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用埃及苦行僧活埋的表演来代表“东方精神文明”，这真证明了裴斐说的选择性取样的批评。裴斐所想的是人力车夫的例子，他恐怕万万意想不到，埃及苦行僧（Fakir）哈密（Hamid Bey）在美国新泽西州表演活埋的故事，胡适会用来一杆子打翻所有的“东方文明”。
我在《璞玉成璧》里提到，胡适留美最激进、最具有批判力的时候，能够指斥为袁世凯宜传帝制的古德诺的“东方主义”。曾几何时，胡适自己也落人了“东方主义”的窠臼而不自知。他可以把埃及、印度与中国这三个相距几千里的文明，一笔划为“东方”，而全部“爬虫化”。
胡适不只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东方主义者”，不经意间还流露出对黑人的歧视。留美时期，胡适曾义愤填膺地为被歧视的犹太人、黑人仗义执言，而今的倒退何止以千里计。埃及苦行僧的故事，是翻译《纽约时报》1927年1月21日的一则报道：《苦行僧活埋数小时，打破胡帝尼的记录》（Fakir Buried Hours，Beats Houdini Time）。胡适可能翻得太快，又有先人为主的观念，有几处误译。比如，胡适说：“到一点一分的时候，哈密道人忽然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原文是说：“到了一点十分的时候，哈密道人‘哎’的一声就全身僵直了。”（Then at 1：10o’clock the Bey made a gasping sound and stiffened out in the cataleptic state.）胡适说哈密道人活埋的时候，观众到主办者的家里吃三明治喝咖啡，“大家谈着‘人生无涯’一类的问题，静候那活埋道人的复活。”其实，那是胡适自己想到他所痛恨的庄子的话。“大家”不是在谈“人生无涯”，而是在谈“人生无常” （Life is anindefinite thing）。
然而，胡适在翻译这则新闻时，最致命的不是误译，而是他的种族歧视。胡适说：“到了下午四点，三个爱尔兰的工人动手把坟掘开，三个黑种工人站在旁边陪着——也许是给那三个白人同伴镇压邪鬼罢。”原文是：“将近四点的时候，三个爱尔兰的掘墓工人开始把苦行僧挖出来。三个黑人掘墓工人在一旁待命。”（Near 4 o'clock，however，the three Irish gravediggers began to uncover the fakir.The three negro gravediggers stood by ready to“spell”their companions.）
毫无疑问，原文里的“spell”是一个双关语，是“换工”、“轮替”的意思，但有意加上了引号，当然有“念咒画符”帮助、保护同伴的意思。从这个角度来说，胡适的“镇压邪鬼” 自然可以算是跨文化翻译的神来之笔。然而，如果那神来的译笔助长了跨文化的偏见与歧视，则反而变成一种跨文化了解的障碍。在当时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的氛围里，爱尔兰人也是被歧视的人。但他们在美国社会的种族等级里，当然排在黑人之上。然而，对作为中国人、黄种人的胡适而言，爱尔兰人即使是掘墓工人，横竖还是白人。而那三个“黑种工人”居然就像中国民俗里摆在门前镇邪用的“猛兽”、“怪兽”，“是给那三个白人同伴镇压邪鬼”用的！这是把黑人“野兽”、“猛兽”化。
幕间小结
“吾辈已返，尔等且拭目以待！”
（You shall know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
胡适第一次在日记里提到这句话是在1917年3月8日，就在他学成归国前四个月：“You shall know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Iliad， xviii，1.125. [《伊利亚特》第18卷第125行］英国前世纪之“牛津运动”（The Oxford Movement）（宗教改良之运动）未起时，其未来之领袖纽受（Newman）、福鲁德（Froude）、客白尔（Keble）诸人久以改良宗教相期许。三人写其所作宗教的诗歌成一集。纽受取荷马诗中语题其上，即上所记语也。
