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普设“研究科”的理念被否决以后，蔡元培决定在北大独立实行。1917年11月16日《北京大学日刊》的创刊号，报道了《研究所通则》七条：甲、研究任务：研究学术、研究教学法、特别问题研究、中国旧学钩沉、审定译名、译述名著、介绍新书、征集通讯研究员、发行杂志、悬赏征文。
乙、拟设研究所凡九：文科——国文学、英文学、哲学；理科——数学、物理学、化学；法科——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
丙、地点：法科各研究所设于法科；文理两科之研究所暂设于二道桥之赁屋，俟新宿舍[注：即当时建筑中的“红楼”]成后，于西斋[注：即当时的主校区——马神庙公主府]设之。
丁、研究所方法：
国文学：文字学、文学。
英文学：名家著述提要、名著研究等。
哲学：心理学、论理学、中国哲学。（心理、论理两门为心理学史、论理学史、心理学实验名著研究、译名审定、中国旧学钩沉等）。
理科各门：科学史名著研究、译名审定、中国旧学钩沉。
法科：法律门——各国法律比较、学说异同评、名著研究、译名审定；政治门及经济学门——名著研究、译名审定。
戊、印行《北京大学月刊》o其稿件由九门研究所分任。每门所任自三千言以至七千言。候开会认定。
己、研究所教授当自择专题，月作论文一首。或公开讲演，或作《月刊》材料，或别刊小册，听教授之便。
庚、民国十年[注：误排，应为十一年，即1922年]为北京大学成立之二十五年纪念，拟出丛书三部：一、大学各职教员著作；二、教科书；三、西文名著译本。均由各研究所预备。
北大最早的研究所，具有现代研究所训练研究生的规划。以文科研究所为例，该所分设研究科与特别研究科。研究科等于是专题研究课：由教授订定研究项目，开列指定与参考书目给研究员，每周或每数周由教授讲演一次，由研究员参与讨论。特别研究科是专题论文写作：论文题目可以由研究员自择，经教授认可，也可以是教授拟定若干专题交由研究员选择。在教授的指导下，研究员自行研究，研究结果以论文提出。论文如果为教授评阅后接受，可交付大学图书馆保存，或节要刊登于《北京大学月刊》。然而，几乎就在这个规划拟定了细则以后，北大决定取消国文和英文门的特别研究科，而把它改成“教员公同研究”。我的推测是当时根本就没有符合撰写论文条件的学生，于是改成教授的研究项目。此外，文科各门还有月会的规定。教授与研究员每月开会一次，由研究员一人或两人就其论文的一部分作报告。报告结束，由教授和各研究员自由讨论。
在1917年文科研究所里，胡适是北大教授群里的超级巨星。他一人身兼文科三个研究所的专题课程。哲学门两个专题：“欧美最近哲学之趋势”与“中国名学钩沉”；英文门：“高级修辞学”；国文门：“小说”（与刘半农、周作人合开）。当时，胡适既是哲学门的教授，也是英文门的教授兼英文门教授会主任——用他给康奈尔大学同学艾杰顿（William Edgerton）的话来说，是英语系的代系主任。此外，根据胡适1917年11月21日写给韦莲司的信，他说自己正在筹组北大的历史研究所。成立以后，他将担任历史研究所的主任。这其实只是若干年以后才可能实现的计划。根据《北京大学日刊》的报道，北大1917年度才招收第一届史学门的学生。该年秋天，史学门成为文科在哲学门、国文门、英文门以外新设的一门。第一届共有39名学生，选科生1名，旁听生3名。值得指出的是，史学门到1919年8月改称为史学系，还没组成教授会。
北大设立的第一批研究所，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衡量。首先，它没有授予学位的规定。其次，它没有严格的入学资格规定或筛选的程序。任何毕业生都可以报名成为研究员。国学门跟哲学门规定三年级以上的本科学生，只要愿意入所研究，就可报名加入。然而，学科跟年级的规定似乎也没有严格遵守。比如说，哲学门研究所第一学期的研究员里，范文澜是国学门的学生，刘光颐是法科的学生。英文门研究所，还收了一个二年级的学生。
同时，研究专题自由放任，完全没有研究或教学上的关联。教授先自行择定研究项目，然后让研究员从中选择。比如说，哲学门研究所开出了十一个研究项目：希腊哲学、欧美最近哲学之趋势、逻辑学史、中国名学钩沉、伦理学史、近世心理学史、儒家玄学、二程学说、心理学（身心之关系）、社会哲学史、唯心论。然而，学生的选择似乎没有限制，而且可以风马牛不相及。比如说，已从北大毕业的张崧年所选择研究的项目是：希腊哲学、欧美最近哲学之趋势、逻辑学史、中国名学钩沉以及社会哲学史。又如当时在哲学门三年级就读的冯友兰所选的项目是：欧美最近哲学之趋势、逻辑学史以及中国名学钩沉。换句话说，冯友兰在哲学门研究所跟随胡适作两门专题研究。
