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或要求两政府各派十人，会于上海，公推若干人为出席于太平洋会议的代表。
胡适在日记里进一步说明了理由：
这两个办法都承认中国有两个政府。其实两个政府是事实上不可讳的，也是不必讳的。外人不明真相，故由此纠纷，生此波折。欲解决此纠纷，没有别法，只有由我们国民老老实实的承认中国现在有两个政府。又何必还要蒙住耳朵吃海蜇呢？
有关胡适联省自治的理念，第三章在讨论他与陈独秀的论辩时作了分析。本节主要从胡适谈政治的角度来作分析。联邦式的统一国家的理念，或者说，联省自治，是1920年代初期涌现的一个运动。揭橥联省自治理念或口号的人，意识形态、动机各自不同，从梁启超、章太炎、毛泽东到军阀，所在皆有。胡适也是联省自治的拥护者。不同的是，由于理念的细节不一，他不轻易与其他拥护联省自治的人结党。比如说，早在1920年8月27日，胡适就在日记里记载了他拒绝与研究系的梁启超等人联名发表联省自治的意见：梁伯强家饭。有梁任公、蓝志先、蒋百里、蔡[元培]、蒋[梦麟]、陶[孟和]等。任公谈主张宪法三大纲：一、认各省各地有权自定自治宪章；二、采用“创制”、“免官”等制；三、财政问题。他很想我们加入发表，我婉辞谢之。
胡适在1921年9月21日的日记里，又记载了他拒绝研究系要他参与从事联省自治的邀请：“遇着蓝公武先生。他要我加入他们的‘联省自治’运动。我不肯加入。我虽现在不主张放弃政治，但我不能玩这种政客的政治活动。”
“政客”这句话，充分说明了胡适拒绝与研究系合作的理由。此外，胡适虽然一直没有说明他拒绝与梁启超及其研究系合作的理由，但我们可以推测他的“联省自治”的想法有别于研究系的想法。梁启超的“联省自治”观，根据他1920年在《解放与改造》的《发刊词》里的一条：“同人确信国家之组织，全以地方为基础，故主张中央权限，当减到对外维持统一之必要点为止。”这是美国建国之初的邦联制度的精神。而美国的邦联制度正是胡适反对的。他在1922年6月27日的日记里说：下午，借顾少川家开第二次茶话会，到者多于前一次，讨论颇有条理。后有李石曾、王雪廷提出一个商榷书，提倡一个“邦联制”（confederation），名为“分治的统一”，实则严格的分裂。我起来痛驳他。因为王君自说是略仿美国最初八年的邦联制，故我说，不去采用美国这一百三十年的联邦制，而去学那最初八年试验失败的邦联制，是为倒行逆施！是日加入讨论的人，没有一人赞成他们这个意见的。
胡适不但反对邦联制，也反对联省制宪的主张。参与起草湖南省宪的李剑农在《努力》第十一、十二期发表了《民国统一问题》一文。胡适在1922年7月下旬的《这一周》专栏里摘述了李剑农的两段主旨：对于这篇文章第一段的大意（第十一期）：“欲废督必先裁兵；欲裁兵必先统一；欲统一必先确定联邦制”，我们是赞成的。第二段（第十二期）的大意说：“这种联省宪法的草案，须先由联省会议议定，提交国会，依合法的形式通过”；“由各省选出相当的代表，赶紧开联省会议，把联省宪法的大纲议定，交国会通过。”我们对于这一段意思，不能完全赞同。
胡适反对联省制宪的理由，可以分为法理与实际两端。在法理方面，他认为制宪之权属国会。在实际的困难方面，他的理由有两个。一是国会已然存在的事实：照现在的情形看来，这个制定联邦宪法草案的会议，至多只能得南方几省的赞同；而国会制宪却是没有一省敢反对的。我们为什么要撇开这个很少反对的国会制宪，而另外去寻一个起草的联省会议呢？
第二个实际的困难是各省治安不靖：
现在各省的治安情形，很不一致。南北都有内乱很激烈的省份，也都有兵匪遍地的省份。剑农所主张的联省制宪会议，在一年半年之内，恐怕不容易产生。
胡适说他了解李剑农担心国会议员会“禀承北洋正统的思想去制宪”，可是他反问李剑农，“难道他不怕联省会议的代表禀承‘割据诸侯’的意旨去起草吗？”胡适很乐观地说：据我们看来，北洋正统的思想，只稍有南派的议员多数出席，再加上舆论的监督，便可以打破了。倒还是那督军代表的联省会议，很容易陷入“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的状况，不容易对付……所以我们主张直截了当的责成国会从速制定省自治的制度，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作为各省后来制定省宪的概括标准。如果国会放弃他的责任，不能于短时期内制定宪法，那时我们再采取别种革命的举动，也不为迟。
