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难道不知我们在北京也时时刻刻在敌人的包围之中？你难道不知他们办共学社是在“世界丛书”之后，他们改造《改造》是有意的？他们拉出他们的领袖[注：即梁启超]来“讲学”——讲中国哲学史——是专对我们的？（他在清华的讲义无处不是寻我的瑕疵的。他用我的书之处，从不说一声；他有可以驳我的地方，决不放过！但此事我倒很欢迎。因为他这样做去，于我无害而且总有点进益的。）你难道不知道他们现在已收回从前主张白话诗文的主张？（任公有一篇大驳白话诗的文章，尚未发表，曾把稿子给我看。我逐条驳了，送还他，告诉他：“这些问题我们这三年中都讨论过了，我很不愿他来‘旧事重提’，势必又引起我们许多无谓的笔墨官司！”他才不发表了。）你难道不知延聘罗素、倭铿等人的历史？（我曾宣言，若倭铿来，他每有一次演说，我们当有一次驳论。）
这封胡适在1920年底或1921年初写给陈独秀的信，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绝无仅有的一篇文化霸权争夺战的自白书。胡适在此处所指的“敌人”是梁启超及其“研究系”的弟子。无怪乎胡适会说自己“时时刻刻在敌人的包围之中”。梁启超要“大驳白话诗的文章”，是1920年10月中写的。他还宣称要接着批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根据梁启超1920年10月18日写给胡适的信：“超对于白话诗问题，稍有意见，顷正作一文，二三日内可成，亦欲与公上下其议论。对于公之哲学史纲，欲批评者甚多，稍间当鼓勇致公一长函，但恐又似此文下笔不能自休耳。”胡适说：“他们拉出他们的领袖来‘讲学’——讲中国哲学史——是专对我们的？（他在清华的讲义无处不是寻我的瑕疵的。）”信然。1920年12月2日，梁启超在清华开讲《国学小史》，连续讲了五十余次。后来他取出墨子的部分，以《墨子学案》为题出版。梁启超所针锋相对的，就是胡适1918年3月开始在北京“学术讲演会”里所作的《墨翟哲学》系列演讲，并于同年8月由北京大学学术研究会出版，题名为《墨家哲学》。
表面看来，胡适仿佛犯了“时时刻刻在敌人的包围之中”的疑惧症（phobia）。其实，其所反映的是他强烈的自卫心、斗志以及争取文化霸权的野心。胡适留美归国以后，很喜欢用“对垒”、“战争”等触目惊心的比喻，在书信中跟美国的朋友描写他在中国所从事的新文化运动。比如说，胡适担任康奈尔大学“世界学生会”会长的时候，他的好友洛克纳（Louis Lochner）是全美“世界学生联合会”的秘书。胡适回国以后，洛克纳有鉴于美国新闻界对劳工运动报道不实，而集合了一些志同道合的编辑，组织了一个专门报道劳工运动新闻的组织。他在1920年4月20日回复胡适的一封信里说：你在信里提到你在中国所打的仗，我非常有兴趣。看来你跟我一样，也是执笔奋战着。我们能不能从你那儿得到一些中国的消息……我衷心希望你能至少给我们每周写一个周讯，报道革命运动以及劳工阶级的消息。
到了1923年，新文化运动已经成功了。胡适在写给韦莲司的信里，眉飞色舞地用“战争”来形容他的斩获：至于我作为成员之一的中国文学革命，我很欣慰地说，已经是大致大功告成了。我们在1917年开始推展这个运动的时候，大家预计需要十年的论辩、二十年的努力才能竟功。然而，拜这一千年来许许多多无名的白话作家的默默耕耘之赐，真可说是瓜熟蒂落！才一年多一点的时间，我们就把反对派打得溃不成军[注：这是韦莲司的打字版。应该是routed（击溃），但打成roused（激起）。如果这不是韦莲司打错的，那大概是胡适一生中少见的拼错字的一次。]五年不到，我们这个仗就大获全胜了。
从某个角度来说，胡适跟他的新文化运动的战友，包括丁文江在内，都爱以中国的赫胥黎自视。维多利亚后期的英国文化界是科学与宗教对峙的图像，早就被新的研究推翻了。然而，赫胥黎毕生刻意经营而且深受其利的，正是他挥舞着科学的旗帜与宗教作生死斗的图像。而这也是胡适跟丁文江心目中的赫胥黎的图像。胡适1922年初读《达尔文传》及《赫胥黎传》的时候，在日记里说：“我爱赫胥黎的为人，他是达尔文的护法神。”胡适在此处给赫胥黎的封号还是温和的。在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论战史上，赫胥黎的化名是会让论敌寒毛直竖的“达尔文的拳师狗”（Darwin's Bulldog）。我们可以想象当胡适跟文言文的卫道者对垒，特别是当他和丁文江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里跟被他们讥诋为“玄学鬼”的张君劢论辩的时候，他们心目中的自己，就是那正气凛然、意气风发的中国的赫胥黎。
