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易卜生的“真正的个人主义”说成是“到国家主义的唯一大路”！真是此而可忍，孰不可忍！胡适在1921年10月12日提到他跟辜鸿铭等人的饭局。辜鸿铭在饭局上说：“俗话有‘监生拜孔子，孔子吓一跳’。我替他续两句：‘孔[教］会拜孔子，孔子要上吊！’”把辜鸿铭的戏语拿来套用在这里，那真可谓是：“胡适拜易卜生，易卜生吓一跳，气得要上吊！”
上节提到胡适在1922年3月14日的日记里粘贴了“建时”写的《香港海员最后的胜利》。他在剪报上写了按语：“这是今年的第一件大事。”香港海员罢工能获胜，在于他们有组织、有领导、有外援。这组织与领导，就是胡适右倾的理由。胡适1926年漫游到苏联，为苏联的实验而动容，是因为实验里彰显出来的组织、领导、理想与计划，他对北伐时期的国民党的期许，也是同样的理由。当时胡适所寄予希望的是国民党，对共产党他从来就没有同情过。邵建与罗志田说他患了“左倾急惊风”，完全是摸错了脉，断错了症。
胡适对北伐期间的国民党的了解，基本上是根据葛内特（Lewis Gannett，1891—1966）和索克思（George Sokolsky，1893—1962）。前者是他在美国留学时期就认得的朋友，是他在和平不争运动里的战友；后者是俄国犹太作家、新闻记者，当时住在上海。有关这一点，我们可以引胡适1926年10月14日在伦敦的一则日记：“会见武昌Bishop Roots[吴德施主教］的儿子John McCook Roots[吴约翰］。他今年夏天到广州去参观一次，见着鲍罗廷、蒋介石、宋子文诸人。他的观察与Gannett[葛内特］及Sokolsky[索克思］大致相同。”
胡适、索克思、葛内特是三个有意味的典型。他们三位都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学生时代都是和平主义反战运动的健将。胡适在康奈尔大学的时候就已认得葛内特了。索克思可能是他到了哥伦比亚大学以后才认得的。根据索克思的回忆，他跟胡适大概是在1916年前后认识的，当时胡适已经转学到了哥大。总之，三位都是我在《璞玉成璧》里提到的“铲除军国主义大学联盟”的会员。俄国七月革命以后，索克思对布尔什维克大为感冒。他在1917年到了苏俄，1918年3月从苏俄到了中国。胡适日记里第一次提到索克思是1921年7月17日。当时胡适到上海去帮商务印书馆做评鉴的工作。他去访索克思未遇。8月28日，胡适到索克思家里做客：“到索克思（Sokolsky）寓所，与他和他的未婚妻彭金凤女士同饭。索克思为美国籍的俄罗斯犹太人，很有才干，对中国很热心。他颇责备中国的知识阶级，其实不错。”彭金凤（Rosalind Phang）是牙买加出生的华侨，有英国音乐学院的学位，是一位钢琴家。索克思是犹太人，又娶了华裔女子为妻，在上海的洋人社交圈自然受到了排斥。总之，这三位在哥大时代的和平反战分子，后来在政治立场上分道扬镰。葛内特的政治立场一直是偏左，胡适中间偏右，索克思则变成一个右倾的反动分子。在葛内特和索克思之间，胡适选择了索克思。
索克思的例子是最值得玩味的。他刚到中国的时候还没完全挥别激进主义，来往的是五四运动的学生与国民党。他先是国民党在上海的英文机关报《上海公报》的主编之一，后来的头衔变成国民党宣传部（Bureau of Public Information）的经理。最初，英国的情报部门视索克思为布尔什维克的特工，美国驻华领事视他为颠覆分子。可是，从1920年开始，美国驻华领事馆开始重视他所发表的有关中国政局的分析。很快地，索克思就变成了一个只要关系不管政治立场的文化宣传贩子。从1919年到1922年底，索克思的老板包括：黎元洪、桂系的岑春煊手下的温宗尧、江苏的军阀李纯、北洋政府，而他当时还是国民党宣传部的经理。换句话说，索克思信奉的是“文化掮客无祖国”主义，堪称有奶便是娘的典型。胡适显然知道索克思的投机行径。8月31日他跟索克思去上海有名的礼查饭店（AstorHouse）小坐、看跳舞。他在当天的日记里说：“索克思野心最大，大胆无比。此人将来必有所成，否则必死于敌人暗杀。”
就在1920年代初期，索克思开始批判孙中山。他仍然支持国民党，但支持的是国民党右派。与此同时，索克思越来越不能忍受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运动。他逐渐与反对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报刊杂志展开合作。最明显的例子是《远东评论》（The Far Eastern Review）。我们记得索克思撰写的《胡适博士的汽车文明》就是在这个杂志上发表的。《远东评论》是一个亲日的月刊，到了1930年代等于是日本军部的传声筒。发行人乔治-瑞（George Rea）甚至在1935年成为“满洲国”驻华盛顿的非正式代表。1924年以后，索克思成为乔治-瑞在《远东评论》的副手。
