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右倾自然不是一夕之间造成的。我们在他的日记里可以看到端倪。1922年3月14日的日记附了一张《民国日报》的剪报，是“建时”写的《香港海员最后的胜利》。胡适在剪报上写了按语：“这是今年的第一件大事，故选录《民国日报》3月14日的《觉悟》[版］中一文于此。”剪报谈的是1922年初香港海员因要求增加工资而罢工。其间发生了“沙田惨案”，英国军警开枪阻拦罢工的海员离开香港回广州，当场打死三人，伤八人。香港当局在3月5日同意罢工海员的要求，增加工资、恢复工会。长达五十二天的罢工终于结束。
胡适称香港海员罢工为“是今年的第一件大事”，重点在于“建时”对罢工的分析，他指出罢工胜利有三大原因：一、因为有工会的组织。香港广州，随便哪一种工人，都有工会。这回海员罢工，像募捐集会等事，全由工会出面去办，这实在是成功的一大原因。
二、因为有正当的指导。这回海员方面，广州舆论界和新政府时时加以正当的指导，这是此间人所公认的。本月六日，广州罢工工团在广西会馆开会，陈省长演说……他底演说很长，都是勉励工人的话。同世间的不法政府卖国官僚不知世界趋势的，真有天渊之别！
三、因为有外界的帮助。海员在广州时候，每天开销要四千余元，五十多天，共用去二十余万元。这款子多从资本家方面捐助而来。他们知道世界趋势，竟能见义勇为，确是难得！帮助最大的，就是本港的几个工会。他们因为船东的麻木不仁，港政府的一味高压，激起公愤，继续罢工。这种为人牺牲的热诚更可钦佩！
非常值得玩味的是，这份剪报不是完整的。联经版《胡适日记全集》把内容补全了，两相对比，可以知道胡适删掉了什么。《民国日报》是国民党的机关报，胡适知道它有特定的政治立场与意识形态。胡适删掉的一共有三段。第一段是孙中山给国会非常会议的咨文，要求取消把罢工视为非法、惩处徒刑与罚金的条文。第二段是陈炯明有关“沙田惨案”的告示。胡适会删掉这两段并不意外，因为它们无关他的大旨。
第三段是“建时”在报道最后高呼劳工团结起来打倒资本家的口号：神圣的劳工！你们只要团结起来，做有实力的准备，资本家总有屈服的一日，你们总得最后的胜利。
这处删削也是可理解的。从胡适的角度看来，这不但是无意义的口号，而且完全违背了他的政治社会哲学。对反对阶级斗争的胡适而言，劳工并不特别神圣，资本家也没有“屈服”的必要。事实上，从胡适“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的角度看来，劳工的“幸福”，根本就是资本家的“爱心”赐给他们的。
胡适剔除了意识形态上不合他胃口的段落。粘贴在日记里的就是他首肯的部分。而这个部分提到的组织、领导与外援，在在决定了胡适在五卅运动中的作为，以及他在1926年、1927年间对国民党的拥护与支持。
胡适对政治的态度历来就被大家误解，他在五卅惨案中的表现也不例外。汪原放回忆1925年上海的五卅惨案发生以后，胡适对陈独秀以及亚东图书馆的老板汪孟邹驳斥没有帝国主义的对话。当时的胡适会反唇相讥，说哪有帝国主义是可信的，只是不是在那个时候。然而，胡适也不是像邵建所想象的，在五卅运动中尽是自由、理性，尽是韦伯式的“责任的伦理”。
五卅时候的胡适，既没像汪原放所描述的那样冷血，也没有像邵建所想象的那样冷静。就像我们每一个人一样，胡适扮演着多重的角色。他既是中国人、北大的教授、北大教授的同事，也是全国知识人瞩目的领袖、与马克思主义者别苗头的自由派的导师，他同时也是在华洋人心目中的自由派的领袖与进步人士。此外，他还是一个崇拜以美国为表率的西方近代文明的人。换句话说，我们不能以胡适在五卅惨案以后在某一个场合所说的话，来代表他对五卅惨案的立场。而必须是从他在那当下的场合的角色来理解他所说的话。他扮演什么角色就说什么话。
五卅惨案发生以后，北大的教职员成立了“沪案后援会”。作为北大的教授，胡适在后援会里扮演着积极而重要的角色。1925年6月11日，“北大教职员沪案后援会”在干事会上议决请“陈源、张歆海、颜任光、胡适、陶孟和专作文章寄送英美”。6月14日，胡适在后援会全体大会上作了两个报告，提了一个动议。报告一：“胡适先生报告筹款经过，托人接洽捐款簿尚未收回。”报告二：胡适先生报告梁启超、罗文干、顾维钧诸人主张组织国际会审机关之意见。议决由本会向政府及国民发表宣言，反对单独法律问题的解决。主张完全政治问题的交涉。又议决请周鲠生、朱希祖、王世杰、燕树棠、王星拱五位起草作此宣言。
胡适的动议，其灵感可能来自“建时”《香港海员最后的胜利》一文里提到的“外援”：“胡适先生提议本会应派专员赴沪，帮助工商学界组织救济工人事项。议决由本会委派一人或二人。其人选及经费交总务与经济两股决定办法。”
