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这门课，根据北大1922年《英文学系指导书》的课程简介：“选读Flaubert（福楼拜），Zola（左拉），Maupassant（莫泊桑），Butler（巴特勒），Hardy（哈代）诸家之作品，随时讨论其技术与主张。第一学期读Flaubert’s Madame Bovary（《包法利夫人》），Maupassant’s Une vie（《一个妇人的一生》）（皆在Modem Library丛书中，商务京馆代售）。第三四年生选修。”
“短篇小说”简介为：“研究Maupassant（莫泊桑），Chekov（契诃夫），Tolstoi（托尔斯泰），Balzac（巴尔扎克），Kipling（吉卜林），O.Henry（欧 亨利）诸家的短篇小说，讨论其技术。习此科者，除读书讨论外，亦须试著短篇小说，以为练习。第三、四年生选习。”根据胡适用红笔订正的1925学年度的《英文学系课程指导书》，他自己开的“小说（三）”：“选读五六十篇短篇小说，研究短篇小说的技术。本系第三、四年生选修。”
胡适是一个读书用功、教书认真的人，同时也是一个懂得教学相长的人。他在教“短篇小说”之余，也技痒把一些他所喜欢的短篇小说翻成中文。我们从他翻译的《短篇小说》第一集篇目及翻译日期，就可以知道他从留美时期就开始从事短篇小说的翻译。《短篇小说》第一集有十一篇。其中，六篇是他留学时的译作：都德的《最后一课》、《柏林之围》；吉卜林的《百愁门》；泰来夏甫（Teleshov）的《决斗》；莫泊桑的《梅吕哀》、《二渔夫》。另五篇是胡适初回国的两年之间翻译的：莫泊桑的《杀父母的儿子》；契诃夫的《一件美术品》；史特林堡（Strindberg）的《爱情与面包》；卡德奴勿（Castelnuovo）的《一封未寄的信》；以及高尔基的《她的情人》。胡适在1922年秋天教“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他在这门课里要学生读莫泊桑的《一个妇人的一生》（Une vie）。这本小说，胡适自己是在1920年5月6日晚上读的。他在当天的“日程表”的“实行”栏里记：“六点到七点：看Maupassant’s Une Vie；十点：看Une Vie，至一时完。此书甚好。”
从教学相长的角度来看，胡适在英语系教“短篇小说”与“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是“学”而后“教”的实例。就像他在《短篇小说》第一集的《译者自序》里所说的：“我是极想提倡短篇小说的一个人。可惜我不能创作，只能介绍几篇名著给后来的新文人作参考的资料。”《短篇小说》第二集，更是他教学相长的好例子。第二集收了六篇。其中的一半，都是“教”而后“译”的产物：莫理孙（Morrison）的《楼梯上》是1923年3月10日译成的；契诃夫的《洛斯奇尔的提琴》是他在烟霞洞“养病”——跟曹诚英过“神仙生活”——的时候所翻译的。契诃夫的《苦恼》是他从烟霞洞回到北京以后译成的，时间在1923年12月13日。
哲学是胡适的专业。表2.2胪列的胡适在北大哲学系所开的课程，是最值得我们注意的。胡适第一年在北大授课是哲学与文学各半。往后几年，哲学占了四分之三，唯一的例外是1922年度第一学期，该学期他开的课程刚好又是哲学与文学各半。
更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在北大哲学系所授的课程逐渐缩小范围，以至于他变成了专授中国哲学史的教授。胡适最后一次教“西洋哲学史”是在1920学年度。换句话说，胡适在北大只教了四年“西洋哲学史”。根据1922学年度的“哲学系课程一览”，“西洋哲学史”由留法的徐旭生讲授。两年以后，这门课改由获得英国牛津大学博士学位刚回国的张颐讲授。张颐除了“西洋哲学”以外，还教“康德哲学”。徐旭生则教“法国哲学”、“笛卡儿、斯宾诺莎哲学”与“笛卡儿研究”。
换句话说，胡适所在的北大哲学系已经变得越来越专业化。胡适在美国学的是哲学，但那是大学部程度的哲学。他的博士学位写的又是《先秦名学史》，从专业化的角度来说，胡适不再教授“西洋哲学史”，就跟他不再教授“英诗”、“西北大既然先有徐旭生，然后又有张颐教授“西洋哲学史”，从1921学年度开始，胡适在北大哲学系教授的科目就集中在“中国哲学史”与“中国近世哲学”。从1923学年度的第三学期开始，胡适加授“清代思想史”。这门课，他在1924学年度的第三学期又教授了一次。无论是从北大哲学系还是从胡适自己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课程安排都是两全其美的。对北大而言，那是善用胡适的专长；对胡适而言，那是借教学相长之利来准备《中国哲学史》的续篇。
