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旧势力是否确实想用北洋政府的力量来镇压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爆发使它成为一个不了了之的问题。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不但瘫痪了北洋政府，而且成为白话文运动的触媒。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里说得好：“民国八年[1919]的学生运动与新文学运动虽是两件事。但学生运动的影响能使白话的传播遍于全国，这是一大关系。”胡适举例说明：这时代，各地的学生团体里忽然发生了无数小报纸，形式略仿《每周评论》，内容全用白话。此外又出了许多白话的新杂志。有人估计，这一年（1919）之中，至少出了四百种白话报。内中如上海的《星期评论》、如《建设》、如《解放与改造》（现名《改造》），如《少年中国》，都有很好的贡献。一年以后，日报也渐渐的改了样子了。从前日报的附张往往记载戏子妓女的新闻，现在多改登白话的论文译著小说新诗了。北京的《晨报》副刊、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时事新报》的《学灯》，在这三年之中，可算是三个最重要的白话文的机关。时势所趋，就使那些政客军人办的报也不能不寻几个学生来包办一个白话的附张了。民国九年[1920]以后，国内几个持重的大杂志，如《东方杂志》、《小说日报》……也都渐渐的白话化了。
白话文的传播，像胡适所说的，有“一日千里”之势。1920年，教育部颁布了一个部令，规定国民学校一二年级的国文，从该年秋季起，一律改用国语：凡照旧制编辑之国民学校国文教科书。其供第一、第二两学年用者，一律作废；第三学年用书，准用至民国十年[1921]为止；第四学年用书，准用至民国十一年[1922]为止。
胡适说，按照这个次序，要到1922年国民学校的国文才会完全改为白话。然而，“教育制度是上下连接的；牵动一发，便可摇动全身”。从小学开始，它可以牵动到师范学校。中学也有因此而受到牵动的。胡适在1923年写《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的时候说：“民国九年、十年（1920-1921），白话公然叫做国语了。反对的声浪虽然不曾完全消灭，但始终没有一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反对论。”即使《学衡》在1922年还刊出梅光迪、胡先骕的批判，胡适相当自信地为五年来的白话文运动作了一个大胆的结论：“《学衡》的议论，大概是反对文学革命的尾声了。我可以大胆地说，文学革命已过了讨论的时期，反对党已破产了。从此以后，完全是新文学的创造时期。”
白话文运动成功的迅速，显然是连胡适自己都意想不到的。本章启始征引了他在1923年3月12日写给韦莲司的一封信。信里说：“我们在1917年开始推展这个运动的时候，大家预计需要十年的论辩，二十年的努力才能竟功。然而，拜这一千年来许许多多无名的白话作家的默默耕耘之赐，真可说是瓜熟蒂落！”写这封信的前九天，他才写完《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换句话说，他对韦莲司所说的话，正是《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的结论。
胡适说：“文学革命已过了讨论的时期，反对党已破产了。从此以后，完全是新文学的创造时期。”这基本上是正确的。一个世纪以来，我们固然可以持续地听到批判白话文、标榜文言文的声浪，但今天已经没有文白的争执。如今提倡文言文，可以像是学习茶道、花道一样的品味活动，也可以是一种民族、文化认同的标志。白话文已经成为人们书写的正宗，这是不争的事实。
只是，白话文运动的成功并不像胡适对韦莲司所说的，是瓜熟蒂落的结果。胡适所谓白话文学运动的成功，是“拜这一千年来许许多多无名的白话作家的默默耕耘之赐”。这是典型的胜利者的历史诠释，也就是说，从结果回溯上去，把所有过往的发展都归为造成这个历史必然的进程。用哲学的术语来说，这是“目的论”（teleological）的诠释法。