北大要到1920年才正式在《研究所简章》上使用seminar（研究讨论课）这个名词，然而，毫无疑问，1917年成立的研究所已经受到德国研究方法训练理念的影响。德国大学在19世纪中期成为世界学界取经的圣地，其“研究讨论课”更是世界学界顶礼、师法的对象。以史学研究为例，“研究讨论课”的目的，就是在教授的指导之下，让学生独立地从专题研究中琢磨领悟出如何用正确的史学方法来从事研究。每个学生必须在“研究讨论课”上提出报告，接受老师和其他同学最严格的批评与考验。
北大的研究所，由于时机不成熟而取消了撰写论文的“特别研究科”。然而，那“研究讨论课”的理想并没有放弃，“研究科”的教学法体现的就是“研究讨论课”的理念。以哲学门研究所开出的第一批研究员名单为例，“研究讨论课”的形式呼之欲出。“希腊哲学”有2名研究员、“欧美最近哲学之趋势”3名、“逻辑学史”7名、“中国名学钩沉”8名、“伦理学史”无、“近世心理学史”5名、“儒家玄学”7名、“二程学说”7名、“心理学（身心之关系）”5名、“社会哲学史”2名、“唯心论”无。
然而，任何一种文化的挪用与转借都是有选择的。同时，文化的挪用与转借必须建立在自身的文化基础上。北大挪用德国的“研究讨论课”亦是如此。前面谈到1917年成立的文科研究所还有“月会”的规定。“月会”者，传统中国书院制度的产物也。胡适在《书院制史略》中解释说：“会讲式的书院，起自明朝，如无锡东林书院，每月订有开会时间。开会之先，由书院散发请帖。开会时由山长主讲一段。讲毕，令学生自由讨论，各抒意见，互相切磋。终以茶点散会。”换句话说，北大研究所是德美两国制度、理念，与传统中国书院实践的融合与嫁接。我们可以在1918年2月开始的《北京大学日刊》的《集会一览表》里，看到胡适及其他文科研究所教授针对专题项目所作的“月会”演讲。理科研究所的教授在一开始的时候，还参与“月会”的演讲。然而，很快就没有他们的记载。法科研究所则至少到1918年6月为止，仍然参与“月会”的演讲。无怪乎蔡元培会在1920年检讨说：“有几系竟一点没有成绩。”
以今天“研究”的标准来看，不管是1917年初设的研究所，还是1920年改组成立的研究所，成效都不显著。前文提到蔡元培在北大二十周年校庆的演说里，说他游学德国的时候，遇上了德国两所大学的隆重校庆：莱比锡大学五百周年校庆，柏林大学一百周年校庆。蔡元培比较了这两个庆典，说：“其间布置，大同小异，不外乎印刷品、演讲会，爨演大学历史之巡游队、晚餐会等而已。而时过境迁，所遗留者，亦仅有印刷品及记述之演说词耳。”
蔡元培在北大校庆提起莱比锡及柏林大学的校庆，当然是意有所指。如果莱比锡、柏林大学的校庆活动，在烟消云散以后，只有“印刷品及记述之演说词”能流传下来，那么，北大能借以流传的是什么呢？他在该次演讲中就说：“本校有二十五周年纪念会之预备，拟出大丛刊三种，业已宣布于《[北京大学]日刊》。”这个预备，他责成由北大在1917年底规划成立的研究所来负责。
五年以后，北大研究所的成绩如何呢？胡适在北大二十五周年校庆的感言里（见本章第一节），指着校庆时展览的出版品，批判北大还没脱离学术“稗贩”的阶段。然而，我们不能犯了时代错置的谬误。我在本章第二节强调了胡适的大学理念不同于蔡元培的大学理念。蔡元培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胡适则说：“以四年毕业之大学生，尚未足以语高深之学问。”胡适的理念是20世纪研究型大学的理念。蔡元培的理念，相对而言，显得笼统、抽象。他要北大成为一个教授偕同学生，不谋名利、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机构。
一个不授予学位，让大三以上以及毕业生进所从事研究的机构，与其说是现代意义下的研究所，不如说是讲学论道的书院。它毫无疑问是一个纯粹的研究机构。然而，这种理想也有其缺点。没有为学次第、资格考试、不授予学位，它无法成为一个知识生产的机构。知识生产没有制度化的结果，就没有传承、复制与拓展的生命力。其结果不是停滞，就是萎缩。现代意义下研究所的成立，还需等到南京政府成立以后。在修订了大学法、订定了研究所条例以后，现代型的研究所方才在1930年代产生。
美国制度的滥觞
蔡元培从1912年短暂出任教育总长，到他初到北大的改革，不可谓不多。然而，如果我们用他所服膺的德国大学的理念来衡量，他能做到的，最多等于只是为建设这个理念的殿堂打下了初始的地基而已。值得玩味的是，就在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力图以德国大学的理念来改造北大的同时，北大也受到美国风的影响，逐渐地开始模仿美国的大学体制。