6月15日，胡适又和另四十四位教授联名致信北京各大学校长，要求他们提议从教育部欠薪里拨十分之一，作为救助上海失业工人的经费：径启者：此次沪上工学界被英日人惨杀，国人莫不发指。弱国对外，武力既难以敌人，所恃者教在经济绝交，冀足制敌人死命……同人等谨向列位校长先生提议，“请国立各校从政府应允拨给之积欠经费一百五十万内，提捐十万，为救助沪案失业工人之用。”……列位校长先生各为本校之正式领袖，有处分学校财政之全权。以此款不及十分之一捐助同胞，教育界同人自无不表同情。似无须再征求任何一方教职员之意见，致误迫切之时机也。
“北大教职员沪案后援会”总务与文书两股在6月20日的联席会议里作出十七项决议。其中，有三项与胡适有关。其一，“英文主稿事由张歆海、胡适、王星拱、李四光、颜任光、温源宁、王世杰、陈源八位担任”。其二，“翻译由陈源、潘家洵、周鲠生、胡适、燕树棠五位担任”。其三，“议决请胡适、谭熙鸿两位劝说银行总会扣留政费百万元速救沪上工商界”。根据《北京大学日刊》的公告，胡适与其他四位文书股的翻译专员每天都要办公，上午从九时到十二时，下午从二时至六时。江冬秀爱国不落人后，也捐了五元给“北京各界援助上海事业同胞募捐总会”。
五卅惨案发生以后，北大教授在6月3日联名写了一封公开信给外交总长。信中建议外交部采行两种手段：一方面请关系国公使退出国境；一方面由中国政府立派中国得力军警，驰赴租界，保护中国人民之生命。此种手段，不独为正谊人道所要求，抑且与国际法及现行中外条约毫无违反。
次日，北大教授又联名致信段棋瑞，重复了他们对外交总长派兵驰赴租界的建议。同时，他们还要求段棋瑞命令外交主管：宜依照国际法手段要求召回英日公使。此种手段只是对于各国公使一种不信任之表示，并非战争行为，亦尚非断绝国交。何况就英日人行为而论，吾国即与断绝国交，在理亦极属正当行为。
可惜《北京大学日刊》略去了联署的教授名单，我们不知道胡适是否参与其中，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不会完全同意这两封公开信的主张。6月18日，胡适在“中国少年卫国团”主办的演讲会里发表《对于沪汉事件的感想》。其中提出三点：一、要有调查的事实。二、要有负责任的态度；三、要认清楚步骤。调查事实的重要性是毋庸赘言的。一如胡适在演讲里所说的：“法律问题也好，政治问题也好，都要交涉才行。而交涉则非有事实为依据不可。可靠之事实则非详细精密的调查不可。”
所谓“负责任的态度”，是指所有主张都必须是深思熟虑以后才提出的：譬如主张宣战，就要把宣战的效果想出来是怎祥、有如何的影响。不要只是口里说一阵宣战就完事。谁去打战？怎样战法？陆军怎样？海军怎样？军械怎样？军费怎样？既是主张宣战，总得要筹划一下才算负责任罢。
又如主张派兵到租界去。看起来调兵是很可能的。但是中国的兵到租界或租界的四围如像汉口所做的事，是不是与我想派兵去维持治安的意见一致呢？萧耀南的兵随便杀人，随便禁止。汉口还算统一一点。而上海有奉直的关系，孙传芳、张宗昌、郑谦，各有其用意。于此割据状况之下，调兵是如何呢？如果都像冯玉祥的兵队或者还可以。你们不看见中国的军队为烟土的事，就自己打战吗？
何谓步骤？就是我们做事要有一定的手续。关于这一次如此重大的事件，我以为应该分成两步去办。第一步就是上海惨死事件及连带的汉口等处事件之解决。第二步就是八十年来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根本解决。一为暂时的问题，一为永久的问题；一为局部的问题，一为全体的问题……
在第一步里面我们可以分做两层去办：一层就是我们解决上海事件所提出的条件，至少要包括惩凶、赔偿、道歉、收回会审公廨、保障此次罢工人、制止越界筑路、取消印刷附律等项等律、保障言论集会出版的自由、工部局投票权等。因为这些都是上海亲受其苦痛的人提出来的，我们非尊重之，替他们争得不可。汉口等地的连带事件，也应照样的进行。如果这点都办不到，我们当然继续的罢工以及经济的抵制。一层就是我们在解决上一层的时候，要附一个觉书[注：意见书］，要求于最短时期内开一个根本修改一切不平等条约的会议，以铲除一切冲突的祸根。这事很多人以为不可能，在我看来却是很有可能的性质，而时机还算成熟了。为什么呢？那些条约或是利用他们的武力，或是利用我们的愚痴，其不公平而应该修正，理至明显。而且条约也总含有一点时代性，过了这么多年，还可适用而不修改吗？就以今日六国使团的通牒而论，说我们有排外的运动，他们发生最大的恐怖。我试问这恐怖哪里来的，完全由于他们基于不平等的条约、享有特殊的权力而来。所以我们提出修改也是极正当的。其他美国也有人主张修改条约。而俄国自然是赞成的了。所以我说这并不是不可能，因为在理论上事实上都有修改条约的必要。