在“战争”、“把反对派打得溃不成军”、“大获全胜”这类用词背后所隐藏的事实，就是文化霸权的争夺战。就像赫胥黎跟作为传统英国文化与社会领袖的教会，和牧师争文化领导权一样，胡适留美归国以后的五六年间，是他在中国文化界为自己争取领导权的冲锋陷阵时刻。白话文学革命是他的第一场文化霸权争夺战。结果，连胡适自己都意想不到，那反对的传统阵营居然就像一座被虫蚁蛀蚀镂空的华厦一样，三两下就被摧枯拉朽地推倒了。
事实上，胡适真正面临的挑战不是来自传统阵营，而是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与西方世界保守思潮汇流的传统，一是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本章启始所征引的话就是最好的写照：“你难道不知延聘罗素、倭铿等人的历史？（我曾宣言，若倭铿来，他每有一次演说，我们当有一次驳论。）”罗素与倭铿都是梁启超领导主持的讲学社邀请访华的学者。倭铿（Rudolf Eucken，1846-1926），又译欧依铿，是德国唯心派哲学家。由于他年纪已大，没有成行，讲学社在1922年邀请了德国另一位唯心论哲学家杜里舒（Han Driesch）。讲学社邀请唯心论的哲学家访华，胡适显然认为这是有意跟他打对台，所以才会撂下狠话——“每有一次演说，我们当有一次驳论。”罗素1921年7月初结束他在中国的访问时发表了临别赠言，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赠言，是主张中国模仿苏联走国家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临别赠言激怒了胡适。他特别写了一首诗《一个哲学家》来回敬罗素。诗中最后一句说：“我们要敬告他：这种迷梦，我们早已做够了！”
胡适说：“他们拉出他们的领袖来‘讲学’——讲中国哲学史——是专对我们的？（他在清华的讲义无处不是寻我的瑕疵的。）”这句话说得仿佛他们已经到了短兵相接的地步。其实，这只是前哨战而已。胡适与梁启超阵营正式对垒上阵是1923年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顾名思义，论战的目的当然不是让真理越辩越明，而是要打倒对方，争取或巩固自己的文化霸权。“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爆发的时候，胡适已经取得了“西方思想”在中国的代言人的地位及其诠释权。因此，这个论战对他的意义，是一场代言地位与诠释权的保卫战。为此，他必须防止中国的“传统”与西方的保守思潮汇流。用他跟丁文江在论战里赐给论敌的尖刻的封号来说，就是要防止中国的“玄学鬼”利用西方的“玄学”来借尸还魂。从这个意义来说，“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是胡适在文化霸权争夺战上的另一个里程碑。由于当时文化界普遍认为科学派获胜，胡适的文化霸业等于是更上了一层楼。
胡适在文言与白话之争以及“科学与人生观”论战里的文化霸权争夺战，大家已经耳熟能详。鲜为人知的是，他1923年1月被上海《密勒氏评论报》（The Weekly Review）的读者票选为“当今中国十二大人物”之一。这份英文周刊的读者主要是当时住在上海的外国人。表面上看来，票选的结果并不会影响胡适在中国的文化霸业。然而，聪明如胡适，他深知这个活动不可等闲视之。在今天的中国，洋人的加持与认可的镀金效果，何止是几何级数！以胡适当时如日中天的名望来说，他完全不需洋人的加持。但是，胡适了解，如果能人选为上海最具权威的英文周刊所选出的“当今中国十二大人物”，那会助长他在西方世界的声名。因此，在票选活动开始四周以后，胡适很有技巧地在他编辑的《努力周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抗议”评选标准的偏颇。他批判那是外国人在票选“当今中国十二大人物”，不代表中国多数人的意见。他拟出自己心目中的“当今中国十二大人物”。最有意味的是，他把“学者”列为第一组——自己的名字当然不与列——暗讽这是上海滩的外国人所懵懂的。不管这篇文章是否发生了暗示、催票的作用，他顺利地当选为“当今中国十二大人物”的第十二名。
