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打败前十
在多哈的巡回赛结束后，我忽然觉得所有的奋斗都失去了意义，自己一直在错误的方向上行进，背负着一身伤痛和嘲笑，多滑稽啊，我根本不配打网球！我生来就是个失败者！
我还没有享受多久新婚的甜蜜，就匆忙回到了四处征战的生涯中。
那时候我情绪很不好，2月份在多哈打比赛时，我遇到了一位排名世界前十的选手。就像之前在澳网遇到小威廉姆斯时一样，我打完三盘，彻底地输掉了这场比赛。我被对手压制得很死，而且完全没有逆转的机会。
回到休息室后我一个人洗澡，一边洗一边控制不住地流眼泪。
从我11岁起，我总是听教练在我背后大声呵斥我：“笨！”“你是猪啊？”我的任何一个失误都有可能招来更大的羞辱。时至今日，我已经不需要别人对我吼叫了——我已经将教练的愤怒、暴躁内化进了自己的脑海中。
我不需要教练羞辱我了，我自己会陷入病态的、无法克制的自我羞辱的过程中。
当自己被对手克制住时，我很容易陷入暴躁、愤怒、焦虑、情绪激动的状态中。输球后我恨不得一头撞在休息室的门上。我觉得自己像跌进陷阱的狮子，狂躁地向天空扑去，却越陷越深。我痛恨生活中发生的一切，不断败北和伤痛也令坏心情雪上加霜。我一遍又一遍地痛骂着自己，同时痛哭流涕。
为什么这一切会降临在我身上？
那时我还没有赢过一个世界前十，“炮轰国家队机制”的阴霾还没有过去，外界又有了关于我的新说法，有人说我“一碰到前十就输”，还有其他许多泄气的难听的话，不一而足。
当我保持着相对优秀的战绩时，我可以控制自己去跟这些负面的情绪对抗，但这次失利让我陷入了对自己深深的失望中。日积月累的负面情绪在此刻完全爆发出来了。在多哈的巡回赛结束后，我忽然觉得所有的奋斗都失去了意义，自己一直在错误的方向上行进，背负着一身伤痛和嘲笑，多滑稽啊，我根本不配打网球！我生来就是个失败者！
在更衣室洗澡的整个过程中，我哭得浑身都在颤抖，脑子里盘旋的始终是那些非常消极的念头：你看，别人说的是对的，一跟前十的选手打你就输，这么苦练还有什么意义？
那时姜山还在华中科技大学念书，我走到哪里都是孤身一人，最多有教练和领队伴随。在这种失控的情绪下，我只能给姜山发信息宣泄压力：“看来他们说的是对的，我真的赢不了前十。我永远是一名二流球员，狗肉不上宴席。”
姜山回复我：“其实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不要对自己要求得太苛刻了。”
他又陆续回了我很多鼓励的话，让我赶紧克制自己、平静下来。
但那很难，我觉得自己的尊严已经像被打破的瓷瓶一样，碎成一块一块的了。
报纸上对我的失败进行尖锐的讽刺的同时，还不忘提及之前的“炮轰”事件。
那感觉就像要你光着脚，从那只瓷瓶的碎片上一步一步踩过去一样。
姜山远在万里之外，身边的人对你的痛苦袖手旁观，谁让你攻击体制呢？我就这样成了全民罪人。就是从那时候起，我看到报纸就觉得双手冰凉，我绝不上网看别人对我的评论，更不看报纸。
在那段时间，姜山忙坏了，他一边要应付学业，一边要帮我做心理建设。
在我心情不好时，他会给我讲很多道理。这些道理我不完全相信，但我很耐心地听着，除了爸爸，没有人这样对我好过，他是唯一一个不计回报、不惜代价、真心实意对我好的人。
我原来是一个非常非常在乎别人怎么说我的人，别人对我的负面评论可以让我很久都无法走出情绪低谷。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那样对我，我一生没有做过坏事，为什么要这样？
姜山逐渐改变了我的想法，他教我保护自己，教我谨言慎行。他告诉我：我们改变不了任何人的想法。我们能改变的只有自己。
慢慢地，我开始学会一点点，开始懂得保护自己、控制情绪。虽然还是会被伤害，但我知道他永远会支持我。
我在国家队里没有自己专属的教练。大家都是一锅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就是“一锅端”，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让自己与大多数人一样，一旦超越了大众约定俗成的那条界线，就会立刻招来他人的口诛笔伐。许多人都在用教练教给他的生活方式生活，用父母的生活方式生活，唯独不敢用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而我，就像众多模具中的一个手工制品，挣扎着想要闯出自己的一条路来。因此经常让大家觉得奇怪：你怎么就那么特殊？你凭什么就那么特殊？
我并不是特殊，我只想跟随内心深处的呼声生活。