美国内战以前的大学，从欧洲人的角度来看，只有欧洲高中（Gymnasium）的程度。这反映出美国与欧洲国家相比，是一个后起之秀，也反映了欧美社会的异同点。欧洲的大学是精英制的。美国没有贵族阶级，其大学的特色是民主化与平民化。这当然也反映在大学生的程度上。然而，内战以后的美国大学力争上游。到了19世纪末期，美国大学开始崛起。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崛起，深受德国的影响。在19世纪里，留学德国的美国人高达九千人之谱。
北大的美国化，这点在蔡元培身上也是有迹可寻的。1921年9月，他从欧美考察教育回国以后，在北大作了一个讲演。他说：“从前胡适之先生曾提出提高与普及两语，正可借以形容欧美大学学风的特色。大约欧洲大学是偏重提高的。但就有几千几万学生，并不希望他们个个都成学者，不过给他们一种机会……美国大学最多，大学生亦最多……大学的目的，要把个个学生都养成有一种服务社会的能力……是偏重普及的。”他接着说明了欧洲大学开始注重知识的普及，美国大学开始注重研究，而得出了结论：“可见提高与普及，本是并行不悖。”
我说这是北大从德国制向美国制转型的滥觞。这自然是相对而言的，因为不管是德制还是美制，北大不可能彻底模仿任何一个外国制度。就像德国的教育制度有德国文化、政治、社会、经济的背景，美国的教育制度也有它自己的背景，北大亦是如此。蔡元培在1919年9月五四学潮结束、复职回校视事的演讲里说：诸君都知道，德国革命以前是很专制的，但是他的大学是极端的平民主义；他的校长与各科学长，都是每年更迭一次，由教授会公举的；他的校长，由四科学长迭任。如甲年所举是神学科教授，乙年所举是医学科教授，丙年所举是法学科教授，丁年所举是哲学科教授，周而复始，照此递推。
他又说：
我初到北京大学，就知道以前的办法是：一切校务都由校长与学监主任、庶务主任少数人办理，并学长也没有与闻的。我以为不妥，所以第一步组织评议会，给多数教授的代表，议决立法方面的事；恢复学长权限，给他们分任行政方面的事。
根据德意志帝国钦定的《德国大学体制》一书的描述，德国大学的组织如下：“大学行政长”（Curator），由教育部派任，负责学校的行政；校长（Rector），由教授公选，负责校务，任期一年；“评议会”（Senate），其成员由教授选出。每一学院，也就是蔡元培所说的“四科”（当时德国的大学设有哲、法、医、神四个学院），也由教授每年推举一个“学长”（Dean）。我们从德意志帝国的大学组织法，可以看出从蔡元培在1912年颁布《大学令》到出掌北大，心中所印记的是德国的大学理念。
蔡元培说德国的“大学是极端的平民主义”，这不会是德意志帝国为之颔首的一句话。这个恐惧德谟克拉西的德意志帝国的辩护者不会用“平民主义”来形容他们的大学，他们最沾沾自喜的是学术自由。换句话说，“大学行政长”专管行政，“校长”则领导“评议会”、“学长”治校。这仿佛是恺撒的归恺撒，大学的归大学——教授治校。换句话说，校长由“评议会”协助治校，大学所属的各学院，则由“学长”偕同教授治院。然而，这个制度有其相当不“平民主义”的地方。以教师来说，德国大学有两个阶级：一、教授，属公务员，由政府付其薪俸。没有退休年限，要教多少、怎么教、管不管学生，都是他们的自由。二、“独立讲师”（Privatdozent）。他们是具有博士学位的候补教授，不享有薪俸。他们的收入完全靠钟点费。例如有名的哲学家康德就当了十五年的“独立讲师”，直到1770年他46岁才拿到教授的职位。
德意志帝国所谓的教授治校，其实只是“自治”，因为校长上面还有一个“太上皇”——“大学行政长”。教授在其专业的范围内有完全的自由来决定教学的内容和方法，然而教育部有权因应社会或教育的需要而采取干预的措施。同时，由于教授是公务员，教育部也订有惩处条例。这些条例里，甚至包括政府可以惩处持有反政府立场的教授。有关德国大学“自治”的局限，可以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那就是教授出缺的时候，大学可以提出三个名字由政府挑选，但政府所选的往往不在荐举名单之内。更值得注意的是，政府要在大学里新增教授位置的时候，大学本身完全没有荐举人选的资格。
蔡元培说他上任的时候，北大的校务是校长与学监主任、庶务主任等少数人主持的。换句话说，北大是由行政人员治校的。这就表示，北大根本就没有遵守《大学令》第十六条的规定：“大学设评议会，以各科学长及各科教授互选若干人为会员。大学校长可以随时齐集评议会，自为议长。”蔡元培说他到了北大以后的改革，第一步是设评议会，恢复学长的权力：但校长与学长，仍是少数。所以第二步组织各门教授会，由各教授与所公举的教授会主任，分任教务。将来更要组织行政会议，把教务以外的事务，均采合议制。并要按事务性质，组织各种委员会，来研讨各种事务。照此办法，学校的内部，组织完备，无论何人来任校长，都不能任意办事。即使照德国办法，一年换一个校长，还成问题么？
