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句话说，五四运动在新文化运动上扮演了“引火”的角色。如果没有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是否能够发展得如火如荼，实在是难以逆料的。根据王奇生的研究，新文化运动的步调各省不同，甚至在同一省里，县市的步调亦大不同。但整体来说，都是五四运动以后才掀起的，即使湖南、四川、浙江等新文化运动比较发达的地区亦是如此。以成都为例，根据吴虞的描述，1916年底《新青年》初到成都时只卖了五本。三个月后，销数超过三十本，但此后未见大的起色。五四运动爆发以后，《新青年》在成都的销售情况才顿然改观。1919年底，吴虞在成都销售新书刊最有名的华阳书报流通处翻阅其售报簿，内中有两处记录令他讶异：一是守经堂亦买《新青年》看；二是成都县中学一次购买《新青年》等杂志22元。《新青年》全年定价2元。亦即，一次购买了11本。吴虞感叹：“潮流所趋，可以见矣。”
同样是四川，各县的情况又不相同。就以三个四川作家的成长经验为例。艾芜的家乡在新繁县，距离成都只有三四十里路程。他就读的新繁县立高等小学，校长吴六如是吴虞的侄子。也许因为这个关系，该校的图书馆在五四运动前就订阅了《新青年》等刊物。沙汀的家乡是安县，地处川西北。一直到1921年夏天，沙汀还不知陈独秀、胡适、鲁迅是何许人也。1922年秋，沙汀入成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才开始接触新思潮和新文学。何其芳接触新思潮的时间更晚。到了1927年，在四川万县上中学的何其芳还不知道五四运动，当地教育界依然视白话文为异端邪说。
根据郑超麟的回忆，福建的学生要到1920年春才开始闹“五四运动”，接触新思潮。1919年1 1月，刚从福建省立第九中学毕业的郑超麟前往法国勤工俭学。上船以前，他还“不知道五四运动有爱国以外的意义”。在船上，他第一次与“外江”学生接触，发现那些学生流行看《新青年》等“新思潮”杂志。在这以前，他只熟悉《礼拜六》那种鸳鸯蝴蝶派杂志，对《新青年》一类杂志闻所未闻。与他同船赴法的三十多名福建学生也都是到法国以后，才开始阅读从中国寄来的《新青年》等杂志。他们要在抵法半年乃至一年之后，才学会写白话文，学会谈新思潮。
换句话说，不管是从新文化运动发展比较迅速的省份县市，还是从发展比较迟缓的省份来看，新文化运动可以是澎湃的波涛，也可以只是摇曳的涟漪，但从整个中国来说，五四运动以后它才以不同的速率与强度波及各地。其实，这个事实连身在暴风眼里的胡适也终于亲身领略到了。1922年7月24日，胡适监考北大预科的入学考试，并负责出英文考题。国文题目里有一道作文题：《述五四以来青年所得的教训》。胡适在日记里记下了他匪夷所思的感慨：有一个奉天高师附中的学生问我五四运动是个什么东西？是哪一年的事？我大诧异，以为这大概是一个特殊的例外。不料我走出第一试场（共分十五个试场，凡1500人），遇见别位监考的人，他们说竟有十几个人不知道五四运动是什么的！有一个学生说运动是不用医药的卫生方法！
无怪乎《新青年》在五四运动以前几乎遭到夭折的命运。1917年8月，《新青年》出完第3卷后，因发行不广，销路不畅，群益书社感到实在难以为继，一度中止出版。后经陈独秀极力交涉，群益书社到该年年底才勉强应允续刊，而于1918年1月15日复刊。
《新青年》在五四运动以前销路不畅，其原因就是社会反应的冷漠。用鲁迅的观察来说，就是他在《呐喊·自序》里所说的“铁屋”论：“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人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就在这个时候，钱玄同来向他邀稿。鲁迅说：“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这冷漠，用杜威的观察来说可能更加深刻。他说：“不只是反动阶级，连保守阶级都没有一个思想上的代言人。”这句话捕捉到了白话文运动成功的关键。
鲁迅说：“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这真是一语道破了当时社会反应的冷漠。陈独秀在1917年1月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以后，把《新青年》的编辑部搬到了北大。然而，《新青年》就仿佛是在荒郊里搭演讲台一样，既没有来捧场的，也没有来喝倒彩的。北大校园里出现赞成与反对的声浪是两年以后的事。北大支持新文化运动的学生刊物《新潮》是1919年1月1日创刊的，反对白话文运动的《国故》月刊则是1919年3月20日创刊的，而且只出了四期。
