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要学生从事学术与实地社会改良的演说云云，其实同样显得空洞。问题的症结在于如何说服学生。胡适回国的当初，就苦于没能找到适切而又具有说服力的说法来表达读书与救国之间的关联。他在1921年5月9日就领略到话不投机半句多的滋味：今日为民国四年[1915]中国政府收受日本限期通牒之第六周年，人亦叫他做“国耻纪念日”。前日我答应了清华的学生今日去演讲……四时半。我讲演“废止国耻纪念的提议”。我主张废止的理由是：一、机械的纪念全无意思。
二、四年五月九日之屈服不是纪念，五九以来可以纪念的国耻多着呢！如：1.五年[1916]的帝制；2.六年的三大政变；3.七年的无数日本借款；4．安福的国会与政府；5．外交的失败。
三、纪念过去使我们忘记现在。
四、对外的纪念不如对内的努力。
这篇演说似乎不大受欢迎，但这是我第一次在演说台上谈政治。
可是，胡适还是没有领悟到问题的症结所在。1921年10月4日，他作了一首《双十节的鬼歌》，用辛亥革命捐躯的鬼魂的口吻来鄙夷那口号、形式的庆祝方式：今天因上海几家报馆要我做“双十节”的文章，我没有工夫，故做了一首诗：《双十节的鬼歌》
十年了，
他们又来纪念了！
他们借我们，
出一张红报，
做几篇文章；
放一天例假，
发表一批勋章：
这就是我们的纪念了！
要脸吗？
这难道是革命的纪念吗？
我们那时候，
威权也不怕，
生命也不顾；
监狱作家乡，
炸弹底下来去：
我们肯受这种无耻的纪念吗？
别讨厌了，
可以换个法子纪念了！
大家合起来，
赶掉这群狼，
推翻这鸟政府；
起一个新革命，
造一个好政府：
那才是双十节的纪念了！
直到1925年8月底，胡适才找到如何把读书与救国联结在一起的窍门。他在《爱国运动与求学》一文里说：帝国主义不是赤手空拳打得倒的：“英日强盗”也不是几千万人的喊声咒得死的。救国是一件顶大的事业：排队游街，高喊着“打倒英日强盗”，算不得救国事业；甚至于砍下手指写血书，甚至于蹈海投江，杀身殉国，都算不得救国的事业。救国的事业须要有各色各样的人才；真正的救国的预备在于把自己造成一个有用的人才。
易卜生说的好：真正的个人主义在于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个东西。他又说：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世界就好像大海上翻了船，最要紧的是救出我自己。在这个高唱国家主义的时期，我们要很诚恳的指出：易卜生说的“真正的个人主义”正是到国家主义的唯一大路。救国须从救出你自己下手！
胡适找到了如何联结读书与救国的窍门。然而，他赔进去的是浮士德与魔鬼式的交易。他把《易卜生主义》里所描写的世界主义的易卜生的特立独行作为祭品，把它廉价地变卖成通往“国家主义的唯一大路”。
为了让年轻的读者信服，胡适又祭出了两个西海的圣人来助阵。如果有人受不住爱国运动的刺激与引诱，胡适说那不妨就跟歌德学习：德国大文豪葛德[歌德] （Goethe）在他的年谱里（英译本页一八九）曾说，他每遇着国家政治上有大纷扰的时候，他便用心去研究一种绝不关系时局的学问，使他的心思不致受外界的扰乱。所以拿破仑的兵威逼迫德国最厉害的时期里，葛德天天用功研究中国的文物。又当利俾瑟[莱比锡]之战的那一天葛德正关着门，做他的名著Essex[注：《艾塞公爵》]的“尾声”。
这个故事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这是胡适在留美秉持世界主义、不争主义时期读到的故事。当时韦莲司有上前线服务的想法。胡适在1914年11月6日给韦莲司的信，就用歌德的故事来劝阻她。他在《爱国运动与求学》的行文几乎就是那封信的中译版。第二，胡适的类比失之于不当。歌德闭门著书时发生的“莱比锡大战”，是俄国、普鲁士、奥地利、瑞典联军1813年打败拿破仑的一场关键战役，是拿破仑帝国溃败的先声，是普鲁士复国的解放战争的开始。当时年已六旬的歌德不关心国事，这成为后来许多德国学者争议的议题。然而，这不是此处的重点。胡适比拟不伦的所在，是歌德在莱比锡战役的时候，用胡适的话来说，可以镇静，因为普鲁士的复国在望。反观中国，当时的国事则是每况愈下。
另外一个胡适引来助阵的西海圣人是费希特：德国大哲学家费希特（Fichte）是近代国家主义的一个创始者。然而他当普鲁士被拿破仑践破之后的第二年（1807）回到柏林，便着手计划一个新的大学——即今日之柏林大学。那时候，柏林还在敌国驻兵的掌握里。费希特在柏林继续讲学，在很危险的环境里发表他的《告德意志民族》（Reden an die deutsche nation）。往往在他讲学的堂上听得见敌人驻兵操演回来的笳声。他这一套讲演——《告德意志民族》——忠告德国人不要灰心丧志，不要惊皇失措；他说，德意志民族是不会亡国的；这个民族有一种天赋的使命，就是要在世间建立一个精神的文明——德意志的文明。他说：这个民族的国家是不会亡的。