事实上，即使白话文学的成功确有“水到渠成”的成分，胡适的白话文运动所遭受的抨击也是相当普遍的。胡适在留美时期和梅光迪、任鸿隽等人的辩论，《璞玉成璧》第八章详细讨论过了。林纾的反对，胡适是可以理解的。他最不能谅解的，是同样留美的梅光迪、吴宓和胡先骕。这三位文化保守主义者当时都在南京的东南大学任教。最有意味的是胡适1921年7月20日的日记。当晚，北大的马寅初在南京的都益处请他吃饭。在餐厅碰见了东南大学的校长郭秉文一群人：“寅初邀在都益处吃饭。见郭秉文、张子高、朱进、王毓祥等。郭君要我留在商务，而兼任东南大学事。我说：‘东南大学是不能容我的。我在北京，反对我的人是旧学者与古文家，这是很在意中的事；但在南京反对我的人都是留学生，未免使人失望。’”
胡适有所不知。留美并不表示一定不保守。留美学生当中，在政治、思想、社会上保守的人所在多有。反对白话文运动的留美学生的名单，远比胡适想象的还要长。除了梅光迪、吴宓、和胡先骕以外，比较知名的，还可以加入刘伯明与汪懋祖。刘伯明是美国西北大学的博士，汪懋祖则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
事实上，不但留美跟是否支持白话文运动没有必然的关系，政治、思想上的激进与保守跟是否支持白话文运动也没有必然的关系。在这点上，1921年加入共产党的恽代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直到五四运动的前夕，恽代英仍然反对白话文。比如，他在1917年9月27日的日记里说：“《新青年》倡改革文字之说。吾意中国文学认[乃]为一种美术。古文、骈赋、诗词乃至八股，皆有其价值。而古文诗词尤为表情之用。若就通俗言，则以上各文皆不合用也。故文学是文学，通俗文是通俗文。吾人今日言通俗文而痛诋文学，亦过甚也。”1918年4月27日，恽代英在写给吴致觉的信里仍然抱持这个观点：“新文学固便通俗，然就美的方面言，旧文学亦自有不废的价值，即八股文字亦有不废的价值，惟均不宜以之教授普通国民耳。”最有意味的是，恽代英1919年2月10日还致函陈独秀，“劝其温和”。
恽代英对《新青年》的态度在五四运动前后产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他在4月24日的日记里说：“阅《新青年》，甚长益心智。”6月25日，他转引好友的话说：“旧日以为《时报》与《东方杂志》最好，现在仍作此语，有耳无目，可怜哉！”9月9日，恽代英在给王光祈的信上说：“我很喜欢看见《新青年》和《新潮》，因为他们是传播自由、平等、博爱、互助、劳动的福音的。”我们不知道他对文言与白话的观点是否也有戏剧性的转变。但至少他在日记里开始使用白话文了。
林纾、保守的留美学生以及五四以前的恽代英，在年龄、教育背景与思想观念等方面再迥异也不过了。然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无法苟同胡适废古文、采白话的主张。从这个角度来说，白话文运动的成功并不是像胡适所说的，是“瓜熟蒂落”。对林纾，以及留美的梅光迪、吴宓和胡先骕，胡适的主张是他们至死都无法接受的。对他们来说，文言是维系华夏文化的媒介，是他们作为中国士人的认同根源。废除了文言，等于拔了他们的根。文言文不只是许多读书人性命之所寄，还是他们赖以传声之具。把文言废了，等于废了他们的武功。无怪乎林纾在写给蔡元培的另一封信里，发誓一定要与胡适等人周旋到底：“与公交好二十年。公遇难不变其操，弟亦至死必伸其说。彼叛圣逆伦者，容之即足梗治而蠹化。拼我残年，极力卫道。必使反舌无声，瘼狗不吠然后已！”
胡适那个年代的人要用白话文写作，并不像胡适那句“瓜熟蒂落”所形容的那么简单。我在前文征引了郑超麟以及跟他同船赴法的30多名勤工俭学的福建学生。他说他们是抵达法国半年乃至一年之后，才学会写白话文的。不过，郑超麟并不是特例。后来以白话散文、幽默成名的林语堂也经过了从文言转白话的学习过程。林语堂在《新青年》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用文言文写的，亦即《新青年》4卷2号刊登的《汉字索引制说明》。两个月后，他在《新青年》发表了一封信，亦即4卷4号上的《通信：论汉字索引制及西洋文学》。根据现存“胡适档案”里一封林语堂写给胡适的英文信，我们知道这封发表在《新青年》的白话信，是胡适润饰过的。林语堂对第一次写白话文的尝试作了如下的省思：我要谢谢你帮我润饰了我的白话，因为我知道我的白话须要经过润饰。然而，我还是很惊讶，我第一次尝试所写的白话居然可以公开露面。那封信是我第一次用白话写的。这跟我学习了多年的晦涩的文理[注：文言]多么的不同啊！而我却非常踌躇不敢把它公之于世！[注：“白话”、“文理”都是原信里用中文写的词儿，是当时的通用语，林语堂没附英文翻译]
