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在《爱眉小札》里，透露出胡适对陆小曼开始不满，他在日记里对陆小曼说：“眉，‘先生’说你意志不坚强。”这是胡适与陆小曼疏远的开始。徐志摩与陆小曼在1926年8月结婚。1931年11月，徐志摩坠机而亡。胡适从凌叔华那儿取得了徐志摩的日记以后，自己手抄了其中的一部分。胡适在1932年6月出版的《独立评论》第三号里刊载了《志摩日记的一页》，是徐志摩1925年12月的日记。文后，胡适加了一句按语：“志摩的日记残稿，是他和眉结婚前在北京的日记。文字最可爱，所以我钞了一份。”
《志摩日记的一页》是1932年6月出版的。然而，胡适抄完徐志摩的日记是在1931年12月30日。邹新明在胡适的藏书里，找到了比《独立评论》那句按语更完整的话：“志摩的日记残稿，是他和眉结婚前在北京的日记，文字最可爱，我读了不忍放手，所以手钞一份。他死后四十一日——十二月三十日——即是记此日记后整整六年。适之。句读是我加的。”
胡适为什么说《志摩日记的一页》“文字最可爱”？谨录其中几段我也觉得“最可爱”的珠玑：腊梅当已吐黄，红梅亦蚤结蕊。眉亦自道好花，尤昵梅。奈何屋具太俗艳，即邀冷香客来，虑不俳适。想想一枝疏影、一弯寒月、一领清溪，一条板凳，意境何尝不远妙？然眉儿怕冷，宁躲绣花被中熏苏入梦也！
并坐壁炉前，火光照面，谈去春颜色，来春消息。户外有木叶飞脱作响。坐垫殊软细，肌息尤醉人。眉不愿此否？
眉，你我几时到山中做神仙去？
只有恋爱专制，从没有恋爱自由，专制不一定是坏事。自由像是一件腰身做太肥了的大褂。我愿意穿瘦的，不问时宜。
翊唐开口便问文章做得怎样了。文章原不必用字来砌。一凝睇、一含嗔、一红脸、一滚泪、一亲吻、一相偎，有真和谐，就有真文章。不必贪多，做得这一篇文章，就有交代。
总得接近泥土。将来即不能扛着锄头耕田，至少也得拿一把铁锹试种白薯芋艿荸荠之类。眉，我替你定做一把分量轻，把手便的，何如？
“胡适档案”里还留存一份更有意味的遗稿，是胡适手抄的陆小曼日记三段：Mou，I am cold.My mouth feel[s］so dry.I want some moisture.I want a warm clasp.I want to lie on your bosom，and give[you］a hot kiss.Oh，Mou，my own，I am so thirsty！I am longing for you.Yet I have to wait[for］5 more days.正月廿日（1926）（摩！我冷。我嘴巴很干。我需要滋润。我需要热乎乎的拥抱。我要死在你的怀里，给你一个热吻。喔，摩，我的摩！我很渴！我要你。可是我还需要再等五天。正月廿日，1926）[注：英文里的订正是胡适加的。］我想将来便不能让我一人在家，你想呢！冷天便[更？］不行……多冷呀……不行……摩，你懂得么？小龙冬天最怕冷。你快回来，我有不少话说呢。正月十六（1926）
方才又看了一遍你的日记，愈看愈爱，爱！记着，将来我死后，要方[放］在我棺材里伴我，让我做了鬼也可以常常看，比《金刚经》也许可贵得多。正月十七（1926）
胡适加了一个按语：“我钞志摩日记后，又摘钞小曼日记三段，以见contrast[对比］！H.S.Dec.30，1931（胡适，1931年12月30日）”
究竟有什么“对比”，是胡适要大家来看的？胡适没点出。但我认为是徐志摩的清丽、脱俗与升华，对比着陆小曼的肉欲与自私。徐志摩想到的是美，是真，是品味，是大自然，是脱凡俗作神仙，是那真善美自然流露可以传世的文字；相对的，陆小曼所能想到的，除了自己的需要以外，还是自己的需要，除了自己肉欲的需要以外，还是自己的肉欲需要。从胡适的角度看来，更亵渎神圣的，是陆小曼像胡适所憎恶的佛教徒迷信地滥用《金刚经》的做法一样，想要把徐志摩的日记独吞，“放在我棺材里伴我，让我做了鬼也可以常常看。”用我在剖析胡适的男性扮相的话来说，这一边是徐志摩的理性、法治与井然有序，对照了陆小曼的非理性、“不坚强”与狂乱无序。
其实，徐志摩给陆小曼的情书里充满情欲的文字也俯拾皆是。然而，重点是，从胡适的角度看来，徐志摩的爱是那种升华的爱。不只如此，徐志摩的爱不是自私的，不是贪图自己肉欲的满足，而是企求他与陆小曼灵肉合一，甚至是罗密欧、朱丽叶情死式的灵肉合一：眉！你得引我的思想往更高更大更美处走；假如有一天我思想堕落或是衰败时就是你的羞耻，记着了，眉！
我要你的性灵，我要你身体完全的爱我，我也要你的性灵完全的化入我的，我要的是你的绝对的全部——因为我献给你的也是绝对的全部，那才当得起一个爱字。
