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照相机式的记忆力”，胡适译成“视觉的心”。石原皋的回忆正确，胡适晚年对胡颂平说：我现在老了，记忆力差了。我以前在中国公学当校长的时候，人在上海，书在北平，有一位在铁路局工作的族弟代我管理的。我要什么书，写信告诉他这部书放在书房右手第三个书架第四格里，是蓝封面的，叫什么书名。我的族弟就照我信上说的话，立刻拿到寄来给我。我看了的书，还是左边的一页上，还是右边的一页上，我可以记得。这个叫作‘视觉的心’。”
胡颂平以为这“相机式的记忆力”就是“过目成诵”或“过目不忘”。胡适告诉他，两者是不同的。
胡适几乎完全不在家宴客，但他的家在周日是对外开放的。胡适在1934年1月7日的日记里说：今天来客甚少。我五年来，每星期日上午九点到十二点，为公开见客时期，无论什么客都见。冬秀戏称为“胡适之做礼拜”！有时候一个早晨见二三十个客。今天只有三位。
“胡适之做礼拜”这个善制，胡适在日记里说已有五年的历史了。然而，我们可以说他其实已经行之有年。从现存的1919年、1920年的《日程与日记》来看，他那时还没“做礼拜”。最初，他的“礼拜”可能是在星期六。比如，1921年5月21日星期六的日记说：“今天上午来客最多，几乎没有坐处。”从语气来判断，这俨然成为制度了。该年9月，胡适从上海返京以后，由于星期六有课，他会客的时间就改成礼拜天了，成为名副其实的“做礼拜”了。9月18日的日记说：“来客甚多，甚可厌。”此后每周日的日记，就多有来客的记载。就举几则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日记为例。9月25日：“有许多客来。”10月2日：“早起，忽有所感，作一诗，未成而客来。”1922年2月12日：“今日本想做文章，不料客来不绝，竟未作一个字。”5月14日：“上午，会客至十二点半。”6月11日：“上午，来客不绝。”8月27日：“上午没有人来，是星期日很少有的事。”10月1日：“吴又陵、潘力山来谈。五六个学生来谈……女学生蒋圭贞来。”10月22日：“许多客来。”11月5日：“会客。”不管有意还是无意，“胡适之做礼拜”于焉成形。
胡适周日的访客偶尔会有女性，蒋圭贞就是一例，《星星 月亮 太阳》里提到的徐芳，又是一例。蒋圭贞后来成为江冬秀堂弟、数学家江泽涵的妻子。然而，这些是例外。胡适的客厅跟他的书房一样，基本是他男性世界的延伸。
如果连家居生活的空间都是男女有别的，那么，胡适在家庭以外的生活，从学校到他进出的公共场所都是男性的世界，也就不足为奇了。由于中国并没有类似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所描述的那种绅士会所或咖啡馆的公共领域，北京的高级餐馆、公园就等于是胡适所处时代的公共领域了。
胡适饭局的成员都是男性，少数特例多半是以太太的身份参加，而且也多半是受过西式教育的女性。任鸿隽的太太陈衡哲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当胡适及其朋友——不管是做东还是做客——与外国朋友夫妇聚餐时，他们大都不携伴。胡适则都是单独出席的。
例外当然不是没有，但稀奇到胡适会在日记里注明。例如，1920年2月6日：“与冬秀至杜威先生家吃饭。”4月23日胡适请新婚的郑铁如夫妇晚餐。9月14日：“邀一涵、叔永、莎菲在公园吃饭。”1921年6月26日，杜威夫妇在即将离开中国以前，宴请了胡适夫妇：“夜间，杜威先生一家在北京饭店的屋顶花园请我们夫妇吃饭。同座的有陶[孟和］、蒋[梦麟］、丁[文江］诸位。”6月28日；“与孟和到公园吃饭，陶夫人和他的妹子沈女士也来了。”7月5日，再过六天杜威一家就要回美国了，胡适带江冬秀跟胡祖望去辞行：“看杜威先生，与冬秀、祖儿同在他家吃中饭。”
在胡适经常出入的男性公共领域里，最有意味的莫过于公园了。在1920年到1922年的日记里，他上公园的次数简直到了不胜枚举的地步。逯耀东的《胡适逛公园》作了一个非常完整的梳理。我在此处要从男性唱和圈的空间结构，来重新诠释胡适上公园的意义。
