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有意味的，是胡适在11月3日的日记里所揭橥的“不容忍”论。这则日记有它的缘由。11月1日上午，胡适为韦莲司说明了中国人的“容忍”观。过后，他把中西的“容忍”观作了如下的比较：韦莲司女士语余曰：“若吾人所持见解与家人父母所持见解扦格不入，则吾人当容忍迁就以求相安乎？抑将各行其是，虽至于决裂破坏而拂恤乎？”此问题乃人生第一重要问题，非一言所能尽，余细思之，可得二种解决：余东方人也，则先言东方人之见解。昔毛义有母在，受征辟，捧檄而喜。其喜也，为母故也。母卒，即弃官去。义本不欲仕，乃为母屈耳。此东方人之见解也。吾名之日：“为人的容忍”（altruistic toleration）。推此意也，则父母所信仰（宗教之类），子女虽不以为然，而有时或不忍拂爱之者之意，则容忍迁就，甘心为爱我者屈可也。父母老矣，一旦遽失其所信仰，如失其所依归，其痛苦何可胜算？人至暮年，不易改其见解，不如吾辈少年人之可以新信仰易旧信仰也。其容忍也，出于体恤爱我者之心理，故日“为人的容忍”。
次请言西方近世之说。其说日：“凡百责任，以对一己之责任为最先。对一己不可不诚。吾所谓是，则是之，则笃信而力行之，不可为人屈。真理一而已，不容调和迁就，何可为他人之故而强信所不信，强行所不欲行乎？”此“不容忍”之说也。其所根据，亦并非自私之心，实亦为人者也。盖人类进化，全赖个人之自荩。思想之进化，则有独立思想者之功也。政治之进化，则维新革命者之功也。若人人为他人之故而自遏其思想言行之独立自由，则人类万无进化之日矣。（弥尔之《群己权界论》倡此说最力。伊卜生[易卜生]之名剧《玩物之家》[《娜拉》]亦写此意也。）吾于家庭之事，则从东方人；于社会国家政治之见解，则从西方人。
胡适这则日记，是他前一天给韦莲司信的中文版。胡适在这封英文信里说：我们昨天早上谈到“容忍”的时候，我只提出了我早年教育里所反映出来的东方人的看法。我当时没时间提出现代西方人的看法。我现在想把后者的看法写下来。但先让我简述一下东方人的看法。
东方人的看法可以称作“为人的容忍”，亦即，为了顾虑或尊重他爱和爱他的人所作的容忍。如果我们骤然摧毁所有那些我们认为已经僵死、可是他们仍然秉持的理想，那会对他们造成极大的痛苦。我们还年轻，思想富有创造力。而他们过了可塑的阶段，已经无法接受我们的新偶像来取代他们旧有的。就是因为这种顾虑，我们在不至于太有害于我们自己个性与人格发展的范围内，自愿地去容忍他们的信仰和观念。这不是懦弱，也不是虚伪，而是为他、是爱。
当我说“不至于太有害于我们自己个性与人格发展”的时候，我实际上是从东方人的看法，过渡到西方人的看法了。
根据我的了解，西方人的态度是这样的：我们对自己的责任，超乎一切。我们必须忠于自己，必须独立思考，一定不能去遏制自己的个性与人格。我们有幸能用新的观点看见真理的人，一定要坚持我们所接受的真理。我们绝对不能妥协，因为我们的理想——真理——是不容妥协的。
这个观点在易卜生的《娜拉》那出剧本里表白得最为透彻。如果你想读的话，请给我电话，我可以把书借给你。
这种态度绝对不是自我中心的。不！为社会的福祉着想，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个人有最大的自由去把自我发挥到极致。人类的进步，就端赖每一个人都能毅然决然地坚持他所信仰的真与善，不以“现有秩序”为满足。换句话说，社会之所以能有进步，该归功的是激进者和叛逆分子。
这种观点，说得最好的，是穆勒那篇不朽的杰作《论自由》。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可以把我那本借给你。
1915年1月，胡适又跟韦莲司谈到了易卜生的剧作。那就是我在《璞玉成璧》里描述的，一出宗教史上独一无二的颠覆性的告解仪式——由无神论的胡适扮演“神父”，为节克生牧师（Rev. Henry Jackson）做忏悔的告解。胡适在这封信里为韦莲司描写他如何为节克生牧师作告解：他现在已经决定离开教会。不久以后，他就要把他对基督教和教会的看法公之于世。他想要作一个自由的人，自由地去说和写他所相信的真理。他要在七月以后搬来绮色佳住。我读了一段约翰·墨理（John Morley）在《论妥协》（On compromise）[韦莲司在两个月以前推荐给胡适读的书]的话，即“世人的微笑值多少呢？而为了赢得它[我们得牺牲我们的道德勇气；还有那世人的皱眉又值多少呢？而我们对它的恐惧居然远胜于真理的萎缩以及我们内心灵魂之光的渐行渐熄。页197。]”开头的那句话。他很喜欢这段话。他说他需要像这样的书来作道德良药。所以，我就把“这本我送给我自己的生日礼物”[即墨理的《论妥协》]借给他，同时也把易卜生的《国民公敌》借给他。