也许我是太痴了。人间绝对的事情本是少有的。All or nothing[不是全部，就宁可不要］到如今还是我做人的标准。
罗米乌[罗密欧］爱玖丽德[朱丽叶］，愿为她死，世上再没有第二个女子能动他的心；玖丽德[朱丽叶］爱罗米乌[罗密欧］，愿为他死，世上再没有第二个男子能占她一点子的情。他们那恋爱之所以不朽，又高尚、又美，就在这里。他们俩死的时候彼此都是无遗憾的。因为死成全了他们的恋爱到最完全最圆满的程度，所以这“Die upon a kiss”是真钟情人理想的结局，再不要别的。
“Die upon a kiss”——吻而后死——是莎士比亚的《奥赛罗》（Othello）最后一幕的台词。严格来说，引用并不是恰当的。因为奥赛罗误会他的妻子不贞而把她闷死在床上。奥赛罗后来发现他误会了他的妻子。“吻而后死”是他刺死自己，倒到床上压在他死去的妻子身上的时候，说：“我在杀你之前吻了你：我别无他法；/我现在杀了我自己，吻而后死。”
徐志摩追求的是“真钟情人理想的结局”。如果那结局必须是以“情死”来表白的话，那也是他所追求的最圣洁、最高尚、最美的表现。这罗密欧、朱丽叶式的“情死”模式是胡适所讴歌的。他在1930年8月1日的日记里说：办《日本研究》的陈长素、陈彬稣来谈。他们问我对于日本民族的意见。我说，这个民族有许多别人及不到的美德，故能一跃而到现在的地位：一、好洁净；二、爱美；三、轻死、要死的美；四、肯学人的长处。此四项美德，世界民族没有能比上日本人的。
1931年3月，交通部图书室的一对职员唐型与白悲尘在上海月宫旅社情死。他们用假名留下了遗书。北平的报纸公布了他们的遗书，但并不了解那遗书是一首诗。胡适在4月15日的日记里说，他和徐志摩一看，就认出那是一首诗：这世间的恋爱是这般的苦恼，
我俩的身体同为此而焚烧。
同情于我俩的朋友们，
请不必为我俩悲伤。
死是恋爱的先锋，
悲苦才是恋爱的真谛。
我俩含笑祝你们健康，
让附上我俩的灵魂，敬与你们握别。
马玉孙、卞觉非绝笔
二十年三月六日十二时一刻
上月北平报纸记此事时，不曾把这首遗诗分行排，又不说是诗，只说是遗书。但我和志摩见了，都说这是一首诗。今天见上海一个杂志上登出来，果然是一首诗。近年的恋爱事件，只有这件事可算是像样的情死。他们的死是有重大的影响的。这种影响不会坏，因为这里面有真情。
胡适对情死似乎一度有过偏执狂——虽然不是身体力行的那种偏执狂。1927年他刚回国，还语不惊人死不休地提倡过“情死强国论”。《星星 月亮 太阳（增订版）》里提到胡适与曹诚英订情之夜，是1923年7月28日（阴历六月十五日）的月圆之夜。第二天清晨，他和曹诚英、任白涛上西湖南高峰看日出。为了纪念这个日子，同时也为将来为他立传的人埋下一个“此地有银三百两”的线索，胡适特别在7月31日写下了《南高峰看日出》一诗。令人玩味的是，他还一度把“情死”演绎成“强国”的基础。目睹过胡适的“神仙生活”的任白涛，在1927年5月23日晚上写给胡适的信里说：你的“情死强国论”，我很郑重地介绍到去冬出版的《近代恋爱各论》的卷头上了。关于这一点，我更希望你能够着实提倡一下子。（注：我去年把日本著名的情死大家有岛武郎[发音：Arishima Takeo，1922年与波多野秋子（Hatano Akiko）一起自缢情死］的《爱是在夺的》[《爱是恣意夺取的》，根据刘立善的译名］一书译了。）这部书就某意义上说，算是提倡情死的。关于这书的出版，你必是赞成的。（注之注：有岛著作集第十一辑：《惜みなく爱は夺う》[发音：Oshiminaku ai wa ubo'u］）——假若你能够实行一下子，那我也是当然赞同的。因为我看你同她……但……讽刺的是，讴歌“情死”、说“这种影响不会坏”的胡适，是绝对不会去身体力行的。任白涛对胡适说：“假若你能够实行一下子，那我也是当然赞同的。”他如果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在这一点上，就真的是“知胡适莫若任白涛”了——君不见他说：“因为我看你同她……但……”
对于一个在公私领域都要求自己、要求别人以“理性、法治、井然有序”为准则的人，“情死”的讴歌，只是他的“诗兴”昙花一现的刹那。胡适更有他老练的一面。他悼徐志摩的话，也是他的恋爱箴言：“他的失败是因为他的信仰太单纯了，而这个现实世界太复杂了。”
更讽刺的是，徐志摩因为爱胡适、信胡适，而错把胡适一时的“诗兴”当成他的“哲学”。他在1928年四五月间的一则日记说：适之游庐山三日，作日记数万言。这一个“勤”字亦自不易。他说看了江西内地，得一感想：女性的丑简直不是个人样，尤其是金莲三寸。男性造孽，真是无从说起。此后须有一大改变才有新机：要从一把女性当牛马的文化转成一男性自愿为女性作牛马的文化。适之说男人应尽力赚出钱来为女人打扮。我说这话太革命性了。