索克思在1924年的一篇文章里耻笑那些要废除不平等条约、领事裁判权的人。他说：“外国人带给中国的是最好的东西：他带来了产销的方法，教导中国的工商界如何快速、有效、便宜地制造东西；他带来了让中国人强身健脑的医生和教师；他带来了让中国将来可以成为世界强国的方法。”他奉劝那些呼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人好好从事建设中国的工作，而不是浪费时间去写无聊的文章。
如果我们觉得索克思对中国人的批判似曾相识，那是因为胡适说过：“中国是‘烂民族’，绝对欢迎西洋文化侵略。”胡适跟索克思是惺惺相惜，英雄所见略同。
索克思在1931年回到美国，变成一个彻底的反动分子。他弃绝了年轻时代的激进主义，发表文章宣扬资本主义，攻击罗斯福的“新政”，反对社会保险、劳工运动。索克思不但成为美国资本家的代言人，到了1950年代甚至成为参议员麦卡锡（Joseph McCarthy）迫害肃清美国自由主义者的文化打手。专门研究中美关系的孔华润（Warren Cohen）说，索克思的墓志铭必须这样写：他是麦卡锡主义的一个主要促成者——他所扮演的角色可能更甚于麦卡锡本人。
葛内特只去中国一次。他到过广州，也访问过蒋介石。我们不确知葛内特是什么时候去中国的，但知道他在中国待了3个月。根据胡适1926年8月23日的日记，他2月初在上海跟葛内特见过面。根据日记里粘贴的葛内特3月5日在北京写给他的信，他们在一起好几天。葛内特说：“那几个下午和晚上跟你在一起，记忆犹新。”因此，我们可以推断葛内特最早是在1925年12月到中国的。胡适在8月23日的日记里说：他二月初在上海见着我，谈的很多。有一天晚上我要叫他看看中国情形，带他去杨兰春、桂姮两妓家。他是我的旧友。别后于三月五日从北京寄我信，劝告，怕我把有用的精力浪费在无用的嬉戏里。这种朋友很不易得。他的原信使我很感动。但当时我在旅行南北的时候，不曾好好地腾出工夫来写长信答他。昨晚才写信答他，告诉他我近来的决心：“要严肃地做个人，认真地做番事业。”他的原信也附在此册里，以记吾过，并记吾悔。
葛内特的文章先后在《国家》杂志刊登，后来又添加了几篇在其他地方发表的文章，以《少年中国》（Young China）为名结集出版。葛内特在这本文集里批判了帝国主义，认为必须废除不平等条约。他承认苏俄特别是鲍罗廷在广州的影响力，同时强调广州代表的不是布尔什维克，而是民族主义。他说他所知道的共产党人，都是不折不扣的民族主义者，谈起打倒外国资本主义，他们可以疾言厉色，然而说到阶级斗争，他们就不甚了了。他说苏联对中国革命最大的贡献在于政党组织。广州政府是国民党统治的。孙中山的国民党，在苏联的引领下，已经重振起来了。他希望苏联的一党独裁，可以为中国提供一种方法，能帮助中国将来走出个人独裁的统治方式。他说西方国家动辄以“布尔什维克”来给广州政府贴标签，是一种抹黑的手段。为什么中国人欢迎苏联，而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答案很简单。只要英国的工厂对待工人的方法不变，这给予中国的劳工阶级意识，要比苏联用一百年的工夫去宣传更有用；只要帝国主义动辄派兵舰，对中国耀武扬威，苏联就越发会受到中国的欢迎。他呼吁美国政府不要因“布尔什维克惊恐症”乱了方寸，而应该与苏联站在同一个阵线，放弃不平等条约。
胡适对国民党的观察和期许，可以说完全是根据葛内特。他在1926年10月8日接受伦敦《每日新闻》（The Daily News）的访问，就开宗明义地说：“在今天的中国，赤色的真义是民族主义，而不是俄国主义。”接着又说：今天中国所一致要求的是民族主义自决的权利。中国的三个政党——国民党，或者说，孙博士的国民党、共产党和由留法学生所领导的国家主义党——在两个问题上都有一致的看法：第一，打倒军阀；第二，打倒外国侵略。
外国人都没有从正确的角度来看中国的问题。欧洲人似乎忘掉了他们自己才打了一场大战[注：即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必须要去了解中国人的心理。他们必须主动提出修改条约的建议。这一举就能把当前的动乱消弭于无形。
11月2日晚，他写了一篇英文的文章：《中国现状》 （The Chinese SituationToday）。可惜这篇文章目前还没找到，但他在11月4日的一个晚宴上，作了半个多钟头的演说。他在日记上说：“大意与前[天］晚作的文相同。”演讲大纲翻成中文是：一、此间新闻所报道的“赤色”和“反赤”与事实不符。吴佩孚与孙传芳出师之名是“反奉”[注：亦即不是“反赤”］；二、根据明眼观察家的报道，南方政府是当今中国最好、最有效率的政府；三、有理想、又常胜，南军必胜；
四、奉系必败、孙传芳必败；
五、南方所揭橥的理念，是民心之所向，不是赤色的；六、俄国的影响给了列强一个教训：欧洲列强是否也有一个同样引人、同样具体的政策，可以赢得少年中国的心？
七、抱怨俄国的宣传是无济于事的。 留着那早就该废弃的条约和租界，就正给那种宣传提供了具体的事实证据。