公园的基本概念固然是东西皆有的，而且都有古老的历史。以中国来说，园林的文化可以追溯到汉朝。只是，园林文化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园林在历史上有“退隐”的象征，是与“出仕”相对的概念。东晋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就是古典的写照：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到了明代晚期，园林文化已成为富商与士绅阶级炫耀式的消费文化。私家园林是绅商展示身份、财富与品味的体现，是园主与地方士绅社交，共享他那绝妙、精致的花园以及盛宴、美酒与戏台的所在。值得注意的是，明代晚期以来的园林文化，根本就是男性酬唱的园地。与此同时，《牡丹亭》与《西厢记》里歌颂的“后花园”，就是女性的世界了。
现代的公园则不然，它是都会里的公共场所，是市民在喧嚣的都会生活中，得以在花草树木、庭园水榭徘徊休憩的所在。现代型的公园是舶来品。“公园”一词是经由日本汉译传人中国的。中国第一个公园是上海在1868年对洋人开放的外滩公园，后称为黄浦公园。这个外滩公园，就是那悬有所谓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英文告示的公园。罗伯 毕克司（Robert Bickers）与华志坚（Jeff Wasserstrom）已经证明，中国人与狗不准入园的规定是帝国主义创伤下的产物，属于一种现代“天方夜谭”（urban legend）。中国人不准入园与狗不准入园其实是列在不同的条文里，详情请见第八章的分析。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不准入园，可是带洋人小孩的阿妈可以入园。这是帝国主义下租界的别有意味的一个奇观。总之，上海的外滩公园直到1928年才开放给有能力买门票的中国人。
在20世纪初期，公园很快就变成中国改革人士心目中的现代化的标志。一个现代都市没有公园，就成了落后的耻辱的象征。于是公园开始在中国沿海的都会出现。公园在近代中国扮演着多重的角色。它除了提供市民游乐休憩的场所以外，还兼有体育、教育、商业、文化、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功能。除了作为举办大型的政治、体育以及各式各类的“启蒙”活动的场所以外，公园里大都设有大小不等的陈列所、图书馆、照相馆、餐馆、茶座、游乐场，甚至小型的动物园等。
北京第一个名副其实的公园是“中央公园”，后来改称“中山公园”，是利用原来的“社稷坛”，于1914年10月10日开放。北京第二个开放的公园是“城南公园”。“城南公园”在先农坛，1915年以“市民公园”为名开放，1917年定名为“城南公园”。第三个公园是“天坛公园”，于1918年1月1日开放。“北海”成为公园的历史颇为曲折，有所谓“五次提议，十年始成”的说法。“北海公园”直到1925年8月1日才开放。位在“地坛”的“京兆公园”在1925年8月2日开放。那有“最后的皇家园林”之称的“颐和园”虽然早在1913年4月就有“凭照参观”，开放给达官显要、特权阶级的做法，而且从1914年5月开始出售门票供人参观，实际上以国家公园的名义开园，是1928年国民政府接收以后的事。
胡适日记里关于他去公园的记载不胜枚举。然而，大都只说他去公园，并没说明去哪一个公园。这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央公园不但离胡适家比较近，而且顾名思义，那是北京的第一公园。也就是说，仿佛是不让纽约的“中央公园”（Central Park）专美于前，北京也有其“中央公园”。中央公园，文人雅士好称为“稷园”，是从社稷坛转来的。
胡适在1920年到1922年间的日记里只提过一次他去“城南公园”，1922年9月3日：邓芝园来谈，……谈教育经费事，说明天可发一个月，政府还可派人去慰问教职员（为交通部事）。他要我同去找蔡先生。蔡先生带了儿女到先农坛玩去了，我们借教育部的汽车，追踪到先农坛，寻着了蔡先生，谈了许久。我与芝园又去游览一周。我久已不到此地了（病后曾同一涵、梦麟来过一次），又到城南公园一游。此地自重开以来，我还不曾来过。可见先农坛胡适此前只去过两次。城南公园则是他的第一次。
此外，胡适在这一段期间的日记里提起北海两次。1921年6月27日：“看昨晚到的Mr.& Mrs.H.M.Murphy[注：茂菲，即第一章提到的美国茂旦建筑公司老板，燕京大学校园的建筑师］。吃了一会茶。他们邀我同去玩北海。这是我第一次玩北海。”1922年9月19日：“下午，与冬秀、祖儿去游北海。”然而，当时北海还没正式开放成为公园。