《新青年》：各自为战，三头马车
讽刺的是，《新青年》的编辑群虽然战胜了林纾与保守派，他们自己的阵营却因为主张不一，而无法巩固并拓展其文化霸权。胡适梦想中的杂志，是一个有一致主张、有统一战线的杂志。然而，这也是他一生中从未实现过的梦想。1919年6月他编《每周评论》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祝贺上海新出的《星期评论》。在这篇文章里，胡适说：美国前四年有一班政论家和思想家要想用一种“思想界的组织”来做改造舆论的事业，所以邀集一班同志，创办一个《新共和国》（The New Republic）。这个周报初出版的时候只销八百三十五份，不到两年销到几十万份。现在成为世界上＿种最有势力的杂志。美国此次加入战团，变更百年来的立国方针，人们都承认是这个杂志的功劳！这个杂志的编辑部每日相见，每周会议所发的议论，议定之后，把全部认可的议论作为“本社同人”的议论，不签姓名，以表示这是一致的团体主张。因为这一班学者、政论家能这样做“有组织的宣传事业”，能采定一致的团体主张，肯牺牲最不经济的“人自为战”的笨法，所以他们能收绝大的功效。
从《新共和国》成功塑造舆论的例子，胡适回过头来反省《新青年》两年来的成绩：近年《新青年》杂志提出文学改革的问题。对于“国语文学”有一致的主张，故收效最大又最快。但是他们有几种主张是内部先就不能一致的，所以不但不能收效，反惹起许多无谓的误会，挑起许多本可没有的阻力。这是我们亲身经验的事实。
胡适的感慨是可以理解的。《新青年》由陈独秀在1915年9月15日创刊，1918年1月第4卷以后改为同人杂志，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六人轮流编辑。这种轮流编辑的制度，跟胡适所心仪的《新共和国》编辑部“每日相见，每周会议”的做法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胡适希望《新青年》杂志能有统一的战线，不要各自为战。然而，他的理念并不是《新青年》的同人所共有的。比如，钱玄同就说：“同人做《新青年》的文章，不过是各本其良心见解，说几句革新铲旧的话；但是各人的大目的虽然相同，而各人所想的手段方法当然不能一致，所以彼此议论，时有异同，绝不足奇。”
《新共和国》杂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能够用“一致的团体主张”鼓吹舆论，使“美国此次加入战团，变更百年来的立国方针”。《新共和国》杂志展现的文化霸权，是胡适艳羡的地方。反观《新青年》杂志，除了“国语文学”一项有一致的主张以外，却兀自让一些内部分歧分散了它的影响力。这些内部分歧，“不但不能收效，反惹起许多无谓的误会，挑起许多本可没有的阻力”。
为了争夺并奠定文化霸权，胡适不希望《新青年》同人作无谓的争论。他说：“有几种主张是内部先就不能一致的。”其中之一就是世界语（Esperanto）。世界语是柴门霍夫（L.L．Zamenhof）在1887年创制的。他是犹太人，生活在俄国沙皇统治下的比亚韦斯托克（Bialystok），今属波兰。世界语当时在中国颇受欢迎。北京大学就设有世界语班。根据1917年11月30日《北京大学日刊》的报道，北大世界语班有三百名学生。《北京大学日刊》除了常有世界语的介绍与报道以外，从1918年2月18日到1918年6月29日，该日刊用世界语作为其外文的刊头。比如，1918年2月19日星期二的《北京大学日刊》第二张的刊头，就用世界语印为：“Pekin-Universitato Chiutaga Gazeto，Mard0 19，Februaro，1918”。“报资”，用世界语印为“Prezo”。每份铜元两枚，用世界语印为：“1 numere： 2c”；每月本京三角外省四角五分，用世界语印为：“1 monate： loke： 30c；aliloke： 45c”从1918年7月开始，《北京大学日刊》剔除了世界语的刊头。1920年7月1日恢复外文刊头以后，英文成为正宗，名为The University Daily，亦即《大学日刊》，摆出的姿态就是天字第一号大学的意思。北大的世界语时代于焉告终。