根据《北京大学日刊》的报道，蔡元培的这些改革显然是一一实现了。除了教授会以外，各种委员会也次第组成。比如说，蔡元培复职一年以后，《北京大学日刊》就报道了八个委员会的成立：组织、预算、审计、聘任、图书、庶务、仪器、出版。这些委员会的委员由蔡元培提名，由评议会通过。胡适一人身兼三个委员会：预算、聘任与出版。
蔡元培在北大的第一步改革，应该是他自己的想法，因为那是他在《大学令》里所揭橥的德国大学理念的落实。然而，他第二、第三步的改革很难说没有别人的参与建议。第二步，组织教授会。胡适在1922年7月3日的日记里，说是他提倡的。值得指出的是，胡适在美国拿的学位是哲学方面的，他在北大的时候，同时在哲学门和英国文学门任教，但他的势力范围显然是在英文门。他是英文门的教授会主任，可是哲学门一直到1918年1月尚未组成教授会，还得蔡元培出面召集组织。结果，哲学门十位教授、讲师里，有六位出席。投票结果，除了陶孟和得两票以外，其余出席者，包括胡适均得一票，所以陶孟和为哲学门教授会主任。另外，有些文章说北大的教授会是在学长制取消以后才成立的，那是错的。教授会的成立是在学长制时代。从教授会进一步到成立各种委员会，落实教授治校的理念，我们有理由相信第三步的改革，可能也是蔡元培广纳众议的结果。
更有意味的是，学长制的取消，代之以教务长。胡适在日记里说那是沈尹默的提议，并且又提出了阴谋论的说法。这是一个一石两鸟的阴谋论。第一只鸟，是蔡元培想去掉的理科学长夏元瑮；第二只鸟，是蔡元培想辞去、但又不希望让他有被辞之名的陈独秀。蔡元培以文理科合并为由，废去文、理科学长，而以教务长总理教务。有趣的是，这个用教务长来去掉陈独秀的阴谋论，当时就流行了。蔡元培在1919年3月致《神州日报》的信里作了说明：“文理合并，不设学长，而设一教务长以统辖教务。”他解释说这个决定是由学长——包括陈独秀在内——及教授会主任会议决定的。蔡元培进一步说明北大当时已有十一个教授会，每个教授会都推有一个主任。日后的制度是，由教授会主任互推一人作为教务长。
胡适在这则日记里所说的“一石两鸟”去掉陈独秀的计谋有点语焉不详。十三年以后，即1935年底，他在看了汤尔和的日记以后，触动了他的回忆，于是在给汤尔和的信上，把当年去掉陈独秀的原委说清楚了。原来蔡元培在1919年3月26日晚上召开了一个会议。召开这个会议，就是因为当时“小报”报道，说陈独秀私行不检，跟一些学生同狎一妓，争风吃醋之下，把该妓女的下体挖伤泄愤。胡适根据他的回忆对汤尔和说：“蔡先生颇不愿于那时去独秀。先生力言其私德太坏。彼时蔡先生还是进德会的提倡者，故颇为尊议所动。”从这个回忆可以知道胡适本人也参加了会议。换句话说，胡适不是不知道当晚的会议是“去陈会”。在看了汤尔和当年的日记以后，他作了一个结论，认为汤尔和是中了沈尹默等人的计，用私德问题来作为攻击北大新思潮领袖的武器。
总之，学长制度的取消，蔡元培公开表示是与从前大不同。他在1920年9月北大开学典礼上说，北大在一年前新设的组织只有评议会、教授会与教务会议。然而，“一年以来，行政会议与各种委员会均已次第成立。就中如组织委员会、聘任委员会、预算委员会、图书委员会等，都已经办得很有成效，与从前学长制时代大不相同”。学长制也是蔡元培德国式大学制的一环。胡适在1922年为纪念北大二十五周年校庆所写的《回顾与反省》说得更重。他说：“我看这五年的北大，有两大成绩。第一是组织上的变化，从校长学长独裁制变为‘教授治校’制。”
北大教务长制建立于1919年4月。胡适对教务长的职位是有兴趣的，只是因为沈尹默台前幕后的诡计运作，他不得不表态说自己“不愿当选”，结果让马寅初脱颖而出。他在1922年7月3日的日记还余恨未消地提起这件往事。无论如何，北大“教授治校”的体制基本上奠定了。各学门——1919年改称为系——有其教授会及其主任。各学门的教授会是“教授治校”的地方层。文理科各教授会（法科附之）的主任组成教务处，设有教务长，由教授会主任公推，任期一年，可连任。这属于文理科的最高行政机构。北大整体校务的执行上，则有上文提到的组织、预算、审计、聘任、出版等委员会。全校的立法机构则为评议会。根据1920年4月1日通过的《评议会规则修正案》，评议会的成员是校长及评议员。评议员的产生是由教授互选，其数额以教授总数的五分之一为准，评议员任期一年，可以连任。评议会之上就是校长了。这就是北大教授治校的组织结构。