其意若曰：“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罢！”[“吾辈已返，尔等且拭目以待！”］（语见Ollard，Oxford Movement）
其气象可想。此亦可作吾辈留学生之先锋旗也。
这则日记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吾辈已返，尔等且拭目以待”这句话既然“可作吾辈留学生之先锋旗也”，则基本上它是胡适拿来跟归国留学生共勉的座右铭。第二，胡适给这个座右铭注明了两个出处，一是《伊利亚特》第18卷第125行，二是欧拉所著《牛津运动》。
引而不注，是胡适的一个坏习惯。然而，在此处，他不注则已，一注就有两个出处，但其实根本就是同一个。所谓“《伊利亚特》第18卷第125行”也者，其出处其实也是欧拉的《牛津运动》， 1915年出版的《牛津运动简史》（A ShortHistory of the Oxford Movement）。欧拉在征引这句话的时候，就作了一个注脚说明：“纽曼用的是不拘于原文的译法。”接着附了希腊原文，他说如果直译，意思是：“让他们知道我已刻意休战太久了。”换句话说，是纽曼挪用了荷马，赋予旧词以新义。
胡适引用纽曼这句话来当座右铭的时候，常会说“牛津运动”的目的是他所不能苟同的。用欧拉的话来说：“这个运动的起源是一种狂热，亦即，要用把‘英国国教’的真与美完全呈现出来的方法去侍奉上帝．”胡适一辈子讨厌宗教，但他不因人废言。他抛去了纽曼引言的宗教理念而取其精神。换句话说，胡适的做法，是引用纽曼在发动其宗教运动时所说的豪语来浇他心中的块垒。这种做法，就是典型的后现代主义定义之下的“挪用”。
回国后的最初几年，胡适最喜欢这句座右铭。值得注意的是，他用这个座右铭来共勉的并不一定是归国留学生，其对象还包括中国的在学学生与毕业生。当然，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已经准备留学，可以说是准留学生。在这一点上，最好的例子，就是1919年3月22日他在“少年中国学会”筹备会上所作的《少年中国之精神》》的演讲。“少年中国学会”从1918年6月30日开始筹备，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学会中好几位重要的成员，如王光祈、曾琦、李璜等人，后来都留学法国。
《少年中国之精神》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少年中国的逻辑”。他要少年中国注重科学方法：一、要注重事实；二、要注重假设；三、要注重证实。第二个部分是“少年中国的人生观”，包括下述几个要素：一、须有批评的精神；二、须有冒险进取的精神．三、须有社会协进的观念。第三个部分是“少年中国的精神”，这就是胡适征引纽曼那句座右铭的地方：少年中国的精神并不是别的，就是上文所说的逻辑和人生观。我且说一件故事做我这番谈话的结论：诸君读过英国大的，一定知道英国前世纪[19世纪］有一种宗教革新的运动，历史上称为“牛津运动”（Oxford Movement）。
这种运动的几个领袖如客白尔（Keble）、纽曼（Newman）、福鲁德（Froude）诸人，痛恨英国国教的腐败，想大大的改革一番。这个运动未起事之先，这几位领袖作了一些宗教性的诗歌，写在一个册子上。纽受摘了一句荷马的诗题在册子上，那句诗是： “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again！”翻译出来即是：“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看便不同了！”[“吾辈已返，尔等且拭目以待！”］少年的中国，中国的少年，我们也该时时刻刻记着这句话：“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看便不同了！”
这便是少年中国的精神。
1921年4月30日，胡适在日记里记录了他在天津的演讲，以及他引用的座右铭：[晚］七时，赴旅津全国校友联合会的成立大会宴。我此次是为此李来的。此会由青年会中人发起，意在维持各校毕业生执业后的道德，并想提倡社会服务的精神，但略带宗教色彩……
我的演说——《个人与他的环境》——大意如下：一、个人是环境的产儿。环境的势力诚然很大，个人的努力往往石沉大海，似无可为力。