胡适主张国会制宪，也表现在他对湖南省议会代表的建议。他在7月29日的日记里说：湖南省议会代表萧、王克家来谈。他们临行时，曾受省议会的戒约。最重要的是：“先制省宪，后制国宪。”我告诉他们我不能赞成这个意思。我并劝他们把湖南省宪中关于中央与地方的权限的部分抽出来，化成一种原则。然后要求将来制宪时至少也要承认这么多的省自治权。他们老实说，为戒约所限，他们不能如此做。
胡适不但用文字宣扬联省自治的理念，还希望从美国历史中寻找他山之石来作联邦制度的依傍。1922年9月26日，胡适请美国政治学者James W. Gamer[加纳]到北大去讲演“联邦制度的得失”。可惜，他觉得加纳所讲“浅近极了，毫无精理警句”。可见胡适当时对联省自治的理念相当执着。加纳教授的讲演，他觉得不好。美国来的访问教授如果持相反的看法，他就会鄙之为武断。比如，他在1921年6月25日的日记里说：晚八时，我与孟和在公园请美国社会学会会长Professor James Quayle Dealey[狄雷]先生吃饭。狄雷先生曾在上海讲演三个月，甚有热诚，但亦不免武断。他很不赞成现在中国的分权的趋势。他说中国今日所需的是一个‘国家的有力政府’。他很责备我们留学生不作领袖的人才，不能作有力的运动。
然而，胡适“联邦式的统一”的理念注定是要失败的。他在《努力》里向北京与广东对峙的政府献策。无奈事实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像胡适后来所领悟的，“原来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北京的旧国会议员在6月的谈话会里，除了议决开会日期以外，并且决议：“届期如不足两院人数，即依法递补。”然而，就胡适而言，对他所主张的南北和平运动最大的变数，来自广东，亦即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的兵变——胡适称赞它为“陈炯明的革命”。胡适对这个事件的解释如下：本周最大的政治变化是广东的革命与浙江的独立。孙文与陈炯明的冲突是一种主张上的冲突。陈氏主张广东自治，造成一个模范的新广东；孙氏主张用广东作根据，做到统一的中华民国。这两个主张都是可以成立的。但孙氏使他的主张迷了他的眼光，不惜倒行逆施以求达他的目的。于是有八年[1919]联安福部的政策，于是有十一年[1922]联张作霖的政策。远处失了全国的人心，近处失了广东的人心。孙氏还要依靠海军，用炮击广州城的话来威吓广州的人民，遂不能免这一次的失败。
胡适拥陈炯明、贬孙中山，原因在于，他认为孙中山用武力统一中国的主张是一种迷梦，是联邦制度和平统一中国理念的阻碍，因此他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国民党在上海的机关报《国民日报》会用“悖主”、“叛逆”、“犯上”这样旧道德的字眼来挞伐陈炯明。他在《这一周》的专栏里反驳说：陈炯明一派这一次推翻孙文在广东的势力，这本是一种革命。然而有许多孙派的人，极力攻击陈炯明，说他“悖主”、说他“叛逆”、说他“犯上”。我们试问：在一个共和的国家里，什么叫做悖主？什么叫做犯上？至于叛逆，究竟怎样的行为是革命？怎样的行为是叛逆？……我们并不是替陈炯明辩护。陈派的军人这一次赶走孙文的行为，也许有可以攻击的地方。但我们反对那些人抬出“悖主”、“犯上”、“叛逆”等等旧道德的死尸来做攻击陈炯明的武器。
胡适这番“旧道德的死尸”的短评，不消说，当然是激怒了国民党的机关报。胡适在1922年8月的专栏里说，那一段短评，“已惹起了《国民日报》一个月的攻击了”。然而，胡适对推动中国联邦制的信念不减。由于孙中山跟吴佩孚都反对“联省自治”，胡适就老实不客气地把他们连在一起批判：我们对于孙、吴二氏的忠告是：
只有“省自治”可以作收回各省军权的代价。
只有“省自治”可以执行“分权于民”[注：吴佩孚语，见其“东电”]和“发展县自治”[注：孙中山语]的政策。
