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归正传。胡适在陟山门大街6号的家是什么样子，可惜我们不知道。石原皋比较钟鼓寺14号跟陟山门大街6号这两个四合院，作了这样的描述：钟鼓寺的房子是寻常老百姓家，陟山门的房子却是官僚政客的公馆了。房子宽敞很多了，院子也大，气派也两样了，有长廊，厨房中有机井。林家原有的家具陈设及皮沙发等，出了顶费全部买过来了。
如果不加解释，大家可能无法理解石原皋的话：“陟山门的房子却是官僚政客的公馆了。”前文提到，就在1926年胡适搬家前后，顾颉刚因为学校欠薪，债台高筑到1，700元之谱。6月6日当天，他不得已向胡适借了60元。心里越想越难过，“回家后哭了一场”。胡适在这当下，可以从“寻常老百姓”所住的钟鼓寺，搬到“官僚政客的公馆”的陟山门大街去。这完全拜他是20世纪前半叶中国版税收入第一人之所赐。
我们唯一不知道的是，胡适从钟鼓寺搬到陟山门大街以后，新租的房子是否有浴室的设备。我们从罗尔纲的回忆里，知道胡适在1930年代所住的米粮库4号有浴室的设备。我在本书《序幕》里提到杜威夫妇对北京四合院的观察。杜威夫妇刚到北京，就去一个朋友家里参观了他的房子。这个朋友我认为就是胡适，而他的房子就是缎库后胡同8号的四合院。杜威夫人在家信里说：“昨天我们去看了一个朋友的家。很有意思。我会想住在一间类似的房子里。那房子里没有水，就靠水夫每天打来。这幢小房子有十八个房间，中间是座院子。”
杜威夫人说她“想住在一间类似的房子里”，这应该只是一时的冲动。四合院最令他们不能习惯的地方是没有浴室的设备。四合院没有浴室的设备是很容易想象的，因为当时根本就没有自来水。没有自来水，家里用的水就必须是由水夫打的。水夫打水已经够不方便了。何况，没有下水道，用完了水，如果不想把它倒在院子里让它到处流窜，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水夫把那废水再给打出去。这就是美国人杜威直接的反应：“我们昨天去拜访一个中国朋友……他如果想在自己家里洗个澡，就得付水夫双倍的价钱。可是，在忙完了煮水、打水的工作，洗了个澡以后，他还得找人一桶一桶地把用过的洗澡水拿出去处理掉。”
杜威的想法是，中国人要在家里洗澡，就必须再雇水夫把洗澡水打出屋外去。中国人的解决方法是上澡堂。上澡堂是件大事，所以胡适通常都会在日记里记下来。从记录来看，他不是一个常洗澡的人。平均看起来，半个月到一个月一次。他现存1919年的日记是从11月12日开始记起的，一直到11月29日，才有洗浴的记录。下一次上澡堂是12月15日。接下来就是1920年1月20日。接着就是两个月的干旱，一直到3月10日才又有上澡堂的记录。然后他破纪录，两个星期不到，在3月22日又上了澡堂。一个月以后，4月24日又去洗浴。接下去的两次相隔较近：5月10日和6月5日。6月14日以后，胡适日记中断了两个多月。8月27日到9月17日的日记，只有8月31日洗浴的一次记录。
胡适在1921年4月27日拾起日记以后，直到5月14日才有洗浴的记录。两个月以后，6月29日“到生平园洗浴”。接着，7月12日：“与一涵同去洗浴，浴后同至大欲社打球。”胡适在7月15日离开北京，到上海去帮商务印书馆做评鉴的工作。7月30日：“到惠中旅馆访季融五（通）（常熟人），把行箧寄在他处，同去洗浴。”
胡适在9月7日上午坐火车离开上海，8日半夜以后抵达北京。18日洗浴。11月14日以后，日记中断，一直到1922年2月4日以后再恢复。2月15日，胡适伤到足后跟。几天以后，因为包扎太紧，居然无法走路。3月18日：“因足伤，久不洗浴，今日洗浴，也是一件快事。”再下一次的记录是5月27日：“出城买帽子、剪发、洗浴。”
1921年到1922年是胡适一生中日记记得最为详尽的两年。然而，他很有可能详于学术思想方面，而轻于日常生活起居的记录。与之相对的，他1919到1920年间是表格式的“日程与日记”，只有三栏可记事。最左一栏是时间。一天分十二格，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第二栏是“预算”栏，第三栏是“实行”栏。如果预算实行了，打钩即可，否则可在“实行”栏另行作注。“日程与日记”适合记录日常起居的琐事，详细的日记可能反而疏于此。因此，洗浴的记录在1921年以后完全有可能漏记。这可以解释他在5月27日洗浴以后，与下一次间隔了四个月，9月13日：“出城洗浴、买物。”
重点是，胡适不常洗澡。即使在大热甚至汗湿全身以后，他仍然没有让自己“洗”而快之的记录。比如说，1922年6月12日：“热极，下午四时至一百度，八时还到九十度。”可见中国当时是用华氏计温度。13日又记：“热极。”理应是上澡堂的好日子，可是完全不见记录。7月初，胡适到山东济南开会，天气热极。