如果比较北大和清华大学在教授治校时期的组织结构，我们可以发现两者都属于代议制。也就是说，两者都是由教授选出来的“评议会”的代表来治校的。但这个代议制的大同之中有相当关键性的小异。清华在评议会以外，还有一个由全校教授、外加校长和各行政部门主任所组成的教授会。清华评议会与教授会并存，虽有叠床架屋之嫌，但我们可以视教授会为非常机构，对实际治校的评议会在必要时有复决、制裁的权力。相对的，北大的教授会是以系为单位的。然而，这并不表示北大的教授完全受制于代议制。因为，北大教授还可以通过组织、预算、审计、聘任、出版等委员会参与校务。同时，在非常时刻，例如在五四运动初期，蔡元培辞职的时候，北大的评议会跟教授会就召开紧急联席会议，议决临时维持校务的机制。
北大不只在制度上逐渐从德国型转向美国型，在整个大学教育理念上，都有美国化的向往。比如说，总务长蒋梦麟在1920年开学典礼演说中提出了一个新构想，以便师生“彼此互达情愫”：近来学校中都有一种通病，就是教员和学生除了课堂见面之外，毫无个人的接触。所以弄得好像不关痛痒的样子。这不但中国如此，就在外国也免不了。现在同诸君虽然不是个人的接触，都也是一个大聚会的好机会。我前天曾同校长谈过，打算下半年办一个校长与学生间的星期茶话会。每星期在第一院对面新租房子的本校教职员公会内，预备一点茶点。约定二三十位同学，同校长随便谈谈，可以彼此互达情愫。
当天开学典礼的演说，北大第一位女教授陈衡哲也作了演说。胡适在日记里称赞道：“是日新教授皆有演说，莎菲最佳。”陈衡哲的演说，跟蒋梦麟的异曲同工，是要从学术上促进师生的交流合作：我愿尽我的力、用极诚恳的精神，和诸位一同去求学问的真理。我不愿意看见在诸君和我的中间，有一种名义上的障碍物；我也不愿诸位把我当做传达书意的留声机器。我愿诸位知道：我到这里来，对于诸位是负有领路的责任的。我应当尽我的力，去帮助诸位发展各人的天才的，我应当引起诸位对于学问的兴趣的。我对于大学，是希望能不负蔡先生的苦心。助他制造一种新空气——一种师生中没有障碍的新空气。
由于陈衡哲在北大所担任的课程是历史和英文，她促进师生之间学术交流合作的方法就分成两个方面。在历史系方面，她有三个想望：一、成立一个历史学会；二、出版一个历史学报；三、一个充实的图书馆。在文学方面，她担任戏剧的课程，于是建议模仿她的母校瓦萨女子学院师生合组的“工作坊”（workshop）。这个“工作坊”结合了戏剧的创作、排演和评论三个方面，从戏剧课班上选出最好的三个剧本，由学生参与从制作布景、排演、演出到检讨的整个过程。
北大开始美国化最重要的原因，可以说是北大教授的学历背景。当留美学生回国任教以后，他们很自然地会以美国的制度为圭臬。历来分析北大历史的人，都过于着重蔡元培，而忽略了大学的发展绝对不是校长一个人所能胜任的。校长的眼光与领导能力绝对重要，建造、发展现代的大学是一个集体的工程。如果一所大学没有好的制度、教授与学生，那校长再天纵英明也无济于事。
蔡元培是一个无为、知人善任的领袖人物。他说北大如果能组织完备，即使一年换一个校长也不会有任何影响。这在在说明了他无为而治的领导哲学。胡适在晚年谈话录里说：“当年蔡先生是不管事的。”他说：“你看蔡先生时代的杨杏佛[杨铨]、丁在君[丁文江]。”胡适在这里所指的，是蔡元培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年代。杨铨和丁文江都是蔡元培任内用过的总干事。然而，一个人的领袖特质是不变的。蔡元培后来如何领导“中央研究院”，我们可以用来管窥他在那之前如何领导北京大学。胡适只比蔡元培晚一年到北大，他跟蔡元培在北大共事的几年，正是蔡元培为北大缔造近代型大学基础的关键时刻。用胡适的观察来说，蔡元培的成功，不只因为他手下有干才，更因为他能让手下的干才“独断独行”。
胡适用“独断独行”四个字来形容蔡元培手下的干才，很令人玩味。这可以有褒、也可以有贬的意思。从褒的角度来说，蔡元培用对了胡适所欣赏的丁文江，虽然他“不管事”，仍能把“中央研究院”办得有声有色。从贬的角度来说，蔡元培“不管事”，所以杨铨的“独断独行”，“使蔡先生受了杏佛的累不少”。换句话说，在贬抑的意义下，胡适这句“独断独行”，有暗指蔡元培也有“不知人”的时候。胡适说到杨铨，有点语焉不详。他只点到了他跟蔡元培、杨铨在1933年因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针对政治犯的分歧。然而，他显然也想到了他对蔡元培与杨铨在国民党北伐以后成立“大学院”时期的不满。但这都是后话。
褒贬与否其实不重要，重点在于胡适说蔡元培“不管事”，说他让手下的干才“独断独行”。这就是说，蔡元培是一个真正的领袖。胡适在1935年7月26日给罗隆基的一封信里这样形容蔡元培无为而有所为的领袖特质：蔡先生能充分信用他手下的人。每委人一事，他即付以全权，不再过问；遇有困难时，他却挺身而负其全责；若有成功，他每啧啧归功于主任的人，然而外人每归功于他老人家。因此，人每乐为之用，又乐为尽力。迹近于无为，而实则尽人之才，此是做领袖的绝大本领。
