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北大这个小世界放在北京的大环境之下，则北大教授生活的优渥就更加不言而喻了。根据美国人甘博（Sidney Gamble）和步济时（John Stewart Burgess）从1918年秋天到1919年年底在北京所作的生计调查，当时北京初等小学教师的月薪是24元，校长36元；高等小学教师的月薪是32元，校长40元。图书馆方面，京师图书馆在辛亥革命以后改称北京图书馆。该图书馆馆员的月薪，可惜甘博和步济时不分等级，只列出了总数，亦即19个馆员，共计800元。如果我们取其平均数，则为42.1元。北京儿童图书馆馆员的月薪16元；中央公园图书馆馆员的月薪从20元到40元，职员12元；北京通俗图书馆馆员和经理的月薪从28元到40元，实习员从10元到12元。
根据甘博和步济时的说法，当时北京的穷人阶级里，一年只要100元，就可以养活五口的一家。从这个角度来说，当时毛泽东月薪8元，也足够养活一个五口之家。由此换算，胡适280元的月薪，足够养活北京五口一家的穷人三年。
当时大学教授待遇的优厚，何止跟中国其他阶级相比是如此，跟美国教授的薪水相比，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根据联邦教育局（Bureau of Education）的调查，1919学年度美国助理教授的平均年薪是美金1，933元，副教授是美金2，486元，正教授则为2，628元。胡适在北大的教授职称实际上相当于美国的副教授。他的月薪是280元，换算成年薪就是3，360元，比当时美国大学正教授的平均年薪还要高。
换算成美金，胡适的年薪是美国教授所望尘莫及的。1919年中国银圆的价值，根据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创始人暨教授何廉的回忆，是比美金还高，略高出于1∶1的兑率。他说他在1919年赴美留学，用800银圆换取超过800元的美金。当然，何廉换钱的地方是在湖南长沙。内地跟沿海城市的汇率可能有所不同。然而，杜威1919年6月在北京换钱的经验，也可以拿来佐证。他刚到中国的时候，100美元可以换114银圆，后来降到110，6月13日只换到了102银圆。换句话说，胡适的年薪相当于当时的美金3，300元。这个待遇是美国助理教授平均年薪的1.7倍，跟美国正教授的平均待遇相比，还遥遥超过将近700美金。美国与中国的生活费孰高，这是不庸待言的。如此说来，当时中国的教授真可以说是活在天堂里。当然，好景不长，且待下回分解。
学潮不断，戮力系北大于不坠
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胡适不在北京。他刚好到上海去迎接杜威夫妇。1919年4月28日的《北京大学日刊》刊载了教务处的布告：“本科教授胡适之先生因代表大学欢迎美国杜威博士，于二十八日南下，请假一星期。”杜威说胡适从北京到上海这一趟路，花了三十六小时。当时中国交通的不便，由此可见一斑。杜威夫妇是4月28日从日本神户上船，30日到上海。四天以后，五四运动就发生了。杜威夫妇5月27日抵达北京，他们夫妇俩成为波涛汹涌的学生运动的目击者。
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蔡元培辞职，北京政府举棋不定，北大的存亡在未定之秋，方才抵达中国的杜威，立时面对了何去何从的难题。原来杜威还在日本的时候，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校友——陶行知、郭秉文、胡适、蒋梦麟——已经邀请杜威到中国讲学一年。杜威并没有马上接受这个邀请，但他在日本的时候已写信向哥伦比亚大学探询请假一年的可能性。