北大一直对世界语有兴趣，胡适则根本反对。1922年2月底，俄国盲诗人、世界语学者爱罗先珂到了北京。北大3月5日请爱罗先珂演讲，由于他会说英文，就由胡适担任翻译。胡适在日记里说：“今天唱了一天的戏，听了一晚的戏。”这是因为他上午替爱罗先珂作翻译，题目是《世界语是什么和有什么？》，下午听梁启超演讲：《评胡适的<哲学史大纲>》，晚上听俄国的轻歌剧。说到上午的翻译，胡适表示：“我是一个不赞成世界语的人，在台上口口声声的说：‘我们世界语学者……’，岂不是唱戏吗？”
在《新青年》的编辑群里，陈独秀和钱玄同是世界语的支持者。胡适是反对者，但他始终不愿表明态度。明明在日记里说他不赞成世界语。甚至在逼得必须表态的时候，他还是自称采取“中立”的态度。他对世界语如此，对其他问题也常是如此，比如下文将谈到的中文横排的问题。我们可以说这是胡适矫情的地方，但也可以用他自己的话来辩解，说他是希望到最后的关头为止，都能摆出“一致的团体主张”。
《新青年》从1917到1919年热烈地讨论了世界语的问题。持反对立场的多半是从西洋留学回来的，如陶孟和、胡适、朱我农。陶孟和的意见具有代表性，他说：“夫一种之言语，乃一种民族所借以发表心理、传达心理之具也。故一民族有一民族之言语。”他认为世界大同与世界语是截然不同的问题。“国民性不可剪除，国语不能废弃。所谓大同者，‘利益相同’（identity of interests）而已。”他说：“世界之前途，乃‘不同之统一’（unity in diversity），而非‘一致之统一’（unity in uniformity）也。”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他认为中文在世界语中没有任何地位。所谓“世界语”者，并不是“世界”：“世界语所采用之单语，以英、法、德、意之语为多。若瑞典、挪威半岛之单语，采用极稀。若夫东洋之文字，更全不在世界语之内。吾族民数之巨，吾国文学之丰富，奈何于所谓世界语，反无丝毫之位置耶？”
陶孟和反对世界语的意见，钱玄同觉得“按之有故，言之成理”。然而，他也批评了许多反对世界语的留洋学生。他说这些人持反对意见，是因为用英文字母拼出来的文字如果变得那么容易，他们辛苦镀金拿回来的学位岂不一文不值：“反对的是洋翰林。他是不喜欢用A，B，C，D组成的文字有如此容易学的一种；因为学A，B，C，D愈难，他那读了十年‘外国八股’造成的洋翰林的身份，愈觉名贵。”
钱玄同批评“洋翰林”不愿意让世界语夺去他们在洋文上所占的优势，一定是有感而发的。不幸的是，这个感触在《新青年》4卷4号里，就由陶孟和的一句话——不管是有心与否——活生生地给触发起来了。陶孟和批评世界语的讨论在西方已经过时：“世界语之功用，在今日文明诸邦，已过讨论之时代。而吾辈今犹以宝贵之光阴，讨论此垂死之假言语。这正是中国文化思想后于欧美之一种表象。”仿佛在伤口撒盐一般，陶孟和接着说：“未曾学过外国语者，不能示以外国语中之新天地也。”
《新青年》5卷2号的编辑是钱玄同。这一期的《通信》栏，是世界语正反两方鏖战的一回。《新青年》编辑群里赞成世界语的钱玄同、陈独秀和反对的陶孟和都发表了意见。上引陶孟和的话，刺伤了钱玄同的心。他说：“玄同对于这句话，惭愧得很。玄同于外国文，只略略认得几个日本假名，至于用A，B，C，D组合的文字，简直没有学过，哪里配懂得‘外国语中之新天地’呢？除了自愧不学，脸红一阵子，是别无他法的。”
陶孟和也许体认到他说世界语是“垂死之假言语”有点过当，于是用白话文与文言文来作比方。其结果是越描越黑：“白话文字为吾人日常通用之语。其发表思想，形容事物，自胜于陈死古人所用之文字。其中之天地，视诸先贤所用之文字，境遇自广。故白话文字犹今之活言语，而世界语始有若钱玄同先生所称之‘谬种’之文字也。”事实上，钱玄同讥诋的“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就是“垂死之言语”。把世界语比拟成“谬种”，等于是用钱玄同批评古文的话，来批评他所提倡的世界语。陶孟和知道再辩下去只是意气之争，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他声明：“敢请以此文为最末次之答辩。”