“这话太革命性了”，真的吗？那要以“理性、法治、井然有序”的准则来律己、律人的胡适，会真的“要从一把女性当牛马的文化转成一男性自愿为女性作牛马的文化”、“男人应尽力赚出钱来为女人打扮”？徐志摩又被胡适的“诗兴”与“戏言”诳了！
就像胡适写给徐芳的《无心肝的月亮》那首诗所说的，他有他的轨道，他要徐芳可怜他跳不出他的轨道。其实，他眼中的女性何尝没有他给她们的“轨道”？
他不愿意跳出轨道，也不准自己生命中的女性“越轨”。“胡适档案”里存留着一首他在烟霞洞过“神仙生活”时写的《金钟花》：别嫌他寄生的生活，
别嫌他晚开易谢。
我们登山爬巅，
不曾见着一支花。
好容易佩声寻找了他——
摘来供在几上——
纤支上垂着黄的花，
在风中摇摆，
也使我们寂寞的心儿快活！
那“金钟花”，就是曹诚英。她生性是“寄生”，是要“摘来供在几上”、“使我们寂寞的心儿快活”！
身体、生病、肛门偏执
胡适万万没想到他还不满二十九岁的时候，身体居然就垮了下来。他第一次在日记里提起去看医生是在1920年5月13日：“停课，请谢恩增先生诊察。”由于他这一年的日记属于简略的“日程与日记”，他完全没有说明他的症状为何。这位谢恩增医生，可能就是胡颂平在《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里所误记的“徐教授”。胡适在1960年2月16日的谈话：那时协和[医院］有一位教授姓徐的，时常翻译教会里有关医学的书籍。他以余力替人看病，不挂牌子。人家看过病，送他一张支票或几瓶酒，他也收下的。他看了我的病，疑是心脏的活门不太灵活，可能出血不止就会送命的。他通知朱经农的哥哥朱我农，要他来告诉我，不可大意。他还带来一本医学的书，书里夹了纸条，从第几章到第几章，都是和我的病有关的。
对比胡适的日记，这胡颂平笔下的“徐教授”，毫无问题，就是谢恩增。1920年8月31日：“大学授学位与[Paul］Painlevé[班乐卫，法国数学家］&Joubin[儒班］，我作招待员。脚上风气很利害，站了三个钟头，竟不能走路了。”9月1日：“看谢恩增先生。谢君说我的‘风气’是由于积劳致心脏有病，须静卧几天。”胡适在家养了几天的病以后，耐不住又出去了。结果，又病倒了。9月9日：“今天又病了。往访谢医士，请他诊察。他怪我这几天不该出门劳心。我又要在家关两天了。”9月11日：“归来时得朱我农来信，转述谢医师的话：‘你患的是心脏病——僧帽瓣闭锁不全（日本名），三扁门漏隙（中国译名）[注：英文名为：Mitral Incompetence］——我晓得这个病是不能治的。虽不是急性病，二三十年之内或无以外事；但必须静养，切不可劳力过度。烟酒和其他刺激物，绝不相宜。我望你以后务必早眠和多睡，不要太用功。”
这一下胡适就不敢掉以轻心了。他在9月12日拟定了一个养病的日程：“十时睡，七时起。下午睡半时至一时；著书：每日二小时；看书：每日一小时。”9月13日：“再访谢医士，诊察后，他说我服的digitalis已有功效，再服四日药，可以不服药了，以后须专事静养。”
然而，胡适的病情显然并没有好转。他在1920到1921年之间病了六个月，导致他几次停课。1920年9月底，才开学他就请了一个月的病假。后来，又续请了一个月病假。到了第二学期，他仍然断断续续地请了病假。直到1921年初，胡适的病情仍然没有好转。因此，一个外国友人在1921年2月15日给他的信上还说：“我希望你一切都好。上次见到你的时候，你正要去医院看医生。”
很显然，胡适1921年的病最后是让中医陆仲安医好的，或者，至少是暂时医好的。证据是胡适该年5月24日的日记：“送四件衣料去谢陆仲安医生（此君即治愈我的病的医生）。”从这以后，胡适就非常相信陆仲安。比如说，6月18日：“出城访陆仲安医士，为江子隽婶问病状。”1930年8月中，胡适以为自己得了盲肠炎。西洋医生检验后，发现他肠里有导致痢疾的微生菌。然而，即使是盲肠炎、痢疾，胡适还是去看了陆仲安。他在8月21日的日记里说：“李石曾说陆仲安曾治愈立光宇的法国夫人的盲肠炎。我本想，如果我这次真是患盲肠炎，很可以试试他的方子。但西医已证明不是盲肠炎了，故我不曾去看他。他已知道我的病了，说要来看我。我今天去看他，告诉他不是盲肠炎，而是有痢疾的微生物。他说：‘我治痢疾最灵。’便给我开了一方。”9月12日，胡适发烧头痛，请上海宝隆医院的医生黄钟来诊视。黄医生说他不能断定是疟疾还是伤寒，必须验血才能确定。胡适说他在床上躺了九天。朱仰高医生验血的结果，说白血球少了一半，像是伤寒。“五六日之后，另请陆仲安先生来诊看。他说是秋瘟，用凉药，颇有功效……21日始起床，22日始下楼。”