有意味的是，胡适在不教“西洋哲学史”以后，却又在英语系的“英文作文”名下开了一门哲学的课，亦即“杜威著作选读”。1921年10月27日的日记说：“上课，英文作文，新设一科为‘杜威著作选读’。我初限此班不得过三十人，乃今日第一次上课竟有六十余人之多。可惜去年杜威先生在此时我因病不能设此一科。”11月1日的日记又说：“下午，‘杜威著作选读’科。此班学生似肯读书，所问似皆中肯。故我也很高兴。”
胡适没说他让学生看的杜威著作究竟是哪一本。然而，根据他在第二学期第二次教这门课时的两则日记，用的是杜威的《思维术》（How We Think）。1922年2月7日：“下午讲How We Think第十四讲。”2月14日：“下午，杜威的How We Think完。”胡适1922年第一学期再度开这门课时，改用了杜威的《哲学的改造》。消息来自1922年10月14日《北京大学日刊》上一份注册部的通告：“英文哲学选读用书：J.Dewey，Reconstruction in Philosophy[杜威，哲学的改造］，先已去信天津伊文思书馆订购。何时能到尚未得回信。但学课不能久旷。拟自下星期起即开始授课。望同学诸君设法从同学之间借用此书上课为要。”
五四运动以后，胡适声名有如旭日东升，无怪乎选课的学生总是很多。1922年10月23日的日记说：“第一次上课——短篇小说。我只预备三十人一班。现在竟有七十人之多，几乎无法教授。”1920年夏天，胡适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来的东南大学、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央大学——教暑期班。他讲授了两门课：“中国古代哲学史”和“白话文法”。胡适在1920年9月11日北大开学典礼上演讲：“我暑假里在南京高等师范的暑期学校里讲演，听讲的有七八百人，算是最时髦的教员了！这些学员是从十七省来的，故我常常愿意同他们谈天。”虽然胡适说的是他在暑期学校里“讲演”，然而，从他说“我常常愿意同他们谈天”这句话看来，他说的是课堂上的情景。只是，我们不知道这七八百人是不是两班合起来的数目。无论如何，这种慕名选修胡适课的现象一直持续到1930年代。
胡适是一个认真的老师。西洋哲学史不是他的专业，但他会认真地备课，绝不误人子弟。1919到1920年的“日程与日记”里，常有他在上课前一天备课的记录。他经常备课到半夜：1919年11月27日：[晚上十点］看Plato[柏拉图］1919年11月28日：[上］西哲史：Plato1919年11月30日：预算要“预备论理学”，结果“打牌”
1919年12月1日：预算要预备论理学；“实行”栏打钩，从九点到十点1919年12月2日：[上］论理学：[讲］分类，名1919年12月4日：预算“预备Plato”，“实行”栏打钩，从九点到“一时半”
1919年12月5日：[上］西哲史：Plato完1919年12月8日：预算从七点到十点“预备Logic[逻辑］”，结果从七点到九点半“大会”、九点半到十点“打球”
1919年12月9日：[上］论理：[讲］名一辞1920年1月15日：[晚上九点到十点］预备哲学史Aristotle[亚里士多德］1920年1月16日：[上］西哲史：Aristotle1920年1月19日：[晚上九点］预备Logic1920年1月20日：[上］论理[讲］Induction I[归纳法I］1920年1月22日：预算从七点到九点预备Aristotle，结果朋友来访，改成十点准备1920年1月23日：[上］西哲史：Aristotle：[讲］一、方法论；二、第一哲学；三、物理；四、Ethics[论理学］1920年3月4日：从十点预备西哲史至三时1920年3月5日：[上］西哲史：经院哲学（完）下次讲Renaissance[文艺复兴］1920年3月15日：[晚上八点］预备功课：Logic1920年3月16日：[上］Logic：Probability[逻辑：概率］1920年3月22日：从十点预备Logic至二时半1920年3月23日：[上］Logic：史学as an e×ample[用史学作例子］其实，胡适何止是教“西洋哲学史”的时候不怠慢。即使是“中国哲学史”的题目，只要还不熟悉，他也会作好准备才去上课。这不只因为胡适办事认真，更因为他立志完成《中国哲学史》中、下卷。他在1921年1月18日给族叔胡近仁的信上说：“《哲学史》中、下卷大概夏间可成。”
