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个角度来说，胡适说得完全正确，中文横写、横排的问题是“小节”。何止如此，世界语、中文拉丁字母化等问题也是“小节”。这些问题的辩论即使造成了《新青年》编辑群内部的不快，终究不会导致分裂。《新青年》分裂的故事，最富戏剧性也最为人所知的，是陈独秀与胡适分道扬镳之后，把《新青年》转化成为共产党外围刊物的一段。
胡适在1935年底对陈独秀走向共产主义作了一个既夸张、又幼稚、而且简化了的历史的结论。当时看了汤尔和的日记，触动了回忆，他想起陈独秀因为私德不检而被辞掉北大文科学长职位的往事。胡适把《新青年》的分裂、陈独秀的左倾、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以及中国思想界的左倾，都归罪于这个不幸的决定：独秀因此离去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英美派）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
胡适晚年在纽约所作的《口述自传》里，就说得合理多了。他说五四运动以后，所有政党都体认到学生的力量，于是都想影响并得到学生的支持。其结果是几乎每一个人都染了政治热（politically-minded）。胡适提到了陈独秀1919年6月11日晚上在北京“新世界”游乐场散发传单被捕入狱的经过。这个回忆有意味的地方，是胡适对唐德刚根据录音打出来的初稿的修订。当晚胡适跟陈独秀、高一涵在“新世界”喝茶。唐德刚的打字稿说：五四运动的时候，陈独秀被逮捕。他在北京“新世界”游乐场散发他自己所写的传单的时候被逮个正着。那天是1919年6月11日。他跟我、还有也是安徽同乡的高一涵在一起喝茶。我们把他的传单分放在桌子上。
胡适校改的时候，把整段几乎全部划掉了，重新手写了一段：陈独秀在1919年6月11日被捕。他在散发自己写、自己花钱印制的传单的时候被逮个正着。他散发传单的地方是北京南城的“新世界”游乐场，也就是陈先生、高一涵先生、我三个安徽老乡一起喝茶的地方。陈先生从口袋里拿出传单，把它们分放在许多茶座上。
这些传单究竟是像初稿所说的，是陈独秀、胡适、高一涵一起发放在茶座上的，还是像胡适手写修正的，是陈独秀个人发放的？是胡适修正自己的回忆，还是修正唐德刚的误记？可惜唐德刚已经过世，我们无法向他求证了。胡适接着说，不久他就跟高一涵回家了。他说自己是半夜才接到电话，得知陈独秀被捕入狱。
总之，陈独秀在被关了八十三天以后，被保释出来。次年2月，他代替胡适去武汉演讲。他回来以后，警察上门找他，说报纸报道他在武昌散播“无政府共产主义”，并说他在保释期间没有报备，擅自离京是违反规定。陈独秀知道警察会再来找他麻烦，于是三十六计走为上。因为担心被跟梢，他跟李大钊走的是迂回的路线。先往东走，到李大钊的家乡乐亭县，再往西折向天津，然后从天津往上海。胡适的结论是：这是陈独秀先生与他的北大一群分道扬镳的开始。因为他没有工作，我们就让他编辑《新青年》o那是他唯一的工作。就在上海，陈独秀跟他在政治上的朋友——未来的共产党创始人——产生联系。就这样，从第七卷开始，作为中国文艺复兴、文学革命的杂志的《新青年》，就逐渐地变成共产党的机关报。在北大的我们就这么地把杂志给拱手让出了……所有这些，说明了我[在本节启始]所告诉你的：从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角度来看，这个我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地（foolishly）想把它保持成为一个纯粹的文学、思想、文化的运动，就被五四运动不幸地给中止了。
唐德刚在《胡适口述自传》的注释里，说他在1950年代帮助胡适作口述史的时候，就直言反对胡适把五四运动当作新文化运动的“政治干扰”。他对胡适说：一个新文化运动的后果，必然是一个新的政治运动。唐德刚有所不知，胡适年轻的时候跟他的想法完全相同。事实上，在国共合作、国民党北伐的初期，胡适自动自发、兴高采烈地在英国、美国宣传新文化运动进入了有组织的政治运动阶段。详情请见本部第八章的分析。换句话说，那所谓五四运动中止了，或者用唐德刚的翻译来说，干扰了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说法，是胡适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向右靠拢以后的新说法。
言归正传。胡适说：“从第七卷开始，作为中国文艺复兴、文学革命的杂志的《新青年》，就逐渐地变成共产党的机关报。”这句“逐渐地”是关键词，因为那是渐次形成的。至于“在北大的我们就这么地把杂志给拱手让出了”，就有夸张之嫌了。在上海的陈独秀对群益书社营利的态度不满，想要招股本开一间叫作“兴文社”的书局来发行《新青年》。从1920年4月底到5月，陈独秀接连写了五封信给胡适以及北京的《新青年》编辑群。他除了把招股的想法告诉胡适等人以外，也一再写信要大家写稿。只是，北京方面反应冷淡。陈独秀在经费及稿源两相欠缺的情况下，真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之叹。《新青年》7卷6号“劳动节纪念号”在5月1日出版以后，一直要到9月1日才出版8卷1号。
