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氏说，廿三年前，一九三六年，他代表北大参加美国哈佛大学的三百周年纪念。当时全世界各主要大学都有代表应邀参加。集会前一天，哈大校长盛会招待，入席时依各校创办年份依序进场。共有六百多人，胡氏排在五百九十几位，差不多排到最后。北大创办于一八九八年，是世界各主要大学的小弟弟。翌日纪念会中，胡氏为六个应邀致词的来宾之一。他说，如果以中国古代创办大学的年份算，最早的太学创办于汉武帝时代，为公元前一二四年，迄今二千多年。那么中国的大学代表，不但要排行第一，而且是超级的第一。引起各国代表哄堂大笑。
这是胡适1959年12月27日下午在台湾对“中国教育学会”等六个团体所作的一个演讲，此处所用的是胡适日记里粘贴的剪报。这件事还有第二个版本。那是胡适1936年底回国以后，在上海的青年会所作的演说《海外归来之感想》：在[哈佛大学成立三百周年]纪念会中，到会的全世界学者[五]百三十余人[注：此处“五”字显然脱漏，哈佛认定的代表为546人；总参与学者为581人]。其中有曾受该大学学位者七十五人[注：哈佛的官方记录是9人]，本次给予学位者六十二人。讲演分文学、科学二组，在两个会场举行，演讲时每一人提论文一篇。每日讲演，在这七十五[注：哈佛的官方记录是七十一]位学者中，个个都是前辈，由大会发给每人小册子一本，上载每代表所代表学术机关的名次。我看到这名次排列就发生了最大感触。第一名埃及大学，它成立到今，已有九百多年的历史；第二意大利大学，也有九百多年；第三法国巴黎大学，也有九百年；第四英国牛津；第六英国剑桥。至于本人代表的北京大学，则排在四百一十九号、南开四五四号[注：可能是手民误植，应为480号]。“中央研究院”于民国十七年成立，不过八年的历史，所以次序数字为四九九。说也惭愧，我们中国已具五千多年历史文化最早的古国，反屈居于最末的次序……
这都是老祖宗没有遗产流传……但诸位也不必悲观，因为中国名次以下，还有六位小弟弟。五[六]位中最出风头的是普林斯顿大学附设的高等研究所[注：501号]。虽则次序落后，然而它能吸收高等人才，如相对论发明者爱因斯坦氏，即在该所罗致之列。于是普林斯顿渐成为全世界数学研究的中心。麻省大学之理工研究院[注：254号]则由理化学家密立根（Robert Millikan）与安德逊（Carl Anderson）等任教[注：误。这两位诺贝尔物理奖得主的师徒都在加州理工学院任教]。它们成立年纪虽小，学术人才之多，几居首位。所以我们中国固然老大。然如能急起直追、不悲观、不自倨，将来也许有好的现象。
胡适在哈佛三百周年校庆庆典上的发言，还有第三个版本。那就是哈佛大学出版的《哈佛大学三百周年校庆实录》（The Tercentenary of Harvard College： A Chronicle of the Tercentenary Year， 1935-1936）：胡适教授幽默地提起了波士顿一家知名百货公司七十五周年庆的大广告：“我生日，你收礼。”胡适博士说：同样地，哈佛大学也是用致赠客人荣耀的方式，来庆祝它三百周年的校庆。他说自己就是要在次日拿到礼物[注：指荣誉博士学位]的人之一。他说他审视与会代表的名单，让他有着极大的感触。那就是，欧美大学的传统有延续性，中国的太学则没有。太学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二世纪。到了公元二世纪，太学已有三千名学生。可是那些太学今日何在呢？它们都消逝了。由于我们在组织、基金以及管理上都没有延续性，它们很容易成为内战跟人事沧桑的祭品。他说，来自东方的与会代表不但要与哈佛大学同庆，而且要把他们对这个欧美传统的价值的新体认带回国。
先说哈佛大学创校三百周年的庆典。这个庆典的活动从1935年11月7日开始。11月8日是创校者约翰·哈佛的诞辰纪念日。为期十个月的庆典的高潮是在最后三天，即1936年9月16日到18日。这三天的高潮是在最后一天，因为当天是“麻州湾殖民区议会”（the General Court of the Colony of Massachusetts Bay）拨款四百英镑设立哈佛大学的前身的三百周年。9月17日，有一个午餐会。由哈佛大学的教授做东，宴请全世界学界的代表。在这个午餐会上，有六位致辞的代表，分别来自英国、法国、意大利、中国、阿根廷以及美国的明尼苏达大学。胡适是其中之一，他代表的是北大、南开与“中央研究院”。
在参加哈佛三百周年校庆的505个大学及学术团体里，中国有九个：上海的圣约翰大学（343号）、南京的金陵大学（383号）、北平的燕京大学（392号）、北京大学（419号）、清华大学（446号）、金陵女子学院（465号）、北京协和医院（467号）、天津南开大学（480号）、“中央研究院”（499号）。无怪乎胡适感触良深。中国的机构，排除胡适一向看不起的教会大学，都在四百号之列。胡适所代表的“中央研究院”则几乎殿后，后面只剩六个学术机构。
