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能看得出胡适文字里的奥妙。这就是有鉴赏力，能惺惺相惜。
关于胡适写文章的章法，汪原放有一段非常精彩的回忆。他说他看过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的日记。汪孟邹在1923年11月21日和12月9日的日记里，提到了胡适和陈独秀分别为《科学与人生观》写序。汪孟邹说他们两个人的写作习惯截然不同：适之写的时候，要找不少的书，先摆好再写。仲翁不同，只要纸、笔，又不查书、看书，只管写下去就是了。两个都真有功夫哩。
汪孟邹一句话点出了胡适的章法：“要找不少的书，先摆好再写。”只是，这找好书、摆好再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胡适拖了六七年的《<醒世姻缘传>考证》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这六七年的等待，考验的是胡适的沉潜与耐力，以及汪孟邹能不凡事利为先的长处。胡适自己在前言里说得最为生动：亚东图书馆标点重印的《醒世姻缘》，已排好六七年了；他们把清样本留在我家中，年年催我做序。我因为不曾考出这书的作者“西周生”是谁，所以六七年不能动手做这篇序。我很高兴，这几年之中，材料渐渐增添，到今天我居然可以放胆解答《醒世姻缘》的作者是谁的一个难题了。这个难题的解答，经过了几年的波折，其中有大胆的假设，有耐心的搜求证据，终于得着我们认为满意的证实。
如果这篇考证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胡适在1922年底写《吴敬梓年谱》就属于一个典型的例子。为了写这部年谱，他准备了两年。1920年，他为汪原放标点的《儒林外史》写了一篇《吴敬梓传》。那是该年4月8日写的。同年，他找到了吴敬梓的《文木山房集》。后来又找到了吴敬梓的诗集。但那还不够。1921年11月13日，北大历史系的同事朱希祖借给他一部《金棕亭诗抄》，凡十八卷，中有二诗可以帮他考证有关吴敬梓的事实。到了1922年10月28日，胡适觉得资料齐备了：“晚上回家，把关于吴敬梓的材料理出来，预备作传。”次日的日记：费了半天的工夫，居然把吴敬梓的高祖以下四代找出来了。《全椒县志》我初看颇不得要领。后用《文木山房集》中方嶟一序及《移家赋》作线索，先寻出吴国对，以次寻出他的弟兄四个进士，又寻出吴沛。他的父亲吴霖起最不易找，到晚上才从《志》内选举表上寻出。若非《移家赋》注明说他做过赣榆教谕，我就无法可想了。夜间动手作《吴敬梓年谱》，成一半了。
11月1日晚，胡适续作《吴敬梓年谱》。再过一天，11月2日：“继续作《吴敬梓年谱》，完。此谱共五十五页，约一万六七千字，三日作成，颇能满意。”其实何止“颇能满意”而已，他在收入《胡适文存》的《吴敬梓年谱 前言》里说：“我觉得这是我生平很高兴的一件事了。”这就是胡适写文章的章法：“要找不少的书，先摆好再写。”三天写一万六七千字，平均一天五千六百字，而且是在上课、开会、看电影之余的产物！凡是有写作经验的人，都可以了然这根本就是动如脱兔！
这篇年谱还有一个尾声。11月3日晚上：
夜归已十一时。翻看昨天的《吴敬梓年谱》，想起昨天一涵同我谈起吴国龙在《贰臣传》的事，因试检《耆献类征》，检得吴国对的墓志，是陈廷敬作的。内中说吴国对有三子，长吴旦；孙几人，长霖起，是旦的儿子。我非常高兴。我在星期日，把吴敬梓的高祖吴沛、曾祖吴国对、父霖起都寻出来了，只有祖父不能考定。今天考定吴旦是霖起的父亲，又考得高祖以上的两代。这一件是今年最得意的一件事。因此，我修改《年谱》，增加一部分。明天可寄出了。
当然，考据的文章写得快，是因为有许多引文的关系。胡适边写边引，自然“比抄手还更快”。不过，胡适写作的速度绝对不慢。1923年春他说：“我自己作文，一点钟平均可写八九百字；译书每点钟平均只能写四百多字。”
胡适写文章不仅不慢，而且能够赶文章。1921年7月10日，杜威在第二天就要离开中国了。《晨报》非要他写一篇文章不可。胡适在当晚的日记里说：杜威先生明日要走了。我本想郑重做一篇文章送他的行。连日太忙，遂不能如愿。今晚九时，孙伏园打电话来，说罗素先生明日下午行，《晨报》已请赵元任做一篇送行的文；杜威明日上午行，我不可不做一篇送行的文。时间已迫，我匆匆拿了上月三十日的演说辞的一部分，凑成了一篇短文。送到时，已半夜了。
胡适说的演说辞，指的是他6月30日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为杜威饯行会上所作的英文演说。写成中文，还需要一个翻译的过程。