值得指出的是，目前“胡适档案”里所存的这封信不是胡适的原稿，而是韦莲司的打字稿。更有意味的是，这封信有两份不同时期的打字誊稿：一份在北京的“胡适档案”里，一份在台北胡适纪念馆的“胡适档案”里。台北版是韦莲司1960年交给胡适的，北京版则是韦莲司1933年寄到北平给胡适的。北京的版本，我在《星星·月亮·太阳》里交代过了，是胡适1933年到绮色佳与韦莲司成为灵肉之交之行以后另外的收获。我们不知道是胡适要求的，还是韦莲司自发的，韦莲司开始用打字机把胡适留学时期给她的信打下来，再分批寄给他。1949年后，由于胡适仓促离开北平，所以这些信留在了北京。
在1933年版中，韦莲司把冠词的“An”误打成了“The”，但剧本的名字她打得是对的，亦即，《国民公敌》（The [An] Enemy of the People）。等到韦莲司1960年左右再次用打字机誊打信件的时候，伊人已然迟暮。七十五岁的她，目已不聪。她把“Enemy”[敌人]看成了“Evening”[晚间]，于是，这出剧本的名字误打成《国民之夜》（The Evening of the People）。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周质平仿佛不知道易卜生有一本《国民公敌》似的，居然辨识不出《国民之夜》是《国民公敌》的打字之误，于是就盲人瞎马地把最后这句话翻成“易卜生的《人民的夜晚》”。读者使用周质平翻译胡适与韦莲司的来往信件时必须核对原文，因为他误译、妄解、误拼英文原文以及遇难就以删节号漏译之处所在多有。
言归正传，胡适在1914年11月3日日记里所作的“不容忍”论，以及11月2日给韦莲司的信，都是研究胡适的人应该措意而失于措意的所在。许多人都人云亦云地说，胡适是一生都在提倡“容忍”。殊不知胡适一生对“容忍”的态度有过数次变化。胡适在这则日记里说得再清楚也不过了：“吾于家庭之事，则从东方人；于社会国家政治之见解，则从西方人。”换句话说，胡适留美之际，在“社会国家政治之见解”方面，绝对拒绝“为他人之故而自遏其思想言行之独立自由”。他当时服膺的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特立独行的哲学。从这个意义来说，《易卜生主义》，是胡适留美时期——以《国民公敌》里的斯铎曼医生为典型——的“不容忍”论的写照。
胡适的“不容忍”论，似乎在他回国以前攀升到了最高点。他在1917年4月13日给韦莲司的一封长信里对此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我一直觉得我两个星期以前对你母亲所说的话是相当不宽厚的[注：因为胡适在前段谈的是基督教，所以可能又是跟基督教有关。我在《星星·月亮·太阳》里描述了胡适常跟韦莲司的母亲抬杠]。我欠你一声道歉。我接触过许多中国学生，他们的脑筋对某些问题是完全封闭的。爱国的责任就是其中之一。对其他问题，他们可以商量。但对这所谓的天经地义的问题，他们是完全听不进任何批评的。我细想其原因，深信这是因为他们从来不曾批判地审视自己的信仰的立论基础。长年生活在虚假以及权威的膜拜下，他们丧失了批判的能力。
我因此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个世界之所以保守，是因为它没有经常受到震撼。这种震撼是社会上激进的思想家可以、而且必须给与的。思想封闭的人之所以会如此，有些是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机会被震撼过；有些则是因为那些可以、也应该让他们被震撼的人，决定不让他们吃这个苦。结果受苦的是我们。
这个结论使我对你我经常讨论的“思想上的责任”（intellectual responsibility）有了一个新的看法。你一定记得你曾经寄给我一段康多塞（Condorcet）的话。意思是说，我们应该不要让自己所爱的人承受到直言可能带来的痛苦。我现在认为这种妥协是不必要的，而且根本是不道德的！思想上诚实，必须从家里开始作起。我们怎能硬下心肠，不让我们所爱的人知道我们认为对他人有益的想法呢？
我回国的时间越来越近，这个想法就对我越来越真实。我于是下定决心要对所有亲朋直言。当然，在公开的场合直言是毋庸赘言的。我们必须愿意把思想上的痛苦加诸别人身上。我记得我自己就受到震撼，因为连孔子都教导我们说，孝顺之道，在于“事父母，几谏”。
这是我第一次把这种想法笔之于书。你有时间的话，请给我意见。