9日回到北京，“又是大热，到京后恰赶上北京最热的几天”。可还是没有上澡堂的迹象。8月初，他到天津南开去教了一个星期的暑期班。8月4日：“下午上课。热极了，一身衣服都湿了。晚七时半，到天津学生同志会，讲演‘女子问题’，又湿了一身衣服。”次日：“热极，终夜只睡了一点钟。”可他还是不洗澡。
当然，回到杜威夫人对四合院没有自来水以及没有下水道设施的观察，亦即，北京人如果要在家里洗澡，就必须雇水夫打水、煮水，再雇水夫把用过的洗澡水打出屋外去。如果家里有自来水以及下水道的设施，胡适是否会常洗澡呢？这答案不见得一定会是否定的。我们必须记得，胡适不常洗澡并不等于说他不喜欢洗澡。1926年7月下旬，胡适坐火车横贯西伯利亚，7月29日抵莫斯科。他在当天的日记里说：“十日不得洗浴，苦不堪言。到今早连洗脸水都没有了！一到旅馆，即寻浴室。洗了一个热水浴，用冷水收场，痛快之至。”关键在于是否有洗浴的设施。比如说，他1922年7月初到济南开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次年会，遇到大热的天气。刚好所住的石泰岩旅馆有浴室，他得以天天有冷水澡可洗。
在饮食方面，被江冬秀取绰号“石头”的石原皋回忆说：胡适大力提倡全盘西化，他的饮食是否西化呢？不！他不但没有西化，而且徽州化。他在家中，不喝咖啡，更不喝可可，只喝绿茶；喝茶也不讲究，一般的龙井。他年轻时在上海，喜欢喝酒，有一次喝得大醉，几乎醉死。在北京时，他平常不喝酒，遇到请客稍喝数杯。喝的是北京的二锅头，没有茅台，更没有外国的白兰地和威士忌。至于吃哩，没有牛奶，也没有奶油。伙食是家常便饭，一般化，尤其是家乡化。
石原皋说胡适的饮食习惯完全徽州化。这句话是很合理、可信的，但同时也是夸张的。说它合理可信，是因为人的饮食习惯，一般说来都是从小养成的。我们记得胡适留美初期对美国的食物还不习惯。他在现存的第一封家信，也就是1911年1月30日的信里说：美国烹调之法殊不佳，各种肉食，皆枯淡无味，中国人皆不喜食之。儿所喜食者，为一种面包，中夹鸡蛋，或鸡蛋火腿[即三明治］，既省事，又省钱，又合口味。有时有烤牛肉，亦极佳，惟不常有耳。儿所居之屋，房东是一老孀，其夫为南美洲人。南美洲地本产米，故土人皆吃饭。其烹肉烧饭之法，颇与中国相同。十一月中，主妇用一女厨子，亦是南美洲人，遂为同居之房客设食。同居者，有中国人七人，皆久不尝中国饭菜之味，今得日日吃饭食肉，其快意可想。儿亦极喜，以为从此不致食膻酪饮矣。不意主妇忽得大病，卧床数日，遂致死去。死后其所用之厨子亦去。如是此种中国风味之饮食，又不可得矣。此一事实，颇有趣味。吾母闻之，亦必为之大笑不已也。
胡适1923年7月14日在给他二哥的一封信里，提到了他们家乡的一句话：“爪篱摎饭。”胡适绩溪的后辈胡成业解释说：“我们徽州山区，过去农夫上山下田，早饭都是‘煮弱挠饭’，男的吃干饭，女的吃稀粥。”男人早餐吃饭的习惯，留学回国以后的胡适仍然保持着。胡适新婚之后回到北京，原先跟他住在一起的高一涵搬走以后，早餐就改吃饭。他很满意地在家信里告诉母亲：“今早七点起来，编了一些讲义，吃了四个生鸡子[鸡蛋］，又吃了一碗半饭。高先生[高一涵］走了之后，我们早晨不吃粥了，改为吃饭。我实在不喜欢吃粥。”
然而，人的饮食习惯会随着生活环境而改变的。石原皋说胡适不喝牛奶和咖啡，显然是不正确的。终其一生，胡适在美国生活了差不多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他的饮食习惯不可能不受其影响。1918年2月26日，胡适到北大英文教授威而孙（Earl Wilson）家里晚餐。他在家信里向母亲报告了当晚的菜单：一盘汤、一块炸鱼加洋山芋、一碟切成小块的水果和生菜、一杯冰乳（冰淇淋）、一杯咖啡。他特别向母亲解释：“‘冰乳’又名‘冰忌廉’，最好吃。他们告诉我说，他家每隔一天便吃冰乳。我问他们是否买的。他们说是自己做的。我对他们说，等我的家眷来了，要请威而孙夫人教她做冰乳。威而孙一口答应了。”
美国饮食习惯的影响，最绝妙地反映在胡适中西合璧的早餐上。1928年初，当时胡适住在上海英租界的极司斐尔路（今万航渡路）49号A。苏雪林在一个星期天上午去访问胡适。苏雪林的访问稿说：仆人送上一杯咖啡调的牛乳和一盘切开的烤面饼，先生说我今天起身迟了，所以到此刻才用早点。我是徽州人，用的也是徽州点心，请你们不要见笑，我还愿意将这东西介绍给你们呢；这烤面饼是面做的，馅子是香椿、萝干，不易霉坏的材料，这是我们徽州人的“国宝”。我们徽州人在商业上的成功，都要归功于这“国宝”。