这个冷漠的困境，就是群益书社1917年夏天停出《新青年》的背景。群益书社同意复刊以后，《新青年》的几位核心编辑想出了一个刺激销路的妙招。这就是由他们假造一封“守旧派”的投书，然后再回以一篇答书，用唱双簧的方式把气氛给炒热起来。这篇假投书是钱玄同写的，以王敬轩为名，答书则为刘半农所写。这两封搭配好的投书、答书，就以《文学革命之反响》为题刊载于1918年3月4卷3号的《新青年》。
这个捏造投书、然后用答书予以痛击的做法，当然有其道德上的问题。光是造假就会引起道德上的谴责。其次，这种“双簧”的目的，是丑化敌人；是用捏造的方式，让敌人说出最荒谬、最可笑的“夫子自道”来自曝其短。换句话说，这种乔装敌人发呓语、然后予以痛击的做法的道德缺失，除了丑化敌人以外，在于其所杜撰出来的“论战”的结果是保证己方必胜。
“王敬轩”的投书处处是箭靶。他一开始就被妆点成顽固陈腐的样子，“自称”在辛丑[1901]壬寅[1902]之际，“有感于朝政不纲，强邻虎视，以为非采用西法不足以救亡”，于是赴日学习法政。但是，回国以后，他发现“人心浮动，道德败坏”：青年学子动辄诋毁先圣，蔑弃儒书，倡家庭革命之邪说。驯至父子沦亡，夫妇道苦。其在妇女，则一入学堂，尤喜摭拾新学之口头禅，以贤母良妻为不足学，以自由恋爱为正理，以再嫁失节为当然。甚至剪发髻、曳革履，高视阔步，恬不知耻。
这自称留日的“王敬轩”不但顽固陈腐，居然还是一个缅怀清室的遗老。他说：“辛亥国变以还，纪纲扫地，名教沦胥。率兽食人，人将相食。”他说《新青年》“排斥孔子、废灭纲常之论，稍有识虑者无不发指”。他责备《新青年》的撰稿者，说：“贵报诸子，岂尤以青年之沦于夷狄为未足，必欲使之违禽兽不远乎！”
“王敬轩”还反对《新青年》采用西式的标点符号，说那是西洋的标点符号是应付西洋文字长短不齐而生的。传统的圈点之美，则是中国文字匀整的反映：四卷一号更以白话行文，且用种种奇形怪状之钩挑以代圈点……此等钩挑想亦是效法西洋文明之一。但就此形式而论，其不逮中国圈点之美观已不逮言。中国文字字字匀整，故可于每字之旁施以圈点。西洋文字长短不齐，于是不得不于断句之处志以符号。
从中国文字的匀整，“王敬轩”进一步引申出中国文字制作之美，以及其所含蕴的男尊女卑的深邃哲学：居恒研究小学，知中国文字制作最精，如人字左笔为男。男为阳为天，故此笔之末，尖其锋以示其轻清上浮之意。右笔为女。女为阴为地，故此笔之末，钝其锋以示其重浊下凝之意……字义含蕴既富，字形又至为整齐。少至一划，多或四五十划。书于方寸之地，大小可以停匀。如一字不觉其扁，鸾字不觉其长。古人造字之妙，岂西人所能梦见！
钱玄同让“王敬轩”口吐荒诞不经的冬烘之言，目的就在衬托出他对西学一窍不通。他说中国文字因为没有文法而灵活，所以翻译西洋文学，就应该以中文之灵活通畅，来补西洋文字之不通与笨拙：昔人有言：文成法立。又曰：文无定法。此中国之言文法与西人分名动、讲起止、别内外之文法相较，其灵活与板滞，本不可以道里计……若贵报四卷一号中周[作人]君所译陀思之小说，则真可当不通二字之批评。某不能西文，未知陀思原文如何。若原文亦是如此不通，则其书本不足译。必欲译之，亦当以通顺之过问，乌可一遵原文迻译？至令断断续续文气不贯，无从讽诵乎！
不但中国文字精美，西文望尘莫及。而且西方思想，一经像林纾、严复这样的高明译笔诠释、推演，更可以传统中国哲理补西学之不全。例如，用名学来译论理学，则传统中国的名教、名分、名节之义，都可纳入西学的逻辑，而补其不足：若严先生者，不特能以周秦诸子之文笔达西人发明之新理，且能以中国古训补西说之未备。如论理学译为名学，不特可证西人论理，即公孙龙、惠施之术。且名教、名分、名节之义，非西人论理学所有。译以名学，则诸义皆备矣。
钱玄同刻意描绘“王敬轩”的牵强附会：
中性译为罔两。假异兽之名，以明无二之义。理想国译为乌托邦，则乌有与寄托二义皆大显明。其尤妙者，倚音之字亦复兼义。如名学日逻辑。逻盖指演绎法；辑盖指归纳法。银行日板克。大板谓之业。克，胜也。板克者，言营业操胜算也。精妙如此，非他人所能及。
这个不懂西洋文字的“王敬轩”，强调新学必须要有旧学作为基础。因此，林纾与严复才是最有资格提倡新文学的人物。最后他高谈阔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更神奇的是，他还举了荒谬绝伦的例子，来说明即使在医药方面，中国也有远胜西方之处：某意今之真能倡新文学者，实推严几道、林琴南两先生……鄙人以为能笃于旧学者，始能兼采新知。若得新忘旧，是乃荡妇所为……自海禁大开以还，中国固不可不讲求新学。然讲求可也，采用亦可也。而弃我则大不可也。况中国为五千年文物礼仪之邦，精神文明复非西人所能企及。即物质文明，亦尽有胜于西者。以医学而论，中医神妙之处甚多。如最近山西之鼠疫，西人对之，束手无策。近见有戴子光君发明之治鼠疫神效汤，谓在东三省已治愈多人，功效极速，云云。又如白喉一症。前有白喉忌表抉微一书。论症拟方，皆极精当。西人则除用血清以外，则无他法。于此可见西医之不逮中医。惟工艺技巧彼胜于我，我则择取焉可耳。总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则西学无流弊。若专恃西学而蔑弃中学，则国本既隳，焉能五稔。