许多人爱说胡适一辈子崇尚“容忍”。事实上，留美归国时期的胡适，是立意要像《国民公敌》里的斯铎曼医生，为了要跟社会上的保守势力搏斗，为了要秉持“思想上的责任”与“思想上的诚实”，他下定决心要直言，要“把思想上的痛苦加诸别人身上”。
1914年前后，胡适讨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常常把易卜生与穆勒并举。这个事实，张书克注意到了。他说：大体上可以说，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胡适借助了易卜生的文学作品和易卜生塑造的文学形象，表达的却是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想，其中当然也包括了约翰·密尔《论自由》的基本思想。《易卜生主义》中的许多人物和故事出自易卜生笔下，但文章的理论底色，却有着密尔《论自由》的痕迹。
张书克接着用穆勒在《论自由》里的话，来阐明胡适在《易卜生主义》里的论旨：在密尔看来，社会的暴虐、社会对个人的专制、社会对个性的压迫是当时英国极为可怕的情况，比政治压制更甚，因为人们有更少的逃避方法，因为社会暴虐透入生活细节更深的多，因为社会暴虐奴役到人们灵魂本身。密尔认识到，当社会成为暴君时，也就是说，当社会作为集体而凌驾于构成社会的个别个人时，社会的肆虐手段是很多的，它可以是立法、行政、乃至是司法的手段，但通常则表现为相对不那么明显、从而未能引起人们警惕的手段，比如社会舆论、得势感想[注：原文是“prevailing feeling”，较能达意的翻译是“民情”]、公众意见下的道德压力，等等。这些肆虐手段的主要目的，是要把社会自己的观念和行事当作行为准则来强加给任何个人，并束缚人的个性的发展，甚至阻止人们个性的形成，从而迫使一切人都按照社会的模型来剪裁自己。简单一句话，社会的暴虐就是要把人们都变成没有个性的人。《易卜生主义》再次证明了我在《璞玉成璧》里所强调的，亦即，胡适在吸取思想时有浓厚的糅杂、挪用的倾向。他在《易卜生主义》里把穆勒和易卜生的思想糅杂在一起，是完全合乎胡适的思想倾向的。因为穆勒在《论自由》里所谴责的多数的暴力，跟易卜生的《国民公敌》是若合符节的。然而，令人玩味的是，胡适可能不知道易卜生非常讨厌穆勒。根据易卜生的朋友、丹麦的文学批评家白兰戴（Georg Brandes）的回忆：如果我的记忆不错的话，他讨厌穆勒讨论女性的问题，而且他也不喜欢穆勒的文风。穆勒坦承自己很多想法、最好的想法都是他妻子的。这点，从易卜生强烈的个人主义观点看来，特别觉得荒谬绝伦。易卜生鄙夷地说：“试想，如果你在读黑格尔或克劳泽（Karl Krause）[德国哲学家]的书，心中却纳闷着，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在读黑格尔先生还是黑格尔太太，或者是读克劳泽先生还是克劳泽太太！”
易卜生耻笑穆勒的地方，是穆勒在《自传》里所说的一段话。穆勒说，《论自由》是他跟已逝的妻子荷蕊特·泰勒（Harriet Taylor）合作的结晶。他说该书的每一句话都经过他俩反复的讨论。他的妻子没能参与最后的润色工作，但这本书远胜于他自己此前及此后所写的任何一本书。不只文字是如此，连书中的思想都是如此。他说：“那本书表达的整个思想模式完全是她的。但由于我整个人也浸润在其中，那些想法很自然地是我们所共有的。然而，我之所以能够浸润于其间，泰半都是她之所赐。”
易卜生瞧不起穆勒，已经是到了非理性的地步。他对白兰戴说：我必须坦承我完全无法想象穆勒所走的方向会有什么进展或未来。我完全无法了解你会想翻译这本书[注：丹麦文版的穆勒的《功利主义》，1872年出版]，这本有着西塞罗（Cicero）、塞内卡（Seneca）那种圣贤臭味的市侩气（Philistinism）的书。我深信你可以用翻译这本书一半的时间，写一本比它好十倍的书。你不相信穆勒说他所有的想法都得自他的妻子，我想你也未免对他太不公道了（gross injustice）[亦即：穆勒所有的想法确实像他自己说的，都得自于他的妻子]。
在胡适笔下，易卜生的戏剧艺术不外乎是个人与社会的矛盾与对峙。这完全是胡适借易卜生来浇自己的块垒。这就意味着，早在后现代主义的挪用的观念出现以前，胡适的所作所为就属于后现代主义挪用的范畴了。然而，也正由于胡适执着于强调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与对峙，《易卜生主义》-方面促进了易卜生在中国的传播，一方面也局限了中国人对易卜生戏剧艺术的认识。胡适对易卜生的兴趣，根本就不在于他的戏剧艺术，而在于假借他在戏剧里所表达的思想来从事社会改革。胡适1919年3月在《新青年》发表的《论译戏剧——答T．F．C．》里说得再清楚也不过了：来书所说对于译剧的怀疑，我以为尽可不必顾虑。第一、我们译戏剧的宗旨本在于排演。我们也知道此时还不配排演《娜拉》一类的新剧。第二、我们的宗旨在于借戏剧输入这些戏剧里的思想。足下试看我们那本《易卜生专号》，便知道我们注意的易卜生并不是艺术家的易卜生，乃是社会改革家的易卜生。