后来费希特计划的柏林大学变成了世界的一个最有名的学府；他那部《告德意志民族》不但变成了德意志帝国建国的一个动力，并且成了19世纪全世界的国家主义的一种经典。
从留美中期的世界主义、不争主义、易卜生主义，到1925年《爱国运动与求学》里征引国家主义的费希特，胡适在思想上的倒退真是不可以道里计。费希特在《告德意志民族》里说：国家一旦采行了我们所建议的全国普及教育以后，从新的一代的年轻人经过了这个教育系统以后，就可以完全不需要另设军队，因为它已经有了一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军队。每一个人的体能都受到了完全的训练，而且完全知晓如何运用，都能够吃苦耐劳；他的心智在直观的训练下，能随时警觉、沉着；他的心中流露着的，是他对他所属的里邻、省份与国家的爱，那种会把所有自私的本能都铲除净尽的爱。国家不管什么时候征召他们去打仗，他们都会是万夫莫敌的。
曾几何时，那个劝大家不要跟着世界一起“陆沉”、“堕落”，要懂得“救出自己”的胡适，却要大家模仿国家主义的费希特，只知有国、一无个性地去充当国家“万夫莫敌”的马前卒！
就像我一再强调的，胡适的思想体系有糅杂挪用、合用就好的特色。他在《爱国运动与求学》一文里把易卜生和费希特变成亲家，把易卜生的个人主义变成通向费希特式的国家主义的康庄大道。这是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和稀泥、乱点鸳鸯谱！然而，胡适一向就是如此。这篇文章里的论点，其实就是他在留美时期秉持不争主义巅峰所写的《莫让爱国冲昏头：告留美同学书》（A Plea for Patriotic Sanity： An Open Letter to All Chinese Students）的中文版。这封发表在《留美学生月报》上的投书，呼吁留学生不要因为日本的《二十一条》，而被爱国的冲动冲昏了头。
我在《璞玉成璧》里分析了胡适态度丕变的经过。他在《莫让爱国冲昏头：告留美同学书》里，劝大家不要学习比利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以卵击石去抵抗德国的政策。他甚至扬言：“任何要中国去蹈比利时覆辙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罪人。”然而，回国以后，1918年11月16日，在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胜利的演讲大会上所作的《武力解决与解决武力》的演说里，他却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称赞比利时牺牲自己、给予英法准备应战的功绩：如这一次大战开始时，德国要通过比国去攻法国。比国是极小的国。若是不回手，就让德国通过。那时德国立刻就打到巴黎，英国法国多来不及防备，德国早就完全大胜了。幸而比国抵住一阵子，英法的兵队，方才有预备的工夫。
胡适对比利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评价先后不同，其主要反映的，是他自己从世界主义、不争主义，转变到保守的国际仲裁主义。然而，胡适没有改变的一点，是他要大家镇静、好好求学、卧薪尝胆的呼吁。他在《莫让爱国冲昏头：告留美同学书》里，对大家说：我们不要被新闻报道的鼎鼎沸沸冲昏了头，而忘却了我们严肃的使命。我们必须要严肃、心如止水、坚定不移地求学。我们必须要卧薪尝胆，以求振兴祖国——如果它能安然渡过这个危机的话。当然，我深信它一定能够；而即令祖国这次不幸而覆亡，我们也要让它从死里复活！
胡适深信只要中国有人，中国即使亡国，也可以从死里复生。他的第二封投书——《何谓爱国理性？：再致留美同学》（What Is Patriotic Sanity？： Second Open Letter to All Chinese Students）——不知为什么没在《留美学生月报》上发表。不过，我在《璞玉成璧》里摘述了它的大意。胡适呼吁大家不要徒然于涕泗横流，而应该化悲愤为力量，各自期许成为中国的费希特（Fichte）、马志尼（Mazzini）、加富尔（Cavour）、格拉司东（Gladstone）、珍·亚当丝（Jane Addams）、布克·华盛顿（Booker T.Washington）、爱迪生（Thomas Edison）。
胡适在第二封投书里开出了一张他要留美学生学习模仿的名单。其中，国家主义的费希特的名字赫然在列。而那时的胡适，正处于世界主义、不争主义的巅峰！胡适糅杂挪用的习性早已如此。
尽管胡适认为自己已经为读书与救国之间的关联找到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但是，当时的中国学生在“覆巢之下无完卵”的信念下，就是听不进胡适的谆谆教导。比如说，胡适1926年7月在北大所作的一个演讲里说：“去年八月的时候，我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到救国与读书的[注：应该就是上引的《爱国运动与求学》]，当时就有很多人攻击我。”换句话说，歌德也好，费希特也好，学生就是听不进去。