胡颂平在《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里，记胡适晚年不相信西洋参对心脏有益。1961年3月6日一则：上月廿五夜先生住院之后，有人送来中医治心脏病的单方及长生方，药方里需要西洋参的。今天胡颂平向先生提起。先生当然要他谢谢人家的好意。接着说：“过去的医生不知道心脏是一部机器，是一个发电机。他们说西洋参可以强心，没有这么一回事。古代的所谓参，是指陕西的党参。你知道西洋参是什么？这种西洋参在纽约附近是用来喂猪的。西洋人以为用这种东西来喂猪，猪会长得特别肥。后来发现中国人把它当药吃，才推销到中国来。到现在还不到一百年吧！
事实上，胡适年轻、医生说他心脏不强时也是相信西洋参的。1920年6月7日，还在美国留学的陈衡哲给他的一封信就是最好的明证：“至于你所要的人参，我买了差不多六磅中等参。我跟你就各分一半。”不只西洋参，其他中药他也相信。1921年初，胡适因为久病不愈，急切之下，用陆仲安的方子用重药。高梦旦听了胡适的话以后，极为不安，立刻要他慎重。他在1月22日给胡适的信里说：1月16日手书已收到。尊体因工作又有不适，甚为念念。此等病其来源甚远，断非旦夕可愈，尤不宜用峻剂，以求速效。鄙见仍以有经验之西医详为诊治，并多多休息，俟完全复原之后，再行办事。每日黄芪十两，是否适宜？仍须斟酌。弟不敢谓中国无方药，但有奇效者必有一部分之危险，不如科学的治疗为稳妥，愿乞思之。
这封信很重要。我们都知道胡适晚年多次郑重地否认他年轻时曾让陆仲安治好糖尿病或肾脏炎的传闻。高梦旦这封信，让我们领悟到胡适如何在严格说来不算说谎的情况下，很有技巧地否认了陆仲安曾经帮他治愈重病。他在1958年4月12日复余序洋的信里说：你看见一本医书上说，我曾患糖尿病，经陆仲安医好，其药方为黄芪四两……等等。我也曾见此说，也收到朋友此信，问我同样的问题。其实我一生从没有得过糖尿病，当然没有陆仲安治愈我的糖尿病的事。陆仲安是一位颇读古医方的中医，我同他颇相熟。曾见他治愈朋友的急性肾脏炎。药方中用黄芪四两，党参三两，於术八钱（慢性肾脏炎，则西医也能治疗）。但我从没有听见陆君说他有治糖尿病的方子。造此谣言的中医，从不问我一声，也不问陆仲安，竟笔之于书，此事真使我愤怒！
他在1961年8月3日回复沈谦志的信则说：急性肾脏炎，我的朋友中有人患过，或用西法，或用中药，均得治愈。慢性肾脏炎，友人中患者，如牛惠生、如俞凤宾，皆是有名的西医，皆无法治疗。虽有人传说中医有方治此病，又有人传说我曾患慢性肾脏炎，为中医治好——其实都不足信。大概慢性肾脏炎至今似尚未有特效药。在三十多年前，我曾有小病，有一位学西医的朋友，疑是慢性肾脏炎，后来始知此友的诊断不确。如果我患的真是此病，我不会有三四十年的活动能力了。我并未患过此病。
胡适得过糖尿病、肾脏炎的传闻确实是流传极广的，甚至传到了美国。韦莲司听说之后，焦急地想从美国把当时刚成功合成用以控制糖尿病的胰岛素寄给胡适。然而，胡适晚年的这些信都只交代了一半的事实，亦即，当时医生疑心他患了糖尿病或肾脏炎的诊断是不正确的。但是，陆仲安曾经治愈——或至少让他以为治愈了——的事实，他就完全没有交代了。他在1920年底大病期间，每天吃让高梦旦咋舌的十两黄芪，就是陆仲安开的。胡适在1921年3月30日所写的《题<陆仲安秋室研经图>》里说：我自去年秋间得病，我的朋友学西医的，或说是心脏病，或说是肾脏炎，他们用的药，虽也有点功效，总不能完全治好。后来幸得马幼渔先生介绍我给陆仲安先生诊看。陆先生有时也曾用过黄芪十两，党参六两，许多人看了，摇头吐舌，但我的病现在竟好了。
不管胡适当时患的究竟是心脏病或是肾脏炎，还是是事后所证明的——两者皆不是——就像他当时所说的，“但我的病现在竟好了”。换句话说，胡适说得不错，陆仲安从来就不曾医好过他的糖尿病或肾脏炎，因为他从来就没患过这两种病。然而，胡适在1961年说“三十多年前，我曾有小病，有一位学西医的朋友，疑是慢性肾脏炎，后来始知此友的诊断不确”云云也者，就未免有点不够厚道，不知感恩了。他1920年到1921年间六个月的病不是“小病”，而是让他惶恐惊心的。因此，他才会在上引5月24日的日记里说：“送四件衣料去谢陆仲安医生（此君即治愈我的病的医生）。”
