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悉尼的赛场时我没有与任何人说话，挫败感和自责交织在一起，在我心中默默地发酵。我躲开了教练和姜山的视线，我找了个没人能看到我的地方独处。网球运动员随身都会背着拍套，我带着情绪，把拍套狠狠地摔在地上，然后一屁股坐下去，把外套拉到头上，痛哭起来。
外套罩在头上带来的黑暗让我有了一点安全感，就像小孩子给自己找到个洞穴一样，我放心大胆地哭了又哭。
为什么会这样呢？
明明付出了那么多，可在关键时刻就是赢不了比赛。如果输球的原因是对手太强大，自己一直被人家吃得死死的，倒也罢了。可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失败完全是因为不能把控自己的心理。有夺冠的实力，却不具备夺冠的心态，这才是我的致命伤！
我躲在外套下面泪如雨下。
就是那些无聊的想法让自己没能发挥出最佳水平！还有这条该死的腿！
刚做完手术的身体不给力，不管我多想赶紧康复，膝盖仍然会传达出不舒服的信号。那种别别扭扭的感觉在生活中还不至于特别碍事，在比赛中却会让我不断地分心。作为一名职业球员，当你迫切需要跳跃、奔跑、发力的时候，你的身体却以尖锐的疼痛告诉你它不想干了，还有比这更可怕的事情吗？你的身体背叛了你！
我一边哭一边害怕起来，都这么久了，腿伤到底能不能好？自己到底恢复到什么状态？还能继续打球吗？那么辛苦地复出，那么辛苦地康复，到了赛场上还是不能百分之百地发挥，我以后该怎么办？无奈、绝望、无助，千头万绪都在胸中盘旋，这种情绪被我按捺了很久，今天还是在输球的刺激下彻底爆发了。整个世界都离我而去，我什么都控制不了！谁也赢不了！我连我自己心里的阴影都战胜不了！想到这里，我又忍不住鼻子一酸。
大概哭了二三十分钟的样子，有人揭开了我头上的外套。
此时我的双眼已经变得红肿，突如其来的明亮光线让我有些不适应，姜山无奈的脸出现在我眼前时，我不禁想逃开。
这种时候，就算他过来我也不愿意答理他。因为这是我心情最糟糕的时候，我只想躲开全世界，最好谁也不要看到我。我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从此以后再也不见任何人。
姜山也没有马上劝慰我，他在旁边坐了一会儿，看我哭，等到我把情绪宣泄完，慢慢冷静下来，他才和我谈今天的比赛。
我非常直接地告诉姜山说我不想打了，我实在打不下去了，我付出这么多、投入这么多是为了什么？做了三次手术，每天这么辛苦地做康复是为了什么？我看不到任何收获，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好——那天情绪突然间特别低落，在赛场上也毫无斗志，完全没有想要赢球的欲望，唯一的想法就是赶紧打完走人。我忽然间丧失了对网球的信念，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去做这件事情了。
姜山一向很少鼓励我，那天我当着他的面歇斯底里地大哭了一回，他也没有被我的眼泪打动，只是冷静地告诉我：沮丧是可以的，这证明你觉得你还可以做得更好，所以沮丧是对的。但你还是要继续下去。输球很正常，大家都知道你刚做了手术，这次比赛的输赢其实无关紧要。但你不能就这样放弃，这些人跟你一起奋斗，你又做手术又训练这么辛苦，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打好球吗？打球肯定有输赢，只要努力就没有必要去沮丧，认真思考为什么失败就可以了。为什么会沮丧？因为你知道自己没有竭尽全力，你觉得自己应该赢，可是事实上你理智一点想想，你得承认别人今天做得很好，好到应该取胜的地步。不要认为自己努力了就可以战胜一切，那是理想化的结果。你只有承认对手比你好了，然后才能好好思考自己到底需要解决什么问题，才能继续战斗。你是成年人，不是小女孩了，不要轻言放弃。
听着他这些话，我心里百感交集，不得不承认他是对的，但又有些怨他——他总像是在逼着我前进，尽管我在内心深处承认自己是需要这些推动力量的，我还是不愿意姜山这么说。
沮丧渐渐散去，几个月后，我迎来了人生第一个竞技状态的反弹。人真是有趣的动物。在今后的岁月里，我渐渐发现，每当我从低谷状态挣脱后，便会进入一个更高的层次。就像蹦极一样，坠到底的时候就是开始绝地反弹的时候。我的状态总是起起落落，一直在失败和胜利间游走。我慢慢把握到了这种规律，面对失败，我开始变得更加理性。
27 疼痛
我一向自认是个对疼痛不那么敏感的人，经过这么多年的风雨，一般的小伤小痛我是不会当回事的，但那天当医生把针头拔出来的时候，我实在忍不住，当场疼哭了。