杜威夫妇是1919年2月9日抵达日本的。从2月25日到3月21日，杜威在东京帝国大学作了八个演讲。这个系列的演讲，就是杜威1920年出版的《哲学的改造》（Reconstruction in Philosophy）。事实上，杜威夫妇还在加州时，就计划在5月份从日本到中国旅游几个星期，然后回到日本游览北海道，再返回美国。然而，这个计划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3月13日下午，陶孟和与郭秉文到东京拜访了杜威。陶孟和在当晚给胡适的信里写道：今早到东京。午后访Professor Dewey[杜威教授]于新渡户[即：新渡户稻造，发音：Nitobe Inazo]家。彼询兄之近况。恭以教授而外，复从事于新文学译剧等事。彼甚喜。彼极赞兄之论文。恭告以现著有《中国哲学史》，已经出版，乃根据前论文之研究更扩充之。
Dewey[杜威]夫妇，定于五月间来华。拟先到广东，然后到南京、北京，可在三处讲演。并云拟不日复兄之信。在三处时，只需local expenses[支付当地费用]。至Exchange Professorslup[交换教授]，彼亦甚赞成。惟今年恐不能在华久留，以九月间拟回美授课也。顷与郭君商好，吾兄可函询梦麟及陶知行[行知]君，为一共同之举动（蒋、陶已由郭君专函告之），函请Dewey来华。至办法经费，可由三君商量。此时，彼又赴[东京]帝大演讲。彼自谓此行专为观赏风景，在东京只参观女学校一处云。
杜威在当天给他儿女的信里，也记载了陶孟和跟郭秉文来访一事：今天下午，两位中国男士来访。他们要取道美国到欧洲去。一位是南京高等师范学院的校长[注：郭秉文]，另外一位是教授。他们希望知道是否可以跟哥伦比亚大学商量，让我明年留在中国一年，在北大以及另外一间大学教书。妈妈很有兴趣，我也差不了多少。我不置可否地说可以。这能不能成还不知道。他们显然想跟哥大提出一个交换的计划，让哥大付我的薪水，中国方面则付他们派去哥大的教授的薪水。如果哥大不让我留职留薪，他们就会付我薪水。
胡适给杜威的信，现已不存。但杜威的回信，由胡适译成中文刊在《北京大学日刊》上：胡适教授：我接到你的信非常欢喜。我每日总想写信把我们想到中国来游玩的事告诉你，所以接到你的信格外高兴。我们的行程还不曾十分确定，大约五月中旬可到上海，在中国可稍住几时。到七月或天太热的时候，我们仍旧回日本乡间住几个星期，然后回美国。
我在东京帝国大学原定讲演八次，已讲了六次，本星期可以讲完。他们要译成日本文，所以要我把讲义写出来。因此，我竟不曾有很多游览风景的机会。你问我能否在中国讲演。这是很荣誉的事。又可借此遇着一些有趣的人物。我想我可以讲演几次，也许不至于我的游历行程有大妨碍。我想由上海到汉口，再到北京，一路有可以担[耽]搁的地方，就下来看看。
郭秉文博士同陶履恭教授前天来看我。他们问我能否在中国住一年、作讲演的事。这个意思很动听，只要能够两边大学的方面商量妥贴[帖]了，我也愿意做。我觉得几个月的旅行实在看不出什么道理。要是能加上一年的工夫，也许我能有点观察了。
在杜威首肯之前，他的学生已经开始筹划。陶行知告诉胡适，邀请杜威应该由“我们南北统一起来打个公司合办”。等杜威表示他有意愿以后，陶行知就迫不及待地筹备起来。他对胡适说：“杜威先生到华接洽事宜，应由北京大学、江苏省教育会、南京高师三个机关各举代表一人担任。敝校昨日已推定兄弟担任此事。请老兄和蔡孑民先生商量推举一人，以便接洽。附上敝校所拟办法数条，请与蔡孑民、蒋梦麟、沈信卿三先生（蒋、沈二君现在北京）磋商，并请赐教。”