当然，我们必须注意，中医所说的“肾”要比西医所说的宽泛得多了。比如，中医所说的“肾亏”，完全不是西医认可的。20世纪初中医说的“肾炎”，跟胡适晚年提到的“肾脏炎”，可能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言归正传，胡适以为他的病让陆仲安医好了，其实不然。1921年6月22日：“忽然病了。头眩，不想吃饭。口渴，但没有热。终日如此。吃了许多果子盐，泻了几次。终日不能做事。杨景苏来，谈了甚久。谈多了，立起来时，觉得眼前发黑。”10月25日：“昨夜不能睡，今早左脚踝略肿，触之甚痛，大似去年起病时的样子。我很担心。故下午去寻谢恩增大夫诊视；他详详细细地给我诊察一次，小便无蛋白质，体重未减，只有心脏略现变态。他劝我节劳静养，并给我开了一个健心的药方。我这五十天太劳了，应该早睡为第一要事。”
结果，由于症状似乎没有再发，胡适似乎又掉以轻心了。1922年4月23日又现警讯：“运动会教职员的半英里赛跑，我也参加。跑到最后半圈（共两圈半），我竟跑不动了。到将近终点时，我踏着一块石头，便跌倒了……回到司令台上，有人递一杯茶给我，我喝了一口，忽觉得眼前发黑，似将昏晕。”
然而，等老病再回来的时候，胡适就知道它的厉害了。1922年10月26日：“病了，不曾上课。”11月15日：“病来了！十五夜觉左脚酸痛。理书时竟不能久站。细看痛处在左脚踝骨里面，面上有点肿。睡时又觉两腿筋肉内酸痛。脚肿大像我前年起病时状况，故颇有点怕。”11月16日：“因脚肿，告假一天。”11月17日：“昨夜醒时口干，小便加多，也很像前年病中情状。出城访陆仲安，请他给我开一个方子。”11月22日：“上课。出城诊病，换一方。检药后，回家吃饭，已两点钟了。饭后上论理学课。”
此后胡适的日记中断了四个月，因为他忙着跟病魔缠斗。11月30日，北大的注册组先是公布胡适请病假三天。12月12日，又公布胡适续请病假一个星期。12月22日，北大注册组公布胡适的课程除了已经安排好代课的以外，将另行公布办法。胡适在12月17日北大校庆典礼上发言的时候，简略地描述了他的症状：“每夜两点钟以后便不能安睡。稍微做一点事，腰背便疼痛，不能支持。据中西医生的诊断，都说是因为过于劳苦所致。现在我已向校中告假一年，假期即从今天起，到明年秋天开学时回校。”
胡适在12月29日住进协和医院作了详细的检查，医生证明他患的不是糖尿病。他在1923年1月6日出院。4月21日，胡适启程南下。当晚他到了天津，在丁文江家过夜。次日，继续南下到了上海。五六月间，两次到了杭州。有一天往游烟霞洞，不知是因为那儿僻静，方便与曹诚英出双入对，不必担心旅馆里的众目睽睽，还是因为“其地风景好，房屋也清洁”，他就跟管洞的金复三居士谈好价钱，于6月23日搬进去住，直到10月4日，与曹诚英共度了三个月的“神仙生活”。
胡适这次南下，给他带来麻烦的却是脚气、脚肿。最煞风景的，是那一两年内让他饱受折腾的痔疮又忽然大作。他5月18日给韦莲司的信里说：“在这整个月南游途中（从4月21日到现在），我的身体一直不好。从刚到的那一天开始，我就被脚肿折磨着。紧接着，我长了两颗名为‘ischio rectal abscess’（坐骨直肠脓疡）的痔疮脓包。脓包现已破，但仍然折磨着我。”事实上，从他跟曹诚英等人游西湖，直到他俩一起过“神仙生活”的时候，他一直都被痔疮折磨着。
胡适在日记里第一次提到痔疮是在1922年7月14日：到济南之日，我就觉得肛门左边起一硬块，有点痛苦。后来在石泰岩旅馆天天有冷水澡洗，也就渐渐不觉得怎样了。回京之日，又是大热。到京后恰赶上北京最热的几天。于是肛门上这个东西又利害起来了。今天早上，还只有一个桂圆大……散会后，在君、文伯、慰慈、孟和、叔衡、聘臣、景阳邀同往公园。那时我觉肛门更肿，不能坐了。但大家都高兴，我不便向隅，就一齐到公园吃饭。吃饭之时，真是如坐针毡。吃完饭匆匆回家，面已失色。肛门的肿，大于早晨三倍，痛的很利害。晚间不能得医生，江润生姐劝用生南星、生大黄、冰片三项捣碎，用醋涂上，希望少解痛苦。
折腾几天以后，胡适在7月16日到协和医院去看了谢元医生。在这前一天，陆仲安来诊视，说是痔疮。但谢元医生说不是痔疮，而是“ischio rectal abscess”，亦即他在信上告诉韦莲司的“坐骨直肠脓疡”。当天，谢医生就帮他用局部麻醉的方式割除了。没想到伤口才结疤，问题又出现。8月7日：“昨天割口方才结疤，但昨天肛门正中又觉涨，摸上去有一小块硬的。不知是否新起一个肿毒。”
幸好，痔疮给予胡适七个月喘息的空当。就像他给韦莲司的信所说的，他在1923年4月21日离开北京以后一直被脚肿的问题折磨着。他在给张君劢的信上说：“南下二十天，无一日不病；在西湖四日，有两日竟不能走路。”没想到脚肿的问题才稍好，痔疮却又开始作怪了。