在他人看来，2010年时我可能风光无限，但事实上，那一年给我留下的最深的、不可磨灭的印象是：疼痛。
在墨尔本的赛场上，我的膝盖又肿起来了。在连续击败了艾拉科维奇、扎维、汉图楚娃之后，身边所有的人都看出我的腿有问题了。
病来如山倒，这次膝伤发作得很厉害。进入前十六后，我每打一天就必须休息一天，因为膝盖已经承受不了连续两天以上的运动了。
之前我已经打过一次可里松消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我就向澳洲的医生求助，对方推荐给我一种昂贵的针剂，一管要500欧元左右。第二天，我把针剂带到比赛现场，请赛会医生帮我打针。我熟悉的赛会医生恰巧不在，另外一位女医生说，找她也一样。我就去她那里打针。
这位医生对我之前的病情并不在意，她漫不经心地看了看我的腿，说：“这不是水肿。”
她没有抽水，也没有做任何其他处理，直接把针剂注射进我的膝盖。
好疼！我忍不住尖叫了一声！那是我有记忆以来对疼痛最直观、最深刻的一次体验。我一向自认是个对疼痛不那么敏感的人，经过这么多年的风雨，一般的小伤小痛我是不会当回事的，但那天当医生把针头拔出来的时候，我实在忍不住，当场疼哭了。打完针后，我和南非治疗师说：下次就算死，我也不会再找这个医生了。
打完针以后腿还是没有消肿，那场我要对阵丹麦新秀、4号种子沃兹尼亚奇，我就那么拐着腿上了场，居然还赢了。
这次胜利就像这管针剂一样匪夷所思。
第二天上午我和治疗师说，我还是得找原来的赛会医生。那位医生和帮我做手术的艾瑞克医生是好朋友，对我的情况比较了解。
在他的帮助下，我顺利地找到了赛会医生，赛会医生听我说了前一天的情况，检查完我的膝盖，告诉我：“她根本就没帮你把水抽出来。”
我说：“我也有这样的感觉，但我不能跟她说，毕竟她是医生，是专业人士。”
后来这位赛会医生从我膝盖里抽了两管半的水出来。抽水的时候，他得把针头插进膝盖里面，然后慢慢将针筒拉开，让膝盖里面的积液沿着针头进到注射器里面，这很疼，但比起前天女医生的那一针，我觉得这已经完全不算什么了。
医生一边看着监视器，一边不停地换地方，将针头扎进去，然后引出新的积液。就这么一点一点地找地方，好尽可能将全部积水吸出来。
这次治疗姜山没去，是我的治疗师带我去的。我的治疗师就是上次去奥克兰海港大桥蹦极，我们都在犹豫不决时毫不犹疑从台上一头扎下去那位。
治疗师是南非人，胆子大极了。那天他脸色也变了，回来以后，他对姜山说：做了这么久的治疗师，他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情况，当时他看到医生一针一针往外抽水都觉得心在哆嗦。
抽出两管半积水后，医生给我打了一针可里松，他警告我：“你不能再打了，你两个星期之内已经打了两次可里松，就算再怎么肿也不能打了，对你身体不好。”
我说行，没问题。
打完可里松后，感觉稍微好一些。
第二天，我要跟大威打比赛，第一盘输掉了，第二盘比赛开局也比较低迷，但在第二个破发点上我实现了关键破发，把比赛拖入了抢七，抢七的结果是我以7∶4获胜。
决胜局我们的比分咬得很紧，最后我还是坚持了下来，逆转了大威廉姆斯，这是我职业生涯中第一次打进大满贯四强。
无巧不成书，在接下来的半决赛上，我的对手恰恰就是世界排名第一的小威。维纳斯·威廉姆斯和塞雷娜·威廉姆斯这对姐妹简直就是为了称霸网坛而生的。当她们同时出现在赛场上的时候，其他选手似乎都可以作壁上观了。和小威的比赛打得比较艰难，两盘都打到了抢七，最后还是我输了。
但这场比赛打完后，感觉膝盖还行，没有想象中那么疼痛。
值得一提的是我进入了澳网的四强，两周的比赛结束后，我的积分被带到了3500分，进了世界前十。我心里想：我也是世界前十中的一名球员，这种感觉……不过如此啊。
这个想法让我自己觉得有些莫名其妙，我就是这样的，有时候会突然不受理性控制，冒出来一些和我之前思路完全相悖的想法。到现在我也没明白之前为什么会那么低落，同样，我也无法解释在澳网的状态如何反弹回来。我一直都是个很被动的人，不会去试图主动控制什么事情。我喜欢随遇而安、随心所欲、随波逐流，如果没有人来鼓励和鞭策我，我可能就会一直这么游荡下去了，所以我的状态才会一直起起伏伏，这是我最大的毛病。
我也希望我可以做到像别人那样平衡，但我就是达不到。有时我比较神经质。我想这可能跟性格有关，自己一方面是一个很好胜的人，但同时又是一个特别容易满足的人。