只有“联邦式的统一”可以打破现在的割据局面。
只有公开的各省代表会议可以解决现今的时局。
只有公开的会议可以代替那终久必失败的武力统一。
胡适还特别给了孙中山一个忠告：
对于孙氏，我们还有一个忠告：
他对于陈炯明的复仇念头，未免太小器了。孙氏是爱国爱广东的人，不应该为了旧怨而再图广东的糜烂。此次广州之变，曲直不全归于一方，而是非应俟之公论。此后孙氏只应该以在野的地位督促广东的善后，监督陈炯明的设施，许他整顿广东，以为自赎的条件，那才是大政治家的行为。若悻悻怒骂，不惜牺牲一省的人民以图报复，那就不是我们期望于他的了。
胡适在陈炯明事件上对孙中山的批判，完全不是周质平的诠释。周质平在《胡适论辛亥革命与孙中山》一文里说：孙中山在胡适笔下绝不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总理”或“国父”。相反的，胡适往往有意的借着对孙中山思想的分析和评论来彰显言论自由的实质意义。批评孙中山，在胡适看来，是对国民党言论自由尺度极限的挑战。1922年6月25日，胡适在《努力周报》上发表他对陈炯明事件的评论。他不用“叛变”二字来描述陈炯明，而是用“广东的革命”一词来说明整个事件的经过……对孙中山……他说……他……“不惜倒行逆施以求达到他的目的”。这是很严厉的指责了。
他又说：
胡适的结论是反对“抬出旧道德的死尸来做攻击陈炯明的武器”。胡适努力地不让孙中山“神化”。这也就是要让新文化运动中所倡导的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在实际的政治上体现出来。
周质平之所以会作出这样与历史不符的结论，就是因为他完全没有历史的概念。他写这篇文章，可以从辛亥革命时期写到1940年代，而完全懵懂胡适在这三十年间对孙中山、国民党的看法的一变再变。那不但仿佛说胡适的思想是三十年如死水一潭，而且仿佛说中国历史在原地踏步一样。孙中山被称为“国父”，最开始是1925年他病逝以后几个挽联给他的称号。全国通令尊称他为“国父”，则是1940年国民党中常委决议通令全国以后的事。在孙中山还没当上“国父”的1922年，就把他说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国父”云云，这是最初级的历史的谬误，最容易犯但也最容易识破。
周质平说：“胡适努力地不让孙中山‘神化’。”殊不知胡适在陈炯明事件上批判孙中山的时候，孙中山的“神化”根本就还没开始！至于说“要让新文化运动中所倡导的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在实际的政治上体现出来。”，这句话则更是离谱！国民党当时不但根本就没开始统治中国，而且还僻处广东一隅，孙中山甚至还因为陈炯明的“革命”而逃离广州避居上海。所谓要让“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在实际的政治上体现出来”云云，犯的完全是一个历史的谬误，错把1922年困顿的国民党，看成是定都南京以后意图施行思想统治的国民党。
胡适批判孙中山，根本原因就是孙中山执意要用武力统一中国，违反了他所服膺的“联邦式的统一”之道。胡适对孙中山以及国民党的态度会在三年之后，亦即国民党北伐时期，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从批判变成刮目相看；一年之后，又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从支持再转为批判。接着，又从批判逐渐向右转，渐次与国民党妥协。这错综复杂的来龙去脉，我会在本部的《幕间小结》点出。然而，详细的分析有待于第三部。