在我的生命中，我几乎没有为自己活过一天。小时候，我遵循爸爸的意愿，成为一个专业网球运动员。爸爸离世之后，我更不能悖逆他的遗愿。我拼命挣钱，因为这样可以让妈妈过上好的生活。1997年我打到了全国冠军，从此更加循规蹈矩，按照大家理想中的“冠军应该有的样子”生活。
我在物质上不再缺乏，可我内心非常不快乐，我内心深处的那个“李娜”非常不快乐。
在大学休养的两年，我第一次可以随心所欲安排自己的生活，但很快，我又回到了这条轨道上。我也很想做一个乖乖听话的老实孩子，在大多数时间，我也确实做到了。
只是，那个“李娜”非常不舒服，她总在伺机而动，给我惹下一身麻烦。
在国家队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被边缘化了。全队只有一个主教练，那么多运动员要他管理，他不可能对我的训练投入很多精力。没有人帮我进行有针对性的校正，这让我觉得找不到方向。我需要一个可以让我依靠的团队，国外的运动员大多拥有自己的团队，有人帮他们矫正每一个纰漏，根据他们的身体状况做定向定量的体能训练，甚至还有心理医生帮他们做心理建设。相比之下，我们国内的球员想要做出点成绩，基本全要靠自己的悟性了，加上国内总体水平与欧美国家还有很大差距，球员们接触不到一流的对手，对大赛缺乏经验和信心，这样闭门造车显然是行不通的。
顶级球员之间的竞争，很大层面上，也是心态的竞争，得人心者得天下，这句话在球场上也是说得通的。
我身边能帮上忙的只有姜山，而他还在武汉。我们之间还隔着十万八千里。
国家队曾经以我的名义聘请过托马斯教练来中国做指导，但事实上，他要负责全体队员的成绩，无暇分身为我做专门辅导。我一边要靠小米加步枪的打法去和国外装备精良的一流好手们过招，一边不断地承受着“不能打前十”的冷言冷语。我不知道自己怎么才能放松下来。
幸好还有姜山。
能遇到姜山，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我们俩是一个整体，如果没有他，我也就不会成为我了。许多我身边的人都问我：你怎么这么听姜山的话？买衣服的时候，谁给建议我都觉得不踏实，只有姜山点了头，说“好看”，我才觉得：嗯，这件衣服果然好看。
这是一个长期养成的习惯。我非常依赖他，因为他给我足够的安全感。他在我心中代表着理性和坚强的意志，有他在身边，我就觉得自己还没有跌入谷底，还可以有翻身的机会。
为了我的比赛进行得顺利，姜山不得不想尽办法多陪伴我一些时间，他像是国家队的一个编外教练，不厌其烦地通过电话和网络对我进行各种劝导。只要条件允许，他会尽可能地观看我的比赛，然后对我提出一些合理建议。
在他的帮助下，我的状况略略好了一些。2006年5月7日，我连续第二年打进埃斯托利尔站的决赛，和队友郑洁实现了会师，这是WTA巡回赛决赛上首次出现的中国德比。
郑洁的先生也是网球圈内人，后来体制松动后，郑洁也选择了自己的丈夫做教练。能和队友在决赛相遇，我也很高兴，这意味着我们国家整体水平的提高。遗憾的是，在比赛之前我的肩伤复发，最后只能在决胜盘弃权，连续两年都是亚军。
网球在运动中算是相对安全的项目，但职业选手还是不可避免地会受伤，运动员身上基本都是伤痕累累的。再好的运动员在伤痛面前也束手无策。
认真算来，我的肩伤并不算严重，膝盖上的伤才是要命的。
但身体上的伤痛和精神上的重负比起来，又显得微不足道了。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不止一次见到伟大的球员被自己的伤痛击倒。球场对面的敌人容易击败，我们内心深处的敌人才是真正可怕的魔，当我们试图迈向更高境界时，我们首先要击败的，就是我们自己心中的对手，我们自己的心魔。
我在姜山的教导下，逐渐摸索出一些控制情绪的门道。我越来越熟悉自己的心魔，大多数时候，能跟它交手几个回合，或者相安无事了。
心态好了，运气也跟着好起来。我职业生涯中终于打赢了一个世界排名TOP10的选手。那是有着“瑞士精灵”之称的施耐德。施耐德比我大3岁零3个月，身材娇小，长了一张娃娃脸。中国人叫她“小龙女”，因为她右肩上有一个繁体“龙”字文身。费德勒少年时曾经为她当过球童。她和辛吉斯一样来自瑞士，少女时期即以高超的技巧脱颖而出。
我们是在2006年5月中旬举办的德国公开赛中相遇的。德国公开赛是在红土地上进行的比赛，总奖金有100多万。我在八进四的比赛中遇到了施耐德，她是个极有头脑的球员，左手打、正手拉、反手削，打法很适合红土，她最好的成绩也都是在红土场上取得的。许多世界高手，包括辛吉斯、卡普里亚蒂、达文波特、大小威、海宁都曾被她击败过。
这时我正被圈外人的评论困扰，很多人（尤以记者居多）说我“就是打不过世界前十”，这些话让我很难过，自己千辛万苦的付出非但没有得到大家的鼓励，反而被人指指点点，评头论足。有一段时间，我自己几乎也要相信这个说法了，因此在遭遇施耐德的时候，我并不是很有信心。