即使胡适写文章的速度平常，但他的过人之处在于他是一个能一心数用、游刃有余的人。举个最典型的例子来说。上节提到《记李觏的学说》。1921年11月14日写完这篇文章，他在日记里说：“此稿起于本月三日，前后凡十日——中间时有停顿——始成功，约一万字。”我们来看看他这十天里还做了哪些事情。
首先，从表2.2可以知道，胡适1921学年度的第一学期教四门课：“中国哲学史”、“中国近世哲学”、“杜威著作选读”、“英文演说”。同时，他还帮钢和泰在“古印度宗教史”的课堂上作翻译。从上一节的分析，我们知道他孜孜地备课，为完成《中国哲学史》的大业作准备。换句话说，上课、备课已经花去他大半的时间。
其次，胡适还校改、补定其他文章。比如，11月4日：校正《[墨经］小取篇新诂》、校改《清代学者治学方法》，补作第八章。此篇作于民国八年[1919］之夏间，共成四章。去年补作五、六两章，后又补作第七章。至今始匆匆补作一章，作一个结束。原意尚拟加以批评，今因《文存》待印，不及补作，仅能如此结束，殊不能满意。但此篇亦是一篇很好的方法论，见解与作法都有一点长处，故尚可存。
此外，胡适还改作《<红楼梦>考证》。11月11日：“改作《<红楼梦>考证》，未完。”12日：“作《<红楼梦>考证》，完。此次共改了七八千字，两日而毕。”
第三，胡适还作了三个演说。11月5日：“到砺群学校演说《什么是哲学》。晚到北城基督教学生事业联合会演说《青年与社会》。前者颇有精义，后者全是泛话。”11月12日：“下午，到国语讲习所参与开学礼。我演说《国语运动的历史》，略同在上海的讲演。”
第四，胡适还有看戏、打牌、饭局、证婚等社交活动。11月5日：“今天我同孟和、任光请梦旦与拔可吃饭。”11月6日：“午时，国语统一筹备会邀吃饭……午后，与胡煦卿及章洛声同去看新修的绩溪会馆义园……到慰慈家，有文伯及岳霖在此打牌。我替文伯打了几圈。晚上与他们同到真光去看俄国戏班的游戏的歌剧。”11月11日：“午时，到燕寿堂为学生潘德霖作证婚人。”
胡适在做学问方面有一个很好的态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只求“空前”，不望“绝后”。这句话是他1921年写给梁启超的信里说的：我常说，我们著书做事，但求“空前”，不妄想“绝后”。但近年颇中清代学者的毒。每得一题，不敢轻易下笔。将来当力求改之。要以不十分对不住读者的期望为标准。
其实，世界上没有“绝后”的著作。这就是孔恩（Thomas Kuhn）所论述的“典范”（paradigm）的意义。所有能被学界接受的研究，都是在既有的“典范”下进行的。胡适所谓的“空前”，用孔恩的观念来说，就是新“典范”的建立。它不可能“绝后”，就是因为“江山代有人才出”，新起的“典范”会“各领风骚数百年”。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注定是以上卷为终。然而，这正印证了他自己要“空前”不“绝后”的信念。早在1927年，胡适就为他的《中国哲学史》作了一个盖棺论定，亦即，他是新典范的开山：我自信，中国治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这一件事要算是中国一件大幸事。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问的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
宁可起早工作，戏不可不看
胡适是一个喜欢赏月的人。1921年9月16日是中秋节。在前一个晚上，他跟好几个朋友到中央公园的水榭喝茶，“月色甚好！念明天是中秋，不知有此好月否？”结果，中秋“是日果阴晦，夜中无月”。他在日记里想到自己前年有诗云：多谢你殷勤好月，提起我过来哀怨，过来情思。
我就千思万想，直到月落天明，也甘心愿意。
怕明朝云密遮天，风狂打屋，何处能寻你？
录下这首诗以后，胡适又加了一个按语：“行乐尚须及时，何况事功！何况学问！”
“何况事功！何况学问！”诚然！对胡适而言，“事功”与“学问”第一。我在《序幕》里提到，杜威夫人所观察到的胡适：“是不会让家事或任何其他事务妨碍他的事业的”。然而，我们不能忘记，胡适同时表示“行乐尚须及时”。
胡适不是一个禁欲主义者。事实上，胡适有一个相当平衡的人生观。他懂得人生需要调剂。尽管爱慕胡适的“星星”Zing-shan在1934年调侃胡适是一个“只知工作，不知娱乐”的人，这句话是从西方谚语“只知工作，不知娱乐，索然无味”（All work and no play makes Jack a dull boy）来的，然而，胡适绝对不会“只知工作，不知娱乐”，更不是一个“索然无味”的人。