值得注意的是，刘半农的答书并没有箭箭射向钱玄同在“王敬轩”身上所设计的所有的箭靶。最明显的例子，是他完全没痛击“王敬轩”从中国文字的匀整，引申出其所含蕴的男尊女卑的哲学。也许因为他们要引蛇出洞的对象是林纾，刘半农的炮火集中在林纾身上。“王敬轩”称赞：“林先生为当代文豪，善能以唐代小说之神韵适译外洋小说。”刘半农分三点反驳。第一，林纾“原稿选择得不精，往往把外国极没有价值的著作，也译了出来。真正的好著作，却未尝——或者是没有程度——过问”。第二，“谬误太多。把译本和原本对照，删的删，改的改，‘精神全失，面目皆非’”。第三，“王敬轩”说林纾“能以唐代小说之神韵迻译外洋小说”。刘半农说这恰是他最大的病根：“当知译书与著书不同，著书以本身为主体，译书应以原本为主体，所以译书的文笔，只能把本国文字去凑就外国文，决不能把外国文字的意义神韵硬改了来凑就本国文。”
刘半农当然没放过“王敬轩”的守旧。都已经进了民国，他却死抱着干支，说什么“辛丑壬寅之际”，信末又落款：“戊午夏历新正二日”[1918年2月12日]。这顺理成章地成为刘半农的口实，直指其为保皇党、复辟派，讥笑他为什么不干脆写上“宣统十年’还爽快些”！
钱玄同把“王敬轩”设计到对外国的基本常识都欠缺的程度，这一点刘半农当然不会放过。既然承认“某不能西文”，“王敬轩”却又要以不知为知，放言高论“陀思之小说”。于是刘半农就在答书里嘲笑他说：陀思妥夫斯奇是此人的姓，而非他姓陀，也不是复姓陀思，字斯奇。照译名习惯应把陀思妥夫斯奇的姓完全写出或简作“陀氏”。更可笑的是，“王敬轩”自报出身，说他“尝负笈扶桑就梅谦博士讲习法政之学”。问题是，梅谦次郎姓梅，名谦次郎。“王敬轩”连基本的日文常识都没有，于是刘半农挖苦道：“令业师‘梅谦博士’，想或另是一人。”
“王敬轩”不懂西洋文字，却又好作解人，其结果就是牵强附会。“王敬轩”说严复所译西书，译名之选择皆十分精妙，胜于《新青年》以西字嵌入华文。刘半农反驳说，西洋的逻辑与中国的名学并非一回事。严复的译文犯了“削足适履”的毛病。“王敬轩”不知道以“逻辑”译“logic”是取其音，却以为“逻”指“演绎法”，“辑”指“归纳法”。“Utopia”译为“乌托邦”，也是译音，“王敬轩”却将之解为“乌有寄托”。同样地，“bank”译为“板克”也是译音，王却以“大板谓之业”解释，那么任何种商店皆可称为“板克”，不必专指银行。刘半农于是嘲笑“王敬轩”，说按照他的观点，则棺材店的老板也可以在“营业上操胜算”，那棺材店也可称为“板克”了。
“王敬轩”讥诋《新青年》用西式的标点，“且用种种奇形怪状之钩挑以代圈点”，不若中国圈点美观。他甚至在文中密加圈点。刘半农则回敬他说：“浓圈密点，本科场恶习，而先生竟认为美观。”至于新式标点符号，他指出：“句读之学，中国向来就有的；本来采用西式句读符号，是因为中国原有的符号不敷用，乐得把人家已造成的借来用用。”
同样地，“王敬轩”的中国文字最精美说，刘半农也以“实用”的理由给挡将回去：“文字是一种表示思想学术的符号，是世界的公器，并没有国籍，也决不能彼此互分界限……所以作文的时候，但求行文之便与不便，适当之与不适当。”刘半农说，中国文字极简单，难以应付今后科学世界的种种实用。像赋、颂、箴、铭、楹联、挽联之类，“王敬轩”视为“中国国粹之美者”，刘半农则鄙夷地指为“半钱不值”。如果把它“用来敷陈独夫民贼的功德，或把胁肩谄笑的功夫用到死人的枯骨上去”，刘半农套用“王敬轩”的话说：“是乃荡妇所为。”
由于“王敬轩”是《新青年》编辑群设计安排好的一个箭靶，刘半农的“反驳”当然是箭箭中靶。刘半农说来头头是道，雄辩之余，顺便冷嘲热讽。最后的一句话更是刻薄：“忠告先生：先生既不喜新，似乎在旧学上，功夫还缺乏一点；倘能用上十年功夫，到《新青年》出到第二十四卷的时候，再写信来与记者谈谈，记者一定‘刮目相看’！否则记者等就要把‘不学无术，顽固胡闹’八个字送给先生‘生为考语，死作墓铭！’”
胡适是否参与了这出双簧的讨论策划？他的看法如何？为胡适辩护的人认为他“不安”或大不以为然。这真是应了那句俗话：“皇帝不急，急死太监。”我们一定要把胡适刻画成毫无道德瑕疵的人吗？其实，胡适真正的态度如何，我们不得而知。有人征引任鸿隽的信，作为胡适因为“不安”，而把这个计策向任鸿隽和盘推出的证据：王敬轩之信，隽不信为伪造者。一以为“君等无暇作此”，二则以为为保《新青年》信用计，亦不宜出此。莎菲[陈衡哲]曾云此为对外军略，似亦无妨。然使外间知《新青年》中之来信有伪造者，其后即有真正好信，谁复信之？又君等文字之价值虽能如旧，而信用必且因之减省，此可为改良文学前途危者也（隽已诫经农、莎菲勿张扬其事）。