施耐德当时世界排名第9，她是左利手，每一拍的落点都变幻莫测，我被她调动着，几乎跑遍了球场的每个位置。第一盘就这么输掉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心情自然很郁闷，又要听一遍“就是打不过世界前十”的魔咒了吗？
当时我大脑里忽然一片空白，难说是解脱还是愤怒，我不再留意其他细枝末节，只管发力去打。最终我拿下了这场比赛。我上前与施耐德、裁判长握手，然后转身向观众挥手致意，那一刻我感觉气壮山河：我做到了！我可以打败前十的选手！
横在面前那么久的一道坎，终于迈过去了。长久以来横亘于胸中的闷气一扫而光，“不能打前十”的魔咒也对我不生效了。
17 温网
温网WTA医务室的一位印度医生看到了脖子僵硬的我。我告诉他自己脖子不舒服，讲了自己受伤的过程。印度医生没有多说，伸手往我脖子上一放，“咔啪”一掰，脖子竟然神奇地好了！
2006年似乎是我运气回转的一年。5月，我第一次参加法网正赛，击败了27号种子查克维塔泽，进入三十二强。
十几天后，在伯明翰DFS精英赛中，我打进了第三轮。整个红土赛季，我的状态一直不错，世界排名也上升到了第30位。这也是中国球员首次进入世界排名TOP30。很多老朋友都打电话来恭喜我，我自己也很开心。之前的一切现在看起来似乎都不成为问题了，那些焦虑、伤痛、危机感都成了过眼云烟。
那个充满正面能量的李娜又回来了。
打完伯明翰精英赛，我还要去赶在荷兰进行的两站比赛。从伯明翰长途跋涉到荷兰，一路又是飞机又是大巴，折腾得我筋疲力尽。
比赛时间安排得很紧，我上午到荷兰，下午就去训练，因为第二天就要比赛。这次比赛我并不孤独，因为一同赶来参赛的还有中国国家队的队友。比赛当天我打了一局，正当我聚精会神想着怎么把对手的发球局破掉的时候，忽然扭到了脖子！好痛啊！连转头都不能了。我立刻僵在了原地，裁判马上去请赛会医生，在等待医生的时候，我就坐在休息室里上网，队友喊我，我也不能转转脖子答应，只能以脊椎为轴整个人向队友方向转动，样子相当狼狈。
赛会医生带我去了WTA的医务室，帮我推拿按摩，还贴了膏药，让我好好休息两天。遵医嘱，我整整两天没敢动脖子，但收效甚微。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马上就要开赛了，这可怎么办？
怀着“必死无疑”的心情，我跟国家队的另外几个队友一起奔赴温网比赛地点。
在温网的场地上训练的时候，我仍然是那个直着脖子的怪样子，我的朋友们都忧心忡忡地为我着急，这时，我们认识了一个在此地留学的中国学生，他在我们比赛的球场里打工，他说自己认识一位中医，可以请中医帮我做个针灸试试看。
那天是星期六，星期一温网就开赛了。
我想，事已至此，看看中医也无妨。这时的我已经做好了时刻回国的准备。
就在这个关头，温网WTA医务室的一位印度医生看到了脖子僵硬的我。我告诉他自己脖子不舒服，讲了自己受伤的过程。印度医生没有多说，伸手往我脖子上一放，“咔啪”一掰，脖子竟然神奇地好了！
我又惊又喜，连声道谢，逢人便说WTA的一位印度医生妙手回春，轻轻一掰就把我的脖子治好了。这位医生大概此前已经掰过很多球员了，大家对他的医术都印象颇深，很多运动员一听就知道：“哦！他啊！”然后告诉我他们以前脖子没事的时候找这位医生做过推拿，结果被掰得转不了头。大家都恭喜我，说我是万里挑一的幸运儿。
真是吉人自有天相啊！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温网。事实证明，这次我的运气着实不错。星期一那天，忽然天公不作美，下起了大雨，温网被迫推迟了一天。我又多了一天的休息时间。周二比赛，我的首轮对手是一位法国女孩，那次我打得很轻松，很快就赢了。
这多少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温网是草地比赛，而我从来没有练过草地。参加温网，我心里并没有多少底气，到温布尔登之前，我还跟队友开玩笑：“我不会打草地。来参加温网就只能拿第一轮的钱，拿完就回家。”
不熟悉草地的原因是国内没有草地和红土这两种场地，我对这两种场地心里都没底。这也是很多其他运动员的软肋。四大公开赛有两项是在硬地上进行的比赛，我们一年中有8个月左右的时间都是在硬地场地征战。
小时候，我还在武汉的灰色沙地上练过球，对沙地还稍微有点印象，这点印象可以让我在红土地上凑合一下，我会一点点滑步——就像在旱地上滑冰似的那种步法，但在草地上打球，这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草地比赛，球落地时同场地摩擦小，球的反弹速度快且不规则，因而对于球员的反应、奔跑的方式和技巧要求非常高。人一上草地，重心必须马上降得很低，更不可能滑步，这对许多运动员都是很大的挑战。