眼看《新青年》的编辑群为世界语问题的辩论而冒出了火药味，胡适赶紧提出停战的宣告：我对于“世界语”和Esperanto两个问题，始终守中立的态度。但是现在孟和先生已说是“最末次之答辨”，孙[国璋]先生也说是“最后之答言”了。我这个中立国可以出来说一句中立话：我劝还有那几位交战团体中的人，也可以宣告这两个问题的“讨论终止”了。
胡适当然不是“中立国”，他要的是两面讨好。可是，一直不愿意表态的胡适，终于还是被拖下了水。这是因为《新青年》在1918年10月15日的5卷4号上发表了朱我农给胡适的信。这封长函，编辑以《反对Esperanto》为标题刊出。胡适回朱我农的信说：我对于世界语和Esperanto两个问题，虽然不曾加入《新青年》里的讨论，但我心里是很赞成陶孟和先生的议论的。此次读了老兄的长函，我觉得增长了许多见识，没有什么附加的意见，也没有什么可以驳回的说话。我且把这信中最精彩的几条议论摘出来，或者可以使读者格外注意……以上五条，我非常赞成。老兄讨论这个问题的根本论点只是一个历史进化观念。语言文字的问题是不能脱离历史进化的观念可以讨论的。我觉得老兄这几段议论Esperanto不单是讨论，竟可以推行到一切语言文字的问题，故特别把他们提出来，请大家特别注意。
胡适何止“心里”赞成陶孟和的议论而已，钱玄同干脆在通信栏里把胡适的立场给抖了出来：“适之先生对于Esperanto也是不甚赞成的（此非仡必之言，适之先生自己曾经向我说过），所以不愿大家争辩此事……但玄同还有一句话，几个人在《新青年》上争辩，固可不必；而对于‘世界语’及Esperanto为学理上之讨论，仍当进行，不必讳言此问题也。”
尽管胡适提出了停战宣言，但他无法控制其他编辑。就在胡适提出停战宣言的同一期里，钱玄同就声明：“同人做《新青年》的文章，不过是各本其良心见解。”世界语的讨论不但延续到1919年春天，而且用的完全是论战的语言。钱玄同即使原谅了陶孟和，他也没办法原谅陶孟和所代表的英语崇拜者，特别是像陶孟和讥笑世界语是“垂死之假言语”，又说：未曾学过外语的人，不可与言外语世界中的新天地。这样刺伤人心的话不可能不留下伤痕。
钱玄同在5卷6号的通信栏里就公然反对陶孟和——包括胡适在内，因为胡适“心里是很赞成陶孟和先生的议论的”——等英美派的看法：“我决不像现在读了几句英文的人，便竭力骂Esperanto为‘私造的文字’……以为语言文字必须是习惯的，必不许人造的，这话我是不敢苟且赞同。”不过，钱玄同也体会到世界语要成功必须靠研究与推广，口舌上的争辩不过是徒然的。只是，对英美派那咄咄逼人的口吻，他仍然不能释怀。因此，他在6卷2号的通信栏里就说：“至于有人说这是‘假文字’、‘这是私造的符号’，等之于‘参茸戒烟丸’或‘戒烟梅花参片’。我们可以不必和他辩论。照着刘半农先生的‘作揖主义，去对付他，就是最经济的办法。”这讥诋世界语为“假文字”、“私造的符号”、“参茸戒烟丸”、“戒烟梅花参片”云云的人是反对世界语的朱我农。
值得回味的是，宣布停战的胡适却又在《新青年》讨论世界语的最后一期（6卷3号），刊载了张耘一篇文章，更足以刺伤不懂西洋文字的人。不但如此，他还加了一句看似轻打却可以被解释为嘉勉的按语。张耘说：美国大学得学士学位者至少须通德法二文之一，得博士学位须兼通德法二文，而于彼等所崇拜之世界语则置之不理。舍一取二，避易就难，岂非大背经济学原理吗？我以为今人凡轻视英法德文而极力提倡世界语者，其病因有三：日愚、懒、妄。惟愚乃信英法德文中好书籍，世界语均有译本；惟懒乃甘取此不通捷径，无所得而不辞；惟妄乃坚信世界不久必大同，大同后必有大同语，而此大同语又必为今日之所谓世界语。三问题混合为一，颇足形容今日中国人思想紊乱情形。主张踏实地做建设工夫者，对于此种愚懒妄传染病，须极力扑灭之乃可。
胡适的按语就一句话：“张君这封信有许多话未免太过。但他所说的大旨，都很有讨论价值。故登在此处，供大家讨论。”