胡适去的中央公园是什么样子的呢？中央公园的核心是原来的社稷坛，就在紫禁城的西南隅。由于社稷坛的门朝东，都在端门之内。而当时的天安门内仍然禁止交通。于是就在天安门外西侧的皇城城墙紧邻长安街之处开辟了南门，作为园门。中央公园在1914年10月10日开放当天，根据公园二十五周年纪念刊的记载：“五色旗交叉于门，黑衣警卫满布于内，各要路竖立消防队布棚。男女游园者数以万计。”
中山公园的门票小洋1角，亦即10个铜钱，折合银圆为0.074元。一次性购买三十张，售价2元，个人四个月游览证6元，一年期的游览证则为12元。这对胡适月薪280银圆的人来说，固然便宜。对一般小康阶级而言，也不是太大的负担。门票在1927年提高为20个铜钱，折合银圆为O.53元。然而，中山公园的游人显然持续上升。我手头没有中央公园早期的游园人数统计。根据1933年的统计，该年度中山公园售出的游览券总计达429，143张。其分月统计如下：表2.1中央公园1933年度游览券出售分月统计表（单位：张）
4月、5月的游客暴增，因为那是赏花的季节。中山公园的芍药与牡丹有名。
开园之初，中山公园其实没什么看头，只有五色土坛和拜殿。因此，除了周六、周日以及特令开放的时间以外，平日并不开放。公园的建设，实际上是开园以后逐年进行的。1914年，从热河行宫运来了44匹鹿，建棚放养在园内。到了第二年，中央公园方才略具现代公园的规模。总计盖了“唐花坞”（一个赏花的温室）、照相馆、格言亭，以及“春明楼”、“长美轩”、“来今雨轩”等茶座与餐馆和“行健会”体育场。1916年，挖河堆山，建成了“水榭”、展览所以及图书阅览室。在往后的几年，中央公园又增加了“柏斯馨”茶馆。根据谢兴尧的回忆：中山公园的茶座，虽共有五六处之多，但最热闹为人所注意的，则是园中间大路两旁的三家——春明馆、长美轩、柏斯馨……这三家虽都是茶铺，它们的特点和性质，则彼此大大不同，……简单的说：“春明馆”是比较旧式的，“长美轩”是新旧参半的，“柏斯馨”则纯粹摩登化的。所以有人说：这三个茶馆，是代表三个时代，即上古（春明馆）、中古（长美轩）、现代（柏斯馨）……这三家中，“春明馆”与“柏斯馨”，在地理上和性质上，确乎是两极端，“长美轩”位于中间，可谓是中和派，它的雇主多半是中年人或知识阶级……
这是1936年中山公园的写照。在胡适常去的1920年到1922年之间，“春明馆”显然叫作“春明楼”，而“柏斯馨”则还没开张呢！最有趣的是回忆的历史性，它所捕捉的是当下的回忆——不管正确与否、选择性如何——把它移前或移后，就容易造成时代的谬误。比如，谢兴尧说他在公园茶座里看到的人物，多到他常想作一篇《中山公园茶座人物志》的地步。他说：“不过这个公园里很少见胡适之、周启明两位的踪迹。而北海公园间或可以看见他们。这当然是北海的景物比较自然而伟大的缘故。”
1930年代在中山公园“很少见到胡适的踪迹”，这从胡适日记里似乎可以得到佐证。然而，日记没记，并不表示他没去。胡适1921年到1922年之间记日记之勤与其详尽的程度，是他一生所记日记之最。与之相比，他在1930年代的日记就简略得多了。我们知道胡适在1930年11月底从上海搬回北京去住以后，还去了几次中央公园。比如，他在1931年3月19日的日记里说：“与冬秀到中央公园走了一转，同吃饭。她有三年多不到此地了。”
至于胡适是否在搬回北平以后改去了北海公园呢？因为日记没记载，我们就不得而知了。谢兴尧说“北海的景物比较自然而伟大”，胡适也许会完全同意。1930年10月，他从上海去北平开“协和医院”的会，并趁机为搬回北平觅房。10月7日，他看了米粮库4号的房子，非常喜欢，说“颇愿居此”。当晚，他跟任鸿隽、陈衡哲去北海晚餐并赏月：到北海仿膳等叔永、莎菲。看月亮起来，清光逼人，南方只有西湖偶有此种气象……饭后在湖边赏月。久坐后，我们三人缓步出北海前门，登琼岛上的白塔，天无纤云，使人神往。
胡适这次是坐船上来的北平，所以他回上海，还是到天津坐船。10月25日，他在日记上说：“与叔永、莎菲去公园吃午饭。饭后四时前上车，四时二十分开车。”此处的公园，当然又是中央公园了。这是因为出了公园，往南奔，就是前门火车站了。有趣的是，中央公园在1928年为了纪念孙中山而改称“中山公园”。可是，胡适搬回到北平以后，在1931年的日记里仍然称作“中央公园”。
胡适到中央公园，进了在长安街的南门以后，经过东西分开的曲折的长廊，往西走就到了“水榭”。“水榭”与赏花的温室“唐花坞”隔水对望，再往下就是西南角的假山了。“水榭”，胡适在日记里提过两次。第一次是1921年9月15日：“作《[章实斋］年谱》，至夜八时。见月色撩人，就独自去游公园。进园后，遇一涵、慰慈、文伯、淮钟，同到水榭后石角上，喝茶高谈。”第二次是同年10月24日：“四时，到水榭，赴中国公学同学会。”