直到1923年10月写《一年半的回顾》的时候，胡适还在挞伐孙中山，仍然指责他是阻碍南北统一的罪人之一。胡适解释说：去年[1922]五六两个月真是政局的一大关键。吴佩孚召集旧国会，本是想取消南方“护法”的旗帜。五月里孙文发表宣言，对北方将领要求裁军队为工兵。他的态度已很明显，很有和平解决的表示了。不幸六月中广州发生孙、陈之争，陈炯明推翻了孙文的势力，孙氏仓皇出走。这件事在当日确然是孙陈两入主张不同、性情不同，久不相容的结果。当日大家的评论虽不一致，然而在当时就是最恨陈炯明的人，也不信陈氏的行为是服从北方的指使。但事后看来，当日孙陈的决裂确是一大不幸的事。一来因为孙文失去势力，更引起北方武人的武力统一的野心。二来因为孙、陈两人决裂后，陈氏怕孙派的报复，竟公然与直系军人联络。三来因为孙氏要报仇，竟至糜烂了广东，至于今日。
我在第三章分析胡适与陈独秀对联省自治的辩论里，已经指出胡适错把北京当作美国制宪的费城的美梦了。胡适虽然承认所有的改革都“禁不起山海关附近的一炮”，他却迷信舆论的力量。他幻想用舆论的力量去“督促”、“监督”、“评判”与“鼓吹”。比如上文所引的话：“北洋正统的思想，只稍有南派的议员多数出席，再加上舆论的监督，便可以打破了。”又比如：“我们还要盼望全国的舆论界一致督促中央早日召集一个各省会议。”
讽刺的是，胡适也很清楚那所谓的“舆论界”，很多人根本就是被北京政府收买的“猪仔”。他在1922年6月下旬的《这一周》专栏里说：此次高恩洪在交通部的整顿，我们认为大致是合宜的。高氏做的最痛快的两件事，一是二十三日废止各铁路货捐，一件是取消各报馆的津贴。报馆的津贴是十年来中国舆论界的一大污点。他的害处比那摧残言论自由的法令还要大无数倍。摧残自由的法令至多不过是把舆论当作仇敌来看待，而津贴与收买竟是把报馆当作娼妓与猪狗了！北京一处的报馆和通讯社的津贴，竟有十二万五千元之多。这真是骇人听闻的事！
如果报馆津贴“把报馆当作娼妓与猪狗”，报馆的主编、记者也就是猪仔！如果报馆变成猪仔馆，则胡适所寄望的舆论界也就成了猪仔界。那么，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希望可言呢！胡适虽然没这么说，他对当时中国政客的批判，推论至其逻辑的结论，其实就等于是说：这是个猪仔世界！胡适在1923年2月初的专栏里说：自从袁世凯以来，政府专用金钱来收买政客，十年的功夫，遂使猪仔遍于国中，而“志士”一个名词竟久已不见经传了！新文化、学生运动、安那其[注：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一不可作猪仔之敲门砖！今天谈安那其，明天不妨捧小政客；今天谈共产主义，明天不妨作教育次长！大家生在这个猪仔世界之中，久而不闻猪臊气味，也就以为“猪仔”是人生本分，而卖身拜寿真不足为奇了！
在这个猪仔世界里，民众固不用谈起，组织也不可靠，还应该先提倡蔡[元培]先生这种抗议的精神，提倡“不降志，不辱身”的精神，提倡那为要做人而有所不为的牺牲精神。先要人不肯做猪仔，然后可以打破这个猪仔的政治！
《努力》停刊与复刊的难产
胡适破了他自己二十年不谈政治的戒。然而，才谈了一年半的政治，他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根据胡适的自述，由于政治的局面越来越坏，他作时评、政论文章的兴致大减。1923年3月他在《努力》上只写了两篇时评：《武力统一之梦》与《解嘲》。他说：“此后我就不多做时评了。”胡适在4月21日离京南下，最后到了杭州的烟霞洞“养病”。对于离开北京，他的说法很奇特：“至四月中，政府已到了末路，毫不像个政府了，已没有和我们作对的能力，故我于四月二十一日出京。”事实是，胡适等人并没有和政府作对的能力。
胡适说他出京的时候，就想把《努力》停了。只是因为丁文江等人反对，所以就请高一涵代为编辑，由上海的同人分任稿子。然而，《努力》在猪仔世界已经没有奋斗的价值。那西谚所说的“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草”，就是曹锟用每张选票5000大洋贿赂国会议员当选“猪仔总统”的新闻。胡适在1923年10月2日离开烟霞洞。
他在自述里说：五日到上海。六日早起即得北京国会选出曹锟作大总统的消息。反动的政治已达到了最高峰，我们谈政治的热心此时实在提不起来了。七日与努力社同人议决把《努力》停办。