胡适在提到排名次序时有点语焉不详。他在第二个版本里说大会发给与会代表的小册子上印有与会大学的排名顺序。这个顺序是庆典高潮三天的第一天举行开幕式时，代表的入场顺序。与会代表在“内战校友纪念堂”（Memorial Hall）列成六纵队，每纵队两行，从1号排到505号。然后，依次进入举行仪式的桑德司音乐厅（Sanders Theatre）。纵队里的代表在跨进桑德司音乐厅北门时，就先驻足。听到仪式司令唱出自己机构的名字以及成立年代的时候，才走上台，觐见校长。跟校长握手以后，再从另一头走下台，坐到指定的座位上。
胡适在这次庆典上到底说了什么话、是怎么说的？第一个版本是胡适在庆典廿三年以后所作的回忆，而且，那不是胡适写的，他用的是剪报；第二个版本是胡适当年返国以后所作的演讲；第三个版本则是哈佛大学的官方记录。这是胡适生涯里另一个“罗生门”故事。三个版本大同小异。最关键的歧异点，是第一个版本记载的，胡适说北大的历史可以溯源到汉朝的太学。因此，北大在哈佛的庆典排行里，“不但要排行第一，而且是超级的第一。引起各国代表哄堂大笑”。
第二个版本是胡适自己撰写，第三个版本是哈佛的官方记录。一般说来，这两种资料错误的可能性比较低。当然，这必须排除刻意作假的情况。第一版是报纸的报道。我们知道报纸的记载是不大可靠的。不但记者可能报道错误，主编也可能闭门造车地改稿。比如说，第一版的记载说：“胡氏排在五百九十几位。”这显然是错的。总共只有505个大学以及学术机构的代表参加，胡适不可能排在“五百九十几位”。当然，人的记忆也不可靠，胡适也可能口误。令人玩味的是，胡适日记里粘贴的剪报是《公论报》的记载。胡适是个勤于看报的人。同一天《中央日报》也有记载，只是没有胡适在哈佛大学“引起各国代表哄堂大笑”的那一段。胡适为什么选了《公论报》而非《中央日报》，就可堪玩味了。安徽版的《胡适全集》所收的，就是《中央日报》的记载。
我推测第一个版本的记载可能是最正确的。胡适深谙演讲术，他知道演讲要成功，其先决条件就是要摸清听众的喜好。历来比较胡适中、英文著作的人，不是批评胡适在中国人面前谈西方，在西方人面前谈中国；就是批评胡适在中国人面前说中国的不是，在西方人面前则称道中国。前者，说得难听一点，就是欺人不懂；后者，就是在西方人面前“为宗国讳”，在中国人面前“恨其不成器”。这都是过于简单化的批评。我们研究胡适的观点，不管是用中文还是用英文写的，都必须就事论事、就文论文，但这是后话。胡适演讲的时候能够因观众而定其宗旨并选其语气，这是深得演讲术的三昧。
正由于如此，胡适在哈佛大学的演讲，能够说得恰到好处。参加哈佛大学三百周年校庆排名殿后，对胡适而言，可能是一个钻心刺骨的经验。他在午餐会所作的致辞，本身就耐人寻味。表面上看，他说得再得体不过了。他颂扬西方大学赖以永续的组织和制度。然而，代表北大、南开、“中央研究院”的他，如果说要学习，就说他自己所代表的机构或中国需要学习就好了。可是，他偏要一杆子把整个“东方”——包括排名从两百到四百多号的日本的大学（例如：庆应大学，245名；东京帝大，336名；早稻田大学，355名；京都帝大，417名）——都拖带进去垫背。更有意味的是，他一面称赞西方，一面又很技巧地假借缅怀“中国太学今何在”，用他最喜欢说的“偷关漏税”的方法，把“中国古已有之，只是子孙不肖”的面子话给登上台面，硬是用“中国的太学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二世纪”这句话，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北大从419号的排名撑杆跳式地跃升至第一，把那在公元970年创校、排名第一的埃及开罗的艾资哈尔（Al-Azhar）大学远远地抛在后面。这不一定阿Q，但毫无疑问是一种心理上的补偿。
那么，我们如何解释第三个版本——《哈佛大学三百周年校庆实录》——没有胡适“引起各国代表哄堂大笑”的记录呢？这不难解释。当天午餐会六位代表的发言记录，有四位是照录，很可能是用发言者提供的稿子。法国法兰西学院代表的发言记录就是法文原文。当天的发言记录里，只有胡适跟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University of Buenos Aires）代表的发言是用新闻稿的方式发表的。胡适那“引起各国代表哄堂大笑”的幽哈佛大学的一默、以及幽埃及大学的一默，很可能就被《哈佛大学三百周年校庆实录》的史官给当成即席的笑话抹去了。
从“国无大学，乃国之耻”到北大是世界最老的“大学”
从1936年以后，是否应该把北大认祖归宗追溯到汉朝的太学，就在胡适的心中天人交战着。1946年3月3日，在回国就任北大校长前夕，胡适写了一封信给夏魄司仪器公司总裁．谢谢他赠送北大一部研究仪器。胡适告诉夏魄司（P.T． Sharples）先生，他和李国钦都把北大的英文名称写错了。李国钦是夏魄司的朋友，夏魄司赠送北大仪器，就是通过李国钦的关系。胡适在信尾说：我注意到你和国钦在称呼敝校的时候，都有点小错误。北京在1928年改称北平，但国立北京大学——它可以追溯到1898年中国所设立的最早的国立大学[京师大学堂]——保留了它原来的名字。所以，它仍然名为北平的北京大学[注：其实哈佛大学三百年庆的官方记录也称北京大学为北平大学]。