第二步就是根据第一步的要求，开修改条约的会议。我们应当用全力为此事奋斗。我们应当有国际公法学者的组织，研究不平等条约为修改条约的预备。我们应当设立对外宣传机关，以表示我们的决心与理由，而得各国人士之了解与同情。我们工商学各界应当有严密的组织，以为外交的后援。这样一来，不患不成的。
这篇演讲，充分说明了胡适与北大的同事的看法相同，认为五卅惨案不只是一个法律的事件，而且是一个政治的事件。因此，其解决的方法必须是两者俱进。北京大学教职员在6月15日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谴责梁启超想把沪案缩小为一个法律事件的提议。他们强调：“沪案不单是一个法律问题。沪案根本上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们要根本的打破英人在中国的特权地位。”事实上，在众人皆热血沸腾的时候，大家都误解了梁启超的意思，包括胡适和任鸿隽在内。任鸿隽在1925年6月28日给胡适的信里说：沪案我很赞成你的“作战步骤”。大约这个事情，能够得到这样一个结果，已经是大幸了。梁任公的国际审查会主张，实际上恐怕要朝这条路走——现在义[意大利］、法、美三国调停，即是这个性质——不过以中国人发表此论，不免太disinterested[超然］一点，他的挨骂是不能避免的。《现代评论》似乎也不敢发什么议论，不如最近的《语丝》尚有几句针砭民众的话——我指的是平伯的文章。
俞平伯在《语丝》里的文章是《雪耻与御侮》。他说：宣战是必败，三尺童子知其必然。而大家犹嚣嚣然唱和不休，以为唱这种高调好听罢？兵凶战危有什么好听！想借此吓退鬼子兵吗？只怕未必！总而言之，统而言之，宣战是必须平日有准备；临时起哄，是以国家为孤注了。真的志士绝不当闹这种孩子气，仿佛竖起小拳头，喊道：“吓！”宣战本来是废话，于是归到经济绝交。这经济绝交似是大让步了，然也谈何容易。上次对日经济绝交，效能曾有多少？二十一条仍然存在，虽然添了“五七”纪念日。
胡适在《对于沪汉事件的感想》里提出两个步骤：一、惩凶、赔偿、道歉、收回会审公廨等法律问题；二、修改条约的政治问题。如果这就是胡适的“作战步骤”，那它跟梁启超的其实是相同的。
北大的教职员误解了梁启超的“作战步骤”，迫使他不得不在《晨报》上反驳：“我敢说，诸君对于我的观点完全看错了，也许是没有看见我前后的文字，断章取义，乱下批评”，“我有‘对欧美友邦之宣言’一篇全文五分之四说的都是政治问题”。他在1925年用英文发表的《中国对“上海事件”的论据》（China'sCase in the“Shanghai Affair”），分析的重点确实是政治问题。他首先描述了五卅惨案民众伤亡的情况，接着描述了上海租界工部局的历史、会审制度的发展以及华人缴税却无代表权的事实。然后，梁启超就强调单就法律来解决沪案不是治本之道。他说：为了避免同样的事件在未来发生，为了把华人与外国人的交往关系建立在比较安稳和令人满意的基础上，我们必须去寻求一个根本的解决。这个根本的解决是什么呢？那就是从根本上修改中外的条约——将近一百年以前在[中国］战败的情况下、在东印度公司那传统的弱肉强食的政策下所缔结的条约。正由于中国的情况已经改变许多，文明开化的情况要远胜于二十年前，修约的必要就变得更为迫切。今天中国的教育阶层对政治的基本原则——无代表权就不纳税、法国革命所揭橥的人权等等——的重视不下于西方人。
梁启超接着诉诸西方国家自身的利益。他说西方国家为了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工与原料，把工业文明的弊病引进了中国，造成了劳资的对立。他说：在其他国家，资本家与劳工都是同一国的人。在中国，资本家通常是外国人，劳工则是中国人。这种劳资纠纷就益形危险，因为它很容易就演变成为国际的纠纷，而它一旦发生就常常很难收拾，因为没有双方共同认可的法律可以来作调解。
因此，梁启超的结论是：“修改条约攸关大家共同的利益，这对全世界的国家是如此，对中国也是如此。其结果会有助于东西方之间的了解与合作。”
我们不知道胡适的“作战步骤”为何，但非常幸运的是，胡适档案里留下了他与罗文干在1925年6月21日联名致外交总长沈瑞麟的底稿。这封信非常重要，值得全文征引：此次上海惨杀事件，虽起于上海一隅，而其远因实在于八十余年来外人在中国之特殊地位所造成之怨愤。此当久在洞鉴之中，无待赘陈。今政府所派委员及使团所派委员既已停止谈判，先后北上，此事必将在北京开始交涉。观昨日使团之正式宣言，可知有关系之各国似皆希望上海事件迅速解决。宣言中并曾提及，中国政府如表示愿意，各关系国代表亦愿要求其政府许可其讨论公共租界之组织及审判制度。此事今后之责任将全在大部。
等深知先生虚怀纳善，故敢贡其一得之愚供大部之参考。