《新青年》的编辑群在世界语问题上没有“一致的团体主张”，在中文究竟应该废除还是拉丁化这个问题上亦复如是。钱玄同主张废除中文，陈独秀主张在人类社会进化到完全没有国界以前，过渡的做法应该是废汉文、存汉语，而把汉语拉丁化，胡适则只愿意谈中文拼音化，而不及于其他。比如说，钱玄同在4卷4号《新青年》的通信栏发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他认为汉字拼音走得不够彻底，治本之法在于废除中文：新理、新事、新物，皆非吾族所固有，还是自造新名词呢？还是老老实实写西文原字呢？由前之说，既改拼音，则字中不复含有古义，新名词如何造法？难道竟译“republic”为“Kung-huo”[共和]，译“ethics”为“Lun-Ii-hsuh”[伦理学]吗？自然没有这个道理。由后之说，既采西文原字，则科学哲学上之专门名词，自不待言，即寻常物品，如match，lamp，ink，pen之类，自亦宜用原文，不当复云Yang-huo[洋火]，Yang-teng[洋灯]，yang-meh-shue[洋墨水]，yang-pih-teu[洋笔头]；而dictator[独裁者]，boycott[杯葛]之类应写原文，亦无疑义，如此，则一文之中，用西字肴必居十之七八，而“拼音之汉字”，不过几个介连助叹之词，及极普通之名代动静状之词而已。费了许多气力，造成一种“拼音之汉字”，而其效用，不过如此，似乎有些不值得罢！汉字改用拼音，不过形式上之变迁，而实质上则与“固有之旧汉文”还是半斤与八两，二五与一十的比例。
陈独秀的过渡论是说：
当此过渡时期，惟有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新名悉用原语，无取义译；静状介连助叹及普通名代诸词，限以今语；如此行之，虽稍费气力，而于便用进化，视固有之汉文，不可同日而语。先生谓为“还是半斤与八两，二五与一十的比例”，恐未必然也。至于用西文原书教授科学，本属至顺；盖学术为人类之公有物，既无国界之可言，焉有独立之必要？
胡适不愿谈到久远的将来。他赞成陈独秀废汉文、存汉语，而改用拼音的主张。但是，究竟是不是用罗马拼音，胡适则持骑墙的立场：独秀先生所问：“仅废中国文字乎？抑并废中国语言乎？”实是根本的问题。独秀先生主张“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的办法，我极赞成。凡事有个进行次序。我以为中国将来应该有拼音的文字。但是文言中单音太多，决不能变成拼音文字。所以必须先用白话文字来代文言的文字；然后把白话的文字变成拼音的文字。至于将来中国的拼音字母是否即用罗马字母，这另是一个问题。我是言语学的门外汉，不配说话了。
胡适所谓“极赞成”陈独秀“废汉文、存汉语、用拼音”主张也者，其实就是“废文言、存白话、用拼音”的意思。只是，“拼音”究竟是什么形式的拼音，他不愿意说清楚。《新青年》5卷2号刊载了朱经农给胡适的信。朱经农把当时中国文字革命的主张总括为四种，四种他都反对：现在讲文字革命的大约可分四种：（第一种）是“改良文言”，并“不废止文言”；（第二种）“废止文言”，而“改良白话”；（第三种）“保存白话”，而以罗马文拼音代汉字；（第四种）是把“文言”、“白话”一概废了，采用罗马文字作为国语（这是钟文鳌先生的主张）。
胡适在答书里首先表示：“来信反对第四种文字革命（把文言白话都废了，采用罗马字母的文字作为国语）的话，极有道理，我没有什么驳回的话。且让我的朋友钱玄同先生来回答罢。”胡适自己的主张属于朱经农归类的第三种。他为自己作的辩护如下：文学革命（保存白话，用拼音代汉字），是将来总该办到的。此时决不能做到。但此种主张，根本上仅可成立（赵元任君曾在前年《留美学生月报》上详细讨论，为近人说此事最精密的讨论）。即如来信所说诗，丝，思，司，私，师等字，在白话里，都不成问题。为什么呢？因为白话里这些字差不多都成了复音字，如“蚕丝”、“思想”、“思量”、“司理”，“职司”、“自私”、“私下里”、“私通”、“师傅”、“老师”，翻成拼音字，有何妨碍？又如“诗”字，虽是单音字，却因上下文的陪衬，也不致误听。例如说，“你近来做诗吗？”“我写一首诗给你看。”这几句话里的“做诗”、“一首诗”，也不致听错的。平常人往往把语言中的字看作一个一个独立的东西。其实这是大错的。言语全是上下文的（contextual），即如英文的“rite”[仪式]、“right”[权利]、“write”[书写]三个同音字，从来不会听错，也只是因为这个原故。