胡适这种“以文载道”、宣扬“社会改革家的易卜生”的做法，局限了20世纪前半叶中国人对易卜生的了解。从胡适自己的《终身大事》开始，到1920年代此起彼伏的“娜拉”式离家出走的独幕剧，像欧阳予倩的《泼妇》、郭沫若的《卓文君》、余上沅的《兵变》、谷剑尘的《冷饭》，都是“娜拉热”、娜拉旋风影响下的产物。用剧作家熊佛西在1931年的话来说：“我们知道易卜生，因为他鼓吹妇女解放。我们认识易卜生，因为他主张社会改造。我们同情易卜生，因为他反对社会一切的因袭腐化虚伪狡诈。我们仰慕他，因为他提倡个人主义。”他在介绍了当时中国人所比较了解的“社会改革家的易卜生”以后，慨叹地说：以上所论都是关于社会改造家或哲学家的易卜生。我们现在要讨论戏剧家的易卜生。戏剧家的他似未十分到中国。虽然时下中国的剧作家或有人受他的影响，但是易卜生的剧本在中国似未正式登过台，所以大多数的民众还没有得着机会瞻仰他的戏剧。
另外一位剧作家余上沅的批判更为严厉。他在1928年发表于《新月》的《伊卜生的艺术》里说：拿功利和效用的眼光去看艺术品，那是对艺术没有相当品味的表征……越接近人生的艺术，它受误解的机会就越多。因此往往以描写人生、批评人生为内容的戏剧，遂不知不觉的引诱了多少人去钻那支功利和效用的牛角。近代大戏剧家伊卜生，便是这样遭受厄运的一个。
由于胡适把个人与社会对峙，易卜生细腻、盘根错节的戏剧艺术在他的笔下也就变得贫瘠至极。胡适笔下的易卜生是一个黑白分明的易卜生。他把《社会的栋梁》里的主人翁“Bemick的名字译成字面本身就是负面含义的“褒匿”，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易卜生剧作里多面复杂的人物，到了胡适笔下，也常变成了样板人物。比如，胡适在指称《雁》里的富商沃立（Werle），也就是贵格的父亲时，他干脆就以“恶人”称之。其实，沃立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人物。他虽然嫁祸亚马的父亲，让他替自己顶罪，他虽然性骚扰吉娜，以至于硬把她给弄上了手。但在易卜生的笔下，他还是一个良知未泯的人。他不但出钱让亚马去学照相、出资让他开照相馆，而且在亚马的父亲出狱以后，还让他做抄写员，以此名义付给他超额的薪水。剧终之前，也就是他的儿子贵格要把亚马从谎言中拯救出来，结果造成了荷薇之死的惨剧以前，沃立还写了一封信给荷薇，附上了一个契结书。这契结书说亚马的父亲每个月可以领一百块挪威钱（crowns）。等他死了以后，这一百块钱就接着由荷薇领一辈子。
易卜生的剧本都有错综复杂的三角关系。男性通常都是为了金钱而背叛他们心爱的人，而另娶一个有钱的女性。女性所扮演的角色通常都是含辛茹苦的牺牲者。就以《社会的栋梁》为例，胡适说褒匿：“是一个极坏的伪君子；他犯了一桩奸情，却让他兄弟受这恶名，还要诬赖他兄弟偷了钱跑脱了。不但如此，他还雇了一只烂脱底的船送他兄弟出海，指望把他兄弟和一船的人都沉死在海底，可以灭口。”
胡适这段话语焉不详，容易引起误解。《社会的栋梁》里的几个主人翁都是一家人：褒匿、褒匿的妻子贝蒂（Betty）、贝蒂的弟弟约翰（Johan）、贝蒂同母异父的姐姐罗娜（Lona），以及褒匿的妹妹玛莎（Martha）和黛娜（Dina）。褒匿是市上的大富，拥有一个船厂。他在跟贝蒂结婚以前，不但跟罗娜私定了终身，还跟一个有夫之妇的演员有一段关系。绯闻曝光以后，约翰替褒匿顶罪。结果褒匿也没娶罗娜。他娶了继承了姑妈大笔遗产的贝蒂。过后，约翰跟罗娜移民去了美国。黛娜是那名演员的女儿。演员困顿死后，褒匿把黛娜收容到他家里领养。
褒匿为了钱财，合弃了他所爱而且已经私定终身的罗娜。在《易卜生主义》里，胡适对此完全不置一词。其实，胡适并非一向如此。1916年威尔逊竞选连任，很多美国人不愿意投他的票，理由是威尔逊总统在原配过世不到一年就再婚了。胡适批评这种思想是狭陋的清教徒主义。威尔逊不该被鄙夷，那什么样的人该被鄙夷昵？胡适说：“如休弃贫贱之妻，而娶富贵之女以求悻进，此关于私德亦关于公德者也，国人鄙之可也。”褒匿就是这么一个“国人鄙之可也”的“恶人”，可是胡适居然不置一词。原因无他，他不想分散读者的注意力。他的重点在于凸显个人与社会的对峙以及社会的伪善。