从硬地转为红土，我还多少有一点童年留下的经验可供借鉴，而且中间有两三周的时间可以让我练习、适应场地。但从红土转到草地，那种巨大的变化真让人难以招架，每次我一上草地就觉得手足无措，连怎么移动都不知道了。而温网能提供给你练习的时间也非常短，我只能边打边适应。
因为我是小种子选手，打赢第一轮之后，就与库兹涅佐娃碰到了一块。这一局打得比较艰难，第三盘本来我已经以4∶1的优势领先，如果下一个球我处理得好，可能就是5∶1，但我错过了这个机会，库兹涅佐娃立刻跟进，一路将比分扳到3∶4，我很紧张地想：完了，又回到同一起跑线了。没想到接下来的几分拿得很顺，最终我以6∶3赢下了这一盘。
在四大公开赛赢了排名前十的选手，对我来说，这与在巡回赛中击败前十选手多少有些不同，似乎含有更正式的意义。我感到自己正在一步步迈向更高的台阶。
赢了库兹涅佐娃后，我进入了十六强，下一个对手是捷克的瓦伊迪索娃。很巧，我和瓦伊迪索娃打球的场地就是之前打库兹的那个场地。那天我状态不错，前两盘都打赢了，第三盘开赛前瓦伊去了趟洗手间，我心中默念，接下来我们俩谁能先破谁的发球局，就一定会赢，这个信念非常坚定。
上场后我果然破了她的发球局，我在心中为自己欢呼了一声，然后势如破竹地拿下了这场比赛。
获胜的时候我非常兴奋，还大叫了几声给自己助威。
瓦伊之后我进入前八，对手全是前十的选手，这是我截至目前走得最远的一次——我在四大公开赛打进了八强。我是以大满贯历史上首位来自中国的种子选手的身份参加温网的，走的时候，我名字前面的前缀变成了“大满贯以来首位进入八强的中国选手”。此前，中国选手的最好纪录是郑洁2004年在法网创造的十六强纪录。从这一天起，外媒开始了对我的关注。我终于杀进了西方世界的视野。
进入四强争夺赛后，我遇到了实力强劲的比利时老将克里斯特尔斯，她在前一轮只用了两盘就击败了波兰的对手，两盘都是速战速决，一共只用了55分钟。在对阵克里斯特尔斯时，我使出了全力，但仍然被对手逼得频频失误，克里斯特尔斯获得了最终的胜利，我的温网之旅到此结束了。
不过六天后，郑洁和晏紫就击败了前世界第一苏亚雷兹和帕斯奎尔的跨国组合，获得了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的女双冠军。
网球是高度职业化的全球主流项目，可以说，它是“小球”中的“大球”，是被普世体育价值观认可的。网球赛事中，最有影响力的便是四大网球公开赛，具有悠久历史的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的地位超然，如今，中国人也进入了四大公开赛，并且越来越抢眼了，无论是从体育还是从商业的角度看，这都是一件同时令国人和外媒精神一振的消息。
我非常高兴能有国家队的队友一起打比赛，当场边有同胞出现的时候，那种孤独和烦躁的心态便不翼而飞。即使我站在温布尔登的草地上，我仍然依稀听得到遥远的东方来自的祖国的助威，那一刻我知道，我不再是孤岛，我们每个人都是心意相通的。
7月16日，我在联合会杯世界组附加赛上取得了两场单打胜利，在这次比赛中，中国队以4∶1击败了德国队，历史上首次跻身世界八强，中国队的世界排名也由原先的13位上升到了第7位。
这一年的8月份，我的世界排名进入了TOP20。9月份，我去打美网，前两轮没有任何异常情况，第三轮，我在先输一局的情况下连胜12局，逆转了法国名将皮尔斯，首次杀入了美网十六强。
至此，我在四大公开赛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并且最后以年终排名21位的成绩结束了这个赛季。
但是，我隐隐感到身体开始向我发出警告的讯号：多年积累的伤痛慢慢显示出了威力，我为此忧心忡忡。那个曾经吞噬了许多伟大球员的怪兽，现在也开始追踪我的脚步了。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在和它的对抗中取得胜利。
18 都是喷嚏惹的祸
打喷嚏居然能把骨头打裂！真是匪夷所思。骨头都裂了，肯定不能继续比赛。我的心情瞬间晦暗下来。
2007年我的开局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先是在1月份的悉尼网球公开赛中击败了俄罗斯名将德门蒂耶娃，成功进入半决赛。这也是我在击败施耐德、库兹涅佐娃之后再一次击败世界排名前十的选手。至此，我的世界排名提升到第16位，创造了中国选手的最高世界排名。