《新青年》8卷1号出版的背后有许多当时的人都不会知道的事实。首先，陈独秀1920年2月12日到上海以后，很快就与共产党人联系上了。5月，上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根据陈望道的回忆，“这是一个秘密的组织，没有纲领，会员人会也没有成文的手续，参加者有陈独秀、沈雁冰、李达、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等，先由陈独秀负责”。7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发起人是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玄庐、俞秀松、施存统。就在这时，共产国际东方局派代表维经斯基（Grigon Voitinsky）到北京与李大钊联系。经李大钊介绍，维氏南下到上海与陈独秀诸人会面。《新青年》从1920年秋天开始接受共产国际的资助。
另一个当时的人不会知道的事实是8卷1号封面设计的意义。那封面正中绘制了一个地球，从东西两半球上伸出两只强劲有力的手紧紧相握。茅盾回忆说，这个设计“暗示中国革命人民与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国必须紧紧团结，也暗示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的意思”。这等于宣告《新青年》是共产主义刊物。石川祯浩指出那个图案是1901年创立、1972年解散的“美国社会党”（Socialist Party of America）的党徽。这个圆形的党徽，上半端写着“社会党”，下半端写着《共产党宣言》里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那句话。除了8卷2号“罗素专号”的封面是罗素头像以外，《新青年》从8卷1号到9卷结束，封面一直使用这个图案。当然，《新青年》封面上的图把英文里原有的字样都拿掉了。
《新青年》的左倾，北京的编辑群当然很快就感觉到了。事实上，在7卷6号“劳动节纪念号”出版以后，陈独秀就致信北京的编辑群，提出三大问题，请大家答复：一、是否接续出版？二、倘续出，发行部初次所定合同已满期，有无应与交涉的事？三、编辑人问题：1．由在京诸人轮流担任；2．由在京一人担任；3．由弟在沪担任。由于没有信件留存，我们不知道北京方面的答复如何。1920年12月，陈独秀接受陈炯明的邀请，到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会长。12月16日晚，离开上海之前，陈独秀再次写信给胡适、高一涵：《新青年》编辑部事有陈望道君可负责，发行部事有苏新甫君可负责。《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但如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近几册内容稍稍与前不同，京中同人来文不多，也是一个重大的原因，请二兄切实向京中同人催寄文章。
胡适大约在12月底写的回复里提出了三个办法。他还把这封信让几位北京的编辑看过。这三个办法如下：《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兄言“近亦不以为然”。但此是已成之事实，今虽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北京同人抹淡的工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现在想来，只有三个办法：一、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篇幅不求多，而材料必求精。我秋间久有此意，因病不能作计划，故不曾对朋友说。二、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但此时上海同人似不便做此一着。兄似更不便，因为不愿示人以弱。但北京同人正不妨如此宣言。故我主张趁兄离沪的机会，将《新青年》编辑的事，自九卷一号移到北京来。由北京同人于九卷一号内发表一个新宣言，略根据七卷一号的宣言，而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孟和说，《新青年》既被邮局停寄，何不暂时停办，此是第三办法。
