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一生当中被人误解的地方不胜枚举。其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误解的人没有去追寻胡适思想发展、变化的轨迹。他们抓住胡适一时一地所说的话，把它当作胡适对某个问题的定论。那就仿佛瞎子摸象，摸到什么就说那是象的模样。要能不窥一斑而误以为全豹，就必须厘清胡适思想的来龙去脉。
胡适对帝国主义的态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20年代初期的胡适认为帝国主义就像病菌一样，只能侵害气弱体虚的人。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这个论调最淋漓尽致地发挥在《国际的中国》一文里。基本上，胡适一生反对中国人怪罪“帝国主义”的基调，在这篇文章里已经形成了。然而，胡适的“帝国主义论”的演化轨迹里有一个断层。这个断层就在他写完《国际的中国》以后。我们要了解这个断层，就必须认识到这是一篇断章取义挪用别人的文章。然后，去了解这个断层产生的缘由。
胡适的“帝国主义论”有断层的存在，原因有二。其一，在写《国际的中国》时，正是胡适对中国的前景最有信心的时候。既然对中国深具信心，当然就不免存在“谁怕帝国主义”的自大的心理。这时候的胡适认为中国可以后来居上，他认为自己领导的“文艺复兴”已经成功，也就意味着传统中国理性主义与西方近代的科学思想接枝成功。因此，中国人在理性主义的基础上，可以超越那仍然被宗教的淫威笼罩的英国与欧陆，跟美国并驾齐驱成为世界新文化的领航者。在心理上，胡适把“白话”与“文言”的优劣提升到了世界语言优劣的层次。当时的胡适不但认为“白话”优于“文言”，而且认为它是世界上最为逻辑、理性与民主的语言。
胡适的“帝国主义论”有断层存在的第二个原因是五卅惨案以及国民党在国共合作下进行的北伐。五卅惨案前后，是胡适逐渐右倾激进的开始。当时胡适右倾激进，却被罗志田与邵建错解为胡适患了左倾急惊风的毛病。这就是典型的不去了解胡适思想发展轨迹的后果。他在1926年至1927年西行漫游期间对苏联所作的正面评价，跟意识形态一点关系都没有。从留美时期开始，阶级斗争与唯物论就是让他闻之不快的理论。
苏联让胡适佩服的地方，是它试图用有理想、有组织、有计划的方式去追赶美国用资本主义的组织方式所达到的生产力。然而，苏联永远不会是胡适的选项。胡适爱美国，因为美国自由、民主。但更重要的是美国的生产力。漫游以前，胡适就对美国的生产力击节称赏。漫游以后，亲眼目睹美国的汽车文明，更是让他顶礼膜拜。胡适斩钉截铁地宜告美国不会有革命，而且不需要革命。这是因为，美国已经用生产力以及社会立法的方式，把革命的可能性从根部断绝了。
胡适在为苏联努力提高生产力而动容、在顶礼膜拜美国的汽车文明的同时，也是他一生最右倾、最法西斯蒂的时候。从五卅惨案到北伐开始，是胡适呼喊“中国受列强欺负”、“废除不平等条约”、“取消领事裁判权”最多也最激烈的时候。他不但在中国呼喊，甚至在英国、美国充当国民党的义务宣传员。他承认苏联顾问在国民党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但坚决否认国民党左倾。他称赞国民党从苏联顾问那儿学到了组织的方法，并认为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学会用政党来组织政府和军队。党成为军队和政府的大脑与灵魂，党与军队成为一体。胡适说这是他为中国额手称庆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
最具意味的是，即使在最右倾、最法西斯蒂的时候，胡适仍然拒绝使用“帝国主义”一词。他认为凡事归罪于“帝国主义”是“赤化”的行为。他坚决反对“赤化”拒绝使用“帝国主义”这个名词，就是他“反赤化”的体现。因此他在英国、美国演讲的时候，坚决否认广州政府或北伐军是红色的。他开玩笑地说，它连粉红色都算不上。胡适并非不知道国民党联俄容共的事实。但是，从他自己一厢情愿演绎出来的理论来看，国民党联俄只是学习苏联的组织方法，而不是它的阶级斗争与反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北伐军拿下汉口与南京以后，胡适呼吁北伐军一定不能排外，一定要对列强示好，以便取得列强的好感与信任。听到蒋介石在上海铲共、屠共的消息时，胡适松了一口气，他说国民党终于找回自己了。
胡适是一个复杂的人。他一面呼吁取消领事裁判权、废除不平等条约，一面也开始“浪子回头”，要中国人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万事不如人，要彻底地觉悟向西方学习。为了把胡适的“浪子回头”放在当时的时代氛围——特别是自认为比中国人还了解中国的传教士所代表的时代氛围——里，我以英国谢福芸（DorotheaHosie）女爵刻画出来的中国众生相作为脉络。