值得玩味的是，北京的“胡适档案”里藏有这封信的草稿。同样这句话，胡适在草稿里说的是：“但国立北京大学——它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24年中国所设立的最早的国立大学[注：即太学]——保留了它原来的名字。所以，它仍然名为北平的北京大学。”
北大该不该认汉朝的“太学”为祖，让自己变成全世界最老的学府昵？胡适当了校长以后，还是左右摇摆。1948年12月13日，他为纪念校庆而写了一篇《北京大学五十周年》。在这篇文章里，他先夸称北大可以说是全世界最老的大学：我曾说过，北京大学是历代的“太学”的正式继承者，如北大真想用年岁来压倒人，他可以追溯“太学”起于汉武帝元朔五年（西历纪元前124年）公孙弘奏请为博士设弟子员五十人。那是历史上可信的“太学”的起源，到今年是两千零七十二年了。这就比世界上任何大学都年高了！
但是，胡适接着说，北大有志气，不愿意用祖宗的余荫来长自己的威风：但北京大学向来不愿意承认是汉武帝以来的太学的继承人，不愿意卖弄那两千多年的高寿。自从我到了北大之后，我记得民国十二年（ 1923）北大纪念二十五周年，廿七年纪念四十周年，都是承认戊戌年[即1898年]是创立之年（北大也可以追溯到同治初年同文馆的设立，那也可以把校史拉长二十多年。但北大好像有个坚定的遗规，只承认戊戌年“大学堂”的设立是北大历史的开始）。这个小弟弟年纪虽不大，着实有点志气！
北大的历史应该从公元前124年算起，还是从1898年算起，这当然不是一个值得争论的问题。如果我们能追问胡适，他一定会说这只是聊备一格的笑谈罢了，就仿佛我们偶尔会去想象或希冀：“历史不是那样演变的话，现在当如何？”真正值得我们去追问的，是胡适为什么会一再提出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这是年轻的胡适、特别是成为北大一员以前的胡适连想都不会去想的问题。换句话说，胡适变了。
胡适变了，因为他钟情于北京，更钟情于北大。他1957年6月4日在纽约所立的遗嘱，就把他1948年12月留在北平的一百零二箱书籍与文件全都赠与北京大学。也正由于胡适钟情于北大，等他成为北大的一分子以后，他对北大的看法也不免受到这个隋分的感染，而与他年轻的时候，能用“冷眼面对事实”（toughmindedness）的态度而有微妙的不同。这其中有感性的爱护与期许，也有理性的评断与反省；有对其不成气候的怨怼，也有珍惜其系学术于不坠的贡献。当然，这也跟人习以为常、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惰性有关。
胡适对北大的钟情，其来有自。他的宏图大志是要为中国培育出一个世界级的国之大学。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在1917年留美归国任教北大，以及他在1946年9月出掌北大，都可以说是胡适为国、为己实现夙愿与抱负的梦寐以求的事业。他在1915年2月21日的《留学日记》里，就大声疾呼：“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院、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我国人其洗此耻哉！”这时的胡适，正处于他绝对不抵抗的和平主义的巅峰。他的梦想是希望有生之年看到中国有一所能与世界名校媲美的国立大学。他在2月20日的日记里说：吾他日能生见中国有一国家的大学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国之康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嗟夫！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四百万方里四万万人口之大国乎！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国乎！
在中国建立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学，这是胡适终生的夙愿。从他1913年初写《非留学篇》，到他1947年9月发表《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胡适的梦想仍未实现。《非留学篇》，顾名思义，就是批判中国留学政策的不当。胡适开宗明义：“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留学者，过渡之舟楫而非敲门之砖也；留学者，废时伤财事倍功半者也，留学者，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也。”他说留学只是达成再造文明的手段而已，结果在中国是本末倒置：“一国之派遣留学，当以输入新思想为己国造新文明为目的。浅而言之，则留学之目的在于使后来学子可不必留学，而可收留学之效。是故留学之政策，必以不留学为目的。”