事实上，这封信完全不能作为替胡适开脱的证据。理由很简单，任鸿隽的措词所指是整个《新青年》的编辑群。君不见他说他不相信《新青年》诸君会采此下策。一来“君等无暇作此”；二来这有害《新青年》信用。如果胡适给任鸿隽的信上提到他自己不赞成此举，任鸿隽的措词应当会作分辨，而且也不会把胡适列入“君等无暇作此”的集合代名词里，来表达他惊讶的反应。
我们还可以引一个胡适调侃“王敬轩”的例子，来说明他对“王敬轩”一点都没有因为“不安”或“不以为然”，而要亟亟与之划清界限的反应。当时人在日本的朱我农托朋友面交胡适一封讨论中文罗马字的信，胡适的回信刊于5卷2号《新青年》。他如此形容收到来信的情形：前几天我在教育部会场演说“新文学”。下台之后，有一位有胡子的少年来和我拉手。我看他好生面善，但是一时叫不出名字来。他递给我一张名片，我方才知道他是我十年不相见的傅彦长君。心里已极高兴。他又摸出一封长信。我站着看了信后的名字，只见是我们中国公学的旧人，又是我的好朋友朱经农的哥哥——朱梅荪。那时即使你这封信是王敬轩先生一类的大文，也是很欢迎的！何况这样一封thrice welcome[无任欢迎]的信呢！
退一步来说，即使胡适在《新青年》的编辑群里表示异议，他自己的做法跟“王敬轩”之计比较起来，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他要钱玄同等人不要因为不同意宋春舫对戏剧的看法，就肆意谩骂他。理由是《新青年》可以把他收为己用，不要一下子就把他逐出门墙：适意吾辈不当乱骂人，乱骂人实在无益于事。宋君无论如何，他总算得是一个新派人物。其人作文太粗心则有之（此乃多作日报文字之过，且少年得志太早之过），然不当把他骂出我们的大门去也，老兄以为然否？
胡适找张厚载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也是取其利用价值而已：至于老兄以为若我看得起张豂子[张厚载]，老兄便要脱离《新青年》，也未免太生气了。我以为这个人也受了多做日报文字和少年得意的流毒，故我颇想挽救他，使他转为吾辈所用。若他真不可救，我也只好听他，也决不痛骂他的。我请他写文章，也不过是替我自己找做文的材料。我以为这种材料，无论如何，总比凭空闭户造出一个王敬轩的材料要值得辩论些。老兄肯造王敬轩，却不许我找张豂子做文章，未免太不公了。
这封信是2月20日写的，“王敬轩”的“投书”是3月发表的。换句话说，“王敬轩”这个设计，不管胡适是否与闻，他事先就知道的。不管他私底下是否表示过异议，至少这封信在语气上毫无责备之意。最重要的是，胡适的做法跟钱玄同等人的做法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他请张厚载写文章只不过是“替我自己找做文的材料”而已。不同之处，只是一个是捏造的，一个是把真人拿来利用的。所以他埋怨说：“老兄肯造王敬轩，却不许我找张豂子做文章，未免太不公了。”我们记得胡适1915年1月在信上告诉韦莲司，到美国留学四年以来，他所服膺的是康德的道德律令，那就是说，必须把每一个人都当成目的，而不只是手段。这么说来，在道德律例上强调“必也一致乎”的胡适，其实也有便宜行事的时候。
像“王敬轩”这样的捏造事件，古已有之，于今为烈。就以当前的美国来说，每逢选举季节，就有跃跃欲试的人。有兴趣的人，只要上“谷歌”一查便可知晓。在学术界、文化界，这种丑闻也偶现其踪。重点是，我们必须体认这种在道德上有瑕疵的做法，特别是在“以小击大”、“与传统与强权抗衡”的情况下，总会有为其辩护者。陈衡哲认为“此为对外军略，似亦无妨”。这是当代人现身说法的一例。周策纵以历史家的角度说：“王敬轩”相当信实地模拟了守旧派的笔调，以及他们对孔教、旧伦理、旧文学的看法。而且，这个计策达到了它的目的。它激起了读者的兴趣，也激怒了守旧派的学者。
周策纵的看法其实就是郑振铎在《中国新文学大系：五四以来文学上的论争》的《导言》里所说的：“从他们打起‘文学革命’的大旗以来，始终不曾遇到过一个有力的敌人们。他们‘目桐城为谬种，选学为妖孽’。而所谓‘桐城、选学’也者，却始终置之不理。因之，有许多见解他们便不能发挥尽致。旧文人们的反抗言论既然竟是寂寂无闻，他们便好像是尽在空中挥拳，不能不有寂寞之感。所以王敬轩的那一封信，便是要把旧文人们的许多见解归纳在一起，而给以痛痛快快的致命的一击的。”