然而，即使在胡适文化霸业的巅峰，阴霾的征兆也已开始出现。胡适要学生专心求学，先让自己成器，然后再谈救国的主张。这不但与当时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背道而驰，而且跟理论性、战斗性都强的马克思主义相抵触。《新青年》的分裂，以及胡适与陈独秀的分道扬镳，就是这个阴霾征兆的先声。由于处在文化霸权的巅峰，胡适没觉察到他的文化领导权已经开始遭受挑战。在他的名望日正当中的1920年代，这些挑战，胡适都可以斥之为肤浅、幼稚甚或置之不理，却丝毫不会影响其声望。然而，随着局势的恶化以及知识阶级的激进化，胡适的文化霸权终究会在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正面的挑战下而趋向式微。
用入学试题宣扬新文化
杜威在1921年11月16日发表的一篇文章里说：中国文化现况有一个最有意味的事实：不只是反动阶级，连保守阶级都没有一个思想上的代言人。每一个思想家、每一个作家、每一个铿锵有力的影响都是开明派的（liberal）。由于政府的每一个部门，除了外交部以外，都是反动派与军阀控制的，这个事实就更有意味了。像这样子在政治上有控制力，在思想道德上却萎靡无力、几乎跟不存在一样的情况，我不知道世界上是否还找得到第二个例子。即使是传统中国的儒家思想，第一流的楷模一个也没有。儒家的影响当然还是很强。然而，这只是习惯使然，而不是由于思想上的影响力。我在先前的文章里提到“文学革命”，用白话文来取代文言文的运动。这个运动的领袖告诉我，他们原先预期至少在十年之内，他们会是众矢之的。没想到这个运动却像野火一样风起云涌，所有年轻一代的知识阶级都投入了他们的阵营。
当时，杜威夫妇已经结束了他们在中国两年的访问，回到纽约了。毫无疑问，杜威对中国文化界的观察是透过胡适等新文化领袖的诠释。因此，杜威的话，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等于是反映了胡适等人的观点；不但如此，那等于反映了处于新文化运动暴风眼里——北京——的胡适等人的观点。然而，杜威这段话有他的洞见，因为他一语道破了一个事实——表面上看来，胡适当年提倡白话文学，仿佛是以卵击石。究其实际，那看似铜墙铁壁的传统居然只是一个幻象。胡适认定必须经过十年的论辩、二十年的努力才能战胜的一场文化霸权争夺战，居然像摧枯拉朽一样，一出师就大捷了。
杜威身处新文化运动暴风眼，等于是坐在第一排看戏，再清楚也不过了。杜威亲睹了气势干云的五四运动以及风起云涌的新文化运动，那经验对他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其实，以北京来说，五四运动爆发以前，新文化运动就已如火如荼了。当时在清华读书的林语堂1918年4月9日给胡适写了一封英文信，向他道贺。他说：我要为这个[白话文]运动的成功向其领袖道贺。这个运动真的是一日千里。在清华，它掀起了极大的兴趣。我可以确定地告诉你，我们图书馆里的《新青年》由于大量读者的翻阅，几乎都要翻碎了。一卷三号[注：可能笔误，《新青年》第一卷出版的时候，胡适还没投稿]看起来已经很破旧了。
新文化运动之所以在北京会如火如荼，传统阵营之所以会摧枯拉朽似地被推倒，原因无他，就是胡适等新派人物所掌握的资源及其所据有的战略地位，根本就不是传统阵营所能望其项背的。杜威说得好：“不只是反动阶级，连保守阶级都没有一个思想上的代言人。每一个思想家、每一个作家、每一个铿锵有力的影响都是开明派的。”不但在思想舆论界是如此，北大亦是如此。胡适在北大据有绝对优势的战略地位，最好的明证，就是北大的入学考试的命题权。五四运动前后，胡适一直是本科、预科英文试题的命题与阅卷委员会主任。我们可以说，连入学考试的命题，都是胡适推展新文化运动的一环。试想：如果入学试题考的是新文化运动所宣扬的新思想，那一心想进北大的考生还能不勤读倡导新文化运动的书刊吗？根据1918年6月12日的《（北京大学日刊》所载，胡适是该年7月举行的入学考试的“文[科]本科及文理法预科英文科”命题及阅卷委员会的主任。