先生拈起一片面饼对我们说道：我们徽州是多山的地方，大凡山国的出产都是微薄的，不足供居民生活的需要，于是居民不得不冒险到外边求谋生之道了。我们徽州人的习惯，一家若有两个或三个以上的男孩，把一个留在家里耕种田地。其余的孩子，到了十三岁，便打发出门学生意。出门时不要带多少川资，只用几尺蓝老布做成一个袋，两端缝合，中间开一个口，每袋一端，装进五个这样的“国宝”，就算是孩子长途的粮食了。[这个蓝布做的褡裢，胡适在《四十自述》的残稿里叫作“信马”，显然是徽州话。］好在这“国宝”的馅子都是干材料，过上十天八天也是不要紧的。到了宿店的时候，一点火，袋里掏出一个“国宝”，在火上烘烤一会，吃下去就算一顿饭。至于宿费，每夜只需大钱二十一文，由徽州走到杭州，二百文川资，绰有余裕。徽州人穷得不能聊生的时候，有句安慰自己的口号，说是“不要慌，十天到余杭！”
胡适早餐喝牛奶可能已经成为习惯。即使在留学归国以后没有继续，还是很有可能慢慢恢复的。如果他在1928年已有早餐喝牛奶的习惯，往后的日子更是可能。特别是他1937年再去美国以后，一住就住到了1946年。胡适1950年7月11日在纽约有一则相当有意思的记录：“今天我们偶然发现这张牛奶款收据。冬秀想不起这张破纸如何飞来海外。大概是包小物来的。”——“北京大学农学院罗道庄农牧场牛奶款收据。今收到胡校长先生自10月1日至31日止，牛奶一磅31瓶，合7，440.00元。35年[1946］10月31日。”换句话说，这是胡适在1946年回到北大当校长以后，10月间一天一瓶牛奶的账单收据。
胡适的早餐是否西化？这其实是一个相对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角度的问题。《星星 月亮 太阳》里提到了胡适一颗虚拟实景的“星星”白莎 何桑（BerthaHosang）。加拿大华侨白莎跟她的先生、加州大学政治学教授马如荣以及三个孩子都是胡适迷。1940年3月28日，胡适到加州大学参加校庆，并接受名誉法学博士的学位。当天一早，马如荣去旅馆接胡适到他家吃早餐。白莎在过后给胡适的英文信里说：“说到早餐，你已经变得太美国化了。还没吃饭，就先大口大口地灌下了几口冰水。我可不会称赞这个标准的美国习惯，那对你的胃不好！”
胡适离开美国以后，早餐可能就不会在还没吃东西以前，就“大口大口地灌下了几口冰水”。根据台北“胡适纪念馆”的展览资料，胡适晚年的早餐同样是中西合璧：“一碗稀饭，一片面包，一碟菜，一杯橘子水，一杯咖啡。”看来，胡适是喝咖啡的，即使那是他晚年才有的习惯。根据胡颂平1960年11月1日的记录：饭后，我们就用志维早上买来的一个咖啡壶来煎咖啡喝。这是最新式的咖啡壶，能够自动停电，又能保暖。一壶可煎八杯。胡颂平说：“这样一壶煎起来放在此地，先生夜深时也可以随时服用，倒很方便。”先生说：“不，有客人时可吃。平时不用它，要避免咖啡的引诱力。”
至于胡适早餐喝的橘子汁，则是现挤的，不像现在的人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所以，白莎不必娇嗔胡适太美国化，说他“大口大口地灌下了几口冰”橘子汁水。根据王志维的回忆：“早餐中的橘子水是现挤的，买新鲜橘子来挤。有时好橘子用两三个即可挤一杯。有时橘子不好又贵，五六个挤不出一杯。”
在日常饮食方面，胡适喜欢徽州菜是想当然的事。梁实秋写过一篇《胡适先生二三事》。其中，有许多精彩的片段：上海的徽州人特多，号称徽帮，其势力一度不在宁帮之下。四马路一带就有好几家徽州馆子。民国十七八年[1928、1929，其时胡适住上海］间，有一天，胡先生特别高兴，请努生、光旦和我到一家徽州馆吃午饭。上海的徽州馆相当守旧，已经不能和新兴的广东馆、四川馆相比，但是胡先生要我们去尝尝他的家乡风味。我们一进门，老板一眼望到胡先生，便从柜台后面站起来笑脸相迎，满口的徽州话，我们一点也听不懂。等我们扶着栏杆上楼的时候，老板对着后面厨房大吼一声。我们落座之后，胡先生问我们是否听懂了方才那一声大吼的意义。我们当然不懂，胡先生说：“他是在喊：‘绩溪老倌，多加油啊！’”原来绩溪是个穷地方，难得吃油大，多加油即是特别优待老乡之意。果然，那一餐的油不在少。有两个菜给我的印象特别深。一个是划水鱼，即红烧青鱼尾，鲜嫩无比；一个是生炒蝴蝶面，即什锦炒生面片，非常别致。缺点是味太咸，油太大。