胡适1940年3月6日在美国听到了蔡元培过世的消息。他在日记里为蔡元培个人的盖棺论定不高，但是对他的领袖能力再次作了肯定：到家才知道蔡孑民先生昨天死在香港，年七十三（ 1867-1940）。与周鲠生兄谈，同嗟叹蔡公是真能做领袖的。他自己的学问上的成绩，思想上的地位，都不算高。但他能充分用人，他用的人的成绩都可算是他的成绩。
蔡元培“不管事”，但能知人善任。这就是胡适所说的“做领袖的绝大本领”。然而，北大的建设与发展不得不是一个集体的工程，还不只因为蔡元培“不管事”，还因为他是一个有眼光却没有具体实施方案的领袖。蔡元培的“兼容并包”、“讲授自由”、“为学问而学问”的德国式大学理念固然让人动容，但这些理念要如何落实，他并没有具体的方案。换句话说，蔡元培有领袖能力、有眼光，这只是发展北大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要条件。
举例而言，蔡元培说：“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问题是，连蔡元培自己都很清楚，当时的北大并没有做研究的条件和设备：“吾校实验室、图书馆等，缺略不具，而外界学会、工场之属，无可取资。”然而，他马上反问：“然十六七世纪以前，欧洲学者，其所凭借，有以逾于吾人乎？即吾国周、秦学者，其所凭借，有以逾于吾人乎？”他的结论是：“苟吾人不以此自馁，利用此简单之设备、短少之时间，以从事于研究，要必有几许之新义，可以贡献于吾国之学者，若世界之学者。”有志者事竟成，诚然。问题是，现代科学研究没有经费、没有设备，就真应了那句俗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20世纪初年的蔡元培，由于环境与个人经验的关系，还没能真正认识到现代科学发展所需要的先决条件。除了那种意志可以克服一切困难的信念，他还有后来可以居上的信念，就仿佛进化的逻辑一样。他在1917年12月北大二十周年校庆时说：忆鄙人游学德国时，曾遇大学纪念会两次：一、莱比锡大学之五百年纪念会[1409年创校]；二、柏林大学之百年纪念会[1810年创校]也……抑鄙人犹有感者，进化之例，愈后而速率愈增。柏林大学之历史，视莱比锡大学不过五分之一时间，而发达乃过之。盖德国二十余大学中，以教员资格（偶有例外）、学生人数及设备完密等事序之，柏林大学第一、门兴[Mnnchen，今天的慕尼黑]大学第二、而莱比锡大学第三也。柏林为全国政治之中心，门兴为全国文学、美术之中心，故学校之发达较易也。本校二十年之历史，仅及柏林大学五分之一、莱比锡大学二十五分之一。苟能急起直追，何尝不可与为平行之发展。
在科技挂帅的今天，我们完全认识到科学研究是资本密集的事业。用胡适参加哈佛大学三百周年校庆的感言来说，一个大学想要永续都必须有组织、基金和管理的基础，更何况是想要“急起直追”，更遑论是想要“若世界之学者”，为世界学术作出贡献呢！没有庞大的经费与设备，以及一流的人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大学能幻想成为国际学术的重镇。
柏林大学创校不到五十年，就已位居全世界学术界的龙头地位。用19世纪中叶一个美国仰慕者的话来形容：“自人类有文明以来，能像柏林大学如此济济多士的，史无前例。”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巨擘步济时（John Burgess），1872年在柏林大学留学。他也在回忆录里称柏林大学为“全世界科学、哲学、文学的重镇”。然而，柏林大学的成功不是自然进化的结果。一如蔡元培所指出的，它有位于首都的优势地位。柏林大学是柏林被拿破仑攻占以后，普鲁士雪耻复国的产物。作为普鲁士的精神堡垒，柏林大学随着普鲁士的兴起而水涨船高。从它创校开始，柏林大学就是普鲁士锐意经营的学术研究重镇。由于政府拨给的经费充足，柏林大学可以开出优渥的条件，网罗吸引到全国各地第一流的学者。且不论科学家，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著名学者，在哲学方面有费希特、黑格尔、哲勒（Eduard Zeller），历史方面有柯提尔司（Emst Curtius）、蒙森（Theodore Mommsen）、杜勒伊森（Gustav Droysen）。特莱区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兰克（Leopoldvon Ranke），等等。