我们固然可以站在道德的高处来评断“王敬轩”事件。然而，如果我们过于执着于这一点，反而陷入了误把“论战”等同于“求是”的谬误。前文说过，论战的目的不是让“真理越辩越明”，而是要打倒对方。杜威说得好：“辩论的目的已经被视为是要在论战里取得胜利。”陈衡哲说：“此为对外军略，似亦无妨。”她一句话就道破了“王敬轩”事件的实质——那是《新青年》在文化霸权争夺战里所用的“军略”。
钱玄同等人捏造“王敬轩”是《新青年》在文化霸权争夺战里的“军略”，胡适要把张厚载“转为吾辈所用”，也是他文化霸权争夺战下的“军略”。只是，胡适注定是要失败的。张厚载当时是北大法科的学生。他中学的时候是林纾的学生，在思想上是倾心于林纾的。令人玩味的是，胡适想要把他“转为吾辈所用”。然而，张厚载显然也是颇有心机的人。他玩的也是两面的手法。胡适是碰到对手了。
《北京大学日刊》在1919年3月10日刊出了胡适的来信。信中说：“这两个星期以来，外面发生一种谣言，说文科陈学长及胡适等四人被政府干涉，驱逐出校，并有逮捕的话，并说陈学长已逃至天津。”从胡适所附上的两封信，我们可以了解胡适知道这个谣言的传播者就是张厚载。胡适先附上他给张厚载的信：你这两次给《神州日报》通信所说大学文科学长教员更动的事，说得很像一件真事。不知这种消息你从何处得来？我们竟不知有这么一回事。此种全无根据的谣言，在外人尚可说。你是大学的学生，何以竟不仔细调查一番。（下略）
张厚载的回信是3月7日写的。他解释说：
《神州》通信所说的话，是同学方面一般的传说。同班的陈达才君，他也告诉我这话。而且法政学校里头，也有许多人这么说。我们无聊的通信，自然又要借口于“有闻必录”，把他写到报上去了。但是我所最抱歉的，是当时我为什么不向先生处访问真相，然后再作通信。这实在是我的过失，要切实求先生原谅的。这些传说，绝非我杜撰，也决不是《神州》报一家的通信有这话。前天上海老《申报》的电报里头，而且说“陈独秀胡适已逐出大学”。这种荒谬绝伦的新闻，那真不知道从何说起了？而《时事新报》的匡僧君看了《申报》这个电报，又作了一篇不平鸣。不晓得先生可曾看见没有？
胡适在信中所提到的“通信”，就是张厚载在上海《神州日报》上主持的《半谷通信》。张厚载的两面手法在信中昭然若彰。他一手仿佛是责备自己的样子，说“为什么不向先生处访问真相”，请求胡适原谅；另一手却说这消息不是他杜撰的，因为别家报社也有类似的报道。
没想到剧情急转直下。原来张厚载是睁着眼睛说谎话。胡适在次日再致《北京大学日刊》的公开信里，就完全把它给揭露出来了：昨日送登之张厚载君来信中，曾说此次大学风潮之谣言乃由法科学生陈达才君告彼者。顷陈君来言并无此事，且有张君声明书为证。可否请将此书亦登日刊以释群疑？
张厚载承认自己说谎的声明如下：
本校教员胡适、陈独秀被政府干涉之谣传，本属无稽之谈。当时同学纷纷言谈此事。同班同学陈达才君亦以此见询。盖陈君亦不知此事是否确事，想举以质疑，决非陈君将此事报告于弟。深恐外间误会，特将真相宣布，以释群疑。
八天以后，《北京大学日刊》刊出了北大校长蔡元培致《神州日报》的公开信，否认张厚载在《半谷通信》里有关陈独秀辞文科学长的报道。他在信上解释陈独秀不是辞职，而是北大的改制。他用文、理两科合并，改设教务长统辖教务的理由，来解释学长制的取消。本书第一章根据胡适的日记，说明了有一种阴谋论的说法，即蔡元培想辞去陈独秀，但又不愿意让他落得被辞之名，于是以改制之名，行除去陈独秀之实。蔡元培这封公开信同时驳斥了《半谷通信》刊登的两次报道：陈独秀、胡适、陶孟和、刘半农被政府干涉；陈独秀已往天津，态度消极、胡适、陶孟和、刘半农，因为蔡元培力争始得不去职等云云。
令人玩味的是，张厚载跟蔡元培也玩两面的手法。蔡元培在1919年3月21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披露了他与张厚载一来一往的信件。张厚载在致蔡元培的信里，向他报告林纾的小说都是由他转寄刊登的：《新申报》所登林琴南先生小说稿[注：指《荆生》]悉由鄙处转寄。近更有《妖梦》一篇，攻击陈、胡两先生，并有牵涉先生之处。稿发后而林先生来函谓先生已乞彼为刘应秋先生文集作序，《妖梦》当可勿登。但稿已寄至上海，殊难中止，不日即可登出。倘有渎犯先生之语，务乞先生归罪于生。先生大度包容，对于林先生之游戏笔墨，当亦不甚介意也。又林先生致先生一函，先生对之有若何感想？曾作复函否？生以为此实研究思潮变迁最有趣味之材料。务恳先生将对于此事之态度与意见赐示。不胜企祷。
蔡元培的复函说：
得书。知林琴南君攻击本校教员之小说，均由兄转寄《新申报》。在兄与林君有师生之谊，宜爱护林君。兄为本校学生，宜爱护母校。林君作此等小说，意在毁坏本校名誉。兄徇林君之意而发布之，于兄爱护母校之心，安乎？否乎？仆生平不喜作漫骂语、轻薄语，以为受者无伤，而施者实为失德。林君詈仆，仆将哀矜之不暇，而又何憾焉？惟兄反诸爱护本师之心，安乎？否乎？往者不可追，望此后注意！此复并候学祺。