胡适在10月9日写给高一涵等四位朋友的信里，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停办之事，原非我的本意。但此时谈政治已到“向壁”的地步，若攻击人，则至多不过于全国恶骂之中，加上一骂，有何趣味？若撇开人而谈问题和主张——如全国会议，息兵，宪法之类——则势必引起外人的误解，而为盗贼上条陈也不是我们爱干的事！展转寻思，只有暂时停办而另谋换一方向谬力的办法。
胡适在这里所说的“另谋换一方向僇力”也者，其实也就是他在“二十年不谈政治”里的那句老话：“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他在给高一涵等朋友的信里，借着为中国20世纪初的三个杂志在历史上定位，而为《努力》的复刊定下了未来的方向：二十五年来，只有二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o而《民报》与《甲寅》还算不上。
《新青年》的使命在于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这个使命不幸中断了，直到今日。倘使《新青年》继续至今，六年不断的作文学思想革命的事业，影响定然不小了。
我想，我们今后的事业，在于扩充《努力》，使他直接《新青年》三年前未竟的使命，再下二十年不绝的努力，在思想文艺上给中国政治建筑一个可靠的基础。
“再下二十年不绝的努力，在思想文艺上给中国政治建筑一个可靠的基础。”
换句话说，胡适仿佛又回到了他六年前说“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原点。将来要复刊的新《努力》与旧《努力》，胡适认为其间是有连续性的。他在《一年半的回顾》里说：虽然将来的新《努力》已决定多做思想文学上的事业，但我们深信没有不在政治史上发生影响的文化（《努力》第七期）。我们的新《努力》和这一年半的《努力》在精神上是继续连贯的，只是材料和方法稍有不同罢了。
这里所说的“继续连贯”，指的是胡适1923年3月以后对政治局面绝望，“不多做时评了”以后的《努力》：从此以后，《努力》的同人渐渐地朝着一个新的方向去努力。那个新的方向便是思想的革新。自从四十八期（4月15日）丁文江先生发表《玄学与科学》的文章以后，不但《努力》走上了一个新方向，国内的思想界也就从沉闷里振作起精神来，大家加入这个“科学与人生”的讨论。这一场大战的战线的延长，参战武士人数之多，战争的旷日持久，可算是中国和西方文化接触以后三十年中的第一场大战。
《努力》注定没有复刊。没复刊，这本身不稀奇。稀奇的是，复刊的努力居然持续了将近两年。胡适在1923年10月7日的日记里说：“《努力》暂停，俟改组为半月刊或月刊时继续出版。”由于胡适的声望炙手可热，亚东图书馆和商务印书馆都觊觎《努力》这块大饼。双方力争不让，弄得胡适左右为难。亚东的汪孟邹是同乡，又出过胡适好几本畅销书。然而，商务是中国赫赫天字第一号的出版社。胡适决定把《努力》交给商务出版。他在10月16日晚劝汪孟邹要有自知之明而放弃：“今夜我劝亚东不必争。亚东此时在出版界已渐渐到了第三位。只因所做事业不与商务、中华冲突，故他们不和他争。此时亚东公然与商务争此报，即使我们给了他，也不是亚东之福，因为亚东从此要遭忌了。孟邹终不肯让。”
胡适在日记里说他半夜回到旅馆，为这件事情踌躇得不能睡。然而，他主意其实已经打定了。第二天，王云五来找胡适。胡适当天的日记说明了一切：云五先生来，作长谈。他说，昨日商务的总务处会议，决计要争《努力》去办，无论什么条件都可遵依。从前梁任公办《大中华》，给中华书局抢去了，我们至今引为憾事。故此次决不让亚东拿去办。我预料亚东是争不过商务的，只好提出几个条件：一、本社保留四页广告，得以两页赠与亚东；二、认亚东为分发行所，得代定《努力》；
三、我的文章可保留版权，不受稿费，以后可自由在别处汇出单本集子。
云五都答应了。
眼看着《努力月刊》复刊在望。1923年12月28日，王云五把合约寄到北京给胡适。商务给的条件果然优渥。《努力》出版以后，商务会按期付编辑费。另外，因为顾及到“筹备期内有预先收买文稿之必要，当然可以不待出版，按月预支几个月”。王云五在信中告诉胡适：“你想从哪一月开始付款，也请示知。”根据胡适给高一涵信中的说明，编辑费的计算方式如下：商务承办的杂志本无担任编辑费的先例。但对一切杂志皆有“销数满二千部后，其二千部以外销出之数，发行人应以版税二成交付著作人”的规定。《努力月刊》因有《[努力]周刊》八千份的底子，故商务肯以六千部的销数作为计算的基础，决定即以此项预支的版税作为编辑费。
