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句话说，胡适从来就没有左倾过。他所礼赞的不是苏联的社会政治制度，而是苏联的党政组织技术。套用晚清流行的“体”与“用”之说，胡适相信英美的政治制度是国民党想要从西方移植到中国生根的“体”，苏联的政党组织技术则是“用”。国民党师法苏联在政党组织上之长技——“用”，目的是在中国实行英美式的民主政治——“体”。
胡适所要师法的是英美，苏联从来就不是一个选项，他一次又一次表明心迹，说得再清楚也不过了。1927年2月16日晚，胡适在美国“外交事务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演讲《中国的文艺复兴》（The Renaissance inChina），重复了1926年11月9日他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所作的演讲。我们不知道一般听众的反应如何。不过，我们知道胡适在留学时代就已固定阅读的《外观报》（The Outlook）的主编恩尼思特-亚伯特（Ernest Abbott）喜欢。亚伯特在2月17日致信称赞胡适的讲演（请特别注意我用黑体字标明的字句）：你昨晚在“外交事务协会”晚宴上所描述的“中国的文艺复兴”，我真希望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都能听到。美国人被表象、那些倾轧的势力以及中国看起来的乱相弄得昏头转向，他们自然没有兴趣去了解。然而，如果他们知道在混乱的表象之下，中国所发生的思想、道德上的革命、新的表达方式[注：白话文］、以及所有这些影响了他们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的交往，我认为美国人不但会深深地对中国产生兴趣，而且会对中国的现况产生极大的同情心。
你很清楚美国人的理想主义。所有对自由的奋斗，他们一旦理解，就会很快地去回应与支持。我一点都不担心美国人会失去他们的理想主义。但我担心现在出现了一个他们理应立即去回应支持的情况，可是他们对之懵懂。我认为你昨晚所分析的事实，美国人会很有兴趣知道。然而，更重要的是，我认为他们必须了解：真正的冲突不在中国，而是在别处——亦即，你非常有力地指出来的俄国与美国、布尔什维克主义（法西斯蒂主义亦同）与盎格鲁-萨克逊民主主义之间的冲突。你非常清楚地指出：自由、蹚浑水的（unentangled）美国，如果能了解并释放出善意，也许能够把现正处于文艺复兴最关键时刻的中国，从我们僧恶到极点的俄国理想的怀抱里赢回来，回到我们[注：美国人］所信奉而且——不管是多么踉跄地——遵循的理想。
当时的胡适一点都不左倾、一点都不喜欢俄国，连作为听众的亚伯特都听出来了。我们还能继续误解胡适吗？
尽管胡适表示乐观，但北伐阵营在意识形态上的分化已经逐渐明朗。1927年3月23日，北伐军进入南京，劫掠了英国、美国、日本领事馆。六个外国人被杀，包括金陵大学的副校长威廉斯（John Williams）。美国、英国派遣了军舰，用炮击的方式掩护五十名英美人士，让他们成功地撤退到长江的兵舰上。心急如焚的胡适在4月1日写信给葛内特：在绮色佳五天、丹佛两天以后，我就要上西岸去了……我在芝加哥换车的时候，打了一个电报，请索克思转给陈友仁跟宋子文：“排外的暴行破坏了[外人］先前对我们的好感。政治的能力重于攻城略地（conquests）。”
我对南京发生的事情仍然百思不解。威廉斯（Williams）之死绝对不是排外的预谋。你看到了鲍威尔[注：John Powell，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发行人］发送、发表在芝加哥报纸上的包文（Bowen）博士[注：Arthur Bowen，金陵大学校长］的证词了吗？早先有关他[威廉斯］死亡的报道纯粹就是谎言——虽然是具有基督教感化意义的玩意儿。包文博士说他们（包括威廉斯）当时正走着，看见了一个在抢劫的兵。威廉斯用中文教训他，他转身对威廉斯开枪。
但接着发生的事情，就完全不是我的想象力所能理解的了。报纸上的许多报道，那些新闻记者都该被关到精神病院里去。很显然，有些人希望把那儿的问题无限地渲染。
这时，胡适开始体会到事情并不如他所想象的那样单纯。北伐阵营里意识形态的分化，显然也飘洋过海蔓延到了美国的华人社区。胡适在华人社区演讲的时候，似乎遭遇到了具有左派意识的华人的挑战。他给韦莲司及其母亲的信，提供了一些蛛丝马迹。4月10日胡适给韦莲司写了一封信，这时已是他离美的前夕。之前，他在旧金山、波特兰的华人社区作了十六次演讲。在这封长信里，胡适只字未提这些演讲，但他意味深长地说：国难当头，你觉得有责任作独立的思考，说出群众与暴民不想听的话。这时，你发现群众反对你，给你扣上各种帽子。那时，你就再度必须依靠自己的引领、支持与鼓励。在国外的时候，我觉得我必须为国民党的理念作辩护，澄清扭曲和误会。但是，我知道回国以后，我一定会对这个政治运动采取比较批判的态度。我回去以后还有一场大仗要打呢！我必须面对各种对我的扭曲，甚至还有众怒。