张厚载对蔡元培所玩的两面手法，跟他对胡适所玩的如出二辙。他一手告诉蔡元培，说林纾影射、批判北大教授的小说是由他经手刊布的。另一手又向蔡元培致歉，说如有“渎犯”之处，一切都该怪罪他。也许张厚载真的像胡适所形容的，是“受了多做日报文字和少年得意的流毒”，他的目的是把新闻炒得火热。所以，他借口说这是“研究思潮变迁最有趣味之材料”，请蔡元培“将对于此事之态度与意见赐示”。
张厚载自以为聪明。然而，他玩两面手法的结果是作法自毙。先是胡适揭露了他的谎言，逼他写信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公开承认自己扯谎。接着，1919年3月31日的《北京大学日刊》刊载了张厚载被退学的布告：学生张厚载屡次通信于京沪各报，传播无根据之谣言，损坏本校名誉。依大学规程第六章第四十六条第一项，令其退学。此布。
张厚载在给蔡元培的信里所提到的《荆生》与《妖梦》，就是五四运动前夕林纾那两篇攻击新文化运动的有名的影射小说。林纾与新文化运动的对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里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在重新诠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潮流之下，林纾也是一个被重新诠释的对象。林纾在翻译、在清末白话文自然演进历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受到了正面的评价。马勇甚至把林纾归为新文化运动的右翼。从某个角度来说，林纾跟反对白话文学的梅光迪、吴宓、胡先骕是相类似的。他在《论古文之不宜废》里说：文无所谓“古”也，唯其“是”。顾一言“是”，则造者愈难……呜呼！有清往矣，论文者独数方、姚，而攻掊之者麻起，而方、姚卒不之踣，或其文固有其“是”者存耶？方今新学始昌，即文如方、姚，亦复何济于用？然而天下讲艺术者仍留“古文”一门，凡所谓载道者皆属空言，亦特如欧人之不废腊丁[拉丁文]耳。知腊丁之不可废，则马、班、韩、柳亦自有其不宜废者。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则嗜古者之痼也。
林纾认为文言、白话都必须以丰富的学养为基础，而且文言正宗、为主，白话俚俗、为客的论点，也是梅光迪、吴宓、胡先骕都会赞成的。他在致蔡元培的信中说：且天下唯有真学术、真道德，始足独树一帜，使人景从。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记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不类闽、广人为无文法之啁啾。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若云《水浒》、《红楼》，皆白话之圣，并足为教科之书，不知《水浒》中辞吻，多采岳珂之《金陀粹编》，《红楼》亦不止为一人手笔，作者均博极群书之人。总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弟，闽人也，南蛮鴃舌，亦愿习中原之语言。脱授我者以中原之语言，仍令我为鴃舌之闽语，可乎？盖存国粹而授《说文》可以，以《说文》为客，以白话为主，不可也。
这段话里另一个惊人的论点，是林纾的“中原”沙文主义。林纾是闽人，自认为是“南蛮鴃舌”之人，“愿习中原之语言”。他反问：“仍令我为鴃舌之闽语，可乎？”
然而，林纾反对新文化运动领袖，不只因为他们把白话文学推为正宗。他根本认为他们是反人伦纲纪，而干脆以禽兽来称呼：乃近来尤有所谓新道德者，斥父母为自感情欲，于己无恩。此语曾一见之随园文中，仆方以为拟于不伦，斥袁枚为狂谬，不图竟有用为讲学者！人头畜鸣，辩不屑辩，置之可也。
林纾嘴里说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是“人头畜鸣，辩不屑辩，置之可也”，然而，这场“论战”其实一直是箭在弦上的。林纾以新文化的大佬自视，他一生翻译的西洋文学作品就有百余种。对他而言，那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都不过是乳臭未干的后生。大佬面前，岂容后生叫嚣。更让他不能忍受的是，这些自命为新文化运动领袖的后生小子完全是假借西方文化之名，行泯灭人伦纲纪之实。林纾以翻译过百余种西文作品的权威，宣称即使是不曾领受过孔孟之教的西方人，弃父母、灭人伦的邪说，也是闻所未闻的：外国不知孔孟，然祟仁，仗义，矢信，尚智，守礼，五常之道，未尝悖也，而又济之以勇。弟不解西文，积十九年之笔述，成译著一百三十三种，都一千二百万言，实未见中有违忤五常之语，何时贤乃书有此叛亲蔑伦之论，此其得诸西人乎？抑别有所授耶？