这以六干部、二成版税为基准计算出来的编辑费，胡适估计是每年有5，400元，亦即，每月450元。换句话说，《努力月刊》每期预定的售价是3.75角。
只是，《努力月刊》的出版，居然变成了只听雷声轰隆，雨却下不来的胶着状况。这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胡适自己的问题。自从离开烟霞洞的“神仙生活”，胡适一直振作不起来。整个1924年，现在只存有一月的日记。其中，有胡适1月15日写的《烦闷》一诗。他在诗里说：“从来不曾这样没兴致。”用他在日记里的话来说：“烦闷的很，什么事也不能做”，“这十五日来，烦闷之至，什么事也不能做”，“懒病又似回来了，终日没有做事”，“烦闷之至”。
其次，胡适的健康情形也不好。用他自己在《1924年的年谱》里的话来说：“身体的健康仍没有恢复。上半年医生说我有肺病的象征。”这也是胡适在1924年暑假后又告假养病的原因。另外，他的女儿素斐1924年在医院住了半年；最初是肺炎，后又转成肺结核与脊骨炎。最后，在1925年7月底过世。住在他家的二哥的长子思聪，一向病弱，在1924年3月初死于由寄生虫传染的“黑热病”（Kala-azar）。
胡适精神的不振是他的好朋友都知道的事。丁文江在1924年1月4日的信上说：“兴致不好，不能工作，乃是当然的事。不过我劝你着实看破一点。我近来因为家族里面这种事经过多了，把生死的问题看得稀淡，倒也罢了。”任鸿隽也在该月25日的信上说：“昨天得到你廿二的快信，知道你近来兴致很不好。你家里病人那样的多，远处的朋友听了，都要替你担忧。但我们很希望交春以后，病者可以和时序一同得一个转机，也很希望你自己不要太烦闷了。”
刚跟商务签约，胡适仿佛还有打铁趁热的想法，把第一期的截稿日期定在1924年1月底。任鸿隽焦急地赶稿的时候，才听说《努力月刊》第一期出版的时间已经延至5月。其实，胡适连稿纸都印制好了。唐钺在2月1日写信告诉胡适，他收到了三百张《努力月刊》的稿纸。
然而，《努力月刊》似乎从一开始就有难产之虞。其中，稿源是一个症结问题。事实上，《努力》在周报时期就有稿源的问题。只是因为胡适在唱独角戏，才没有造成停刊。丁文江在1923年4月2日的信里说：“看见这一期的《努力》，觉得你又在那里包办。”有趣的是，胡适在丁文江数落他的三个星期之前，就踌躇满志地跟韦莲司说，《努力》几乎全是他自己包办的：我一定要跟你说说我这个“小宠儿”（little pet son）——《努力》。这五年来，我发表的文字已经超过五十万字，主要是有关文学、哲学以及社会方面的问题。在这五年漫长的岁月里，我故意不去触碰政治的议题。但是，我最后还是忍不住了。我于是在去年五月开始发行这个小周报，主要讨论的是政治的问题，但并不排除文学和哲学的文章。这个周报相当成功。上星期天已经出版到了第四十三期，每期的销售量达八千份。这个周报大致全是我自己写的。
等胡适在4月21日离开北京，把《努力》的编辑交给高一涵以后，那独角一走，戏就唱不下去了。高一涵在5月30日的信里开始告急：“下一期文稿还缺乏数栏。或者叔永、经农诸君已寄文来在半途了。”到了7月15日，高一涵拉起警报来了：《努力》的稿子近来很觉得困难。上海方面分期担任的人，有一半不曾按期寄稿。北京方面徐志摩又时常出京。在君也许久没有文字交来了。近来时常打饥荒。而且洛声又回去了。我的能力又不够，弄得这个报近来很没有精彩。想必你自己看到也有这样的感想吧。你要在上海，或有信到上海，还要催促他们，好教他们打起精神的干，才好。