陈独秀不反对胡适在北京另办一个哲学文学杂志的想法。然而，对于“不谈政治”，或者把《新青年》移回北京去办理则坚决反对。他在1921年1月9日给北京编辑群的回信说：适之先生来信所说关于《新青年》办法，兹答复如下：第三条办法，孟和先生言之甚易。此次《新青年》续出，弟为之太难；且官厅禁寄，吾辈仍有他法寄出，与之奋斗（销数并不减少）。自己停刊，不知孟和先生主张如此办法的理由何在？阅适之先生的信，北京同人主张停刊的并没有多少人，此层可不成问题。
第二条办法，弟虽在沪，却不是死了。弟在世一日，绝对不赞成第二条办法，因为我们不是无政府党人，便没有理由宣言可以不谈政治。
第一条办法，诸君尽可为之。此事与《新青年》无关，更不必商之于弟。若以为别办一杂志便无力再为《新青年》做文章，此层亦请诸君自决。弟甚希望诸君中仍有几位能继续为《新青年》做点文章，因为反对弟个人，便牵连到《新青年》杂志，似乎不大好。
胡适说陈独秀因为他的建议而大动肝气，于是他在1921年1月22日向北京的编辑群提出了一个修正案：第一，原函的第三条“停办”办法，我本已声明不用，可不必谈。
第二，第二条办法，豫才兄与启明兄皆主张不必声明不谈政治，孟和兄亦有此意。我于第二次与独秀信中曾补叙入。此条含两层：一、移回北京，二、移回北京而宣言不谈政治。独秀对于后者似太生气。我很愿意取消“宣言不谈政治”之说，单提出“移回北京编辑”一法……
第三，独秀对于第一办法——另办一杂志——也有一层大误解。他以为这个提议是反对他个人。我并不反对他个人，亦不反对《新青年》不过我认为今日有一个文学哲学的杂志的必要。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注：《苏维埃俄国》是苏联新闻局在纽约出的周刊]的汉译本，故我想另创一个专关学术艺文的杂志。今独秀既如此生气，并且认为反对他个人的表示。我很愿意取消此议，专提出“移回北京编辑”一个办法……
眼看着胡适跟陈独秀几近于撕破脸、《新青年》濒临分裂，李大钊建议胡适留下转圜的余地：我对于《新青年》事，总不赞成分裂。商议好了出两种亦可，同出一种亦可。若是分裂而抢一个名称，若是与《新青年》有关的人都争起来，岂不同时出十几个《新青年》，岂不是一场大笑话！我觉得你和仲甫都不是一定要抢《新青年》这个名称，还是主义及主张有点不同的缘故。如果主张相同，在哪里办，哪一个人办，成不了什么问题。但是我觉得你们两人都有点固执。仲甫一定要拿去广东，你一定要拿来北京，都觉得太拘了一点。总之，我的意思不拘《新青年》在哪里办，或是停办，总该和和气气商量才是。而且兄和仲甫的朋友交情岂可因此而大伤？《新青年》如演起南北对峙的剧来，岂不是要惹起旁人的笑死？此点愿兄细想一想。我不是说仲甫应该主张在粤办，你不应该主张在京办。不过仲甫的性情我们都该谅解他的——他的性情很固执——总之我很愿意你等他的回信再决定办法。如果你们还是各立于两极端，我想我们只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就是大家公决劝你们二位（恐怕劝也无效）都牺牲了《新青年》三个字吧！停办了吧！一个办法就是听你们两位一南一北分立《新青年》，我们都不好加入哪一方。这种结果都是宣告了《新青年》破产。我个人的主张虽与仲甫的主张相近，但我决不赞成你们这样争《新青年》，因为《新青年》如果是你的或是他的，我们都可以不管。如果大家都与他有点关系，我们也不应该坐视你们伤了感情……
钱玄同在1月29日回复胡适的残信里则赞成分裂。他说《新青年》的成立是自由的结合，现在意见既然不合，自然应该自由分家：与其彼此隐忍迁就的合并，还是分裂的好。要是移到北京来，大家感动[情]都不伤，自然不移；要是比分裂更伤，还是不移而另办为宜。至于孟和兄停办之说，我无论如何，是绝对不赞成的；而且以为是我们不应该说的。因为《新青年》的结合，完全是彼此思想投契的结合，不是办公司的结合。所以思想不投契了，尽可宣告退席，不可要求别人不办。换言之，即《新青年》若全体变为《苏维埃俄国》的汉译本，甚至于说这是陈独秀、陈望道、李汉俊、袁振英等几个人的私产，我们也只可说陈独秀等办了一个“劳农化”的杂志，叫做《新青年》，我们和他全不相干而已，断断不能要求他们停办。
1921年2月上旬，《新青年》编辑部在法租界被搜查，并被勒令停办。2月15日，陈独秀分别致信胡适和周作人、鲁迅，通报《新青年》将移广州出版。他在给胡适的信上赞成胡适另办一报。我们不知道胡适对陈独秀把《新青年》移往广州出版的态度如何，但是胡适显然坚持要把《新青年》移回北京。有关这点，可以用周作人2月下旬接连写给李大钊的两封信来作为佐证。周作人表示赞成《新青年》分裂，《新青年》就交给陈独秀，胡适则应该另起炉灶。他25日的信说：来信敬悉。《新青年》我看只有任其分裂。仲甫移到广东去办，适之另发起乙种杂志．此外实在没有法子了。仲甫如仍拟略加改革，加重文艺哲学，我以力之所及，自然仍当寄稿。适之的杂志，我也很是赞成，但可以不必用《新青年》之名。《新青年》的分裂虽然已是不可掩的事实，但如发表出去（即正式的分成广东、北京两个《新青年》），未免为旧派所笑。请便中转告适之。
他接着在27日的信说：
来信敬悉。关于《新青年》的事，我赞成所说第二种办法。寄稿一事，我当以力量所及，两边同样的帮忙。我本赞成适之另办一种注重哲学文学的杂志，但名称大可不必用《新青年》，因为：一、如说因内容不同，所以分为京粤两个。但著作的人如仍是大多数相同，内容便未必十分不同，别人看了当然觉得这分办没有必要。（如仲甫将来专用《新青年》去做宣传机关，那时我们的文章他也用不着了；但他现在仍要北京同人帮他，那其内容仍然还不必限于宣传可做了。）