之后，我以19号种子身份出战澳网。在前三轮都非常顺利地晋级，其中第三轮我以直落两盘击败9号种子俄罗斯名将萨芬娜。进入1/8决赛，我遇上的对手是6号种子、瑞士公主辛吉斯，在先胜一盘的情况下，我被逆转，最终止步16强。不过这已经是我澳网的个人最好成绩了。辛吉斯是世界顶尖的高手，在与她的对抗中，我并没有一味地被动挨打，而是找到了一些与之抗衡的方法，虽然最后丢了比赛，但是让我认识到自己与世界顶尖高手的差距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大，对我自信心提升还是有一定帮助的。
3月份的美国印第安维尔斯网球赛上，我在第四轮和1/4决赛中分别淘汰扬科维奇和兹沃娜列娃进入四强。据说是该项赛事四强中首次出现中国单打选手。3月下旬我参加了迈阿密大师赛，值得一提的是在十六强争夺赛中，我在第三盘逆转了比利时名将克里斯特尔斯。她在2005年的世界排名是第二，2006年世界排名第五，曾经多次获得大满贯冠军，与海宁有“比利时双姝”的美称。去年的温网我就是因为输给了克里斯特尔斯而告别了赛场，现在找到机会扳回一城，我对自己的信心又增强了一分。
可就在我自信心大涨，外界对我也普遍看好的时候，意外出现了。
2007年4月份红土赛季开始了，我要在欧洲打将近两个月的比赛，这一次姜山全程陪同我——我从华中科大复出后，姜山仍然留在学校读书，他顺利地完成了四年本科学业，然后进入湖北队当网球教练。在我的一再要求下，国家队将姜山调来担任我的专职教练。
网球是一项孤独的运动。对我这样经常单独出国的球员来说尤其是这样，欧洲赛季至少会延续三个月，如果没有国家队的球员、教练陪同，这三个月就像一场漫长的苦役。即使有教练，还是有许多不方便的时候，你会希望身边有家人陪伴。在这个圈子里，小运动员打比赛，一般都是父母随行，长大了，陪伴在身边的人就换成了兄弟或丈夫。国外的球员基本都有自己固定的小团队，球员打球时会带着自己的伴侣、体能教练、技术教练和治疗师，有的还会带家人去比赛。当时国家队也曾以我的名义聘请了外籍教练，但教练来中国后，要负担起整支队伍的指导工作，能用在我身上的精力就少得可怜了。
一心不能二用，我一直很怕在专注打球的时候，还得分心来惦记“比赛有没有注册啊”“酒店房间有没有订好”这些问题。队里的其他队员有些也有自己的私人教练，我心想，我也需要一个私人教练啊。没有人比姜山更适合这个角色了，我就向国家队申请将姜山调来担任我的教练。
国家队思考再三后，同意了这个申请。我素来是个心直口快的人，姜山则比较理性，遇事想得比较多，比较周全。有了姜山在我和国家队之间做缓冲，我们处理问题的效率明显提高了，他的存在有效地减少了我和国家队之间的摩擦，我外出打球时也不再觉得孤单，姜山是一个称职的私人教练加助理，那些我没想到的问题，他都可以帮我处理妥当。
然而这一次，我们遇到了一个连他都没想到的问题。
2007年4月底，我和姜山到了欧洲，这正是春暖花开的时候，在欣赏古老欧洲花团锦簇的美景的同时，我忽然发现自己开始不停地打喷嚏，差不多每天要打三四十个，从到达驻地起就没停过。这真是前所未有的怪事！
这样持续两个月后，已经转战草地比赛，突然一天我觉得右侧肋骨不舒服。当时也没太在意，可是后来越来越严重，肋下的疼痛越来越明显，等到离温网还有一周的时候，我发现只要自己深呼吸一下，肋下立刻会传来明显的痛感。
本来温网前一周还有个比赛，我和国家队商量把它取消了，这样一来就可以给自己足够的时间休息。可能是这段时间练得太狠了吧，我想，休息一下吧，全力准备温网才是重点。然后我和姜山一起飞到伦敦，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温网。那时国家队在伦敦租了一套别墅，所有队员都在那里居住，我和姜山也搬到那里休养。
到了伦敦之后，我发现情况比我想象得要严重了，我连早上起床都不能直接坐起来，必须先侧过身借助肘部的力量，才能把自己撑起来。
后来疼得实在不行去医院拍片子，在去医院的路上姜山突然就急了，说：“你不就是不想打比赛吗？不打不打我们回国。”
他不信我说的话，还生气了。
我无言以对，也没有心情去跟他吵架——肋下的疼痛让我很难分心去想别的事，我只是觉得委屈。
网球运动员最容易出问题的部位是手腕、肘部和膝盖、脚腕，但很少有网球运动员会在这个部位受伤，我自己也没想到肋下会毫无征兆地疼成那个样子。万般无奈之下，我告诉主教练我可能受伤了，然后去找赛会医生。
赛会医生建议我拍个片子看看，我就和蒋教练、姜山一起去了医院。医生诊断后说可能是骨头有问题，这种职业病常见于高尔夫选手，网球运动员几乎没有得的。最后拍片子的结果也验证了医生的推测：肋骨骨裂。
我很奇怪，因为这个地方从来没有遭受过严重的碰撞，怎么就会骨裂呢？
医生仔细询问了我这一阶段的活动状况后告诉我：我刚到欧洲时患上了花粉过敏，骨裂就是由于这期间我不停地打喷嚏导致的。
打喷嚏居然能把骨头打裂！真是匪夷所思。骨头都裂了，肯定不能继续比赛。我的心情瞬间灰暗下来。