等以为此次交涉宜分清步骤，以解决沪案为第一步，以修改条约、根本免除将来之冲突为第二步。然于第一步交涉之初，即宜为第二步预留地步。即宜同时向有条约关系各国政府郑重指出祸根之所在与夫后患之方兴未已，因以要求各国定期召集修改八十年来一切条约之国际会议。今日之民意非此不能满足，而将来之隐患尤非此不足以消除。不然，则一波未平，狂澜又起。不独大部与国人将永疲于奔命，而国内之工商学界亦将永无安宁之日矣。
第一步之交涉似可分三层：第一为急待解决之事项，如解除非常戒备、惩凶、赔偿、道歉等项；第二为较难解决之事项，如公共租界之组织及会审公廨之废除等项；第三为根本解决之预备，即上文所言修改条约会议之要求。今使团已表示愿意讨论租界组织及审判制度矣；我国若不乘此时机要求条约之修改，则此事将以租界之改组及会审公堂之收回为最后条件，而八十年之祸根依然存在，此国人所必不承认，当亦大部所不取也。
修改条约之会议最好能与关税会议同时举行。俄德之赞助自不成问题；美国亦已有赞助之可能。所赖有长才远识之外交家积极运用，庶收全功耳。
临书草草，不尽所欲言，伏乞恕其愚忠，赐以省察，幸甚幸甚。
毫无疑问，这封联名信所作的献策，基本上不出《对于沪汉事件的感想》里的主旨。如果我们再把其主旨跟梁启超的《中国对“上海事件”的论据》相比照，就会发现他们的“作战步骤”是完全相同的。所以，胡适的确误解了梁启超：“梁任公先生的意见与北京大学教授的意见所争的就是法律问题与政治问题。”事实上，执中国舆论界牛耳多年的梁启超，不会不知道舆论界与民气的走向。罗文干与胡适在信中说：“要求各国定期召集修改八十年来一切条约之国际会议。今日之民意非此不能满足，而将来之隐患尤非此不足以消除。”
这是当时中国舆论界的共同的诉求。罗文干、胡适如此，北京大学的教职员如此，梁启超亦复如此。他们之间如果有什么不同，只是在于要争多少、能争到多少的问题。法律问题的解决是最低要求，政治问题的解决则等于是中了彩。就像罗文干、胡适在信中所承认的，交涉的第一步是惩凶、赔偿、道歉；第二步就比较难：公共租界的组织和会审制度的废除；第三步的难度更是不言可喻：废除不平等条约。这点，大家都心知肚明。不同的只是愿意承认与否。诚如任鸿隽在给胡适的信里所说的：“大约这个事情，能够得到这样一个结果，已经是大幸了。”
其实，大家都很了解要跟列强谈废除不平等条约等于是与虎谋皮。因此，他们想用“攻心为上”的策略，去打动英美国民的同情心、同理心与公道心。1925年6月18日，北京大学教授打了一封电报：《致英国国民与国会请愿书》（Appealto the British People and Parliament）。此处就引用《北京大学日刊》的译文：中英邦交素睦。不幸上海汉口，屡演惨剧。二国交谊，有破裂之虞。同人等心实惜之。现今形势紧张，一发千钧。如能于最短时期之内，本正谊人道，得一迅速公平之解决，实同人等之望也。因罗列事实，公之于诸君之前，幸鉴察焉。
夫不予充分之警告，枪击赤手空拳之群众，有意致其死命，种种不当，凡稍有人心者，莫不同声共认。然则惩罚开枪及下令之人，从优赔偿死伤者之家属，及履行国际法对于此等事件规定之条件，实为刻不容缓之事。然吾人尚有不能已于言者。如此次争端之解决，仅如上述则必残缺不全，因所解决者只此次惨杀之近果而未尝及其远因。根本之原因何在，夫人而知之也，如租界也、领事裁判权也、外人所享受之种种特权也。此种侵犯中国主权之不平等条约一日不去，中国一日不安。因外人受特权之保护乃可为所欲为，而中国人之自由、生命、财产乃永永无安之望矣。是以吾人以为如欲免此种事实再现于日后，惟有废止及修改种种不平等之条约。此种条约在昔已产生种种无谓之争执，使二国邦交时有阻障。
中国人未尝排英。事实极为明显。因事变中英国方面并无一人之死伤。但事实有更明显于此者，则在华英国当局因上述继续不断的虐杀曾尽量地激起中国人之排英感情是也。目下中国全国群情激昂，中英两国间之友谊因而濒于若存若亡的危险状态。吾人为贵国人民与吾人自身之正义计，不得不以此间事实的真相奉告。吾人相信英国人民必能校正是非及补偿过失，爰敢向贵国国民作上述之宣言。
此外，北大教授还向美国众议院议员波拉（William Borah）发了一封电报。北大的教授会选择致电波拉是很可理解的。波拉是美国“外交委员会”的主席。更重要的是，五卅惨案发生以后，美国在华公民曾致电波拉，要求美国采取铁腕政策。波拉在6月18日回电拒绝。他说美国在中国既然没有帝国主义的企图，就没有必要去趟那帝国主义国家的浑水。他建议美国在可行的范围内，尽早撤销美国在华的领事裁判权。汉口的“美国商会”反对取消领事裁判权，波拉反击说：“美国在华商会是帝国主义集团的一部分。”北大教授致电波拉的内容，我再征引《北京大学日刊》的译文如下：先生常为正义人道出力，同人等素所钦仰。此次英人在上海、汉口、九江、镇江各处中国领土上惨杀平和的华人，侵犯正义自由，莫此为甚。今我中国举全国之力以争正义自由，而先生际此时会对于中国之争自由公然表同情而与少年中国表示一致，不仅证示先生对中国的义气，而且足证示华盛顿林肯的邦土，仍为近世民主国家的表率。我们北京大学教授同人对于先生之援助敬表感谢。
