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原文里找不到胡适翻译的这句话：“我们应该拿哲学来帮助解释现状，应该拿思想来指导现状。”事实上，也不可能在原文里找到这句话。杜威曾在日本作过《哲学的改造》的演讲：哲学在改造以前，是绝对不可能负起“解释现状”、“指导现状”的任务的。
同样地，“至于社会科学不是仅仅描写记载便能了事，必定要有思想的理解来指导他，所以不能不带一点玄想。”这句话在杜威的原文里也找不到。原文里最接近的一段话是说：“‘[社会］科学’可以说是比哲学要矫揉造作多了。这是因为哲学多多少少摆明了它有想象与玄思的色彩。[社会］科学则号称它们处理的是事物的必然性[注：亦即像自然科学一样的定律］。”（The“sciences”may be called more artificial than the philosophies because the latter were more or less frankly imaginative and speculative，telling what should be，while the sciences claimed to give an account of things as they must be.）不难看出，胡适完全误解了杜威的原意。胡适说社会科学带有一点“玄想”的特质，其实杜威指的是哲学。杜威说社会科学对“玄想”避之如蛇蝎，因为它矫揉，自以为是科学。
胡适接着翻译杜威对比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的一段，也是重组后的意译。他把原文的顺序颠倒过来，先说纯粹科学，再说应用科学。他的意译不但把原意删减到极至，而且完全曲解了杜威的意思。胡适的译文说：纯粹科学是专说明事实的，事实是怎样，就该怎样说，一点不能加入人的意志欲望的。应用科学是纯粹科学的律例应用到人的意志欲望上去，不但可以加入人的意志欲望，并且要用学理帮助来满足人的意志欲望，使人的意志欲望不受痛苦，不朝邪路上去。原文的意思是说：传统哲学体系的优点在于它们是有理想的。它们不以描述或观察为满足。它们试图要演绎出指导人生、评断事物以及规划未来的原则。达不到那个境界，人类就会觉得人生有所欠缺。这是因为我们并不是旁观者。我们跟这个世界存在着祸福、利害与共的关系。我们的命运与幸福跟人世间的变化是休戚相关的……在所谓的纯粹科学方面，我们的态度是观察事物，记录事实。我们是旁观者。我们自己的希望、恐惧、欲望和想法如何，跟月球上未来会有什么变化完全是不相干的。
（The great thing about the classic systems of philosophy is that they thought with a purpose in view.They were not satisfied with mere description or observation.They tried to deduce principle for the directions of life，principles to be used in judging the value of events and in projecting plans and purposes.Nothing less than this can content man in social affairs.For we are not mere outside observers；we are sharers，partners.Our own destiny and fortune is at stake in the course of events…In the so-called pure sciences we take the position of merely looking at things to note what is going on.We are outside of them.Our own hopes，fears，desires，and observations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the future changes of the moon.）
我们比对一下，就可以发现胡适曲解了杜威的意思。“应用科学是纯粹科学的律例应用到人的意志欲望上去……使人的意志欲望不受痛苦，不朝邪路上去。”这根本就是胡适假借杜威，来浇自己科学至上主义的块垒！这种泛科学主义，杜威没有！