我在[俄勒冈州］波特兰的时候，郭秉文给我一个电报：“本日收电：郭与胡适，暂缓归国。”签这个电报的人是张元济，是出我的书的上海商务印书馆董事长。但我是要回去的。我的船后天开。我会在日本停留，先仔细地研究中国的情况以后，再决定行止。
第二天，4月11日，胡适已经上船，他给韦莲司母亲的信上说：“当郭秉文教授给我电报，说他不跟我同行，也劝我等到局势平和以后才回国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强烈的冲动，想要取消此行，再回去找我在东岸的朋友。然而，我按捺下了那个想望，决定启程。”5月17日，胡适从东京致信韦莲司：在日本勾留了二十三天以后，我将在今晚坐船回上海。上海的朋友都打电报、写信，要我现在不要回国。我是试着尽量留在日本，但这种等待我受不了。我变得焦灼，有时还失眠，所以决定回上海，亲眼观察。如果事实粉碎了我乐观的想法，我就会回到京都，待在那儿工作。不过，我不认为上海的朋友是对的。他们都太过考虑我个人的安危，他们只是要我不要卷入政治的旋涡。他们也许因为对当局一些枝节、当下的举措不以为然，而不能放眼去看大局。我回国以后，会写信告诉你我的所闻所见。
四月的政变[上海铲共的白色恐怖］是对的方向，国民党是醒过来了，可是代价可能会太大！这可能会大大延误革命的进程：可能意味着运动的中挫。然而，代价再高都是值得的！我的许多老朋友都站在代表了温和派和自由派的南京政府一边。
就在胡适明确表示他支持国民党、赞成屠杀共产党、反对革命和排外的时候，索克思与葛内特也在信上来往辩论他们对中国革命的看法。索克思在1927年2月11日给葛内特的信说：你当然会说我的态度是受到了我所来往的死硬派的英国人以及经济决定论的影响。你会说因为我受雇于英国报纸，所以我只看见英国的立场。这完全是瞎说。没有任何一个在中国的外国人会说我是反华的。最近《时事新报》（China Times）上有一篇文章，那个作者不喜欢我，但他说我并不反华。
我对大作的批评是，反英的偏见影响了你对中国的看法。因此，你不该错的地方却错了。事实都在那里，如果你去找的话，一定找得到的。如果你能从中国福祉的角度来看中国现在所用的方法，就会得出跟我相同的结论。那就是说，国民党是唯一一个有建设性纲领的政党。如果这个政党能有机会去实行其纲领，它一定能够统一中国，并为中国提供一个现代、有效率的政府。现时国民党成功的最大障碍，就是它党内的鲍罗廷那一帮以及共产党——他们不是在为中国人民的福扯而奋斗，而是胡乱且无限期地利用中国和中国人民来从事那由第三国际所组织的、以英国作为主要攻击目标的国际共产运动。我们可以同情中国人想要建立一个统一、现代、具有平等地位的政府。但是，中国的任何政党跟具有这么一个阴谋的俄国人合作，只能说是盲动躁进。
葛内特完全不能同意索克思的看法。他在3月30日的回信里说：我非常喜欢你写汉口的文章——比你在信上说的要好得多了！我认为你比几乎任何一个在华的外国人都更了解中国。然而，连你都不能对那上海氛围所释放出来的心理毒药具有免疫力……
我知道在千里之外的我要你做超人，说来容易做来难。这真是一个悲剧！没有一个美国的新闻记者能严肃、同情地去分析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你是可以做得到的。你的一些新闻稿已经往那个方向前进了。可是，你的大部分文章都像其他人写的，是从上海外国人那种群众心理的角度写的，而不像是站在奥林帕斯山巅上的历史家冷眼观察一个伟大的历史运动。你可以说我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可是从纽约看去，那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运动。
胡适的看法跟索克思完全一样，他们可以说是惺惺相惜。1927年5月17日，除了写信给韦莲司说国民党在上海政变屠共做得很对，胡适还写了一封信给葛内特，再次表明屠共有理的说法。大家都爱说胡适温和，其实他也有鲜为人知的“以杀止杀”、“以暴治暴”的一面：中国发生政变的时候，我还在海上。看来国民党开始找到自已了。但情况仍然不稳。我在上海的朋友都打电报或写信叫我不要回去。所以我在东京和京都停留了二十三天。但是，我的一颗心都在南方政府身上，所以我不顾所有劝告，在两个钟头以后就要搭船回上海。我会写信告诉你中国的实际情况。我的地址是上海广东路84-85号，亚东图书馆转。
附：我仍然很乐观。我认为我在上海的朋友都没有从正确的角度来看事情。