事实上，胡适以教学相长的方式，孜孜从事《中国哲学史》续卷的工程，这件事他是不吝于向外人表白的。1925年初，他一定是把这件事在信上告诉了蔡元培。因此，蔡元培回信说：“知贵体渐康复，于授课外兼从事中国哲学史长编，甚慰，甚慰……承示北大当确定方针，纯从研究学问方面进行，弟极端赞同。八月中旬准启行回国。”
这个以长编为撰史作准备的作法，胡适在1925年1月25日起稿、但从未完成的《一九二四年的年谱》里作了说明：拟作的书有几种，皆未成。第一为《禅宗史稿》，乃《哲学史》的禅宗一部的长编。此书将来一定续成，大概有点价值。第二为《清代思想史》，为大学讲义；明年如再讲一次，可以写定。
甚至到了晚年，眼看着《中国哲学史》已经不可能完卷，胡适仍然对胡颂平解释，《淮南王书》就是为写《中国哲学史》中古篇所作的“长编”：这本小书是我十九年[1930］在上海写的《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的第五章。长编的意思就是放开手去整理原料，放开手去试写专题研究。不受字数的限制，不问篇幅的短长。长编是写通史的准备工作。就是说，通史必须建筑在许多“专题研究”的基础之上。
事实上，1920年代的胡适似乎胸有成竹，认为完成《中国哲学史》全编，指日可待。我们从表2.2可以知道，胡适从1923学年度第三学期加授了“清代思想史”。这门课意义非凡。“胡适档案”里现存有《清代思想史》一篇手稿。在这篇手稿的起首，胡适就说：“这是我的《中国哲学史》的最后一部分。”换句话说，1923学年度结束以后，胡适在教学相长的过程中，从“中国哲学史”（特别是中古部分）、“中国近世哲学”、“清代思想史”的教材上初步整理出长编的材料，以便完成《中国哲学史》的名山大业。可惜，生病、烟霞洞的“神仙生活”，以及往后三十年的种种让他分心的政治、学术、外交、客居、流亡、与“星星月亮”的因缘，终于使他“壮志未酬”。
无论如何，教学、“教”“著”相长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在1920年春天，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来准备他在“中国哲学史”课里所要讲的王充：1920年3月5日：“看《论衡》，用《太平御览》试校一点”
1920年3月11日：预算看《论衡》，结果没实行1920年3月28日：从下午一点到两点读《论衡》；四点：“看书搜集材料”
1920年4月15日：下午两点到五点：“整理《论衡》材料”；晚上九点：“[整理］王充材料”
1920年4月16日：从下午三点至半夜一时半“作王充章”
1920年4月18日：预算下午一点和晚上八点预备王充，结果没实行1920年4月20日：“论理学”停上；“[作］《王充》”
1920年4月21日：晚上八点：“《王充》章未完”
1920年4月25日：下午两点到五点：“作《王充》”
1920年4月26日：从下午两点到五点作《王充》1920年4月27日：从九点到十一点作《王充》1920年4月28日：十点写“[作］《王充》”
1920年4月29日：下午五点：“[作］《王充》”
1920年5月4日：从下午一点到三点：“作《王充》完”；从晚上九点到十点看《后汉书》；预备哲学史第八章1920年5月5日：晚上八点：“看《后汉书》”
1920年5月7日：胡适在6日送杜威一家人到天津。7日上午九点坐火车回北京，车中看《后汉书》廿卷；中午抵北京。从下午一点到晚上十点：“看《后汉书》完”
1920年5月19日：上中哲史，讲《王充》完胡适会花这么多的精力与时间来准备“王充”，是因为这关系到《中国哲学史》中卷的大业。由于1921年到1922年间的日记是胡适一生中记得最为详尽的两年，其所留下来的教学相长的痕迹也是最为显著的。1921学年度的第一学期，胡适第一次教授“中国近世哲学”。根据胡适在1922学年度北大《哲学系课程一览》里的课程说明，“中国近世哲学”的讲授大纲如下：1.近世哲学之政治社会的背景
2.由道士至道学
3.方法论的时期
4.二程学派