胡适有他的娱乐。我在上文引了胡适1922年9月2日的日记：“我的天性是不能以无事为休息的。换一件好玩的事，便是休息。打球打牌，都是我的玩意儿。”所以，在那几年间，胡适休息的“玩意儿”就是上公园、打球、打牌。
此外，胡适也去看戏。中国戏、外国戏，他都看。1921年5月29日：“三点，到同乐园看戏。”6月10日：“夜间，毕善功先生请我看戏。北京新到一个英国戏班，名Waring Co.[华灵戏班］，有四天的戏。今天演的是小仲马的《方便的结婚》（A Marriage of Convenience）[注：比较传神的翻译是：别有目的的婚姻］，写法国18世纪中叶的风俗，颇使人发笑。有几个人做的很不坏。我自从八年[1919］除夕去看过一回英国戏，一半年没有看外国戏了。”6月11日：“夜与原放、一涵去看戏，仍是Waring Co.。”1922年2月16日：“毕善功先生邀我去看北京美术会会员演戏。”
胡适的优点在于他能推己及人。更令人激赏的是，他知道健康的娱乐必须推广到社会各个阶层。1921年8月23日，胡适正在上海帮商务印书馆做评鉴的工作。他在当天的日记里说：我与[郑］铁如、[朱］觉卿同去游大世界。大世界游人至少有四五千人，确是我不曾想到的。昨日我到先施乐园，见里面看戏和看影戏的都是男女杂坐，不分贫富老少，短衣的人尤多（先施入门只须一角），我颇感动，曾对任光说：这真是平民的娱乐场！今晚见大世界的游人这样多，也有这种感想。这种游戏场确能供应一种平民的需要。
胡适这种娱乐无贵贱、人人应享有的哲学，最淋漓尽致地表现在1925年5月17日北大哲学系师生联欢会的致辞里。梁漱溟在致辞结尾告诫学生要自奉俭约，不要看电影听戏：“还有一句话要说的。就是替社会做事，享受总要薄一点才对。我从未走进真光电影场，从未看过梅兰芳的戏。总觉得到那些地方是甚可耻。”
对此，胡适不以为然：
至于梁先生劝我们自奉俭约，是对的。不过他对于应有的娱乐觉为耻辱，我以为只能以之为立己之道，以之立人则不可。试看吴稚晖先生是自奉甚俭约，可是他希望社会设备极臻完美；希望大家都能坐汽车，家家都能装一无线电的听声机、听很好的音乐。我亦希望诸位同学以后大家都大阔特阔。社会娱乐场所愈多愈好，能使穷人都能看戏才好。梁先生的态度所以如此，也可说是不看戏、不到娱乐场所的缘故。我们宁可起早一点作工，戏却不可不看。
社会上应该“娱乐场所愈多愈好，能使穷人都能看戏才好”。一个政府更不应该盲目地、自以为是地，以移风易俗为名，剥夺老百姓享受、遵循传统所沿袭下来的习俗和热闹。他在1930年1月30日的日记里说：今日是旧历元旦（庚午）。旧历是政府废止的了，但昨晚终夜爆竹声不绝，难道只是租界内的中国人庆祝旧历年吗？凡新政府的成立，第一要着是提倡民间正当的娱乐，使人民忘却过渡期中的苦痛，而觉着生活的快乐。待到令行禁止的时期，然后徐徐改革，则功效自大。今日的政府无恩惠到民间，而偏要用全力剥夺民间的新年娱乐。令不能行而禁不能止，则政府的法令更受人轻视了。
周质平喜欢说胡适是一个没有艺术细胞的人，笑他不懂韦莲司的画，还不懂装懂，故弄玄虚。我在《星星 月亮 太阳（增订版）》里，用胡适和韦莲司来往的信件，证明了韦莲司读了胡适的诠释以后欣喜若狂，她把胡适视为知音，认为他是少数看懂了她的画的人。
周质平忘了胡适是一个诗人。胡适是中文白话诗的鼻祖，他写的英诗——就以《璞玉成璧》里所举的为例——试问有几个中国人能望其项背？多少人喜欢胡云亦云地说胡适“提倡有心，创作无力”！殊不知那只是胡适的一个谦辞。我们如果错把他的谦辞当成夫子自道，就难免不愚即妄之讥。用胡适在日记与文章里常用来形容自己的一句话来说，他喜欢为自己在“戏台里喝彩”。胡适对自己新诗的创作与鉴赏力是自视极高的。《<尝试集>再版自序》里就有一段典型的“戏台里喝彩”的话：《关不住了》一首是我的“新诗”成立的纪元。《应该》一首，用一个人的“独语”（monologue）写三个人的境地，是一种创体；古诗中只有《上山采蘼芜》略像这个体裁。以前的《你莫忘记》也是一个人的“独语”，但没有《应该》那样曲折的心理情境。自此以后，《威权》、《乐观》、《上山》、《周岁》、《一颗遭劫的星》，都极自由、极自然，可算是我自己的“新诗”进化的最高一步。
不管自视有多高，胡适都诚然不是以诗闻名。然而，这是题外话。此处的重点是：世界上没有一个上乘的诗人是没有艺术细胞、艺术品味、艺术鉴赏力的。艺术的种类不同，技巧、工具、表现的方式也各不相同。然而，那作为一切艺术的基础的品味、感受力、鉴赏力，是可以转移的。诗人敏锐的观察力、感受力与鉴赏力，是可以让他去学习鉴赏其他类型的艺术的基础。就好像留学时期的胡适，努力、用心的结果，使他能看懂韦莲司的画一样。