胡适在1920年代有他错综复杂、狂起狂落的心理。然而，那最有意味的一面，是他去西方向西方人传西洋近代文明的福音。胡适认为中国处处不如人、样样必须向西方学习。但与此同时，他又觉得当时的西方人莫名其妙地对自己的文明失去了信心。对胡适而言，那东方精神、西方物质的说法，不只是中国人或东方人自欺欺人的谬论。西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不少人也堕入了这种迷雾里，病急乱投医地寻求各种宗教精神上的慰藉与解脱。胡适漫游到英国与美国的时候，就扮演起了传教士的角色，呼吁西方人要迷途知返，要认识到自己文明里科学、理性与博爱的成分，努力奋起，跟真正能认识与珍视西方近代文明精髓的东方人一起，同心协力，把西方文明推向其逻辑的结果，以谋全人类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
“哪有帝国主义！”
胡适对帝国主义的态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最有意味的是，在1920年代中国的革命高潮期间，正是胡适对帝国主义的态度左右摆动最为戏剧性的阶段。其中有一个非常生动的故事。据汪原放回忆，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以后：一天下午，仲翁[陈独秀］来了，和适之兄大谈。我和我大哥也在听。谈着，谈着，仲翁道：“适之，你连帝国主义都不承认吗？”适之兄生气了，说：“仲甫，哪有帝国主义！哪有帝国主义！”拿起“司的克”[注：英文“stick”的音译，亦即绅士用的手杖］来，在地板上连连的笃了几下，说：“仲甫，你坐罢，我要出去有事哩。”一面只管下楼出去了。仲翁坐了一会，一句话也没说，脸上有几分气恼。后来说：“我再来。”也去了。
第二天，我的大叔知道了，对着适之兄说：“适之，你怎么连帝国主义也不承认呢？不对吧？”适之兄放下脸来，一把扯着我的大叔的袖子，连连的扯了几下，说：“孟邹，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帝国主义？”又穿上马褂只管出去了。
这个故事非常真实，只是时间不对。“五卅”过后，是胡适一生中唯一慷慨激昂反对帝国主义的一段时间。然而，如果把这个故事放在1922年10月1日发表《国际的中国》时，却是绝对真实的。胡适在这篇文章里说：我们要知道：外国投资者的希望中国和平与统一，实在不下于中国人民的希望和平统一……
况且投资者的心理，大多数是希望投资所在之国享有安宁与统一的。欧战以前，美国铁路的股票大多数在英国资本家的手里。这种投资，双方面全受利益；英国也不用顾虑投资的危险，美国也决不愁英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样的国际投资是不会发生国际问题的，因为这种投资就和国内的投资一样。国际投资所以发生问题，正因为投资所在之国不和平、无治安，不能保障投资者的利益与安全，故近人说，墨西哥、中国、波斯、近东诸国，可叫做“外交上的孤注，国际上的乱源”。
好个不负责任的“近人说”！这句“外交上的孤注，国际上的乱源”，我花了三天时间才找到它的出处。胡适不老实的地方，不只是没注明出处，原文里根本没有，是他自己拼凑起来的。用今日美国大学向校方举报学生抄袭的话来说，是“拼凑抄袭”（mosaic plagiarism）。胡适最严重也最不老实的地方，还不在于拼凑抄袭，而在于他断章取义。
所谓“近人”，就是当时美国炙手可热的自由派专栏作家李普曼（Walter Lippmann）。上面那句话出自李普曼的《外交折冲的俎上肉》（The Stakes of Diplomacy）。胡适说：“墨西哥、中国、波斯、近东诸国，可叫作‘外交上的孤注，国际上的乱源’。”这句话却是一语道破了李普曼在这本书里的主旨。我们不能不佩服胡适读书能看似不费吹灰之力就抓住要点的本领。
李普曼这本书的主旨，他用扉页上的一句话就点出了。这句话是美国19世纪最有名的战略家、海军少将马汉（A.T.Mahan）所说的：眼前会导致欧洲国家兵戎相见的诱因与触因，是那些政治上落后、主权倾危却拥有丰富尚未开发的资源的地区。
然而，胡适“外交上的孤注，国际上的乱源”这句话，即使抓住了该书的主旨，却扭曲了作者的原意。李普曼在通书里，从来就没出现过像胡适说得这么西方至上，仿佛第三世界是自己放了火，害得西方不得不去救火的论调。李普曼说得最接近的话是：“世界上积弱之区，就是冲突产生之地。”为什么会造成冲突呢？李普曼说得很清楚：“哪一个国家应当干预落后的国家呢？用什么样的干预方式呢？保护国的形式该如何？——这就是现代外交赤裸的真面目（the bone andsinew）。”李普曼又说：“这个世界存在着无政府的状态，就是因为弱国落后。”例如，亚洲、非洲、巴尔干、中南美洲的一些国家。这些资源丰富的地区，“积弱招致掠夺，无能与贪污招致帝国主义的扩张，其利益大到让大家愿意为之争到你死我活的地步”。