二、仲甫说过《新青年》绝对为“洋大人”所不容，在京也未必见容于“华大人”，这实在是至理名言。我看“华大人”对于《新青年》的恶感，已经深极了。无论内容如何改变，他未必能辨别，见了这个名称当然不肯轻易放过。这并不是我神经过敏的话，前年的《每周评论》便是一个实例。
所以我希望适之能够改变意见，采用第二种办法。但北京同人如多数主张用《新青年》的名称，我也不反对。
1921年7月，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书记。8月，他辞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会长的职位，9月到上海从事共产党的工作。《新青年》9卷5号在该年9月出版。10月初，陈独秀被法租界巡捕逮捕。《新青年》随之停刊——1922年7月出版9卷6号以后休刊，1923年6月15日以季刊的形式复刊，由瞿秋白主编。然而，它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刊，而非昔日胡适、陈独秀及其编辑群的刊物。
胡适、李大钊、陈独秀这几位《新青年》领袖令人敬佩的地方，在于他们能够主张不同，却不影响其友情。胡适和李大钊在1919年“问题与主义”的论战里有过短暂的交锋；胡适和陈独秀争办《新青年》，用钱玄同写给周作人、鲁迅信上的话来说，“陈、胡二公已到短兵相接的时候！”然而，他们都能继续保持朋友之义，甚至在朋友落难的时候出面相助。李大钊在《新青年》分裂的节骨眼上，仍然能够心平气和地作最后的斡旋。
胡适跟陈独秀的朋友之义更令人心仪。1921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法租界被捕，胡适跟蔡元培等人通过不同的管道设法营救。两人此后在意识形态上相形渐远，然而相互关怀之情不变。陈独秀1925年2月5日的一封信就温馨得令人心动：“久不通信了，听孟翁说你问我果已北上否，我现在回答你，我如果到京，无论怎样秘密，焉有不去看适之的道理。”
然而，无可否认，《新青年》的分裂，意味着胡适文化霸权争夺战的战线开始变化。如果他先前文言与白话的文化霸权争夺战是西方与传统的对峙，现在则转为西方思潮与西方思潮的对峙。中国知识分子各自以西方的思潮作为武器来从事论战，肇始于胡适与李大钊的“问题与主义”之争。
本部第二章分析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我不但把那场论战作为胡适对杜威的实验主义开窍、跨人杜威实验主义门槛的里程碑，而且也把它视为新式知识分子阵营分裂的先声。更重要的是，我认为观察敏锐的胡适1919年就已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将是他的劲敌。其他各派，无论是保守派，还是唯心派；不管是传统中国的，还是与西方合流的，都属于摧枯拉朽的末流。无怪乎胡适会在总结性的《四论问题与主义》里，特别以马克思主义为例，来说明学说可以造成可忧的后果，亦即阶级的仇恨。
有趣的是，胡适晚年作口述史的时候，也专门辟了一节来回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他用的标题赫然就是《具体的问题与抽象的主义：我与马克思主义者的第一次交锋》（Concrete Problems V．Abstract Isms：My First Clash with the Marxists）。从某个角度来说，胡适在口述史里提起这场论战，可以说是他对1950年代中期大陆批判胡适运动的一个回应。也许因为这个背景，他在口述史里说：那年7月“我第一次讨论政治的行动，就是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来批评当时人们对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或布尔什维克主义盲目或奴隶式的崇拜的危险”。
事实上，胡适说“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是他与马克思主义者“第一次交锋”，并不准确。当时的李大钊还不懂共产国际所用的社会分析的术语和概念。他唯一使用的是经济史观与阶级斗争论。从这个角度来看，那只是一场前哨战而已。胡适与马克思主义者第一次交锋，是他1922年9月8日发表的《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答陈独秀》，以及同年10月1日发表的《国际的中国》。这两篇前后相隔不到一个月的文章是姐妹篇，一前一后批判了中国共产党对当时中国社会分析雏形粗具的两大结论，亦即，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观察力敏锐的胡适深切了解，文化霸业的维持端赖于他能否击败来自西方的另一个思潮的挑战。文言白话之争已成过去。他原以为那会是持久的殊死战，结果却是一场势不均、力不等的战争。对手没有组织、没有一流的领袖，根本等于是一场摧枯拉朽的闹剧。眼看着自己的文化霸业方才奠定，却祸起萧墙。胡适可能完全没有想到，昨日的战友会变成他为了维护文化霸业所必须主动出击的第一个对象。