留学只是“救急之图，而非久长之计”，“久长之计乃在振兴国内之高等教育。是故当以国内高等教育为主，而以留学为宾；当以留学为振兴国内高等教育之预备，而不当以国内高等教育为留学之预备”。胡适振兴中国高等教育的做法，是要设立国立、省立、私立的大学与专科学院。然而，大学的设立，他强调与其多，不如精。以国立大学为例，他说：“大学之数，不必多也，而必完备精全。今不妨以全力经营北京、北洋、南洋三大学，务使百科咸备，与于世界有名大学之列。然后以余力增设大学于汉口、广州诸地。日本以数十年之力经营东京、西京两帝国大学，今皆有声世界矣。此其明证，未尝不可取法也。”
事实上，胡适的梦想并不止于大学的教育。四年的大学教育只是学问的初基，用胡适的话来说：“以四年毕业之大学生，尚未足以语高深之学问。”建设国之大学的目的既然是再造文明，他更重视研究所、研究院的设置。这研究所，胡适在《（非留学篇》里称之为“毕业院”，是直接从英文的graduate school翻译过来的。他说：“各国于学问，其有所成就者，多由毕业院出者也。鄙意宜鼓励此种毕业院……美国大学毕业院有两种学位：一为硕士，至少需一年始可得之，一为博士，需三年始可得之。”
《非留学篇》里的根本观点，三十五年以后，他再度在《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里提出：“今后中国的大学教育应该朝着研究院的方向发展。凡能训练研究工作的人才的，凡有教授与研究生做独立的科学研究的，才是真正的大学。凡只能完成四年本科教育的，尽管有十院七八十系，都不算是将来的最高学府。”他所谓的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就是“在十年之内，集中国家的最大力量，培植五个到十个成绩最好的大学。使他们尽力发展他们的研究工作，使他们成为第一流的学术中心，使他们成为国家学术独立的根据地”。他说：“这个十年计划也可以分做两个阶段。第一个五年，先培植起五个大学，五年之后，再加上五个大学。”
留学时候，还不是北大成员的胡适，动辄以国之大耻来形容无国之大学的中国，甚至以死不能瞑目这样重的字眼来形容他的耻辱感。然而，到了北大才四年的光景，胡适的标准已经降到只要维持北大存在的地步。1921年6月3日，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八校为教育经费请愿，在新华门被卫兵用枪柄刺刀攻击。教育界与北京政府相持不下。胡适在7月中南下，到上海为商务印书馆作评鉴的工作。到8月初，双方仍然为经费而僵持着。胡适在8月8日的日记里，说明了他为什么主张勉力维持北大的想法：“我主张暂时容忍。我走到南方，才知道现在中国止有一个北京大学可以大有为，弃了真可惜。”
一年以后，在北大二十五周年校庆的纪念特刊里，胡适发表了他对北大的回顾与反省的一篇文章。他表扬了北大在制度组织上的稳固，特别是教授治校理念的落实；他也批评了北大在学术方面的贫瘠。胡适总结北大创校以来的成绩说：“开风气则有余，创造学术则不足。”他以校庆所展出的出版品为例：“我们有了二十四个足年的存在，而至今还不曾脱离‘稗贩’的阶级！自然科学方面姑且不论，甚至于社会科学方面也还在稗贩的时期。三千年的思想、宗教、政治、法制、经济、生活、美术……的无尽资料，还不曾引起我们同人的兴趣与努力！这不是我们的大耻辱吗？”
虽然用了“大耻辱”这样重的话，但他是不把自己包括在这大耻辱的行列里的。他在12月17日当天校庆的演说里，表扬了在他领导之下的整理国故的成绩，说它已经有了世界级贡献的萌芽：“依据中国学术界的环境和历史，我们不敢奢望这个时候在自然科学上有世界的贡献。但我个人以为至少在社会科学上应该有世界的贡献。诸位只要到那边历史展览部一看，便可知道中国社会材料的丰富。我们只是三四个月工作的结果，就有这许多成绩可以给社会看了。这两部展览，一边是百分之九十九的稗贩，一边是整理国故的小小的起头。看了这边使我们惭愧，看了那边使我们增加许多希望和勇气。”
又过了九年，1931年9月14日。当天，北大开学，胡适作了演说：北大前此只有虚名，以后全看我们能否做到一点实际。以前“大”，只是矮人国里出头，以后须十分努力。因会上有人曾说我们要做到学术上的独立。我说，此事谈何容易？别说理科法科，即文科中的中国学，我们此时还落人后。陈援庵[陈垣]先生曾对我说：“汉学正统此时在西京[日本京都]呢？还是在巴黎？”我们相对叹气，盼望十年之后也许可以在北京了！今日必须承认我不“大”，方可有救。