有一次胡适在家里请客。梁实秋描写了江冬秀的厨艺：胡先生住上海极司斐尔路的时候，有一回请《新月》一些朋友到他家里吃饭。菜是胡太太亲自做的——徽州著名的“一品锅”。一只大铁锅，口径差不多有一英尺，热腾腾的端了上桌，里面还在滚沸。一层鸡、一层鸭、一层肉，点缀着一些蛋皮饺，紧底下是萝卜白菜。胡先生详细介绍这一品锅，告诉我们这是徽州人家待客的上品，酒菜、饭菜、汤，都在其中矣。对于胡太太的烹调的本领，他是赞不绝口的。他认为另有一样食品也是非胡太太不办的，那就是蛋炒饭——饭里看不见蛋而蛋味十足。我虽没有品尝过，可是我早就知道其做法是把饭放在搅好的蛋里拌匀后再下锅炒。
这徽州锅的详细，还得听石原皋娓娓道来：
他[胡适］一生最爱吃徽州锅。所谓徽州锅，并不是徽州人普遍食用的，乃是我们绩溪县岭北乡的居民最常见的食物。凡是遇着节日、请客、婚姻喜庆，一般都是吃锅。它的做法是：炊具是用大号铁锅，材料是猪肉、鸡、蛋、蔬菜、豆腐、海虾米等。最丰富的“锅”有七层：最底一层是蔬菜，最好的是用冬笋，次之是笋衣，或用萝卜，或用冬瓜，或用干豆角，视季节而易；稍上一层是猪肉，肉系半肥半瘦，每一斤猪肉只切八至十块，成长方形；再上一层为豆腐包，系用油豆腐果，内中装有馅子；第四层为蛋饺子；第五层为红烧鸡块；第六层为油煎豆腐；第七层为碧绿菠菜或其他蔬菜。初用猛火烧，稍后即用温火烧。好吃与否，专靠火候的功夫。经常将锅中的原汁汤浇淋数次。大约要三四小时，才烧得出味道来。猪肉烧得像东坡肉一样，入口即化。食时逐层吃，逐层拨开。胡适每到南京、上海，同乡请他吃饭时，他指定要吃徽州锅。
在抽烟、喝酒方面，胡适的故事就复杂有趣多了。我在本传第一部描述了胡适留学以前，在上海有过一段“荒唐”的日子。他与友朋们喝酒、赌博、看戏、逛青楼，以至于有一天因为酒醉殴打警察被捕入狱。他那一夜的牢狱经验，除了刺激他的羞耻之心，使他发愤读书考取了庚款留美以外，还使他很自然就能接受禁酒的理念。由于他自己已经戒酒，很快就变成美国“基督妇女禁酒同盟”（Woma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的支持者。他在留美时期又接触到美国进步主义时期的进德运动，以及19世纪易卜生（Henrik Ibsen），赫仆特满（Gerhardt Hauptmann）、白里欧（Eugene Brieux）的“问题剧”。这些都使胡适接受到新的克己的道德制约。
虽然回国以后恢复了喝酒的习惯，胡适在留美时期始终做到了滴酒不沾，并以不该恣纵的理由做到了不打牌。只是，他回国以后又开始打牌。他留美的时候唯一屡戒不成的就是香烟。这一方面反映了美国当时没有什么禁烟的运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烟草与男性气概不可分割的一面。这一点，可以从当时美国校园里男性喜欢举办“烟集”（smoker）看出来。另外一个原因，当然是烟草会让人上瘾。胡适一生一再地想戒烟，可是从来就没成功过。
有关胡适抽烟的习惯，石原皋说：“胡适的饮食都是乡土化，可是他吸纸烟是洋化了。他吸的纸烟都是舶来品，如听装的白锡包、听装的大炮台等。烟瘾不大，要吸好的纸烟。”白锡包（Capstan）、大炮台（Famous Castles）都是英国惠尔斯公司（W.D.& H.O.Wills）出品的。
胡适留学归国以后，又喝起酒来。这显示他能够从容自适地来回于两个不同文化的规约机制。这除了证明文化有惊人的规约个人行为的力量以外，也显示出胡适在处世方面能把握大处、不拘末微的圆通高明的所在。就以喝酒为例，像胡适这样一位知名的思想界领袖，一定是饭局、集会争相邀请的对象。在这种场合里，喝酒一定是不可免的。
石原皋说胡适“平常不喝酒，遇到请客稍喝数杯”，这可能是事实，因为有些人喝酒一定要有酒伴。江冬秀既然不喝酒，胡适在家吃饭的时候显然就没有酒伴了。然而，胡适可以独饮、闷饮。我在《星星 月亮 太阳》里描述了徐志摩在1925年去欧洲的时候，托胡适照顾陆小曼。在该年6月间，陆小曼写了三封英文信给胡适，现在还存在“胡适档案”里。其中，有一封劝胡适别再喝了：热得很，什么事都做不了。只希望你很快地能来看我。别太认真，人生苦短，及时行乐吧。最重要的，我求求你为了你自己，不要再喝了，就答应我这一件事，好吗？你为什么不写信给我呢？我还在等着呢！而且你也还没给我电话。我今天不出去了，也许会接到你的电话。明天再给你写信。
陆小曼写这封信的时候，正是胡适和江冬秀为了他跟曹诚英的恋情弄得关系最为紧张的时候。在这段时间里，胡适不但单独闷饮，甚至跟江冬秀赌气互相牛饮。江冬秀的大姊江润生大概是在该年7月致信胡适：今晚接到二十九日你给我的信，读悉之下，我都知道了。我已经也有一信与我妹妹，内容是说我们思念她，接她南来住些时，并带比方意思，规劝她来说及你们口角事，恐她又与你搀扰。这炎热天气你们俩生气喝上二十碗酒，未免有害于卫生，至于身体关系尤大，大凡夏令天气，人的肺叶是开着的，你喝这许多酒如何受得住。