胡适回国的时候，同船的恰好是后来终老在中国的斯特朗（Anna LouiseStrong，1885—1970）。斯特朗有一段描述，正可以拿来与胡适对韦莲司和葛内特所说的话作佐证与补充。她没指名，但我们可以知道她指的是胡适：我在船上遇到了一个中国现代化的提倡者。他以提倡白话文来代替文言文、使一般老百姓能接受知识闻名。但在政治上，他不是一个革命者。他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害怕中国农工阶级所提出的“卤莽”的要求。他相信谣言，说共产党在鼓动湖南的农民，说农民“要杀任何有大学学位的人”。他说朋友都劝他不要回国，要他继续留在外国演讲中国的民族主义。
他说：“我不能了解的是，我大部分的朋友都站在即将胜利的南京政府方面。可是他们却又疑惑丛生，对未来不表乐观。全国一片纷乱。有些省份据说偏向南京，有些则偏向武汉。而且在这些省份里，一派和另一派在争斗着。”他只在日本停留了十天[注：误，是二十三天］，而来拜访他、跟他谈中国问题的日本人的名片叠起来足足有五公分高。他相信：“日本人同情国民党，因此强迫日本政府采取不干涉的政策。”
这位美国化了的教授对中国的信心是建立在南京政府的三个元老身上：无政府主义的哲学家[注：指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他认为他们是让民众有信心的“道德重心”。此外，加上蒋介石的军事能力、宋子文——他认为他马上会加入南京政府——的财政能力。这五个人合起来，可以构成一个让中国人信服的“重心”（centre of gravity）。
对于如何满足饥饿的农民与压榨过度的工人的要求，他则不置一词；那不是他所了解或进出的世界。但他一再强调那三位元老是“已过六十”的年高德劭的学者，在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具有威望。在文学的领域里，他是革命之父，但他整个人所要的不是革命，而是他可以栖身的稳固、牢靠、体面的东西。他说，除非“重心”在南京形成，否则中国至少会乱个十年。
斯特朗固然具有左倾的意识形态，而她描述的胡适及其政治立场是正确的。胡适在1954年写的《追念吴稚晖先生》一文里也作了类似的回忆。他说他在东京帝国大旅社碰到了刚从上海来日本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赫贞（Manly Hudson）。赫贞教授可能是胡适留美的时候就认得的，因为他也是“铲除军国主义大学联盟”的会员。赫贞教授认为蒋介石的清党是一大反动。胡适问他理由何在。赫贞转述了宁汉分裂以前出任武汉财政部长的宋子文的话：“国民革命的主旨是以党治军，就是以文人制裁武人。现在都完了！文人制裁武人的局面全被推翻了。”胡适不以为然：“蒋介石将军清党反共的举动能得着一班元老的支持，你们外国朋友也许不认得吴敬恒（吴稚晖）、蔡元培（孑民）是什么人。但我知道这几个人，很佩服他们的见识与人格。这个新政府能得到这一班元老的支持，是站得住的。”
胡适支持国民党屠共。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跟葛内特分道扬镰。4月的白色恐怖，胡适说代价再高都值得，葛内特的看法则相反。他说：[蒋介石］跟他以前效忠的文治政府决裂，要成立一个听他指挥的政府，就像那听张作霖指挥的北京政府一样。工会曾经是他文治的盟友，而他转过来对付他们的残酷，不是任何政敌所能望其项背的。上海有两百个工会领袖被杀，他们的组织被镇压；同样的手段，也由他的同伙在广州、南京施展。这所意味的，不只是“粉碎共产主义”。用这样的行径来宣称自己是孙中山民主民族主义的继承人，是多么的不堪啊。葛内特在6月3日收到胡适的信以后，立刻就回了信：你（5月17日）从日本的来信今天收到。我一直想写一封长信给你——我希望很快就会写。然而，上个月我大半因为生病躺在床上，现在又有一大堆的工作。
我希望你不要太过倒向“温和派”，要保持独立。同时你不要被盎格鲁-萨克逊人的傲慢给吓倒了，他们总是以对待外国人的好坏作为一切的基准。我想要保持宽广的视野来看事情，在中国恐怕要比在此地难得多了，在上海则根本是不可能的。
这是革命。我们自由派的人特别容易有那种伯克（Burke）[注：英国哲学家，反对法国革命］和华兹华斯（Wordsworth）[注：英国诗人，原先支持法国革命，革命激化以后，转而反对］都有的盲点。所有革命都是可怕、血腥、幕力的；他们不是绅士、书生领导的；它们就像密西西比河的巨流，拒绝顺着人工筑好的堤岸流。近看，它们是人人可诛的。远看，则是人类艰辛奋斗过程（战争与革命以及人类所留下来的一笔烂账）里不可避免的一部分，而且整体来说还算健康。“波士顿茶叶事件”（Boston Tea Party）[1773年12月16日，美国独立革命分子把英国货轮上的茶叶抛进波士顿海港］是一件非法、幕力、抢劫、破坏资产的行为。然而，它成了今天所有爱国的美国人都歌颂的一件事。法国革命对当时的人来说，就像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看待俄国革命一样。你们中国的革命，即使在南京、汉口发生的事都是真的，其实算是相当平和的。