胡适的译文还漏掉了原文的精义。杜威解释为什么社会科学跟自然科学不一样，无法把我们的主观愿望排除在我们的研究之外。这个解释完全被胡适体的“意译”给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更值得指出的是，杜威虽然对传统哲学采取批判的态度，他在此处所凸显出来的，是“传统哲学”的优点，亦即，传统哲学体系的优点在于其为人们提供了理想。它不以描述或观察为满足，而是试图要演绎出那能指导人生、评断事物以及规划未来的原则。换句话说，哲学与自然科学不同的关键，在于哲学与人类是祸福与共的。自然科学大可以摆出一副“旁观者”的姿态，因为其所描写分析的，是物、是外界。例如杜威所举的月球的例子，不牵涉人生。哲学则不然。哲学不能采取“旁观者”的姿态，因为哲学所处理的，是攸关社会、世界、人类的命运与幸福。哲学所提供给我们的是“眼光”、是我们对未来的“懂憬”（vision）。当然，杜威完全不能想象今天日新月异的科学，特别是生命科学，已经发展到可以复制生命的境界。其所引生的伦理、社会、政治问题，已经不是一句“旁观者”所能道尽。然而，无论如何，杜威所阐释的哲学的使命，以及哲学与自然科学关键性的异同点。所有这些，都没在胡适的译文里反映出来。
第三讲里还有一个粗心的误译的例子：“人类因为地方的关系，因为居住相近的缘故，遂发生邻居的观念。再大则有同村同城同县同省的关系，发生同乡的观念。这都是以区域作基础组织成群的。无论是否同党同教，均因地理上的关系组成一团。好的影响可以横冲进去，把宗教党派等界限化除，连合成为一气，发生很亲密的结果。坏的影响就是疆界的观念太重，因而分成乡界国界，容易发生猜忌。历史上许多战争都是从疆界问题发生的。”
杜威原文的意思是说：“排他、猜忌、隔绝、敌对之心是祸害之源，大到国际战争，小到地域偏见。谁才算是我的邻居？谁要当那落人贼窟的人的邻居？那种能不分比邻、不分亲疏去助人的观念以及同济心是最慢产生、最难实现的。这种地域结合的原则渗透、影响着所有其他的结合，它不但为社会增添新的冲突和病态，而且激化旧有的问题。”（Exclusiveness，jealousy，isolation，hostility，fromnational wars to local jealousies.Who is my neighbors？Who was neighbor to the man who fell among thieves？The idea [，］ the need [，］ and capacity to help[，］ to be o fuse [，］are bonds of union irrespective of local contiguity and the familiarity that makes possible is one slow to appear and hard to realize.This principle of association cuts across all the others，runs through them all.It adds new sources of social discord and ill，and intensifies all the old ones.）
我们对比杜威的原文，就可以发现胡适的译文里有这一句与原文的意思刚好相反：“好的影响可以横冲进去，把宗教党派等界限化除，连合成为一气，发生很亲密的结果。”杜威的文章诚然难读。然而，这句话从上下文来判断，绝不可能会有“好的影响可以横冲进去”的意思。这是个粗心误译的例子。
然而，胡适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他胡适体的“意译”的局限。换句话说，他所用的“原始”——亦即幼稚、简单——的白话口语句型结构，完全没有办法翻译杜威原文里所有的“细密”的句型结构。其结果是他遗漏掉太多杜威关键的意旨。就以杜威第十讲里的一段话为例，胡适的译文说：“法律所规定的话，不能让个人自由选择。他的特别意义，就是有一种能力，可以帮助法律所说的话，使他有效。用这个根本观念来看，如事体的合法不合法，即是否在法律之内，是政治的问题；不合法应如何办理，是司法问题；立法执法，也都是政治问题。”
杜威的原文不但严谨，而且表达得远比胡适的译文清楚多了：法律不只具有道德的权威。这也就是说，它的权威不只是建立在个人的良知认同之上，而且甚至可以在个人不情愿的情况之下，由执法机构来强制执行。 当我们开始讨论下述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是进入政治的讨论：一个人可以合法地作什么？如何作是不合法？什么机构根据什么方法可以来判定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不合法的？如何在其合法行为的范围内保护他？如何在他不法的时候来限制惩罚他？