胡适在英国为国民党作辩护。他所亟亟要撇清的，是国民党与布尔什维克的关系。不只如此，他还建议英国要审慎应付情势，不要让共产党有机可趁。1926年8月21日的日记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当时广州从1925年6月开始对香港所发动的长达十六个月的省港大罢工接近尾声。6月23日发生了沙基惨案，英军由沙面方向扫射示威者，造成52人死亡，117人受伤。英国方面为了解决省港大罢工，尝试了各种方法：谈判、收买、武力或政变的方式推翻广州政府。胡适在1926年8月抵达伦敦之际，正是广州政府的右派占上风、对英方表明其有意取消省港大罢工的时候。省港大罢工在该年10月10日结束。总之，胡适在8月21日的日记里说，英国强硬派有一个想法，认为“广州政府亦不以[罢工］纠察队所行为然，故主张派兵去广州，把纠察队捉了，送往香港关起，广州政府只有感激，未必反对。此大错也。此次广州政府既正式要求赔偿，可见其实在站在罢工者的背后，为之主持。一旦误采强硬政策，广州政府必与英国决裂，事体越闹大了，正中他们（共产党）之计。将来排英风潮必更扩张而不可收拾”。
胡适主张采取“仲裁”的方法。他说：
我主张采用“仲裁”之法，邀第三国加入调解，最好用美国公正学者。此举有数利：一、可以使沙面一案的事实呈现于世；二、可以免两敌对方面谈判的紧张空气；三、将来显现的事实可以得人信仰；四、可以使双方都不敢提出blackmailing[敲诈］的要求。
北伐军讨伐军阀势如破竹，1926年8月底，北伐军在拿下平江以后，又击败了坚守汀泗桥、贺胜桥的吴佩孚。到了8月31日，北伐军已经集结武昌城下了。振奋的胡适在9月3日的日记里说：“这几天报载吴佩孚大败受伤。武昌已入南军之手[注：误，武昌10月10日才易手］。我去国时曾谈昊佩孚三个月倒。现在看来不消三个月了。”胡适觉得中国的政局已然到了黑白两判的地步。他1926年11月25日从英国的利物浦写给丁文江的信说：“今日之事只有三条路：一是猛烈的向前；二是反动的局面；三是学术思想上的大路（缓进）。我们既不能加入急进派，也决不可把自己拉入反动的政治里去。”
胡适11月9日在“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演讲《中国的文艺复兴》。胡适在这篇演讲里，把中国近代的改革运动分为三期。第一期是器械期，即自强运动。第二期是政治改革期，一个失败的四幕剧：第一幕是戊戌变法；第二幕是戊戌变法以后的反动到庚子拳乱；第三幕是清末立宪；第四幕是辛亥革命。第三期是文艺复兴期，从文学革命、五四运动到国民党的介入。演讲的重点是文艺复兴期。其中，与本节论述最相关的，是他对国民党介入的分析。他说五四运动开始的时候是没有组织的，纯粹是学生自动自发的爱国运动。他说：在外国，可能会觉得学生一直介入政治是一件奇怪的事。可是如果你仔细想想，就会发现那实在是人类历史上的常态。那几乎是一个普世的公律：任何时候，只要社会不正常，只要社会上没有正常的管道去表达大众的希望与思想，只要老一代的人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那干预政治的责任总是落在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学生——的肩膀上。中国的学生在公元第二、第十、第十七世纪积极地参与了政治。任何时候政治不清明，就会有学生运动。在欧洲历史上亦是如此。在中古时代，这种运动是常有的。1848年是欧洲四处发生革命的一年，学生在每一个国家几乎都掀起了革命。
由于五四运动是学生自动自发的一场运动，它完全没有组织。然而，中国的政党从中发现了学生的力量。在1920年到1921年间，政党开始在它们的机关报里发表学生的文章，甚至雇用他们当编辑与记者。1924年是一个关键年：1924年，国民党——它可能是中国唯一配被称为政党的组织——正式吸收学生为党员。从那时候开始，政党组织活跃于全国的大专院校里。你只要看到一个学校，就可以看到政党的组织。
国民党吸收学生为党员，党组织活跃于校园里，这对胡适来说，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可歌可泣的划时代的大事。它把向来一无条理、漫无组织的中国转变成为一个有着高度组织的社会。党的组织和纪律贯穿一切，党是政军的灵魂和大脑，胡适说这让人肃然起敬。胡适一生中最右倾、最法西斯蒂的一段文字于焉诞生：第一个阶段的学生运动毫无组织。第二个阶段是政治的组织。到了第三个阶段，学生已经不再是一个松散的组织，而是在苏联与第三国际的影响之下，成为一个具有高度组织的团体。中国这个民族一向就没有组织的能力。就以文学为例，在两千五百年的历史里，居然没产生出一部有情节（plot）、有组织、有通盘布局（architectonic structure）的著作。甚至连小说与戏曲都欠缺情节与组织。