更有意味的是胡适的眉注：“我们费了九个月的工夫，造成一个新‘北大’，九月十四日开学，五日之后就是‘九一八’的一炮！日本人真是罪大恶极！”
从某个角度来说，胡适从1917年开始到北大去任教，到1931年他再度回到北大，这十五年间，他觉得自己一帮人确实是略有所成的。那些成绩，特别是整理国故的成绩“使我们增加许多希望和勇气”。然而，胡适还是有自知之明的，所以才会说：“以前‘大’，只是矮人国里出头，以后须十分努力。”只是，这“矮人国里出头”真正让他钻心刺骨的意义，还得等他去参加了哈佛大学三百周年校庆排名垫底以后，才能真正体会出来。
德国大学理念的转借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北大与蔡元培之间的关系，几乎可以说已经到了“没有蔡元培就没有北大”的地步。蔡元培在1916年12月26日接到黎元洪总统的任命令，成为北大校长。他在次年1月4日坐马车进北大。这个颇为戏剧性的开始，带来了林林总总、不可胜数的有关北大以及蔡元培的故事。然而，这些故事里，也有着太多的神话与传说。这就仿佛说北大在蔡元培的领导之下，一夕之间就脱胎换骨一样。举两个最典型的回忆。许德珩说：“蔡先生是1917年1月到北大就职的，在此以前的北大，是一座封建思想、官僚习气十分浓厚的学府，一些有钱的学生，带听差、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对读书毫无兴趣，教员中不少人不学无术，吃饭混日子，教课是陈陈相因，敷衍塞责。”顾颉刚的回忆更是生动，他说：1913年我考入北大预科时，学校像个衙门，没有多少学术气氛。有的老师不学无术，一心只想当官；有的教师本身就是北洋政府的官僚，学问不大，架子却不小。那时的北大有一种坏现象：一些有钱的教师和学生，吃过晚饭后就坐洋车奔“八大胡同”（妓女集中地段），所以妓院中称“两院一堂”是最好的主顾（“两院”指参、众两院，“一堂”指北大，其前身为京师大学堂）。那时在学生中还流行一种坏风气，就是“结十兄弟”。十个气味相投的学生结拜作兄弟，毕业后大家钻营作官，谁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当秘书，捞个一官半职，有福同享。
就像陈平原所指出的，这种“老北大的故事”或者说“传说”，有理想化的成分。他说：“学风之好坏，只能相对而言。想象蔡元培掌校以前的北大师生，都是‘官迷心窍’，或者整天在八大胡同冶游，起码不太符合实际。”我们还可以加一句话，即使“老北大”的师生个个“官迷心窍”，这也并不意味着，蔡元培当了校长以后的北大师生，人人都能一夕间脱胎换骨，而对“学而优则仕”的诱惑具有免疫力了。
当然，即使是神话与传说，都常带有其“真实”的成分。蔡元培带动北大的转型，或者说，北大在蔡元培的领导之下，开始朝近代大学的路向迈进。从这些贡献来说，蔡元培是当之无愧的。一个好校长，可以振衰起弊、转移风气，这是毋庸置疑的。蔡元培最脍炙人口的话，是他在1919年3月18日写给林纾的公开信里所阐明的办学主张：“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论，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蔡元培办学的两大主张，即使放在今天，也是令人击节赞叹的。
事实上，蔡元培这两大办学主张之所以会让人动容，完全是因为其所捍卫的是思想以及学术的自由。值得注意的是，蔡元培学术自由的主张是受德国的影响。我们知道，欧洲的大学体制，随着欧洲的殖民扩张而传播到世界各地。到了19世纪中期，德国的大学是全世界的楷模。后起的美国，在19世纪末叶，蔚然兴起一股留德热。蔡元培对学术自由的捍卫，也是19世纪末心仪德国大学制度的许多美国校长及教授所礼赞的。蔡元培说：“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悉听其自由发展。”这段话所体现的，就是德文所说的“Lehrfreiheit”（教学与研究的自由）。它所意指的就是教授教学研究的自由，不受政治的干扰。而这个教学研究的自由，推展至其极致，就是为研究而研究，不媚俗，不功利。
蔡元培从1907年至1911年到德国游学。第一年在柏林学德语，后三年在莱比锡大学听讲。蔡元培的大学理念，深深地受到了他在德国游学经历的影响。比如说，他在1912年教育总长任内手撰的《大学令》，第一条就开宗明义地说：“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他在1917年就任北大校长的演说中也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到了1918年，他在北大开学典礼上的演说仍然强调：“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在这个为学术而学术的崇高所在，教授有教学与研究的自由，学生也有选课、学习的自由（Lemfreiheit）。教授偕同学生，不谋名利，一心一意地从事纯粹学术的研究。