中国学生为老师的来访而雀跃，杜威自己也满怀兴奋。他在给儿女的信中说，陶孟和跟郭秉文告诉他，胡适“方面太广了，以至于没有太多的时间作哲学，不过他的《中国哲学史》已经付梓。他从事文字、戏剧的改革，翻译易卜生、莫泊桑之外，还是用白话而非文言写诗的第一人。总之，他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领袖。同时也作了一个公开演讲，比较中国传统哲学家和实验主义”。杜威在4月7日收到了北大请他到中国讲学的邀请函。北大并且表示将用电报替杜威征得哥大校长的同意。蔡元培给哥大校长的电报云：“阁下若同意，杜威将在北大讲学一年。请回电。”
然而，才过几天，杜威却又担心起来。他在给儿女的信里说：“东京的朋友私下提醒我们，说如果明年在中国，对薪水一事得格外小心。因为对方可以说得天花乱坠，但也很能赖得一千二净。这使我每隔一天就想打消这件事情。”最后，他们打定主意，走一步算一步。用杜威夫人的话来说，到了中国再看，并听取美国大使的建议。
杜威夫妇从日本启程的时候，他们的计划只是在中国旅游并演讲六个星期。胡适在5月3日写信给蔡元培，报告说杜威夫妇在4月30日中午抵达上海。胡适、蒋梦麟、陶行知在码头迎接到杜威夫妇以后，就把他们送到了沧州别墅。他们带着杜威夫妇在上海游览了几天。5月2日，胡适在江苏省教育会演讲《实验主义》，算是为杜威在5月3日、4日的演讲做导论的工作。接下去的安排，就是杜威在演讲过后，到杭州去旅游几天。回到上海以后，再往南京勾留两个星期。然后才启程赴北京。胡适写这封信的时候，正是五四的前夕。在暴风雨来临的前夕，风平浪静。胡适说哥大方面似乎还没有回电，因此请蔡元培跟教育部商酌，看是否由教育部具名再给哥大发一电报。同时，教育部的袁[希涛]次长也计划由教育部举办暑假期间的杜威演讲会。
在中国受到热烈欢迎的杜威不免动心，就致信哥大校长，用对自己、对哥大是双赢的论点，争取留在中国一年的计划：他们[胡适和北大的教授]都认为目前是中国教育和思想发展的一个关键时刻，如果能有西方——特别是美国——思想的代表坐镇，这将会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时机。我自己也极为珍视这个难得的机会，这可以让我了解东方的思想和情况。因此我希望哥大能接受教育部长即将提出的请求。我个人的所得也会是哥大的所得。我相信由于我人在这里，就会为哥大招来更多中国和日本的学生。
然而，就在第二天，五四运动爆发了。杜威夫妇人不在学生运动的台风眼——北京，但他们从报纸、从周遭的中国人身上意识到情况的非比寻常。在杜威夫妇从上海到杭州去以后，胡适就回北京了。在上海、南京地区负责接待杜威夫妇的是蒋梦麟。5月9日，杜威夫妇才刚到杭州四天，蒋梦麟就顾不得翻译的工作，撇下了杜威夫妇，紧急赶到上海了解情况，看看接待杜威的整个计划是否受到影响。杜威在当天给儿女的信里说：此地的作风是，学生的行为由校长负责。如果政府惩处学生，他就得辞职，因为他是该怪罪的人。他是个开明派（liberal）。如果他下台，我想北大的事就会无疾而终了。如果开明派输了，六月下旬在北京召开的教育会议大概也就取消了。那我们就按照先前的信所说的，回东京或日本。另外一个做法，是我们写了前一封信以后才想出来的，那就是在中国多待两个星期才回日本。
蔡元培在5月8日晚辞职，当时谣言满天飞。周策纵说北京政府要刺杀蔡元培，他信息的来源就是杜威在6月写的一篇文章。其实，杜威在5月12日的家信里提到了这个谣言：“北大校长在八日晚被内阁逼辞——实际上是在刺杀的威胁之下。军队（其实就是土匪）进了城，包围了北大。为了救北大，而不是他自己，他出走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注：最后去了西湖]。”