回到驻地，姜山把我料理好了，让我卧床休息，他自己转身出门不知道去忙什么。大约50分钟后，他带着一大堆排骨、作料回来了。原来他是去买排骨给我煲汤喝。
我们住的地方离超市大概有20多分钟的路程。姜山一个人跑出去，语言又不通，居然给他找到了地方，大包小包地带了很多吃的回来下厨房。尽管疼痛仍在持续，我还是觉得很贴心。第二天，我们就和国家队的队友一起回国了。
6月，我们回到了北京，我继续休息。两个月后，我觉得骨头应该好得差不多了，想回到赛场上。为了保险起见，我先去拍了个片子。国家队的队医为我们联系了一位30多岁的女医生，我拿着拍好的片子找到她，她看了看，问我：“你是运动员吗？”
我说是啊。
对方放下了片子：“运动员拍什么片子，回去练吧！”
我一头雾水地回来了，心想大夫说继续练，那一定是骨头已经长好了。我就回到了训练场，练了两星期，准备去美国参加比赛。
刚到美国，训练了一天，第二天起床后，我就感觉熟悉的疼痛又来了。我找到当地的医院拍片问诊，接待我的医生看到片子，一叠声质问我为什么骨头还没长好就开始训练。我只好请教医生：大概要多久我的伤势才能恢复？
医生说：“至少要6个星期。”
那时已经是8月份，等到10月份，那不是整个赛季就都结束了？
我心中一凉。
但骨伤又不能不养，最后我只得取消了当年所有的比赛，前往慕尼黑治疗。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认识了我的医生艾瑞克和我的体能教练哈纳斯。
养伤的时候我瘦了不少，体重减轻了，肌肉也萎缩了一部分。
姜山安慰我：“就当是休息一段，调整下状态。”
我无法放松，我心情很不好。
最初练网球的时候，我并不喜欢这项运动，我努力打球只是为了完成父母的心愿。体校的学生没有寒假和暑假，用缺失的童年换来了出色的专业技巧。这样的缺失不是没有遗憾的。我不知道我失去了什么，以后也没有机会知道。
但经过多年训练之后，我和网球已经密不可分了。它就是我的全部生活。我不停地为它付出，而它也不停地以它特有的方式在回报我。我从网球中得到过悲伤，也得到过欢喜。它使我成熟，督促我思考。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球员生活后，我对网球的感受非常复杂，事已至此，我不能用简单的“喜欢”或是“不喜欢”来概括自己对网球的感情了。
我不愿意公开承认我需要网球。我已经恨了它那么多年。但我又确实离不开它，这让我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
当我被迫离开网球赛场时，我的自信和充实也就随之远去了。我的舞台在球场上，那是我最光彩最有自信的时刻。而现在，我却卧床不起，连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都不如，这让我消沉不已。
如何才能尽快回到赛场上？这是我眼下最最关心的问题。
2007年第一季度我的发展态势不错，如果不是那场意外的话，说不定会有一个欣欣向荣的发展期。可是意外发生了。人们形容一个人倒霉时爱说“喝凉水都塞牙”，我打喷嚏骨裂跟那倒是有一比。莫名其妙地过敏，再莫名其妙地骨裂，还遇到了不负责任的大夫，从4月份开始，几乎大半个赛季我都在伤病状态中度过，而这些伤病来得又是那么荒唐……不过，有些事情可能注定就是无解的。一个喷嚏引发的灾难，在当时看来就好像是晴天霹雳，把一心想飞得更高的我劈得是外焦里嫩的。不过，现在回头看过去，就像是个好笑的小插曲了。
人的一生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沟沟坎坎，身在局中，你会以为自己过不去了。如果你能灵魂出窍一下，让自己站在半空，或者穿越到几年以后，再来和当时的自己说句话，估计你很可能想说：“淡定，淡定。没什么过不去的。”
19 伤痛
医生语气严厉地告诉我：“你已经不能打球了。”为了让我明白事情的严重性，他打了个比方：如果用0到10的数字来标识膝盖受损程度，我现在已经到了7的位置。
养伤这段期间，姜山付出了很多。
说得再公平点，其实姜山一直为我付出很多。我是个情绪波动非常大的人，当局面失控时就忍不住会发脾气，久而久之，跟姜山发脾气成了我一种固定的宣泄方式。说起来我觉得自己也挺怂的——不敢和外人多说，有了脾气就去找老公翻脸。换了别人，也许早就受不了了，也只有姜山，能不计前嫌一直忍着我。我听朋友说，这叫“窝里横”，很多人都这样，这说明他是“自己人”。这让我感到欣慰了一点。