蔡元培所谓的纯粹学问是指大学里的文、理两科。他说：“文、理，学也。虽亦与间接之应用，而治此者以研究真理为的，终身以之。所兼营者，不过教授著述之业，不出学理范围。”与文、理之“学”相对的是“术”，即法、商、医、工。“术”讲求的是应用：“治此者虽亦可有永久研究之兴趣。而及一程度，不可不服务于社会；转以服务时之所经验，促其术之进步。”大学教育的目的在于“学”——“基本”，而不在于“术”——“枝干”：“鄙人以为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这是典型的19世纪德国式大学理念的表白。
蔡元培所服膺的德国式大学的理念，跟当时的中国从日本模仿过来的日本学制是格格不入的。事实上，从1912年短暂地出任教育总长到1917年出任北大校长，他所经历的，是中国学制快速转型的阶段。从清末到民初，中国的教育制度仿效的是日本的制度。用蔡元培在1922年校庆演说的话来说：北大“自开办[1898年]至民元[1912年]……学校的制度大概是模仿日本的”。而蔡元培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在参仿德国的制度，来取代日本的制度，特别是高等教育方面。他对日本高等教育体制的批判，可以用他在1918年给教育部的提案来说明：“我国高等教育之制，规仿日本，既设法、医、农、工、商各科于大学，而又别设此诸科之高等专门学校。虽程度稍别浅深，而科目无多差别。同时并立，义近骈赘。”
事实上，早在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的时候，就试图取代规仿日本的体制了。他的《大学令》第三条：“大学以文、理二科为主。须合于左[下]列各款之一，方得名为大学：一、文、理科并设者；二、文科兼法、商二科者；三、理科兼医、农、工三科或二科、一科者。”“大学以文、理二科为主”的理念，在在说明了他认为大学是纯粹科学研究与教学的所在。用他后来的一篇回忆来说：“我那时候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两科，是农、工、医、药、法、商等应用科学的基础。而这些应用科学的研究时期，仍然要归到文理两科来。所以文、理两科，必须设各种的研究所；而此两科的教员与毕业生必有若干人是终身在研究所工作，兼任教员，而不愿往别种机关去的。所以完全的大学，当然各科并设，有互相关联的便利。若无此能力，则不妨有一大学专办文、理两科，名为本科；而其他应用各科，可办专科的高等学校，如德、法等国的成例，以表示学与术的区别。因为北大的校舍与经费，决没有兼办各种应用科学的可能，所以想把法律分出去，而编为本科大学，然没有达到目的。”
蔡元培的教育理念亟须重新诠释，但不在本书所能处理的范围。历来的分析与描述，多人人皆日德国影响云云，只是不见其如何影响。此处只希望点出他的教育理念，是传统中国理念与19世纪欧陆、特别是德国教育理念的结合。必须指出的是，传统的德国教育理念在蔡元培游历德国的时候，已经在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动之下而有所因应和改变。无论如何，蔡元培所说的“学”与“术”，确是传统中国文化里所常用的关键词。然而，它们在德文里，也有其适切的对应词。“学”，就是德文里的Wissenschaft ；“术”，就是德文里的Technik。他所说的纯粹研究、为研究而研究，也就是德文里的Wissenschaft um sich selber willen（为学问而学问）。那以文、理为主的大学就是德国体制下的Universitat；那被责成从事应用科学之术的“高等学校”，就是德国体制下的Technische Hochschule（科技大学）。
蔡元培“学”、“术”分离的大学理念当然不是绝对的。他理解“学”与“术”相辅相成的道理，所以他说：“这些应用科学的研究时期，仍然要归到文理两科来。”然而，由于他深信“欧洲各国高等教育之编制，以德意志为最善”，而德国高等教育的学制分成两个等级：大学与科技大学（高等专门学校），这就是他想师法的模范：“德之专门学校，实即增设之分科大学，特不欲破大学四科之旧例，故别列一门而已。”蔡元培所说的“大学四科之旧例”，指的就是传统德国大学的四个学院：神学、法学、医学和哲学。