5.同时的佛家
6.朱熹
7.陆九渊
8.永嘉学派
9.朱学之发展
10.朱学之一尊
11.朱学之反动：一、陈献章
12.朱学之反动：二、王守仁
13.王学之“左翼”
14.宋明理学之反动：一、实用学派
15.宋明理学之反动：二、朴学
16.朴学之精神与方法
17.所谓“汉学”
18.新“宋学”
19.“今文学”
20.回顾与希望
10月21日，胡适在课堂上讲第一章“近世哲学之政治社会的背景”。当天，他“读《范仲淹集》，甚有所得”，并记下了当时的米价。第二天又读《宋史记事本末》，同时“读《王安石集》，摘其中要论。王安石为当时一大怪物，魄力之雄厚，二千年中无第二人”。
胡适读王安石，因为那是他接下去要讲的课题。10月25日：“上课，近世哲学讲背景（二）：王安石的变法。”此后的日记，基本上就是备课与讲课的记录：10月31日：“读李觏（泰伯）的《直讲集》。李觏在北宋是一个极重要的思想家。而《宋元学案》不为他立传，只把他附在范仲淹的学案内，可谓冤枉（黄宗羲原本无学案，全祖望拟立《旴江学案》，后不知何故又并入《高平学案》）。当日大江以南，李觏乃是一个大师，禅门大师如契嵩之流皆很注意他的言论。今读他的集子，更可以知道他的思想最有条理，最有精彩，最可代表江西学派的精神。故我把他提出来，特别注重。”
11月1日：“上课，近世哲学讲思想的背景，始提出李觏的名字。我疑心王安石曾受李觏的影响，因为他们两人的思想真有点相同。”
11月2日：“我疑心王安石的思想与李觏有关系，但无证据。”今日在《宋史 李觏传》里提他的门人邓润甫在王安石变法时代奏上李觏的遗著，“可见李觏的学说在新法一派人的眼里确是同调。”同时，又发现李觏集里有可以与前记米价互参证的资料。
11月7日：“续记李觏的学说。”
11月10日：“续记李觏的学说。”
11月14日：“补《记李觏的学说》完。此稿起于本月三日，前后凡十日——中间时有停顿——始成功，约一万字。总算我为他打了一个不平。”
胡适1921年11月14日以后的日记从缺，1922年2月4日又开始。这新一学期的日记，仍处处留下“中国近世哲学”备课与上课的痕迹。到1922年2月份，胡适已经讲到“中国近世哲学”的第四章“二程学派”：2月7日：“上课，‘近世哲学’讲程灏。用他的‘天理’观念作纲领，颇能贯通一切。”
2月14日：“上课，讲程灏完，开始讲程颐。”
2月17日：“上课，讲程颐。”
2月24日：“上课，讲程颐完。我讲程颐，注重他的‘致知’一方面。他的格物说，指出知为行之明灯，指出思想如源泉，愈汲则愈清，指出‘学原于思’，指出‘怀疑’的重要，指出格物的范围——这都是他的特别贡献。宋代的哲学到此方才成为独立的学派。但这一方面被程门的弟子忽略过了，大家只想寻一条捷径。直到朱熹，方才直接程颐，发挥光大他的格物说。”
2月28日：“上课，讲谢良佐[注：程颐弟子］。”
3月3日：“上课，讲杨时[注：程颐弟子］。”
3月4日：“读《宋元学案》卷三十六至三十九。”
3月5日：“读《宋元学案》卷四十——《张九成学案》。张九成说：‘仁即是觉，觉即是心。’这是承程颐、谢良佐来的。他是宗杲的好朋友，故他老实提出‘觉’字，更不讳禅宗的影响了。”
3月7日：“讲尹焯、张九成。”
3月10日：“讲张九成。”
3月14日：“上课，讲罗从彦……我曾说程颐的格物说，乃是宋学的一大贡献，乃是汉学的真渊源；而程门弟子无一人能传其说者；他们都想走捷径。直到李侗始回到程颐的格物说，至朱熹方才发挥光大此说。我今天读朱熹的《大学或问》，得一绝好的印证……”
3月16日：“夜读王懋竑《朱子年谱》。此书确是好书，清朝学者用谨密的方法治学史，应该有好成绩。可惜不多见这一类的书。”
3月17日：“讲李侗。”
3月20日：“读《朱子年谱》……”
3月21日：“上课，讲朱子。”
3月31日：“上课，讲朱子的方法。”
北大4月初春假。春假过后，第三学期开始。
4月18日：“上课，讲张栻[注：与朱熹齐名］。”
4月21日：“讲陆九渊。”
4月25日：“讲陆九渊的哲学方法。大旨说他这种方法固是对朱学的反动，却实有趋向武断主义的危险……”
5月2日：“上课，读[讲］浙学[注：永嘉学派］。”
5月5日：“上课，讲陈亮[注：永康学派］。”
5月9日：“上课，讲叶适。永嘉一派最富历史的观念。叶适最后死，成就尤大。”
5月10日：“上课，讲评判精神的发展。”
6月2日：“上课，讲叶适完。”