有时候历史必须是跳跃式的，就像那缓慢的物竞天择的演化过程骤然间因为突变而加速一样。我认为中国就处在突变的关口上。虽然从细节上来看，汉口的群众可能是错的，然而他们在心理上是正确的。中国自已不去拿，列强是不会给的。你已经看清了美国慈样地站边看（inertly benevolent）的模样。我们的国务院不会积极地作恶（虽然它可能会被驻外的使馆官员吓倒）。跟其他列强相比，美国的政策似乎还算好的。然而，我们也不会有什么积极的政策。除非你们逼我们，什么都不会发生的。 中国的“体面人士”——可亲的将军、外交官员、你认得的好人，甚至蒋介石、威廉斯（C.C.Williams）[注：不知是否指当时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C.S.Williams］——都不会通我们[注：美国］的。“温和派”只会去泼那必须肩负这运动前进的群众冷水。汉口火速地组织工会和农民协会是正确的，虽然他们跟学生一样，在一开始的时候太躁进了。没有这种群众的民间组织，国民党的运动只会制造更多的内战。从我所在的安全距离看过去，所有过激的行为、南京的谋杀只不过像是针扎皮肤一样——跟亚洲的觉醒相比，这算什么呢！如果我人在那儿，我可能感觉不同。可是我是安全、平静地（philosophically）身在此处。
所以，我希望你不要太深不可拔地加入那帮人。就像你说的，保持清高、独立但又同情，就会是一种力量；如果你卷入党派的旋涡里，你将只是平添了一个祭品而已。
我们的战舰在那里，一定已经成为上海、天津人下意识里的一部分。但那只是表象，一点都不重要。跟那百万的中国人新发现的自我意识以及国家尊严心相比，那算什么呢！在这整个过程完成以前，外国人必须要受苦——虽然这对那些正派、和善的个人来说是残酷不公道的。没做过坏事的人必须要代人为过往的错误受过。但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甜蜜正义的世界。我们太过于计较个人的痛苦与他人的错误，并不会使这个世界变成甜蜜正义。
结果，这封信还是变成了一封长信。我希望你不会觉得我是大放厥词。我希望你会大致同意我的看法。我希望不久以后连索克思都会停止弹他那上海的老调。
葛内特对胡适一直没放弃。他在7月13日又写了一封信给胡适：我希望你不要试图谈政治！第一，我不认为那是你之所长。第二，我怀疑在中国革命火焰的周边能作出什么有价值的政治思考呢。你几乎不可能不让你的想法不跟眼前的人物与问题纠结在一起。再说，1927年发生的事情，到了1937年，就无关紧要了。事件还在酝酿之中，我们连在母亲的子官里的胎儿是男是女都不知道如何去辨识，我们连后面会发生什么都不知道，能妄想用我们的意志去衡量甚至去导引历史的进程吗？也许这是一种政治虚无主义——被动——的想法。但是，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亦即，许多“好心人”的好意，其实正在阻碍、扭曲一个伟大的解放力量的发展。
胡适对国民党灰心失望以后，一度非常消沉，几乎不跟国外的朋友写信。但这是本传下一部的故事。1928年，徐志摩要到美国去，胡适在6月14日写了一封信给葛内特，把徐志摩介绍给他：我对你、对所有我在美国、欧洲的朋友不可原谅地沉默了那么久，我每一想到就觉得很羞耻。原因是我如果要告诉你中国的事情，就非得写一本书不可。而我又没时间写，于是就一直沉默到今天。
现在我就用我的诗人朋友徐志摩来权充为一本书送到你那儿去。他会告诉你我的一切， 以及所有你想知道的事情——但你必须保证你会好好招待他，同时不要用你的布尔什维克思想把他吓跑了。
胡适反对布尔什维克，确是始终如一；徐志摩跟胡适如出一辙。所以，他幽了葛内特一默。细心的读者一定注意到了，即使在最右倾激进、为国民党辩护不遗余力的时候，胡适也没用过“帝国主义”这个名词。对于“反赤化”，胡适从来就没松懈过。
“浪子回头”
如果我们从忠爱美国至死不渝的角度来看，胡适是没有“浪子回头”的经验的。不过，胡适在1926年到1927年之间右倾激进，揭橥革命有理，呼吁废除不平等条约，1927年回国以后又矢口不谈革命，不参与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从这个角度来看，胡适确实是“浪子回头”了。令人玩味的是，这也是谢福芸女爵（Lady Dorothea Hosie，1885—1959）对胡适的观察。