在中央公园喝茶，当然不只是在“水榭”。值得注意的是，胡适除了两次提起“水榭”以外，都只说他去公园喝茶，而没指名是哪里。胡适去中央公园喝茶跟一般人不同。他不是去休闲的，也不是去品茶的，而是去会友、谈事、唱和的。他在1922年9月2日的日记里说得很清楚：“‘打茶围’——坐在妓女房里，磕瓜子、吸香烟、谈极不相干的天——于我的性情最不相近。在公园里闲坐喝茶，于我也不相宜。”
不管地点是不是“水榭”，他都不是去闲聊、喝茶的。1920年8月30日：“梁任公兄弟约，公园，议Russell[罗素］事。[午］饭后与梦麟、伯强在公园吃茶，谈甚久。”1921年6月29日：“到生平园洗浴……三时许，到公园。杜威先生夫妇今日邀了一班朋友吃茶，我替他们订座，故到那里帮他们一点忙。”1922年4月30日：“下午，与知行到公园吃茶。”1922年8月29日：“邀钢先生和雷兴（F.Lessing）先生到公园吃茶。”
谢兴尧在回忆里所说的“长美轩”，胡适倒是提过好几次，但都是去吃饭的。比如说，1920年5月13日：“长美轩，请虞裳。”同年6月7日：“长美轩，请孙洪芬。” 1921年7月13日：“今天下午七时，在长美轩吃饭，梦麟也来。”1922年6月30日：“Miss Catherine S.Dreier[杜莱尔小姐］（即前记的美国画家）工于美术的照相。她要替我照相。我约她今天上午在公园照相，即在长美轩吃饭。”胡适到中央公园吃饭的次数，要远比他去那儿喝茶的次数多。他有时候是自己去吃，但大多数时候是跟朋友去的。一般说来，他都没指名去的餐厅是哪一家。“长美轩”是茶座，也是餐馆。中央公园还有一家更有名的“来今雨轩”。
“来今雨轩”在公园入口过了东长廊以后，是中央公园最好的一家茶座和餐馆。它的大厅南北有窗，四周有廊，廊前有铁罩棚。夏天铁罩棚前搭有芦席天棚。旁边都是枝丫老态的百年古槐树。当时许多重要的餐宴都是在“来今雨轩”举行的。比如，1919年10月20日是杜威六十岁生日。北大与教育部、尚志学会、新学会当晚七时在来今雨轩举行餐会帮杜威祝寿。
在杜威回美国之前，北京的五大团体——北大、男高师、女高师、尚志学会、新学会——在6月30日为他们一家人举行的饯行餐会也是在来今雨轩举行的。其间还发生了一场闹剧：“今天哥伦比亚大学同学会在来今雨轩给杜威先生一家饯行，竟闹出争主席的笑话来！天下总有这种在针孔里打筋斗的人，真是可笑！”
北京的外国人在1919年组成“文友会”，他们固定的集会演讲地点也是来今雨轩。1921年5月27日：“七点，文友会在来今雨轩开会，到者二十七人，钢男爵（Baron A.von Stael-Holstein）演说‘佛陀传说中的历史的部分’（What is Historical in the Buddha Legend）。钢先生是俄国第一流学者，专治印度史与佛教史。”1922年6月28日：“七时，到公园，赴文友会。”同年11月17日：“晚上文友会在中央公园开本年第二次会，我演说《中国小说发达史》。”
胡适到公园去的另一个主要目的是打球。在1920年到1922年之间的日记里，记他去公园打球的次数可能是最多的，多于会友与酬酢。胡适一般是去“行健会”打球。进入园门走过那向西的曲折长廊是去“水榭”、“长美轩”的方向。走那向东的曲折长廊就可以去“行健会”跟“来今雨轩”了。“行健会”是北京第一个“公共讲习体育之地”，“凡是交纳会费，被接纳为会员者，可持证参加打球、下棋、投壶、射箭等体育活动”。“行健会”在1915年开放以后，人会者就立时有百余人。会员大多是“社会间中、上层人士，如银行、银号、铁路、邮政以及政府等方面人员”。“行健会”不但是体育的场所，甚至可以作为集会的地点。比如说，胡适1919年11月24日的日记：“[去］行健会为科学社事，到者十人。”
当然，从胡适日记的记载，我们知道当时北京打球的地方不只“行健会”一处。比如，1921年5月23日：“夜与原放、一涵出城到第一楼打球。”同年7月12日：“与一涵同去洗浴，浴后同至大欲社打球。”然而，毫无疑问，胡适最常去打球的地方就是中央公园里的“行健会”。最有代表性的日记，如：1920年9月14日：“五点：我邀一涵、叔永、莎菲在公园吃饭。六点：饭后恐家中女客未散，故去打了一盘球，略觉倦。归后半夜果醒来，觉脚背有风气，当是劳动之故。”
1921年5月16日：“颜任光先生来，我们同去公园。谈了一会，天下雨了。我们到行健会躲雨，遇着杨景苏先生。景苏与我打球，打到七点半。与颜、杨同去吃饭。饭后，景苏又与我打球，十时半归。”
1921年6月2日：“下午，伤风较好，与一涵到公园走走。遇着文伯、慰慈、铁如，遂同吃饭。饭后打球一盘。”