胡适在1925年8月底离开了北京，先到武汉等地演讲，然后在10月到了上海。由于浙奉战争爆发，交通切断，胡适干脆就在上海住下医治痔疮。这一住就住了半年。在上海疗养期间，胡适终于在书本上找到了一个比费希特更理想的人物，可以用来阐述他读书与救国的联结。这个人就是法国的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这本书是巴士特[巴斯德] （Pasteur）的传，是我在上海病中看的，有些地方我看了我竟哭了……
巴氏是1870年普法战争时的人。法国打败了。德国的兵开到巴黎把皇帝提了，城也占了，订城下之盟赔款五万万。这赔款比我们的庚子赔款还要多五分之一。又割亚尔萨斯、罗林两省地方与德国。你们看当时的文学，如像莫泊桑他们的著作，就可看出法国当时几乎亡国的惨象与悲哀。巴氏在这时业已很有名了。看见法人受种种虐待，向来打战没有被毁过科学院，这回都被毁了。他十分愤激，把德国波恩大学（Bonn）所给他的博士文凭都退还了德国。他并且作文章说：“法兰西为什么会打败仗呢？那是由于法国没有人才。什么法国没有人才呢？那是由于法国科学不行。”以前法国同德国所以未打败仗者，是由于那瓦西尔（Lavoisier）一般科学家，有种种的发明足资应用。后来那瓦西尔他们被革命军杀死了，孟勒尔（Moner）[注：待查]将被杀之日，说：“我的职务是在管理造枪，我只管枪之好坏，其他一概不问。”要科学帮助革命，革命才能成功。而这次法国竟打不胜一新造而未统一之德国，完全由于科学不进步，但二十年后，英人谓巴士特一人试验之成绩，足以还五万万赔款而有余。
此人是我们的模范，这是救国。我们要知道既然在大学内作大学生，所作何事？希望我们的同学朋友注意，我们的责任是在研究学术以贡献于国家社会。没有科学，打战、革命都是不行的。
胡适读的这本书，就是巴斯德的女婿巴勒立，拉德（Rene Ballery-Radot）写的《巴斯德传》（The Life of Pasteur）。英译本是1924年出版的。我们今天还可以在北京大学胡适的藏书里看到这本书。胡适在扉页上用中文题记：“《百年纪念本巴斯特传》，胡适。”书末并注记：“Dec. 11，1925[1925年12月11日]，病中读完。Hu Shih．”
1932年6月写《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一文的时候，胡适只用一小段说到费希特：当拿破仑的军队征服普鲁士占据柏林的时候，有一位穷教授叫做菲希特[费希特] （Fichte）的，天天在讲堂上劝他的国人要有信心，要信仰他们的民族是有世界的特殊使命的，是必定要复兴的。菲希特死的时候（1814），谁也不能预料德意志统一帝国何时可以实现。然而不满五十年，新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居然实现了。
然而，他用了一整段的篇幅来谈科学救国的巴斯德：法国被普鲁士打败之后，割了两省地，赔了五十万万佛郎的赔款。这时候有一位刻苦的科学家巴斯德（Pasteur）终日埋头在他的试验室里做他的化学试验和微菌学研究。他是一个最爱国的人，然而他深信只有科学可以救国。他用一生的精力证明了三个科学问题：一、每一种发酵作用都是由于一种微茵的发展；二、每一种传染病都是由于一种微菌在生物体中的发展；三、传染病的微菌，在特殊的培养之下，可以减轻毒力，使它从病菌变成防病的药苗。这三个问题，在表面上似乎都和救国大事业没有多大的关系。然而从第一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定出做醋酿酒的新法，使全国的酒醋业每年减除极大的损失。从第二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教全国的蚕丝业怎样选种防病，教全国的畜牧农家怎样防止牛羊瘟疫，又教全世界的医学界怎样注重消毒以减除外科手术的死亡率。从第三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发明了牲畜的脾热瘟的疗治药苗，每年替法国农家减除了二千万佛郎的大损失；又发明了疯狗咬毒的治疗法，救济了无数的生命。所以英国的科学家赫胥黎（Huxley）在皇家学会里称颂巴斯德的功绩道：“法国给了德国五十万万佛郎的赔款，巴斯德先生一个人研究科学的成绩足够还清这一笔赔款了。”