这封信里提到的钟文鳌，就是胡适《逼上梁山》里鼎鼎大名的钟文鳌，他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是胡适留美时期清华驻华盛顿学生监督处的英文秘书。我在《璞玉成璧》里指出，《逼上梁山》里的这段回忆误导了读者，以为钟文鳌的传单，就是胡适倡导白话文学革命的灵感或促因。我强调钟文鳌的中文拉丁化传单，跟胡适后来的文学革命之间的关系微乎其微。
《逼上梁山》是1933年12月初脱稿的，次年1月1日发表在《东方杂志》上。那是胡适为自己在白话文学史定位的文献。因此，他所着眼的，在历史定位上的意义，要多于“叙实”的意义。钟文鳌的故事就是一个绝佳的写照。钟文鳌的中文拉丁化的传单不但跟胡适倡导白话文学革命的关系是微乎其微，他甚至在回国以后，在中文拉丁化的主张上，跟钟文鳌的立场只是五十步笑百步的距离。
胡适说钟文鳌在每个月寄支票给庚款生的时候，总要在信封里夹一些自己印制的宣传品。其中之一是：“废除汉字，取用字母。”大概是1915年某一天，胡适又收到一张传单，上面说中国应该改用字母拼音；又说要教育普及，非得用字母不可。胡适一时动了气，就写了一封短信去骂钟文鳌，说不通汉文的人，不配谈改良中国文字的问题。然而，胡适始终不愿意在《逼上梁山》里告诉我们，自己后来的主张改变了。如果朱经农所说是正确的，文言、白话，钟文鳌都要废除。胡适则要废除文言，然后以白话作为中文走向拼音的过渡媒介。然而，所有这些胡适与钟文鳌渐行渐近的事实都完全没在《逼上梁山》里出现。
同样在5卷2号里，《新青年》刊载了当时在日本的朱我农给胡适的一封信。朱我农举例证明中文用罗马字母拼音绝对可行。他最能让自己及他人信服的例子有两个。一个是英国医生Taylor。他在日本横滨印刷了一本《内外科看护学》，是用罗马字的厦门话写的。朱我农说Taylor医生把这本书念给厦门人听，他们都能听得懂。Taylor就是台湾医学史上有名的戴仁寿医生（George Gushue-Taylor，1883-1954）。戴医生先在台南行医，后来是台北马偕医院的院长。他是第一位在台湾为麻风病人谋福利与医疗的医生。他的《内外科看护学》（Lai Gia Kho KhanHo-llak）是第一本闽南语医学教科书。朱我农举的第二个例子，是留英的厦门朋友雷文铨。他跟家人写信用的就是罗马字厦门话。
其实，何止雷文铨的家信是用罗马字厦门话写的？这种例子可能不胜枚举。我们今天可以在“胡适档案”里看到林语堂的妻子廖翠凤在1923年5月8日用罗马字厦门话写的一封信。这封信是从鼓浪屿寄到北大，请胡适转交给林语堂的。整封信里一个汉字也没有，几乎全是罗马字厦门话。唯一不是厦门话的词句是用英文写的。有些是时间，如“May 4th”（五月四号），“May 6th”（五月六号），有些是地名，如“Shanghai”（上海）。最主要的是开头的称呼：“Dearest Tong”（最亲爱的堂，但“堂”字是厦门话发音）；接近信尾的：“Now goodbye dearest A Tong”（最亲爱的阿堂，再见了！）；信上最后一句：“My love and our baby's all to you”（我们的宝宝跟我给你的最真挚的爱）；落款：“Yours”（爱你的）“Hong”（凤——厦门发音）。除此之外，这整封信用的都是罗马字的厦门话。
无论如何，胡适读了朱我农信中提到的例子，很兴奋地在答书里说：来书论罗马字拼音的可行，读了使我们增添许多乐观……我四五年前也是很反对这种议论的。近二三年来，觉得中国古文虽不能拼音，但是中国的白话一定是可用字母拼出的。现在北京的注音字母传习所已能用注音字母出报。各处教会所发行的《罗马字的中国话》更不用说了。我对于这个问题略有一点意见，现在正在收集材料，仔细研究，将来很想做一篇文字讨论拼音文字的进行规则。
胡适这段话最清楚不过地道出了他在《逼上梁山》里所没有告诉我们的事实。他说：“来书论罗马字拼音的可行，读了使我们增添许多乐观……我四五年前也是很反对这种议论的。”换句话说，回国不到一年，胡适在中文字罗马拼音化方面越来越接近钟文鳌的立场了。只是，这个历史事实完全被他后来写的《逼上梁山》湮没了。
《新青年》编辑群主张的不一致，甚至表现在《新青年》杂志究竟应该直排还是横排的争议上。《新青年》用标点、分段，这本身就是一大革新。同时，这也是必须付出成本的。当时中国的印刷厂并没有标点符号的铅字。出版《新青年》的群益书社的老板陈子寿，特地和太平洋印刷所的张秉文商量，用外文的标点符号来做底子，刻成中文标点符号的铜模。当然，这种铜模是直排的。