文科本科的英文题目不算特别，然而，他所出的文理法预科英文题里的英翻中是：The only freedom which deserves the name， is that of pursuing our own good in our own way， so long as we do not attempt to deprive others of theirs，or impede their efforts to obtain it. Each is the proper guardian of his own health whether bodily， or mental and spiritual.（那唯一名副其实的自由，就是我们以自己的方式去追求的自由，只要我们这样作不剥夺别人的自由、也不妨碍别人追求的努力。每一个人是他自己的健康——身体或者心灵——的守护者。）
这段话取自穆勒《论自由》的《导论》。
北大1919学年度入学考试，胡适又出任预科英文试题的命题委员。这次命题，无论英翻中还是中翻英，都彻彻底底地是在宣扬他的政治以及新文化运动的理念。
英翻中：We entered this war because violations of right had occurred which touched us vitally and made the life of our own people impossible unless they were corrected and the world secured once for all against their recurrence.（我们参战是因为我们的权利受到侵犯。这些侵权的行为刺中了我们的要害。除非它们能被制止，让这个世界永远不再受其侵害，否则我们国民的生活就不可能继续。）
中翻英：做文章的第一要件是要明白。为什么呢？因为做文章是要使人懂得我所要说的话。做文章不要人懂得，又何必做文章呢？做文章的第二要件是要有力。这就是说，不但要使人懂得，还要使他读了不能不受我的文章的影响。做文章的第三要件是美。我所说的“美”不是一种独立的东西。文章又明白又有力，那就是美。花言巧语算不得美。
这段中翻英的文字，毋庸赘言，是胡适借着命题的权柄，来宣扬“胡适体”的白话文哲学。英翻中的文字，则是美国总统威尔逊1918年1月8日在国会发表的战后重建国际秩序的“十四点原则”（Fourteen Points）。其中有一个片语，是投考预科的学生不大可能了解的：“which touched us to the quick”（刺中了我们的要害），胡适非常适切地把它改成了“which touched us vitally”。威尔逊是胡适留美时期的偶像。他领导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服膺国际仲裁主义的胡适所颔首称是的政策。
我认为北大1919学年度本科入学考试的英文试题也是胡适出的。《北京大学日刊》第419号只列胡适为预科英文试题的命题者，本科英文试题命题者的名字不在其列。由于《北京大学日刊》误排太多，我认为英文的命题委员一定漏排了“本”字。换句话说，英文命题委员的名字应该是：英文（本预科）：胡适之。以题目来看，该年本科的试题应该也是出自胡适。
英翻中：This simple faith of Mr. Wilson in his Fourteen Points was due，I believe，to the invincible abstractedness（抽象性）of his mind. To him railroad cars are not railroad cars，but an abstract（抽象性）thing called Transportation（交通）；people are not men and women，but Humanity（人道）．（威尔逊先生对他的“十四点原则”的信仰，我认为是来自于他那过人的抽象性思维。对他而言，火车并不是火车，而是抽象的交通的概念；人不是男男女女，而是“人道”。）
中翻英：民主国家的人民应该有三种不可少的自由。第一是思想的自由，第二是言论的自由，第三是出版（publication）的自由。为什么这三种自由都不可少呢？因为一国的进步全靠新思想的发达。若思想不自由，新思想便不能发生。若言论与出版不自由，新思想便不能传播。