在我们都是职业球员的时候，我们的关系非常正常，两人各司其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空间。复出后我一心想打出好成绩。姜山便主动承担了“保姆”的责任，为我处理许多我不擅长的事务——我不会说话，不通人情世故，情绪上来的时候像个孩子，姜山一边像“保姆”一样帮我打扫战场，一边教我学会适应环境、学会成长。有时我嚣张得过分了，他就不吭声了，过后我觉出不妥，再去主动找他言归于好。我们的关系像是亲人，长久生活在一起，激情虽然退去了，留下来的却是骨肉相连的亲情。
从我们开始谈恋爱一直到现在，他是我最依赖的人。小的时候，你受到了惊吓或伤害，第一反应是转向父母寻求帮助，长大了，就必须学会自立。如果不幸时时站在风口浪尖上，更要做好“打掉门牙和血吞，回头还得谢谢大家关心捧场”的精神准备。我是个简单的人，不善言辞，不懂交际，我仅有的一点社会经验都是无数次在现实的门槛上磕得头破血流后学习到的。如果不是打得一手好网球，我不敢想象自己会落到何等境地。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上天把姜山送给了我，他给我足够的安全感。当我遭遇负面情绪的时候，我有一个人可以依赖，有一个人可以倾诉，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幸福。
小时候，我爸爸妈妈感情非常好，我有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所以我非常向往婚姻，18岁和姜山在一起后，我的世界里就几乎只有他一个人。退役那两年，他和他的朋友一起打麻将，我可以坐在他身边一个晚上不说一句话，只是安静地陪着他。许多人都觉得不可置信：李娜怎么会是这样的人？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但这是事实。我是双鱼座，AB血型，许多复杂和矛盾的性格都集中在我身上。
姜山说过，他最欣赏我的一点，是我能够正视现实，能去打破很多界限。我们中国人习惯保护自己的面子，习惯寻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开脱。其他方面我们不了解，以体育界来说，很多地方我们做得不好，大家就会说：这是因为我们亚洲人的体质差，和西方人不能比啊。我不觉得这是一个正确的态度。很多时候，说这些话的人根本不了解自己民族的身体素质能够达到一个什么程度。
夫妻相处的日子久了，许多特点和小习惯、小毛病都会感染到对方。我一焦虑就会啃指甲。他从不这样。可是照顾我那段时间，他忙前忙后帮我联系手术事宜，手术后，我发现他的指甲也变得光秃秃的了——自己啃的。姜山是个深沉厚重的男人，他不会把压力转嫁给别人，只会选择自己承担。
从2007年到2008年，我一直被伤痛折磨，好容易等到肋骨的伤养得差不多了，膝盖又出现了问题。
膝盖积水，是很常见的运动损伤，许多知名运动员都深受其苦。对于普通人来说，只要积极进行针灸、按摩、中药、理疗等治疗，避免过度劳累，就可以获得疗效。而对几乎每周都征战于各个赛场的我来说，运动疲劳会加重伤势，恢复起来也不太容易，想要根治，只有在不参加比赛的情况下，通过科学合理的计划，加上精确的治疗，才能慢慢好起来。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我知道自己的膝盖有问题，2008年1月份，在澳洲打比赛的时候我就感到膝盖不对劲了，赛会医生诊断后说我软骨磨损，膝盖积水，帮我往外抽了一部分积液。我问他：如果做手术治疗膝盖积水的话，哪儿的条件最好？医生告诉我澳大利亚就不错，但德国的康复是全球最好的。
当时我的日程表排得满满的，一直有比赛，我总觉得自己还能坚持，膝盖的事情也就抛在了脑后。每天吃点消肿的药，然后继续去训练、比赛，就这样一直拖延。3月份，我飞到美国去参加在印第安维尔斯和迈阿密举办的世界巡回赛。印第安维尔斯的组委会为了了解运动员身体状况，给每个人都安排了一次全身体检。当医生检查到我的膝盖的时候，我发现有些动作自己已经完全做不了了。
医生语气严厉地告诉我：“你已经不能打球了。”为了让我明白事情的严重性，他打了个比方：如果用0到10的数字来标识膝盖受损程度，我现在已经到了7的位置。他说自己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会有球员在这种情况下还坚持打球，作为赛会医生，他有义务向组委会说明情况。
这位美国医生说到做到，当下就开了一张单子交给组委会让我立刻停止训练和比赛。当时中国队是蒋宏伟主教练带着的，我自己不能做主停赛，就把蒋教练找去商量对策。蒋教练和医生沟通了一次，决定让我回国休养，放弃那次比赛。
我心里对这位美国医生有点感激，也向他咨询过去哪里做手术最好，他的答案和澳洲医生大同小异：手术在哪儿做都差不多，美国也可以做，但德国的康复做得最好。