5月26日，就在杜威夫妇启程赴北京的前一天，杜威夫人在信上告诉大女儿，当下的情况和工作条件，不可能会让她在中国待上一年。对中国人的乐天，她觉得匪夷所思：今天早上，一切都在未定之数。我们还是计划明天上北京去，虽然他们还要求爸在此地[注：南京]多作几个讲演，但我们想看的是北京的美国大使蓝辛（Reinsch），问他北京能住吗，能作什么，以及整个情况究竟如何。这些年轻人不太了解美国人按部就班（businesss）处理事情的态度。我想他们压根儿没想到我们还有家要顾，还有其他事要考虑。他们慷慨地付钱，让我们在高级饭店吃住。但我们来中国的目的并不是如此。他们昨天对我说：“如果政府食言，你们的费用我们来付。”他们说的是真心话。但是，博文（Bowen）夫妇[注：Arthur Bowen是金陵大学校长]告诉我们，他们自己的薪水只领到了一半。
杜威夫人没指明是谁说“如果政府食言，你们的费用我们来付”，但很可能就是蒋梦麟。当时在上海的蒋梦麟已经作了最坏的打算，他写信告诉胡适，他跟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沈恩孚等人商议在南方另组一个大学，把北大让给旧派。他忿忿然地说：“十年、二十年后，大家比比优劣。”黄炎培与沈恩孚则认为进步派还没到败北的地步。因此，黄炎培、沈恩孚各在蒋梦麟这句话旁加了批注“此亦是一句话。但弟意北方亦要占据，且逆料旧派无组织之能力也”，“此时未打败仗，万无退回老巢之理”。另外，蒋梦麟告诉胡适，他收到了当时还在南京的杜威给他的信。杜威鼓励他：“勿馁气，此为唤兴国民潜力好机会。”同时杜威也告诉蒋梦麟，哥大已经准假。由于北大的存亡还是未定之数，蒋梦麟说如果北大解散，“上海同人当集万金聘之”。
事实上，就在杜威夫人在家信里觉得匪夷所思之际，蒋梦麟写信告诉胡适，杜威在华的费用已经有了着落：“杜威留中国，其俸已由[江苏]省教育会担保。任之[黄炎培]与弟又要做和尚募化万余金。将来预备在沪开演讲大会。还要请他到重要地方如天津、北京、广东、汉口去讲讲。省教育会要做这一件慷慨的事，你赞成么？大学现状给我讲讲，千万千万，我实在记念杀了[注：记挂死了]。”
当时的北大正在风雨飘摇之中。蔡元培在5月8日的辞职函里，把北大的校务交给理科学长温宗禹代理。5月13日，北大的评议会和教授会召开了一个紧急联席会议，讨论维持大学的方法。这个联席会议议决由评议会和教授会各选三个代表，襄同温宗禹代行校务。评议会选出的三位代表是法科学长王彦祖、张大椿（物理）、胡适，教授会选出的代表是黄右昌（法律）、俞同奎（化学）、沈尹默（国文）。
这里必须解释一下，为什么蔡元培没把校务交给北大刚选出的教务长代理，而是交给已经废除的学长制下的理科学长温宗禹。原来北大的教务长是4月8日才产生的。文理科教授会主任以及政治、经济教授会主任在会议里选出马寅初为教务长。问题是，马寅初上任不到一个月就提出辞呈，理由是当初开会的时候，法律门的教授会主任没有参加。现在法律门既然加入教务处，就必须重选教务长，方才让法律门的教授有选贤与能的权利。当时五四运动已经爆发了。蔡元培在5月8日给教授会主任公函，订于5月10日开会商讨办法。蔡元培的辞呈是在发出这个公函的当晚写的。北大的教务长已经辞职，想来他也只好把校务委托给刚废除的学长之一了。
因此，等杜威夫妇到了北京，胡适已经是北大校务维持委员会里的一员。他们夫妇俩原本踌躇不定，然而，见识到前所未见的波涛壮阔的学生运动以后，他们又心猿意马起来了。杜威夫人在6月4日[洼：原信上说是6月1日，误]的家信里说：“我们刚看到一两百个女学生从贝满女中出发到总统府去。她们要他[注：总统]释放因为在街头演讲而被关起来的男学生。在中国生活很刺激，这句话是很公允的。我们所目击的，是一个国家的诞生；这个过程一向都是艰难的。”杜威也是兴奋莫名，他在同一天的家信里说：“我们昨天都一致认为，我们这一生所学到的，比不上过去四个月来学到的东西。特别是过去的这个月，那就仿佛是给我们吃的东西多到连消化都来不及的地步。”