事实上，尽管胡适自谦不懂艺术，却喜欢不经意地流露出鉴赏画作的自信。比如说，1929年4月20日，他和几位朋友去看全国美术展览会：费了五个钟头，尚不及看中国画部。西洋画部，很有进步的表示，殊可喜。参考品部，日本人送来的八十多幅之中，很有佳作。其最佳者，有：寺内万志郎[的］《镜》、和田英作[的］《チューリップの花》[请注意：这“チューリップ”的片假名，是英文“郁金香”的拼音。胡适在手稿里虽然漏了“ュー”的长音记号，但《胡适日记》的编者则把“チ”与“ュ”误为汉字的“千”与“工”］、满谷国四郎[的］《女》、东乡青儿[的］《花园》。请注意：胡适原稿正确，《胡适日记》编者误拼］。
对音乐，胡适也曾自谦“不懂此道”。然而，不懂此道并不等于不懂得欣赏。教堂庄严清幽的音乐，能够启迪人，升华天人合一之心，正是因为音乐之美，足以牵动“不懂此道”之人的心弦。他在1931年11月13日的日记里说：“与在君[丁文江］同赴General Crozier[克娄杰将军］的晚餐。饭后同听Heifetz[海菲兹，20世纪中小提琴泰斗］的提琴独奏。此君在今日可算是最伟大的提琴家，我今天听他奏琴，虽不懂此道，也极倾倒。”
正因为胡适有艺术的细胞，正因为他有艺术的品味，所以才会用那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情，来批判他的社会不重视艺术、欠缺艺术教育、不讲究艺术的熏陶，以至于整个社会都是艺术盲。1930年1月30日：下午Baroness de Pidol[毕杜尔男爵夫人］请吃茶，会见英国今日大戏剧家Noel Coward[诺埃尔。考沃德］。惭愧的很，我不但没有看过他的戏，并且没有读过他的戏。同吃茶的客人有Mrs.Chester Fritz[费立兹夫人］，也是很有学问的人。他们谈欧美的音乐戏剧，我竟毫不知道，惭愧的很。我们真是个没有文化的国家，音乐美术全没有。我们士大夫阶级受的美术教育、具有的美术知识，远不如欧美国家的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子。
胡适在此处提到的毕杜尔男爵夫人，《星星 月亮 太阳》里提到了。她是卢森堡钢铁商驻沪代表毕杜尔男爵的夫人。1930年，她跟南京政府的政治顾问英国的怀德爵士（Sir Frederick Whyte）发生了恋情。不幸的是，后来在众人启动“营救”怀德爵士的计划之下，显然让毕杜尔男爵给甩掉了。于是她在1931年1月自杀身死。
女性与爱情
1931年1月5日，胡适在开往上海的火车上，跟陈衡哲谈到了爱情：“与莎菲谈，她说Love是人生唯一的事；我说Love只是人生的一件事，只是人生许多活动之一而已。她说：‘这是因为你是男子。’其实，今日许多少年轻人都误在轻信Love是人生唯一的事。”
事实上，胡适何止认为“Love只是人生的一件事，只是人生许多活动之一而已”，他在《<科学与人生观>序》里就已经举牌发出挑战了：“我们要看那些认爱情为玄秘的人们出来向这‘全是生理作用，并无丝毫微妙’的爱情观作战。”
对于一个把“事功”与“学问”放在人生第一位的人来说，胡适认为“Love只是人生的一件事”，这一点都不奇怪。君不见他根本认为爱情“全是生理作用，并无丝毫微妙”。胡适与陈衡哲对爱情至上与否的辩论，其关键在于陈衡哲对胡适所说的那句话：“这是因为你是男子。”
我在《星星 月亮 太阳（增订版）》里提到了20世纪中国人最喜欢拿来讴歌自由的话：“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如果把它拿来形容胡适的爱情哲学，那就是：“爱情诚可贵，家庭价更高，若为事业故，两者皆可抛。”
陈衡哲一句话点出了胡适在性别上的盲点。在中国近代史上，胡适毫无疑问是鼓吹女性的解放，提倡女性的教育、独立与平等的先锋。他对传统中国小脚文化、“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吃人道德的抨击，他对现代社会双重标准的贞操观的批判，都说明了他是近代中国进步男性的表率。
然而，茱蒂司 卫尔特（Judith Wilt）提醒我们：“一个人会批判社会上性别的不平等、男性的偏见与不负责任，并不意味着他就是一个女性主义者。”胡适一生的许多面向，都成为他在性别上的盲点的写照。他在家庭里是一家之主固不待言。他一生里的“繁星”和三个“月亮”，更是这个盲点的明证。本章所分析的他的男性唱和圈的空间构造，则彻彻底底地说明了，一个会批判社会性别不平等与男性偏见的人，同时可以是一个怡然自得地徜徉于男性唱和圈而不以为异的人。