早期没有组织的学生运动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任何能让人热血沸腾的危机都可以孳生学生运动。但是，只要那问题过去了，学生运动也就瓦解了。
然而，这个新的阶段的学生运动就不同了。新的国民党已经发展出一个高度的组织，一个新的军队，新的纪律。军队是党的一部分，党是军队的领袖、老师、灵魂和大脑。这整个军队的组织和党是一体的，至少是相连的。党在军队的每一个单位里都有代表，同时，整个党的纪律是军队式的。这真是了不得，非常重要。
日本在文明开化的初期一大部分的灵感取自德国。中国人还没从任何西方国家学到真正重要的东西。可是，我们终于开始学习如何组织起来了。我们不知道其结果会如何。但至少从过去这几个月的发展来看，这运动已经成形了。有组织的北伐军一再地打败了那些没有组织的老军队。
最后的结论部分，胡适承认自己从前不谈政治是错的：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现在摆回到政治的那一端了，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政治上的混乱已然无可忍受，连外国和少年中国都觉得不能再坐视。我们从前不谈政治也许是错的。也许新的政治运动的时机并不像我们从前所想的还没成熟。眼前的局势显示这场新的政治革命在国民党的领导下，将会及早成功。辛亥革命以后任其恣纵的旧势力逐渐自我消耗殆尽，它对这有组织、有朝气的政治理想优势的新力量，不再能构成阻力。作为一个公正无私、无党无派的自由主义者，我敬祝他们成功，无任欢迎。
从五卅惨案一直到启程赴英以前，胡适苦口婆心地劝诫青年学生要向费希特、歌德、巴斯德学习，要闭门读书，不要跟着世界一起“陆沉”、“堕落”，要懂得“救出自己”，先把“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个东西”。现在，在“革命有理”的大前提之下，胡适摇身一变，歌颂起国民党在校园里吸收组织学生的做法，更进而礼赞国民党作为军队的领袖、老师、灵魂和大脑，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可歌可泣的新里程碑。这是胡适一生中从不为人所知的一个法西斯蒂期。
组织、纪律与政治的理想就是胡适当时对国民党的期许。他在伦敦急切地阅读报章，细心思索。1926年10月14日，他在伦敦见到了武昌Bishop Roots[吴德施］的儿子John McCook Roots[吴约翰］，急切地问：“蒋介石如何？他说，他只见了他六分钟，但他问过Borodin [鲍罗廷］，他说蒋君是一个好的revolutionary[革命者］。我说，好revolutionary[革命者］，我是承认的；可算得政治家吗？Roots[吴约翰］不能答。此又是一个难题。广州的领袖人才，我略知其大概。只有介石与Borodin[鲍罗廷］我没有见过。伍梯云我虽未见，却曾听钧任[罗文干］说过。介石之能在军事上建功，是无疑的。但他有眼光识力做政治上的大事业吗？此事我很关心。我深盼他能有政治上的手腕与见解。”
胡适对国民党必胜的信心，使他在1926年秋天预测国民党五个月内统一中国。1927年3月22日，白崇禧的部队进入上海。“基督教在华差会”（The FriendsForeign Mission Association）的秘书哈里-施考克（Harry Silcock）当天致信在美国的胡适。他说：“你那出了名的不消五个月的预测似乎是应验了。我想上海的陷落，意味着张作霖、张宗昌的败亡。”
胡适不仅在英国自告奋勇地为国民党充任义务的宣传员，甚至梦想国民党会派他出任驻英公使。当时在英国念书的叶元龙，说他每天上完课以后总要去胡适住的旅馆看他，还常常陪他去吃中国饭。不过他记错了，根据胡适的日记，他们常去吃的是日本菜。叶元龙回忆说：他快要离开英国到美国讲学的时候，某一次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对我说：现在北洋军阀真是腐败极了。现在能合我们宣传资料只有国民党。倘使国民政府能用我做英国公使，我也许可以小试其技吧！
胡适并没受到国民党的赏识和拔擢，但他对国民党的宣传仍然不遗余力。1926年11月30日的日记说：“今日报纸上忽喧传汉口大排外，本星期六将有总罢工，各国居民纷然预备大难之将至。此事突来的可怪。今天细细研究报纸，寻不出一个所以然来。”12月1日：“Evening News[《晚报》］派人来问我对于此次汉口排外事件的意见。我答应发表一文。细细研究报纸，略有端倪。”12月2日：“昨晚回家时已十一点。动手作论时局的文章，到今早两点才睡。八点半起来，早饭后打字，抄完昨晚所作时文。Evening News[《晚报》］的代表来取。”
胡适没想到自己辛辛苦苦写出来的文章，居然当天就被退稿。他在12月3日的日记里附了退稿的说明信：谢谢你今天跟我们的都兰（Mortimer Durand）先生见了面，并那么好意地接受了邀稿。我很抱歉，我们想要的是公正无私分析中国情况的文章。结果，你好意为我们写的，对我们来说是有点令人失望的。附上的贵稿请查收（因为都兰先生说如果稿子不用的话要立即退还给你）此致我们的谢绝。