1921年6月24日：“下午，与二哥到公园，遇着景苏、梁和钧，同吃饭。饭后与景苏、和钧、王兼善同打球。”
1921年6月28日：“与孟和到公园吃饭，陶夫人和他的妹子沈女士也来了。饭后大雨，我们同到行健会打球避雨。到夜深才归去。”
1921年11月12日：“玩公园。晚赴梦旦邀吃饭。饭后与一涵再到公园打球。”
1922年6月7日：“七时，到银行公会，赴哥伦比亚大学同学欢迎顾少川的会餐。十时，与文伯游公园，打球一点钟。”
有趣的是，胡适在日记里记他打球的次数不胜枚举。然而，他打的到底是什么球？他却只有一次点出：1922年2月7日，“晚间严敬斋（庄）约我吃晚饭，饭后与文伯打台球两盘，居然胜了他。”原来胡适打的是“台球”，又称“撞球”。
胡适在1920年到1922年间出入中央公园如此频繁，其所反映的意义何在呢？从它1933年售出43万张游览证的数目来看，中央公园毫无疑问已是一个大众的公园。然而，作为一个大众的公园，并不必然是一个在性别开放方面没有禁忌与制约的公园。比如，北京的“万牲园”（动物园）在1907年开放的时候，还顾虑到男女大防的问题。因此，一、三、五、日对男性开放，二、四、六对女性开放。同一时期在天津开放的植物园、保定的莲花池公园，也有男女错开的入园规定。当然，等中央公园在1914年开放的时候，已经没有这种规定了。只是，西风、西法、西制可以快速引进，民风、民俗的改变不可能是同步的。一直到1921年，罗素发现男女大防的问题仍然困扰着年轻人。他在该年2月的一封信里说：我在这儿的学生很可爱、有趣。我们在四合院里开了几次派对：放鞭炮、唱歌、跳舞、玩瞎子捉迷藏——男女学生一起玩。在一般中国人的生活里，女性是不能跟男性在一起的，除非她是亲戚。但我们就是不甩它，所以赢得了青年人的感激。
罗素可以提供他的四合院，让中国的男女学生有一个社交的场合。然而，公园是在众目睽睽下的公共场所。我们可以想象，胡适在1920年代初期到中央公园去的时候，男女大防的禁忌与矜持仍然制约着这个公共的休憩空间。在现存的书信里，胡适第一次提到他上中央公园是在1918年6月20日的家信。那时，江冬秀到北京跟他团圆了。他对母亲说：“昨日有一位朋友蒋梦麟先生从上海来，我约他在中央公园吃晚饭。”三个礼拜以后，他提起他跟江冬秀到中央公园去。在7月13日的家信里，他说：“昨天晚上，我与冬秀同走中央公园，遇见了两家朋友的家眷。同坐了一会，又向公园里走了一遍，到了十点钟，方才回家。”
我们可以从这件小事来见微知著。显然，当时携眷游公园已是常见的事。胡适带江冬秀到中央公园去，就碰到了两家。中央公园开园时就发售的游览证里，有一种是“家族用游览证”，一年的费用是大洋24元，每次以十人为限。不管有多少人购买“家族用游览证”，其存在的事实说明了公园已成为家庭休憩的所在。然而，如果把胡适及其朋友携眷逛公园，以及公园发售“家族用游览证”这个事实作反向的思考来看，我们也可以说女性逛公园仍然是有限制的。不像胡适或其他男性，可以单独进出公园，而不怕招来惊异、猜疑、责难的眼光。相对的，我们很难想象当时的女性可以单独进出公园。她们要么作为“家眷”，要么成群结队去游园。
胡适会带新婚——或者说新婚后分离了半年——的妻子去逛公园，这是很自然的事。只是，这是蜜月期间的胡适。即使不是那一百零一次，虽不中亦不远矣。更何况江冬秀一到北京就怀孕了，十个月后，胡祖望出生了。1920年以后，胡适的日记里就不再有同江冬秀去公园的记录了。换句话说，公园从一开始就不是胡适带“家眷”去休憩的场所，而是他男性唱和圈的所在。
不但如此，公园从一开始就是胡适私密男性空间的所在，是他独酌、独行、独乐、独咏、沉思的世界（vita contemplativa）。胡适在这几年的日记里不胜枚举的公园记录，不知有多少次，都是他单独去而巧遇友朋的。最明显的例子，例如：1921年9月15日：“作《[章实斋］年谱》，至夜八时。见月色撩人，就独自去游公园。进园后，遇一涵、慰慈、文伯、淮钟，同到水榭后石角上，喝茶高谈。”
1921年9月18日：“洗浴。自浴堂打电话到蔡孑民先生家中……独自到公园吃饭。回家后作《实斋年谱》。”
1922年7月11日：“大热。晚间灯下不能做事，到公园玩了两三点钟。”胡适喜欢上公园，几乎到了成瘾的地步。几天不去，仿佛就浑身不是滋味。1921年4月29日：“下午，与章洛声到公园走走。我有七日不到公园了。遇着新闻界中人陈匪石、王小隐等。”同年5月2日，胡适中午才从天津回到北京：“下午游公园。遇铁如（郑寿仁）、文伯（王徵）、慰慈（张祖训）、梦麟诸位……我自公园回来，已九点半了。”1922年8月10日：“饭后与马寅初同到公园，我自七月十四日游公园，至今四星期了。”言之不胜唏嘘。原来他先是去协和医院割直肠脓肿，然后到天津的南开教了一个礼拜的课，回来以后，又受到痔疮的折磨。