5月4日晚上：“我就病了。去年七月间的ischio rectal abscess复发。半日之间，已大如手指的一节。”5月21日：“两次请黄钟医生诊看。牛医生长于外科，他的诊断似乎不很详细。黄医生很仔细，他说肛门之脓肿，与肺脏有关。（此与牛医生之言相同）我的心与肺皆不能说是有病，但皆不甚强。小便中，两君均验过，无有蛋白，亦无有糖。是日黄君给我两种药：一种强心，一种治肺。”
5月25日：“访黄钟医生。两个脓肿都收口了。第三个又快起来。我想服冬秀寄来之中药方，孟邹们不许我服，把方也抢去了。”5月28日：“因大便艰难，故打电话请希吕把冬秀寄来的中药方撮来一试；此方大部分是泻药，如黄连黄芩之类。下午希吕、昌之把煎好的药送来。我吃了，也不觉得怎样，只觉肚内稍有点搅动。”5月29日：“第三个脓肿也破了，出脓不很多。”5月31日：“昨日大便又不通了。我把希吕撮来的中药又吃了一剂。今早大泻一遍，泻下的都似淤积，臭不可当。第三个创口更退肿了。”6月1日：“第三个肿处似好了，然而第四个又起了！这不是新的，乃是第二个的旧创口，尚不甚痛……下午，第二个肿处又脱了。出脓不少，故不很痛苦。”
最煞风景的是，在他的“神仙生活”当中，痔疮还是不放过他。9月14日：“肛门之患处，前日破又出脓。洛声死之前，曾寄一种外痔药给我，我没用他。现在他死了，我很想试一试。这回创发时，我就用此药调茶油敷上。后来作痒，我又调醋敷上。口虽收了，今天他竟作脓了。肿的很大，坐时很有点痛苦，不知是否药的作用。”9月16日：“肛门脓肿今天破了，出脓血很多，颇觉轻松。我仍用洛声的药敷上。与珮声下山。”
痔疮的问题似乎如影随形地跟着胡适从烟霞洞回到了北京。1923年12月22日他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的公开信里说：现在肛门的痔瘤每月还要发二三次。每坐在案头在二小时以上，背脊便酸痛。医生劝我再休养几时……此时我也只好续假，至我一年假满时为止。为学生计，我想做两个纲目，每段落各有详细书目，印出交给选习我两科的学生，使他们先行自己看书。我另出许多研究题目，要他们于第一学期中自己研究，作为报告，你们以为如何？
胡适的痔疮问题，一直要到1925年底才彻底解决。他在1926年春给韦莲司的信上作了这样的解释：“我于去年九月离开北京，南下做巡回的演讲。十月爆发的内战让我回不了家，我于是决定留在上海，并割治了那纠缠了我三年半的痔漏，伤口花了几乎一百天才愈合。”根据胡适1961年12月26日对胡颂平的描述：下午先生谈起过去有一个痔漏，在北平协和医院开过刀，以后还是常发的。那年在北平，李石曾们和我闹，所以出来讲演了。这年年底我在上海，到宝隆医院去看痔漏。宝隆医院是德国派的西医，那位医生名叫黄钟。他告诉我：“这种痔漏，宝隆开刀之后会复发。就是在北平协和医院开刀后再来宝隆医的，总不能断根。不过上海有位潘念祖，他有家传的痔漏秘方，差不多在我医院开刀之后再去请他看的，全看好了。潘念祖是吃雅片的，上午不看病，下午才门诊，晚上才出诊。”我去的时候，果然有许多人候诊。潘念祖也知道我的名字。他对我说：“如果胡先生有空的话，我可以包医，需要一百天。”那时我正生气，就向北大请假几个月，留在上海看病了。果然不到一百天，完全医好了。到今年有三十六年之久，从没复发过……那时的包医费，好像是一百五十块银圆。
胡适在日记里描述他的身体，多半是在生病的时候。然而，最值得玩味的是，他描述得最仔细最锲而不合的，不是心脏病，也不是纠缠他多年的脚气病，而是他的痔疾。我们要了解胡适对他的痔疾——或者更确切地说，肛门——的偏执，就必须把它放在他所处的时代脉络里，一个对自我或躯体的暴露不甚禁忌的时代脉络里。
20世纪初年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否对躯体的暴露不甚介意，这当然是一个必须从当时人所写的日记、年谱、自传入手去系统研究的问题。然而，即使只是粗疏地俯瞰，就可以让人若有所得。比如，胡适的好友、语言学家赵元任（1892—1982）在英文自传里提到他青春期自慰的习惯——他用的字眼是“adolescence self-indulgences”（青春期的恣纵）和“self-abuses”（手淫）。郁达夫（1896—1945）在日记里写他狎妓并与妓女一起吸鸦片，算是相当特别的了。然而，最奇特的恐怕还是吴宓（1894—1978）。