胡适很生气地写了一封信去《晚报》抗议，指斥它不公正、黩武、怂恿船坚炮利的政策。这封信我们不知道他寄出去与否。“胡适档案”里留有底稿。这封底稿没抬头，也没具名，从内文可以判断是12月4日写的：谢谢你12月2日[注：原文如此，应该是12月3日］退稿所附的信。我能告诉你我对你的态度相当懊恼吗？都兰先生来找我的时候，我告诉他因为我要到各地去演讲，十天没看报纸了。我必须好好研究一番才能发表看法。我花了整个下午的时间去读报告，并且跟两位在中国住了很久的英国朋友讨论。我是在非常仔细地研究了情况以后，才得出结论：汉口的问题“可能是[英］租界当局对劳工与民族主义运动所采行的高压政策的结果”。事件是从中国管辖的城区开始发生的。最初纯粹是劳工的运动，而不主要是反英。对此事件的激动反应完全是神经过敏的结果，事情没那么严重。
我开夜车写到凌晨两点。我以为，一个伟大的国家舆论界的主要喉舌，一定会有足够的胸襟，发表一个到这个国家来促进中英友谊与了解的学者深思熟虑的看法。我一点都没怀疑到你要的并不是深思熟虑的分析，而是要顺应你们黩武、能够怂恿船坚炮利（jingoistic）政策的文章。我能说事件的发展证明了我的看法大致是正确的吗？我可以告诉你，我要强烈地谴责贵报今晚（星期六）的社论就是要用来“提供布尔什维克宣传是事实的明证”吗？
这不是胡适唯一一次为了外国报纸丑诋中国而大动肝火。1927年3月2日到5日，《纽约时报》连续四天刊载了费德列克-穆尔（Frederick Moore）有关中国的特稿。当时北伐军已经进逼上海。穆尔的特稿形容上海的租界固若金汤，虽然只有五千名英军、一千名法军，必要的时候，加上美军跟日军，可以达到一万的数目。他说，在华的外国武官认为只要一万名外国军队，征服中国就已绰绰有余了。中国号称有一百五十万人的军队，但完全没有训练，其实就是土匪。
穆尔说，由于传教士不切实际地谈平等，学生尚空谈、不求进步，而他们的声浪最大。因此，排外的运动，从欧洲、美国看来好像是怪可怕的。其实，在租界的欧美人士都知道不是那么一回事。他们嘲笑中国人怕死，嘴巴喊自决、平等、排外，外国军队一到，就噤若寒蝉了。再加上孙传芳派出了刽子手在街头巡逻，随时可以把革命分子当街斩首。他说观光客只要从租界走到华界，就可以在街头看见渔网里装满了斩下来的人头。中国人已经习惯了，他们可以连眼都不眨地在这些人头旁边做买卖。他讥笑说，过去一个月，上海有上百个人头在街头展示了，所以鲍罗廷的徒子徒孙现在在上海了无踪迹。
他轻蔑地说，欧美留学生称中国为民国，其实连中国人自己都不知道那是他们的新国号。他说一般中国人也不称自己为中国人，而自称是甘肃人、直隶人或湖南人。北京对一般支那人来说是远在天边。他说那一生贡献给中国的传教士的观点是不切实际的，他们梦想一两个运动就可以把中国现代化。他说一个全国加起来只有八千英里长的铁路、五千辆汽车、大学的水平甚至比不上美国的中学的国家，怎么可能成为一个民国呢？帝制其实更适合中国：这是一个贫穷遍地的国家，让人看了都心酸。四亿人口遍布在比美国还要大的疆域里。约翰霍布金斯大学的校长古德诺（Goodnow）博士1912年担任中国政府的顾问时，给袁世凯一个报告，说帝制是唯一解决中国难题的方法。中国的情况从袁世凯以后是每况愈下。
胡适连看了穆尔这四篇语气轻佻、侮蔑中国的文章，觉得此可忍孰不可忍。于是他在1927年3月5日打了一封电报给《纽约时报》的主笔尼克拉司-罗斯福（Nicholas Roosevelt），向他提出抗议。这封电报的底稿现藏“胡适档案”：我现在正从哈佛到绮色佳的路上，我觉得非给你打这个电报不可。费德列克-穆尔的几篇通讯，让我愤慨已极。在目前这样一个危机时刻，这种反动、特别是轻佻的态度，除了造成反感以外，什么好处都没有。一个到现在仍然相信帝制适合中国、同时又讥诋一个伟大的国民运动的人，完全没有资格代表《纽约时报》这样的大报。
胡适从英国搭乘的邮轮在1927年1月10日抵达美国。由于必须等待办理入关的手续，当天就留在船上。第二天七点船进纽约港，十点才到码头。他一到，就被接送到“华美协进会”（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接着就赶到纽约有名的“亚士都饭店”（Astor House）参加“华美协进会”为他举办的餐会。同席演讲的还有孟禄（Paul Monroe）以及罗素院长（Dean Russell）[注：可能是詹姆士-罗素（James Russell），当时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的院长］。胡适在餐会上演讲的题目是：《美国征服了中国》（The American Conquest of China）。《胡适全集》把这篇演讲系为1月21日，是错的。1月21日是“华美协进会”把稿子寄给胡适校订的日子。可惜作这篇英文演讲稿记录的一定是一个英文不好的中国人，文法不通，词义不明，错误矛盾之处，所在多有。这篇演讲非常重要，非全篇征引不可。从记录稿看来，《美国征服了中国》是胡适即席想出来的题目。