胡适在康奈尔大学念哲学的时候，最喜欢说的一句口头禅：“必也一致乎！”这是他当时批判双重标准的行为与政策，以及混沌不清的思想时所用的利器。令人回味的是，从留美后期开始，“必也一致乎”似乎就从胡适的字典里消失了。自从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以后，胡适唯心主义、实证主义、实验主义交相糅杂挪用的程度已经到了思想体系上不可一致的程度。他回国以后，在糅杂挪用方面变本加厉，可以右手在《易卜生主义》里称颂孟子式的“特立独行”的“独善的个人主义”，左手在《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里揭橥反孟子“独善其身”的“淑世的个人主义”，甚至于在《爱国运动与求学》里，可以把费希特和易卜生送作堆，说“易卜生说的‘真正的个人主义’正是到国家主义的唯一大路”。
糅杂挪用是一回事，混淆滥用是另一回事。把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认亲家，把易卜生的“真正的个人主义”当作手段，把国家主义当成目的，如果易卜生地下有知，恐怕真要翻上好几转。
二十年不谈政治
我在《璞玉成璧》里澄清了所谓胡适对政治不感兴趣的误解。胡适在《我的歧路》里说得再清楚也不过了：我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当我在大学时，政治经济的功课占了我三分之一的时间。当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六年，我一面为中国的民主辩护，一面注意世界的政治。我那时是世界学生会的会员、国际政策会的会员、联校非兵会的干事。一九一五年，我为了讨论中日交涉的问题，几乎成为众矢之的。一九一六年，我的国际非攻论文曾得最高奖金。
历来研究胡适的人不但误解了胡适对政治的兴趣，而且对他回国以后立下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誓言的来龙去脉不甚了了。在胡适一辈子所说的几句脍炙人口的话里，“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是其中之一。这句话也是他在《我的歧路》里说的：一九一七年七月我回国时，船到横滨，便听见张勋复辟的消息；到了上海，看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我方才知道张勋的复辟乃是极自然的现象，我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
这句“夫子自道”自然是任何研究胡适的人必须引为第一的证据。然而，“二十年不谈政治”这句话的前后文，以及胡适所加的限定语，都被研究者忽略了。胡适是一个用字遣词谨严的人，他所用的每一个字词都是我们必须措意的。我们要注意胡适在“不谈政治”之前用了一整串的修饰、限定词：“到了上海，看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我方才知道张勋的复辟乃是极自然的现象，我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我在此处用黑体字标示出来的字词，特别是“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在在地显示了胡适是在回国以后，在张勋复辟的冲击之下，看到了出版界、教育界的孤陋与沉寂，方才决定二十年不谈政治。
胡适留美时期的志向，是当中国的马志尼——意大利建国三杰之一。1915年8月胡适从康奈尔大学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任鸿隽给他的赠别诗有句云：今日复赠君，我言将何似？不期君以古，古人不足伍。
不期君今人，今人何足伦？丈夫志远大，岂屑眼前名？
一读卢（骚）马（志尼）书，千载气峥嵘。
胡适回赠的诗的开始则云：
君期我作玛志尼（Mazzini），
我祝君为倭斯袜（Wilhelm Ostwald）[德国化学家]。
在这些好友中，不只是任鸿隽认为胡适志在政治、志在治国。胡适在《留学日记》最后一则《归国记》里，录了一首杨铨写给他的《再送适之》：遥泪送君去，故园寇正深。共和已三死，造化独何心？
腐鼠持旌节，饥鸟满树林。归人工治国，何以慰呻吟？
杨铨称赞胡适“工治国”。胡适自己也以诗明志。他在1917年6月回国以前，写了一首赠别诗给任鸿隽、杨铨和梅光迪。这首诗提到他从康奈尔大学的农学院转系改学文学政治以后的想法。有句云：从此改所业，讲学复议政。故国方新造，纷争久未定；学以济时艰，要与时相应。文章盛世事，岂今所当问？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两句是：“学以济时艰”以及“文章盛世事，岂今所当问”。也就是说，学问是用来“济时”的，文章则是盛世到来以后所“当问”的事业。亦即，留美归国时的胡适根本是要从事“治国”的大业。这也就是说，学问是用来作为“济时”用的，文章则是盛世到来以后才所“当问”的事业。换句话说，留美归国时的胡适根本是要从事“治国”的大业。学问文章则是要等到国家强盛起来以后，才应该拾起来的“盛世”之下的闲情逸致。他在《我的歧路》里说：“我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其所反映的是，回国以后因为政治形势使然，胡适不得不把“盛世”的事业调到“乱世”来作“革新的基础”。