换句话说，当时的墨西哥、中国、波斯、近东诸国，并不像胡适所说的，是“国际上的乱源”。它们之所以会成为“乱源”，是因为“现代外交赤裸的真面目”，亦即，西方帝国主义凯觎这些国家的丰富资源，为之“争到你死我活的地步”。
“外交上的孤注”，自然是胡适翻译的李普曼的书名。然而，这句话让不擅长翻译的胡适这样翻，等于是不知所云。“stakes”一般字典解作“筹码”或“赌注”。胡适用“孤注”，灵感可能是来自“孤注一掷”。可是，这个单词也有“利益攸关”的意思。因此，根据上下文，我把它翻成“外交折冲的俎上肉”，即任何国家都可能成为别国的俎上肉之意。在弱肉强食的国际情势下，连强国都不可免，更何况是小国和弱国呢！李普曼举的例子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初起，德国侵略比利时。然而，这个不是普遍现象。一个国家会成为帝国主义外交折冲上的俎上肉，问题不在国家的大小，也不在种族，而完全取决于那个国家是否具有现代国家的组织。李普曼说：日本是小国，是黄种人。然而，日本国内发生什么事，并不会成为国际的问题。中国是大国，是黄种人。但是，它将会是未来世界最严重的问题。北欧诸国不强，它们可能会被侵略，但不会是外交干预的对象。它们不是外交折冲的俎上肉，因为它们具有现代的政治组织。
胡适最不老实的地方，在于他完全曲解了李普曼的论述。亲美的胡适最受不了人家说美国不好。《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批判美国利用军阀作为傀儡，胡适认为是天方夜谭：“我们稍知道美国的历史和国情的，可以断定美国决不会有这种奇怪的政策。”他还为美国在1920年加入英、法、日合组的四国银行团缓颊，说：“中国共产党尽管说新银行团是一个‘四国吸血同盟’。然而，我们试回想民国七、八[1918、1919］年的日本独借的惊人大款，再看看新银行团成立以后这几年的消极的效果，就可以明白美国资产阶级对中国的未必全怀恶意了。”
胡适亟亟于替美国辩护，李普曼则直言不讳美国外交与经济挂钩的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在加入四国银行团的外交利益上的盘算：现代帝国主义的进行方式如下：银行集团进入一个弱国，建立了在“该国的利益”，从而引生了民族主义的情怀。弱国的贪污与无能“危及” 了该国的利益，这就激起了民族主义，接着就是出兵把它给拿了下来。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威望，是建立在其“利益”的大小，以及“保护”这些利益的民族主义的强度。我听说华盛顿的国务院邀请美国的银行团进入中国，目的是为了确保美国在外交上有“插脚的余地”（foothold）。一个政府如果对干预与否踌躇犹豫太久，就像美国对墨西哥的做法，就会使它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外交权势跌价。
胡适不只厚爱美国政府，也厚爱美国的银行团与投资者。他说：“投资者的心理，大多数是希望投资所在之国享有安宁与统一。”“安宁”，或许是投资者需要安全的投资环境；“统一”，则是胡适自己的一厢情愿。李普曼不然，他甚至用揶揄的口气替帝国主义的进行曲总结了一个公式：传教士、探险家、冒险家、勘察家回国，告诉大家某地多么富饶。这些故事传到有货品可卖的商人、有钱可投资的资本家、有教可传的教会。为了要获取那个市场、享有它的物资，公司就成立了。公司的董事与政府的殖民官员联系，得到官方支持的承诺。这些公司组成的消息传到了国外的交易银行中心。他们也跟着组成了公司，输出资本与货品。
开港的国家出问题了。那问题可能是因为当地人对进口货品课重税；可能是因为外国商人在经营上触犯了当地的迷信；可能是因为暴动发生，暴民杀了一个傲慢的传教士；也可能是因为外商在竞争当中离间了当地人。母国的报纸大肆渲染地报道当地无政府的状态以及“国人”岌岌可危的样子。与此同时，殖民公司开始跟当地政府接洽，想取得一些特权——也许是专卖权，也许是采矿权，也许是港口使用权或河流航行权等等。当地无政府的状态提供了干预的理由和借口。总是会有那么些人，他们或者是看了太多吉卜林（Rudyard Kipling）[注：颂扬英国帝国主义的作家］的作品，或者在报社上班的时候抽了太多的香烟，于是他们相信“天降重任于本国” （manifestdestiny）、相信白人的使命（the white man's burden）。其他国家的人也有他们“天降重任于本国”的想法，也有他们野心勃勃的银行家，于是他们也出兵干预，要求还他们一个公道。最后，在剑拔弩张、在大放厥词的民族主义言论播送完了以后，欧洲列强开会讨论解决的方法。