先生证定中国国民的愿望，与有些缔约国（英日似为其首领）阻害中国解放自己的企图之铁血政策之冲突，为中国现在不幸的情状之原因，极为中肯。所以今日解决中华争端，如果仅从法律方面着眼，而不顾及其中牵涉的政治问题，此其解决，不仅不完全不充分，而且徒滋误会。以其将令人注意在现今纷扰之结果而不注意其原因。此原因如任其存在，将于中国国民之生命财产自由永为危害。
现今纷扰之原因在于领事裁判权及其他外人特权之存在。此等事情不论其起初之发生情势如何，实大伤我国民自负心而久与我国民精神不相容。所以对于过去数星期的事变之最满足的解决，在完全废止领事裁判权及租界，而完全改正中国与列强间之不平等条约。
此次上海及其他地方许多青年为争自由独立而杀身。我们觉得如不努力完成他们开始的事业，实无以对这些殉难的青年。我们为他们所留之纪念，即在解放上海、汉口、镇江、九江等地方及其他租界。
中国国民决志以消极的坚决的方法为正义人道战。我们决计抵抗帝国主义的列强及外国资本家加于我国民之强暴行为。我们不是排外，而仅是排帝国主义。我们不是赤化，但是被逼。我们甚愿由先生将事实的真相传达于贵国人民。我们愿凡爱自由之美人决不为那些袒护英日帝国主义的新闻通信社之谣言所蒙蔽。
胡适是“北大教职员沪案后援会”翻译组的专员，专门负责对英美的文稿。然而，我们不知道胡适是否参与了这两个电报的撰写与翻译的工作。我推测，不管是英文或中文翻译都不似胡适的手笔。给波拉众议员的电文，尤其不够练达。《致英国国民与国会请愿书》里有一句译文说：“如此次争端之解决，仅如上述则必残缺不全，因所解决者只此次惨杀之近果而未尝及其远因。”此处所谓的“则必残缺不全”，文意不通。可惜这句话的英文原文印刷不清楚，无法比对。不过“则必残缺不全”的原文依稀可辨，是“woud be partial and inadequate”，正确的翻译应为：“则只是局部与不周全的做法”，更传神的翻译可以是：“则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
致波拉众议员的电文里的“解放”与“帝国主义”，都不是胡适会使用的字眼。“我们决计抵抗帝国主义的列强及外国资本家加于我国民之强暴行为”，这句话更不可能出自胡适的译笔，因为英文里就没有“外国资本家”的字眼。原文是说：“They are determined to fight against the violence and cruelty of the[注：衍字］imposed upon them by the Imperialistic Powers.”（他们下定决心要抵抗帝国主义列强的残暴。）由于《北京大学日刊》连排中文都错字连连，何况英文？此句的衍字可能是排版的错误。然而，在短短一篇电文里，“我们”、“他们”混用；前句才说“中国人民”，后句却说“他们”，仿佛北大教授不是“中国人”一般。简直像是初进大学的美国学生的文笔。
虽然我在第七章分析认为翻译不是胡适之所长，但这篇致波拉的电文完全没达到胡适的水平。“先生际此时会对于中国之争自由公然表同情而与少年中国表示一致。”胡适不会把“公然”这个具有负面意思的字眼用在正面意义的论述里。
同样，“先生证定中国国民的愿望，与有些缔约国（英日似为其首领）阻害中国解放自己的企图之铁血政策之冲突，为中国现在不幸的情状之原因，极为中肯”。把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努力”翻译成具有负面意义的“企图”，这也绝对不会出自胡适之手。
这段话里还有一个不该有的错误：“我们不是赤化，但是被逼。”这句话仿佛是承认“我们”确实是被逼而“赤化”的意思。原文是说：“They are notBolshevized but simply terrorized.”（他们不是“赤化”，而完全是被淫威所践踏。）
在短短一篇电文里“我们”、“他们”混用；前句刚说“我国人民”，后句却说“他们自己”，仿佛北大教授自外于中国人一般。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译者也察觉了这个问题，因此全部改成了“我们”。