《努力》在周报时期就有稿源的问题，只是因为胡适的包办隐而不现。现在胡适烦闷到什么事都没兴致，《努力月刊》的稿源问题就立时呈现出来了。也许是因为稿源的问题，胡适12月底才跟商务签约，马上就转过来跟商务试探把《努力月刊》跟《东方杂志》合并的想法。当时在商务任编辑的朱经农在1924年1月24日的回信里，认为合并将会是双输。他同时为胡适在稿源方面出谋划策：《努力》与《东方》各有特性，倘合并，其结果非《东方》“努力”化，即《努力》“东方”化，均觉可惜。弟意《努力》应独立试办一年。如稿不够，明年再作合并计。目前可不提。就《努力》论，关于政法之稿件，有一涵、慰慈等担任（现在不是白尽义务）；经济之稿，有振飞、唐有壬等担任；文学之稿，有志摩、陈通伯等担任（莎菲过于矜持，不敢预计其必有稿来）；其他社会科学，有兄、叔永、擘黄、孟和（孟和来沪，当可求其作文）和我担任。《读书杂志》有颉刚、刘叔雅等担任。有这样多的人，不能办一月刊，乃可羞事。不过以后当设法使精力集中耳。倘每人每年能做长文六篇（外加短文及投稿）作“基本”文稿，当可使月刊出版也。
胡适的意兴阑珊、身体状况、女儿侄儿病重，再加上稿源枯竭，使得《努力月刊》有呼之不出之难。甚至，连核心撰稿群都弄不清楚出刊的确切时间。任鸿隽在1924年1月听说是展期到5月。可是丁文江在3月底收到胡适的信，才知道那是误传。可是他说由于忙碌，自己的文章最早只能在4月初交卷。然而，稿源枯竭决定了一切。陈衡哲在4月13日的信里说：“《努力》如无三期的储稿，总以迟出为是。所以徐振飞的提议，我们都赞成。”根据任鸿隽两天以后写给胡适的信，徐振飞建议延期至7月出版。
然而，7月到了，《努力月刊》还是只见楼梯响。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胡适居然滋生起把《努力周报》复刊的念头。胡适9月9日致北京《晨报副刊》的信，说明得再清楚不过了：《努力》月刊的第一期稿子确是编好了几个月了。但因为我的病的缘故，一班朋友都不愿我担任此事。第一期出版不难，而难乎为继。我们决定请一位张奚若先生回国来专任政治方面的议论，兼做编辑的事。而我退居“小卒子”的地位，帮着出点汗，努力社的朋友并且凑了旅费寄去给张先生。但张先生因为新婚的关系，至今还舍不得回国。
我个人的主张是《努力》应该继续出版。
今日政治方面需要一个独立政治的舆论机关，那是不消说的了。即从思想方面看来，一边是复古的混沌思想，一边是颂扬拳匪的混沌思想，都有彻底批评的必要。近日拳匪的鬼运大亨通。六年前作《克林德碑》那篇痛骂拳匪的大文（《独秀文存》卷一，页343至360）的作者，现在也大出力颂扬拳匪了（《政治生活》十五）！这种现象使我感觉《努力》真有急急出版的必要。虽有事实上的种种困难，我可以敬告爱《努力》的朋友们：《努力》终要继续出来的，现在不过是迟早的问题。
《努力》的二次出来，是月刊呢？还是扩大的周刊呢？这个问题也要等张先生回来再决定。他主张办周刊。我们也嫌月刊太慢。也许将来的新《努力》还是一种周刊。
至于衣萍先生提出的假设，我惭愧不敢当。人家也许疑心我作文敏捷。其实我是很迟钝的。人也许疑心我脸皮厚，其实我是很害羞的。迟钝和害羞是我的著作出版比较迟缓的原因。我的出版物大部分是被外界的压力“榨”出来的。若不是我病了，政治和思想界的混沌早已把《努力》又榨出来了。
这封公开信最重要的地方，不在于《努力》究竟是以周刊的形式复刊，还是以月刊的方式重新问世。我们先说《努力》注定不会复刊这件事。胡适跟他的几个朋友反复协商，一直等于是在原地踏步。不但如此，商务虽然争到了《努力》的出版权，那纯粹是商业的算计。等胡适想谈政治的意念浮现，商务马上打了退堂鼓。1924年12月9日，朱经农干脆明说如果《努力》要谈政治，商务只好敬谢不敏：关于《努力》的事，我和云五、振飞都商量过。他们觉得如果仍然办周刊，还是先照旧日小规模进行，免得经济上发生困难……
《[努力]周刊》与商务的关系，最好仍是代定、代售。因为我们的《周刊》当然要批评政治。商务为了营业的关系，不能得罪人。我们独立办理，说话便于措词一些。
1925年1月，预定出任新《努力》编辑的张奚若，仍然写信问胡适，究竟是否有经济能力独立办理。此后，《努力》出版与否，就销声匿迹了。
《晨报副刊》这封公开信最重要的地方，在于它透露了胡适那一向就有的“忍不住”、容易被政治、被舆论界“激出来”谈政治的倾向和兴趣。我们记得，曹锟的贿选使胡适觉得谈政治已经到了“向壁”的绝境，因此他决定把《努力》暂时停刊。他当时说：“我们今后的事业，在于扩充《努力》，使他直接《新青年》三年前未竟的使命，再下二十年不绝的努力，在思想文艺上给中国政治建筑一个可靠的基础。”为了不让读者失望，他还特别强调在思想文学事业上的努力，可以在政治上造成影响：“虽然将来的新《努力》已决定多做思想文学上的事业，但我们深信没有不在政治史上发生影响的文化。我们的新《努力》和这一年半的《努力》在精神上是继续连贯的，只是材料和方法稍有不同罢了。”