二、但个人确也有改造环境的可能。例如洪杨乱时的曾国藩一流人。
三、个人应尊重自己良心上的判断，不可苟且附和社会。今日我一个人的主张，明日或可变成三个人的主张；不久或可变成少数党的主张；不久或可变成多数党的主张。
四、 引纽受（Cardinal Newman）的格言“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 [“吾辈已返，尔等且拭目以待！”作结。社会的改造不是一天早上大家睡醒来时世界忽然改良了。须自个人“不苟同”做起。须是先有一人或少数人的“不同”，然后可望大多数人的渐渐“不同”。
1926年7月1日，胡适在北京“求真学社”演讲，这篇《给“求真学社”同学的临别赠言》非常值得回味。胡适回顾了他留学归国数年的心路历程，其中，他再次征引了纽曼那句座右铭：今天承“求真学社”诸同学的盛意欢送，我非常地感谢。但是谈到我个人以往的努力情况，我却觉得非常惭愧。我从前留学美国，当时忽想学农业，忽想学文学，终于转到哲学的路上去。可见得当时我对于自家所学的志愿，已经是很漂浮无定的。
到了回国以后，以少年气盛，对于国家的衰沉，社会的腐败，很不满意，故竭力想对于这种行将倾颓的社会国家，作一番大改造的功夫。可是在这种积重难返的社会国家里，想把这两千年来所聚累的污浊一扫而空，把这已经麻木不仁了好久的社会打个吗啡针，使它起死回生，真不容易。也许是我个人的学问不够，经验不足。努力了这许多年，转眼去看看社会，还是一无所动。而且看看这两年来的情形，政治愈演愈糊涂，思想愈进愈颓败。此外如人民的生计，社会的风俗习惯，都没有一件不是每况愈下，真是有江河日下之势。
曾记得有一个故事，这里很可以引来谈谈。就是以前牛津（Oxford）大学里，有一种宗教运动“Oxford Movement”[牛津运动］o Newman[纽更］、Keble[客白尔］等结合了一班同志，组织了一个类似你们现在所组织的“求真学社”的团体。他们把每回讨论的东西和他们写的宗教诗，都集到一本小册子里去。在这小册子的头一页，Newman引了荷马（Homer）的诗，作他们的格言（motto）。这诗译成英文为：“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
我现在用白话可以把它直译如下：“现在我们回来了，你们请看，便不同了！”[“吾辈已返，尔等且拭目以待！”］他们这种运动，据我们看来，虽不大对劲，但是他所引的这句诗，却很可以做我们的一个针砭。我常说纽曼（Newman）所引荷马的这句诗，应该刻在欧美同学会的门匾上，作为一种自誉的格言。现在我们都已回来了，然而社会的腐败机轮，依然照旧地轮转着。发表演讲两个多星期之后，胡适就要转道西伯利亚到美国开退还庚款的会议。7月17日下午，胡适启程，送行的人，除了家人以外，达四十人之多。18日，到奉天。19日：“早七时到长春。有中日人士多人在车站迎接。住大和旅馆。十时半，往自强学校演说并参观。”根据胡适给葛内特的信，他在长春作了演讲，又引了那句座右铭：在长春，南满铁路东边的终点站，我在离开中国的前夕给中国学生作了一个演讲。我告诉他们我新有的乐观主义。我告诉他们九年来我眼看着中国的政治每况愈下，可是我一点都不悲观。我们所种下的种子绝不会白费的。那秧苗仍然稚嫩，还不会让人注意。可是，它们正茁壮着。总有一天，它们会带来丰收的。我告诉他们我的座右铭：“吾辈已返，尔等且拭目以待！”那是荷马的话，纽曼把它写在他跟他的朋友发动“牛津运动”之前所写的一本诗集里。
胡适在19日夜里九点半上车，20日早七点到哈尔滨。在哈尔滨过了一夜，21日夜里九点半上车，22日八点半到满洲里。办理了出境手续以后，胡适搭乘的火车在十一点离开中国的国境。
火车横渡西伯利亚的时候，胡适把他随身带着的荷马的《奥德赛》、《伊利亚特》拿出来读。7月27日的日记说：“连日读Homer's Odyssey，用Andrew Lange[安德兽-朗格］的散文译本．此书十五年前想读，终不得读。”7月28日，胡适的火车过了乌拉山，进人欧洲境内．当天的日记：“读完The Odyssey。此书出于多人之手，时代亦不一致，故作品有高有低。其最后十二篇写Odyssey之归，淋漓尽致，当是高手之作。
胡适1926年带在旅途上阅读的《奥德赛》，现存北京大学图书馆胡适藏书处。《璞玉成璧》里提胡适1911年1月30日的《留学日记》。当天是农历新年，他得到了荷马的《奥德赛》：今日《五尺丛书》送来，极满意。《五尺丛书》（Five Foot Shelf）又名《哈佛丛书》（Harvard Classics），是哈佛大学校长伊里鄂（Eliot）主编之丛书[1909年出版］，收集古今名著，印成五十巨册，长约五英尺，故有“五尺”之名。