上引《归国记》里，还有一段耐人琢磨的话：吾数月以来，但安排归去后之建设事业，以为破坏事业已粗粗就绪，可不须吾与闻矣。何意日来国中警电纷至，南北之纷争已成事实。时势似不许我归来作建设事。倪嗣冲在安徽或竟使我不得归里。北京为猖乱武人所据，或竟使我不能北上。此一扰乱乃使我尽掷弃吾数月来之筹划，思之怅然。
可惜我们不知道胡适那“数月来之筹划”是什么。然而，我们几乎可以想象他所筹划的，应该跟杨铨在赠别诗里说的“治国”相关。我这样推测，绝对不是无稽之谈。胡适搭乘的邮轮在1917年7月5日驶入日本的横滨港。7月1日发生的张勋复辟，胡适这才知道。他在《归国记》里断言复辟必定失败，忧心的是其造成分裂的后果，语气完全是“治国”者之忧：复辟之无成，固可断言。所可虑的，今日之武人派名为反对帝政复辟，实为祸乱根苗。此时之稳健派似欲利用武人派之反对复辟者以除张勋一派，暂时或有较大的联合，他日终将决裂。如此祸乱因仍，坐失建设之机会，世界将不能待我矣。
7月7日胡适从神户给韦莲司的短信说：“国内来的消息糟透了。”10日，船抵上海，段祺瑞的“讨逆军”已经围城。他在当天给韦莲司的信上说：那短命的帝制[注：请注意，周质平把它误注为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其实是“张勋复辟”]已经无疾而终了——就存在一个星期[注：其实是十二天，7月12日寿终正寝]。但整个国家给搞乱了。几乎整个国会的议员现在都在上海。我明天应该有机会跟其中几个领袖见面，看看他们有什么想法。整个国家已经分裂成不同的阵营。此次的复辟只是这个现在正在上演的剧本里最不重要的一幕！进一步的纷争以及重大的决断，如果不是马上就会发生，也将是在不久的未来。我个人希望它越早来越好。有关这点，以后再谈。
我会在旅馆住几天，然后，再回家几天。我现在在等多几位北京来的朋友，跟他们谈谈大学的事。
整个来说，我回国以前本来就没有抱很大的期望。所以我对我的国家和人民的失望不会太大。
胡适初返国门的时候，显然仍然亟亟于他的“治国”之念，所以才会对韦莲司说，他次日要跟因为复辟而落难到上海的几位国会议员谈话，以便了解他们的想法。
可是，胡适为什么后来破了“二十年不谈政治”的戒呢？他自己的解释因为时代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大体说来，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就是他在《我的歧路》里所说的话。在这个版本里，他说那激起自己发愤要谈政治的决心，与其说是当时腐败黑暗的政局，毋宁说是“新”知识分子的“主义热”：直到一九一九年六月中，独秀被捕，我接办《每周评论》，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那时正当安福部极盛的时代，上海的分赃和会还不曾散伙。然而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我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里提出我的政论的导言，叫做《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文存》卷二，页一四七以下）。
胡适接着说：
《每周评论》是一九一九年八月三十日被封的。这两年零八个月之中，忙与病使我不能分出工夫来做舆论的事业。我心里也觉得我的哲学文学事业格外重要，实在舍不得丢了我的旧恋来巴结我的新欢。况且几年不谈政治的人，实在不容易提起一股高兴来作政论的文章，心里总想国内有人起来干这种事业，何必要我来加一忙呢？
然而我等候了两年零八个月，中国的舆论界仍然使我大失望。一班“新”分子天天高谈基尔特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社会主义，高谈“阶级战争”与“赢余价值”；内政腐败到了极处，他们好像都不曾看见。他们索性把“社论”、“时评”都取消了，拿那马克思——克洛泡特金——爱罗先珂的附张来做挡箭牌，掩眼法！
外交的失败，他们确然也还谈谈，因为骂日本是不犯禁的；然而华盛顿会议中，英美调停，由中日两国代表开议，国内的报纸就加上一个“直接交涉”的名目。直接交涉是他们反对过的，现在这个莫名其妙的东西又叫做“直接交涉”了，所以他们不能不极力反对。然而他们争的是什么呢？怎样才可以达到目的呢？是不是要日本无条件的屈服呢？外交问题是不是可以不交涉而解决呢？这些问题就很少人过问了。
我等候两年零八个月，实在忍不住了。我现在出来谈政治，虽是国内的腐败政治激出来的，其实大部分是这几年的“高谈主义而不研究问题”的“新舆论界”把我激出来的……