然而，胡适显然是一个爱喝酒的人。梁实秋回忆说：胡先生酒量不大，但很喜欢喝酒。有一次他的朋友结婚，请他证婚，这是他最喜欢做的事。筵席只预备了两桌，礼毕入席，每桌备酒一壶，不到一巡而壶告罄。胡先生大呼添酒，侍者表示为难。主人连忙解释，说新娘是Temperance League（节酒会）的会员。胡先生从怀里掏出现洋一元交付侍者，他说：“不干新郎新娘的事，这是我们几个朋友今天高兴，要再喝几杯。赶快拿酒来。”主人无可奈何，只好添酒。
梁实秋又说，1931年他在青岛教书的时候，胡适要把他挖角到北大。他在该年6月21日给梁实秋的信上说：“你来了，我陪你喝十碗好酒！”
胡适不但喜欢喝酒，还有喝到烂醉的习惯。大约也就是胡适心情最为低潮的这个时期，丁文江规劝了胡适。胡适显然还写了信跟丁文江致谢，让丁文江高兴得立即回信说：今天早上接到你的信，欢喜得了不得……吾兄真可说是勇于改过的了。不瞒你说，前天晚上看见兄吃得那样大醉，心里很不自在。[你自己的］《朋友篇》的诗里面不说么？ “少年恨污俗，反与污俗偶”，现在我只望兄“从此谢诸友，立身重抖擞”。就是中国前途的幸福了……
胡适在1925年8月底离开北京南下时，曾把明朝人张梦晋的一首诗译成英文。这首诗的情景和内容，以及他自己说这首诗可代表中国的颓废派，等于是他在这期间心情的写照。这首诗是在一个饭局里，汪麓园醉后背诵给他听的：隐隐江城玉漏催，劝君且尽掌中杯。
高楼明月笙歌夜，此是人间第几回？
由于胡适在夜车上不能眠，就按英国诗人菲茨杰拉德（Edward Fitzgerald）译11世纪波斯诗人欧玛（Omar Khayyam）的格律，把这首诗译成英文。欧玛是数学家，也是天文学家。他的诗的特色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胡适把张梦晋的诗译成：“The water lock is moving on unseen，/O friends，let US all drain these bowls of wine！/How often in life can we have nights like this？/When the moon's so full， and singing so fine！”
然而，胡适嗜酒以至于烂醉的习性不改。一直到1930年，丁文江仍然不忘规劝胡适。他在1930年11月中连续写了两封信劝胡适戒酒，让胡适感动地说：“在君来两信，劝我戒酒，良言可感。”当时正是胡适举家要从上海迁回北平的时候。丁文江9日的信里说：我以后看见莎斐。她给我说你临走几天，天天晚上闹胃痛，很替你担心。第二天看见寄梅，说给[和］你在天津同住，似乎没有胃病。我事体近来大忙，就没有立刻写信给你。但是屈指你将要离开上海了。在这两个星期中，送行的一定很多，唯恐怕你又要喝酒。特地写两句给你，劝你不要拼命——一个人的身体不值得为几口黄汤牺牲了的，尤其不值得拿身体来敷衍人。
第二封信是11月12日写的：
前天的信想不久可以收到了。今晚看《宛陵集》，其中有题云《樊推官劝予止酒》，特抄寄给你看看：少年好饮酒，饮酒人少过。今既齿发衰，好饮饮不多。
每饮辄呕泄，安得六腑和？朝醒头不举，屋室如盘涡。
取乐反得病，卫生理则那！予欲以此止，但畏人讥诃。
樊子亦能劝，苦口无所阿。乃知止为是，不止将何如？
劝你不要“畏人讥诃”，毅然止酒。
丁文江劝胡适要能“毅然止酒”。我们不知道江冬秀是否读了这封信，而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好主意。有趣的是，一个月以后就是胡适用中国算法的四十岁生日。一群爱喝酒的朋友知道江冬秀不喜欢胡适喝酒。但是，他们不相信江冬秀会狠心到不让胡适在四十大寿好好地享受美酒。他们想出了一个妙计，先由魏建功作文，再由钱玄同用毛笔在一张优质的高丽纸上写了一篇寿辞《胡适之寿酒米粮库》——当时胡适住米粮库4号。他们在寿辞里写进这几句话：“好比乡下老太婆念佛持斋，逢了喜庆，亲友来给他开了斋，好饱餐肉味一样。”江冬秀料事如神，早就有备而来。钱玄同在日记里说：“胡夫人赠以戒指与适之，刻‘止酒’二字。吃得半中晦时，他受戒了。我过去看看，被胡夫人推为‘证戒人’。”江冬秀真的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我在本传第一部说过，这枚“止酒”的戒指当然没能阻止胡适继续喝酒。然而，每当他不想喝的时候，就可以把它祭出来作为挡箭牌。比如，1931年1月27日他在青岛大学访问。做主人的一群因为郁闷，大喝大醉，胡适于是祭出了“止酒”戒指，居然可以滴口不沾：“到顺兴楼吃饭。青大诸友多感寂寞，无事可消遣，便多喝酒。连日在顺兴楼，他们都喝很多的酒。今午吃酒尤不宜，故醉倒了李锦璋、邓仲纯、陈季超三人，锦璋甚至跪在地上不起来。我的戒酒戒指到了青岛才有大用处，居然可以一点不喝。”