既然大家众口一词地说德国的康复做得好，我就决定去德国做手术。姜山立刻安排了机票，带着我从美国直接飞往德国。
我们马不停蹄地找住处、找医院、安排手术，一切进程都很顺利，终于，我的医生告诉我：第二天就可以安排手术了。我的一颗心这才放下来。
可就在这个时候，国家队方面忽然传来消息：手术必须暂停！
暂停的原因是：这时距离奥运会只有5个月了，队里的领导担心我手术后不能及时恢复，影响比赛，因此对我的手术持疑虑的态度。他们要求医生写一份报告，将手术需要的时间、术后多久可以下地行走、需要多久才可以恢复训练的问题都写清楚。
医生于是写了一封长信，将所有这些问题都列表说明，并寄给了我的领导们。但国内方面对这封信的内容表示怀疑，他们认为医生给出的时间太短，我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完成全部治疗和恢复，因此，他们要求我先不要做手术，立刻回国。
事已至此，我只好对医生说抱歉，我得服从纪律回国。
医生说没关系，他能够了解我的处境，需要他的话，他可以随时给予我力所能及的帮助。
我记得那天是3月21日，我们当晚就买机票回国。回国后，就接受了国内的专家会诊。第三天，结果出来了，我的领导们也都在场。会诊结果是：建议保守治疗，等到打完奥运会再做手术，但决定权还是在我的手上。
既然是让我自己拿主意，我就得把情况问清楚了，我问专家们：保守治疗是什么样的治疗方法？训练时能不能上运动量？
一个运动员如果训练时不能上运动量，那训练也就失去意义了。对我的问题，专家组给的答案很模糊，没有人可以提出一个准确的说法。这就等于说，在“保守治疗”的同时，我每天早上起床都不知道今天身体会是一个怎样的状况，也不知道自己可以投入多少分力去训练，更不知道自己到了奥运会开赛时身体状况是否能承担比赛的压力，一切都是未知数。我能不能在“保守治疗”的条件下坚持到奥运会，谁也给不了我准确答案。
我向来是个喜欢干脆的人，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让我在那儿悬着，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比伤病本身还让我难受。
相比之下，德国大夫那份有着准确数据的手术计划显得可靠多了，与其提心吊胆地煎熬5个月去等待一个未知的结果，还不如痛痛快快给自己一个了断。我决定放手一搏，自己给自己做一回主。我告诉领导：我决定了，接受手术。
我订好机票，办好签证，和等待我的医生通了消息。3月30日，我再次飞回慕尼黑的医院。
31日早上8点，手术开始。这场延迟了10天的手术，终于可以进行了。
这件事让我多少有些寒心。在我牛脾气发作，再次出国时，并没有人硬生生拦住我，可能也是没人敢承担这个责任。出国治疗是我自己做的选择。万一德国那边的手术失败，或是康复出了问题，他们可以推到我头上——“我们建议保守治疗，是李娜自己不愿意接受”。
更可气的是奥运会期间我的成绩还可以，当时开会的人中还有人表态，说是他鼓励李娜做的手术。唉，怎么说呢？要是我成绩不好，您肯定也会说是“李娜一意孤行，做的手术”吧？
给我做手术的德国大夫叫艾瑞克·伦贝克（Erick Rembeck），他以前曾经担任过慕尼黑1860队的队医、网球戴维斯杯德国队的队医。我们的外籍教练托马斯向我推荐了他。艾瑞克又给我介绍了一位优秀的体能教练——哈纳斯·韦伯（Johannes Wieber），他们两位都是我的老熟人了，2007年我肋骨受伤时，曾来慕尼黑做过两个星期左右的训练，在那时我们已经认识了他们。这两人都曾经是运动员，艾瑞克年轻时跑过马拉松，而哈纳斯则是手球运动员。手球在咱们中国不太有名，在德国据说可是仅次于足球的第二大运动。
我对哈纳斯印象很深刻，他当时只有39岁，是个典型的德国男人——高大挺拔，声音洪亮，气宇轩昂，浑身上下都透出日耳曼式的气派。
2008年这次慕尼黑之行是我印象中最为艰苦和寂寞的日子。
手术全程只有姜山陪着我，从安排住院，到康复、训练，都是我们两个人一起挺过来的。
我住的那家医院环境很好，简洁美观，不像医院，倒像一家疗养院。医生和护士对病人的态度很和蔼。手术前护士过来问我：“准备好了吗？我们做手术。”我说好了。她说：“那我们走吧。”就推着我的床向手术室走，一边走一边和我聊天。
我记得手术室是透明的玻璃房间，采光很好，手术台旁边放着一排银光闪闪的针、剪刀之类的器械，看起来非常干净，我的心情渐渐放松下来。护士帮我盖好毯子，这时大夫也过来了，他戴着白帽子，穿着白大褂，眉目清朗，看起来也很是慈祥。这位大夫以前对中国人有点成见，但在我们交往的过程中，他说，我改变了一些他对中国人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