除了德国体制的范本以外，蔡元培还有对中国现状的考虑。在人力、财力有限的时候，他决定先专办文、理为主的本科大学。这个本科大学的理念，不但是把大学作为为学术而学术的纯粹的研究中心，也是通过学术来陶冶身心的场所。这个理念源自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今天的柏林洪堡大学的创始人）。事实上，蔡元培反功利、批判旧北大以求学作为出仕的敲门砖的传统。请注意，这篇论文的主旨，是在揭穿“为学问而学问”背后的阶级、社会、政治和经济因素。也是受到洪堡的启发的。同时，在洪堡理念的影响下，蔡元培认为知识与道德是成正比的关系。他说：“寻常道德，有寻常知识之人，即能行之。其高尚者，非知识高尚之人，不能行也。”所以他的结论是：“知识所以高尚吾人之品格也。”蔡元培这个知识与道德成正比关系的理念，与其说是儒家的，不如说是洪堡的。这是因为在儒家哲学里，知识与道德有其矛盾和紧张的关系，洪堡则揭橥“修学以进德”（Bildung durch Wissenschaft）的理念。蔡元培提倡“美育”，跟洪堡“修己”（Bildung）的理念是息息相关的。
关于大学“治学”、高等专门学校“治术”的理念，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一年以后，在1918年1月连同北京其他高等学校向教育部提出了一个议案。其中一项，就是落实这个理念：爰参合现行之大学及高等专门学校制而改编大学制如下：一、大学专设文、理二科。其法、医、农、工、商五科，别为独立之大学。其名为法科大学、医科大学等等。其理由有二：文、理二科，专属学理；其他各科，偏重致用，一也。文、理二科，有研究所、实验室、图书馆、植物园、动物院等种种之设备，合为一区，已非容易。若遍设各科，而又加以医科之病院、工科之工场、农科之试验场等，则范围过大，不能各择适宜之地点，一也。
同年3月，教育部通过了这个议案。北大于是进行了五项学制的改革。第一，文、理两科的扩张。大学既然以文、理两科为主，文、理科系的增设自然成为重点。由于经费的限制，北大决定在下学年度在文科增设史学门，在理科增设地质学门。第二，法科从北大独立出去，为成为专科大学作准备。用北大报告里的话来说：“北京大学各科以法科为较完备，学生人数亦最多，具有独立的法科大学之资格。惟现在尚为新旧章并行之时，独立之预算案，尚未有机会可以提出，故暂从缓议，惟于暑假后先移设于预科校舍，以为独立之试验。”
事实上，不是独立的预算案没有机会提出，而是北大法科生占学生总人数的半数以上。如果法科独立，北大将被掏空一半。早期的北大，本科一直是法科一枝独秀。这当然又跟北大的文凭是进身官僚系统的敲门砖有关。比如说，1914学年度，北大本科生的总数是424名。其中法科213名、文科103名、工科78名、理科30名。换句话说，法科学生占了北大本科生的半数。到了1917年12月，也就是胡适在北大任教的第一个学期，北大的学生总数，本科、预科一起计算在内，共有1，761名。其中文科生418名、理科生422名、工科生80名、法科生则有841名，还是占了学生总人数的48%。这80名工科生是蔡元培上台以后，把北大的工科并入北洋大学以后，所剩下来的最后两届学生。
北大1918年学制改革的第三项是把商科并入法科。这也是一个暂时的措施。换句话说，在商科从北大独立出去成为商科大学以前，商科改为商业学，隶属于法科。第四项是工科的裁废。北大当时的工科只有土木工门及采矿冶金门，跟位于天津的北洋大学重叠。而北洋大学的工科：“皆用英语教授。设备仪器，延聘教员，彼此重复。而受教之学生，合两校之工科计之，不及千人。纳之一校，犹病其寡，徒縻国家之款，以为增设他门之障碍而已。”
在这里，我们必须彻底推翻胡适日记里提到的裁撤工科的阴谋论。1922年7月3日，胡适在山东济南参加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次年会。他在当天的日记里，提到了当晚听来的一些北大早期的掌故。他说蔡元培当年裁撤工科背后有权谋的因素。那就是，沈尹默和理科学长夏元琛联合，借着废工科之名，除去了工科学长徐崇钦。胡适在7月8日的日记里加了一个旁注，说：“后来蔡先生说，废工科确是他自己的成见，不是为去胡[仁源]的。”然而，语焉不详。我们必须强调，工科的裁撤是为了落实蔡元培的大学理念，这样才可以彻底挥别这个阴谋论。
第五项是预科的改革。北大预科是由旧制的高等学堂嬗蜕而来。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的时候，各省所立高等学堂程度不齐，所以停办高等学堂，而于大学中自设预科。然而，从五年所得的经验，蔡元培发现预科问题重重。首先，预科是文、法、商三科的预备，于是所有预科生必须学习三科的基础学科。其结果是：“多费学生之时间及心力于非要之课，而重要之课，反为所妨。”其次，预科既不隶属文、法、商之任何一科，其课程有半独立的性质，造成了不与本科衔接，甚至于与本科重叠的问题。最严重的现象，是预科第三年的课，在学生进入本科的第一年又再重复，使学生失去了学习的兴趣。根据这项改革，预科减为两年，同时又分隶于各科。
北大设有预科，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种不得已的补救、补强的暂时措施。问题是，这几乎是一个反客为主的机构。1914年底，北大有900名学生。到了1916年7月，已有1500名学生，成长几乎一倍。然而，这些学生总数包括了本科生和预科生。而且，预科生的人数超过了本科生。到了1914年底，北大预科生仍然远远超过本科生。该学年度，北大的本科生有376名，而预科生有534名。一直要到1930年，北大预科才停止招生。