6月7日：“上课。自今日起，早七时增讲近世哲学一时，每周共五时。今天讲杨简完。杨简的哲学最有系统，远胜陆九渊。我的讲法分段如下：一、他的‘一元的唯心论——泛心论（pan-psychism）；二、涵义一：矫正那些战战兢兢的正心操心之说；三、涵义二：反理智主义：去智与故，无思无为。”
6月9日：“七时上课，讲宋元之间学派与政治的关系。”
6月12日：“上课，讲薛瑄[注：明代程朱学派理学家］。”
6月13日：“上课，讲吴与弼、胡居仁。胡居仁是朱学的正宗。”
6月16日：“上课，讲陈献章。”
6月20日：“上课，讲阳明学派。”
6月21日：“上课，讲王学。”
6月22日：“上课，近代哲学讲泰州（王艮）与东林（顾宪成、高攀龙）两派，作一结束……今年讲近代哲学，颇有所得。但时间稍短，不能讲完清代，是一个缺点。这是因为我在第一学期太注重政治的背景，故时间不够用了。”
胡适在“中国近世哲学”这门课教学相长的成果，毋庸赘言，除了使他完成一本教材，也让他知道以后不能再花太多时间讲政治的背景，还为他的《中国哲学史》下卷的“长编”累积了更多的资料。虽然《中国哲学史》的中下卷终究没写出来，但他在备课期间所写的《记李觏的学说——一个不曾得君行道的王安石》后来收录在《胡适文存》第二集里。
胡适本来在1922学年度还有一学年的时间，来再度演练他的“中国哲学史”以及“中国近世哲学”的。可惜才开学一个月，他就病倒了。他那学期的课等于“因”疾而终了。到了1922年，胡适在北大教满五年，照章他可以休假一年。然而，蔡元培不愿意放胡适这个主力教授。胡适在该年3月27日的日记里说：“孑民先生不准我明年告假一年。”结果，眼看着爱将的身体似乎到了一蹶不起的地步，蔡元培只好让胡适从该年12月17日起休假一年。
胡适不只在“中国近世哲学”这门课得到了教学、教著相长的益处，他在1921学年度的第三学期教授“中国哲学史”中古段的时候，也同样地得了其利：3月21日：“读《汉书 郊祀志》。此书真是绝好史料。我读此书已第四遍了。”
3月28日：“读《郊祀志》。”[意外地帮胡适解决了《墨子 贵义篇》里的“迁”字解。］3月29日：“上课，讲新儒教。新儒教是儒、墨、方士的糁合物。《郊祀志》可代表它的背景、《五行志》可代表它的神学、董仲舒可代表它的哲学。”
3月30日：“读康有为的《春秋董氏学》。这书乃是把《春秋繁露》分类编纂的，条理颇好……我以为董仲舒受墨家影响，有两个证据：一、天志（天人感应之说）论；二、兼爱兼利之说。”
4月19日：“上课，讲今文家的新儒教。”
4月21日：“上课，讲古文家的新儒教。”
4月22日：“上课，讲今文家的新儒教与古文家的新儒教的区别，大旨有一要点：前者重在灾异；后者重在符谶。”
4月26日：“上课，用《周礼》来讲古文家的新儒教。”
4月28日：“上课，讲王莽的社会主义的政策。我们向来太冤枉王莽了。我近来仔细研究《王莽传》及《食货志》及《周礼》，才知道王莽一班人确是社会主义者……”
4月29日：“记王莽的社会主义的设施。”
5月3日：“上课，讲王充。”[注意：有了两年前所作的笔记与文章，胡适这一次讲课不需要再准备了。］5月5日：“上课，讲王充。”
5月7日：“夜间作《新儒教的成立》一文。”
5月8日：“夜作《新儒教的成立》，未完。此文分段如下：一、释‘新儒教’；二、古宗教与墨教；三、各地的‘民族的宗教’；四、政治的背景；五、董仲舒——今文家的新儒教；六、刘向与他的同时人；七、刘歆与王莽——古文家的新儒教。”
从这一天以后到这学期结束，胡适的日记里没有其他有关“中国哲学史”备课的读书札记。然而，教著相长的成果是颇丰硕的。他的《王莽——一千九百年前的一个社会主义者》是在四个月以后，亦即9月3日写成的，收在《胡适文存》第二集里。后来，胡适又添加了材料，还把它翻成英文在1928年发表，题为《王莽——十九个世纪以前的社会主义皇帝》（Wang Mang，the Socialist Emperor of Nineteen Centuries Ago）。
胡适教学、教著相长还有一个更令人肃然起敬的例子，那就是他为研究中古时期佛教在中国传播所作的准备。作为一个严肃、认真的学者，胡适最令人敬佩的地方，就是他那求本究元的精神。这种精神最淋漓尽致地表现在他为研究佛教所做的准备工作。首先，他在1920年努力地学习了梵文。
北大在1919年秋天成立了梵文班。根据该年10月14日《北京大学日刊》的报道：“本校拟设梵文班，每人每月纳学费现洋二元。愿学者望速向文科教务处报名。俟报名人数及额后开课。日期另行通告。”十天以后，10月25日的《北京大学日刊》接着报道：“梵文班教习雷兴先生现定于下星期三（29日）午后五时在文科第二十六教室与报名学梵文诸君会商一切。届时务望齐集为要。”