谢福芸女爵生于浙江宁波，在温州长大。她的父亲苏慧廉（William EdwardSoothill，1861—1935）是英国卫理公会（Methodist）的传教士，1920年担任牛津大学的中文教授。1882年他到温州传教，建教堂，设学校，开医院，制定温州话的罗马拼音系统，并用温州话翻译《新约圣经》。三年后（1885年），谢福芸出生。大概就在这个时候，谢福芸的父母认识了她后来的先生谢立山爵士（Sir AlexanderHosie，1853—1925）。谢立山是英国驻华的外交官。1876年他被任命为“驻华学生翻译”。他在中国的领事生涯，可以用闯荡东西南北来形容，足迹所至，包括芜湖、重庆、温州、曲阜、厦门、九江、梧州等地，以及四川总领事。1905年他升任英国驻华大使馆经济参事。1888年到1891年，他在温州任职。可能是在这个时期他认识了苏慧廉夫妇。谢立山是一个勘察家。他在领事任内，到处游历，写了好几本在四川、贵州、云南、西藏、满洲勘察的书。1913年，时年六十岁的谢立山跟谢福芸结婚，谢福芸是他的第二任夫人，小他三十二岁。1925年谢立山过世，谢福芸才四十岁。
谢福芸的《一个中国女士及其同代诸人的肖像》（Portrait of A Chinese Lady and Certain of Her Contemporaries），描写的是1920年代革命思潮方兴未艾的中国。1926年，苏慧廉作为英国退还庚款委员会调查团的秘书到了中国。谢福芸及其母亲也一同回到中国。作为传教士的女儿，本人又是一名虔诚的教徒，她这本书的宗教色彩是极其浓郁的。该书布局极具匠心。“宋太太”和“孔励诚”（Encouragerof Sincerity）是贯穿全书的主角。“宋太太”的父亲早年留学巴黎，“宋先生”留学美国，“宋太太”也在美国住过。“孔励诚”是翁之意，是清末名臣翁同龢的第三代的侄儿。穿插其间的大小人物数不胜数。有像沙丁鱼一样挤在长江渡轮三等舱里的穷人、民工；有黄包车车夫；有麻风病人；有示威反对帝国主义的学生；还有初尝反帝宣传的仆役。外国人当中，有英国庚款调查团团长卫灵顿公爵（LordWillingdon）；有传教士；有国民党北伐时被打死的金陵大学副校长。书中的中国名人，有她用化名描写的王景春（Spring Landscape）、胡适（Professor of Logic）、丁文江（Dr. Ling，River of Learning），这三人是英国退还庚款委员会里的中国委员。
这本书是一个重要的文献。葛内特在批判索克思时，提到了“上海氛围”（Shanghai atmosphere）与“上海心态”（Shanghai mind）。他所特指的，是上海租界洋人的众生相，包括殖民官员、商人等。这批久享特权的人不愿意改变是可想而知的。而谢福芸代表的是比较温和的传教士，而且拥有汉学家庭的背景。然而，在这个温和的表象下，是那具有文化、宗教优越感的居高临下（condescending）的心态。通过《肖像》一书我们可以把谢福芸“温和”、“爱护”中国的观点作为反射镜，来照亮爱美、亲美的胡适后来高唱他那“五鬼乱华”论的背景。
谢福芸以第一人称的口吻，把她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说给“宋太太”听。中国的贫穷、落后、混乱与疾病固然是作者悲悯的对象，但它们扮演的是衬托（foil）的角色，以此衬出中国与西方的巨大差距。一方面是西方人大国泱然的气度、悲天悯人之心、君子之风与男性的气概；另一方面则是中国的贫穷、疾病、散乱以及中国人“唯女子与小人”一般的浅陋、自私与无知。从这个角度看来，对于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谢福芸和胡适的看法是一致的。就像胡适在《国际的中国》以及漫游回来所一再强调的，中国的问题不是帝国主义，而是“五鬼乱华”。
更有意味的是，谢福芸的《肖像》是一个寓言。她笔下的这个民族既忘却了自己的传统，又不识西方深邃的文化，为了挣脱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大饮布尔什维克之鸩止渴，浑然不知谁才是真正的朋友。在这个寓言里，胡适是一个终于知道回头的浪子。
《肖像》不但是一个寓言，而且书中的故事属于天方夜谭的范畴。如果戏用章回小说体来简述，第一回的回目就是：“英国佬骑机车让路苦力，怒叱交警不知恤弱怜贫。”这个英国佬是谢福芸在长江渡轮上遇到的一个青年英国商人。谢福芸对“宋太太”说，她一定很清楚中国警察对苦力是颐指气使、官架十足的。这位英国商人最不能忍受的，就是中国警察为了让他的机车先行，硬是把一整排汗流浃背、摇摇晃晃、扛着上百斤面粉袋的苦力给挡了下来。他义愤填膺地说：“我拒绝接受这种为了我而草芥苦力的做法！我踩刹车所费的吹灰之力，远逊于他们让我先行所必须承受的重荷。我总是挥手让他们先过，再狠狠地教训那警察。”