我们不清楚胡适是否参与了撰稿与翻译的工作，但可以确知他与罗文干、丁文江、颜任光联署发表了一篇《中国的论据》（China’s Case），由“旅英华人各界代表联合会” （The Union of Chinese Associations）在英国出版并分送英国各界。“胡适档案”里存有这篇文章的草稿，题目为：《致英国民众请愿书——并敬答张伯伦先生》（An Appeal to the British Public；A Reply to Mr.Austen Chamberlain）。从字迹上来判断，不是胡适起草的。这篇文章颇有大家风范，不但用字遣词精审得宜，而且雄辩滔滔、铿锵有声。
顾名思义，《中国的论据》，或者说《致英国民众请愿书》，是反驳英国外相张伯伦对五卅惨案的声明。1925年6月18日，张伯伦在英国国会的演说里声称：根据我目前所有的报告，一直是到了巡捕房岌岌可危，而巡捕房里又有武器囤积的情况之下，巡捕才下令开枪的。如果事实确实是如此的话，我可以说下令开枪是避免了流血，而不是造成流血的原因。
胡适等人在《中国的论据》引了张伯伦这段证词，但略掉了后面一句：“我可以说下令开枪是避免了流血，而不是造成流血的原因。”他们反驳张伯伦，说事实是：巡捕开枪的时候，离学生只有六英尺；警告用的是英文；从警告到开枪只有十秒钟的时间；总共打了四十多发子弹，历时几分钟。换句话说：“手无寸铁的群众，警告的语言他们大多数都听不懂，就这么被近距离地扫射。”胡适等人要求英国的民众用常识、用公正的心来推想，自问巡捕的反应是否过当了。
张伯伦承认问题的症结在于中国人对现状不满。然而，没有意识到问题的症结在于领事裁判权。接着，胡适等人就以上海租界的工部局为例，从其组织、会审公廨、立法、中国人纳税而没代表权、巡捕的黑暗等事实，作出了以下的结论：“上海的公共租界已经变成了一个寡头统治、以工部局总办（secretary）统管、为外国人的利益服务的独立国家。”他们说：由于上海的中国人对这个积怨忍无可忍，他们都同仇敌忾地支持学生。除了上述有关本事件的细节以外，八十年来中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被众所愤恨的外国的巡捕打死，这本身就足以掀起全国民众的愤慨。接着说：上海的外国人的态度更是令人玩味。他们享有特权已经太久了，因此忘了他们的特权并不是建立在坚固的基础之上。他们习惯于看到中国人被巡捕和他们脚踢手打而不会带来任何后果。因此，中国人胆敢起来作一点反抗，让他们又讶异又震怒。良知又使他们惊慌，害怕人身财产的安全。于是他们就在租界里采取暴力的措施，诸如持续开枪杀人，盲目逮捕，进入民家搜索，粗幕地对待接近巡捕封锁线的民众，海军陆战队架上机关枪。这些举措，比开枪扫射，更激起全国民众的愤怒，而导致了在汉口、九江发生的事件。张伯伦先生跟北京的公使团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要求中国政府先压制民众的运动，浑然忘却了这运动完全是由上述举措所促成的结果，而不是其起因。
最后，胡适等人提到了“赤化”的问题。他们坚决否认中国人起来是受到布尔什维克的影响。他们说那完全是敌人恶意的宜传。要中国人不要布尔什维克化，最有效力的预防针就是废除不平等条约：最后，我们必须说几句话来让英国的民众了解布尔什维克在中国的实际情形。用众人所嫌恶的名词来标签某一种运动，是一个转移视听的老伎俩。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在中国当然有，就像英国也有一样。然而，中国人布尔什维克的程度，跟英国人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必须先把名词界定好。如果布尔什维克的意思，是指那激昂地反对有八十年历史的令人僧恶的条约，是那张伯伦先生所指出的普遍的不满，那我们必须坦白承认中国人确实是布尔什维克。然而，如果布尔什维克指的是苏联实行的共产主义，则我们必须严正地否认这个指控。
说目前的问题是布尔什维克宣传的结果，就好像说学生去巡捕房是要去抢军械一样的荒谬。我们吁请英国的民众不带偏见地来看待事实。在上海罢工罢市的人不只限于学生和工人。整个商业阶层参加这个运动已有三个星期。租界里所有的店铺与银行都以关门来抗议暴行。据估计，一天的损失在三十万英镑以上。有谁会相信那精打细算（shrewd）、脚踏实地（hardheaded）的大丈夫男子汉（men），会去听命于布尔什维克的学生和工厂的苦力？
我们当然不否认罢工的工人里可能有布尔什维克的同情分子，但我们不能因为如此就把整个运动都描黑为布尔什维克。更何况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人自己必须要有担当，要能去摧毁布尔什维克的宣传。他们[注：布尔什维克］说我们不可能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国家得到公道和平等的待遇。要驳斥这种指控最有力的做法，就是还给我们那拖欠已久的公道和公平的待遇。上海工部局是布尔什维克最好的朋友。上海的巡捕五卅以来的行径，就是他们替布尔什维克在远东所作的最佳的宣传。