无论如何，胡适到公园去，除了享受属于他的内心的世界以外，也是去会友、办事、酬酢与打球。也就是说，胡适是去他男性的公共领域会友、办事与酬酢。试问，还有什么团体能比“行健会”这种体育俱乐部更能体现出男性社交圈（homosociality）的典型性？从这个角度来说，公园是胡适的男性唱和圈的延伸。说它是传统男性酬唱的园林文化借着现代公园而接枝还魂，固无不可。然而，更贴切的说法是：作为现代西方输入的新空间概念，公园为胡适提供了更宽广的男性唱和圈。
教学相长
在讨论分析胡适在北大的教学以前，我先要改正《璞玉成璧》的第八章里的一个错误。我在《璞玉成璧》里将信将疑地列下了胡适第一年在北大所开的课程。当时，我举出了三个版本：曹伯言的、欧阳哲生的、胡适自己的。曹伯言跟欧阳哲生都是根据《北京大学日刊》的记载胪列出来的，只是第一学期的课程名目稍有些许出入而已。胡适自己的说法，则在1917年11月21日写给韦莲司的信里。
先说曹伯言跟欧阳哲生的版本。根据曹伯言本，胡适在1917学年度第一学期的课程如下：“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英国文学”、“英译亚洲文学名著”；第二学期的课则为：“中国哲学史”、“西洋哲学史”、“英诗”、“英译欧洲文学名著”。根据欧阳哲生本，胡适在1917学年度第一学期所开的课是：“英国文学”、“英译亚洲文学”、“欧洲文学史”、“中国名学钩沉”；第二学期的课则是：“中国哲学史大纲”、“西洋哲学史大纲”、“英诗”、“英译欧洲文学名著”。
我当初看曹伯言跟欧阳哲生胪列出来的课程的时候，就觉得其中一门课的名称可能有误。“英译亚洲文学名著”不太可能是20世纪初年所开的一门课程。那应该是“英译欧洲文学名著”才对。理由很简单：首先，胡适不可能会开亚洲文学的课程，他没有那方面的素养。其次，20世纪初年不可能会有适合“英译亚洲文学名著”教学的书籍。等我好好地看了《北京大学日刊》，比对过北大英语系的课程以后，方才领悟到那根本就是手民误植！换句话说，所谓的“英译亚洲文学名著”，应该是“英译欧洲文学名著”。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看到1917年12月底公布的《文科大学现行科目修正案》以后，我的怀疑得到了证明。
欧阳哲生说胡适第一学期在北大开了“中国名学钩沉”一课。其实，就像本部第一章里所说明的，那是他在北大研究所哲学门里所开的一门课。这个设有文、理、法三科的研究所，是一个没有公开招考的程序、没有学程、没有年限、没有毕业的规定、不授予学位、不曾制度化的教育尝试。它的失败当然不足为奇。胡适在北大研究所成立的时候，是教授群里的超级巨星。他一个人身兼文科三个研究所的专题课程。哲学门两个专题：“欧美最近哲学之趋势”与“中国名学钩沉”；英文门：高级修辞学；国文门：小说（与刘半农、周作人合开）。当时在哲学门三年级就读的冯友兰，就跟胡适选习了“欧美最近哲学之趋势”以及“中国名学钩沉”。
至于胡适1917年11月21日写给韦莲司的信，我就完全找不到任何证据来佐证了。胡适在这封信里，说他在北大开的课是：“中国哲学”、“英译欧洲文学名著”、“英诗”、“中国历史研究法”。他还说自己正在筹组北大的历史研究所，成立以后，他将担任历史所的主任。胡适说他开“中国历史研究法”的课程，应该是不会乱说的。北大1917年修订的课程表里也确实有这门课。
更有意味的则是一个新的发现。比较系统地翻阅了《北京大学日刊》以后，我领悟到一个我从来没听人谈起过的北大学制的问题。也就是说，胡适初到北大，北大的一学年有三学期。第一学期，从9月到l2月；第二学期，从正月到3月；第二学期与第三学期之间有几天的春假；春假过完以后，第三学期开始，从4月至6月。这个学制很像许多美国大学所采用的“学季”（quarter）制度，就是一年有三个学期，加上暑期班。唯一的差别是北大没有暑期班，一年只有三个学期。北大当时的制度也很像日本的学制。主要不同的地方在于，日本的学制，4月至6月是第一个学期。由于第一个学期的时间比其他两个学期长，学费因此也比较高。比如说，1918学年度第一学期本科的学费是12元，另两个学期则各为9元。换句话说，当时北大本科一年的学费是30元，分三期缴付。