跟这年轻英国商人的悲悯之心成鲜明对比的，是“宋太太”那“自古以来就是如此”的心态。她听了谢福芸的这个故事以后，说许多西方人确实是恤弱怜贫，但是，她接着又说：“请不要太怪罪警察。他们所遵循的，是我们旧官僚世界的传统。有权有钱的人，总是在劳力者和苦力之上。”
至于西方人是否总是能体恤苦力，那可能就要看个案了。罗素根据他在中国和日本旅游的经验说：“在日本，欧洲人不会用打的方法要人力车夫跑快一点儿，私家车司机也不会下车掌掴挡路的行人。在北京，我就看过一个美国人的司机这样做。欧洲人跟美国人并不喜欢日本人，但他们对日本人的尊重，我很少看到他们用在中国人身上。原因很简单，日本有强大的陆海军。”
这天方夜谭的第一回，是用西方人悲悯之心来衬托中国上层阶级的独善其身，欠缺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同情心。英国人懂得体恤苦力，不准交警要苦力让路。反之，先生留美、自己也住过美国的“宋太太”，认为警察颐指气使是自古以来皆然的传统，不足以大惊小怪。遗憾的是，上行下效，“宋太太”如此，她乡下人出身的“阿姨”也如此。第二回的回目可以是：“大副笑谅三等舱乘客不懂现代设备，‘阿姨’捏鼻嫌乡巴佬又脏又臭。”在长江的渡轮上，谢福芸请这家外国轮船公司的大副陪她到三等舱走走，因为她害怕独自下去，担心会被三等舱的乘客觉得她是去观光他们的穷相。“喔！水龙头的水又开着让水流。”大副和蔼地说着，若无其事地顺手把洗手间的水龙头关上。他对谢福芸解释说，三等舱的乘客没用过自来水，不能怪他们不了解船上供水是滴滴皆辛苦。
谢福芸说三等舱的乘客大部分都很安静。除了在医院，她从来没看过那么多人腿上长着烂疮。偶尔，会有一个老妇对谢福芸点头，那掉光了牙齿的嘴笑开着，那张脸是皱纹的组图。谢福芸会停下来问她吃过饭了没。有时候，有些妇女会凑得很近，审视谢福芸的脸、握她的手、摸她衣服的质料。有一个妈妈，满头的头发打着结。谢福芸同情地说她没时间和精力梳洗。她一手拍着她肩上的孩子，一手握着谢福芸的手、感受她的肤质。“喔！看！多白啊！多嫩啊！”她举着谢福芸的手让周遭的人看。谢福芸感伤地自语着，那是因为她有肥皂可用，有热水可洗，还有小棉巾可揩干。而对这些穷人而言，这些都是奢侈品。
谢福芸从三等舱走上头等舱的时候，差一点就跟“宋太太”的“阿姨”[注：原文是Amah，20世纪初洋人对女华佣的称呼］以及她带的云云与聂聂姐弟撞个满怀。“宋太太”的“阿姨”原来也是乡下人。“宋太太”说她现在可时髦了。谢福芸说“阿姨”的头发梳得光亮、牙齿洁白、双手光洁，那是多少块肥皂、多少热水的功绩。她恻隐地想着才五分钟前，在她现在站着的甲板十四英尺之下，握着、触碰着她自己的手的那些沾满了泥垢、皱巴巴、像乌爪的手。
“‘阿姨’！三等舱里的乡下人可真多啊！我不知道他们要上哪儿去？要去做什么？”
“喔！那些人！满山满海！多得就像是海里数不完的鱼一样。天知道像他们这样的人已经够多了，为什么还生个不停！”
“他们是好人，老实。”
“哼！满身是疮和虫虱！天知道他们挤在这船上做什么？像他们这样的人，有哪儿可去啊？”
“也许他们往上江去有事。就像我们，我们是在旅游。”
“阿姨”走到梯旁，优雅地凑出她的鼻子，往下小吸一口气：“臭！真臭！他们怎么也不洗一洗，让自己体面一点儿？云云！聂聂！我们走到另一头去！当心别让那臭气给弄出病来了！”
中国人不只是独善其身、欠缺同情心。他们即使有心行善，却完全没有章法，浑然不懂得如何去逐步地解决贫穷、疾病的问题。谢福芸说“宋太太”谈起老百姓的脏与穷的时候双眼噙着泪水。她说她跟她先生就只两个人，他们捐钱赈济，教导佣人卫生习惯。但这只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谢福芸说她告诉“宋太太”这种悲观的态度不对。没想到“宋太太”却突然慷慨激昂地说：“我但愿我们乡下的妇女能够不再裹她们脚。我觉得好像需要用炸弹才能强迫她们改变旧习。”
谢福芸没说她是如何开导“宋太太”的，只是大而化之地让“宋太太”作了比较和权衡：是用炸弹的方法呢，还是用思想改造的方法？是找捷径呢，还是像造高速公路一样循序而进？她在长江渡轮上想：“江上的微风吹散了人群身上的体臭与病菌。我知道，在所有传教士办的医院里，就有人不会独善其身地躲到头等舱去，就有人会用他们的脑、他们的心、他们的手去医病、去防患疾病，‘济世爱民’（Sursum cords）。”两相对比，高下立分。
第三回可以设回目：“卫灵顿公爵搭江轮不愠推挤，下黄包车不嫌汗水按车夫肩头赞好。”卫灵顿公爵（Lord Willingdon）曾任加拿大、印度总督。1926年，卫灵顿公爵率领英国庚款委员会到中国，谢福芸的父亲是该委员会的秘书，胡适是其中的中国委员。两天后，她在南京巧遇卫灵顿公爵一起等渡轮。她说英国庚款委员会的其他委员都搭乘火车到下一个城市去了，只有卫灵顿公爵跟他的贴身侍卫在岸边等着船。