林纾在发表了《荆生》与《妖梦》以后，在一篇小说的《跋》里，以廉颇宝刀未老的气概自况，向那些乳臭未干的后生挑衅，要他们策马过来对决：吾译小说百余种，无言弃置父母，且斥父母为无恩之言。而此辈何以有此？吾与此辈无仇，寸心天日可表。若云争名，我名亦略为海内所知；若云争利，则我卖文鬻画，本可自活，与彼异途。且吾年七十，而此辈不过三十。年岁悬殊，我即老悖颠狂，亦不至偏衷狭量至此。而况并无仇怨，何必苦苦跟追？盖所争者天理，非闲气也……昨日寓书谆劝老友蔡鹤卿，嘱其向此辈道意。能听与否，则不敢知，至于将来受一场毒骂，在我意中。我老廉颇顽皮憨力，尚能挽五石之弓，不汝惧也，来！来！来！
《新青年》编辑群1918年初炮制“王敬轩”引蛇出洞的计谋，一年以后终于奏效了。林纾以廉颇自况，披甲上阵。既然是“论战”，双方自然无所不用其极。目的就在击败对方，取得胜利。《新青年》既然刻意丑化“王敬轩”，然后凌虐嘲笑他。林纾的反击也就自然以牙还牙，用虚构的小说形式、恶毒的语言，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荆生》是1919年2月17、18日在《新申报》上发表的。这篇小说描写三个留美归国的学生田其美（影射陈独秀）、金心异（影射钱玄同）、狄莫（影射胡适），到北京的陶然亭出游。三个人饮酒之间笑骂中国的传统。田其美讥笑说谈什么伦理纪纲，“外国且妻其从妹”，人家国家还不是一样地强！狄莫笑着应和，说所以必须去文字。这就引来了田其美的豪语：“死文字安能生活学术，吾非去孔子、灭伦常不可！”两人诘问金心异为什么还抱着《说文》。金心异回答：姓金的人都爱钱，那是拿来骗不识字的人用的。他的目的是要襄助两人提倡白话。三人于是结拜，齐心打倒孔子。
忽然，一声巨响，墙壁倒塌，压到桌子上，把杯碗都打碎了。伟丈夫荆生从墙壁破处跃入，手指三人怒吼：“汝适何言？中国四千余年，以伦纪立国，汝何为坏之？”他说孔子是圣之时者，如果活在今天，也会崇尚科学。如果父亲生病，他也一定会坐火车去探病。他呵斥三人作伤天害理的禽兽之言。接着：田生尚欲抗辩，伟丈夫骈二指按其首，脑痛如被锥刺；更以足践狄莫，狄腰痛欲断。金生短视，丈夫取其眼镜掷之，则怕死如猬，泥首不已。丈夫笑曰：“尔之发狂似李贽，直人间之怪物。今日吾当以香水沐吾手足，不应触尔背天反常禽兽之躯干。尔可鼠窜下山，勿污吾简。吾杀尔后，亦亡命走山泽耳。然不欲者，留尔以俟鬼诛。”
《妖梦》就是张厚载说林纾要撤而来不及的那篇，是1919年3月18日至22日在上海《新申报》上刊出的。顾名思义，《妖梦》说他的门生郑思康做了一个怪梦，梦见一个长髯人请他往游阴曹。长髯人告诉他阴曹大有异事，“姑招尔观之，俾尔悟后，亦足以晓世人。知世人之所智能，鬼亦解之。”郑思康不懂，请长髯人解释。长髯人回答说：“凡不逞之徒，生而可恶，死亦不改。仍聚党徒，张其顽焰。”说话间，他们来到一所“白话学堂”，门外大书一联云：白话通神，《红楼梦》、《水浒》真不可思议！
古文讨厌，欧阳修、韩愈是什么东西？
入第二门，见匾上大书“毙孔堂”，又一联云：禽兽真自由，要这伦常何用？
仁义太坏事，须从根本打消！
郑思康观后大怒，对长髯人说：“世言有阎罗，阎罗又安在？”长髯人说：“阳间没有政府，阴间哪得有阎罗？”
校长元绪（影射蔡元培）、教务长田恒（影射陈独秀）和副教务长秦二世（影射胡适）出来相见。“田恒二目如猫头鹰，长啄如狗；秦二世似欧西之种，深目而高鼻。”田恒跟秦二世骂孔丘是废物，说白话是活文字。而且赞扬武则天是圣主、冯道是贤相、卓文君是贤女。元绪点头称赞不已。郑思康听得为之气结，愤而告辞。
郑思康才离开不到三里许，忽见金光一道，远射十数里。路人都躲避，说那能吞食月亮的“罗喉罗阿修罗王”来了。只见那“罗喉罗阿修罗王”直扑白话学堂，“攫人而食，食已大下。积粪如邱，臭不可近”。郑思康猛而惊醒。林纾作结论说：“须知月可放，而无五伦之禽兽不可放。化之为粪，宜矣！”最后，林纾还嗟叹说：“吾恨郑生之梦不实。若果有啖月之罗喉罗王，吾将请其将此辈先尝—脔也。”
《荆生》与《妖梦》的出现，把新文化运动与守旧派的对垒带到了高潮。林纾在这两篇小说里用字遣词的恶毒固不待言。那“荆生”伟丈夫破墙而入，指按田其美、足践狄莫，使田其美“脑痛如被锥刺”、狄莫“腰痛欲断”，很快就让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诠释为林纾在鼓动军阀介入。在这种诠释之下，“荆生”被直指为安福系的徐树铮。
林纾的“荆生”是不是徐树铮，并非问题的重点。重点在于，无论《荆生》还是《妖梦》，林纾都在想象中要置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于死地。在《荆生》里，“荆生”想到如果他把田其美、狄莫、金心异都杀了，自己便落得要“亡命走山泽”，于是决定“留尔以俟鬼诛”。从这个角度来说，《妖梦》是（《荆生》的续集。在《妖梦》里，元绪、田恒、秦二世都惨死在印度教神话里能吞食日月的“罗喉罗阿修罗王”（Rahu Asurinda）的扑食之下。