当时北大一年有三个学期的制度，可以从胡适的一则日记得到佐证。1921学年度的第三学期由于教授索薪不成而罢课掉了。胡适在6月28日的日记里提出了一个善后的办法来补课：一、暑假中筹办招考事。
二、提早开学，约在八月中旬到下旬。
三、自开学至十一月底，为第三学期，补完上学年。
四、自十二月一日到二月底为第一学期；三月一日到五月底为第二学期；六月一个月加上暑假学校为第三学期，赶完下学年。
五、开学后，不放假期。
六、如此，则下学年度的课程、书籍、教员等事，尚可从容筹备，而上学年的功课也不致敷衍过去。
敬业的精神促使胡适提出这个善后的办法。结果，当他在上海帮商务做评鉴工作的时候，北大议决用一个月的时间，亦即9月10日到10月10日补一学期的课。从胡适这则日记，以及北大硬是用一个月的时间来补前一学年第三学期的课的事实，我们可以知道北大当时是采行一学年三学期的制度。我推测北大改成一学年两学期的制度是国民党定都南京以后规定的新学制。
幸运的是，在本部付梓的前夕，我到了台北，有图书馆利用之便，居然让我找到了这个从一年三学期制转折成为两学期制的轨迹的证据。根据1912年9月3日教育部所颁布的《学校学年学期及休业日期规程令》：“第二条：一学年分为三学期。元月一日起至三月三十一日为一学期。四月一日起至七月三十一日为一学期。八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为一学期。”把一年三学期制改为一年两学期制的法令，则是国民政府教育部在1929年6月21日所公布的《学校学年学期休假日期规程》：“第二条：一学年分为二学期，以八月一日至一月三十一日为第一学期，以二月一日至七月三十一日为第二学期。”
我根据《北京大学日刊》的记载、胡适的日记，并参照北大《哲学系课程一览》，整理出胡适1917到1925学年度在北大所开的课程。为了达到一目了然的效果，我特别制作了表2.2。这个表格当然是不完备的，特别是1921学年度的第二、三学期，以及1924学年度第二学期。与前几年日记会记下课程名称不同，胡适在1922年的日记，常常只记“上课”，而没有说明上什么课。只有上“中国哲学史”以及“近世中国哲学”的时候，因为那是他的兴趣所在，而在“上课”之后，加几句话说上课的内容。希望将来的研究者能够在这个基础上整理出胡适在这几年之间所开的所有课程。
表2.2 1917—1925学年度胡适在北大所开课程续表
a 因为教授罢教，该学期在1921年9月8日至10月10日补课。
b 是英语系“英文作文”名目下的课。
c 帮钢和泰（Ale×ander von Stael-Holstein）男爵在课堂上作翻译。
d 北大教授有教五年休假一年的制度。蔡元培原来不准胡适休假一年。然而，胡适病得严重。最后还是准他从1922年12月17日起休假一年。
e 徐志摩请假，胡适代他上的课。该学期的两门课，是北大应教学需要，商请养病中的胡适特授的。
表2.2为我们提供了许多非常有意义的线索，让我们得以重建胡适在北大授课的诸多面向。胡适在北大所开的课程，第一年是哲学与文学各半。这是一个值得玩味的事实。英国文学是胡适在康奈尔大学的主修之一，不过那毕竟是大学部的课程。毫无疑问，以胡适在美国大学所学，以及课外的自习，包括他用英文所从事的创作，他是绝对有资格来教中国大学生的英文的。然而，所谓“术业有专攻”，文学毕竟不是胡适的专业。有趣的是，直到1925年离开北大为止，胡适一直是北大的英语系主任。相反，以哲学为专业的他，在那一段时间里却未曾当过哲学系的主任。1918年2月，哲学部教授会成立。系里的六位教授开会投票，除了陶孟和得两票以外，其余包括胡适在内的教授都各只得一票。陶孟和于是当选为主任。1921年9月系主任选举，陶孟和、胡适、蒋梦麟各得一票，校长加陶孟和一票，于是陶孟和又当选为系主任。到了1924年系主任改选的时候，陈大齐得了七票，当选为系主任。而胡适居然还是只得一票。
其实，即使在英语系，除了胡适所扮演的角色逐年改变以外，开的课程也随着他兴趣的转变而有所改变。“英译欧洲文学名著”只教了一年，也就是他在北大的第一年。“英文演说”，他至少跟杨荫庆在1921学年度的第一学期合开过一次。“英诗”，胡适教了三年：1917、1919、1920学年度。根据北大1921学年度的《英文学系课程一览》，胡适在“英诗”班上所用的书有两本：“用Manly’S English Poetry，略述四百年诗之沿革。于近二十年之新诗运动，则用Monroe and Henderson之New Poetry。”