（[T］he conception that law has an authority which is not simply moralistic，that is，which does not depend merely upon its recognition by the individual conscience but which is enforced even against personal wish by some general agency.Whenever we begin to consider what any particular individual may lawfully do，and what he can do only unlawfully，and what agencies and means prescribe what is lawful and what not，and protect him within his sphere of lawful activities，and limit him，restrain and penalize him in his unlawful activities we are within the sphere of political discussion.）
杜威这一段话的意思，是要借着“法律”的执行，来讨论“国家”、“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整个来说，胡适这段译文的下半段是传达了这个意思：“如事体的合法不合法，即是否在法律之内，是政治的问题，不合法应如何办理，是司法问题；立法执法，也都是政治问题。”然而，我们试看胡适这段译文的上半段：“法律所规定的话，不能让个人自由选择。他的特别意义，就是有一种能力，可以帮助法律所说的话，使他有效。”这真可以说是一段不知所云的话。这已经不是精确、严谨与否的问题，而根本是沦人胡适自己所批判的“生吞活剥”不忍卒读的境地。我们记得胡适的翻译哲学的最基本的原则是要让人读得懂。我在上文引了胡适1933年12月23日日记里所说的话：“古人说翻译如嚼饭哺人，嫌其失原味。但婴孩与病人不能下咽，咀嚼而哺之，虽失原味，还有救饿之功德。今不加咀嚼，而以硬锅饭哺人，岂不更失翻译原意了。”信然！
最后，让我再用杜威第十二讲的一段话作为例子。胡适的译文说：“洛克并不是要同人家讲考据。他的目的：第一、政府是有目的的，有作用的，不是可以凭空存在的；倘他不能做到契约的条件，人民可以不要他；第二、人民对于政府，应该保留干涉的权利。好的政府可以不用说，坏的可以推翻更换。这两种是他的学说的精神。就是没有历史上的根据，也能依然存在的。洛克的学说，并不是民主的而是君主立宪的：不但主张人民保留政治权利，而主张把政治权利委托政府，但是政府须受限制。政府不守本分时，人民可以革命。他本是王党，是主张立宪的王党，所以他的学说如此。”
原文的意思是说：
洛克所要作的并不是去解释政府实际的起源。他所要作的是去解释合法的政府的权力或政治权威的来源。他认为其来源在于用这个权力来颁定法律，使个人的权利更加清楚与明确。同时也在于保障个人，使他们能更确切、恒久地行使他们的权利。政府存在的理由，在于维护这些权利——即使这些权利只是他所推论出来的，而不是在人类政府产生以前就已经存在着的。这个理论所揭橥的是：所有政府都有维护某些目的的责任。那就是政府存在的理由。这个理论同时也揭橥的是：公民有权来判定政府是达成还是摧残了这些目的。它把国家事务的论述带进了经验的范畴，把它从君权神授或超人等等虚无缥缈、玄虚的理论里解放出来，带进了你我都可用常识的效用论来作鉴定与检验的范畴。这绝不是一个革命的理论；它只有在极端的幕政的危机之下才赞成革命。它只是一个抑制专权的理论。它并不认为在[革命过后］合法政府形成期间的过渡的政府的主权是在人民手上。洛克是一个君权主义者，不是一个共和主义者。他是一个君主立宪者。
（Locke was not trying to account for the actual origin of governments.He was trying to account for the source of the rightful power of the government or political authority.And he found it in the use of this power to make the rights of individuals clear and explicit by promulgating laws，and to protect individuals in the surer and more constant exercise of their