这套《哈佛丛书》，胡适买的可能是普及版，当时的价格是美金50元，相当于今天的1，200美元。当年胡适随身带到欧洲去的，就是《哈佛丛书》中的《奥德赛》。该书扉页签了他留学时代名字的英文拼音： “Suh Hu”，最后一页写着：“1926年7月28日，赴英途中读完。”这是胡适留美时期就养成的习惯，在最后一页记下他何时读完一书，或者是第几次读完。
胡适在火车上读完了《奥德赛》。到了英国以后，他又在百忙当中——开庚款的会议，在巴黎看敦煌的卷子，然后又回到伦敦看敦煌的卷子——继续读荷马的《伊利亚特》。他在10月6日的日记里说：我常引Newman引Homer的一句诗：“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我今天把Andrew Lange等译的，Iliad翻遍了，终寻不出此句出在何处。（夏间翻Odyssey，也寻不着。）我疑心在18卷Achilles回来加人战场的一段里。今夜读完此书，还寻不着。只有Achille：说的“Yea，let them know that I am come [sic］ back， though I tarried long from the war.” [让他们知道我回来了，虽然我休战已久］意义最近。今夜读Iliad，至三点钟始睡。
胡适在留美的时候读到纽曼那句座右铭，出处是欧拉所著的《牛津运动简史》。转眼间，那已经是十一、二年前的事了。胡适显然忘了欧拉在注释里说明了：“纽曼用的是不拘于原文的译法。”如果直译，欧拉说它的意思是：“让他们知道我已刻意休战太久了。”这句话就正是胡适1926年在安德鲁-朗格的译本里所找到的话。
如果胡适还记得欧拉那本书的话，就可以省了他许多的力气了。
胡适为什么在赴欧途中随身带着荷马的两本史诗呢？原来，他急着要找出纽曼那句座右铭的出处。出国前他在北京、长春两次征引过，但那是用中文说的，原句如何可以将就一下。到了英国，他要用英文演讲，就必须讲究了。在英国的什么地方演讲呢？而且为什么要引用纽曼那句座右铭呢？且看他1926年10月9日的日记：七点到Hotel Cecil[赛臾饭店］赴中国学生会年宴，到者有二百多人。
此间学生程度颇平均，故颇有整齐气象。此次年宴，面子很好。我演说了约二十分钟。此为我去国后第一次作公开演说。
胡适10月9日晚上在“大不列颠中国学生总联盟”（Central Union of Chinese Students in Great Britain）年宴的演讲非常重要。这篇演讲虽然当年《字林西报》曾经发表过，《青年友》也曾经在1927年转载过原来发表在《明灯》上的中译版，但翻译得不够精确和完整，而且现在已经不容易看到。幸运的是，“胡适档案”里留存了这篇演讲的底稿。现在，就全文翻译如下：在这个庄严的场合，辛亥革命第十五周年的前夕，我们的思绪很自然地集中到了最近十五年的历史。我们目睹着眼前的乱象，两个问题不可避免地就会浮现脑际：辛亥革命是不是失败了？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失败的原因何在呢？
我们要庆祝这个历史性的纪念日，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冷眼面对这两个问题。
毫无疑问，辛亥革命在所有建设性的层面都是失败的。我们推翻了满清，可是我们未能建立一个真正的民国；我们清除掉了那陈腐的寄生的权贵，可是我们未能培养出现代的领袖来取代他们；我们打倒了旧的政治秩序，可是我们未能建立一个新的政治秩序；而且我们也未能控制住辛亥革命所释放出来的恶势力（evil forces）。总之，辛亥革命过了十五年了，我们未能把中国建成一个符合它的潜力的现代国家。
这失败的原因何在呢？众说纷纭。一方面，没有耐心的外国评论者会逮下结论，说中国这个种族根本出了问题，中国这个国家太老、太退化了，因此无法从事政治再生的工作。另一方面，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则把罪过都推到帝国主义列强的身上，说它们是中国问题的主要来源。