像胡适这样知名的学术、思想界的领袖，自然是饭局连连。光是胡适1920年到1922年之间的日记里提到的北京的餐厅就超过二十家，诸如：便宜坊、杏花春、瑞记、桃李园、庆元春、浣花春、东方饭店、第一春、北京饭店、梁园、南味斋、东兴楼、春华楼、陶园、东华饭店、明湖春、六国饭店、雨花春、南园饭庄、广和居、大陆饭店、济南春、六味斋、扶桑馆、撷英菜馆，以及西火车站。其中，他最常去的是东兴楼、来今雨轩、长美轩。东兴楼是当时有名的“八大楼”之一。来今雨轩和长美轩位于中央公园（今天的中山公园）。北京饭店、六国饭店，则多半是胡适去会见洋人的地方。
在北京上餐馆，即使是上所谓的北京馆子，也不见得是北京菜。就像胡适在家信中告诉他母亲的：“在北京吃北京菜，都是假的，都是山东人造的。”胡适去的这二十几家餐馆做的都是什么菜？我所知有限。可以确定的是，东兴楼、明湖春，都是山东菜，撷英菜馆和“西火车站”都是西餐厅。“西火车站”指的是“京汉路食堂”，即前门西站所设的西餐馆。扶桑馆，顾名思义，是日本餐馆。春华楼则是江浙菜。
梁实秋说：“胡先生交游广，应酬多，几乎天天有人邀饮，家里可以无须开伙。徐志摩风趣地说：‘我最羡慕我们胡大哥的肠胃，天天酬酢，肠胃居然吃得消！’”其实，何止是徐志摩惊羡“胡大哥”的肠胃，英国的谢福芸女爵（LadyDorothea Hosie，1885—1959）也觉得不可思议。谢福芸的父亲苏慧廉（WilliamEdward Soothill，1861—1935），原来是英国卫理公会（Methodist）在华传教士，后来担任牛津大学的中文教授。谢福芸在《一个中国女士及其同代诸人的肖像》（Portrait of A Chinese Lady and Certain of Her Contemporaries）里，有一段描写胡适对付“天天酬酢”的秘诀。更难得的是，谢福芸还让江冬秀在对话中有了一席之地：我在北京见了他[胡适］的妻子，一个慈蔼、主妇型的袖珍女子。她恐怕会觉得她那才华洋溢的先生是需要费神照料的（a handful）。中国社会加诸其杰出人才身上的要求是紧迫盯人的（exigent）。“教授”可以在一个晚上有六个饭局。推辞掉任何一个饭局都是非常不礼貌的，我们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侮辱。
“但你不可能一个晚上吃六个晚餐吧！你可怜的消化系统！”我直率地说。
“当然不可能！”他[胡适］回答，“我用筷子在饭碗里小吃一口，然后，就去下一个饭局。人家邀你去饭局的真正用意是谈话。我会待一会儿、聊一聊。即使如此，这对消化还是不好。我妻子说我有个牛胃。我想她是对的。”
“那不是人过的日子（dreadful）！”她[江冬秀］向我保证：我相信她说的话。“他从这连环的饭局回到家以后，总是累塌了。因为在每个饭局里，他都必须侃侃而谈。回家以后，他又要写文章到凌晨三点。他说那是唯一电话铃不响的时候。”
说到“连环宴”，胡适在1922年9月4日的日记就是一个小写照：“与蔡先生同到撷英菜馆，刘式南（彦）邀吃饭。未及卜席，我们就走了。到东兴楼，陈达材（彦儒）邀吃饭。”谢福芸是带着同情的口吻来描写胡适的连环宴的。可是，那l929年到中国来从事共产国际工作的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就不同了。我在《星星 月亮 太阳（增订版）》里，提到史沫特莱说她跟胡适也有不寻常的关系。她形容胡适性欲极其旺盛，是一个超级风流的男人。她还夸口说自己可以把胡适“搞得家庭破碎”。因为意识形态上的差距，史沫特莱跟胡适的关系很快就恶化了。她在1930年1月31日给胡适的一封信，最精彩也最尖刻的是最后一段，值得再征引一次：我听说你最近往来的都是王公、贵妇和劳什子的一堆社会上的垃圾（lords and baronesses and other riff-raff）。我想这大概是你充当中国的圣人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之一。感谢上帝，我不是圣人。我知道你最近才对女性听众作过演说，想来必定是要提高她们的知识吧！我拜读了讲稿，可以想象那些女士们一定各个引颈高望着你，想你多么的伟大！这一定让你喜滋滋的。可是，我一点都不那么觉得。我告诉你！如果你逼人太甚，有一天我会写文章证明你并不像大家所想象的那样。为了中国，我有一天会这样做。我注意到你们这 个时代的圣人成天吃喝。吃喝会影响体型，体型会影响脑袋；脑满肠肥的圣人对中国一点用处也没有。请注意！喔！宴席不断的圣人请注意！我一点都不觉得你是一个圣人。我在此处用这个字眼是嘲讽的意思。你的圣气一点都感动不了我。我把你留在我这里的上衣穿起来，发现那颈圈是超大号的[嘲讽胡适有大头症，亦即：超级自大］。