蔡元培主持北大，有眼光但无方案，这当然有其时代的背景。然而，这跟他只有游学、考察的经验是有一定程度的关系的。毫无疑问，大多数留学生对其留学的大学的体制可能完全懵懂。他们留学时接触的可能就是自己科系的一角。所谓见树不见林，身在庐山不知其真面目。然而，留学生跟只有游学、考察经验的人相比，仍然有所分别。那种在学校选过课、考过试、上过研究讨论课、写过论文、一关关通过资格考的经验，让他们对别国的大学教育及其程序，有一种无以名状的切身感受。那不是只有游学、考察经历的人所能感同身受的。留学生即使再不济、再没有观察力，如果硬要他们在其专业范围内规划出一个课程大纲以及修业流程，他们是可以凭自己的经验来应付的。那些只有游学、考察经验的人则不然。
从这个角度来说，本章“北大新星、造国之大学”所分析的是一批北大新星，造国之大学的故事。而在这批新星里，胡适是一个异数。他以觇国采风自诩，不但观察美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还投身参与活动。他对美国大学教育体制的认识与理解，在留学时代就已不同凡响。他在美国就读的两所学校，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都是成功地结合了美国人文教育传统以及德国研究理念的顶尖名校。等他回国执教北大、参与北大的建设，然后再有游历欧美诸国的经验以后，他的见识更加超群。胡适在《非留学篇》以及《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里所揭橥的理想是再高也不过的。他说得很清楚：“以四年毕业之大学生，尚未足以语高深之学问。”又说，“凡只能完成四年本科教育的，尽管有十院七八十系，都不算是将来的最高学府”。胡适心目中理想的大学是学术研究的基地。这个基地，大学生的程度太低，还没有资格与之。所以他说：“凡能训练研究工作的人才的，凡有教授与研究生做独立的科学研究的，才是真正的大学。”胡适的大学理念无疑是美国式的。这个理念就是说：大学只是通才教育，研究所才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所在。这与精英式的欧陆学制是不同的。在蔡元培的领导下，有胡适与其他教授献策、参与，以教授治校的形式带动北大的转型。然而，北大美国化的转型注定极为有限。一方面，这跟中国继续采行欧陆的大学体制有关。另一方面，这也跟当时政局不稳，特别是教育经费的枯竭有极大关系。
沙滩、红楼、五方杂处的“拉丁区”
北大从一开始就迥异于英美式的大学，而略近于欧陆的大学。这一点从校园来看，最清楚不过了。传统英美式的大学或学院是寄宿型（residential）的学校。胡适所熟知的美国大学体制的鼻祖自然是英国的牛津大学。牛津所隶属的学院，其前身都是学生的寄宿社（boarding houses），然后才逐渐演变成教学与生活两相结合的中心。校园里有讲堂、教堂，还有学生宿舍。牛津如此，师承牛津的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美国东岸的名校如此，后来散布在全美国的数百间小型的人文教育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s）也是如此。英国与美国的学制当然也不是完全相同。比如说，牛津所隶属的每一个学院，在财政、设施与教师方面都是各自独立的；美国的大学则是由其中枢的行政作统辖的。从某一个角度来说，美国研究型大学崛起以后，可以说是集合了德国式研究大学的理念以及英国式人文教育的学院理念。从英美式人文教育的理念来看，大学是师生共同营造的陶冶身心的园地。讲堂不是学生学习的唯一地方，宿舍也是互相切磋的所在。教授与学生不只有教学的关系，在生活上还有引领与辅导的关系。所谓“学院”（college），就是具有相同的身份、特权、认同感，共同从事一种事业的群体。
相对的，欧陆秉承其从中世纪以降的传统，大学是讲学的所在，不提供宿舍，学生必须自找民宿。大学的核心就是教授授课。学生上课的时候聚集一堂，下课后各奔东西。教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疏远，学生彼此之间的关系也可以形同陌路。欧陆大学跟美式大学校风的异同点，我们可以用1921年一个美国教授描述巴黎的索邦大学（Sorbonne）的文章来说明：索邦跟任何典型的美国大学——不管是私立的还是州立的——几乎没有相似的地方。美国大学定义下的“校园”，在索邦是不存在的。唯一最近似之处，是索邦的中庭（central courtyard）：三面环绕着教室，第四面是葬着黎塞留主教（Cardinal de Richelieu）的索邦教堂的后门。由于索邦没有美国式的“校园”，也就欠缺美国学院——当然，索邦是一个大学，而不是一个学院——所特有的团队精神（esprit de corps）。学生有绝对的自由去选择他们的课程，其结果是没有任何两个学生所选的课会是一样的，也很少有学生会在一个星期里一起上两三个钟头的课。