胡适说他之所以破了二十年不谈政治的戒，出来谈政治，是因为“忍不住了”，受不了那“高谈主义而不研究问题”的“新舆论界”。这句话当然是可信的。然而，这是典型的心理分析学上所说的合理化（rationalization）的辩护机制。《我的歧路》是胡适回复并附录梅光迪、孙伏庐、常乃德、王伯秋与傅斯稜等人的来信的总题。因为孙伏庐、常乃德对胡适开始“谈政治”有两个极端不同的反应，他在《我的歧路》里附了一篇《我的自述》。换句话说，这是他替自己破戒谈政治作辩护。同时，这也是他一石二鸟的论述策略：在批判“腐败政治”的同时，也连带刮了“新舆论界”一顿胡子。
毫无疑问，胡适受不了舆论界“不研究问题”的态度，就像他批评舆论界对华盛顿会议的批判：他们反对“直接交涉”。胡适反问：“然而他们争的是什么呢？怎样才可以达到目的呢？是不是要日本无条件的屈服呢？外交问题是不是可以不交涉而解决呢？”然而，我们有证据说明政治的腐败才是让他“忍受不住了”，因而“出来谈政治”的真正原因。
《我的自述》是1922年6月16日写的。胡适在5月27日回复王伯秋与傅斯棱的信里说：我们这几年所以不谈政治，和许多不谈政治的人略有不同：我们当日不谈政治，正是要想从思想文艺方面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非政治的基础。现在我们虽然因时势的需要，不能不谈政治问题，但我们本来的主张是仍旧不当抛弃的，我们仍旧要兼顾到思想与文艺方面的。
这还是我说的合理化的辩护机制。然而，他接下去的话就透露了玄机：我们至今还认定思想文艺的重要。现在国中最大的病根并不是军阀与恶官僚，乃是懒惰的心理。浅薄的思想，靠天吃饭的迷信，隔岸观火的态度。这些东西是我们的真仇敌。他们是政治的祖宗父母。我们现在因为他们的小孙子——恶政治——太坏了，忍不住先打击他。但我们决不可忘记这二千年来思想文艺造成的恶果。打倒今日之恶政治，固然要大家努力，然而打倒恶政治的祖宗父母——二千年思想文艺的群鬼，更要大家努力。
换句话说，虽然中国人的病根、真仇敌是“懒惰的心理。浅薄的思想，靠天吃饭的迷信，隔岸观火的态度”，然而，由于“他们的小孙子——恶政治——太坏了”，他只有“忍不住先打击他”。
这句“小孙子——恶政治——太坏了，忍不住先打击他”，就是胡适为什么破戒谈政治的第二个版本的先声。他在1923年3月12日给韦莲司的信，也说明了他完全是“忍不住”而谈政治的简单事实：在五年漫长的岁月里，我故意不去触碰政治的议题。但是，我最后还是忍不住了。于是我在去年五月开始发行这个小周刊[即《努力》]，主要讨论政治的问题，但并不排除文学和哲学的文章。
1956年胡适写《丁文江的传记》的时候，这些都是将近半个世纪以前的往事。所有合理化的辩护，所有过往的意识形态、意气之争，都已成为过往的云烟。因此，胡适也就老老实实地说明了他破戒谈政治的原因：我们一班朋友都不满意于当时的政治——民九[ 1920]以前的安福部政治，民九安福部崩溃以后所谓“直奉合作时期”的政治，以及民十-[1922]奉军败退出关以后曹锟、吴佩孚控制下的政治——这是不用细说的。在君常往来于沈阳、北京、天津之间，他深知张作霖一系的军队和将校的情形，他特别忧虑在民九“直皖战争”之后，将来必有奉系军人控制北京政府的一日。他生怕在那个局势之下中国政治必然会变成更无法纪、更腐败、更黑暗。这是他时常警告一班朋友的议论。他常责备我们不应该放弃干预政治的责任。他特别责备我在《新青年》杂志时期主张“二十年不干政治，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话。他说：“你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改革、文化建设，都经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
胡适在事过境迁的三十年后，终于老实地用丁文江的话来承认：“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其实，胡适自己在《努力》发刊四个月后，就作出了同样的结论。比如说，他在1922年9月17日发表的《假使我们做了今日的国务总理》-文里，作出了政治改革是一切改革之母的结论：大家都说，目前第一件要事是财政。其实那是错的。政治不能解决，财政决不能解决；你要办新税，各省不睬你；你要大借款，大家要反对；你要节省政费，裁了一千个冗员，还禁不起山海关附近的一炮！
到了1923年3月初，胡适又在《努力》的《这一周》里作了同样的结论。上海总商会在3月初作出决议，决定不用罢工罢市的方法，来争取他们对改革政治的三个诉求：裁兵、制宪、理财。胡适说这种制度性的改革，不是罢工罢市那种“放假式”的示威运动所可以奏效的，而是必须“倚靠实际的组织和不断的运动的”。他说：我们对于全国的商界，不希望他们用一两天的罢市来敷衍几个大问题，只希望他们早日觉悟政治不良是近年实业不振和商业衰败的大原因。早日觉悟内政不清明是商界、实业界受种种外侮侵凌逼迫的原因。我们希望他们从书面的表示，进一步为实际的组织，再进一步为实力的政治活动。