玛莎是易卜生戏剧里含辛茹苦、无怨无艾的牺牲者的典型。她暗恋约翰，苦等了十五年。约翰从美国回来以后，她发现他越发英姿焕发，自己则因岁月的风霜和对哥哥褒匿家庭的奉献而枯萎了。当她发现约翰爱上了黛娜，黛娜也爱上了约翰且想跟他回美国的时候，她立刻成全了他们。一直要等到约翰和黛娜上了邮轮以后，玛莎才对罗娜透露了多年来对约翰的暗恋与苦恋。
褒匿的可恶不只是让约翰替他顶罪。褒匿继承他母亲事业的时候，发现公司破产了。为了不走漏风声以至于引债主上门，褒匿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诬赖约翰卷走了公司的资金潜逃美国。现在，眼看着“恶名昭彰”的约翰要带黛娜去美国结婚，闹得满城风雨。罗娜要求褒匿说出实话，洗清约翰的罪名，以成全他和黛娜的美事。褒匿当时正在筹谋一个很大的独占性的铁道建设计划。他如果讲出了实话，就会面临信誉破产的问题。情急之下，他使出了一个毒计。约翰跟罗娜从美国搭回挪威的那艘船的船底已经烂了。他明知那艘船不可能在几天内修好，去口命令船厂的工头限期完成，并开具检验合格的证明。没想到约翰另有打算。他不放心让黛娜搭乘那艘破船，而改订了另一艘邮轮。万万想不到的是，褒匿的儿子为了想跟约翰到美国去，偷渡上了那艘破船。褒匿知道了以后，整个人几乎崩溃。幸好《社会的栋梁》是以喜剧、大团圆收场。褒匿的妻子识破了儿子的偷渡计划，追上船去把他给找了回来。那艘破船也在船厂工头果断决定不开具检验合格的证明的情形下而停驶。
胡适在《易卜生主义》里说，褒匿“谋害他兄弟的那一天，本城的公民，聚了几千人，排起队来、打着旗、奏着军乐，上他的门来表示社会的敬意，高声喊道：‘褒匿万岁！社会的栋梁褒匿万岁！’”胡适的按语是：“这就是道德！”这话说得好像褒匿的兄弟被他谋害死了。而且胡适没告诉读者，褒匿在“几千人”聚拢到他家前来喊万岁的大会里，终于在儿子安然返家以后良心发现，对大众说了实话，一五一十地招认了罪状。不但如此，在幕落之前，褒匿把贝蒂、罗娜、玛莎围在他身边，对她们说她们才是社会的栋梁：褒匿：我们——我们都有着漫长、严肃的工作在等着我们，特别是我。我们不怕！紧挨着我吧，列位善良忠心的女性！我领悟到了这点：各位女性！你们才真正是社会的栋梁。
罗娜：妹夫，你这就说错了。[把手紧紧地放在他的肩膀上]不对！不对！真理与自由的精神——这才是社会的栋梁。
女性在易卜生戏剧里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有意味的。在《社会的栋梁》里，玛莎是易卜生早期剧作里含辛茹苦、无怨无艾的牺牲者的典型，罗娜则是坚强的女性的典范。《国民公敌》里的主人翁斯铎曼医生在胡适笔下是一个特立独行、为真理奋斗的大丈夫。然而，易卜生在剧本里处处提醒我们：斯铎曼医生从来就不是一个人孤独地面对着社会。他的家人一直是他最忠实、勇敢的支持者。最有意味的是剧终落幕前那一景：莫顿[斯铎曼医生的次子]：等我们长大成为自由、有高尚情操的人以后，我们做什么呢？
斯铎曼医生：孩子们！就把恶狼赶到西塞去！[长子艾立夫面带怀疑的神色]莫顿则跳着叫道：“万岁！”
斯铎曼太太：汤姆斯！那恶狼不把你给赶走就好了。
斯铎曼医生：你发神经了吗，克翠娜！哼！把我给赶走！不要忘了，我现在是全城第一硬汉！
斯铎曼太太：第一硬汉——在眼下的状况？
斯铎曼医生：是的，我敢这么说：我现在是天下第一硬汉。
莫顿：真是太痛快了！
斯铎曼医生[低下声说]：轻声点！你现在还不能说。可是，我有一个大发现。
斯铎曼太太：什么？又一个发现？
斯铎曼医生：当然！[他把大家聚拢到身旁，咬着耳朵（confidentially）告诉他们]我的发现是：天下第一硬汉，就是那最孤独的人。
斯铎曼太太[摇着头笑着说]：喔！我亲爱的汤姆斯——！
佩特拉[斯铎曼医生的女儿]：喔！爸爸！
这就是易卜生艺术高明的所在。他所描绘的人物是多面向、复杂、充满矛盾的。那宣称自己是“天下第一硬汉”、宣称“天下第一硬汉，就是那最孤独的人”的斯铎曼医生，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咬着耳朵”说的。而且，这自诩为“最孤独”的“天下第一硬汉”，簇拥在他身边的，是跟他生死祸福与共的妻子、是为了父亲被学校辞退而仍然昂首笑傲天下的女儿，还有那不准别人讥诋父亲而跟别的孩子打架的两个儿子。
在胡适的笔下，斯铎曼医生像是一点瑕疵都没有的巨人，仿佛就是易卜生的化身。然而，艺术家的易卜生所刻画出来的人物是有血有肉、复杂多面的。斯铎曼医生也是个凡人，不是非黑即白的样板人物。不但如此，易卜生塑造的斯铎曼医生是一个好大放厥词、自以为是的人。他给丹麦的出版商朋友写信说：“斯铎曼医生跟我气味相投。我们想法很相近，可是这位医生脑筋比我糊涂些。”