《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答陈独秀》，顾名思义，是胡适对陈独秀的反驳。它反驳的是陈独秀的《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胡适把它转载在《努力周报》上，并刊出自己的批判。陈独秀这篇文章，其实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7月所通过的《宣言》。他说人类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经过了两大进程：“第一次是资产阶级对于封建之争斗，第二次是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之争斗。”这是革命两阶段论，用在中国当时的情况，就是说：这第一段民主主义的争斗，乃是对内完全倾覆封建军阀得着和平与自由，对外促成中国真正的独立。这种和平、自由与独立，不但能给中国资产阶级以充分发展的机会，而且在产业不发达的国家，也只有这种和平、自由与独立，是解放无产阶级使他们由幼稚而到强壮的唯一道路。
由于“倾覆封建的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是第一阶段革命的目标，陈独秀自然要批判当时甚嚣尘上的“联省自治”论：现在有一派入主张联省自治为解决时局的办法，这种主张是未曾研究中国政治纠纷之根源在哪里。中国政治纠纷之根源，是因为封建式的大小军阀各霸一方，把持兵权、财权、政权。法律舆论都归无效，实业、教育一概停顿，并不是因为中央权大地方权小的问题。此时全国兵马财政大权都操在各省督军总司令手里，连国有的铁路、盐税他们都要瓜分了。若再要扩大地方权，不知还要扩大到什么地步？说到地方自治自然是民主政治的原则，我们本不反对。但是要晓得地方自治是重在城镇乡的自治，地方自治团体扩大到中国各省这样大的范围，已经不是简单的地方自治问题，乃是采用联邦制，属于国家组织问题了。
由于陈独秀批评主张联省自治的人，“是未曾研究中国政治纠纷之根源在哪里”，于是胡适也谈起他的中国历史观来：自从秦始皇以来，二千多年的历史确然呈现一种“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大势。这一千多年历史的教训是：中国太大了，不适于单一制的政治组织。所以中央的统治力一衰，全国立刻“分”了：直到大家打的筋疲力尽，都厌乱了，然后又“合”起来。
不但历史上的态势如此，胡适认为一部中国近代史的趋势就是走向各省独立：六十年来，中央的权限一天天的缩小，地方的自觉一天天的增加；到了辛亥革命军起，“省的独立”遂成一件历史的事实。当袁世凯的时代，这个现状的意义已有人看出了，所以有民国二、三、四年间的“联邦论”。“联邦论”已起，而袁世凯还想做他的统一的迷梦。第一步是“袁家将”的分布各省；然而军阀分封之后，仍旧不能减除各省独立的趋势。袁氏误解病源，以为皇帝的名号可以维系那崩散的局面，故第二步才是帝制的运动。故从历史上看来，军阀的封建与帝制的运动都是武力统一的迷梦的结果。为强求统一而封建军阀。
胡适不但认为“联省自治”是打倒军阀的唯一利器，甚至宣称凡是反抗这个旗帜的注定会失败。他说：我们可以大胆说：打倒军阀割据的第一步是建设在省自治上面的联邦的统一国家。凡反抗这个旗帜的，没有不失败的。
这段时间，胡适梦想把北京当费城，憧憬美国费城制宪的故事能在北京重演。他在《努力》上发表的《一个平庸的提议——解决目前时局的计划》的政治部分，就是费城制宪会议的梦想北京版：我的计划是：一、由北京政府速即召集一个各省会议。
（甲）名称：如政府不爱“联省会议”之名，尽可叫他做“全国会议”，或“统一会议”。
（乙）组织：每省派会员四人（省议会举一人，省教育会与省商会各举一人，省政府派一人）。中央政府派三人。国会举三人。主席得由政府任命（以免纷争）。
（丙）地点：我主张在北京，因为北京虽在北京政府势力之下，然而比上海确实自由多了，文明多了。
（丁）权限：这个会议得讨论并议决关于下列各项问题：a，裁兵与军队的安插；b，财政；c，国宪制定后统一事宜；d，省自治的进行计划；e，交通事业的发展计划。
这五项问题，没有一项和国会的权限冲突的。国会不应该吃醋，政府也不应该因怕国会吃醋而不敢举行。况且此次政府召集的财政会议，岂不也是一种各省会议吗？既可以召集财政会议，何以不可以召集各省会议？况且我可以断定那单讨论财政的会议是无效的。
二、由北京政府公开的调解奉直的私斗，消除那逼人而来的大战祸……