德国、美国理念与传统书院的嫁接：北大研究所蔡元培“为学术而学术”理念的落实，最具体的莫过于北大各科研究所——文、理、法三科——的成立。北大文理法科研究所成立于1917年11月。只是，这些研究所设立的缘起及其理念，也是最为人漠视的。漠视的原因之一，是连蔡元培自己都觉得这个尝试是失败的。蔡元培在1920年9月北大开学演说里指出：由于“各系分设，觉得散漫了一点，所以有几系竟一点没有成绩。现在改组为四大部，集中人才，加添设备，当能有点进步”。蔡元培所说的改组，就是北大评议会在该年7月所通过的《研究所简章》。
《研究所简章》第一条说：“研究所仿德、美两国大学之seminar[研究讨论班]办法，为专攻一种专门知识之所。”研究所暂分四门：一、国学研究所（凡研究中国文学、历史、哲学之一种专门知识者属之）。
二、外国文学研究所（凡研究德、法、英、俄及其他外国文学之一种专门知识者属之）。
三、社会科学研究所（凡研究法律、政治、经济、外国历史、哲学之一种专门知识者属之）。
四、自然科学研究所（凡研究物理、化学、数学、地质学之一种专门知识者属之）。
这个研究所不另设主任，也不另设课程。研究所隶属的“四门”，“其研究课程，均列入各系内”。只在学生有专门研究之必要时，才开设“某课研究”的名目，由教授个别指导。如“康德哲学研究”、“王守仁哲学研究”、“溶液电解状研究”、“胶体研究”、“接触剂研究”，等等。至于研究所的学员，“三年级以上学生及毕业生均得择习研究课”。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研究所简章》完全没有年限以及授予学位的规定。一年以后，北大评议会在1921年12月14日通过了《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组织大纲》，仍然没有授予学位的规定。《组织大纲》说明北大设立研究所的目的，是为毕业生提供一个“继续研究专门学术之所”。跟一年前颁布的简章一样，毕业生中凡是具有专门研究之志及能力者，或者高年级学生，经所长及系教授会特许的，都可以进入研究所。唯一比较具体的规定有两项。第一，研究所设所长一人，由北大校长兼任。研究所隶属的四门各设主任一名，由校长指任，任期两年。第二，研究所设有奖学金，奖额及名额由评议会另行订定。
北大在1920年、1921年陆续通过的《研究所简章》和《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组织大纲》，意味着北大从德国学制通往美国学制的蜕变。当然，从某个角度来说，这也意味着美国学制的德国化。换句话说，就是美国汲取了德国大学的研究理念以后研究型大学的崛起。
然而，北大从德国学制转向美国化的进程是不完全的。没有公开招考的程序，没有学程，没有年限，没有毕业的规定，不授予学位，这是一个不曾制度化的教育尝试。然而，如果我们径作结论，说这是一个失败的试验，那就会忽略了北大研究所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一个里程碑的意义。这个里程碑的意义，就在于它一方面意味着中国大学的理念从德国制到美国制的转型；另一方面，意味着它与中国传统书院实践的融合与嫁接。特别有意义的是，这不只对北大而言是如此，对清华大学1925年成立的国学研究院亦是如此。要了解这个里程碑的意义，就必须追溯北大1920年改组研究所的来龙去脉。
北大研究所的成立，有其相当长远的背景。我们记得蔡元培在1912年所颁布的《大学令》开宗明义的第一条是：“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这个宗旨，正是蔡元培长久求之而不可得的所在。《大学令》第六条：“大学为研究学术之蕴奥，设大学院[研究院]”；第七条：“大学院生入院之资格，为各科毕业生，或经试验有同等学力者”；第十一条：“大学院生在院研究，有新发明之学理，或重要之著述，经大学评议会及该生所属某科之教授会认为合格者，得遵照学位令授以学位。”
蔡元培一直没有放弃他在大学设立研究院的梦想。他在1918年1月向教育部所提议案的第二条：“大学均分为三级：一、预科一年；二、本科三年；三、研究科二年，凡六年。”这个提案名义上是由蔡元培和北京其他高等学校校长联署提出。然而，等教育部召集所有联署的北京各大学校长、北洋大学校长以及教育部有关司长开会讨论的时候，却有了异议。与会者“多以预科一年为期为太短，又有以研究科之名为不必设者”。教育部于是把第二条交付北京高等学校校务会复议。2月5日校务讨论会开会议决：大学均分为二级，预科二年、本科四年，凡六年。这个议决，由教育部于3月14日作为指令公布遵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