挑什么黄道吉日。今天刚好有时间，那好，领证去吧！领完回家，吃顿好的，踏实了。
婚房是早就准备好了的。上大学时我们就把房子买好了，四室两厅两卫，在武汉郊区的一个小区里，小区环境很好、很安静。
我理想中的房子是海景房。我喜欢海，一直梦想自己能在海边有一套房子，蓝天白云，在家里拉开窗帘就看见大海。看见海，人会觉得自己特别渺小。武汉不少小区有江景房，但我不喜欢房子挨着长江，被污染的江水看起来很浑浊，我喜欢海水特有的那种清清凉凉的蓝色，显得很干净。
但有这套房子，我也知足了。装修完全是我们俩自己的主意，设计师帮我们把其中一间房打造成了吧台。后来我得了大满贯奖杯，就把奖杯放在吧台那儿了。除了苏珊·朗格伦杯，家里还有一只银杯，我忘了是哪个国家的女王送给我的了，杯子上面刻了“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娜”，这是女王通过外交部给到中国网球协会，然后网球协会交给我的，我很喜欢那只杯子的形状。除了这两只杯子，我家里没有一件和网球有关的东西。我的那些奖杯，早期的都搁我妈那儿，现在的都放箱子里，我也不喜欢在家挂自己打球的照片。我不想回家还跟网球没完没了。
装修中最大的败笔是没装衣帽间，这让我比较后悔。耐克赞助了我很多运动服，大多都只能在赛场上亮相一次就被束之高阁，因为品牌希望我能多展示一些不同款式的服装。加上我喜欢乱买包包和鞋子，家里大小衣柜都被我放满了。我的衣服以深色为主，因为我觉得冷色搭配起来出错的概率比较小，款式则没什么限制。我喜欢的色调隔一段时间就会换一换，今年我特别喜欢紫色，不过我对别的颜色也不排斥，各种颜色都有它的美好之处。
我们家最多的就是酒，我喜欢那种小瓶子洋酒的包装，买了很多在家里放着。
姜山的酒量很好，我也还行，朋友们不时登门探访，大家会刻意避开“网球”、“比赛”这类话题，但我们心里都知道，我们不可能绕开它很远。
我妈妈对我的婚姻还算满意，像所有中国家长一样，她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到外孙，她也知道眼下这种情况我们完全不具备要孩子的条件，但是她希望，等到我们有孩子以后能够由她来带。
这是绝对不可行的。
我对自己的性格不太满意，除了在网球上有点小天赋，我觉得自己并没有任何过人之处。小时候的我是个瑟缩、内向、非常不自信的孩子，这和我妈妈的教育方式不无关系。
记忆中妈妈年轻的时候长得很美，她是那种每天都会化妆的女人，我经常看她站在镜子前细细梳妆打扮的样子。小时候的我有一头“自来卷”的长发，放下来的话，可以垂到腰部。像所有的小女孩儿一样，我特别爱美，没事儿总对着镜子照。结果被妈妈严厉地批评过一次，她批评说我每天就知道臭美，也不学其他小孩那样练练字。
从那以后，我很少照镜子了，那句话跟随了我许多年。每当我看到镜子，那种挫败感就会从记忆中不声不响地流淌出来，包围我全身。
为了打球方便，网球队的女孩子们会把长发扎成马尾或是梳成辫子，我梳头时从来不用梳子，简单地用手理一下就立刻扎起来，怎么随意怎么来。
我4岁以前都住在外公外婆家，跟外婆家的人都很亲，两个舅舅也从没拿我当过外人。我和两个舅舅的关系一直都很好。大舅舅的女儿比我小5岁，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手足之情十分深厚。小舅舅只比我大12岁，小时候他总带我一起玩。
当年我家困难的时候，两个舅舅时常接济我们。现在我的环境相对好点，我能帮他们一把就会多帮他们一把。让我难堪的是，这似乎成了妈妈的一项武器。她对舅舅们的态度显然有点居高临下的感觉。一周一次的家族聚会上，舅舅有时谈点工作上的事，妈妈立刻不耐烦地打断：“你别给我说这件事情，我听着就烦。”
我的外婆是个豁达乐观的老人，每次我要给她钱时，她都坚决不肯要，说这是你的血汗钱，来得不易，我花了心会疼。我妈妈却似乎把钱当成了证明我们母女关系从不曾冷淡的铁证，她很坦然地接受我“孝敬”的任何钱或者物，但却对我给予舅舅们的小小帮助感到不解。
这个态度当然会让大家很尴尬，不过她是大姐，舅舅们也不太在意。我背着人跟她谈：别这样，不要总觉得别人都是欠你的。我们要想想在我们落难的时候，别人是怎么帮我们的。其他人家的兄弟姐妹不见得有我们家这样团结和睦。
另外，妈妈是个特别好面子的人。我运动成绩特别好的时候，她去参加同学聚会，会提前要求我在她聚会时打电话给她，好让她的同学听到——她觉得这样才算面上有光。这一点也让我觉得别扭。
但我又不能说她，我说多了，妈妈会觉得我和她立场不一致。也不知道是不是到了更年期，她总是不停地感到生气、委屈。因此不管她说什么，我也只是听着，尽量忍着不回嘴。
妈妈是我在这世界上最亲的人。我总是想小时候我住在体校，她是怎么天天来看我，大热天给我带冰镇绿豆汤解暑。她是我的妈妈，我非常非常爱她。我是她唯一的女儿，她也不可能不爱我。只是我现在经常不知道该怎么跟妈妈交流和沟通了。
妈妈当然比谁都更加清楚这一点。爸爸走后，妈妈一个人觉得孤单，特别想和我多待一些时间，但我们心灵的距离越来越远，观念上的差异越来越大，真待在一起又会闹得大家都不开心。这也让妈妈非常痛苦。她是个非常直的人，不开心就会讲出来，抱怨我不去看她，不多陪她。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事实上，我宁愿和姜山的妈妈待在一起，她和我妈妈的想法完全不同，姜山的妈妈持一种“只要你们觉得幸福就好”的心态，比较尊重孩子，对我们的生活并不干涉。我妈妈总觉得我们还是小孩子，需要监督和管制，哪怕我都快30岁了。她执著地用她的经验来指导我的生活，却不知道世界已经变化了。
妈妈觉得她是过来人，经验会更丰富一些，我就必须要听她的。我跟我妈聊天时，她会习惯用这样一些句式：“你听我的”，“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还多”。我心里说，那可不一定。
所以当我妈提出要帮我抚养孩子时，我毫不犹豫就在心里拒绝了。不行，我心里说，当我有了孩子，我不能再用我小时候受到的教育来教育他/她，我要给他/她足够的尊重和自由，我要给他/她说“不”的权利，我要让他/她拥有自己的灵魂和梦想。
我和姜山一直没有办婚礼，这一点也让妈妈很不满，但我觉得结婚是两个人的事情，一场仪式对我来说只是个可有可无的东西。
现在好多人的婚礼都异化了，不再是感情的见证，只是浪费时间、浪费人力物力的一个无趣的仪式。我和姜山都认为这个仪式没那么重要，生活美满不美满和这场仪式是否隆重并没有直接关系。
以后我估计自己也不会补办这种仪式的。我们已经在一起这么久，大家早知道我们结婚了，我自己也没那个精神了。
归根到底，婚姻只是我和姜山之间的事。别人怎么看，怎么想，那就是他们自己的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