澳网过后，我又开始了漫长、沉重的蛰伏期。也许它实际上并没有那么漫长，但你也知道，倒霉的日子总是过得特别慢，而胜利的快感却是转瞬即逝的。我甚至怀疑自己选择网球是否是个错误，因为我发现，胜利带来的欢欣远远不足以抵消失败带来的压抑。打职业联赛的感觉，就像在刀头舔蜜，所得甚少，所失甚多，然而，我们还是乐此不疲地尝试了一次又一次。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知道问题出在自己身上：澳网四强让我感到满足，在与威廉姆斯姐妹对战后，我失去了对胜利的饥饿感。
没有随随便便获得的胜利，特别是在比赛双方都是世界顶尖球员的时候，精湛的技术、冷静的头脑、健康的身体状况都是获胜的重要条件，但不是唯一的条件。
想要获胜，你必须真正发自内心地渴求胜利，你要非常、非常、非常地想获胜。你对胜利的渴望，要像在沙漠中跋涉，濒临死亡的人对清水的渴望一样。
然后，你才有希望，仅仅是有希望，获胜。
我这个半死不活的样子一直持续到了6月13日，在打伯明翰的草地赛时，我的状态才有了回升。
说起来伯明翰真是我的福地之一，2006年，我打败扬科维奇在这里拿到首个WTA女双冠军，2009年，我在这里打到女单亚军，2010年，我在伯明翰击败了莎拉波娃。
这次在伯明翰拿到的冠军是中国选手首个草地冠军，它给了我一定的信心。
遗憾的是，就在这个时候，我和托马斯的合作走到了尽头。
我从2004年复出到现在，成绩一直在提高。2010年的排名从第15提升到了年终的第11位，正像托马斯说的，我离理想的目标越来越近了。
但当托马斯神色黯然地提出“我已经没什么可以教你了”的时候，我们都沉默了。
合作时间长了，托马斯觉得他能提供的帮助已经到了极限，他认为我需要一种新的感觉和体会。我也觉得自己已经从托马斯身上吸收到了尽可能多的能量。也许，是尝试下新方法的时候了。
2010年亚运会之后，我们的合作正式结束。现在托马斯是莎拉波娃的教练。我非常感谢托马斯在任职期间给我带来的帮助。祝你好运，托马斯！
28 决战澳网
当司仪把话筒递给我的时候，我问大家：“你们看到那个穿黄色T恤的家伙了吗？他就是我老公，我总是拿他来开玩笑。”全场的注意力都转到了姜山身上，摄像机镜头也马上对准了他。
托马斯离开之后，他的工作由姜山暂时顶替。
这一阶段，姜山非常忙碌，他本来就要为我负责许多生活琐事，现在又要肩负起教练的责任，他变得更加沉默了。
姜山给我安排的第一场比赛是2011年在悉尼站举办的世界顶级巡回赛。我对这类比赛已经习以为常。按惯例，赛前活动结束后运动员会去吃点东西，休息一下，然后准备比赛。
但我不想去吃东西。
我靠在沙发上，身心俱疲。这是我们这个小团队的艰难时刻，我没有合适的教练人选。我的伤口隐隐作痛，我看不出来继续比赛有什么意义，那个在我心头闪过无数次的念头又一次跳出来，我觉得很累。
这并不是因为当天训练任务重，而是精神压力的作用，我觉得这一路走过来很辛苦、很累，我很想休息。
长久以来，这种夹杂着焦虑和无奈的精神压力让我非常痛苦，取得成绩时，我觉得自己还可以支撑，一旦陷入低谷，“退出”的念头就不断地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我对姜山说：“我不想打了，真的不想打了。每个对手都这么强大，太累了，我坚持不下来了。”
姜山也很累，这从他憔悴的脸色可以看得出来，像往常一样，他劝解我：“不管你做什么选择，我都会支持你，但我不希望你以后会后悔，毕竟我们已经来到这儿了，要不我们就试一下？”
当时我懒得答理他，自顾自去准备比赛。
也许是上天还不想让我过早地告别网坛，也许是对手刚好也有什么伤病发作，那场比赛，我不费吹灰之力就赢到手了，轻松得连我自己都深感不安，怎么会这样？是有什么地方出了差错吗？
那真是我时来运转的一个赛季，身体状况良好，腿伤也没有来添乱，我一轮一轮打下去，竟都异乎寻常地顺利！我越打越有信心，当在决赛中打败克里斯特尔斯拿到冠军时，我忽然想起了赛前的沮丧，可这时，好像什么困难都不能再压倒我了。
我不由得偷偷念叨：其实这一路也不辛苦呀！
姜山评价我：你是个很容易受到外界影响的人，幸福和痛苦来得快去得也快，只要身体不出状况，外界环境稳定，你就能够发挥出比较好的水平。
我觉得他说的可能是对的。
在悉尼，我第一次拿到了巡回赛冠军，这也是中国人首次在高级别巡回赛事中夺冠，这让我小小地兴奋了一下。从2004年复出到现在，我是在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扎扎实实地进步，这一点让我很欣慰。
在悉尼站比赛夺冠的顺利，让我在接下来的2011年度澳网比赛中心情很好。
再次来到澳网，我的心情就像墨尔本的天空一样晴朗。