这位雷兴先生胡适在日记里多次提到。1919年12月18日：“下午四点到五点：到笔管胡同7号见Lessing[雷兴］。”1920年5月31日：“晚上八点：Lessing请吃饭。”6月13日：“Lessing家饭，会晤Wilhelm[Richard Wilhelm，尉礼贤，德国汉学家］。”1922年8月29日：“邀钢[和泰］先生和雷兴（F.Lessing）先生到公园吃茶。偶谈学术上个人才性的不同。尉礼贤对于中国学术，有一种心悦诚服的热诚，故能十分奋勇，译出十几部古书，风行德国。钢、雷和我都太多批评的态度与历史的眼光，故不能有这种盲目的热诚。然而我们三人也自有我们的奋勇处。马寅初邀吃午饭，饭后与文伯到公园谈话。”1922年9月1日：“到钢先生家吃饭，与他和雷兴先生和在君谈。”
雷兴的全名叫Ferdinand Lessing，是德国人。他有学语言的天分，会蒙文、藏文、梵文、中文和俄文。他是德国有名的语言学家缪勒（F.W.K.Müller）的学生。雷兴1907年到中国作研究。这一待，就待了十七年。1925年，他回到德国，写成博士论文，开始教书。1927年，他继他的老师缪勒成为柏林民族学博物馆（Museum für Volkerkunde）的馆长。1930年代初，雷兴参与瑞典考古探察家斯文 赫定（Sven Hedin）的探察团到蒙古探察。1935年，雷兴接受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校区的邀请，出掌该校的东方语言系。
胡适在此后的日记里还提到过雷兴。比如，1931年2月12日：“到齐如山家吃茶，会见Dr.Lessing[雷兴］＆Dr.Schierlitz[音译：许立兹，Ernst Schierlitz，1930年代北平辅仁大学《华裔学志期刊》（Monumenta Serica）编辑之一］及梅兰芳。Lessing说‘茉莉’出于梵文manika。他问剧本角色有‘末尼’，与‘摩尼’有无关系？我们都不能答。”1938年2月16日：“下午，马[如荣］君来接我去Berkeley[伯克利校区］，到Dr.Lessing家吃饭。”1938年5月4日：“Dr.F.D.Lessing来谈。他今夜上船回德国。他听说我已辞了Univ.of California[加州大学］之聘，甚失望。他力劝我再考虑此事。”雷兴失望一事，是指胡适辞去了加州大学以四千美金礼聘他去教一学期书。此事发生在胡适受命出任中国驻美大使之前三个月。
根据1920年1月21日《北京大学日刊》的报道：“梵文班授课钟点改为每周一、三、五，下午准六时至七时半上课。本星期起实行讲义随堂发给。”这个时间跟胡适在“日程”里所说的“下午四点”不符。不知道上课的时间是否后来又作了调整。总之，胡适在1920年的“日程”里有好几处认真学习梵文的记载：2月2日：“下午四点到五点：梵文。”
2月8日：“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习梵文。”
2月9日：“中午十二点：读梵文；四点：梵文，因C.T.S.[待查］事，未上课。”
2月16日：“四点：[上］梵文。”
2月22日：“晚上十点：预备梵文。”
2月23日：“五点：[上］梵文。”
3月1日：“四点：[上］梵文。”
3月8日：“四点：[上］梵文。”
3月21日：“晚上十点：[习］梵文。”
3月22日：“四点：[上］梵文。”
此后，胡适的日记就没有学习梵文的记录了。也许因为时间、精力以及对本末的考量，胡适后来就没继续学习梵文了。不过北大仍然教授梵文。我们不知道雷兴教梵文教了多久，根据1920年10月27日《北京大学日刊》的报道，教梵文的教授已经是钢和泰了：“梵文教员钢先生因我们学梵文的时间，多与他项外国语冲突，定于今日（礼拜三）下午四时至六时在45教室开会决定时间。”1921年秋天开始，北大的梵文班分初级跟高级两班。高级班由钢和泰讲授，初级班由钢和泰的助手黄树因讲授。这位黄先生，胡适在1923年说他不幸早夭。
胡适除了学习梵文，显然也开始读印度哲学的书：1920年1月31日：“四点：看印度哲学。”
2月1日：“五点：看印度哲学。”
2月6日：“晚上七点以后：看印度哲学。”
2月7日：“五点到十点：看梁漱溟的《唯识述义》。”
2月13日：“晚上十点：看印度哲学。”
2月25日：“上午十一点：翻看《佛教大辞典》。这是文伯替我买的。昨天寄到。”