什么叫作“为实际的组织”、“为实力的政治活动”呢？这就又回到了历来大家对胡适的政治态度的误解。胡适是一个对政治很有兴趣的人。他反对的是非理性的政治活动。所谓的“非理性”，就是暴力、冲撞、喧嚣的政治活动。对胡适而言，那是“目的热、方法盲”，是莽撞、浪费、没有章法的表现。1922年10月8日，蔡元培为了裁兵运动，在北大召开了一个大会。胡适在当天的日记里说：十时，蔡先生为裁兵大会事，在第三院召集一个大会，我也有演说。后日北京各界举行裁兵的示威游行，发起人之中有林长民等，故人多存观望。我演说中大意说大家不必怕人利用。下午，应蔡先生之请，把上午的演说写出付印。
胡适这篇演说的题目是《我们为什么应该加入双十节的国民裁兵大会？》，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对胡适的政治态度不求甚解的人，这篇文章应该能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所以我就全篇录下：我们往往不很注意那种有秩序、有组织的国民“示威游行”，以为那有什么用处！其实不然。那种“示威游行”，有两个绝大用处：一是“示威”，二是“宣传”。
“示威”的游行，英文叫做demonstration；几何学上的证明也叫做demonstration。几千几万人，为了一个主张，结队出来游行，是要证明这个主张的背后至少有这么多人的赞助，所以叫做“示威”。示威只是表示这个主张背后至少有这么多的势力。
“宣传”的方法很多，但纸上的文章，口头的演说，究竟有限，不能及到那广大的不读书不听演说的人民。现在采用向来迎神赛会的方法，作示威的游行，随地发传单、遍地是旗帜。队伍的游行、乐队的辅助，都可以引起多数人民的注意。这种直接的宣传，比什么方法都更有功效。
我要告诉诸位一件故事。1915年10月23日，我在纽约城，看见那一年的“妇女选举权运动大游行”。与游者口口[注：印刷不清楚]四万余人。我同张奚若先生站在第五大马路看。他们走了三个钟头，还不曾走完。有许多白发的女子，拿着大旗，在那大风里，和大风奋斗。有许多男女大学教授，也在这里面。最感动人的是女教员另成一队，人数竟在五千以上，也有许多很老的。我们的朋友杜威先生夫妇，那时都在游行队里。有一家报纸造成一条新闻，让杜威先生手里拿着一面大旗，旗上大书：“男子都有选举权了，我们为什么可没有？”看的人都大笑。然而杜威先生自己却不觉得。我当日不曾看见那面旗子。恐怕是故意开他玩笑罢。但这种庄严有秩序的游行，确实可以感动人。我和张君看见那些白发妇人在大风里撑持的情形，几乎掉下眼泪来了。“示威”的方面，自不消说。“宣传”的功效，能使许多反对的报纸不能不承认妇女的组织能力，不能不承认他们里面大有人才在。1915年纽约邦的公民投票，仍旧否决了妇女选举。但不上几年，全国妇女究竟得到选举权了。
今天我不用说裁兵的重要了。在座的人，都明白这个运动的不可少，正无须我来多嘴。我要对诸位说两点：第一，明天（九日）总统府请我们去游三海。我们得了三千多人的名额。那边要学生排了队，教职员押队，一齐进去。我们的学生和教职员都不愿意。后来总统府的礼官答应了，许我们陆续去。诸位！排队去游园，确是煞风景的事；但是我很盼望双十节的国民裁兵运动大游行里，诸位都排队加入，做一个空前的国人的示威游行。十月九日，尽可以避免排队；十月十日，大家一齐来排队，愈多愈好。
第二，前天有人来对我说：“裁兵运动假若单是蔡孑民、胡适之几个人，我们一定可以加入。但可惜此外还有些别人，所以我们不敢加入了。”这话就是说，有人怕我们受人利用，怕我们上当，所以不愿意加入了。诸位同事同学当中，定有许多人作此感想的。我要正告诸位，这种大运动不是三五个人能包办的。裁兵的问题是没有党派的区别的。在这个裁兵大运动里，什么人都可以加入，因为什么人都应该加入。况且我们为什么要怕人利用？如果我们能利用一切党派的人才去做到裁兵，那是好的；如果一切党派能利用我和你来作到裁兵，那也是好的。你们如果真不愿被人利用，不妨大胆出来自己加入运动去做一个“主张”。怕人利用是无用的。我们若一举一动都怕人利用，我们只好在家睡觉罢。什么事都干不成。因为提倡白话也可以被人利用去作下流的小说；提倡自动的教育也可以被人利用去主张废止考试；提倡好人干预政治，也可以被那班官迷的人利用去替他们做辩护。现在我们若因怕人利用而不加入裁兵运动，那就真是因怕噎就不敢吃饭了。1919年5月4日的学生运动，安福部也说是某党派利用学生来做的。然而事实自是事实，历史自有公评——我们不要怕！
联省自治
胡适破了他“二十年不谈政治”的戒约，创办了《努力》周报。胡适在《努力》所揭橥的“好政府主义”的主张，以及“好政府主义”中杜威思想的影响，等等，第二章已经分析过了。有关《努力》的政治理念及其幻灭，胡适在停刊以后写的《一年半的回顾》交代得最为清楚。他说：《努力》第一期出版的时候（五月七日），正当奉直战争的时期。付印的时候，我们还以为那一次的战争至少有一两个月之久，所以我们请宗淹[注：丁文江]先生担任军事的调查和战事的记叙。不料《努力》第一期出版时，奉军大败的消息已证实了，战事的结束似乎不远了。当日北方的政局骤然呈一大变态。横行关内的奉军，正在纷纷退出关去；安福的国会早已消沉了；安福的总统也快要倒了；新新国会似乎没有召集的希望了。