胡适所说的“Manly’s English Poetry”，是美国芝加哥大学英文系主任John Matthews Manly（门立）编的。书名就是English Poetry（1170-1892）[《英诗（1170—1892）》］，是1907年出版的。全书不包括索引，就有563页之厚。“Monroe andHenderson之New Poetry”是Harriet Monroe（哈莉特-孟录）和Alice Henderson（爱丽丝-安德森）合编的The New Poetry：An Anthology（《新诗选集》），是1917年出版的。
然而，我们不能假定胡适每次教“英诗”都是这种历史性的鸟瞰。北大1924学年度的《英文学系课程指导书》里载有胡适名下的“诗（二）”一课。根据其简介，该课程：“读19世纪大家专集。第三、四年生选修。”换句话说，胡适这几年所教的“英诗”，可能在其涵括的时代以及教授的内容并不是每次都相同的。
此外，胡适在1918学年度教了一整年的“戏剧”。我们不知道胡适当年教的是什么戏，用的是什么参考书。根据北大1920学年度的《英文学系学生指导书》，胡适所教的“英文学（三）戏剧”的课程简介如下：“此科可名为‘英国戏剧史料一斑’。学者于前二年已略知近代戏剧之大概。故此科注重Elizabethan（伊利莎白，16世纪下半叶）及Restoration（复辟，17世纪下半叶）两个时代之戏剧。用书为：Shakespeare（莎士比亚）：Hamlet（哈姆雷特），Othello（奥塞罗），King Lear（里尔王）；Minor Elizabethan Drama，V01.1（伊利莎白时期次要戏剧，第一册）；A Book of Restoration Plays（复辟时期戏剧）。”胡适在这个课程简介里提到的最后两本书可能都是英国“人人丛书”（Everyman’s Library）出版的。
胡适教“戏剧”只在1918年教了一年，“英诗”教到了1920年。虽然1924年英语系的课程表上还印有胡适教授“英诗”的课，但因为他1925年秋天以后就请假、出国，然后留居上海，他在北大的经历到此告一段落。从专业化的意义来说，胡适在英语系玩票的生涯结束，也意味着北大英语系在专业化方面更上了一层楼。到了1924学年度，“小说（一）”的教授是陈源，“小说（二）”是柯劳文（Grover Clark），“戏剧（一）”是郁达夫，“戏剧（二）”是陈源，“诗（一）”是柴思义（Lewis Chase）。此外还有柯劳文夫人、老牌的毕善功（Louis Bevan）、胡适的好友徐志摩，以及英语系的“新血”温源宁和林语堂。
更重要的是，胡适的兴趣也早已转变了。他在1922年秋天教“英文作文”的课。“胡适档案”里有一份手写的“英文学系”的课程表，其中，“作文（三）”是胡适教的，其课程简介曰：“第三年生必修。第四年生可选。此科意在使学生试作文学的文字。先从翻译中国文学小品人手，间及韵文，以次渐作自己创作的文字。”这个学习英文的门径，简直就是胡适留美时期习作英诗的“夫子自道”。
更有意味的，是胡适在1922年秋天所开的另外两门课：“短篇小说”和“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这两门课完全体现了胡适的文学理念。先说短篇小说，胡适在《短篇小说》一文里说：最近世界文学的趋势，都是由长趋短，由繁多趋简要……小说一方面，自19世纪中段以来，最通行的是“短篇小说”。……所以我们简直可以说， “写情短诗”，“独幕戏”，“短篇小说”三项，代表世界文学最近的趋向。这种趋向的原因，不止一种：一、世界的生活竞争一天忙似一天，时间越宝贵了，文学也不能不讲究“经济”。若不经济，只配给那些吃了饭没事做的老爷太太们看，不配给那些在社会上做事的人看了。二、文学自身的进步，与文学的“经济”有密切关系。斯宾塞说，论文章的方法，千言万语，只是“经济”一件事。文学越进步，自然越讲求“经济”的方法。有此两种原因，所以世界的文学都趋向这三种“最经济的”体裁。
如果我们用这种偏狭的文学理念来衡量，那长达五幕的易卜生的戏剧也显得太不“经济”而该被淘汰了。
如果短篇小说是胡适理想的体裁，写实主义就是胡适理想的文学技巧。他在1921年6月3日的日记里说得最为直接：“戏剧所以进步，最大的原因是由于19世纪中欧洲文学受了写实主义的洗礼。到了今日，虽有神秘的象征戏如梅特林（Maeterlinck）的名剧，也不能不带写实主义的色彩，也不能不用写实主义做底子。现在的妄人以为写实主义已成过去，以为今日的新文学应谈‘新浪漫主义’了！这种懒人真不可救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