同样的，易卜生的《群鬼》也比《易卜生主义》描述得要复杂得多多了。胡适说：那《群鬼》戏里的阿尔文夫人没有娜拉的胆子，又要顾面子，所以被她的牧师朋友一劝，就劝回头了。还是回家，去尽她的“天职”，守她的“妇道”。她丈夫仍旧做那种淫荡的行为。阿尔文夫人只好牺牲自己的人格，尽力把他羁縻在家。后来生下一个儿子，他母亲恐怕他在家，学了他父亲的坏榜样，所以到了七岁便把他送到巴黎去。她一面又要哄她丈夫在家，一面要在外边替她丈夫修名誉，一面要骗她儿子说他父亲是怎样一个正人君子。这种情形，过了十九个足年，她丈夫才死。死后，他妻子还要替他装面子，花了许多钱，造了一所孤儿院，作她亡夫的遗爱。孤儿院造成了，她把儿子唤回来参预孤儿院落成的庆典。谁知她儿子从胎里就得了他父亲的花柳病的遗毒，变成一种脑腐症。到家没几天，那孤儿院也被火烧了。他儿子的遗传病发作，脑子坏了，就成了疯人了。这是没有胆子、又要顾面子的结局。这就是腐败家庭的下场！
事实上，《群鬼》也有一个三角的关系。阿尔文夫人并不像胡适所说的，没有胆子。没有胆子的是胡适所说的“牧师朋友”曼德司（Manders）。曼德司不但没有胆子，而且罪恶地把阿尔文夫人推回到她的炼狱里去。阿尔文夫人结婚不到一年，就受不了她先生的淫行，而离家出走，跑去找暗恋着她的曼德司牧师。
阿尔文夫人：你错了，我亲爱的牧师。是你让我开始思考的。我要衷心地感谢你。
曼德司：是我！
阿尔文夫人：对。就在你强迫我让自己屈服在你所谓的责任义务的枷锁之下，当你把那些我整个灵魂都觉得恶心、抗拒的东西，赞颂为正确、得体的时候。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审视着你的教条的接缝所在。我原先只想挑出一个线头。没想到我才挑出一个，整件都脱了线。我方才了解原来那整件是机织的。
曼德司：[轻轻，带着感情地]那难道就是我毕生最痛苦的挣扎的结果？
阿尔文夫人：你不如说它是你一生最可悲的败仗。
曼德司：海伦[阿尔文夫人的名字]！那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胜仗——克服了我自己。
阿尔文夫人：那是对我俩所犯的罪行。
曼德司：当你迷失，哭着跑来找我，对我说“我来了，让我作你的人（Take me）”的时候，我命令你：“女人！回到你男人的身边！”那是罪吗？
阿尔文夫人：我认为是。
胡适说：阿尔文“死后，他妻子还要替他装面子，花了许多钱，造了一所孤儿院，作她亡夫的遗爱”。这句话错得离谱，完全抹杀了阿尔文夫人用那像钢铁一样的意志，试图把她自己以及她的儿子跟阿尔文一刀两断撇清的努力。阿尔文夫人花了十年的时间积攒了足够的金钱，在她先生死亡十周年那天举行纪念他的孤儿院的落成典礼。
曼德司：你为这个人造了一个纪念[孤儿院]？
阿尔文夫人：那是怨愤的心（evil conscience）。
曼德司：怨愤的——？那是什么意思？
阿尔文夫人：我总觉得事实终有一天是会浮出来的，会让人知道的。这孤儿院就是要把所有的传言都压下去，消弭一切的疑窦。
曼德司：阿尔文夫人，这一点你确实是作到了。
阿尔文夫人：此外，我还有一个理由。我发誓奥斯沃[她儿子]不会从他父亲那儿得到一分钱的传承。
曼德司：这么说，阿尔文的财产——？
阿尔文夫人：对。建造这孤儿院的费用，是我一年一年积累起来的——我精确地计算过——就是当年阿尔文上尉那个“金龟婿”的所值。
曼德司：我听不懂。
阿尔文夫人：那就是我的聘金。我不要那笔钱遗传到奥斯沃手里。我的儿子将会拥有的钱——那每一分、每一毫——都将是我给他的。
这句话真是可以惊天地、泣鬼神。这胡适形容为“没有胆子、又要顾面子”的阿尔文夫人，其实才是最孤独的“天下第一硬汉／女”。她举目无亲、欲告无门。虽然她被迫屈服在那社会所谓的责任义务的枷锁之下，但她的整个灵魂都觉得恶心、抗拒着。最令她绝望的是，这个枷锁是她所爱，而且也爱着她的曼德司牧师强加在她身上的。她的抗拒方式不是，也不可能是《国民公敌》里斯铎曼医生式的。那是女性在社会上的性别地位使然。斯铎曼医生是男性，他大可以去展现他那“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丈夫气概。作为一个生活在19世纪的女性，离开了她的先生，阿尔文夫人就会被社会唾弃。然而，她把屈辱与血泪往肚里吞的忍辱负重，并不只是为了控诉。她立誓要把阿尔文上尉的孽障从根斩除。她用与阿尔文上尉娶她的聘金等值的钱去盖一所孤儿院，除了是用公益来勾销阿尔文在世时的淫行以外，也等于是替阿尔文对这个世界赎罪。但最最重要的是，她要她的儿子传承那完全属于她的财产。她终于还是失败了，因为她的儿子遗传了父亲的梅毒。这是一出悲剧，一出最孤独的天下第一硬女跟这个虚伪、无情的社会搏斗却功败垂成的悲剧。