那时在北方的优秀分子都希望政治有比较清明的机会，《我们的政治主张》也就于五月十四日发表出来。在那篇宣言里，我们提出“好政府”三个字作为“现在政治改革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我们并且加上三条子目：一、宪政的政府；二、公开的政府；三、有计划的政治。
这篇回顾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胡适说张作霖在直奉战争溃败出关的结果，“安福的国会早已消沉了；安福的总统也快要倒了；新新国会似乎没有召集的希望了。那时在北方的优秀分子都希望政治有比较清明的机会”。于是胡适等十六人，打铁趁热地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在这篇文章里，胡适等人对当时的政治问题提出六项提议：一、南北早日正式开和平会议。
二、用“恢复六年解散的国会”等项为议和的条件。
三、裁兵。
四、裁官。实行“考试任官”的制度。
五、改良选举制度。
六、公开的、有计划的财政。
在这六项提议里，“南北早日正式开和平会议”是首项。胡适等人了解解决当时中国南北统一的问题，是解决所有其他问题的锁钥。第二项：“用‘恢复六年[1917]解散的国会’等项为议和的条件。”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段祺瑞上台取消旧国会，拟议选举新国会。孙中山南下广州，号召旧国会议员，从事“护法运动”。这项提议的用意，就是要釜底抽薪，让南北找到一个共同的基础来从事和平的谈判。
《我们的政治主张》虽然是用联署的方式发表的，但实际上是胡适写的，立论主张也是胡适的。他在1922年5月11日的日记里说得再清楚也不过了：做一篇《我们的主张》，是第一次做政论，很觉得吃力。这本是想专为《努力》做的。后来我想此文颇可用为一个公开的宣言，故半夜脱稿时，打电话与守常商议，定明日在蔡先生家会议，邀几个“好人”加入。知行首先赞成，并担保王伯秋亦可加入。此文中注重和会为下手的第一步。这个意思是我今天再三考虑所得，自信这是最切实的主张。
和平会议的主张既定，这就变成了胡适论述的主轴。胡适在《努力》6月中所写的《这一周》里说：徐世昌走了，黎元洪来了。我们不爱谈什么法统，也并不存什么“喁喁望治”的心思。我们对于这个新政府，只有下列的最低限度的要求：一、我们希望这个政府自认为一个“事实上”（de facto）的临时政府；他的最大任务是用公开的态度、和平的手段，做到南北的统一。
二、我们对于这次在北京自行集会的旧国会，只希望他自居于临时的国会。缺额不得递补，不得取消在广州的议员名额，免得增加统一的障碍。
总之，南北不统一，什么事都不能办：军事不能终了、兵也不能裁、财政也不能整理、教育休想发达、实业也休想安宁。南北不统一，政治决不能上轨道。
胡适在同一周的《这一周》专栏里，进一步举例说明了他所谓的“计划政治”如何落实在现实政治上：又如统一，也不是打几个电报给孙文、伍廷芳就够了的。也应该早日做一个计划，至少应该注重下列各点：一、南方政府的问题：是不是应该承认他为事实上的一个临时南方政府？
二、和会问题：和会是无论如何不能免的。叫他做“统一会议”也好、“南北和会”也好、“联省会议”也好。如何组织？如何产生？有何权限？这都是不能不早日计划的。
三、统一的条件：统一的条件的中心必是承认联邦式的统一国家，这是无可疑的。但联邦式的国家全不是现在这种军阀割据式的国家。怎样才能是这种军阀割据式的国家变成一个真正统一的联邦国家呢？省与中央，制度上应该怎样划分呢？现在事实上应该怎样收束呢？军队怎样处置呢？财政怎样统一呢？这都是不能不筹划的。至于非常国会递补的议员的安置法、非常国会通过与取消的法令的去留等等，虽是较小的问题，但也是应该计划到的。
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分裂的国家的事实，胡适认为是必须老实承认的。1921年美国要召开“华盛顿会议”。其目的除了是要化解日本的兴起对美国所造成的威胁以外，也要解决巴黎和会把山东交与日本、中国因此拒签《凡尔赛和约》的悬案。当时国际承认的中国政府是北洋政府。可是，孙中山领导的广州政府坚持它才是合法的政府。中国代表团究竟应该由谁来派遣，就成为一个争议的问题。该年7月，胡适在上海为商务印书馆做评鉴的工作。上海的十大团体正在讨论中国派代表的问题。胡适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两个办法：一、要求南北两政府各举代表的半数，会于上海，公推一个主席。如必须奇数的代表团，则主席选出之后，另公推一个代表，由两政府共同委任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