这个英翻中的题目是从胡适回国以后继续订阅的《新共和》（NewRepublic）杂志的一篇文章里撷取来的。作者是瓦特·维尔（Walter Weyl），题目是《先知与政治家》（Prophet and Politician）。依照胡适的惯例，他把一些他觉得累赘的修饰词删去了。毋须赘言，不管英翻中还是中翻英，胡适都是借着题目来宣扬他的政治理念。
我还没有找到证据来证明1920年北大入学考试的英文试题是胡适出的。然而，那命题的精神绝对是“胡适体”的。该年预科的英文试题有三道，都是让学生分析句子的文法结构。然而，那些题目所反映的，完全是胡适宣扬的思想方法：一、It is very difficult to get some people to be careful in doing little things. They would say：“Wait till we have something great to do. Then we can show how well we can do it.” We must do the small things well before men will trust us in great things.（要某些人做小事时就谨慎是很困难的。他们会说：“等到有大事来做，我们就可以证明我们的能力了。”我们必须能把小事做好，别人才会让我们做大事。）
（注意）（ln analysis， you may use either the diagram method or the chart method. The diagram method is preferable.）（你可以用图或表来作分析。图解法为佳。）
二、中翻英：你每做一件事，应该问你自己：“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你若能常常如此做，你自然不肯做那些无意思的事了。
（注：“无意思的”meaningless）
三、When you have finished the translation in 2，analyze the sentences in your own translation.（翻译完题2以后，分析你自己的英译的句型。）
该学年度本科英文的题目，是选了《老残游记》第十二回里的一段话，要学生把它翻译成英文：老残站在黄河岸上看船上的人打冰。这时北风已息。但冷气逼人，比那有风的时候还利害些。幸亏他身上穿着皮袍子，故还勉强当得起冷。
老残抬起头来，见那南面山上一条白光，映着月色，分外好看。那一层一层的山岭，却分辨不清。又有几片白云在里面，所以分不出是云是山。及至定睛看去，方才看出哪是云、哪是山来。虽然云是白的，山也是白的；云有亮光，山也有亮光。只因为月在云上，云在月下，所以云的亮光从背后透过来。那山却不然的。山的亮光由月光照到山上，被那山上的雪反射过来，所以光是两样了。
然只稍近的地方如此。那山望东去，越望越远，天也是白的，山也是白的，云也是白的，就分辨不出来。
这段文字，跟胡适1920年10月14日写的《什么是文学——答钱玄同》里所引的是同一段话。胡适在这封信里说：这一段无论是何等顽固的古文家都不能不承认是“美”。美在何处呢？也只是两个分子：第一是明白清楚；第二是明白清楚之至，故有逼人而来的影像。除了这两个分子之外，还有什么孤立的“美”吗？没有了。
1921学年度的入学考试，《北京大学日刊》上登载了第一、第二次预科入学测验的试题。别有意味的是，第二次预科的英文试题显然不是胡适命题，因为英翻中、中翻英的题目都是格言。然而，第一次预科入学测验的试题，很明显地留下了胡适的印记。第一大题有两题句型分析：一、When any nation looks upon law asa thing which the individual may use when it suits him and evade or defy when it does not suit him， that nation is losing the main bulwarks of social order.（当一个国家的人民对待法律的态度是：对我有利就顺之，对我不利就避之或反之，那个国家就已经失去其社会秩序的屏障。）