rights.Government exists for the sake of maintaining rights that exist in idea if not in historic time before it.The theory proclaimed the responsibility of all government to certain ends for the sake of which it exists，and the right of the citizens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government is serving or destroying those ends.It brought the discussion of state affairs within the region of experience，out of the vague and mysterious air of divine rights and the superman，into the region of judgment and examination by common sense tests of utility.It was in no sense a revolutionary theory except at crises of extreme misgovernment.It was but a check on possible excessive arbitrary action.It did not hold that in the in trim [interim］ of legitimate government the people were the actual holders of political power and authority.Locke was a monarchist not a republican，but a constitutional monarchist.）
在杜威的《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讲演里，胡适这一段翻译算是明白清楚的。然而，明白清楚并不表示精确。我们试看杜威明明是说：“这绝不是一个革命的理论；它只有在极端的暴政的危机之下才赞成革命。”胡适却把它翻成：“政府不守本分时，人民可以革命。”杜威在句子里所作的保留与限制，译文里完全没有传达出来。杜威原文说：“它只是一个抑制专权的理论。它并不认为在[革命过后］合法政府形成期间的过渡的政府的主权是在人民手上。”换句话说，即使在革命过后，临时政府成立的期间，洛克都不认为主权是在民的。可是，胡适却把它翻成：“不但主张人民保留政治权利，而主张把政治权利委托政府，但是政府须受限制。”
胡适这一段洛克政府论的翻译，再一次凸显出胡适体的“意译”的困境。然而，这个困境与其说是胡适个人的，不如说是他那个时代的人所共同面对的。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胡适以及他同时代的人，处在白话文学初创的时代，欠缺丰富的词汇与“细密的句型结构”来供给他们作翻译之资。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就是要去创造丰富的词汇以及发展出细密的句型结构，用胡适当时的话来说，就是要去发展出“欧化的白话文”。
事实上，虽然胡适一直执着要意译，要“委屈传达”原文的意思，但连他自己都必须开始“直译”——不只是要“直译”原文的修饰词、抽象语句，而且还要“直译”原文的句型结构。杜威的《哲学的改造》就是一个最佳的例子。杜威的《哲学的改造》是1920年出版的。出版的时候，杜威人就在中国。可惜的是，《哲学的改造》胡适只翻译了第一章，其余都是唐钺翻译的。因此，我们没有太多的例子来说明胡适体的“意译”的转变。
从某个角度来说，如果胡适在《哲学的改造》第一章的翻译，迥异于他先前胡适体的“意译”，其所反映的，恐怕也是因为他有充分的时间来琢磨。他在翻译杜威的《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的时候，是每周一讲，总共有十六讲。他自己平时又要备课、做研究、写文章。因此，胡适翻译《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每有急就章的意味，翻译《哲学的改造》就完全不同了。