谢福芸说她亲身经历过。她知道在中国上下轮船，大家争先恐后，是一件多恐怖的事情。有一次，她要下船的时候，船上一个东地中海来的船员自告奋勇帮她带路。结果，他在用喊用叫的方法无效以后，就拿出拐杖，开始用打人的方法开出一条路来。然而打也没用，因为他身后马上就汹涌来跟进的人。谢福芸说她大叫，叫他不要打人。可是他听不见，继续用拐杖打人开路。等这个船员回头发现谢福芸没跟着他，才停下来等。他对谢福芸说，这样走，大概需要一个钟头的时间才下得了船。谢福芸说她不在乎。船员对她说不可以，因为这些人身上满是疮、癣跟沙眼，她会被传染到。谢福芸说：“我等下可以去洗个澡，但这些人不可能。你自己先走，别管我，我求求你。”谢福芸说这个有骑士之风的船员，只好陪她，不用打人的方法，慢慢地终于走下了船。谢福芸说中国人对用打人的方法开路并不震惊，因为多少世代以来，这就是有钱有势的人的做法。
谢福芸说她远远看见卫灵顿爵士的时候，他就站在一群脏兮兮、互相推挤着但快乐的“小孩子”中间。“小孩子”是典型的白人描写有色人种的用词——跟白人相比，有色人种在体质、心智上就像是“小孩子”一样。在那些“小孩子”的衬托下，白哲的肤色、六英尺高的身躯，使他看起来就像一株白杨矗立在随风摇曳的黑麦田里。谢福芸描写说：当中国穷人等于是把他们身上的穷人味贴身呼吸到他身上的时候，这位伊顿（Eton Eleven）[注：英国贵族中学］板球队的队长；如果爱干净的天性使他立即闪躲，那应该是可以原谅的。然而，那是一种神奇的心理因素，那些驰骋于“公爵板球场”（Pavilion at Lord's）的君子，通常就是最不愿用打人的方式在负重、穷人群里开路的人。我相信，一个运动员，最不愿见到另一个运动员在人生的竞技场上被不必要也不正当的方法阻挡。在人群中慢慢前进的卫灵顿公爵，他脸上表现出来的，就是关怀而无他。悲悯之心用血红的针刺着他的心。我们走到甲板上呼吸着新鲜空气，他说：“可怜的人。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改善他们的生活，如果我们做得到的话。”
谢福芸说，她再一次见到卫灵顿公爵是在杭州。他们去参观丝厂。如果能不坐人力车，英国代表团的人是绝对不愿意坐的。然而，谢福芸说，他们别无选择。而且，如果有其他的选择，那就表示那些车夫当天就没钱可赚、没饭可吃。总之，等他们到了丝厂，卫灵顿公爵下车的时候凝视着他的车夫足足有一分钟之久：那车夫赤裸的胸膛上下起伏着，气喘如牛，汗流浃背，但他的眼神和嘴角带着完成壮举的微笑。“好个结实的小伙子！”卫灵顿公爵终于出声。他虽然是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种族，但他看得出来车夫跟他一样，都是愿意接受砥砺的人。他把一只指头抵在车夫全是汗水的肩膀上，让车夫掉过头来，以便好好地端详他的脸。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对那车夫说：“你该得到这个世界上所能给你的最好的东西。”车夫神采飞扬。他虽然一个字都听不懂，但他看得懂那神色、听得懂那声调。
在谢福芸的笔下，上从殖民地总督，下到住在上海的商人，英国人都能体恤苦力和乡巴佬。反之，中国人视他们如草芥。第四回：“乡巴佬逛永安百货遭歧视，谢福芸挺身庇荫。”在春暖的一天，谢福芸跟她母亲到上海的永安百货公司去，她们遇到了一对乡巴佬：先生头发花白，头颅后还拖着一条稀疏寒伧、久已未经发匠整理过的辫子。他上身穿着粗厚的冬衣，下身是典型的农民的布袋型的长裤，一口的牙齿不是断了，就是没了。他的早烟斗就插在腰带上，那装着打火石的皮袋斜在一边。那太太呢！矮短的身材，就守本分地走在先生后头。她也还穿着冬衣。藏青色的棉袄，臃肿地裹着她的上身一直到她的长裤，腰间束着一条藏青色的工作裙。她那两只手满是皱纹，而且布满了做粗活所留下来的裂缝。但最令那新上海人觉得丢脸的，是她那一对小脚。
这对乡巴佬走进永安的时候，所有柜台的工作人员都倒吸了一口冷气，不知所措。谢福芸母女进了电梯，乡巴佬夫妇也跟进。
“您好！我们也要上去。这一定是我儿子告诉我的那个自升房吧！”
电梯服务生把电梯门关上。
“我们的儿子说我们可以免费来这儿看些新奇的东西！他说一分钱都不用花。所以我们来了！”谢福芸伸出手握住了乡巴佬太太的手，两人就开始鉴赏彼此的手。谢福芸说乡巴佬太太握住她的手，就好比是抓住怒海里的锚一样。乡巴佬太太知道，在精神上，她和谢福芸母女的距离要比她和百货公司里那些衣装亮丽的中国人近得多了。
“很好看，新中国很好看。”
“我们该上哪一层呢？您说呢？”
“就跟我们到顶层去吧！然后再一层一层地逛下去，反正——”
“对！反正不花一分钱！”
到了永安的顶层，谢福芸母女开始看她们要的东西，乡巴佬夫妇也各自分开去逛。乡巴佬逛着逛着，高潮就出现了。谢福芸说旧中国让西方人百思不解的地方，就是那非吐痰不可的冲动。眼看乡巴佬就要往地毯上吐痰，一个工作人员飞快地带着一个痰孟冲将过去，沉着脸低声叱着：“不准在地毯上吐痰！”这下子弄得乡巴佬尴尬万分，不知所措。