澳网是四大满贯赛事中每年最先登场的，通常是在每年1月的最后两个星期在墨尔本举行。这时北半球正是冰雪皑皑、寒风怒吼的时候，位于南半球的墨尔本却是炎炎夏日。我很喜欢澳网赛场，盛夏，阳光强烈，天空湛蓝，这就是我对澳网赛场的印象。
有时温度会飙升到30多度，甚至接近40度，这无疑是比赛的一大障碍。有些选手很讨厌高温，高温让他们汗流浃背，无法思考，观众席上不时会有中暑的观众被拖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打球，怎么看都不像是享受。
但我喜欢。澳网的夏天让我想起童年，那些光脚穿“回力”球鞋，在灼热的灰色沙地上奔跑的日子，街边小贩摊子上的水银体温计有时会忽然爆裂，因为气温已经远远超过了40摄氏度。
我是武汉人，我们武汉人什么都不怕，尤其不怕鬼天气。
除了天气，澳洲观众对球场礼仪的重视也让我感到愉快。
在观看体育比赛时，一些基本的礼仪是相通的，比如，拍照时尽量不要使用闪光灯，在运动员进行比赛时尽量不要走动和喧哗；观看比赛时要让手机等移动通信设备处于静音状态等等。部分体育项目，比如斯诺克、网球这些“贵族项目”，在赛场秩序上有更加严格的要求，而经过长时间的发展，观众们也认可并自觉遵守这些要求。
2011年澳网，我参加的比赛被安排在中心场地，那是个很大的场馆，观众席可以容纳15000人。每场比赛之前有5分钟活动时间，两个球员在场上活动，解说在一边介绍球员的资料。在这5分钟内，你会听到各种来自看台的声音，但一旦裁判说“Time”，现场立刻鸦雀无声，你几乎能感觉到观众们连呼吸都刻意放慢了，感觉上，就好像连一根针掉到地上都听得见。澳网自创办以来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观众们对网球比赛的规则非常了解和尊重，大家会主动维护场内的秩序。在球员打球的时候，如果这一分没有打完，谁也不会大声喧哗，大家都克制着内心的激动静静地观赏比赛，以免场上的队员受到干扰。澳大利亚是移民国家，它的公民来自全球各地，人们可以因为网球相聚在一起，又去共同遵守规则，这很让我感动。
在这届澳网中，我波澜不惊地杀进了1/4决赛，没有遇到太大的阻碍。
像往常一样，舆论对我的评价如影随形，我和托马斯的“分手”被频频提起，但这不再构成我前行的障碍。就像托马斯希望的那样，我“成长”了。
在半决赛时，我要面对的球员是丹麦的沃兹尼亚奇，沃兹是赛会头号种子，她的防守很棒，被媒体称为“拥有城墙般的防线”，我们私下交情也一直不错。
那天我和沃兹一共打了三盘，沃兹很稳健，很顽强，但我也不再是毛躁的小姑娘了，最终我以3∶6/7∶5/6∶3的比分逆转了战局，拿到了决赛的入场券。
赛后澳大利亚电视台的主持人问我：“今天是你的结婚纪念日，对吗？”这个问题还真难倒了我，我不太记得我们结婚的准确日期了，印象中是29号嘛，我就告诉主持人：“我记得是两天后。”后来回去跟姜山一比对，我才晓得自己记错了。不过我觉得两个人感情好，彼此心里知道就行，不一定非要通过纪念日的形式表示出来，不知道澳洲人民是不是这么想。
记者又问我是什么支撑着我逆转了比赛，我顺口说“奖金”。大家都笑了。其实这也是实话，网球就是我的工作，我付出后得到回报，我很坦然，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谁工作不拿钱啊？
从2011年澳网的第一场比赛开始，我的新闻发布会就是在最大的新闻发布厅开的，这也算是一种待遇吧，可能是因为2010年我的年终排名进入了前十的关系。当我获得决赛资格时，国外媒体们兴奋极了，毕竟这是中国人首次进入大满贯赛事决赛。大家都有种振奋的感觉——在国际网坛的池塘里，终于出现新鱼了。
我感到自己的心脏不停地轻轻跳动，它渴望胜利。
墨尔本公园的中心球场有两个更衣室，我一般会去比较小的那个，因为那边人比较少，安静一些。
每年都定期来一次，感觉这个小更衣室也像是个朋友了。负责管理更衣室的两个工作人员经常帮我开柜子、锁柜子，金色短发的那个名叫琳达，是个40多岁的中年妇女，非常热情开朗，每次见到我都会特别热情地跟我打招呼，我也很喜欢她。感觉上，她就像是个老朋友，永远在那里等着我。
我在悉尼巡回赛拿了冠军，她一早就在电视上看到了，我到墨尔本后，她非常自豪地告诉我：“我早就帮你把柜子留好了。”
只有真正打到决赛，出场时才会牵球童。
决赛的对手是老朋友克里斯特尔斯，我们在赛前还在通道里聊了一会儿。她是个很棒的球员，这个赛季一直打得很好。
小克对胜利的渴望一点不比我小——7年前她已经打入了澳网的决赛，但还一直没机会捧杯，如果赢下这场比赛，她将获得第一个美网之外的大满贯奖杯。
