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不只是好谈自己肛门的毛病，根本上是对他的肛门有种偏执狂。如果只念他的《南中日记》，我们不会知道他除了痔疾以外，还深受脚肿之累。他在这本日记里只有一两次轻描淡写地提起他脚肿的情形。与之相对，他在《南中日记》、《山中日记》里详细地记载了他和痔疾奋斗的经过。
我们应该如何来分析胡适的肛门偏执呢？现在胡适档案开放了，我们有机会利用它所提供的大量资料来从事心理分析。他对自己三岁时失去的父亲恋物癖式的崇拜、对母亲的爱与罪恶感——或者其实是弗洛伊德所说的“反应机制”，亦即反叛与怨怼的潜藏心理假借爱与罪恶感的保护色来呈现——以及他跟江冬秀由媒妁之言订定的婚姻的天长地久，这些都是典型的心理分析的上好题材。他的肛门偏执更是典型的弗洛伊德的题材。我在本文要采取一个稍稍不同的分析策略。我不要用传统的弗洛伊德式的分析，而是要试图探讨胡适的肛门偏执跟他的写作焦虑之间的关系。
弗洛伊德是从压抑的角度来分析写作的焦虑。根据他的说法，写作会产生焦虑，是因为写作的器官——手指——被过度赋予性欲的象征。弗洛伊德用男女交媾来作比喻：“当写作的动作——墨汁从笔管里流泄到白纸上——被赋予男女交媾的意涵的时候……写作……就被打住了，因为它形同于在进行一个禁忌的性行为。”
由于肛门并不是写作的器官，肛门似乎应该不是一个会引起神经性写作焦虑的所在。然而，弗洛伊德对肛门与金钱之间的关系的论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通道，可以用来分析肛门与神经病理之间的关系。弗洛伊德的理论把黄金和粪便、金钱与排便这两个看似毫无关系的东西和行为连结在一起。毫无疑问，弗洛伊德在此处所建立起来的关系，是肛门型的人具有有条不紊、节俭、固执的性格特色。然而，我们可以引申弗洛伊德把肛门视为性区（erogenous zone）的理论，借以发展一种身体（somatic）经济学。于是，忍便就意味着储存、节俭、积攒，而排便意味着花钱、卖出甚或是损失。与本文主旨最为攸关的是：排便的行为，可以被我们的下意识诠释为损失或盈利——亦即，生产以及创作。
这种与创作攸关的肛门身体经济学，会因为本能、矛盾以及“反应机制”等因素而浮动。我认为，如果把身体视为一个被本身就不稳定的语言系统所型塑的场域，而且是一个被语言挪用的场域，一个“作为文字的接受、再生产、再现的肉身脉络（corporeal matri×）的出入口（openings）”的场域，我们就可以想象一种创作的焦虑，那是来自“所有身体的机能——排便、排尿、精液、月经、声门音、舌音——都混然成为一个浑沌、低迷的汇流（undifferentiated and abject flu×）”。因此，朱丽娅 克莉斯蒂娃（Julia Kristeva）会说：“我把我自己排出来、吐出来；我在说我立己的同时也沮（abject）己。”拉康（Jacques Lacan）说得更有意味。他说：“那白纸的晕眩……对某人来说，就好像是阻挡所有走向他者之路的障碍物。如果他那排山倒海似的思绪，碰到了白纸却倏然终止，那是因为在他看来，那张白纸根本就是一张厕所纸。”
我们有证据说胡适是属于肛门性格的人。他巨细无遗地搜集、孜孜不倦地保存自传档案，特别是保留别人给他的信件，这些都是典型的特征。他规划每天作息的偏执，在在地表现在他为自己设计的日程表上。这个日程表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以小时为单位。每个小时又划有两栏：一栏是“预算”栏，另一栏为“实行”栏。从1919年到1920年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每天都在“预算”栏里填写计划，如果实行了，就在“实行”栏里打钩。同样有意味的，是他为克己所下的功夫。比较有揣测性质的，是我对他的写作焦虑的假定。然而，我有理由相信胡适一生未能免于写作的焦虑。大家都知道，《中国哲学史》中下卷他始终未能完成，那失败的阴影他一直未能摆脱。最有意味的是，他写作的焦虑最强烈的时候，正是他对自己的肛门最有偏执狂的时候。
1921年，商务印书馆希望他辞去北大的教职，来商务办编辑部。他相信自己如果主持商务，所能造成的影响会超过他在北大教书，但还是不假思索地拒绝了。理由很简单：“我是三十岁的人，我还有我自己的事业要做；我自己至少应该再做十年、二十年的自己的事业。”所谓的自己的事业为何？他在1922年2月23日的日记提供了答案：哥伦比亚大学校长门罗邀请我教授两科，一为中国哲学，一为中国文学。年俸美金四千元。此事颇费踌躇。我已决计明年不教书，以全年著书。若去美国，《哲学史》中下卷必不能成，至多能作一部英文的《古代哲学史》罢了。拟辞不去。
胡适是否在1923年找出时间撰写哲学史，他在日记里没说——当然没有，因为那是他跟曹诚英在烟霞洞度过三个月的“神仙生活”的一年。他在日记里守口如瓶，完全不愿意透露自己跟曹诚英的恋情。然而，他却一无保留地暴露出他对肛门的偏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