这篇《中国的论据》，罗家伦说是他在英国印行分发的。他说五卅惨案以后，一开始苦无可资运用的宣传资料：国内来的文电，都是充满了感情发泄的词句，而缺少对于事件真相平情的叙述和法理的判断，所以极少可用的材料。此时恰巧有一个三千多字的英文长电转到我手里。这电报是由胡适、罗文干、丁文江和颜任光四位先生署名的。以很爽明锋利的英文，叙说该案的内容，暴露英方军警的罪行，如老吏断狱，不但深刻，而且说得令人心服。每字每句不是深懂英国人心理的作者，是一定写不出来的。于是我集款把它先印了五千份，加一题目为《中国的理由》（China's Case）[注：即《中国的论据》］分送英国朝野。我由友人代约亲访工党后台最有实力的英国职工联合总会（Trade Union Congress）秘书长席屈林（Citrine）和他详谈，并将此电原件给他看，结果争取到他的同情。他并且要我添印若干份，由他分发给他工联中的小单位。因此工党议员加入为中国说话的更多，在英国国会里发生了更大的影响。事后我才知道，这篇文章是在君起草的，他真是懂得英国人心理的人。
这篇文章是否真是丁文江起草的，在有进一步的资料出现以前只能存疑，因为罗文干也是留英的归国留学生。重点是，无论是五卅惨案时期的北大教授，还是一向冷静的胡适，甚至是几十年后回忆此事的罗家伦，对列强动之以情、晓之以义都太过一厢情愿了。就以胡适来说，他在《对于沪汉事件的感想》里说：“那些条约或是利用他们的武力，或是利用我们的愚痴，其不公平而应该修正，理至明显。而且条约也总含有一点时代性，过了这么多年，还可适用而不修改吗？”胡适甚至一厢情愿地相信美国会赞助。事实上，虽然美国国务卿凯洛格（Frank Kellogg）在1925年6月30日告诉中国驻美公使，美国愿意恢复中国关税的自主权，并放弃在华的领事裁判权，但事实并非如此。关税自主，中国要到1928年才获得。上海租界一直要到日本偷袭珍珠港以后，才被占领了上海的日本废除。中国海关则在二战期间仍然处于英国人的管理之下。至于胡适耿耿于怀的治外法权，直到1943年美国才宣布放弃。
更重要的是，胡适从来就没“左倾”过，即使在他一生最激进的时候。他的激进是右倾。《中国的论据》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明证。试看我用黑体字标示的那句话：“有谁会相信那精打细算、脚踏实地的大丈夫男子汉，会去听命于布尔什维克的学生和工厂的苦力？”我用“大丈夫男子汉”来翻译“men， 目的就是要凸显他们的男性观。他们用“men”与懵懂的“学生”和猥琐的“苦力”相对比。换句话说，真正的男子汉是不会去做布尔什维克的。
在扮演中国人、“北大教职员沪案后援会”的角色的时候，胡适要向列强讨回那失去了八十年的尊严与公道。可是，等他转过身来面对学生，态度就完全不一样了。而且这个不一样也有一个演化的历程，不是一成不变的。6月初，胡适就劝要学生不要因为五卅而罢课。燕京大学的学生王复初在1925年6月8日给胡适的信就说明了一切：昨天早晨博晨光[注：Lucius Porter］先生在燕京大学说：对沪案你已与他想出法子来，先叫北京的学生上课，然后慢慢的叫中国的政府与英、日二国交涉，并谓你已开始运动北大的学生在大会中通过。设若先生果是这样的主张，对我们学业方面可谓周到，然对国家方面我们不能不疑。现在我们政府是无能为力，所赖的只是民气。设若北京与全国的学生皆照先生的话上课，商工各界也置之不管，将来沪案结果是否要受其影响？现在青岛日人杀华人已是不少，我们的政府为什么不与日本政府交涉，像沪案那样的尽力呢？是因为学生与各界没有什么举动的原故。设若北京及全国的学生及各界皆照先生的话，恐怕沪案也要变成青岛的案那样无人过问了。
忧心学生又要罢课的不只是胡适，任鸿隽在6月9日给胡适的信里也说：说到上海的事，真真是大不幸。现在中国的事已经够麻烦了，还要添上这种意外的乱子。我以为这个事，须要划清界限，认定步骤，方有办法，尤其不可把闹事的范围扩大。学生们的长期罢课，与无关系工厂的罢工，牺牲而无目的，是值不得的。认真说来，越要救国，越要读书，越要作工。但是南京、上海一带的罢课罢工，似乎都是一往直前的冲动。而且他的发动都在一般学生手里，没人可以control[控制］。北京隔得远一点，头脑应该冷静些。不晓得你可以同大学的一般人出来提倡一点较为深远的根本的办法吗？