男女在智性上是不平等的，这是胡适留美时期就已得出的结论。在女性得以享有高等教育的美国都是如此，遑论女性教育落后的中国了。我在《璞玉成璧》里征引了胡适1914年的一则日记，也就是他跟康奈尔大学一个房友的谈话，表达了他对女性、择伴和婚姻的看法：意中人（the ideal woman）终不可遽得，久之终不得不勉强迁就（compromise）而求其次也。先生谓此邦女子智识程度殊不甚高，即以大学女生而论，其真能有高尚智识，谈辨时能启发心思者，真不可多得。若以“智识平等”为求偶之准则，则吾人终身鳏居无疑矣。实则择妇之道，除智识外，尚有多数问题，如身体之健康，容貌之不陋恶，性行之不乖戾，皆不可不注意，未可独重智识一方面也。智识上之伴侣，不可得之家庭，犹可得之于友朋。此吾所以不反对吾之婚事也。以吾所见此间人士家庭，其真能夫妇智识相匹者，虽大学名教师中亦不可多得。友辈中择偶，恒不喜其所谓“博士派”（Ph.D.type）之女子，以其学问太多也。此则未免矫枉过直。其“博士派”之女子，大抵年皆稍长，然亦未尝不可为良妻贤母耳。
这则日记，从表面上看来，仿佛胡适在寻找心灵的伴侣方面是把妻子放在朋友之前，但实际的次序可能正好相反。我认为，即使胡适娶的不是江冬秀，他知识上的伴侣主要还会是他的朋友，而不是他的妻子。胡适很少对外人谈到他的家庭生活。然而，1926年在巴黎的时候，他在写给留美时期和平主义的战友葛内特（Lewis Gannett）的一封信里，却不经意地透露了他的怨言。葛内特在1926年初到中国采访，在上海跟胡适见了面。他劝胡适离开上海，不要浪费生命。胡适承认他已没有刚回国时的奋发。他说原因很多，除了身体不好以外，“天天在家里受气更是让人一点儿也提不起劲儿来”（And constant irritation at home，too，was not altogether inspiring）。
由于受到了美国19世纪“纯美的女性”崇拜（cult of true womanhood）的影响，胡适认为女性应有其特有的温婉、柔顺与纯洁美德。他在1914年6月8日的日记里自勉：“宜利用此时机，与有教育之女子交际，得其陶冶之益，减吾孤冷之性，庶吾未全漓之天真，犹有古井作波之一日。”
尽管胡适会使用“纯美的女性”之类陈词套语来形容女性，讽刺的是，“女性”也是他用来作比喻、形容没人要、既势利又没种或咬舌撞墙式的人或做法。我在《男性与自我的扮相：胡适的爱情、躯体与隐私观》一文里，有一长段相关的分析。由于那篇文章原来是用英文写的，中译版又发表在学术期刊里，读到的人可能不多，特别把它嵌入此处。胡适在1921年5月20日的日记里，记下了他和丁文江在北京饭店与威廉-克娄杰（William Crozier）将军的一段话：Crozier责怪我们知识阶级的人何以不鼓吹舆论，使政府不能不利用新银行团来筑造铁路。我们把现在的情形告诉他，并说，政府决不肯向银行团借这种于他们无利益的款，即使政府肯做，国民也要反对。现在银行团若希望政府来提议，我们可以断定银行团决无事可做，譬如待嫁女子，无人求婚，终必作“老女”以死。我又说，新银行团若不求作“老女”，只有一条路：须先使中国资本家组织铁路公司，向银行团借款，承认他们的条件，如公共监督用途之类。若无这样一个有信用的求婚者，银行团必不能免“终身老女”的命运。
同年6月，北京各大学代表因政府积欠教育经费请愿，被卫兵刺伤。几天以后，他和蒋梦麟有这么一段对话：梦麟说：北京的教育界像一个好女子；那些反对我们的，是要强奸我们；那些帮助我们的，是要和奸我们。我说，梦麟错了，北京教育界是一个妓女，有钱就好说话，无钱免开尊口。
听说受伤的北大教授马叙伦在医院里绝食，胡适表示：其实这是无益之举。当英国妇女参政运动实行示威时，英国政府也用严厉手段对付他们，逮捕多人入狱，入狱之女子多实行绝粒，谓之Hunger Strike[绝食］，政府大窘。大战之后，各国政府作惯了杀人的事业，竟不怕这种妇人的把戏了，故去年爱尔兰革命领袖有绝粒而竟死于狱中者，英国政府亦不因此少减其严厉手段。何况对中国这种强盗政府呢？
胡适会把“女性”比喻为没人要、既势利又没种，或咬舌撞墙式的人，其所反映的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套用俗话的问题。在这些传神妙喻的背后所层层积累的，是一些几乎天经地义的对女性的看法。胡适在1914年6月20日的日记里，记他第一次参观美国的婚礼。叙述到牧师带领新郎朗诵誓词的时候，他说：“牧师以环加女指。已，令新郎誓曰：‘余某某今娶此女为妻，誓爱之养之（to love and cherish）。’”胡适把“to cherish”翻成“养之”，绝对不会是一个单纯的翻译失当的问题。我们可以理解他是以“养之”来和“爱之”对称。同时，我们也可以想象，中美两国社会文化都认定男人的责任在养家，而女人的天职在持家，在这种环境下成长、受教育的胡适，自然会用“养之”来翻译新郎对新娘的誓词。更重要的，是新郎对新娘“爱之养之”，在在体现了胡适的男性的扮相的理想，亦即，男性对女性应有的骑士、君子之风。可惜胡适在叙述新娘朗诵誓词的时候，并没有重复这段誓词，他只说新娘的誓词“略同上”。我们因此不知道胡适会用哪个字，来翻译新娘对新郎所说的“to cherish”；然而，根据对胡适的男性扮相的讨论和分析，我们几乎不可能想象他会用“养之”这个字眼。