我们对胡适的“住”和“食”知道得相当多。可是，有关他的“衣”和“行”，我们就所知有限了。关于衣着，石原皋回忆说胡适欢喜穿中服。其实更正确的说法，应该说胡适的穿着是中西合璧式的。这个“胡适体”的中西合璧穿着，可以用茅盾的印象来说明：“我只觉得这位大教授的服装有点奇特。他穿的是绸长衫、西式裤、黑丝袜、黄皮鞋。当时我确实没有见过这样中西合璧的打扮。我想：这倒象征了胡适之为人。”石原皋说胡适在国内不爱穿西装，中山装更不用谈，出国时才穿西装。衣服的料子都是一般的棉布、丝绸、呢绒、皮毛等。他没有一件珍贵的衣服，例如貂皮一类。胡适为什么喜欢穿中服呢？石原皋说因为舒适方便。穿西装，夏天则觉热，冬天则觉冷，春秋二季则紧绷在身上，起坐行动都不舒服。他这般讲实用，也是习惯吧。他说胡适夏天戴巴拿马草帽，其他季节则戴呢帽。除天热外，他外出时都围一条毛线围领巾，以防感冒。
关于“行”，石原皋说胡适住在钟鼓寺和陟山门时是自备人力车，雇人拉。可惜，他没多告诉我们一点儿。石原皋说胡适在钟鼓寺和陟山门时是“自备人力车”，这句话是关键。我们记得胡适是1920年5月22日搬到钟鼓寺14号去的，搬到陟山门大街6号则是1926年5月下旬到6月初之间的事。在钟鼓寺之前，胡适住在南池子缎库后胡同8号，是1918年3月30日搬进去的。这缎库后胡同，江冬秀的堂弟江泽涵住过。江泽涵是胡适1919年1月底带到北京去升学的。我在上文提到了江泽涵对缎库后胡同8号的描述。他说当时胡适除了雇了一个厨子名叫阎海、一名女工王妈以外，“还雇了一名拉人力车的包车夫”。换句话说，胡适在五四运动前后，就雇了“包车夫”。经济更宽裕了以后，他就“自备人力车”了。
我这个推论，有一个佐证。“胡适档案”里有一篇《我的车和我的车夫》，我认为是胡适以小说体裁，用自己的车夫为例，所刻画出来的北京下层社会的个案。他描写了1920年代初期曾经帮他拉车的“王二”，以及“王二”拉过的人力车。《我的车和我的车夫》写得幽默、俏皮，在挖苦“王二”的同时，也揶揄了自己。他描写“王二”爱装门面，喜欢拉花俏的车子。因此，去租车行挑了一部很好看的车子：“车杆横轴上有珐琅的图案画。”一般人力车的月租费是8元，“王二”挑回来的这辆车足足贵了一块钱。半年以后，胡适听说阔绰的“唐先生”要到美国去，他的人力车出让，只要45元。一辆新车要值120块钱。胡适说自己“虽是一个穷书生，却有点阔脾气”。他推想“唐先生”的车一定很标致，于是就买了下来。哪里知道这车进门的时候是“抬”进来的。原来车坏了，拉不了。胡适还花了二十多块钱，把它“洗澡”，大大地翻修了。
胡适说：“王二是我三年前的车夫。前年我的太太因为他懒，不肯擦车，不肯扫地，叫他走了。后来我又叫他回来。不久，他得了比我家更好的事，就告假走了。现在的车夫，当日就是他的替工。”话说那辆从“唐先生”那儿顶来的二手车“洗过澡”后虽然还不难看，只是“一个月它总要出好几回岔子”。有一天，上午修好，下午又炸了。还有一次，我上朝阳门外义园里去看一个朋友的新坟。回头时，刚离开坟地，车轮上的皮带就炸了。我走了足足十多里路，方才叫着车子”。一直到“前年夏天，我在南方住了一个多月。我的太太代我领到一个半月的欠薪，遂给我定打了一部新车。我回来见了，自然也高兴。然而那位爱装门面的王二仍旧不大高兴——也许是因为新车的车杆头上仍旧没有珐琅的图案画”。
这篇文章，我推测是1923年写的。“前年夏天，我在南方住了一个多月。”应该是指1921年7月中到9月初到上海替商务印书馆做评鉴工作。如果这个推测正确，胡适一开始是在车行租车；“王二”是胡适1920年雇的“包车夫”；半年以后，胡适买了“唐先生”那部旧车；最后，1921年夏天，江冬秀用北大付给胡适一个半月的欠薪买了一辆新的人力车。
胡适拥有自己的人力车夫这个事实，也可以从他的日记里得到佐证。1922年6月25日：“与任光们在广和居吃饭。因唐擘黄今日四点出京，我们先去打球，预备到车站去送他。两点时，文伯路过球场，看见我们的车夫，进来说擘黄在大森里妓家。我们就同去看他。大森里是新辟的堂子，已成立一年，所以我今天也去看看。”换句话说，胡适的车夫他的朋友都认得。
1930年代，胡适在“行”的方面已从人力车升级到汽车。他在1933年底买了一辆汽车。12月29日的日记：“新买汽车（Ford V8 De Lu×e）[福特V型八缸引擎，豪华型］今天到家。计价美金乙千零九十元，合银币三二四五元，其中有乙千八百元是竹垚生君代我转借的，月息六厘。”