胡适把殖民投资者形容成希望中国和平与统一的人。李普曼则认为，这些海外投资者贪得无厌，为了自肥不管他人的死活：法国的农人可能因为政府要治理非洲的殖民帝国而变得较穷。然而，法国的一些银行家或商人一定变得比较富有。如果那些资本家可以取得专卖权，整个世界可能因而受害，但他们可以得利。自由贸易也许可以让老百姓变得富裕，可是关税、退税、专卖权造就了许多百万富翁。控制政府的不是老百姓，而是某些资产阶级；殖民政府很可能也是殖民资本家控制的。那些资本家一点都不会患了“大幻觉”（Great Illusion）的毛病[注：胡适留美时期景仰的和平主义者安吉尔所写一书的书名。安吉尔抨击殖民扩张会带来繁荣的想法，他称之为“大幻觉”］。他们很清楚，让自已享有特权，比让别人享有特权要对自己有利多多了。
胡适最不老实的地方，是他为帝国主义缓颊，对李普曼书中的论点断章取义：优势的投资国家要想这些弱国与乱国有和平与治安，只有两条路子：一是征服统治他们；一是让本国人民早日做到和平与统一的国家。十年以前，列强对中国自然是想走第一条路的，所以有势力范围的划分，瓜分地图的拟议。但日俄战争以后，因日本的胜利而远东局面一变；辛亥革命以后，因民族的自觉而远东局面再变；欧战期内，因日本的独霸而远东局面几乎大变；欧战结局以后，又因中国民族的自觉而远东局面又经一次大变。
老实说，现在中国已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了。巴黎的一闹，华盛顿的再闹，无论怎样无结果，已够使全世界的人知道中国是一个自觉的国家了。稍明白事理的政治家，大概都晓得那第一条路——征服统治中国——是做不到的了。现在无论是哪一国——日本、美国或英国——都不能不让中国人民来解决本国的政治问题。
原来胡适是个阿Q。“巴黎的一闹”，指的是因为五四运动中国拒签凡尔赛和约；“华盛顿的再闹”，指的是1921年到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他的结论：“无论怎样无结果，已够使全世界的人知道中国是一个自觉的国家了。”胡适的阿Q，莫此为甚。所谓“巴黎的一闹”、“华盛顿的再闹”也者，我们俯拾美国有关美国与东亚关系历史的专书，都一致说中国是这两次会议最大的输家。难不成胡适真的相信阿Q式的“精神胜利”！除了阿Q以外，胡适还大胆地当了预言家。他说：“现在无论是哪一国——日本、美国或英国——都不能不让中国人民来解决本国的政治问题。”毋庸赘言，这是彻底的呓语。
胡适说：“优势的投资国家要想这些弱国与乱国有和平与治安，只有两条路子：一是征服统治他们；一是让本国人民早日做到和平与统一的国家。”其实，李普曼说的是三条路子。而且，没有一条是像胡适说的：“让本国人民早日做到和平与统一的国家。”更重要的是，这三条路子都不是李普曼所主张的。李普曼说：如何去把扰攘之国（disorganized state）[注：胡适翻成“乱国”］组织起来？这是外交上的课题。有几个一般性的政策可循。一是征服统治。这个政策已经越来越声名狼藉了。这一方面是因为文明国家的民众有反帝国主义的倾向，然而，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列强不愿意让一个强国掠取太多。另外一个方法是用保护国的方式来控制财政与警察权。这就是我们[注：美国］现在在海地的做法。这个做法的优点是有无形控制之实，而无暴虐傲慢的军事占领之相。一个国家有时候可以经由改革财政的方法而走上轨道，而不须要因为干预其人民的生活造成摩擦。三是派遣专家——就像我们派专家去波斯——让他们去为那个国家的改革服务。这个方法也有缺点，如果这些专家没有一个强国作后盾，他们很容易成为倾轧与权谋的祭品。
《外交折冲的俎上肉》是1915年出版的，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初起的时候。当时，许多有心之士绞尽脑汁，思索人类为什么会堕落到互相集体屠杀的地步。李普曼认为，问题出在资源丰富的落后地区，它们是列强角逐的俎上肉。这就是国际争端的来源。它们并不是胡适所说的国际的“乱源”。李普曼书中所抨击的“乱源”，是在海外殖民地的投资者。当他们的“投资”、“经营”在海外遇到阻力、反抗以后，他们就在母国煽动民族的情绪。接下去的故事就不言而喻了：侵略、占领，或者引来其他列强的争夺。世界因此就不太平了。
李普曼写这本书，就是希冀列强挣脱这种为了角逐“外交折冲的俎上肉”而导致战争的恶性循环。他说唯一可行的做法就是国际共管。这个国际共管，不像海牙的国际法庭，也不像今天的联合国，而是就地组织的国际共管：“国际共管必须是地区性的国际政府，有立法权，有任用罢黜行政官员之权。”这样做的好处是，投资者再也没有机会操纵母国的政府，煽动民意，用船坚炮利的方法去海外夺取投资经商的特权。李普曼说：如果这种政策能成功，我们就可以把你争我夺的帝国主义的所有借口跟促因都给排除了。如果[弱国］出了乱子，再也不需要哪一个国家出手干预。因为当地就有一个大家公认的政府，可以向它求助，可以向它申诉。没有一个列强需要宣布说从今以后，它不再为其国民在海外撑腰，因为那种需要已经不存在了，已经被[国际共管］的有效管理方式给翦除了。