女性不但应该是被有君子、骑士之风的男性“养之”的对象，还注定要被生理的缺陷所局限。1920年陈衡哲学成归国。同年，她成为北京大学第一位女教授，并和任鸿隽结婚。陈衡哲任教北大不久，就因为怀孕而辞职。1921年9月，胡适去探望产后的陈衡哲，他在日记里写道：去看莎菲，见着他的女儿，名荷儿。莎菲因孕后不能上课，他很觉得羞愧，产后曾作一诗，辞意甚哀。莎菲婚后不久即以孕辍学，确使许多人失望。此后推荐女子入大学教书，自更困难了。当时我也怕此一层，故我赠他们的贺联为“无后为大，著书最佳”八个字。但此事自是天然的一种缺陷，愧悔是无益的。
胡适把女性怀孕的事实看成“天然的一种缺陷”，自然是相当令人惊异的论断。然而，我们有理由相信胡适认为女性的缺陷，不只在于会怀孕，还及于心智，也就是说，在心智上比男性差。1922年4月19日，他在北大替美国节育运动专家山格（Margaret Sanger）夫人作翻译。当晚，他在日记里说：下午，山格夫人（Mrs.Sanger）在大学讲演“生育裁制”，我替他译述，听者约二千人，他的演说力甚好。女子演说甚少他这样的有条理层次。
由于认为女性的智力理应比男性差，胡适每遇见像山格夫人这样谈话有条理层次的女性都惊异不已，仿佛她们不是女性一般。1930年3月1日：“索克思约晚餐，客为Mr.& Mrs.Field[费而特夫妇］，此二人皆年轻，皆出于巨富之家，而都是好学深思的人。其夫人是大富豪Vanderbilt[范德比尔特，美国铁路大王］的小姐，年不过廿三，而思想透辟可惊。她的谈话最像我的朋友Edith Clifford Williams[韦莲司］。中国女子中未见其比。”
胡适用他那宽广、仁慈的男性观，来对女性不幸被她的心理、生理与智力所局限表示同情的时候，他的态度是居高临下的（condescension）。然而，在近代中国，他又是鼓吹女性的解放、平等与教育的第一人。这就在在印证了前文所引茱蒂司 卫尔特的那句话：“一个人会批判社会上性别的不平等、男性的偏见与不负责任，并不意味着他就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我们绝对不能只从表面来看胡适的性别论述。
当然，尽管女性在心理、生理以及智性上存在“缺陷”，胡适还是需要女朋友的。1918年1月，胡适结婚以后单独回到北京。他很感寂寞，因此希望母亲答应，让江冬秀早一点到北京来跟他团圆。他在4月6日给他母亲的信里说：我在外国惯了，回国后没有女朋友可谈，觉得好像社会上缺了一种重要的分子。在北京几个月，只认得章行严先生的夫人吴弱男女士。吴夫人是安徽大诗人吴君遂（北山楼主人）先生的女儿，曾在英国住了六年，很有学问。故我常去和她谈谈。
胡适当时在北京认识的女性朋友，都是在同事、朋友圈里的太太、未婚妻或女朋友，比如说，他在4月6日家信里所提到的陶孟和未来的太太沈性仁、北京高等师范的丁太太、北大同事顾教授的未婚妻沈教授。他在一个月以后的家信里再次提起吴弱男：昨日在家写了一天讲义。下午去看章行严先生的夫人吴弱男女士，谈了三点钟。这位夫人是中国女子中很难得的人物。她在英国留学了六年，很读了些书，却又极能治家。现有三个孩子，都极可爱。
吴弱男“很读了些书，却又极能治家”，这句话是关键。胡适从这些“名花有主”的女性身上所希望得到的，不是“真能有高尚智识，谈辨时能启发心思”，而是美国19世纪“纯美的女性”形象下的温婉、柔顺与纯洁美德。这种“纯美的女性”的典型，我在《女性、母性、与生物界通律：<妇女杂志>的前半期，1915—1925》（Womanhood，Motherhood，and Biology：The Early Phases of The Ladies‘ Journal，1915-1925）一文里用胡适的朋友、同样留美的胡彬夏的描述作了如下的分析：在美国土生土长、白人、中上阶级、妇女俱乐部的成员，既可以把家里整理得井井有条、一尘不染，又能游刃有余地热心公益。她在《20世纪之新女子》里所描写的三个美国妇女，都是超人型的家庭主妇，其中两位是专职的家庭主妇，公益事业只是她们的嗜好。三位都受过大学教育、温婉，而且都能轻松利落地扮演多重的角色：先生的贤内助；孩子的母亲、老师和朋友；社会的热心公益分子。