6月18日胡适演讲《对于沪汉事件的感想》的时候，事件才刚发生，民气激昂。他很清楚邀请他演讲的主办单位是“中国少年卫国团”。因此，他除了口气非常平和、得体以外，还提出了具体的建议。8月31日，胡适南下到了天津。他当晚写成《爱国运动与求学》一文，仍然肯定学生的爱国运动：我们观察这七年来的“学潮”，不能不算民国八年的五四事件与今年的五卅事件为最有价值。这两次都不是有什么作用，事前预备好了然后发动的；这两次都只是一般青年学生的爱国血诚，遇着国家的大耻辱，自然爆发；纯然是烂漫的天真，不顾利害地干将去，这种“无所为而为”的表示是真实的、可爱敬的。许多学生都是不愿意牺牲求学的时间的；只因为临时发生的问题太大了，刺激太强烈了，爱国的感情一时迸发，所以什么都顾不得了：功课也不顾了，秩序也不顾了，辛苦也不顾了。所以北大学生总投票表决不罢课之后，不到二十天，也就不能不罢课了。二十日前不罢课的表决可以表示学生不愿意牺牲功课的诚意；二十日后毫无勉强地罢课参加救国运动，可以证明此次学生运动的牺牲的精神。这并非前后矛盾：有了前回的不愿牺牲，方才更显出后来的牺牲之难能而可贵。岂但北大一校如此？国中无数学校都有这样的情形。
胡适在肯定了学生爱国的热诚以后，苦口婆心地提醒学生光有热诚是不够的。救国是百年的事业：帝国主义不是赤手空拳打得倒的：“英日强盗”也不是几千万人的喊声咒得死的。救国是一件顶大的事业：排队游街，高喊着“打倒英日强盗”，算不得救国事业；甚至于砍下手指写血书，甚至于蹈海投江，杀身殉国，都算不得救国的事业。救国的事业须要有各色各样的人才；真正的救国的预备在于把自己造成一个有用的人才。
然而，不到一个月，胡适的口气就完全不同了。9月26日晚他抵达武昌，在武昌大学的演讲，就引来了从美国留学回来在武昌大学任职的李翊东的质问：你说：“五卅沪案，闹得全国纷扰，你们（指敝校学生）应该走的一条路，就是闭门读书，不管闲事。沪案打死的是少数人，你们（指敝校学生）反省一下，看看直奉战争，打死十几万人。你们对于奉直不说话，为什么对于沪案要说话呢？况且英人没有用机关炮打，用的步枪，这是的确的。”我当时听了就很以为奇怪，想起来质问。然你是敝校请来，又是初到，应该尽个宾主之礼，所以我勉强忍下去了。
10月11日，胡适刚到上海，就应徽社之请，在中西女塾演讲，当时在上海大学就读的俞鼎传与一位徽州的同学同去听讲。他很惊讶地听到胡适说：西洋底文化，处处现出精神来，所以西洋底文化，乃是精神的。这种精神，就是因为西洋人背后有一个“人生的不知足”的观念；中国底文化，处处现不出一点精神来，这真是物质的，这就是因为中国人太“知足” 了。
中国底“太知足”的烂民族，现在绝对的欢迎西洋文化侵略。
深谙演讲术的胡适，懂得演讲的要领在于抓住听众的心理，攻心为上。因此，在五卅惨案发生的初始，他用的是因势利导的方法。一方面称赞学生爱国的热诚，一方面引导他们走向建设性的为己为国的教育。然而，胡适同时以青年的导师自视。他在引导他们的时候，也必须教导他们。作为一个青年导师，他不能永远只是因势利导，有时必须下猛药。用胡适自己在《学术救国》里的话来说：去年八月的时候，我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到救国与读书的[注：即《爱国运动与求学》］， 当时就有很多人攻击我。但是社会送给名誉与我们，我们就应该本着我们的良心、知识、道德去说话。社会送给我们的领袖的资格，是要我们在生死关头上，出来说话做事，并不是送名誉与我们，便于吃饭拿钱的。我说的话也许是不入耳之言，但你们要知道不入耳之言亦是难得的呀！
说“不人耳之言”就是下猛药。演讲要成功，攻心为上。胡适反其道而行，“语不惊人誓不休”。“沪案只打死少数人”、“用的不是机关枪，只是步枪”、“中国是‘烂民族’，绝对欢迎西洋文化侵略”，等等，就像禅宗棒喝，是把学生打醒。这种方式是否有效，是另一个问题。胡适在日趋激化的青年学生心目中的地位日降，毫无疑问，这是原因之一。
革命有理
就在勉励学生要冷静、把自己铸造成器的时候，胡适自己却急剧右倾。《爱国运动与求学》遭到许多人的攻击，但攻击者有所不知，这是胡适思想右倾激进的一个重要文献。他们都没读懂这篇演讲，只看到胡适要他们闭门读书，要他们先把自己铸造成器，就以为胡适还是1918年写《易卜生主义》时候的胡适。他们不知道《易卜生主义》里的“救出自己”主义已经变质而成为手段。没错！胡适仍然说：“易卜生说的好：真正的个人主义在于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个东西。他又说：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世界就好像大海上翻了船，最要紧的是救出我自己。”但是，他们都忽略了胡适接着说的那段话：在这个高唱国家主义的时期，我们要很诚恳的指出：易卜生说的“真正的个人主义”正是到国家主义的唯一大路。救国须从救出你自己下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