胡适说，外国投资者要“让本国人民早日做到和平与统一的国家”。他不但太一厢情愿，而且根本就是鸵鸟一只。李普曼抨击帝国主义，并不是因为他厚爱这些落后国家，而是因为他不希望帝国主义为了俎上肉而自相残杀，从而危害世界和平。他说，“只要一块疆域能治理得井然有序，只要商业可以正常运行，那块疆域就不会再是外交折冲的俎上肉。”他的建议是用国际共管的方式来管理这些俎上肉。换句话说，即使是自由派的李普曼，他的策略也不是要让中国“早日做到和平与统一的国家”，而是让它永远变成一个国际托管区（请注意我用黑体标明的字）：重点是：我们必须在地球上所有可能造成世界危机的地区组成永久性的国际托管。这些托管的数目不须明定。可以确定须要的地方有摩洛哥、刚果、巴尔干半岛，满洲也许也是一区。还有可能的地区是康士坦丁堡，以及加勒比海的某些国家。世界上的任何地区，只要它的资源多到让人垂涎、疆域不靖、竞争激烈，就必须设立这样的国际托管。
邵建读了胡适的《国际的中国》，击节称赏，认为“简直就是一篇‘开放的中国’。它比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几乎提前了一个甲子”。其实，他是被胡适诳了。如果胡适老老实实地把李普曼的论述翻成中文，邵建就会知道那“国际的中国”诚然是“开放的中国”，但那是“永久性的国际共管的中国”。
胡适不但要自己当鸵鸟，还要别人一起当鸵鸟。他劝大家放心，不要动辄诅咒帝国主义：我们现在尽可以不必去做那怕国际侵略的噩梦。最要紧的是同心协力的把自己的国家弄上政治的轨道上去。国家的政治上了轨道，工商业可以自由发展了，投资者的正当利益有了保障，国家的投资便不发生问题了，资本帝国主义者也就不能不在轨道上进行了。
在文章的末尾，胡适还不忘踹陈独秀一脚，挪揄他的“北京东交民巷公使团简直是中国之太上政府”：政治纷乱的时候，全国陷入无政府的时候，或者政权在武人奸人的手里的时候，人民只觉得租界与东交民巷是福地，外币是金不换的货币，总税务司[管控中国海关的英国总管］是神人，海关邮政权在外人手里是中国的幸事！
在一国无道的时候，“人民只觉得租界与东交民巷是福地，外币是金不换的货币”。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想法与做法。然而，即使是生活在一个无道的社会，如果他对自己、对社会还有一点羞耻心，这应该是一个令人扼腕的怪现象。只有患了自虐和虐待狂的人才会把它拿出来发表在全国性的刊物上，把它当成“幸事”，要读者跟他一起普天同庆。
为什么胡适会像患了自虐与虐待狂——自虐狂，指他作为中国人的自虐；虐待狂，指他用这种文字来虐待其他中国人——一样写《国际的中国》呢？如果有人要为胡适辩护，他可以说胡适征引的只是李普曼的名词，立论则是他自己的。换句话说，就是后现代、后殖民主义理论所说的挪用。事实上，胡适这篇文章是介于挪用与断章取义之间的四不像。
文章取名“国际的中国”，是呼应他“外交上的孤注，国际上的乱源”的主旨。而“外交上的孤注，国际上的乱源”，又是他用“拼凑抄袭”的方式取自李普曼的。问题是，这种“拼凑抄袭”完全颠倒了李普曼的主旨。李普曼说落后地区会成为“国际上的乱源”，是因为它们的资源是西方资本家凯觎的对象。西方资本家操纵民族主义、怂恿民气、促使其政府采行船坚炮利的政策，其结果就是把这些落后地区变成帝国主义国家“外交上的俎上肉”。换句话说，李普曼的立论基础是：帝国主义的野心是国际乱源的根本原因。《外交折冲的俎上肉》谈的不是理想主义，而完全是从现实政治（realpolitik）入手的。李普曼以帝国主义存在的事实为基础，提出釜底抽薪之法，用国际共管的方式来治理落后地区，从根本上杜绝了帝国主义以落后地区为俎上肉的机会。这种釜底抽薪之计，完全是西方中心观。由于这种共管的设计是永久性的，它没有设想到这些落后人民的自主性与自主权，也没有设想到如何从国际共管过渡到自治与独立。当然，《外交折冲的俎上肉》是1915年出版的，要求它不代表西方中心观、西方至上观，未免等于强要洋人穿长袍了，亦即，犯了历史家最忌的时代谬误。
李普曼的“国际上的乱源”是帝国主义。到了胡适笔下，那作为帝国主义“俎上肉”的中国，却摇身一变，成了“国际上的乱源”。胡适能够如此颠倒是非，却又神不知鬼不觉，关键在于他把“外交折冲的俎上肉”翻成了让大家不知所云的“外交上的孤注”，导致读者完全不知道李普曼所说的，是应该如何来解决中国等落后国家任人宰割、以至于帝国主义国家发生内讧的问题。