必须指出的是，胡适在这则日记里所附的福特汽车的英文资料，《胡适日记》的编者辨识错误。应该是“Ford V8 De Lu×e[豪华型］”，却把它错误地打成“Ford V8 De Luce”。智效民不知这是拼错的字，就望文生义，把它翻成“福特V8狗鱼牌”，因为“luce”可以指长大了的鱼，比如“pike”（梭子鱼，或译狗鱼）。
“胡适档案”里有他买车的收据。这辆福特汽车是由美丰洋行（American Chinese company）代理进口的。1933年2月19日，竹垚生替胡适垫付了100美金的定金。12月29日，胡适付清了990美金的尾款。美丰洋行为胡适所作的订单里，注明胡适买的是豪华级都铎型的轿车（Deluxe Tudor Sedan）。这款车非常拉风，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上YouTube看它那标致的模样。胡适买的这款车豪华级的售价是1090美金，普通级便宜70美金，售价为1020美金。胡适这款车在2010年的价格相当于美金18，000元。
这辆豪华轿车，仿佛就是胡适引颈以待的娇客。因为米粮库4号这座大洋楼进门庭院的左边就有一个汽车间。为了这辆轿车，胡适特别雇了一个司机。
胡适男性唱和圈的空间构造
我在《男性与自我的扮相：胡适的爱情、躯体与隐私观》一文里提出了一个观点：胡适在自叙、自传方面的所作所为，承袭了中国文人“知识男性的自我观”悠久的传统。他在自传的书写和保存方面所下的功夫，等于是他在“知识男性的唱和圈”里的耕耘。在胡适一生中，除了两位女性（陈衡哲和韦莲司）跻身进入他的唱和圈以外，他这个唱和圈，基本上是一个男性的世界。“知识男性的唱和圈”（the site ofmasculine pleasure and e×change）这个名词是崔芙 柏络顿（Trev Broughton）铸造的。她研究的对象是英国的雷司立 史蒂芬爵士（Sir Leslie Stephen）。史蒂芬是《大英名人字典》（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的第一任主编，也是有名的英国文学家维吉尼亚 伍尔芙（Virginia Woolf）的父亲。“知识男性的唱和圈”的观念虽然是我从崔芙 柏络顿那儿挪借过来的，然而，不管是从其精神、实践甚至用词上来说，它都捕捉住了传统中国士人以诗文来唱和的传统。
胡适这个知识男性的唱和圈有其男女有别的空间的面向。其实，连胡适家居生活的空间都是男女有别的。他一辈子都没置产，但他一向住的是相当大的四合院。他1918年租的房子最小，也有十八间；他1948年在共产党进城以前放弃的四合院最大，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东厂胡同的所在地。就像维多利亚以及北美殖民时期的宅邸，让男主人能够在他的城堡里划分出男女、公私有别的空间一样，胡适在四合院的宅邸里，也有他公私有别的空间。他真的是自家城堡里的主人，即使是跟江冬秀讲话，他都习惯称呼他们的家为“我家”。
曾在胡适家里住过的石原皋这样描述他的书房：胡适住在钟鼓寺、陟山门、米粮库[注：胡适1930年代在北京的住处］三处住所的书房。这几处的书房基本上是一样，大小稍有不同。房内有一张很大的写字台，一两个书橱，一张旋椅，几张小椅，四壁空空如也，没有悬挂字画。书桌上自然有文房四宝，有白锡包或大炮台纸烟一听、纸烟灰缸一只、火柴一盒、记事台历一本。此外，满桌都是书籍，看起来很紊乱。桌上的书籍，任何人都不去动它。稍微一移动，他就要费心去找了。佣人只将桌子上面的灰尘拂去。他在书房中看书、写作时，我们都不进去打扰他。江冬秀爱打牌，打牌场所也远离书房，使打牌的声音传不到书房那里。书桌的抽屉，没有上锁。稿件和须要保存的书信，一部分放在抽屉内，另一部分则保存起来。
换句话说，胡适的书房远离妻小、仆佣的喧嚣，据说是他消磨最多时间的地方。书房是胡适看书、沉思、写作、处理来往信件、写日记，以及编辑刊物的所在。就像维多利亚以及北美殖民时期宅邸里的书房，胡适的书房是男性的世界，是他沉思的世界（vita contemplativa）。
对于书房，胡适自有其经营方式。他具有“相机式的记忆力”（photographicmemory）。根据石原皋的回忆：胡适的藏书没有登记，没有编目，也没有钤记。大多数图书在书架上陈列，少数的放置在书橱中，什么书放在什么地方，他都记得清清楚楚，随手可以取到。在北京居住期间，胡适曾先后四次搬家。每次搬家都是事先记下书的位置，然后装入木箱。搬入新居后，再将编号的木箱依次打开，按原样把书放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