“来！来看我们买什么东西！”谢福芸母女喊他们过去，且叫服务人员搬两把椅子给他们两位坐。等工作人员发现她们母女不但不轻蔑这两个“高贵的乡巴佬”，而且还礼敬他们以后，对他们也和善起来了。乡巴佬夫妇看着谢福芸母女选货品。过了一阵子，他们不耐烦了，就又开始自己去闲逛了。谢福芸说，她学中国人的方法，用鼻子往上一挺，指着他们臃肿的背影，微笑着对年轻的工作人员意有所指地说：“乡下人！好人！”
谢福芸母女买好东西，搭电梯到底层。真巧，碰到了“宋太太”带着云云在等电梯。她们寒暄了一阵，约好“宋太太”第二天来喝下午茶。就在“宋太太”跟云云进电梯的时候，那对乡巴佬夫妇走到楼梯的转角处，正对着谢福芸母女。谢福芸说：“我们一面走向百货公司的大门，一面挥手道别；这两对阶级高下不同的中国人也向我们挥手——他们彼此互不认识，各自活在不同的世界里。”
“宋太太”跟乡巴佬夫妇之间的鸿沟，说白了，就是阶级的鸿沟。这阶级的鸿沟，跟种族之间的鸿沟，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可以相生相济，也可以相冲相克。且看我选出来的第五回：“中国人与狗不得入内？怎忍见苦力糟蹋人家的清净地。”谢福芸说：想当年，英国领事馆向公众提议在臭气冲天的黄浦江畔辟建公园，中国人一点兴趣都没有。毕竟，公园是西洋人的玩意儿。对这种惹人厌的、洋人才会措意的事，两江总督是敬谢不敏的。他们爱怎么做，是他们的事，反正那块地方是拨给他们去胡作非为的。即使过了好多年，要想让租界里的中国人去关心市政，简直比登天还难。中国人对政府的态度是，除了交粮纳税以外，越不管越好。
然而，时代变了。上海人现在抱怨外滩公园曾经在大门挂有“中国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谢福芸说那虽然只是一个传说，但人人相信。最不可理喻的是半吊子、不中不西的学生。谢福芸后来坐西伯利亚铁路的火车回国的时候，就碰到一个香港大学毕业的“陆先生”。“陆先生”说他就见过那个牌子。谢福芸质问他什么时候去上海的。“陆先生”说是4月。谢福芸说，那段时间她也在上海。有两个星期，她每天都去外滩公园。她仔细地看了所有的牌子和告示，但始终没找到所谓的“中国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谢福芸说那场争辩一点用处都没有，她只希望“陆先生”有一天能扪心自问，自己究竟是亲眼见到那个牌子，还是道听途说的。
谢福芸说她在天津的时候，有一天跟“励诚”在街上走。到了天津公园，由于艳阳高照，她很想到花园里坐下来休息一下。
“励诚！如果你跟我进去，你想他们会赶你出来吗？”
“我不知道。照理说，管理员会赶我。但他也许不会， 因为我穿着缎子做的袍子。如果你想进去，我们可以试试看。”
谢福芸说，他们进去的时候，没人拦他们。公园里有几个带着外国孩子的“阿姨”，有的在打毛线，有的则在聊天。于是她下了一个结论：“那声明公园是专为外国人使用的、具有歧视性的告示，其动机不在于种族，[而是阶级］。”她问励诚：“他们不让你进公园，或参加俱乐部，那会让你满腔愤慨吗？”
励诚笑了，“一点都不会。第一，我该做的事情太多了，哪有闲情逛公园。而且，我喜欢散步，胜过坐在板凳上。其次，我体认到中国人实在太多了。如果进来几千人，那还有什么地方可以留给你们外国人呢！而这公园还是你们建的呢！还有，我们中国人难道不了解那些没受过教育的阶级的毛病？那些从来就没过过好日子、连一块手帕都没有的苦力，对于他们的举止我们还能期待什么呢？”
他们接着谈：如果让其他亚洲人——像日本人、印度人——进公园，却因为中国人太多，而不让他们进去，好像又太不公平了。于是他们想到收费的方法，却又觉得那不是一个好主意。最后，励诚说：其实穷人真的需要公园。其他人大可以盖他们自己的公园。我真的感到很惭愧。原先是种族歧视所造成的隔离，现在堕落成有钱人跟没钱人的隔离，而我们却坐视着不去改善！
谢福芸说她跟励诚的这段谈话，使她想起了王景春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王景春是中国铁路的督办。有一次，他坐着有自己包厢的火车，到了长江，下了车，想投宿一对欧洲夫妇经营的旅店，结果被拒，因为他那天没穿西装。他对谢福芸说，那家旅店的主人一点恶意都没有。他们很客气地告诉王景春他们只是担心其他外国客人会不高兴。有趣的是，王景春的秘书，穿着一身剪裁不合宜、看起来像睡衣的西装，却得以入住。王景春后来就睡在自己的包厢里。他说虽然没有人喜欢吃闭门羹，但不住旅店，反而是替他省了钱。对那件事，他一点都不在意。他对谢福芸说：“想想外国人早先来中国的时候，到处碰壁、到处受到限制。这可以算是他们以其人之道来还治其人的一点回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