我今天所要做的，不是去驳斥这两个我都不同意的观点。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我将提出我个人对这个难题的答案。我的答案很简单：辛亥革命失败了，因为它根本就不是一场真正的革命。一个朝代灭亡了，表面上政体改变了，仅此而已。人们的观念和想法没有任何根本的改变，而那才是必须革命的所在。
作为一个有着光辉历史的大国，我们太骄矜自满了，因此我们无法了解现代世界及其文明。我们从来就没有真心诚意地要现代化。因此，我们从来就没有认真地去培养我们的青年去肩负起这个大业。我们现在已经落后日本五十年了，因为在心甘情愿地接受现代文明这一点上，我们已经落后日本五十年了。
举例来说，中国在半个世纪以前开始派遣留学生的时候，派的是非常年轻的孩子，因为它所想要的不过是让他们学会番语，以充当大官的翻译。后来开始派遣青年的时候，他们学的都是技术性的教育，亦即，要他们成为土木或机械工程师，矿冶、电力师，化学或物理技师。很少人学法律。几乎没有人学习哲学或文学。到了1910年，辛亥革命的前一年，当我跟七十名庚款生留美的时候，大家都强力地建议我做一个铁路或矿冶的工程师。因此，甚至到了辛亥革命的前夕，我们仍然不知道西方世界除了技术知识以外，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教给我们；我们仍然不知道我们必须把青年男女培养成具有新思想、新文明的未来领袖。
辛亥革命突然发生了。全世界都期待着我们把中国变成一个现代的民主国家。我们根本就是措手不及。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没有领袖，却到处都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机会主义者。那只配当操兵官（drill master）的庸才，飞上了枝头当起督军起来；那只受过文书和科级管理训练（clerical and departmental work）的人，受命出掌国政。辛亥革命之所以不成功，民国之所以流于空名，这还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
这就是中国的悲剧。辛亥革命失败了，我再度强调，就是因为它根本不是法国大革命意义下的革命。那所谓的革命，只是改了朝换了代。
目前中国需要的就是这样一种新的革命。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彻底革命过的人生观。我们必须重新体认现代文明的精神价值及其潜力。我们必须要重新领略到要把人类的精力从苟延残喘的痛苦挣扎中解放出来，以从事比较具有崇高价值的工作。那唯一能奏效之道就是物质的进步。我们必须要有一种新的政府的概念，亦即，政府不是个人权力的工具，而是为谋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的工具。我们必须真正体认到科学是获得真理的唯一法门，是能让人的心灵与精神解放的唯一力量。我们必须要把观念与信念理性化。我们必须要把制度人性化、社会化。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摆脱夜郎自大的心理（provincialism and self-conceit）。我们必须真心地、认真地对现状表示不满。我们必须对我们所要创造的新秩序有信心。我们必须要有一种新的哲学、新的文学来宣导这个新的信念。
没有这种根本的改革，辛亥革命就将永远是失败的。而且，永远就不会有真正的新中国出现。同学们！我们的责任是为这个新的革命而奉献、去把它实现。上一个世代的人失败了，新的领袖还没有出现。难道我们要效法一千年前的唐明宗每夜焚香告天，愿天早生圣人以安中国吗？还是让我们自己奋起，承担起领袖的责任？
上个世纪[注：19世纪］末叶，这个国家[注：英国］出现了一场叫作“牛津运动”的宗教运动。这个运动的领袖，纽曼、客白尔、福鲁德，受到了宗教的感召，写下了许多祈祷的诗篇。其中好几篇后来都收入《圣诗》（Hymn Book）里。这些诗篇都由这些作者抄到一本册子里。在扉页上，纽曼从荷马的史诗里选了一句，不拘于原文的翻译如下：“吾辈已返，尔等且拭目以待！”
同学们！我可以用这句荷马的话来举杯祝祷“大不列颠中国学生总联盟”吗？让我祝各位回到中国的时候，能够整装待发地向中国与全世界宣布：“吾辈已返，尔等且拭目以待！”