这段引文的出处是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亚瑟·赫德里（Arthur Headley）写的《公民的政治责任》（The Political Duties of the Citizen），发表在《曼西杂志》（Munsey's Magazine）上。
二、Everyone should be treated alike so far as his social position is concerned.（每一个人在社会上都应该受到平等的对待。）
这段引文的出处是美国伊利诺大学男子学院院长汤姆斯·克拉克（Thomas Clark）1910年在美国教育年会上的演讲。
第二大题是中翻英。题目如下：
一、儿子的维新正如他父亲的守旧。
二、人人都爱自由，我们怎样保护自由呢？
三、哪国人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四、睡觉在夜半前一时比在夜半二时好的[得]多。
五、每日勤学一时，到了十年，就是愚人也可变为智人。
六、昨天我见了我的朋友，我没有问他那宗事，我甚愿意问了他。
第三大题里最明显地留下胡适印记的地方，是答题的说明：Translate the following into the vulgate（白话）Chinese（用白话翻译此段）：Going to school to get an education is the daily business of nearly twenty millions of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a larger number than follows any other single calling，with the possible exception of housekeeping.A billion and a quarter dollars is the estimated value of the public property used for school purposes. And more than six hundred thousand teachers are engaged in giving instruction. Why do so many people go to school？ What do they hope for from their years of efforts？ What is it that we who try to teach them are trying to do for them？（上学受教育是美国几乎两千万人每天所做的事。这个数目大于所有其他的行业——家庭主妇可能是唯一的例外。学校设施的所费，估计是在十二亿两千五百万美金。教师的数目超过六十万。为什么那么多人上学？他们的目的何在？我们当老师的人希望教给他们的又是什么？）
“Vulgate”是胡适用英文来称呼白话文时喜欢用的字眼。大写的“Vulgate”特指公元4世纪末年从希腊文翻译过来的拉丁文《圣经》，在16世纪中期被天主教定为官方版本。小写的“vulgate”则有“引车卖浆者流用语”的意思。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大题，胡适规定学生必须用白话文来翻译。北洋政府教育部在1920年下令：国民小学一、二年级国文读本，从1920年度秋季开始，一律改用国语，亦即白话文。此后，各年级课本逐年改换。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里针对这个部令说：“教育制度是上下连接的；牵动一发，便可摇动全身。”于是，胡适在北大1921学年度的入学测验里，就顺水推舟地指定考生必须用白话文做英翻中。
我们知道1922年北大预科入学测验的英文试题是胡适出的，因为他在日记里说了。其中，有一段英文翻译，胡适在7月25日的日记里录下了第一大题，英翻中的题目：“A man must indeed know many things which are useless to a child.Must a child learn all that the man must know？ Teach a child what is useful to him as a child.”