在《荆生》与《妖梦》发表以后，新旧两派已经到了短兵相接的地步了。刹那间，传言四起。最具威胁的传言，是说林纾去运动同乡的国会议员，在国会提出弹劾案，来弹劾教育总长和北京大学校长。这个国会议员，根据《每周评论》4月13日出版的第17号所转录的《晨报》的报道，是参议院的张元奇。据说张元奇见了教育总长傅增湘，要求他取缔北大的新潮运动，否则将在国会提案弹劾教育总长与北大校长。
这则报道显然不是空穴来风。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里回忆说：“他们又想运动安福部的国会出来弹劾教育总长和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全集》也收录了傅增湘与蔡元培在这段时间的往来信件。其中两封一来一往的信，充分显示了他们在压力下所作的自卫性的表态与让步。傅增湘的信是3月26日写的，其目的就在敦请蔡元培因势利导，不要让激进的言论导致新旧之党争：自《新潮》出版，辇下耆宿，对于在事生员，不无微词……近顷所虑，乃在因批评而起辩难，因辩难而涉意气。倘稍逾学术范围之外，将益启党派新旧之争，此则不能不引为隐忧耳。吾国伦理道义，人群纪纲，镌于人心，濡于学说，阅数百千年。其间节目条教，习惯蜕衍，或不适于现代，亦属在所不免。然而改革救正，自有其道。以积渐整理之功，行平实通利之策，斯乃为适。凡事过于锐进，或大反乎恒情之所习，未有不立蹶者。时论纠纷，喜为抨击。设有悠悠之辞，波及全体，尤为演进新机之累。甚冀执事与在校诸君一扬榷之，则学子之幸也。
鄙意多识蓄德，事属一贯。校内员生，类多闳达，周知海内外名物之故与群治之原。诚能朝益暮习，与时偕行，修养既充，信仰渐著，遵循轨道，发为言论，自足以翕服群伦。若其以仓卒之议，翘于群众，义有未安，辄以滋病，殆有未可。至于学说流裔，如长江大河，支派洄洑，无可壅阏，利而导之，疏而瀹之，毋使溃溢横决，是在经世之大君子如我公者矣。
值得注意的是，蔡元培4月2日的回信是《新潮》的编辑之一傅斯年代撰的。这封信写得非常有技巧。一方面，傅斯年用词委婉，一再向傅增湘保证北大会约束学生的言论。另一方面，又指出北大并不全是激进。除了《新潮》之外，也有《国故》。最后，重申北大兼容并包的精神，是国家发展之所赖：敝校一部分学生所组之《新潮》出版以后，又有《国故》之发行，新旧共张，无所缺倚。在学生则随其好尚，各尊所闻。当事之员，亦甚愿百虑殊途，不拘一格以容纳之。局外人每于大学内情有误会之处。然若持《新潮》、《国故》两相比拟，则知大学中笃念往旧，为匡掖废坠之计者，实亦不弱于外间耆贤也。
尊示大旨谓《新潮》宜注意者二事：一则因批评而涉意气，二则张新锐而悖旧谊。如于二者不加检点，未必不以违背习俗之故，为新机演进之累。明言傥论，甚幸甚幸。元培当即以此旨喻于在事诸生，嘱其于词气持论之间，加以检约。
据《新潮》编辑诸生言，办此杂志之初心，愿以介绍西洋近代有益之学说为本。批评之事，仅属末节……《新潮》既以介绍新说为旨，自不必专徇末节之流波。而朴实求学之学生杂志，又为元培对于诸生所要求者。故关于此点，自当如尊示所云，由当事诸生加之意也。
至于持论，间有殊于旧贯者，容为外间误会之所集。然苟能守学理范围内之研究，为细密平心之讨论。不涉意气之论，少为逆俗之言，当亦有益而无弊。《新潮》持论，或有易致骇怪之处。元培自必以敬慎将事，以副盛情。
事之方始，真相未明。展转相传，易滋误解。历日稍久，情实自见。大学兼容并包之旨，实为国学发展之资。正赖大德如公，为之消弭局外失实之言。元培亦必勉励诸生，为学问之竟进，不为逾越轨物之行也。
蔡元培的回信，充分显示了当时形势的险恶。在传言满天飞的情况下，北大与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不做点自律的工作，可以说非愚即狂。我们不知道这种自律的举措是不是大家一起来配合的。不过，《新青年》在6卷2号的卷首以全页的篇幅刊登声明，说明该杂志的言论与北大无关，这是极有意味的。这篇声明说：《新青年》编辑部启事：近来外面的人往往把《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混为一谈，因此发生种种无谓的谣言。现在我们特别声明：《新青年》编辑和做文章的人虽然有几个在大学做教员，但是这个杂志完全是私人的组织。我们的议论完全归我们自己负责，和北京大学毫不相干。此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