胡适有求于中国版的“纯美的女性”的地方，用他1914年6月8日的日记里的话来说，就是：“与有教育之女子交际，得其陶冶之益。”然而，这只是陶冶而已，完全不影响胡适的唱和圈全然是男性的事实。有意味的是，我们在这以后就没听胡适提过需要女性的陶冶了。从1923年胡适跟曹诚英在烟霞洞度过“神仙生活”以后，女性在他的生命里所扮演的角色，仿佛是从陶冶转换成调剂了。
这种调剂的角色，跟胡适的性别观是息息相关的。就以《星星 月亮 太阳》里分析的几位“月亮”和“星星”为例，只要失去了“调剂”的意义，就是他们的关系终止或变质的开始。曹诚英、徐芳如此，韦莲司亦复如此。他对1935年从北大毕业的徐芳的处理方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他发现徐芳把他的调剂当真，就赶紧写了《无心肝的月亮》那首诗，要她“可怜”他“跳不出他的轨道”，要她学习他“无牵无挂多么好”的潇洒。等中日战争爆发到了美国以后，胡适决定不理徐芳了。他在1938年3月5日的日记，是用极其生分的语气来说徐芳：“写一信与舟生[即徐芳］，劝他从危难里寻着自己的前途，恐此人不中说也。”曾几何时，那让他吻着“媚眼”来调剂的徐芳却变成“此人”了！
质言之，调剂，胡适要；相思债，他付不起。这也是胡适到了美国以后“星星”都为白人的原因。在这一点上，韦莲司就是一个最值得令人省思的例子。1933年成为身心合一的恋人以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渐行渐远了。空间的阻隔固然是一个不可克服的障碍。然而，我认为对胡适而言，韦莲司是一个让他“侍候费心”（high maitenance）的情人，老爱跟他谈一些人生、爱情、理想等等无解的问题。同时，韦莲司又是一个对自己、对胡适，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感情上都要诚实、追根究底去剖析的人。青年胡适动辄要人“必也一致乎”，可是等他年纪渐长，就觉得未免太沉重了。韦莲司有所不知，廉颇老矣！胡适早在写给徐芳的一首诗《扔了》里已经讨饶了：“两鬓疏疏白发，担不了相思新债。”
在胡适所有的“星星”里，特别护士哈德门太太是跟他相处最久的一颗，从1938年12月在医院认识，一直到1962年胡适过世，一共二十四年。在这些年里，最让哈德门太太缅怀的，就是她称之为“黄金岁月”的八年，也就是从他们认识到1946年胡适回中国就任北大校长为止。在胡适一生的情人里，哈德门太太是最能大胆跟胡适调情的一位。她用“心肝”、“宝贝”、“宠物”等昵称来称呼胡适；她称许胡适为情圣，爱他爱得不能释手；用最为大胆、露骨的文字，来表达她对胡适的情欲。
在情欲的满足方面，晚年的胡适从他跟哈德门太太的关系上深得其中三昧。1961年7月20日得知北大的老同事蒋梦麟要跟徐贤乐结婚，胡适表示反对。他认为蒋梦麟“已经七十岁了，娶个年轻的太太，难免不当寡妇。如感一个人生活孤寂，不妨找个年龄稍大的特别护士，陪他住在一起，何必续弦自找麻烦”。这真的不只是夫子自道，而且是秘笈传授。
然而，胡适的调剂，是建立在他的“月亮”和“星星”的痛苦之上，即使白人亦然。表面上看来，哈德门太太似乎对他无所企求，似乎是彼此各取所需。然而，感情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东西，可以收放自如。男女的不同，不但在于社会对他们的规约（discipline）、要求甚至奖惩不同，而且在于他们对爱的憧憬、要求与反应也不同。“找个年龄稍大的特别护士，陪他住在一起”，是彻彻底底的男性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是完完全全的物化女性的教战手册。
胡适不是不知道，“年龄稍大的特别护士，陪他住在一起”的哈德门太太也有一颗心，而且她是带着一颗破碎的心离开他的。1950年6月江冬秀到纽约跟胡适团圆，她只得搬出她跟胡适同居的公寓，可她从来就无法接受胡适已经离开的事实。1955年底，处于濒临崩溃的边缘，哈德门太太到纽泽西州大西洋城（Atlantic City）去度了一个星期的假。一天晚上，她独自去餐厅吃饭，结果“晚餐时，这儿有一个风琴大师演奏。昨晚我去的时候，他正在演奏《人们会说我们是一对》（People Will Say We’re in Love）、《夜以继日》（Night&Day）、《只有你》（You Alone），都是我们喜欢的老歌！我听得哭了，于是赶紧离开”。离开大西洋城的前几天，她还写信告诉胡适：“回到公寓以后会给你电话。然后我就必须出去买点隔天早餐要吃的东西。我希望能在星期二看成医生，星期三回去工作。最重要的，是我希望能尽早看到我的‘心肝’。”