胡适在日记里没说这段话的出处，但《北京大学日刊》上的试题注明了是卢梭。这是卢梭在《爱弥儿》（Emile）里所说的话。胡适所引的，则是杜威和他的大女儿艾佛琳（Evelyn）征引在他们合写的《明日的学校》（Schools of Tomorrow）一书里的英译。只是，胡适很技巧又很适切地把几个修饰词去掉了，再加上一两个字把文法连贯起来。杜威的原译是：“A man must indeed know many things which seem useless to a child. Must the child leam， can he leam， all that the man must know？ Try to teacha child what is of use to him as a child，and you will fnd that it takes all his time.”（大人确实必须知道许多对孩童来说一点用处都没有的知识。孩童真的需要去学习所有大人都必须知道的东西吗？要教孩童，就是要教对孩童有用的东西。）
第二大题是就第一大题的英文作句型分析。第三大题是中翻英：一、考验是一种竞争，就同赛跑一样。
二、赛跑只有一个人能得第一名；其余的人难道就因此都不肯跑了吗？
三、一千五百人同考，而大学只取三百人，其余的人难道也就因此而不肯来考了吗？
四、有人说考试是有害的。你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法子来代替考试？
1923年北大举行入学考试的时候，胡适正在烟霞洞过他的“神仙生活”。该年入学考试的英文试题自然不是他出的。然而，1924年本科入学考试的英文试题，也留下了胡适的印记。那一年的中翻英和英翻中都是让考生两题任选一题来作。
中翻英第一选题跟1920年本科的试题相同，取自上文已经征引的《老残游记》第十二回的一段。
中翻英第二选题：“他用的两手和一个大脑居然能做出许多器具，想出许多方法，造成一点文化。他不但驯服了许多禽兽，他还能考究宇宙间的自然法则，利用这些法则来驾驭天行，到现在他居然能叫电气给他赶车，以太给他送信了。他的智慧的长进就是他的能力的增加；然而智慧的长进却又使他的胸襟扩大，想象力提高。他也曾拜物拜畜生，也曾怕神怕鬼，但他现在渐渐脱离了这种种幼稚的时期，他现在渐渐明白：空间之大只增加他对于宇宙的美感；时间之长只使他格外明了祖宗创业之艰难。”
英翻中第一选题：Science is，I believe，nothing but trained and organised common sense，differing from the latter only as a veteran may differ from a raw recruit： and its methods differ from those of common sense only so far as the guardsman's cut and thrust differ from the manner in which a savage wields his club. The primary power is the same in each case，and perhaps the untutored savage has the more brawny arm of the two. The real advantage lies in the point and polish of the swordsman's weapon； in the trained eye quick to spy out the weakness of the adversary； in the ready hand prompt to follow it on the instant. But， after all， the sword exercise is only the hewing and poking of the clubman developed andperfected.（科学的意义无他，不过就是有纪律、有组织的常识而已。它跟后者的不同，只不过是像老兵不同于新兵＿样。其方法与常识的方法的不同，只不过是像卫兵的冲刺不同于原始人挥木棒。原动力相同，那没受过训练的原始人恐怕还更有蛮力。真正的优势，在于卫兵所用的剑的锐利，在于他受过训练的眼睛知道如何去找到敌人的弱点，在于他知道在哪一刹那刺进。其实，剑术只不过是原始人毫无章法的乱砍乱戳的改良而已。）
So， the vast results obtained by Science are won by no mystical faculties， by no mental processes， other than those which are practised by every one of us， in the humblest and meanest affairs of life.A detective policeman discovers a burglar from the marks made by his shoe， by a mental process identical with that by which Cuvier restored the extinct animals of Montmartre from fragments of their bones.（所以，科学的巨大成就，并不是从什么奇才异能来的，而是从你我在最平常也不过的日常生活里所使用的脑力活动得来的。警探从鞋印抓到小偷，那跟乔治，居维叶从蒙马特地区零碎的骨骸化石还原出已经绝种的古生物的作法是一样的。）