他说：郭博士打电报给我，要我讲中美关系。对一个午餐后的演讲来说，这是个大题目。但是孟禄博士的演讲给了我一个灵感。因此，我要把郭博士的建议和孟禄博士给我的灵感结合在一起，谈一谈中美的关系，大体上是引申孟禄博士精彩的看法。
我认为孟禄博士说得很对。今天在中国真正的斗争，是东欧理想与西欧理想的斗争。这个意义目前还不明显，大体上只影响到政治的层面。然而，随着时间的进展，更根本的层面就会浮现。所以我们必须未雨绸缪。
中国当时的问题是东欧理想与西欧理想之间的斗争。这是委婉话，说白了，就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与美国主义之间的斗争。胡适希冀“美国主义”能够胜利。所以，他呼吁美国务必努力征服中国：我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少年中国那么容易受到俄国的影响呢？那并不是因为俄国带来什么明确的提案、宣传或计划[注：记录有误，胡适的意思刚好相反，见下文］。在另一方面，就像孟禄博士所指出的，我们[注：美国］的态度就很不一样了。美国的理想是什么呢？比如说，美国或欧洲的长处在哪里呢？这两者之间相当不同。一方是明确地提出来了；另一方则很模糊。这就很清楚了，有统一的看法就能专注，就能被了解。
一般的老百姓对技术上的问题不会有兴趣。他们很容易被口号所煽动。所以就必须要有组织来研究问题。如果我们能把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联结在一起，那就好办了。
孟禄博士提出了他的看法。我们必须去研究这些看法，研究其异同，以便提出明确的意见和教育。宣传也做得不好。俄国的影响主要是因为它能提出明确的纲领和口号[注：可见前边记录有误］。欧洲和美国的文明则没有。
美国应该怎样做才能征服中国呢？很简单，学印度。
我对这个问题有兴趣，因为我是一个业余的历史家[注：这时的胡适仍然自认为是一个哲学家］。我的兴趣在文化史。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很好的例子，那就是印度征服中国。印度并没有派一兵一卒到中国，可是中国被印度宰制了两千年。中国的圣贤花了两千年的时间，才慢慢地从印度的宰制与征服之下解脱出来。这是一个值得借镜的例子，就是如何不费一兵一卒来征服另外一个国家。
印度不费一兵一卒而征服中国的例子，我在《璞玉成璧》里分析过了。胡适在1906年4月13日的日记里记“集益会”开会：“汪立贤君演说南昌教案事，言佛教入中国千年无教案，景教一入则教案纷起，病民祸国云云。”好为人师的胡适在大家演讲结束后登台作总结。他把佛教、基督教的对比演绎成“爱国之论”，又把佛教的和平与基督教的滋生事端，归结为前者没有国家的武力作后盾，后者则动辄施以船坚炮利的颜色。到了1927年，这个例子却变成他建议美国人借鉴的美谭。胡适说美国征服中国将会是一件好事：我们要鼓励的，就是这种友好的关系，西方用友好的方式来征服中国。请不要担心，如果西方征服了中国，中国固有的优点就会消失了。那些优点会永远存在，不管事情如何发展。不管宰制文化的影响有多大，那些个别的差异永远会存在的。重点是你们务必要竭尽所能的去完成这个文化征服的大业。接着，胡适就指出美国征服中国的捷径：我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征服中国的可能性。中国到西洋、盎格鲁-撒克逊英语国家来取经，已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然而，尽管这么长一段时间的交往，尽管英语在中国很风行，但中国跟西方——特别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之间的文化交流，一直到美国第一次退还庚款以前还是非常有限的。
有些论者说，美国第一次退还的庚款根本就不是美国该有的。但说那个做什么呢？重点是那退还的时机绝佳，它完全抓住了中国人的心。那七八年之后正是中国最需要的时候。而且，那是具体的友好的象征。
大家想想看退还庚款所带来的好处。十八年来，美国每年吸引了成千的中国学生。庚款支持的学生不多，每年最多一百，一般是在五十到七十之间。但是，他们吸引了朋友、亲戚、老师，还有他们自己的学生。所以，我们可以说这十八年来的教育宣传，为美国立下了一个用公正无私的方法来作为征服中国的基础。
美国[注：演讲记录误作俄国］有三个人，他们所任教的学校[注：哥伦比亚大学］培养了中国最杰出的老师。孟禄博士在美国退还庚款上所作的努力最大，在建立中国教育体制、中美文化交流方面也作出了最有帮助的贡献。另一个人是杜威。他的哲学是当今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哲学，他是第三个征服者——可以说是最伟大的美国征服者[注：原文漏掉了第二个征服者，不知道胡适指的是哥大哪一位教授］。这三位征服中国的成就，要远超过苏联的金援与英国兵舰的总和。他们征服了中国，也缔造了美国征服中国的基础。