所谓“书生之见”，信然。胡适在1922年10月《努力》的《这一周》还充满信心地说：“在今日的唯一正当而且便利的方法是从速召集一个各省会议，聚各省的全权代表于一堂，大家把袖子里把戏都摊出来，公开的讨论究竟我们为什么不能统一，公开的议决一个实现统一的办法。”四个月以后，1923年2月《努力》的《这一周：这个国会配制宪吗？》一文里，胡适等于为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他称那些议员为“无耻政客”，说他们不是“秉承那些割据的军阀的意旨”，就是“代表垄断式的财阀说话”。他的结论是：要希望这些议员制定宪法来救济政治罪恶，等于是“与虎谋皮”。他们即使制定出宪法．也“不过添一张废纸”。用他在《努力》停刊以后给高一涵等四位朋友的话来说：“此时谈政治已到了‘向壁’的地步。”这真应了陈独秀批评他的话：“他们果真是为了省自治才拥兵割据吗？他们宁肯抛弃军权不肯抛弃省自治吗？先生这种公平交易的估价，恐怕军阀听了要大笑不已。”
为了增加北大师生对美国联邦制度的了解，或许也希望能得到“远来和尚”的加持，胡适特别请了当时在北京访问的美国政治学教授加纳（James W. Gamer）到北大演讲，而且“劝他讲‘联邦制度”。可惜，他对加纳教授的讲演不满意。他在日记里说：“下午到Prof Gamer[加纳教授]住处，谈了一会，陪他到大学，请他讲演‘联邦制度的得失’，我为他翻译。他讲的话浅近极了，毫无精理警句。”
胡适对加纳教授的演讲表示失望，可能是因为他觉得加纳对联邦制度的分析、及其是否适合中国等问题讲得温温吞吞，甚至指出了许多实施上的困难，对胡适“联省自治”的主张一点加持的作用都没有。这篇演讲《北京大学日刊》刊载了，名称是：《从美国的历史经验上论联邦制度的得失》。加纳教授说实施联邦制度要有几个不可或缺的条件：一、各省一定要愿意牺牲一部分自主权来让与中央；二、人民必须要有自治的能力；三、由于联邦制是双重的，有中央跟各省，权限的冲突一定不可避免，所以一定要有一个能受理、解释、评断这些冲突的机关，在美国就是联邦最高法院。联邦制度的缺点也在于此。因为又有中央，又有各省，重复、冲突的地方在所难免。他说，在美国之后采取联邦制度的国家，如德国、奥地利以及加拿大，就没有出现美国制度的问题，因为它们把许多权力都划归中央。最后，加纳教授认为中国比较适合联邦制，因为中国地大，各地的情况不太相同，风俗习惯也不太一致。只是，他不知道中国是否具备上述不可或缺的条件。加纳教授有所不知。胡适希望他赞颂联邦制度，而不是斤斤计较历史国情的不同以及实施上的困难。
胡适认为美国的联邦制适用于中国。在他看来，秦统一以后，封建制度就从中国消失了。但是，取而代之的中央集权制又无法真正地实行统治。他在《努力》上批判康洪章等四十几个“留学美国各大学学生”的《制宪庸议》：最可怪的是他们把郡县代表统一，又把封建和联邦看作一样，所以他们说主张联邦制的人是“强效联邦，恢复封建时代的二重统治权”。他们难道真不知道这二千年来中国久已成了“天高皇帝远”的状况？他们难道真不知道这二千年来中国久已变成“统治权的重数愈多，统一的程度愈浅”的状况？那表面上的统一，所以能维持下去，全靠一种习惯的专制权威；一旦那专制权威一倒，纸老虎便戳穿了。
换句话说，胡适主张“联省自治”，就是因为他认为中国在历史上空有中央集权之名，而有地方分治之实。因此，他觉得美国的联邦制度对中国来说，正是对症下药，可以因势利导，借以解决中国分崩离析的政局。用他这篇《这一周》里的话来说：“联邦论之起，只是一种承认事实上的危机而施救济的方法。”
我有理由相信胡适错把北京当费城之梦已有一段时间了，绝不是1922年间的事。证据是杜威的一篇文章：《中国的联邦制》（Federalism in China）。那是杜威夫妇离开中国两个多月以后发表的，时间是1921年10月12日。这篇文章很明显地反映了胡适的观点。杜威说：封建制度早在两千年前就结束了。从那以后，中国就再也没有过一个可用的中央政府制度。这两千年来，那前仆后继的专制帝国所赖以生存的方法，就是不管事以及宗教式的“天威”（religious aura）。现在那“天威”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民国以来的历史，没有一件不是证明了下述的事实：没有任何一个遥远的政治中心能去管理中国辽阔不一的疆域、三四亿的人口、众多的语言、不便的交通、家族制度与祖先崇拜所孳生的地方观念。中国社会的基础，是被习俗所凝固了的地方结社的网络关系。
这个“被习俗所凝固了的地方结社的网络关系”，一直到他的晚年，不管是用中文还是用英文，胡适都喜欢用“天高皇帝远”这句话，来形容中国自由主义的传统。同样这个网络关系，马克思主义者诠释为“封建”。意识形态惊人的地方，就在于它决定了我们分析事物的角度。