然而，胡适对易卜生剧作里的爱情故事一点兴趣都没有，因为那跟他所要阐明的个人与社会对峙主旨完全无关。胡适在《留学日记》里唯一一次提到他读易卜生的剧作是《海妲传》，而且非常喜欢。他在1914年8月9日的日记里说：“昨日读易卜生名剧《海妲传》（lledda Gabler），极喜之。此书非问题剧也，但写生耳。海妲为世界文学中第一女蜮，其可畏之手段，较之萧氏之麦克伯妃（Lady Macbeth）但有过之无不及也。”然而，胡适在《易卜生主义》里只字不提《海妲传》。这并不难理解，因为《海妲传》主要是一个爱情的三角关系，完全无益于他所亟亟想阐明的主旨。
这则日记最有意味的地方，是胡适明明说《海妲传》是一出“写生”剧。然而，易卜生对海妲性格的“写生”，胡适一点兴趣也没有。海妲错综复杂的心理及其变化，她与两个男人之间的三角关系，甚至还有第三个男人对她有染指之心。所有这些，胡适一点分析的兴趣都没有。他单单一句：“海妲为世界文学中第一女蜮，其可畏之手段，较之萧氏之麦克伯妃（Lady Macbeth）但有过之无不及也”就交代过去了。仿佛海妲完全只是一个负面的人物，封给她“第一女蜮”的称号，就描写了她。
同样有意味的，是胡适笔下的《海上夫人》里的哀梨妲（Ellida）。胡适说：“她天天想跟人到海外去过那海阔天空的生活。她丈夫越不许她自由，她偏越想自由。”至于哀梨妲为什么会对“那人”——易卜生剧本里的“Stranger”（怪客）——以及海洋有着那么错综复杂的情绪，所有这些，都不是胡适措意的所在。这出盘根错节的剧本，被胡适化约成哀梨妲追求个人自由与责任的故事：易卜生又有一本戏，叫做《海上夫人》（The Lady from the Sea），里面写一个女子哀梨妲少年时嫁给人家做后母，他丈夫和前妻的两个女儿看他年纪轻，不让他管家务，只叫他过安闲日子。哀梨妲在家觉得做这种不自由的妻子、不负责任的后母，是极没趣的事。
一直要等到哀梨妲的先生万格医生（Dr. Wangel）宣布他愿意终止他跟哀梨妲的关系，让哀梨妲可以完全自由地决定她的行止以后，“哀梨妲有了自己，又自己负责任了，忽然大变了，也不想那海上的生活了，决意不跟人走了”。
如果娜拉必须要用出走的方式才能找到她自己、去努力做一个人，哀梨妲则因为万格医生让她自己决定行止，使她终于能够找到她自己、去努力做一个人，而终于决定要留下来。这两出戏都有极其错综复杂、动人心弦的剧情。然而，在胡适的笔下，它们都被化约成个人与社会之间黑与白的对峙。
胡适更惊人的化约与挪用是易卜生的《罗斯马庄》。他说：《罗斯马庄》（Rosmersholm）戏里面的主人翁罗斯马本是一个牧师，他的思想改变了，遂不信教了。他那时想加入本地的自由党，不料党中的领袖却不许罗斯马宣告他脱离教会的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党里很少信教的人，故想借罗斯马的名誉来号召那些信教的人家。可见宗教的兴旺，并不是因为宗教真有兴旺的价值，不过是因为宗教有可以利用的好处罢了。如今的“基督教青年会”竟开明的用种种物质上的便利来做招揽会员的钓饵，所以有些人住青年会的洋房，洗青年会的雨浴[淋浴]，到了晚上仍旧去“白相堂子”，仍旧去“逛胡同”，仍旧去打麻雀、扑克。这也是宗教兴旺的一种原因了！
这就根本是胡适借《罗斯马庄》来浇他自己反基督教的块垒了。我们知道胡适在留美初期几乎信了基督教，后来他觉得受骗，于是产生了对抗的心理。这个剧本里的罗斯马与他新丧的妻子以及洛蓓卡（Rebecca）之间错综复杂的三角关系，他不感兴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明明是自由党想利用罗斯马的基督徒的身份，来号召人人党。换句话说，是政治利用宗教的伎俩，而宗教是受害者，胡适却硬把这笔账算在基督教的头上！明明是参加“基督教青年会”的中国人，利用青年会，去住它的洋房、去用它的淋浴设备，然后“到了晚上仍旧去‘白相堂子’，仍旧去‘逛胡同’，仍旧去打麻雀、扑克”。明明是“基督教青年会”被利用了，却硬是被胡适拿来骂青年会。这真的是欲加其罪何患无辞！
剔除剧作里那些三角关系、那些刻骨铭心的爱与背叛，易卜生的艺术就变得苍白贫瘠已极。胡适说：社会对于那班服从社会命令、维持陈旧迷信、传播腐败思想的人，一个一个的都有重赏。有的发财了，有的升官了，有的享大名誉了。这些人有了钱，有了势，有了名誉，遂像老虎长了翅膀，更可横行无忌了，更可借着“公益”的名誉去骗人钱财，害人生命，做种种无法无天的行为。易卜生的《社会栋梁》和《博克曼》（John Gabriel Borkman）两本戏的主人翁都是这种人物。