1921年5月12日，胡适第一次在日记里提起他翻译这本书：“译杜威先生的《哲学改造》（Dewey，Reconstruction in Philosophy）两页。”次日的日记：“上午，译杜威《哲学改造》两页。”6月17日记：“译《哲学改造》三页。”到了1923年底，他还没翻完第一章。他在该年12月24日的日记里说：“补译《哲学的改造》。译书真不容易。此书页21有一句云：They [the philosopies］ have insisted that they were more scientific than the sciences—that，indeed，philosophy was necessary because after all the special sciences fail in attaining final and complete truth．本节中所谈的都是论‘必然不可易的真理’，故我随手译necessary为‘必然的’。偶复看一遍，始知其误，此句并不难，而尚有此误！”
这当然并不表示胡适是用了一年半的时间翻译《哲学的改造》的第一章。胡适是一个大忙人。他自己教书、演讲、做研究、写文章已经够忙了。翻译《哲学的改造》的第一章，只能说是他的余兴。然而，也就因为胡适有一年半的时间从容地翻译一章，他对《哲学的改造》的翻译，无论就字句的选用，还是句型的结构来说，都是他翻译《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所望尘莫及的。
胡适在《哲学的改造》第一章里的译笔，用他在《短篇小说第二集：译者自序》里的话来形容：“有些地方竟是严格的直译。”就举三个成功的直译的例子来作为例证。其一是一个长达五十一个字的句子：“我们可以用梭格拉底[苏格拉底］的遭遇和那些‘哲人’的恶名来点出那感情化了的旧信仰和那平凡的常识的几个很可注意的不同之点：”（The fate of Socrates and the ill-fame of the sophists may be used to suggest some of the striking contrasts between traditional emotionalized belief on one hand and prosaic matter of fact knowledge on the other：）我们如果注意这句话结尾的标点符号是冒号，我们就可以知道这句长达五十一个字的话其实才说了一半，还没结束。这半句话之所以会那么长，就是因为它老老实实地把所有的修饰词都翻译出来了。胡适在此处所使用的翻译策略，跟今天从事翻译工作的人没有太大的不同。
第二个直译的例子是：“如果我说的大旨‘哲学的起源在于要想调和两组不同的心理产物’是不错的，那么，我们对于那些正统哲学——就是那些不是消极的，不是偏锋的哲学系统——就有了开门的钥匙，可以窥见他们的重要性质了。”（If I am right in my main thesis that the origin of philosophy lay in an attempt to reconcile the two different types of mental product，then the key is in our hands as to the main traits of subsequent philosophy so far as that was not of a negative and heterodox kind.）胡适在这句译文里所用的翻译策略也是今天的译者所熟悉的。亦即，为了避免句子长到让读者读得喘不过气来，于是用破折号把太长的修饰片语隔开。“第三个直译的例子是前文所引的胡适自己回头发现的错误。亦即他在日记里说的：“随手译necessary为‘必然的’”的一个误译。那句话胡适把它译成：“这些正统哲学都以为自己比科学还要‘更科学的’——都以为：因为各种科学始终不能得到最后的完全真理，所以不能不请教于哲学。”这个句子的翻译策略与前一个例子相同，是用破折号把太长的修饰片语隔开。但是破折号以后的“都以为：”其实不但是多余的，而且破坏了句子的连贯性，是一个败笔。
胡适在《哲学的改造》第一章里的翻译，还有一个违反他不用套语的例子。杜威分析苏格拉底所代表的新哲学被雅典人斥为激进、异端。胡适的译文说：“这种哲学想翦除旧信仰中的无用部分；而在一般雅典市民的眼里，牵动一发正如牵动全身一样，所以他们认这种哲学为激烈思想了。”这“牵动一发正如牵动全身一样”虽然是套语，虽然不是那么精准，倒还可用。其实，这不是唯一一次胡适用套语来翻译。我在下一节分析他的《短篇小说》第一集的时候，还会举出其他的例子。如果我们一定要坚持胡适不用套语的原则，我们可以把这句话译成：“其所要翦除的赘疣与淘汰的东西，对一般雅典的市民来说，是他们的基本信仰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对他们来说是激进的。”（In the sense of pruning away excrescences and eliminating factors which to the average citizen were all one with the basic beliefs，it was radical.）