吴宓有名，是因为他离婚后而狂追毛彦文（1898—1999）。即使后来毛彦文与熊希龄结婚，以及熊希龄病逝以后，他还是不能忘情。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吴宓虽然还缠着毛彦文，但他并没有像沈卫威所说的，在熊希龄过世以后，想用霸王硬上弓的方式逼毛彦文和他结婚。吴宓在日记里说得很清楚：“先在港制西服，自饰为美观年少。秘密到沪，晤面后，即可拥抱，甚至殴打撕闹，利诱威逼。强彦即刻与宓结婚。”帮他设计这个霸王硬上弓计划的，是刚从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回来，后在北大任教的吴仲贤。吴宓表示：“仲贤之策甚善，然不合于宓之性情才力，恐宓不能实行。”
然而，言传还远不如吴宓自己在日记里所作的描述。吴宓日记所显露的，不但是他对女人的情痴，而且是他对女体的偏执。比如说，他疯他的学生“K”[即高棣华］。在1936年到1937年间的日记里，他每次都详细地记录“K”来宿舍找他时所穿的衣服。他写“K”“丰腴”、“丰艳”、“润腴”；更记下她来的时候偶尔“不袜”、“裸足”、“裸胫”、“裸腿”；或者偶尔“K”来的时候，他自己正沐浴完毕，或正披着浴衣。
吴宓对女体的迷恋或偏执，还有他潜意识里的虐待狂的倾向；或者，用弗洛伊德的“反动机制”（reaction formation）的观念来说，是用看似义愤填膺、义正辞严的举措，来取代或隐藏他自己压抑的虐待狂的冲动。他在晚年所作的《吴宓自编年谱》里，有一段描写他十一岁的时候，祖母虐惩比他大三岁的婢女翠屏的故事。翠屏“貌甚美秀，性亦聪敏”。祖母做六十岁寿宴的当天，由于吴宓口渴要喝水，翠屏水上得太慢，而且吴宓嫌水太烫，他祖母大怒，立刻夺过水碗，把碗向翠屏的头上掷去。同时，她命翠屏在院中铺一张芦席，坐在上面待命。等祖母匆匆食毕，女客辞去以后，他祖母——
即往芦席上坐，喝命翠屏将全身衣服脱光（旋经杨妗婆、姑母等再三请求，使留短裤），杨太淑人用尽气力，打击翠屏，并拧（撕、扭）其肌肉。翠屏大声呼痛，发披，血流，气喘，汗出。——久久，气竭，声嘶。
此处所用的语言令人联想到的是性高潮到来、激情亢奋之后的虚脱。其结果是：那原本是体罚的行为，微妙地转化成虐待狂的行为。表面上看来，吴宓是在谴责他祖母“性情反常之表现”。然而，其背后呼之欲出的，是一种观看赤裸的女体被凌虐那种暖昧的虐待狂的快感。
吴宓在窥视女体，以及在满足他那被压抑的凌虐女体的虐待狂——即使是旁观者式的虐待狂——的时候，他还不敢太放肆。然而，当对象是母骡的时候，吴宓的描述可以说是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他在自编年谱里娓娓地描写他幼年、青春期的时候对母骡的恋癖。他从小就爱观察骡马，特别是母骡；他陶醉地、巨细无遗地描绘他幼年时与之厮磨的母骡的性器官：“宓与骡马狎，注意其动作（宓幼时之男女性知识，全得之于骡马）。”十五岁那年暑假乘骡车返家，半路休息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在车上，连车夫也不在。吴宓已经观察那匹青栗色的母骡许久，于是他——
抚摩骡之臀股，心殊爱之。骡用力，以其紧硬之尾骨与肌掩覆肛门。宓用左手握骡尾之中段，向上擎起，得窥见骡之阴部，自肛门下至尿孔，阴毛盛长，谛视甚详。
他还仔细观察母骡、公骡排尿的姿势，说母骡排尿时“恒含羞，畏人窥看，故在闹市、稠人中，虽停车久伫立，亦隐忍不溲”，又说母骡在排尿时“必须止步，立定，又须人为宽其鞦带，提之向上，俾牝骡能两股大分开且低臀至45°，方可向下直溲出”。母骡尿频，“见水则思溲”。吴宓感叹车夫之不仁、不智，常在母骡需止步而溲时，“痛鞭而怒责之”。
在吴宓的笔下，母骡仿如赤裸的女体，是被窥视、被鞭笞、被旅途上车骡店的客骡“欺凌、渎扰”的对象。这些母骡“委屈、颠倒”，“极费力，恒大喘、汗流，且多出粪”。吴宓对母骡的粪水作了极其仔细的观察，他在1950年一二月间，一口气写了六十几首七律体裁的《悯骡诗》，现仅留存五首。其中每首都提到母骡排泄。例如第三首：已过长衢土辙安，汗流身热胃肠干。
渐抟玉液成浓块，更炼金丹作巨丸。
节节竹环蛇出洞，高高金座珠堆盘。
频看尾举连排泄，妙龄食量可惊叹。
吴宓对母骡粪水的偏执，可以归列为精神分析学上所说的“恋粪癖”（coprophilia）和“恋尿癖”（urophilia）。
这现存的五首诗里，有一首描述的是1910年他十六岁时，一件让他四十年以后还难忘的母骡惊艳的往事。当时新年刚过，吴宓与表兄弟分坐两辆骡车回家。其中一车的“美骡”因右轮陷入石缝中，几乎倾倒。母骡知道自己闯了大祸，骡夫的鞭笞即将加身。惊惶失措之下，母骡肛门的括约肌失控。骡尾上举，大量粪水喷射出来，喷在大表兄的锦袍上。