现在，我要邀请所有来宾跟我一起举杯祝祷“大不列颠中国学生总联盟”，恭祝它兴盛进步！恭祝我们今天的男女主人在不久的将来能成为新革命的领袖，完成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不同凡响”的伟大的现代国家的大业！
这个演讲是一篇力作，文字铿锵之中，糅入了能让人为之起舞的感情。胡适在这次欧游之前、之中所思所想的精华，都在这个二十分钟的演讲里像画龙点睛一样地表达出来了。举凡他的科学的人生观、对近代西洋文明的礼赞、东方物质西方精神论以及“吾辈已返，尔等且拭目以待”的舍我其谁的气概，都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这篇演讲里。
胡适是一个好学敏求，又聪明得能吸收别人想法以融会贯通的人。他批判清廷派遣小留学生的目的只是让他们“学会番语以充当大官的翻译”。这个论点，就是他对中国驻巴黎总领事赵颂南提及的“广方言馆，历史的引申。他讥诋“唐明宗每夜焚香告天，愿天早生圣人以安中国”，是他9月18日跟傅斯年在巴黎一晚谈政治的总结。
胡适对辛亥革命的解释不是一成不变的。他在留美时期的辛亥革命论迥异于这篇演讲。当年为了跟古德诺以及偏祖袁世凯的美国舆论界打笔战，他强调辛亥革命是成功的。他认为，辛亥以前几十年，中国在思想上产生了巨大的变化，简直可以说是一场思想的革命。没有思想革命作基础，辛亥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
因此，胡适当时断言，辛亥革命与其说是一场政治的革命，不如说是一场思想的革命。
胡适在1926年则反是——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原因就在于它没有思想的革命作为基础。这是胡适一生当中对辛亥革命评价最低的一刻。而这并不是一时兴起之论。他在10月9日对“大不列颠中国学生总联盟”的演讲里这么说，一个月以后，即11月9日，他在“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演讲《中国的文艺复兴》，亦复如是说，仍然全盘否定辛亥革命的贡献：民国失败了。可是这不是因为现代中国失败了——现代中国根本就还没到来呢！——而是因为所有的改变都是表面的，几乎完全没有触及根本的政治改革。我们没有现代的领袖，从来就不曾彻底地承认缺点，从来就没认识到[西方］新文明在精神上的潜力。所有当时的改革都只是必要之恶，而且从来就不是由受过现代训练的人主导的。如果我们去审视这五十年来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人物，他们没有一个受过一丁点儿现代的教育，他们没有一个有资格治理一个现代的国家。用宪政的方式来治理现代的国家，需要现代的教育。
胡适一辈子对辛亥革命的解释不是十年如一日的。周质平的错误就在于他不能捕捉住胡适一生思想的变化。他说：胡适早在1912年就已认定： 自由民主是世界政治发展的潮流，而辛亥革命是顺应这个潮流的。1934年胡适发表《双十节的感想》，对所谓民主潮流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帝制推翻之后，中国变成一个民主共和国，这也是历史造成的局势……所以辛亥革命不能不建立一种共和政体，乃是历史必然的趋势。”
周质平不知道胡适在1926年对辛亥革命有过全面否定的评价，也不知道“胡适档案”里存有胡适那篇对“大不列颠中国学生总联盟”的演讲稿。所以，他会误以为胡适对辛亥革命的评价是节节高升，越老越正面。他分析胡适出任中国驻美大使时期的言论，很讶异胡适会对辛亥革命作出溢美的评价：现在我们回看胡适七十年前的这段话，不得不说他严重错估了中国二次大战之后政局的发展。一方面低估了共产党的力量，另一方面则高估了辛亥革命所带来的民主宪政的格局。虽然辛亥革命顺应了世界民主的潮流，但并没有为中国带来真正的民主。
周质平对胡适的误解以及他自己产生的“讶异”，就是他欠缺历史眼光的结果。要了解胡适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就必须掌握胡适一生对辛亥革命评价的变化轨迹。每一个人说话的时候都有他说话时的立场。留美时期，胡适为辛亥革命辩护，当然有年轻稚嫩的他对“世界第一大共和国已呱呱堕地矣”的“雀跃鼓舞，何能自已耶，之情．然而，我们不能忽略他当时跟洋人打笔战、“为宗国讳”的立场。1926年批判辛亥革命完全失败时，胡适是在捍卫他的科学的人生观，宣扬他的近代西洋文明的福音。1930年代在政治上愈发保守的时候，他讲话就要有所选择了。出任驻美大使以后，他已经是在朝为官，言不由己也。减否时人，研究历史人物，不能注意说话人的立场，不能按图索骥地追寻他的思想变化的轨迹，殆矣！