然而，即使《哲学的改造》第一章的翻译反映了胡适译笔的进步，误译仍然在所难免。其中，最令人忍俊不禁的例子，莫过于这么一句：“打猎的人尽管赶打野兽，但捉到之后，他们究竟是好朋友，他们的血肉养活大家的生命．”野兽被猎人猎食了，怎么能说被吃掉的野兽跟猎人“究竟是好朋友”呢？杜威原文的意思是说：“虽然野兽是被猎杀的对象，由于它们让人捕杀，它们等于是人类的朋友和伙伴。它们等于是把自己奉献给它们所属的区域的人，当他们的食物、供他们温饱。”（Although they [animals］ were hunted，yet they permitted themselves after all to be caught，and hence they were friends and allies.The devoted themselves，quite literally，to the sustenance and well-being of the community group to which they belonged.）
这个例子，严格说来不应该算是误译，而属于未能琢磨出比较适切、精确的译文。我认为其症结还是在于胡适执着于使用简单口语化的词语来表达。因此，在一些比较细致、婉转、抽象的所在，他的译笔就显得拙劣、词不达意，甚至失去了其精准性。我再举三个例子来说明。杜威解释初民神话的形成，根据胡适的译文：“但有些经验常常发生、常常遇着，就不单是个人的经验，就成一个群的经验了。这种经验在故事神话里仍旧用个人的经验做底子，渐渐演进，后来竟可以代表全群的感情生活了。”杜威原文的意思是说：“但有些经验，其发生频繁与重复的次数已经到了跟全体有关的地步。这些经验于是就被推广而成为社会的经验。个人零星的冒险经验就被组合拼凑起来，最后就变成了整个部落集体的情感生活的典型。”（But some experiences are so frequent and recurrent that they concern the group as a whole.They are socially generalized.The piecemeal adventure of the single individual is built out till it becomes representative and typical of the emotional life of the tribe.）
第二个不精准的例子，是杜威批判哲学在历史上常扮演着为旧信仰辩护的角色。胡适的译文说：“同时他们却又自命思想独立，以合理自居，所以哲学就显出不老实的样子了，这种不诚实固然完全不是哲学的本意，然而正因为主持哲学的人不自觉，所以更有害了。”杜威原文的意思是说：“同时，因为他们[哲学家］自命他们在思想上完全独立，又具有理性，其结果是使哲学常带有不诚实的色彩。正由于哲学家自己完全没有这个自觉，所以这不诚实的色彩也就越发隐晦有害。”（Since they [philosophers］ have at the same time professed complete intellectual independence and rationality，the result has been too often to impart to philosophy an element of insincerity，all the more insidious because wholly unconscious on the part of those who sustained philosophy.）
杜威既然批判传统哲学的保守心态，他当然不会说：“这种不诚实固然完全不是哲学的本意。”我认为胡适这个误译的原因，在于他在当时所通行的白话文里很难找到适切的词儿来翻译“unconscious”。反观今天，“不自觉”已经不是一个外来语，而早已成为我们日常的用语。胡适于是不得已用“不是本意”来将就了。殊不知那完全走了意。