2月28日：“晚上十点：佛学。”
可惜我们不知道胡适看的“印度哲学”与“佛学”究竟是什么书。然而，我们知道他看了梁漱溟的《唯识述义》，并且买了一本《佛教大辞典》。这在在显示了一个想要踏踏实实地研究佛教史，以便撰写《中国哲学史》中卷的严谨学者的风范。
胡适在1920年初学习印度佛教史的种种努力，最重要的是他跟钢和泰男爵的交往和合作。胡适称道钢和泰是“俄国第一流学者，专治印度史与佛教史”，日记里以钢先生、钢男爵称之。钢和泰实际上是爱沙尼（Esthonia）的贵族。爱沙尼亚在沙俄时期属俄国。他在德国拿到梵文的博士学位以后，先在俄国外交部亚洲局的印度部工作。1909年，他出任圣彼得堡大学的梵文教授。在圣彼得堡大学期间，钢和泰研究中国的记载，特别是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如何帮助考古学家在敦煌、吐鲁番以及中亚发现佛教的遗址。1916年，钢和泰到北京研究藏文与蒙文的史料。次年，俄国革命爆发。此后，他就流亡在中国。钢和泰在北大教梵文，并开“古印度宗教史”的课。1921年9月，钢和泰告诉胡适，如果北大能给他一个“东方言语学部”的名义，他就可以跟巴黎、伦敦、柏林的东方研究机构索取书报学刊。9月25日胡适给蔡元培写信，建议北大成立一个空壳的系，“此事须我们给他一个‘东方言语学部’的名义，只须印一种信封，上刻[以下］字样，就行了”：[英文］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PekingDepartment of Indian andBaron von Stael-HolsteinCentral Asian Philology[中文］
北京大学
东方言语学部
钢和泰
1928学年度，钢和泰接受刚成立的哈佛燕京社的邀请，以访问学人的身份到哈佛大学客座一年。回到中国以后，钢和泰接受燕京大学的聘请，到燕京担任中亚语言学教授，并出任由哈佛燕京社资助的“中印学社”（Sino-Indian Institute）的主任。他1937年死于北京。
胡适第一次在日记里提到钢和泰是在1920年6月8日。当天，他在北大第二院第一讲堂帮钢先生的“玄奘与近代之史学研究”的讲演作翻译。这篇演讲，说的正是《大唐西域记》如何帮助了考古学家在中亚发现佛教的遗址。胡适佩服钢和泰在语言学上的功力。他在1921年9月22日的日记里说：“钢先生近治《宝积经》的一部分，用四种中文译本与梵文本及藏文本对勘。用力至勤，极可佩服。”
1921学年度第一学期，钢和泰在北大开了一门“古印度宗教史”的课。胡适在10月10日答应帮他在课堂上作翻译。举几则日记为例：10月23日：“读钢先生的古印度史讲义稿。”
10月24日：“下午，为钢男爵译述二时。”
10月31日：“上课。为钢先生译述二时。钢先生因为我肯替他翻译，故他很高兴。此次的讲义皆重新写过。我也得许多益处。”
1921年度的第二学期，他们又继续合作。再举几则日记为例：1922年2月6日：“为钢和泰先生译‘印度古宗教史’两点钟。”
2月13日：“上课，为钢先生译‘古印度宗教史’二时。今天讲完吠陀的宗教，共讲了三个月，我自己也得益不浅。”
3月20日：“上课，钢先生说巴利（Pali）《佛藏》与大乘经藏不同之点，甚可注意。”
钢和泰的帮助，不只在于启发胡适对佛教史的思考，还提供了印度佛教史的书籍。1922年5月9日：“钢先生来谈。他说，北京饭店到了一批书，需二百六十元左右。他无钱购买，很可惜的。我看了他的单子，答应替他设法。下午一时，到公园会见在君与文伯，向文伯借了一百块钱，到北京饭店，付了一百元的现款，把这些书都买下来了。”
勤学、用功、能一直拓展他思想视野的胡适，在买到这批书以后，马上就读了法夸尔（J.N.Farquhar）的《印度宗教文献纲要》（An Outline of the Relilious Literature of India）。他在5月10日的日记里说：“此书极简要，附的书目尤有用。”6月15日的日记最为重要：读Farquhar’s Outine of Rel.Lit.in[of］India，仍未完。此书甚好，其中论《法华经》一节甚有理。我前年认《五百弟子受记品》以下为后人增入的，遂不大注意他们。Farquhar指出21至26为第三世纪增入的。但他又指此诸篇可见：一、陀罗尼（咒）之信仰。二、观世音之信仰。三、极端的修行，如焚指焚身（《药王品》）之信仰。此皆我所不曾看出的。