然而，一年不到，胡适又在这封信里郑重地说，政治和思想他都要谈。胡适声明：政治和思想界的混沌，又要把《努力》“榨”出来了。朱经农特别为了这个思想、政治双管齐下的声明提出劝诫，他在12月9日的信里，劝胡适不要重蹈覆辙：由叔永处转到你的长信。我们看了，得悉北京政变实况[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冯玉祥的政变]。此后政局尚不能乐观。多一次政变，则多露几个人的丑态。旧时偶像逐渐打倒，将来或可无一存留。亦未始不是一件好事。
此时奉军将士乘战胜余威，或将以“马上得天下”之精神治天下。我辈若于此时高谈政治，恐无效力，而蹈上次覆辙。《努力》若出版，似仍以谈学术为宜。不知兄意云何？《努力》仍出周刊，远方投稿恐失实效。亦农[注：张奚若]至今未到，兄一人支持，不嫌费力否？
表面上看起来，胡适好像是颠三倒四。1917年回国以后，他立下了“二十年不谈政治”的戒约。可是，才忍了五年，就忍不住而出来谈政治。谈了一年半以后，被腐败到极点的政治逼到了“向壁”的程度，又说要回到思想文学上，为中国的政治建立一个稳固的基础。然而，才这么说着，他又宣称中国需要有一个独立的舆论机关，说政治与思想界的混沌，又要形成一种压力，硬是要“榨”出他“彻底的批判”。
其实，胡适已经走上了政治、政论的不归路。“二十年不谈政治”的戒约，本来就违反了他的个性与兴趣。那精灵一旦出了宝瓶，就不能再受到收束。胡适是一个学者，但他也是一个政论家。我在本章起始说，用今天流行到几近滥用的名词来形容，胡适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a public intellectual）。其实，他不只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根本上就是当时中国“独一无二的公共知识分子”（the public intellectual）。
走上政治、政论的不归路，胡适是有自知的。他不但自知，而且已有立论的基础。1922年5月25日写的《后努力歌》，就是胡适的“论政颂”：“没有好社会，那有好政府？”
“没有好政府，那有好社会？”
这一套连环，如何解得开呢？
“教育不良，那有好政治？”
“政治不良，那能有教育？”
这一套连环，如何解得开呢？
“不先破坏，如何建设？”
“没有建设，如何破坏？”
这一套连环，又如何解得开呢？
当年齐国有个君王后，
她不肯解一套玉连环，
她提起金椎，一椎捶碎了。
我的朋友们，
你也有一个金椎，
叫做“努力”，又叫做“干”！
你没有下手处吗？
从下手处下手！
“干”的一声，连环解了！
《后努力歌》的灵感来源是杜威。第二章详细分析了这个“捶打玉连环”、“干”的思想灵感来源。简言之，1921年6月30日，北京的五个学术机构——北大、高师、女高师、新学会、尚志学会——在来今雨轩为杜威夫妇及其女儿露茜饯行。杜威在席中的谢词，称赞了中国人很能容纳新的思想。他希望中国人同时还有实行的精神。否则，有了新思想而不能实行，也是徒然。他说：理想方面，常常有不能解决的问题。例如有好政府然后有好教育，有好教育然后有好政府。我们还是先造好政治，再让他发现好教育呢？还是先造好教育，再让他产生好政治呢？这是循环的问题，正如先有鸡呢先有鸡子呢的问题一样，永远解决不了的。要想解决，只有下手去实行。
胡适在日记里粘贴了《晨报》记者孙伏园的记录以后，对杜威的这段临别赠言作了一个按语：杜威先生注意实行的精神。这是他的临别赠言，我们应该纪念。我从前解惠施“连环可解也”一句，曾引齐君王后用槌打碎玉连环的故事，来说这种永永无法解决的问题只有一个实际的解决法，即是这个道理。
下篇 学问事功，夙夜匪懈
不作无益事，一日当三日。
人活五十年，我活百五十。
[写给］内田先生
胡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