我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战役，但我没想到会那么艰难。这场比赛打了两个多小时，我赢下了首盘，但火力全开的克里斯特尔斯简直是完美的，她勇猛地发动防守反击，拿下了第二盘。
当决胜盘开始的时候，我最害怕的情况发生了：由于自己的急躁和不自信，克里斯特尔斯最终逆转成功了，她赢下了这场比赛。我得了亚军。
站在领奖台上，我很想对姜山讲几句话，我是个不会讲应酬话的人，总觉得“感谢国家和领导”这样的话一说出口就非常别扭，只有对着姜山讲话，我才觉得是自然和松弛的。当司仪把话筒递给我的时候，我问大家：“你们看到那个穿黄色T恤的家伙了吗？他就是我老公，我总是拿他来开玩笑。”
全场的注意力都转到了姜山身上，摄像机镜头也马上对准了他。
我慢慢地讲出心里的话：“老公，不管你是胖还是瘦，是帅还是丑，我都会永远跟随你，永远爱你。”
回到更衣室后，琳达和另一位工作人员来看我，那天正好是琳达的生日，她邀请我和她们一起喝酒，琳达对我说：“我们很为你感到骄傲，虽然你输了，但你还是很棒。”
打完澳网之后我们计划回国，第二天，大家就一起动身去办签证。在澳洲办签证比中国办签证要快，什么邀请表都不需要带，拿着两本护照过去就可以了。
我刚把款单递了过去，工作人员立刻认出了我：“嗨！我知道你是谁！两点钟左右给你打电话，你到时候来取吧。”
送完护照，我们顺路去了趟某奢饰品店，有个店员认出了我，她说我说的那句话太令人感动了，她在电视机前都听哭了，最后她还说祝我和姜山幸福。
可能这些才是人类间最共通的东西吧。
中午吃完饭后我们就回了酒店，下午两点多钟，果然接到电话说签证办好了，要我们过去取。取到签证后，我们回酒店退了房，然后直接奔机场买机票回国。
有个英国朋友说，他们的文化里好像更喜欢失败的英雄。可能他们觉得这些人要面临更多的挫折，这些人在身体和心灵上要经受双重考验，其实更不容易，因此英国文化里很多伟大的作品都爱描述悲剧中的英雄。她说，这和你们的文化不同，中国人总是喜欢赢家。
我想她讲这话是为了安慰我。
没有不重视胜负的网球运动员，我们存在的意义，就是不断地让自己的球技更加完美，在不断的磨炼中追求胜利。
这次澳网虽然没有拿到冠军，但亚军也是大满贯历史上亚洲人拿到的最好成绩。主持人说我是“中国人的英雄”。我觉得言重了，我算不上英雄，也代表不了中国人。我只是个中国球员，正在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
很多朋友安慰我“亚军也已经很好了”、“你已经创造了历史”之类的话，朋友们出于好心的安慰让我感到心情平复了很多。拿了亚军我已经非常高兴，但是也更激发了我对冠军的渴望。当我一个人把自己埋在机舱座椅上，用帽子盖住脸时，我知道，我心中涌动的情绪不是喜悦，而是对大满贯冠军的渴望。
只差那么一步了啊！通过两周六场胜利打入大满贯决赛，不管最后获得的是冠军还是亚军，我都觉得非常不容易了。但是当后来拿到法网冠军，我才意识到冠军和亚军的差别是你无法想象的。
我是个没有快乐童年的孩子，我没有寒暑假，没有时间看电视剧或是动画片，我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了球场上，但这并不是我自己的选择，我打球只是因为我父亲希望我这么做；青少年时期，我打球是因为教练和我所在的队伍需要我这么做，我要不断地为家乡而战，为国家荣誉而战；在退役期间，我在大学校园里重新思考我的人生，我决定去做一个自由的人，我不再为别人的利益和周围的舆论所左右，我已经贡献出了我生命的前22年，现在，我只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我最想要为自己做的事就是：
赢得一座大满贯奖杯。
29 换帅
我心乱如麻，一刻不停地想着：他去哪里了？回国了吗？在武汉？还是去别的什么地方了？他现在怎么样？安全吗？吃饭了吗？
托马斯刚刚离开我们的时候，因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替补人选，我的教练就暂时由姜山担任。
丈夫担任教练，肯定会出现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需要我们共同面对。我和姜山都要努力适应不同场合中的角色转变，姜山每天都在紧张地思索：什么时候该以“丈夫”的身份出现？什么时候该以“教练”的身份出现？姜山身兼老公和教练两职的时候，角色转换起来会较辛苦。而当他指责我的时候，我又会情不自禁地愤怒：你是我丈夫，你为什么还要在场上冲着我嚷嚷？正常夫妻日常生活中都会有些摩擦，对于我们来说，网球又是生活的一部分，球场上的情绪容易带到生活中，这样一来，教练的职务反而容易伤害我们之间的感情，我们之间的争执开始变多了。