英翻中第二选题：The most dangerous enemy of truth and freedom amongst us is the compact majority-yes， that is it！Now you know！ The majority never has right on its side. Never，I say！ That is one of these social lies against which an independent，intelligent man must wage war. Who is it that constitute the majority of the population in a country？ Is it the clever folk， or the stupid？ I don'timagine you will dispute the fact that at present the stupid people are in an absolutely overwhelming majority all the world over. But， good Lord—you can never pretend that it is right that the stupid folk should govem the clever ones I （Uproar and cries.） Oh，yes—you can shout me down，I know！ But you cannot answer me. The majority has might on its side—unfortunately； but right it has not. I am in the right—I and a few other scattered individuals. The minority is always in the right.（真理与自由最危险的敌人，就是我们当中那所谓的稠密的大多数——对！就是他们！你们现在知道了吧！大多数永远不会站在对的一边。永远不会！那是独立、明智的人必须去对抗的社会谎言。一个国家里的大多数都是些什么人呢？是那些聪明的？还是那些笨伯？我不相信你们会否认眼前这世界上的绝大多数都是笨伯。喔！老天！我……[听众喧哗、怒吼]喔！我知道——你们可以把我喊倒！我知道！但是，我提出的问题你们无辞以对。很不幸的，大多数人有拳头，但没有真理。我——以及一小撮的个人——是对的。少数人永远是对的。）
Such men stand， as it were， at the outposts， so far ahead that the compact majority has not yet been able to come up with them； and there they are fighting for truths that are too newly-born into the world of consciousness to have any considerable number of people on their side as yet.（这些人就像是站在前哨一样他们走在太前面了，那所谓的稠密的大多数是无法赶上来的。他们所捍卫的真理对这个世界来说是太新了，没有多少人能了解而站到他们那一边来。）
中翻英的第二选题，如果大家觉得似曾相识的话，那是因为作者就是胡适摘自胡适为《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所写的《序》。英翻中的两个题目，许多读者应该也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第一选题摘自赫胥黎，第二选题摘自易卜生《国民公敌》的第四幕。赫胥黎这段话的出处是《博物学的教育价值》（On the Educationa Value of Natural History Sciences），收录在胡适给北大预科所指定的用书——赫胥黎的《论文演讲集》——里。“科学的用处无它，不过就是有纪律、有组织的常识而已。”这句话胡适后来忘了出处。他1926年在英国的时候，在别本书里看到作者征引了这句话，就赶快在日记里记了下来。
值得省思的问题是，1924年的英文入学试题会不会是胡适出的呢？把赫胥黎和易卜生的话放进试题里要学生翻译成中文，这可以想象是胡适会做的事。然而，把自己的文章整段放上去要学生翻成英文，就未免自恋过头了。不管我们说在这个试题里所留下来的印记是胡适的还是新文化的，我倾向于认为这个印记不是胡适自己留下来的，而是他的战友的杰作。胡适懂得剪裁，他不会那样大段地全引。他懂得考生不大可能知道什么“乔治·居维叶”或“蒙马特地区零碎的骨骸化石”。如果他是命题者，他会把这几个字词删去的。
胡适和赫胥黎、易卜生并列，出现在1924年北大入学测验的英文试题里。这是一件别有意味的趣事。我倾向于相信这是胡适的追随者、倾慕者对“东海有圣人焉，西海有圣人焉”的馨香顶礼。
胡适在1924年秋天以后，因为身体不好，请了病假。1925年春天开了课以后，又请了一年的假。1926年他到欧洲去。1927年5月底，胡适从美国回到中国以后就住在上海，一直到1930年底才全家搬回北平，重返北大。因此，1925年以后，胡适就不再参与北大入学测验的命题了。
文言与白话之争
不管胡适在舆论界、教育界占有的资源有多大，地位有多高，那究竟是北京一隅。就像北大、清华并不代表北京一样，北京也不代表中国的全部。我们不能因为白话文运动成功的迅速以及新文化运动的风起云涌，就误以为白话文运动与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就所向披靡。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现在处于被重新诠释的阶段，学者的研究日益细致、深刻，大有让人耳目一新之势。就以《新青年》为例，我们可以很清楚地了解《新青年》的地位与名声是五四运动以后才奠定的。在这以前，借用王奇生的话来说，《新青年》只是一本“普通刊物”。根据汪原放的回忆，《新青年》最初只印行一千本，到五四运动以后的巅峰期，每期达到了一万五六千本的数量，跟当时中国最老牌、最有名的《东方杂志》相仿。可是，即使在五四运动初起的时候，根据第二章所引杜威1919年8月1日给他哥大的同事所写的信，《新青年》的发行量仍然只不过是每期五千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