胡适为什么会如此断章取义地挪用《外交折冲的俎上肉》呢？因为他要用最戏剧性、最震撼性的观念和话语去反驳陈独秀以及中国共产党。他不是在求真理，而是在论战。第三章一再强调，论战的目的不是让真理越辩越明，而是要打倒对方，争取或巩固自己的文化霸权。胡适非常清楚，他的文化霸权已经相当稳固。唯一可以向他的文化霸权发起挑战的，不是传统的守旧派，也不是与西方保守思潮汇流的保守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所以，即使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指名向他挑战，他必须主动出击。于是，他双管齐下，用《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答陈独秀》左攻中国社会是半封建性质的论述，用《国际的中国》右击中国是半殖民地的论述。
在本节结束之前，我要借题发挥一个小发现。胡适是一个糅杂调和的高手，他的挪用转借并不局限于理论，还包括语言。他有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这句话的出处，是莎士比亚的《奥塞罗》：“穆尔人自由开放……可以像驴子一样让我轻松地牵着鼻子走（led by the nose as asses are）。”莎翁的这个剧本，我在《璞玉成璧》里指出，胡适在1913年夏天选修“英文K：莎士比亚悲剧”的时候就读过了。
如果胡适忘记了，他至少在杜威的《哲学亟需复苏》里可以再次读到这个用语。杜威鼓励美国人要发展出能解决美国具体问题的美国哲学。他告诫人们不要盲从教科书，而要用智力来解决问题：“我们依赖成规当权威，就注定要失败。这是因为，我们面对的情况是日新月异的。依赖成规等于是让我们自己被某种阶级的利益牵着鼻子走（guiding us by the nose）。”
《外交折冲的俎上肉》也出现了“牵着鼻子走”的用语。李普曼说，等这些落后地区被治理得井然有序，不再成为外交折冲的俎上肉以后，西方国家就不会再为它们争得你死我活，西方国家的老百姓就不会动辄被民族情绪煽动起来“为社稷而动干戈”——“不被牵着鼻子走”。这是国际和平、外交民主化的开始：人们会发现有些外国人可能比自己的同胞还更是他们的同类。政治就不会到了国界就划了界限。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也不会再用从前那几个老爱用臭脸相对的皇帝的老法子。老百姓也就比较不会被人牵着鼻子走（led by thenose）。外交会越来越变成是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交易与谈判，而不再是“国家意志”（national wills）一触即发的对峙。外交事务民主化最具体的影响，是让外交事务不再是“外事”（foreign）。这是因为民主会把[不同国家里的］各阶级及其利益正确地拉拢在一起。
《国际的中国》揭橥了胡适一辈子反“反帝国主义”的基调。1930年他在《我们走那条路》一文里所说的几句名言，都可以在《国际的中国》里找到基础：例如，他的“五鬼乱华论”——“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例如，“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帝国主义为什么不能侵害美国和日本？为什么偏爱光顾我们的国家？岂不是因为我们受了这五大恶魔的毁坏，遂没有抵抗的能力了吗？故即为抵抗帝国主义起见，也应该先铲除这五大敌人。”
其实，胡适说“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等于是不打自招，承认了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帝国主义”这种东西。他至少承认了“帝国主义”专门爱找“五鬼”缠身的国家。无论如何，他在《我们走那条路》里所谓的“即为抵抗帝国主义起见，也应该先铲除这五大敌人”，这个论调在《国际的中国》里已经成形了，亦即，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
有意味的是，即使爱美国、亲西方如胡适者，也有他对帝国主义“此而可忍，孰不可忍”的时候。下文会提到的五卅惨案，就是胡适“此而可忍，孰不可忍”的稻草压垮骆驼的一刻。更值得回味的是，胡适这只看起来似乎已被“稻草”压垮的徽骆驼，居然能就地一滚、一跃而起。从那以后，他痛定思痛，斥责那“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为“废话”、为“赤化”，要大家彻底承认自己的“老祖宗造孽太深”，造了“三害”——鸦片、小脚和八股——先天不良，又被“五鬼”缠身。他以“女孩在家裹小脚，男孩在学堂念死书”是一种“十分野蛮的教育”为例，大声疾呼：我们深深感谢帝国主义者，把我们从这种黑暗的迷梦里惊醒起来。我们焚香顶礼感谢基督教的传教士带来了一点点的西方新文明和新人道主义，叫我们知道我们这样待小孩子是残忍的，不人道的，野蛮的。