胡适处理他跟哈德门太太之间的关系，最淋漓尽致地表现在他男性气概的扮相。本传第一部《璞玉成璧》阐明了这个扮相：胡适在“私”领域与“公”领域之间的界域并不是泾渭分明的，而是存有交集的。私领域里的行为，包括婚姻与爱情，与公领域里的行为，从待人接物、政治参与到国际关系，都必须遵循同样的准则，那就是：理性、法治、井然有序。这些准则，就是胡适男性扮相的写照。
哈德门太太爱胡适爱到不可释手的地步。作为一个特别护士，她知道她对胡适调情会加快他的心跳，但不至于致命：你已经成为我迫切的需要——不只是在情欲上。在情欲上，我想要你的强度是与日俱增的，已经强烈到我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饥渴地向你呼唤的地步。我自诩我在你面前的表现，在在证明了我所说的一点都不夸张。听我说这些可能有碍你的“健康”，可是你已经无处可逃，我要享用你，享用到心满意足的地步。你看得出来，我是不按牌理出牌的，谁说女人不该用文字或行为来表达她的情欲！这个游戏规则可不是为我设的。
有你贴近我的心，真是美丽极了！在你温柔的拥抱里与你结为一体！光是去想、去回忆，我都快要昏过去了。你知道你是一个能勾魂摄魄、让人难以忘怀的情人。
你不觉得我真是一个乖女孩，很懂得克制给你写信的数量跟内容吗？可是，你可要当心喔！物极必反！
我要你非常、非常、一直、一直地想念着我——“夜以继曰”（night and day）[注：就是她跟胡适都喜欢的一支曲子］。晚安，我爱！我多希望能握着你美妙的手，缠绕着你美妙的三围睡去。亲我！亲遍我的颈项（napefully）！
即使胡适私下喜欢跟哈德门太太调情，他也要顾及自己的公共形象。哈德门太太“不按牌理出牌”，必须绳之以他理性、法治、井然有序的准则。胡适的杀手锏是“禁口”与“禁足”。“禁足”的做法，是胡适在1943年10月从他们同居的公寓4G搬到5H。所以，哈德门太太才会在一封信里说：“虽然我心里想得很，我星期三以前就不过来了。不过如果可以，我就会过来。这个禁令我完全不赞同，但我知道这是你的意思。”
胡适的“禁口”令最令人莞尔、也最令人省思的结果之一，就是哈德门太太开始使用另一个化名。哈德门太太在1943年的几封信里，称自己为“礼拜五”。在他俩的关系里，胡适是“鲁宾逊”，哈德门太太则是“礼拜五”。鲁宾逊和“礼拜五”都是《鲁宾逊漂流记》（Robinson Crusoe）里的人物。鲁宾逊是因为船触礁而受困荒岛的白人，“礼拜五”则是鲁宾逊在荒岛上碰到、收留下来的“野蛮人”。哈德门太太戏称自己为“礼拜五”，是因为“礼拜五”在故事开始的时候不会说英文，等于是一个哑巴。最有意味的是，哈德门太太在一封信里的署名是：“哑口礼拜五”（Inarticulate Friday）。作为白人的哈德门太太跟那被美国人歧视的中国人胡适，种族高下的地位完全被颠覆了。
胡适会对哈德门太太祭出“禁足”、“禁口”之令，这完全是他“君子”扮相的写照。胡适一生的情人，各有各的个陛。韦莲司为胡适而谨言慎行。她连胡适身后的名声、形象尚且要顾全，更何况他在世的时候呢！她无处不配合，甚至可以说是增益胡适“君子”的扮相。试想：韦莲司在1936年知道曹诚英其实是胡适的情人以后，她能够不对曹诚英说破，而且“爱屋及乌”把曹诚英接到家里来住。她不但照顾了曹诚英，而且不对她点破自己与胡适的情人关系，在曹诚英的心目中保全了胡适“君子”的形象。胡适的中国情人虽然在这点上比不上韦莲司，但她们都懂得配合胡适。曹诚英固然刚烈、热情，年轻的徐芳固然爱胡适爱得乱了方寸，她们毕竟都是传统中国性别文化里的产物。她们都知道自己的身份，能守分寸，不敢逾矩。最重要的，是她们懂得必须小心翼翼，绝对不敢搞砸了胡适的形象。
胡适要女性来做他的调剂，但是，他不准女性以其人之道来还治其人。他对陆小曼的处置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我在《星星 月亮 太阳》里把陆小曼当作胡适曾经的一颗“星星”：1925年春夏之间，徐志摩到欧洲去，把陆小曼交给胡适照顾，胡适与陆小曼玩了一个几近致命诱惑（fatal attraction）的游戏。我在“胡适档案”里发现了三封陆小曼以“眉娘”（Mignon）为名写给胡适的英文信。在这三封信里，她称胡适为“我最亲亲的朋友”，在一封信的结尾署名“你永远的玫瑰（Rose）兼眉娘”，“Rose”字母里的“o”还画作心的形状。几天没看到胡适，她说：“你真的不再来了吗？我希望不是，因为我知道我是不会依你的。”胡适感冒了，她娇嗔地说：“你看看，你不听话的结果就是这样！亲爱的，你现在知道了吧？……等你好了以后，我要好好地教训你，如果你再一次不听话，你就等着瞧！你这个淘气的人！我会处罚你，让你尝尝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