大祸临身惧犯干，直前力曳岂容啴。
黄流下泻阴唇闭，翠点翻飞股露漙。
谁取柔巾拭妙处，更因磨摆染鞧鞶。
锦袍污损惟欣笑，回首方知主厚宽。
那凌虐母骡的莽汉固然是车夫。然而，如果不是因为车夫的淫威使得母骡无时无刻不处在“大祸临身惧犯干”的畏惧心理下，动辄股分尾举，那穿着“锦袍”、“厚宽”之主如何能有窥视“黄流下泻”、“翠点翻飞”，意淫“谁取柔巾拭妙处”的快感呢！
吴宓笔下的母骡，就像那可怜的婢女翠屏所代表的无数赤裸、无助的女体，是被车夫鞭笞、被骡店的公骡性侵犯的对象。虽然他多处描写载重、拖曳的母骡和公骡。然而，在他笔下，被车夫蛮横地鞭笞、折磨得筋疲力尽以至于落泪的都是母骡。于是，母骡等于是吴宓意淫之下的赤裸的女体——“此骡亦美女子身”——是被男性窥淫、性虐待的受害者。他对母骡的窥视、对其私处栩栩如生的描绘，乃至于对之意淫与爱抚，是一种取代。传统的庙堂文学，不可能容许对艾体及其私处作如此肆无忌惮的窥视、描绘与意淫；然而，施之于母骡，讥之为怪癖甚至变态可也，却可堂而皇之、颠覆地跻身于庙堂文学里。吴宓对母骡的情痴，看似变态，其实是一种掩饰。换句话说，吴宓是用母骡为幌，肆意地满足自己对赤裸裸的女体及其私处的窥伺、意淫以及施以性虐待的快感。
与上文提到的三个人相比，胡适在躯体暴露的方面要算是最保守的了。他连赵元任点到为止的暴露都不愿为，更何况是郁达夫或吴宓那种暴露狂了。然而，与胡适对恋情守口如瓶的矜持相比，他在躯体的暴露方面就显得放松多了。比如，留学日记出版之际，他删了十条左右。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并没有删去梦遗那一条。1911年2月20日的日记写着：“连日似太忙碌，昨夜遗精，颇以为患。今日访Dr.Wright，询之，医云无害也。余因请其遍察脏腑，云皆如恒，心始释然。”在后来的日记或书信里，他偶尔也会记下自己其他的病状。比如说，“颈上长小核”、“左脚踝略肿”。他也会作切片式精确的报道。比如，他晚年写给杨联隍的信里提到粉瘤手术：“我背上左上角生了一个粉瘤，已有十年的历史……在台大医院请高天成先生根治，挖出了7.7cm×7.7cm一块肉，可以说是除根了。”
胡适会在日记和书信里记载自己的身体状况，这可以说是他像李慈铭一样，要“写出先生性情”。同时，我认为胡适会作出像“挖出了7.7cm×7.7cm一块肉”那样切片式精确的报道，是因为他要科学地、信实地写下人与事发生、发展的经过。最令人玩味的是胡适对痔疾的报道。在1922年到1923年之间，胡适在日记里，详细记载了他的痔疾。他报道北京协和医院的大夫所做的诊断和手术，描写脓肿的大小、数目、部位，如何发生、发脓、肿胀、出血的经过，粪便的形状、恶臭，以及他看过的大夫、敷或吃的中药。
胡适不只在日记里写自己的痔疾，最令人震惊的，是他居然会一五一十地说给韦莲司听。他跟韦莲司的友谊和恋情是一个精彩的故事，不是本文的篇幅所能道尽的。他们在1920年代很少通信，稀疏到了一年只有一两封的程度。要到1930年代初期，他俩才发展成为恋人的关系。然而，胡适却能把一般人可能说不出口的毛病毫不保留地说给她听。他在1923年5月18日给韦莲司的信里，说自己“长了两颗名为‘ischio rectal abscess’[坐骨直肠脓疡］的痔疮脓包。脓包现已破，仍然折磨着我”。1926年，他的肛门脓肿演变成肛门瘘管，即肛门腺到皮肤之间长出了脓肿发出来的瘘管。他写信告诉韦莲司，“刚作了一个手术，把那纠缠了三年半的肛门瘘管给割除了”。
由于胡适的日记和来往信件都属于公开的领域，他能如此毫不害臊地谈论自己的痔疾，等于是一种暴露狂。一个最最谨守隐私的人，却又能如此毫不遮掩地暴露自己。这个矛盾的理由无他，就在于那是一个对躯体的暴露不甚禁忌的时代。也就是说，胡适这种暴露狂是扮相式的，亦即，他只不过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演练、重复那社会上约定俗成的行为模式。作为一个名人，胡适的一举一动都在众目睽睽之下，包括他生的病。不管是不是主动透露，他的病情都是众所周知的。1930年，当郁达夫为痔疾所苦的时候，还特别写信给胡适，请胡适告之他看的医生的地址。姑不论郁达夫知道胡适得过痔疾，是胡适亲口告诉他的——胡适1923年到杭州烟霞洞养病之前见过郁达夫——还是他听来的，其所反映的事实是，胡适的痔疾不但是广为人知，也是他所不讳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