而托马斯和姜山的执教风格又有着鲜明的区别，就像以往一样，在澳网短暂的辉煌结束后，我又陷入了高潮之后的低谷，2月份我在阿联酋迪拜冠军赛和卡塔尔多哈公开赛上的成绩都不理想，早早便铩羽而归。我的精神状态又开始低迷。
我变得暴躁、易怒，我将此归咎为姜山的失职，我需要一个能鼓励我积极面对比赛的教练，我需要来自权威的认可和正面的引导。
4月份我参加了在德国举行的斯图加特巡回赛，我在第二轮出局了。我意识到自己不能再逃避了，我坐下来，和姜山正面谈论这件事。
我说：“咱们得有所改变。”
他说：“是的，我认同。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我说：“我需要找个新教练。”
他的回答是“没问题”。
那一瞬间，我感觉轻松多了，因为他不再是我的教练。他也有同感。
我觉得这件事情已经得到了圆满的解决。我的治疗师阿莱克斯这时正在向我推荐丹麦教练莫滕森。莫滕森教练在年轻时也曾经是球员，作为教练，他曾经指导过沃兹尼亚奇等一流好手。如果我想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莫滕森教练看起来是最能够帮助我的人。
莫滕森教练的出现让我精神为之一振。经历过托马斯的培训之后，我对外籍教练的认可度直线提高——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大家都看过《西游记》吧？孙悟空在斜月三星洞跟随第一位师父学会了七十二变和筋斗云，他对这位启蒙老师充满了尊敬和依恋，因此，在观世音菩萨刚给他指定了唐僧这位新师父的时候，他最初也是非常高兴的，这不仅是因为唐僧将他从五行山下解救出来，更因为“师父”这两个字在美猴王的记忆中是个非常温暖而亲切的代号，这种信赖来自于对第一位师父的美好印象。在莫滕森教练出现前，我对他寄予了莫大的期望，我希望他拥有不逊于托马斯的神奇力量，好让我的神经都松弛下来，让我的小团队能够松一口气，让大家都好好睡一觉，不再焦虑。
让我没想到的是，姜山在这个时候默默离开了团队、离开了我。
我们原本正准备去马德里参加比赛，我已经到了机场，手里握着两张飞往马德里的机票，眼看起飞时间快要到了，他却没有如约在机场出现。
姜山的不告而别击垮了我。
我怎么都联系不到他——之前他刚刚丢了手机，还没来得及买新的。慌乱之中我甚至打电话回前一晚住的酒店，问他们姜山住的房间现在还有没有人，酒店前台说房间已经被退掉了，住客没有说自己要去哪里。
之前我们也产生过矛盾，姜山说过很多次：“我走。”我说：“那你走吧。”因为之前一直有这种小小的口角和争执，我并没有在意，没想到他真的自己拿信用卡买机票回国了。
我心乱如麻，一刻不停地想着：他去哪里了？回国了吗？在武汉？还是去别的什么地方了？他现在怎么样？安全吗？吃饭了吗？
我完全无法集中精力去考虑后面的比赛。一个人站在人来人往的机场，我发现自己手脚冰凉，完全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的世界仿佛忽然崩塌了一角，我不知道该怎么冷静下来。这时我忽然想起姜山有个好朋友现在在美国，他会不会是去朋友那里散心了？我立刻打开电脑上网，和这位朋友取得了联系。
这位朋友也没有姜山的任何消息，她感觉到了我的失控，为了安慰我，她给我发了一本书的链接，让我先静下心来看一下这本书，等到她回武汉，会找姜山的其他朋友再跟我联系。
我一个人坐在那里等待登机，这场景似曾相识——十几年前我一个人在洛杉矶机场被关在小黑屋里，误了班机，最后只能在洗手间过夜，这一次，我又要一个人面对一切了。
为了平复躁动的心情，我不得不努力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我打开了朋友发给我的那本书，开始阅读。
那本书的名字叫《遇见未知的自己》，是台湾的张德芬女士写的。
在看书之前，我没有想到这本书会带给我这么大的影响。
看过一章以后，我发现自己竟暂时平静了下来，但随即便发现一旦放下书，我的心立刻又会被现实中的种种苦恼填满，为了躲避现实的重负，我立刻逃回了书中。
当我到达马德里的时候，我的体能教练正在酒店等我，他打算今晚把新的教练介绍给我。当看到我孤身一人拖着箱子走进酒店大门时，他非常吃惊，问我姜山哪里去了，我一时语塞，敷衍道：“他回国了。”