如果胡适的《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答陈独秀》，批判的是中国社会的半封建论，他的《国际的中国》批判的就是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论。这篇文章一开始就提到《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他说这篇宣言里“有许多很幼稚的，很奇怪的议论”。他所举的例子是帝国主义（包括美国）利用军阀做傀儡的分析，他说：“我们稍知道美国的历史和国情的，可以断定美国决不会有这种奇怪的政策。”胡适亲美，而且越老越亲。但这是后话。他真正要批判的是该宣言前半段的主旨，亦即，“国际帝国主义宰割下之中国”：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多半是靠掠取非洲和亚洲做大市场和大掠夺场。在最近一世纪内，资本主义侵略的积累，造成20世纪血染遍了的世界资本主义巨大骨干；那些资本帝国主义者由竞争掠夺而出于战争，把他们自己造成的骨干从根本上加以损毁；损毁之后，又想用原法巩固而且扩大资本主义的建筑物。同时他们新的损毁事业又正在准备进行中——这种循环式的趋势，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必然现象。
由于《国际的中国》-文牵涉胡适对帝国主义的看法，必须放在第八章来详细分析。此处的重点是，胡适认为，中国是半殖民地社会的定论，不但是懵懂于国际的形势，而且是本末倒置，不知解决内政是避免外侮的先决条件。用胡适1930年代的话来说：帝国主义只能侵害五鬼——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缠身的中国，而不能侵害无鬼不入的美国和日本。总之，他在《国际的中国》里说：我们并不想替外国的“资本帝国主义者”作辩护，不过我们实在看不过这种瞎说的国际形势论。我们要知道：外国投资者的希望中国和平与统一，实在不下于中国人民的希望和平与统一……老实说，现在中国已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了……所以我们现在尽可以不必去做那怕国际侵略的噩梦。最要紧的是同心协力的把自己的国家弄上政治的轨道上去。
政治纷乱的时候，全国陷入无政府的时候，或者政权在武人奸人的手里的时候，人民只觉得租界与东交民巷是福地，外币是金不换的货币，总税务司[管控中国海关的英国总管]是神人，海关邮政权在外人手里是中国的幸事！……所以我们很恳挚的奉劝我们的朋友们努力向民主主义的一个简单目标上做去，不必在这个时候牵扯到什么国际帝国主义的问题。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帝国侵略主义的先决问题。
中国共产党对当时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分析，胡适等于是从一开始就彻底地反对了。
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
以维护胡适声名为己任的人，往往不能接受任何指出胡适有好名倾向的说法，即使是遥指或暗示都不行。比如，胡适哥大博士学位的问题，陈毓贤就以胡适不在乎学位，亦即，不好名作为假定。她说：“他可能和同时的陈寅恪一样，不太在乎学位，自信有真材实料便行。”殊不知胡适即使好名，也不会减损他作为20世纪中国思想领袖的一毫。而且，这种斤斤计较，非把“好名”从胡适的形象中剔除的做法，根本就误解了胡适。胡适并不否认他“好名”，他对韦莲司说得很清楚：自己的原则是要“名符其实，而不是徒拥虚名”。
我们从“胡适档案”里的几封信，可以知道“假”博士的争议在胡适回国的当初就开始了。早在1919年9月7日，还在美国留学的朱经农就向胡适驰书示警了：今有一件无味的事体不得不告诉你。近来一班与足下素不相识的留美学生，听了一位与足下“昔为好友，今为雠仇”的先生的胡说，大有“一犬吠形，百犬吠声”的神气，说“老胡冒充博士”、说“老胡口试没有‘Pass’[通过]”、说“老胡这样那样”。我想“博士”不“博士”本没有关系，只是“冒充”这两字决不能承受的。我本不应该把这无聊的话传给你听，使你心中不快。但因“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这种谣言甚为可恶，所以以直言奉告，我兄也应该设法“自卫”才是。凡是足下的朋友，自然无人相信这种说法。但是，足下的朋友不多，现在“口众我寡”，辩不胜辩，只有请你把论文赶紧印出，谣言就没有传布的方法了。
我们不知道胡适的回信说了什么。但是，一年以后，朱经农又写信请胡适赶快把学位的问题解决：“你的博士论文应当设法刊布，此间对于这件事，闹的谣言不少，我真听厌了。请你早早刊布罢。”胡适1917年就参加了博士答辨，但他的博士学位直到1927年才拿到。胡适的博士问题，素来聚讼纷纭。双方的论点以及使用的语言，也往往依循着爱胡适与反胡适的立场而鲜明异常。就像我在《璞玉成璧》里所指出的，如果论文没有问题，胡适为什么一直要等到1926年12月底，才从英国打电报要亚东图书馆寄一百本1922年就已出版的论文给哥大呢？