胡适在英国的时候，对国民党充满了信心与期待。到了美国，他开始体会出情势的复杂以及意识形态的诡谲与分歧。然而，他还是带着一颗企盼的心启程归国。抵达日本以后，他得知蒋介石在上海铲共与屠共的消息，为之额手称庆，认为国民党找到自己了，中国有希望了。回国不久，政治的现实让他彻底失望，继而沉默。在沉默了一段时间以后，就是他一生当中最戏剧性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阶段。
局势的变化，使得胡适曾经喜欢征引的那句座右铭失去了自勉勉人的意义。即使留学生多到如过江之鲫的地步，他们的归来，也没有造成任何可以让人拭目以待的影响。更讽刺的是，从1920年代开始，中国的舆论界，不分左派或右派，开始把西化教育与留学教育作为批判挞伐的对象。鲍罗廷（Michael Borodin）说得最为辛辣：“任何一个中国的土匪，只要他能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军阀，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招买到足够多的留学生来为他组织一个政府。”
令人玩味的是，1927年回国以后，还是有克制不了征引这个座右铭来与留学生共勉的冲动。目前，我能找到的就有两次。一次是1928年4月1日，他在当天的日记里说：“到清华同学会吃饭，饭后有唐悦良和我的演说……我演说的题目是‘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吾辈已返，尔等且拭目以待！］。”
再一次是他在1935年7月28日写成的《平绥路旅行小记》，其中一段说：我常爱对留学回来的朋友讲一个故事。19世纪中，英国有一个宗教运动，叫做“牛津运动”（Oxford Movement），其中有一个领袖就是后来投入天主教，成为主教的纽受（Cardinal Newman）。牛艾和他的同志们做了不少宗教诗歌，写在一本小册子上。在册子的前面，牛受题了一句荷马的诗，他自己译成英文： “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我曾译成中文，就是：“现在我们回来了，你们请看，要换个样子了。”[“吾辈已返，尔等且拭目以待！”］我常说，个个留学生都应该把这句话刻在心上，做个口号。可惜许多留学回来的朋友都没有这种气魄敢接受这句口号。这一回我们看了我们的一位少年同学（沈局长今年只有三十一岁）[注：平绥路局长沈立孙（昌），康奈尔归国留学生］在最短时期中把一条腐败的铁路变换成一条最有成绩的铁路，可见一二人的心力真可使山河变色，牛曼的格言是不难做到的。
1927年是胡适一生中的一个转捩点。在政治上，这个转捩点是最戏剧性的。这是胡适最右倾激进、最法西斯蒂的昙花一现，也是他从右倾激进撤退的开始。这个撤退有它极为戏剧的一面，但这是后话，且待我在下一部分析。与此同时，胡适再度在学术上做沉潜的工作。
然而，胡适是一个对政治有兴趣的人。用他自己在《口述自传》里的话来说：“我一直对政治保持着一种超然的兴趣（disinterested interest）。这是我喜欢的说法，是我认为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的责任。所谓“超然”也者，既反映了实证主义思想的遗绪，也是一个“合理化”的伎俩。我在本部已经几次详细说明了胡适一向就有“忍不住”，容易被政治、被舆论界“激出来”谈政治的倾向和兴趣。因此，沉潜才不过一年，胡适就又“忍不住”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1927年的转捩点所开启并奠定的，是胡适人生的两个基调：为学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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