第三个例子是胡适浅显的口语的译笔。在第一章结尾的时候，杜威谈到哲学的改造之道，在于认清哲学必须肩负起解决社会、经济、政治问题的任务。胡适的译文说：“从前哲学那样不知不觉地干的事，那样很像偷偷摸摸地干的事，从今以后何妨公开地，明明白白地干呢？”这段译文，土气加上俗气，可以说是到了令人忍俊不禁的地步。杜威原文的意思是说：“哲学长久以来就已经不自觉地、不自知、不想要、或者，打个比方说，偷偷摸摸做着的工作，此后就必须大大方方、一本正经地去做。”（[T］hat what philosophy has been unconsciously，without knowing or intending it，and，so to speak，under cover，it must henceforth be openly and deliberately.）
胡适翻译杜威，从《实验主义》、《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到《哲学的改造》，其间只有短短几年，但胡适的译笔从一开始“委屈传达”的意译，转变成翻译《哲学的改造》时的“直译”。从某个角度来说，这是不得已。翻译哲学论文毕竟跟翻译散文或小说不同，胡适领悟到精确性是不可以因为要达意而轻易“委屈”掉的。下一节讨论《短篇小说》第一集的翻译，等于是把我们带回到胡适“意译”的阶段。
《短篇小说》第一集
胡适的《短篇小说》第一集是1919年由亚东图书馆出版的。胡适在《译者自序》里说：该书收集了他“八年来翻译的短篇小说十种，代表七个小说名家。共计法国的五篇、英国的一篇、俄国的两篇、瑞典的一篇、意大利的一篇”。这十篇都在杂志上发表过，“不是一时译的，所以有几篇是用文言译的，现在也来不及改了”。1920年再版的时候，加人了高尔基的《他的情人》。
到了1928年底，《短篇小说》第一集出到了第十一版，印行数量达四万册。据说到了1940年，出到第二十一版。书中所选的都德（Alphonse Daudet）的《最后一课》（The Last Class；La derriere classe），胡适原题为《割地》。最先载于1912年的《大共和》，后又载于1915年春季号的《留美学生季报》。这篇译文在1920年被收人洪北平等人编订、商务印书馆印行的中学语文教科书《白话文范》里，半年内就出了四版；1923年为适应新学制所编的《国语教科书》，七年中印行了一百一十二版。1932年，商务印书馆毁于日军的大火。几个月内，商务推出了《国语教科书》的“国难后第一版”，一个月内就连出了五版．胡适这本《短篇小说》，特别是都德的《最后一课》，在近代中国流传与影响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短篇小说》第一集在1920年代就已饱受批评。最令人诟病病的，是胡适的误译、大而化之的泛译以及任意的删削。1921年就读北大英语系三年级的李均邦很是景仰胡适，甚至到了以批评胡适为大不敬的地步。然而，他私下在信里还是询问胡适在翻译的时候是否可以任意删削与篡改。他的例子是《短篇小说》第一集里的《百愁门》。有关胡适翻译吉卜林（Rudyard Kipling）所著的《百愁门》的译笔，我将会在下文作进一步的分析。无论如何，李均邦在核对原文之后，发现译文一开头就不忠于原文。他疑惑地问胡适：均按先生译文内将原有之“half caste”[注：杂种］二字删去，及将原文之“six weeks”[按：该故事是主人翁在死前“六个星期”的口述］改译为“六月”，无意中加上四个半月有余。译时应不应随意删改原文，另是一个问题，姑且不论。均此时所注意者，乃在考证该篇小说原著者之真原文，及先生译时所据的原文系何本而已。尚乞先生赐教为荷。由于景仰胡适，他不认为胡适会任意删削或误译，设想胡适可能用了另外的版本：均对于先生的译文平素非常佩服。惟篇中仍多遗漏及参加之处，殊觉诧异，仔细一想，许是先生译时根据的原文与均此时看的原文不同。此种微点，本不值烦扰先生解释，但均极愿知此篇的真原文，故思维再四，仍祈先生赐暇指教，以释此惑为幸。
如果景仰胡适的李均邦会疑惑，有心批判胡适的读者就会见猎心喜了。“创造社”出版的《洪水》半月刊在1925年11月1日刊出了顾仁铸写的《胡译》所谓“胡译”，顾名思义，就是取笑胡适胡乱译的意思。顾仁铸以《最后一课》为例，批评胡适的“胡译”、“跑译”与“神译”。“胡译”的例子，如胡适把“on the edge of the wood”[林边］译成“竹篱”，把“out of breath”[上气不接下气］译成“一口气”，把普鲁士占领者嘲讽法国人连自己的语言都不会说的一段引语，变成了老师韩麦尔先生的话。
所谓“跑译”，就是取笑胡适大而化之、任意删削的译法。主人翁在跑进教室以前，在广场上看到了一些人在看布告，心想又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布告。当时，在看布告的铁匠叫主人翁不要慌忙，说他一眨眼就可以跑到教室了。胡适不但漏译了铁匠的话，且又自作主张地加了一句“我也无心去打听”。同时，原文明明是说主人翁“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教室，而胡适却把它翻成是“一口气”跑进教室。于是作者挖苦道：“啊I胡先生的笔法才多么简练啊I大概他也无心去细译，一口气。‘跑译’到这里。”