让我再举一两个例子。郭博士提起我在中国文艺复兴里所做的工作。其实，这不过是用思想去研究问题。我们提倡文字和礼俗的革命，并不是征引西方圣贤之言，而是根据历史和需要去研究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必须用历史研究的方法，去指出白话文在历史上产生了大量的礼俗[注：文义不解］，以及许多诗歌、戏曲的杰作。这在在证明了白话文可用，只是被挑剔、被惰性所鄙视。那是历史上就在使用的语言。现在，我们自觉地使用它。
另一方面，我们要指出从前所欠缺的，就是没有有意自觉的实验。我们要证明不只我们的祖先已经在使用白话文，而且我们现代人要用这种新的自觉的实验的态度来为这个历史的演化作出进一步的贡献。我称我的第一部诗集为《尝试集》，就是要用实验的态度说服大家。我们已经把这个从前被鄙视的语言提升到了国语的崇高地位。我们现代人可以用这种新的自觉的实验的态度来为历史演化作进一步的贡献。
这就是有些人所鄙视的美国哲学[在中国］的应用。这就是那影响了千百万[中国］人的征服。如果我能为孟禄博士的建议作注脚，就让我这么说吧：我以我个人以及许多[跟我类似的］人作为见证，来证明用这种方式来建立[中美］文化的关系，要远比用船坚炮利或外交的方式来得更加有效、更加永恒。[掌声］这篇演讲最重要的地方，在于它彻底粉碎了邵建、罗志田说胡适曾经患了“左倾急惊风”的错误说法。它是胡适亲美、崇美最彻底的见证。胡适要用西风来压倒东风，要用美国这个西洋现代文明的典型来征服中国。从这个意义来说，这篇演讲最最惊人的地方，在于它似乎为1950年代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留下了绝佳的“反动”证据。讽刺的是，因为它是用英文写的，不曾被拿来当作胡适“夫子自道”的反动证据而把他斗臭到云霄。
胡适呼吁美国要用比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更能吸引中国的方式来征服中国。在这种主张立场之下，胡适自然是坚决否认北伐期间的国民党政府是排外、反美的。“胡适档案”里有一份没有出处与日期的剪报，内容温和，但标题、副标题与摘要都非常耸人听闻。我推测胡适在接受访问以后或者是后悔自己话说得太过，或者是接受记者的建议准备修改，但已经来不及了。剪报的标题是：《说中国是反动派的劲敌》（Calls China Foe of Reaction），副标题是：《胡适博士说在美国已“与尼尼微、推罗同为历史的灰烬”的时候，中国仍会傲然长存》 （Dr.Hu Shih AddsNation Will Live When America Is“One With Nineveh and Tyre.”）。尼尼微与推罗是地中海东岸被摧毁的古城。这句“与尼尼微、推罗同为历史的灰烬”出自吉卜林（Rudyard Kipling）之手。这份剪报的出处可以确定是1927年2月2日纽约的《太阳报》 （The Sun）。证据有二。第一个证据是“胡适档案”里的一封信。这封信是 《太阳报》的编辑罗伯特-曼席尔（Robert Mountsier）在1927年2月2日写给胡适的：随信附上今天《太阳报》有关台端文章的剪报数份。 内文是我写的，但遗憾的是，我没能把主标题和副标题照我的意思更改。 台端惠与访问的时间，特此致谢。
这个证据一方面让我们知道了“胡适档案”里这份剪报的出处与日期，另一方面证明了胡适在事后觉得自己话说得太过、太“冲”了，原本要修正，但由于当天的报纸已经发排，来不及了。
第二个证据，是“胡适档案”里的另一份剪报。这份剪报虽然也没有报名和日期，幸亏有内证与外证来证明它一定是绮色佳的报纸，很可能是《绮色佳新闻报》 （Ithaca Journal）或是《绮色佳日报》（Ithaca Daily News）。外证是胡适在剪报上用钢笔所写的日期：Feb.28， 1927 [ 1927年2月28日］。内证是该报称胡适为即将回绮色佳演讲的康奈尔校友。这份剪报的标题同样耸人听闻：《当美国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以后，中国还会盛世永在―年轻的领袖、康奈尔的校友如是说》（China Will Thrive When America Is Civilization of the Past，Says Young Leader，Alumnus of Cornell）。这篇报道所征引摘述的，就是胡适接受纽约的《太阳报》的专访。