中国后来可居上
令人回味的是，在胡适写《国际的中国》，要中国人“不必去做那怕国际侵略的噩梦”、“同心协力的把自己的国家弄上政治的轨道上去”的时候，也正是胡适一生中对中国的信心最强的阶段。这时的胡适认为，在当时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当中，中国最有资格加入美国的行列，成为世界新文化的复兴基地。他在1922年7月3日的日记说：梦麟谈欧洲情形，极为悲观。这一次大战，真是欧洲文明的自杀。法国已不可救了。拉丁民族的国家——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将来在世界上只有下山的前途，没有上山的希望。德国精神还好。将来欧洲必有俄德英联成一片的时候。欧洲将永永为日尔曼斯拉夫民族的世界。但世界的文化已在亚美两洲寻得了新逃难地。正如中国北方陷入野蛮人手里时，尚有南方为逃难地。将来欧洲再堕落时，文化还有美亚澳三洲可以逃避，我们也不必十分悲观。“世界的文化已在亚美两洲寻得了新逃难地”！胡适为什么对中国这么有信心呢？他1924年1月4日写给韦莲司的信提供了一个非常宝贵的线索：我完全同意你所说的：“能让我们生趣盎然的，不是任何可以作为典型的文明，而是人类能够日新月异发展的可能性。我的希望是：没有宗教包袱之累的中国知识分子，能够比欧美人士更加一致、更加勇敢地，把科学的宇宙观与人生观带到其逻辑的终点。我们在这儿重新过着赫胥黎以及克利福德（W.K.Clifford，1845—1879）从前所过的日子。“给我证据，我才会相信。”这是我和我的朋友重新揭起的战斗口号。
“没有宗教包袱之累的中国知识分子……把科学的宇宙观与人生观带到其逻辑的终点。”胡适所指的，就是“科学与人生观论战”。而这个“科学的宇宙观与人生观的逻辑的终点”，就是吴稚晖以贬语正用的方式，形容为“漆黑一团”的宇宙观和“纯物质的纯机械的人生观”。胡适对自己及同道充满自信与乐观。他觉得自己在中国所打的论战，就是赫胥黎与克利福德19世纪在英国所打的战争的延续。不同的是，他们没有宗教的包袱，所以打得更为彻底，更为得理不饶人。《〈科学与人生观〉序》说得再清楚也不过了：关于存疑主义的积极精神，在君自己也曾有明白的声明（《答张君劢》，页21—23）。“拿证据来！”一句话确然是有积极精神的。但赫胥黎等在当[年］用这种武器时，究竟还只是消极的防御居多。在19世纪的英国，在那一宗教的权威不曾打破的时代，明明是无神论者也不得不挂一个“存疑”的招牌。但在今日的中国，在宗教信仰向来比较自由的中国，我们如果深信现有的科学证据只能叫我们否认上帝的存在和灵魂的不灭，那么，我们正不妨老实自居为“无神论者”。这样的自称并不算是武断；因为我们的信仰是根据于证据的：等到有神论的证据充足时，我们再改信有神论，也还不迟……我们信仰科学的人，正不妨做一番大规模的假设。只要我们的假设处处建筑在已知的事实之上，只要我们认我们的建筑不过是一种最满意的假设，可以跟着新证据修正的——我们带着这种科学的态度，不妨冲进那不可知的区域里，正如姜子牙展开了杏黄旗，也不妨冲进十绝阵里去试试。
尽管“存疑主义”是胡适一生中最为响亮的招牌口号之一，但在1920年代，他其实是嫌它太过温温吞吞了。“存疑主义”对胡适而言，是赫胥黎在19世纪“宗教的权威不曾打破”的英国所用的挡箭牌。他暗指赫胥黎明明是一个无神论者，却不得不以存疑主义者自居。胡适认为在“宗教信仰向来比较自由的中国”，“正不妨老实自居为‘无神论者’”。他所要做的，就是高举无神论的“杏黄旗”，冲进基督教布设的“十绝阵”里去。1921、1922年的日记俯拾皆是他批判基督教的言论。1921年5月18日：上午，司徒尔先生（Dr.Stuart）[司徒雷登］与刘廷芳牧师与霍进德先生（H.T.Hodgkin）来谈。霍君是一个“匮克”（Quaker），他的宗教信心很强，他以为一个人若不信上帝，若不信一个公道的天意，决不能有改良社会的热心与毅力。我说，我不信上帝，并且绝对否认他这句通则。大贤如John StuartMill[穆勒］，T.H.Huxley[赫哥黎］，Charles Darwin[达尔文］，都不信上帝，但谁敢说他们没有热心与毅力吗？
胡适妄解赫胥黎、达尔文的宗教信仰。这一点第二章已经分析讨了。胡适的重点，在于把基督教与西方近代文化分家。在他看来，“宗教”与“近代”的科学、理性文化是不相容的。他把宗教视为古代、原始、幼稚、非理性心灵的陈迹。1922年6月24日的日记：晚间到柯乐文[Grover Clark］家吃饭，谈宗教问题；席上多爱谈论的人，如Houghton[侯屯］，Embree[恩布瑞］，Clark[克拉克］[注：柯乐文是胡适在北大英文系的同事；后三者为协和医院教授］，谈此事各有所主张。外面大雨，街道皆被水满了，我们更高谈。最后我为他们作一结束：一、不必向历史里去求事例来替宗教辩护，也不必向历史里去求事例来反对宗教。因为没有一个大宗教在历史上不曾立过大功、犯过大罪的。二、现在人多把“基督教”与“近代文化”混作一件事：这是不合的。即如协和医校，分析起来，百分之九十九是近代文化，百分之一是基督教。何必混作一件事？混作一事，所以反对的人要向历史里去寻教会摧残科学的事例来骂基督教了。三、宗教是一件个人的事，谁也不能干涉谁的宗教。容忍的态度最好。