体能教练不相信这个解释：“别开玩笑了。”
我不想过多纠缠于这件事，简单地说：“真的回国了。”
当天晚上我见到了莫滕森教练，他性情温和，面容和蔼，我们谈了谈训练方法和对未来的规划。这次交流的感觉不错，我决定聘请莫滕森教练帮我训练一段时间。
在这期间，姜山始终没有联系我，我给他国内的手机打电话，一直打不通。
我唯一的安慰是那本书，那两个星期，我一直不停地反复看它。内心的焦虑又让我无法像往常一样安静地进入睡眠，第一天晚上，我就看完了半本书。
这是一本非常奇妙的书，作者在书中宣扬了这样一种观点：“人所有受苦的根源就是来自于不清楚自己是谁，而盲目地去攀附、追求那些不能代表我们的东西。当死亡来临的时候，会把所有不能代表我们的东西席卷一空，而真正的自己，是不会随时间甚至死亡而改变的。‘我不应该受苦的。’这个思想会让你更加地受苦。它是对事实的扭曲，始终是自我矛盾的。真相就是，你必须对苦难说：‘是的！’然后才能去超越它。”
看完第一遍之后，我觉得自己没有完全理解其中的奥义。就倒回去重新看了几遍。我记得书里面写到，当一位老人问她是谁的时候，她说我叫什么什么，老人说：不对。
这时我开始问自己，我是谁？我知道我叫李娜，我知道我会打网球，但除此之外呢？排除掉名字和网球，我还剩下什么？
我找不到答案。
这本书里还探讨了本我和真我的关系。她还说：人跟人之间的沟通，是因为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频率，当你觉得一个人非常适合自己的时候，其实是因为你发现了你们有同样的频率，拥有相同频率的人才会互相吸引。
这个观点我也非常同意。同时，我心中有着隐隐绞痛，我知道谁和我拥有相同的频率，但我把他弄丢了。
那是唯一一次，整整两个星期我只与自己的教练和治疗师在一起。
我一边与莫滕森磨合练球，一边四处搜罗姜山的消息，在西班牙的第二周，我总算打听到了他的下落。武汉的朋友一找到姜山，就立刻上网告诉我：姜山确实是回国了，并准确汇报了他的位置。
我松了口气，只要知道他在哪儿，我就安心了。
几天后，姜山给我发了一封邮件，问我在德国的手机号码是多少。
我回复了他。可能是心情影响了专注度，我发过去的号码有一个数字是错误的。姜山又回复了一封邮件，说他打电话来，结果是个满口德语的老外接的，这是怎么回事？
这一次我仔细看了自己的手机，确认了号码才又把邮件发过去。
我和姜山开始通过电话和邮件就此事沟通。我认为姜山是在闹情绪，但被他否认了。他告诉我：他只是希望能在适当的时候离开，这样新教练来之后才好工作。如果他真的跟随我来到马德里，可能会对新教练的工作造成阻碍。之前他和我说过他不会去西班牙，也是认真的。只是我那时不愿相信而已。
姜山后来对朋友也解释过这件事情，他说男人做事情的时候，女人是不理解的。男人可以因为爱离开，女人不会。因为爱我，所以他才离开了。他担心自己不走的话，我就更难受。我在那边有教练，什么都有，他也没什么可担心的。
但事实上，那段时间，我的心情特别低落。压抑时我会上网和朋友联系，可是再好的朋友也代替不了姜山。他出走之后，我完全无法去面对内心巨大的空白，我可以失去任何人的支援，唯有他是不可取代的。
在法网比赛之前，我打了两站比赛，每当我在球场上失误或球路不顺时，就会想到那本书里面所说的：“在你改变不了事实的情况下，先去接受然后去臣服。”
以前出现问题时，我不会找自己的原因，而会怪罪于其他的人或事，我很抵抗接受“我不行”的事实。从看到这本书起，我发现以往我犯的所有错误，都是缘于我不愿意去接受这个事情已经发生的事实，这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所以后来在比赛当中，当自己打丢了一个球或失误时，我就会接受、臣服于它。已经发生的事情改变不了怎么办？只能接受，告诉自己改变不了，只能再做下一步，要放下。
那本书是我接触的张德芬的第一本书，我觉得很好，推荐给了很多朋友。它帮你看清楚很多事情。她说：有些东西要你先认识它、了解它，认识了它之后，它对你就不会再有那么强烈的神秘控制力。一个人愿意或者不抗拒地认识自己、体会自己，会让他更释然。
我开始缓慢地面对真正的自己，就像书中所说的，这让我更释然。
我不再抱怨和哭泣，在敞开心扉、坦率地沟通了几天后，我们谅解了彼此。打完马德里站和罗马站后，我有一个星期左右的空闲时间回慕尼黑为法网做准备。姜山也从国内飞过来了，我不愿意示弱，故意跟他开玩笑：“你看，你不在这儿的时候，我两项比赛都进前四了。”姜山回敬道：“我在的话，你就夺冠了。”
他就是永远不肯认输。我就是爱这样的他。