这篇专访一开头就会让所有认定胡适永远温和、永远不妄下定论的人，觉得胡适一定又是被冤枉或是被栽赃了。然而，我在《璞玉成璧》里说过，胡适有 “冲”的一面。这又是胡适“冲”而失言的一次。不同的是，这次是形诸美国的报端：“China-Will Thrive When American Is Civilization of the Past，Says Young Leader，Alumnus of Cornell，”
胡适说，我们美国正高速地走向毁灭，而中国则像目前的乱相所显示的，会因为性得自我调适，而得以傲然长存。
在引述了这句语惊四座的话以后，该篇专访记载了胡适对革命与北伐军的辩护。首先，那不是一个排外、反美的运动：作为一个超然的自由主义者，我预测这个运动终会成功，把中国统一在国民党所组织的政府之下。
这不是一个排外、反美的运动。但是，它有一个我认为是很自然而且合理的要求。那就是所有外国人在过去八十年中享有的特权必须要废除，所有今后想要在中国居住、贸易的外国人，都必须和中国人一样服从中国的法律。
虽然这个民族主义的运动是要废除不平等条约，但它还有建设性的一面。那就是要成立一个统一的国民党政府，一扫目前军阀的乱政与内战。
由于这个运动目前正处于破坏的阶段，外国人担心的结果，就把它视为一个排外的运动。这个运动不是一个排外运动的事实，连贵国自己的报纸都指出了。那已经放弃了条约特权的德国人、奥国人与俄国人没有受到任何干扰。前几天，贵国的报纸还报道了一则新闻，说德国在内陆的传教站得到南方国民党政府的资助，让他们得以继续传教的工作。
中国的国民革命是一个打倒反动的激进运动（radicalism）。反动的势力是军阀，他们是十五年前中央政府崩溃以后的副产品。在这期间，有许多抗拒这些反动的势力起来。但它们都无法凝聚成一个有效的反制力量。在政治混乱的岁月里，中国人民无法把自己组织成一个有效的力量来制裁这些势力。直到国民党的新领导在南方组成了一个由核心军队所支持的政府以后，情况才有改观。
接着，胡适就重复他在英国说过的话，说国民党是一个军纪严明的军队，是一个有政治理想的政府：这个军队在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学生军。现在已经成为中国革命一个重要的支柱——接受党的政治理想的砥砺与感召。在过去的七个月，这支军队打到了中国中部，基本上控制了中国的南半部。
政治的进展伴随着军事的胜利。最明显的证据是广东的政府，其财政组织已经完全现代化，贪污基本上绝迹。
胡博士认为，中国与列强之间不会产生严重的冲突。列强已经意识到情势的严重性，并承认中国要求的正当性。这点可以从美国国务卿凯洛格（Frank Kellogg）和英国外相张伯伦（Austen Chamberlain）的声明里看出。胡博士说，到目前为止，英国的立场似乎比美国还要前进，但他要暂缓判断，等待进一步的发展。
胡适当然不能否认中国有俄国顾问的事实，但他坚决否认中国的革命是布尔什维克革命：问到布尔什维克与日本的影响，胡博士回答说：我们很难说其结果会如何。南方政府是雇用了俄国顾问，没有把他们罢黜，这是事实。就像任何其他政府一样，中国国民党有权利雇用外国顾问。我认为俄国的影响是有用、有效的，特别是在组织方面。中国国民党的党组织和军事组织用的都是俄国的方法。
我问胡博士：这些俄国顾问不都是布尔什维克吗？他回答说：他们都是布尔什维克。但中国国民党不是布尔什维克。它明确地表白它既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布尔什维克。去年十月十日，南方政府颁布了三十三个政策。其中，没有任何一个可以被视为是共产主义的，连社会主义都不是。
纽约《太阳报》的专访，虽然标题耸人听闻，却相当信实地报道了胡适在1926年到1927年间对国民党一厢情愿的幻想。胡适在1927年3月间去了绮色佳两次，一次在上旬，另一次在下旬。根据《康奈尔太阳报》（The Cornell DailySun）的报道，他一共作了五次演讲。此外，胡适还在3月14日的《康奈尔太阳报》上发表了一篇专文，名为《广州政府的政治哲学根据的是英国的政治制度，1914级的胡适如是说》（Cantonese Political Philosophy Based on British Forms ofGovernment，According to Hu Shih‘14）。在这篇文章里，胡适重复了他在纽约《太阳报》专访里的说法，称赞了苏联对中国的帮助。然而，胡适强调国民党向苏联学习的只是组织。在政治制度方面，国民党崇尚的是英美的制度：在政治方面，国民党喜欢的是盎格鲁-撒克逊的政治哲学，而不是像某些以讹传讹的报道所说的苏联公社。没有人会否认苏联顾问作了许多重要的贡献，而且广州政府也都把它们付诸实行了。但那些贡献是相当健康的。苏联顾问的贡献主要是提供高效率的军事组织。因此，一个强大的国家政党终于[在中国］诞生了；一支强大的革命军接着崛起了。这支军队在开始的时候只是学生军，但现在已经打下了中国的半壁江山。他们纪律严整，行为良好，广为人民爱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