胡适在这里说：“宗教是一件个人的事，谁也不能干涉谁的宗教。容忍和态度最好。”这是因为他当晚是跟洋人谈话，还客气一点。胡适有他不容忍的一面，对宗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且是越老越不能容忍。有意味的是，胡适这个不容忍的一面，是他身旁的人都知晓的。1961年9月19日，胡适到台大医院去检查身体。过后，他要去看住院的梅贻琦。大家都劝他不要上去，他们对胡适说：“梅太太同一屋子的女人在祈祷、在唱歌。现在只求上天保佑了。”先生四点半回来，很沉痛的大声说：“这是愚蠢！我本来很想看看梅先生，他也渴望能够见见我。他还没有死，一屋子愚蠢的女人在唱着歌祈祷，希望升天堂——这些愚蠢的女人！”
把“愚蠢的女人”跟宗教迷信并列，这又是胡适性别观的体现。胡适鄙夷基督教，认为它已经沦为教条、迷信的渊薮。1926年8月28日，他在巴黎的“国家图书馆”（Bibliotheque nationale）看敦煌的卷子。当天的日记附了两则英文剪报，他加了一句按语：“此二则见于同日同一报上，可以窥见英美之半开化的情形。”这两则剪报究竟说的是什么呢？会惹得胡适作出“英美之半开化”这样惊人的结论。
第一则：
伦敦，周四——伽山（Chesham）的“联合自由教会”（United Free Church）的瓦特-怀恩（Rev.Walter Wynn）牧师，潜心研究金字塔的秘密凡四十年。他说位于吉萨（Gizah）的“大金字塔”所具有的预言的意义，已经由最近的国际大事充分证明了。怀恩先生宣布：8月22日将是一系列会改变世界命运的事件的开始。他说希腊革命就意味着预言部分实现了。据说，怀恩先生作过几个预言，后来都被重要的国际事件证实了。那些重要的国际事件，就是[《圣经》里说的］“世界末日善恶的对决场”（Great Armageddon）、“大灾难”（Great Tribulation）——“大金字塔”指出会在1928年发生——来临的序幕。
世界大乱
怀恩牧师说：“征象显示：从1919年12月12日开始到1928年5月29日，世界的乱相会节节上升。虽然这些日期只是用作参考的，但事实证明它们几乎连时辰都说对了。就以我上次预言的日期1926年7月20日为例。当天发生的大事如下：德辛斯基（Derjinsky[Dzerzhinsky］）——那斩决了一百二十五万人的‘布尔什维克的黑色教宗’（Black Pope of Bolshevism）——死于当日；法郎大贬值；‘安卡拉条约’（Treaty of Angora）在刺刀的威胁之下签订；巴德温（Baldwin）先生[英国首相］拒绝了教会领袖提出的取消煤矿工人罢工的条件；英国卖军火给土耳其签约；张伯伦（Sir Austen Chamberlain）爵士承认德国在扩充军备；天主教在墨西哥的那块肉‘被撕咬掉了’[注：指1926年1月墨西哥天主教徒的叛变］。‘大金字塔’窖心所显示的日期被证明了吗？我认为是。因为在7月20日当天，英国、法国、德国、土耳其、俄国、墨西哥都大乱。[注：怀恩牧师大而化之，他所举的这些例子，除了德辛斯墓的死期以外，都不是1926年7月20日发生的。］”
第二则：
纽约：周四——纽约的牧师异口同声地抨击克里希那穆提（Jiddu Krishnamurti）。他是一个三十岁的印度教士。昨天他跟贝桑夫人（Mrs.Besant）所搭乘的“君威”号（Majestic）邮轮抵达纽约。成千的“神灵教派”（Theosophists）信徒顶礼膜拜他为新的“救世主”。
伦敦“非英国国教派”（Nonconformist）的迈尔牧师（Rev.F.B.Meyer），现正在长岛的石溪（Stony Brook）参加一个圣经的会议。他说克里希那穆提是贝桑夫人催眠术的受害者。纽约布鲁克林区的卡森博士（Dr.John F.Carson）揶揄他是巴纳姆（Barnum）第二[注：巴纳姆是马戏团主］。长老公会（PresbyterianBoard）的秘书威里博士（Dr.David G.Wylie）则指责其做作的姿态是亵读神圣。
克里希那穆提现正下榻于华道夫-阿斯多里亚大酒店（Hotel Waldorf-Astoria）的套房里，一概谢绝所有好奇膜拜者的访问。他的每一个房间都堆满了膜拜者送去的鲜花。他在修身养性，贝桑夫人则到处演说，说她的“卵翼”（protege）将会成为一个神明启迪的世界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