当我的小团队在场边观看我比赛的时候，我们有一套固定的赛前打气仪式。我的治疗师会先帮我做一些牵引之类的准备动作，做完后，他会和我握握手，告诉我：“相信自己！你可以做到！”
而姜山会和我碰碰拳，说一声“放开打！没关系！”之类的话。
这使我信心百倍地进入赛场，我知道在自己身后，有充满了爱和期待的眼神在等待我，无论我胜利还是失败，他们的忠诚和友谊都不会动摇一分一毫。
30 节外生枝
我庆幸的是，我的亲戚和真正的朋友们，都不曾因为我的成就高低而对我好或者坏。从小他们就这样对我，今天他们还是这样对我。
我曾天真地以为：只要我打球打得好，我就可以做一个快乐的冠军。这么简单的想法很快受到了现实的嘲弄：成名带来了许多副产品，它不像我想象中那么单纯，更不像我想象中那么快乐。
姜山曾经形容我是一只刺猬：开始很小，很柔软，当感到被人伤害后，也不懂得如何回击，我唯一会做的就是赶紧把浑身的刺都竖起来。
我对这个比喻最初不肯承认，还觉得很生气，但是后来我发现，我大概、可能、也许……真是只刺猬。
一只伤心的笨刺猬。
因为害怕再次受到伤害，我见谁都举着刺。我是个敏感的人，非常在乎别人对我的评价。媒体对我的抨击让我的敏感变本加厉，以至于那只刺猬再也没有离开。它害怕极了。而它应对恐惧的办法就是起一身硬刺：“你看哈！我可是有刺的！”
结果可想而知了。
媒体当然不会把这点刺当回事，他们的版面上随时会出现核武器。
倒是不时让其他小动物——小白兔、小猫咪之类举报：“你干吗老着一身刺？你扎伤我了！你不是我们动物园的好小朋友！”
我也很委屈——因为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放下，以及怎么放下。
我不懂得如何与媒体周旋，我不知道该怎么和他们交朋友，怎样让自己的意思明确地表达出来。我身边的朋友不是运动员就是教练，没有曲解、放大、刁难和莫须有的暗示，我们的世界比外面那个世界要简单多了。
在这种条件下，我非常依赖自己的团队和身边的朋友，在他们面前，我可以完全卸下心防，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是我最快乐的时光。
但在2011年，一个从小一块儿长大的朋友的一句话，让我发现，原来我一直非常看重的友情可以是这么淡薄。
那位朋友让我帮他利用我的关系要个项目做。我很为难，我不是这样的人，我根本开不了口去管人家要什么东西。
朋友说：“你怎么这样？”
我生气了：“我的为人一直就这样，我不愿意欠别人人情，欠别人人情肯定要还。而且我本来就是个不知道怎么跟领导沟通的人，我怎么直接去跟领导张口说：你给我一个项目做。再说领导凭什么把项目给我做。”
朋友——或者已经不是朋友了，直接来了一句：“李娜你变了。”
我真没变，我一直就这样。
后来他又来找我，说要开餐馆，他找人投资，用我的名字。
我告诉他我不想参与这些事，我现在是运动员，不太愿意去接触这些东西，这个领域是我完全不懂的，我怎么知道该怎么做。
他又来了：“你怎么这样？”
我特别不能理解的一件事是：为什么他那么理所当然觉得我应该去帮他，不帮他就是我对不起他？
我们认识很多年，很早就认识对方，多年来一直是朋友，最后却出现这样的尴尬。
说来惭愧，我都年近三十的人了，才第一次领会到感情的脆弱：在利益面前，感情原来是如此不堪一击的。
在我的观念里，友谊是不会被利用的。我最好的朋友，都不是经常联系的，尽管大家各有各的生活，天南海北偏居一隅，但只要见面，仍会很“亲”。不跟你计较付出和得到，这才叫朋友。？
我不是一个懂得经营情感的人，如果有人对我好我恨不得双倍对他好，可是一旦受到伤害时又会像刺猬一样竖起全身的刺来保护自己，所以我的朋友并不多，我们不需要天天联系，但是伤心的时候会第一个想到你。而且我的朋友基本上都是从小一起打球成长的，另外，还有两个小学同学一直在联系。我不是一个善于表达自己感情的人，也是一个害怕孤单的容易自卑的女孩，只有跟我一起长大的人，或者在身边一起工作生活比较久的人才会了解我，进而有机会走进我的内心世界里。我不擅长与人交往，建立联系，在人际关系中我几乎永远是被动的一方，所以就会更加珍惜朋友间的友谊。他们不会因为我成绩的好坏而对我有所不同，有时候他们会因为等我的比赛而调整时差，我在心情不好的时候也会毫不犹豫地打电话诉说自己的苦恼，他们会耐心地倾听，就算第二天起床后不记得他们也不会埋怨，而且从小一起成长的朋友友谊更单纯，我这种脑子笨笨的不适合太复杂的环境。自己享受每次比赛结束回国的这段时间，可以跟朋友一起吃饭、聊天、喝酒和唱歌，聊聊身边发生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