这结果是每堂课的面向都不一样，没有人会对邻座的课业或进度有多大的兴趣。学生与教授的关系也是如此，在讲堂上或课室里，教授对坐在下面的学生究竟是张三还是李四，跟他几乎一点也不相干。美国师生亲和、同游，使得美国大学生活增色无比的那种现象，索邦没有，这点还需要我费舌吗？在讲堂上或“研究讨论课”里，[索邦]教授摆出来的姿态，是一个持论公允、追求真理乐在其中的大师。
这一段形容索邦大学的话，跟张中行所回忆的北大，颇有异曲同工之妙：还有一个方面是北京大学课堂的惯例：来者不拒，去者不追。且说我刚入学的时候，首先感到奇怪的是同学间的隔膜。同坐一堂，摩肩碰肘，却很少交谈，甚至相视而笑的情况也很少。这由心理方面说恐怕是，都自以为有一套，因而目中无人。但这就给旁听者创造了大方便，因为都漠不相关，所以非本班的人进来入座，就不会有人看，更不会有人盘查，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学期，上课常常在一起，比如说十几个人，其中哪些是选课的，哪些是旁听的，不知道；哪些是本校的，哪些不是，也不知道。这模模糊糊，有时必须水落石出，就会近于笑谈。比如刘半农先生开“古声律学”的课，每次上课有十几个人，到期考才知道选课的只有我一个人。还有一次，听说是法文课，上课的每次有五六个人，到期考却没有一个人参加。教师当然很恼火，问管注册的，原来是只一个人选。后来退了，管注册的人忘记注销，所以便宜了旁听的。
北大在北大人的回忆里——不管有多夸张——不但在松散的校风上类似索邦那样的欧陆大学系统，而且它的大环境也有几分相似的地方。那些去过巴黎或耳闻过索邦“拉丁区”的人，可能因为心向往之，而错把北大所在的“沙滩”当作“拉丁区”。这个想象与投射，深深地印记在北大人——不管去过巴黎与否——的集体想象里，北大所在的“拉丁区”究竟如何呢？胡适在1934年12月16日《独立评论》的《一三一号编辑后记》里有一段生动的描述：有人说，北平的沙滩一带，从北河沿直到地安门，可说是北平的“拉丁区”。在这里，有许多从各地来的学生。或是准备考大学；或是在北大的各系“偷听”；或是自己做点专题研究。北大的“偷听”，是一个最有趣的制度：“旁听”是要考的，要缴费的；“偷听”是不考的，不注册的，不须缴费的。只要讲堂容得下，教员从不追究这些为学问而来的“野”学生。往往讲堂上的人数，比点名册上的人数多到一倍或两倍以上。“偷听”的人不限于在沙滩一带寄住的学生，其中也有北平各校的学生，但多数是那个“拉丁区”的居民。
北大红楼所在的“沙滩”被比作巴黎的“拉丁区”，这不难解释。但在这里先谈谈北大红楼所在的地方为什么叫作“沙滩”。有关这点，我还没看到满意的答案。周作人有一个简短的解释：“汉花园’是景山东面的地名，即旧北京大学所在地，其门牌但有一号，只大学一家……由‘汉花园’再往西南挪移几步，那里有一条斜街，名日‘沙滩’。”原来“沙滩”是一条斜街的名字！1927年考进北大的谢兴尧说：“沙滩则破大马路一条，既无沙亦无滩。勉强地说，马路中间的沙土，倒可以没鞋（还不到膝）。”至于“汉花园”，邓云乡说：“汉花园是清代皇家内务府所掌管的皇家产业，是八百多平方丈的一块空地。光绪末年拨给大学堂，作为增建校舍用地。”
北大位于皇城边上，其实是值得注意的。这是因为，它可以提醒我们为什么官僚气、官僚心跟早期的北大一直有着不解之缘。令人省思的是，辛亥革命以后，虽然皇清不再，北大周遭的环境恐怕还是颇有清朝色彩的。就以辫子来说，到1914年，北京城里的男子，还有将近一半头上拖着一条辫子。即使在汉人较多的城区，辫子男在人口中的比率还高达39%。北京大学所在的沙滩，由于位在旧日的满城里，92%的男子都是辫子男。
言归正传，这个名为“花园”，其实只是一个空地的“汉花园”，以及这个号称为“滩”，但只是马路上的尘土深可没鞋的“沙滩”，到了老北大那里，都是美轮美奂的。1930年代到北平求学的柳存仁，对“汉花园”和“沙滩”都作了引申和想象：汉花园的地点在东城北河沿畔。这个“花园”所包括的区域，南至大学建筑外面的碎石马路，名称叫做花园大街。西至松公府内的北大图书馆及北大文科研究所正门。东面围墙外是两岸夹着细条的杨柳的宽大的河沟。河水是一向干涸的，积尘满天，和中法大学的校舍隔着“鸿沟”遥遥相对。一阵子扑面的狂风卷着黄沙吹来，能够叫你立刻睁不开眼睛。在模糊的影像中可以使你望见金黄色的柳条映着闪烁的太阳光线飞舞。刘半农先生曾经说过，北大之有北河沿，简直可以媲美英国剑桥大学的“剑桥”。这话大约是不错 的。听说校内早拟设法浚通沟内的淤泥，并灌入清洁的水流。成功后预料那一定可以替大学区域添上一个值得无限留恋的好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