胡适一句话就把《博克曼》轻描淡写地带过去了。殊不知《博克曼》也是一出三角恋爱的悲剧。博克曼在他的发财梦上赌输了。他因为挪用公款而坐了八年的监。出狱以后，他像一头受伤的大熊自囚在阁楼上。楼下住着憎恨着他、与他不相往来的妻子。然而，博克曼输掉的不只是他自己，还输掉了生命中的爱。原来，跟《社会栋梁》里的褒匿一样，博克曼为了金钱而合弃了爱。博克曼原来所爱的是他妻子的孪生妹妹艾莉（Ella）。但因为一个有钱人喜欢艾莉，就以让他放弃艾莉为条件，换取公司董事的职位。毋庸赘言，艾莉选择了终生独身。《博克曼》里有一段艾莉与博克曼的对话：艾莉：那么多年以前，你抛弃了我，跟另外一个人结婚！
博克曼：你说我抛弃了你！你一定很清楚那是为了更高的目的——那些目的让我不得不那样作。没有他的帮助，我会一事无成。
艾莉[强力控制着自己]：所以，你为了更高的目的而抛弃了我。
博克曼：没有他的帮助，我爬不上去。他的条件是要我以你来交换。
艾莉：你就这样作了交换。银货两讫——连讨价还价都没。
博克曼：我没有选择的余地。我不是去征服就是要失败。
艾莉[望着他，颤抖地说]：你能真心说，我当时对你来说是世界上最宝贝的东西吗？
博克曼：不但是当时，而且是以后——很久、很久以后还是。
艾莉：可你还是把我交换出去了。用你的爱跟另外一个人作交换。用我的爱去买一个董事的职位。
博克曼[伤感地低下头]：艾莉！是那无可逃避的需要驱使着我那样作。
艾莉[从沙发上站起来，激动得颤抖着]：你是个罪犯！
博克曼[被激怒，但控制了自己]：那个标签我听过。
艾莉：喔！你不要以为我指的是你犯的法！你是怎么去挪用那些单据、股票，或那些什么的——你以为我在乎那些吗！那天崩下来的时候，我是可以站在你身旁挺你的。
博克曼[激动地]：然后呢？艾莉！
艾莉：相信我，我会心甘情愿地与你共甘苦的。那耻辱、那毁灭，那所有的一切，我是可以帮助你去承受的。
博克曼：你有那样的意志——与毅力吗？
艾莉：意志与毅力我都有。因为我当时并不知道你犯的滔天大罪。
博克曼：什么罪？你在说什么？
艾莉：我说的是那无可饶恕的罪。
博克曼[瞪着她]：你疯了。
艾莉[走向他]：你是一个谋杀犯！你犯了一个滔天大罪！
博克曼[向钢琴那儿退后]：你语无伦次了，艾莉！
艾莉：你谋杀了我的爱。[越走越近]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圣经》里说有一种难以名状的罪是不可饶恕的。我从前不了解什么罪可以是如此，我现在了解了。人世间那最罪大恶极、最不可饶恕的罪，是去谋杀了一个人灵魂里的爱。
博克曼谋杀了艾莉的爱，也毁了他所娶的艾莉孪生的姐姐。同样的，《社会的栋梁》里的褒匿也“谋杀”了两个姐妹的“爱”。他先谋杀了罗娜对他的爱，然后谋杀了跟他结婚的贝蒂对他的爱。他犯的是二度谋杀两个女性对他的“爱”的罪。褒匿甩掉了他所爱的罗娜，跟继承了姑妈一大笔遗产的贝蒂结婚，我在上文交代过了。在《社会的栋梁》里的第二幕，褒匿跟罗娜有一段对话：罗娜：……可是等贝蒂回来的时候，年轻、漂亮、人人为之倾倒。当她继承了我们姑母的财产，而我一分文也没有的时候——
褒匿：对，这就是问题的症结，罗娜。我现在要让你知道真相。我那时并不爱贝蒂。我跟你解除婚约，并不是因为我移情别恋。那完全是因为钱。我被迫那样作，我必须要有钱。
罗娜：你说得这么直接！
褒匿：是的，你听我解释。
罗娜：可是你当时写信告诉我，说你对贝蒂爱得不能自拔。你要我发慈悲，你求我为了贝蒂，不要公开你我之间的一切。
褒匿：我不得不那样作，我告诉你。
罗娜：老天可以为鉴！我一点都不后悔当时完全忘了我自己。
褒匿：让我一清二楚地告诉你我当时的情况。你记得我母亲当时是公司的总裁。可是她一点企业经营的本领都没有。他们把我紧急地从巴黎招回来。事情紧迫，我必须做挽救的工作。我发现什么呢？我发现——你必须紧守这个秘密——公司濒临破产。是的，这个有着三代历史的大公司正濒临破产的厄运。作为一个儿子，一个独子，我能不去找出法子来拯救它吗？
罗娜：所以，你就牺牲了一个女子去救了褒匿公司。
褒匿：你知道贝蒂爱着我。
罗娜：那我呢？
褒匿：相信我，罗娜，你跟我在一起不会快乐的。
罗娜：所以，你是为了我的幸福而背叛了我吗？
褒匿：你以为我是自私才那样作吗？如果我当时只是我自己一个人，我是可以笑傲地卷土重来的。但是，你不了解一个大企业之主，一旦继承了家族的企业，就变成了它的一部分，他有无比的重任。你知道有数百，不，有数千人的福祉都维系在他身上？你难道不能设想如果褒匿公司垮台，你我所属的整个社区就将遭遇大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