所谓“神译”，其实挖苦的还是胡适大而化之的译法。主人翁描写平时开始上课时教室里的嘈杂声：书桌开关的声音、学童一齐朗诵课文的声音、老师用戒尺拍打书桌的声音。由于胡适大而化之地选译、漏译，然后就以“种种响声”作为总结，顾仁铸于是挖苦胡适：“看呀！胡先生的手腕真高明。别人用许多的字句，而他仅用‘种种响声’四字包括尽净了！这也是‘神译’的一种吧？”
顾仁铸挖苦胡适是用翻译来主张“删削主义”。他说：翻译本有意译、直译之别。胡先生的译本当然不属在直译之列，而是意译了。然而无论其为直译、意译，最要紧的信条，就是不失原文的意义；所谓意译，不过是不死死的将一字一句照原文译出（就是直译也不能如此），而仅将其原意用另一种方法全盘的译出罢了，绝对不是杜撰，也绝对不可删折的啊！岑丞丕先生帮我查证李均邦当时确实是大三的学生，特此致谢。
顾仁铸抨击胡适删削主义的译笔有流毒社会之虞。把胡适的翻译拿来作为中学教材，更是误人子弟。他说：“胡先生将《短篇小说》刊行之后，也不知害了多少人，也不知道多少人觉得他们自己的外国文程度太低！听说现在已经出了七版，并且报纸上大登广告，将此书作为中学校的教材，未免太不慎重了．”顾仁铸这篇批评胡适的《胡译》的文章，他挖苦说他是在替胡适作“义务的校对”。他说：“我本不愿作这种乏味的校对。以为上面的缘故，甚怕将来流毒太深，所以便草草地作一次义务的校对了。”
《短篇小说》第一集在在地暴露了胡适在翻译上的弱点。以都德的《最后一课》为例，确实一如顾仁铸所指出的，胡适的误译与漏译所在多有。他的确是错把“林边”译成“竹篱上”，把“锯木厂后边草地上”大而化之地译成“野外田里”，把“上气不接下气”译成“一口气”。就如我在下文会分析的，胡适的确是把一些关键性的鼓舞爱国情操的词句给漏译掉了。顾仁铸批评胡适，说他把韩麦先生假借普鲁士占领者的口吻，讥讽法国人连自己的语言都不会说的一段引语，变成了老师自己训诫学生的话。确实如此。胡适的译文说，韩麦先生对学生说：“你们自己想想看，你总算是一个法国人，连法国的语言都不知道。”这句话的英译是： “这些人有权利对我们说：‘你还好意思以法国人自居！你连自己的语言怎么说、怎么写都不会！’”（Now these people have the right to say to us：“What！You pretend to be French，and you do not know how to speak or write your own language.）。
历来针对《短篇小说》第一集所作的批判，归根究底，是在怀疑胡适到底懂不懂法文，或者他的法文程度如何。换句话说，就是怀疑书中的几篇法文小说，是不是直接从法文翻译过来的。这是典型的炮火打错靶。然而，怪来怪去，就该怪胡适，因为是他有意误导。就像《璞玉成璧》里所说的，胡适在康奈尔大三的下学期，也就是1913年春天，修过一学期“法文一”，得80分。而他翻译《最后一课》（The Last Lesson）是在1912年9月29日，当时他还没学过法文，不可能作法文翻译。都德的另一个短篇小说《柏林之围》（The Siege of Berlin），胡适是1914年8月24日译的。不过，就像本节会分析的，《柏林之围》也是胡适从英译本转译过来的。而这正是胡适不老实的地方。他在《留学日记》里记他翻译都德这两篇小说的时候，用的都是法文的篇名：“La derriere classe”（最后一课）；“Lesiege de Berlin”（柏林之围）。
我不但可以确定《最后一课》是从英译本转译过来的，甚至可以确定他用的英译本是威廉-帕顿（William Patten）编选的《国际短篇佳作：法国篇》（International Short Stories： French）。我用的是内证，是从几个细节的英译寻出来的。就举三个细节为例．第一个细节，胡适的译本里说汉麦（Hamel） “先生今天穿了一件很好看的暗绿袍子、硬挺的衬衫、小小的丝帽”。这跟帕顿的译本相同：“our teacher had on his beautiful green coat，his frilled shirt，and the little black silk cap.”这句话在其他英译本里，包括胡适1911年1月底买到的《哈佛丛书》里的版本，泰半都译为：“先生穿了一件很好看的蓝袍子、百摺衿、黑丝绣花马裤”（our teacher had on hishand some blue coat，his plaited ruff，and the black silk embroidered breech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