胡适所引的这一段，在法夸尔书中的第157页到158页。胡适现学现用，在两天以后的“中国哲学史”课堂上就讲述起来了。6月17日：“上课，讲大乘的堕落方面。”
楼宇烈在1980年代有计划地搜集了胡适所藏禅籍中的题记、眉批。他在《胡适读禅籍题记、眉批选》里，录下了胡适在《妙法莲华经》里的题记和眉批。他说：胡适在本书目录第二页上的眉批说：“此下六篇是后加入的”（指卷六《如来力品第二十一》至卷七《陀罗尼品第二十六》），其根据来自Farquhar的《印度宗教文献概论》一书。胡适此书封面上第二则题记的日期是民国十一年（1922），六月十四日。
换句话说，胡适在读了法夸尔的书以后，6月14日在《妙法莲华经》目录第二页上作了眉批。次日，又在日记里作了引申。
此后，胡适一辈子讲到佛教对中国的影响时，特别是用英文发表的文字与演讲，“焚指焚身”一直是他大加挞伐、斥之为“以夷变夏”（un-Chinese）的重点。
游刃有余的写家
很多人都说胡适写文章不快。这又是被胡适牵着鼻子走而不自知的结果。胡适一生中有好几次说自己写文章慢。有趣的是，他年纪越大，越爱说自己写文章慢。他年轻的时候并不是如此。先从他年纪大了的“夫子自道”说起。胡适在1933年6月28日的日记里说：“写讲演，颇感甚缓慢。我写文字本不快，写英文尤不快。”当时他正在太平洋往美国去的邮轮上。
1939年8月8日的日记说得更为透彻：
我写文字，无论是中文英文，都很迟钝。人家见我著作在三百万字以上，总以为我的文思敏锐，下笔千字。其实我的长处正在于“文思迟钝”，我从不作一篇不用气力的文字。
我觉得最容易写的文字是考据的文字。例如我写《辨伪举例》，一点钟可写一千字，比抄手还更快。但这是因为搜集证据，整理判断的工夫，都早已做了，故坐下来写，毫不费力。即如《醒世姻缘》的考证，写时不大费力，但材料的收集，费了我五年多的时间！
《（科学与人生观）序》的最后一节（paragraph）[注：“paragraph”是胡适自己附加的英文字，应该是“段”的意思］费了我一个整天！今年在医院里，为Living Philosophies：Ten Years Later[《当代名人哲理：十年后回顾》］写短文，约一千五百字，凡十天才写成。
这则日记是关键。《<科学与人生观>序》的最后一个段落费了一整天的时间；《当代名人哲理：十年后回顾》才一千五百字，十天才写成。乍看之下，这仿佛是龟速，仿佛证明了胡适写文章确实慢。其实不然。胡适写文章不是不快，而是他“从不作一篇不用气力的文字”。换句话说，胡适的慢不是在“写”，而是在写以前的构思与准备。胡适说得很清楚：他写考据的文字，“一点钟可写一千字，比抄手还更快”。原因无它，“这是因为搜集证据，整理判断的工夫，都早已做了，故坐下来写，毫不费力”。
胡适—个钟头可以写—千字！还说胡适写文章慢。看看谁有斗胆，敢跟他比赛！
更重要的是，这反映了胡适是一个能花心思、肯琢磨的写家——写作的大家、方家。他写《<科学与人生观>序》的最后一个段落费了一整天的时间，写《当代名人哲理：十年后回顾》才一千五百字，十天才写成。原因无他，胡适除了懂得文字是要让人家去咀嚼、品味的以外，他是一个懂得“攻心为上”的人。文章明白晓畅只是最低的要求。写文章要人看得懂只是第一关。文章要让人接受，是第二关。文章要能让人看得心悦诚服，才是方家。
那些动辄说胡适的文字“平淡无奇”、“像白开水，没有什么文学价值可言”的人，只是暴露出自己的有眼无珠。丁文江是一个深谙中英文字之道的人。他在1923年4月2日给胡适的信里，劝诫胡适批判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里用“荒谬”、“不通”的话有欠斟酌。然而，他也能品尝出胡适驾驭文字的艺术：“你批评梁漱溟的文章很好。我没有他的原书在身边，不能比较。但是就文章论，是极好的——许多地方有irony[讽喻］，这是你文章技术的长处。”
梁漱溟认为胡适的批评“语近刻薄，颇失雅度”，胡适用了同样的话回应道：至于刻薄之教，则深中适作文之病。然亦非有意为刻薄也。适每谓吾国散文中最缺乏诙谐风味，而最多板板面孔说规矩话。因此，适作文往往喜欢在极庄重的题目上说两句滑稽话，有时不觉流为轻薄，有时流为刻薄。在辩论之文中，虽有时亦因此而增加效力，然亦往往因此挑起反感。如此文自信对先生毫无恶意，而笔锋所至，竟蹈刻薄之习，至惹起先生“嫌怨”之疑，敢不自省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