《新青年》编辑群里最早倡议中文自左至右横写、横排的，可能是钱玄同。他致信陈独秀，以人体工学为由提出这个主张：我固绝对主张汉文须改用左行横迤，如西文写法也。人目系左右相并，而非上下相重。试立室中，横视左右，甚为省力。若纵视上下，则一仰一俯，颇为费力。以此例彼，知看横行较易于直行。且右手写字，必自左至右。故无论汉文西文，一字笔势，罕有自右至左者。然则汉文右行，其法实拙。若从西文写法，自左至右，横迤而出，则无一不便。陈独秀在回信里表示同意，于是钱玄同打铁趁热，就在《新青年》3卷6号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我以前所说，要把右行直下的汉文改用左行横迤。先生回答道，‘极以为然。’现在我想，这个意思先生既然赞成，何妨把《新青年》从第四卷第一号起，就改用横式？”
然而，这个主张《新青年》注定没有实施。原因之一，就是胡适不赞成。朱我农在那封讨论汉字罗马字化的来信里，也问胡适为什么不同意改采横排。胡适回答说：《新青年》用横行，从前钱玄同先生也提议过。现在所以不能实行者，因为这个究竟还是一个小节的问题。即如先生所说直行的两种不便：第一“可免墨水污袖”，自是小节；第二“可以安放句读符号”，固是重要，但直行也并不是绝对的不便用符号。先生所见《新青年》里的符号错误，乃是排印的人没有句读知识之故。《科学》杂志是用横排的，也有无数符号的错误。我个人的意思，以为我们似乎应该练习直行文字的符号句读，以便句读直行的旧书。除了科学书与西洋历史地理等书不能不用横行，其余的中文书报尽可用直行。先生以为如何？
这种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有异议而其实是反对的答复，是成名以后的胡适典型的答复方式。这跟他其实反对世界语，却又摆出一副旁观者的姿态，说自己是“中立国”的做法，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种两面讨好的战略用到极致，就是到了非表态不可的时候，仍然不愿意明说自己的立场。在中文横排这个问题上，胡适不但仍作似是而非的议论，甚至称之为“小节”，俨然是可以搁置不论的意思。然而，钱玄同就是不吃这一套。在讨论世界语的时候，他干脆就把胡适的立场给揭穿了，说胡适不赞成世界语，所以也不喜欢大家“争辩此事”。在讨论中文横排的时候，钱玄同再次把胡适反对的立场给抖了出来：中国字改用横行书写之说，我以为朱[我农]先生所举的两个理由，甚为重要[注：亦即“可免墨水污袖”、“可以安放句读符号”]。还有一层，即今后之书籍，必有百分之九十九，其中须嵌入西洋文字。科学及西洋文学书籍，自不待言。即讲中国学问，亦免不了要用西洋的方法。既用西洋的方法，自然要嵌入西洋的名词文句：如适之先生新近在北京大学中编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内中嵌入的西洋字就颇不少。若汉文用直行，则遇到此等地方，写者看者均须将书本横搬直搬，多少麻烦，多少不便啊！至于适之先生所谓“应该练习直行文字的句读符号，以便句读直行的旧书”这一层，我觉得与改不改横行是没有关系的。适之先生所说的“句读旧书”，不知还是重刻旧书要加句读的呢？还是自己看没有句读的旧书时用笔去句读他呢？若是重刻旧书，则旧书既可加句读，何以不可改横行？如其自己看旧书时要去句读他，此实为个人之事。以此为不改横行的理由，似乎不甚充足……惟《新青年》尚未改用横行的缘故，实因同人意见对于这个问题尚未能一致。将来或者有一日改用，亦未可知。朱先生之提议，在玄同个人，则绝对赞同此说也。
钱玄同除了把胡适反对中文横排的遁词完全暴露出来以外，最后一句话也点出了“同人意见尚未能一致”的原因。这个同人意见尚未能一致的症结之一，就在于主将胡适反对，也就昭然若揭了。
《新青年》终究没有走向横排的另一个因素显然是财政上的。我们能知道这一点，要拜钱玄同1918年11月26日的一封信之赐：独秀、半农、适之、尹默、孟和诸兄钧鉴：上月独秀兄提出《新青年》从六卷起改用横行的话，我极端赞成。今见群益来信说：“这么一改，印刷工资得加多几及一倍。”照此看来，大约改用横行的办法，一时或未能实行。我个人的意思，总希望慢慢的可以达到改横行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