在胡适把论文寄给哥大之前，他还有机会出英国版，却被他推却掉了。“胡适档案”里存有一封赵元任1924年写给胡适的英文信，说英国一家知名的学术出版公司通过徐志摩传话，希望胡适同意让他们发行英国版的《先秦名学史》。奇怪的是，胡适一直保持沉默。因此，他们请赵元任再度争取胡适同意：我不记得我是否已经写信告诉你奥格顿（C. K. Ogden）[注：语言学家、哲学家、英国有名的出版公司路特立奇·凯根保罗（Routledge Kegan Paul）的编辑]的想法。他建议在英国出版你的《先秦哲学史》[注：书名赵元任是用中文写的，只是《名学史》误写成了《哲学史》]……他说他已经得到你的出版社[注：亚东图书馆]的同意，在英国重新出版你的书。他建议由他自己动手来润饰你的用字遣词以适合英国读者的行文习惯。他要请罗素看一看牵涉到近代形式逻辑的地方。然后，再由我核对人名，全部都用韦氏（Wade）拼音统一化。你唯一须要作的，就是打个电报说“好”，然后，就是等着拿版税了。他已经请徐志摩征得你的同意，只是觉得很奇怪你为什么一直不回复。所以他要我再问你一次。你觉得如何呢？
我们不知道胡适是否作了回复。然而，可以确定的是，这家出版公司终究没有出版胡适的《先秦名学史》。这件事，胡适的反应实属蹊跷。出版社的契约都送上门来了，他却置之不理。到底是胡适觉得英国版不宜遽出呢，还是出版公司最后打了退堂鼓呢？除非有新的资料出现，此事暂时成谜。
胡适当了十年的“假”博士，这是否违反了他自己对韦莲司所说的原则：“名符其实，而不是徒拥虚名。”当然，所谓“名符其实”，也不是完全不能“通融”的。胡适在康奈尔大学的时候，美国同学给他的绰号就是“博士”（Doc.）。换句话说，胡适在大学时代就已经被封为“博士”了。可以说，不是“博士”之前，他就是半个博士了。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考完博士资格考试以后，就是“准”博士了。从“半”博士，到“准”博士，再到“假”博士，其间隔几希矣。爱护胡适的人甚至可以说胡适已有博士之“实”，只是“实”至“名”还未归而已。
其实，这些都不重要。重点是，胡适不能不好名。一个要争夺、巩固、扩张文化霸权的人，想要不好名都不行，这是因为“名声”就是他的文化资本。没有这个资本，不要说文化霸权，他连巴结文化霸权的门儿都没有。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胡适好名，硬着头皮冒充了十年的“假”博士，他可以无奈地说：为了文化霸业，“予不得已也！”
不管胡适是不是为了文化霸业而不得不好名，不得不求名，他处理“中国今日的十二大人物”票选活动的高明手法，就可以令人叹为观止了。1922年年底开始的“中国今日的十二大人物”（Who Are the Twelve Greatest Living Chinese）的票选活动，胡适在《谁是中国今日的十二大人物？》一文里作了介绍：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The Weekly Review）现在举行一种投票，征求读者选举“中国今日的十二大人物”。这种选举，定于明年1月1日截止；但每周的结果，在那报上发表的，已有四次了。
十一月四日的结果是：
1．王宠惠 2．孙 文 3．顾维钧 4．吴佩孚 5．冯玉祥 6．张 謇 7．蔡元培 8．阎锡山 9．王正廷 10.陈炯明 11.余日章 12.颜惠庆十一月十一日的次第和票数如下：
1．孙 文，331票 2．顾维钧，323票 3．冯玉祥，313票 4．王宠惠，313票 5．吴佩孚，286票 6．蔡元培，246票 7．张 謇，239票 8．阎锡山，227票 9．余日章，187票 10.王正廷，185票 11.黎元洪，149票 12.陈炯明，145票胡适在这篇文章里没告诉读者：他自己在11月11日的票选结果是第十三名，得到138票，只比第十二名少7票。事实上，胡适还曾一度挤入“十二大人物”之列。他说这个票选活动的结果已经发表过四次了。这不准确，其实是五次：10月14日、10月21日、10月28日、11月4日、11月11日。但10月14日是第一周票选的结果，票数太少，没什么代表性。第一周得票最高的是王宠惠，10票，第二高票是孙文，8票，胡适则得2票。
值得指出的是，从第二周开始，这前十二名的名单开始成形了。到11月11日为止，被挤出“十二大人物”之列的只有两位：穆藕初与聂云台。10月21日的榜单里，这两位都在“十二大人物”之列。胡适则从10月21日的第22名，蹿升到10月28日的第十二名。然而，11月4日、11月11日的榜单，胡适都列第十三名。就那几票之差，暂时痛失“十二大人物”的名衔。
胡适的《谁是中国今日的十二大人物》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发表在1922年11月19日的《努力》周报上。列出11月4日、11月11日的榜单以后，他以相当不屑的口吻说：这种报是英文的周报，行销于寓居中国的美国人和其他英语人士的居多，故这种投票只可以表示这一派人的倾向，本不值得什么严重的注意。办理这次选举的人，似乎亦不很知道中国的情形；如10月28日的报上，章行严有一票，而章士钊另有四票；11月11日的报上，章炳麟有十九票，而章太炎另有五十四票：他们竟不知道这四个姓章的，原来只是两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