6月4日早晨，就在杜威夫妇兴奋地看报纸、写家信报告女学生上街示威的时候，胡适来了。他告诉杜威夫妇他从前一天晚上忙到当天早上。他说没有人知道教育部长是否辞职了。前一天晚上十一点钟，他还在办公室忙着。最严重的事情是，北大已成为一座监狱。军警的帐篷包围了法科，亦即北河沿的三院，并张贴了告示，说里面关着扰乱公安、在街头演讲的学生。《北京大学日刊》刊载了胡适等二十位教授致北大全体教职员的紧急启事：“六月三日下午一时，本校法科被军警围占。教职员暨学生多人被拘在内。公议于四日下午二时在理科大讲堂特开教职员紧急大会磋商办法。”
胡适告诉杜威夫妇，当天清晨四点他们终于获准送被褥进去给被拘禁的学生，但他们还没东西可吃。他说法科里有水，有地可躺，总比监狱干净。而且，学生也很高兴他们可以在一起。杜威夫妇在他们马拉松式的家信里说，当晚胡适又来了。他告诉他们，前一天下午拿到了通行证，进法科探望学生的情况。他说昨天一天有1000名学生被捕。三院的法科关不下，于是开始把二院马神庙的理科也拿来作监狱用。害得北大原来预定在理科大讲堂召开的教职员紧急大会，只好改借教堂开会。到了下午四点，那些上午十点就被关进去的学生还没吃任何东西，胡适于是设法由北大出钱送了一车子面包进去。
杜威夫妇还说，胡适有两个学生甚至被打了屁股。原因是他们被捕的时候，不但没保持沉默，还问了一些军警回答不出来的问题。军警恼怒之下，就把他们抓进去打了屁股。胡适追问不出是否属实，于是决定把这件事透露给外国记者。杜威夫人说五日早上，胡适要带他们夫妇去法科看看，她说她希望他能带他们进去，但想来他大概不会那样做。她说胡适忙着写信、写文章，要让外界知道真相。
杜威夫人所描述的6月3日到4日的情况，胡适在写给上海《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的一封信里说明得更为透彻，并查明那两个学生被抓去打屁股的事件是子虚乌有的。这封信由张德旺找出来，公布在《胡适研究通讯》上，值得在这里广为流传：东荪先生：今天[注：六月四日]我借得了一张“执照”（上有京师警察厅总监的印章），走进学生第一监狱，就是北大的法科，去看看里面的情形。昨天捉进去的学生，实数只有一百七十六人，都被拘在法科大礼堂。昨晚段芝贵[段祺瑞]有令，不许外面送东西进去。后来好容易办了许多交涉，方才送了一些被褥进去，共有三十几个铺盖。一百七十多人分用，自然不够用。今天有两个学生病倒了。一个是法文专修馆的学生，一个姓张，不知是哪一校的。昨晚大雨，天气忽然大凉，故容易受病。病倒的人被送回去了，警察的责任总算完了。
今天各校继续进行，自上午九时到我进去的时候，共捉去了八百多人。这八百多人分监各讲堂，不许同昨日来的学生相见。内中有清华的学生，穿着黄色操衣，精神最好；高师和俄文专修的灰色制服也很整齐。其余的大都没有操衣，但是精神都还好。
昨天来的人听说曾吃了两顿饭。今天捉进来的学生，从上午十时到下午五时，还不曾有东西吃。我问警察，警察说有饭吃，但是来不及开饭。我想，这个饿死学生的罪名，本该让段芝贵、吴炳湘、王怀庆担任的。不过我既然看见了，实在不忍坐视，所以出来的时候，请大学里一班教职员派人去办一些面包送进去。但是人太多了，不知道能办得到吗？
英国前四五年，妇女争参政权最激烈。有许多女子领袖，如彭克斯特夫人（Mrs Pankhurst）等常常被捕。他们一进牢门，便不肯饮食。饿到三四天以后，警察着了慌，只好赔小心[注：说好说歹]请他们出去。他们出去之后，吃饱了又去闹乱子。这种手段叫做Hmger Strike[绝食]。但是，这是对人道的政府说的，我们对于段芝贵一流人可不能如此做。如此做去，他们谁来睬我们呢。
昨天，北大法科有一位讲师吴宗焘，因警察用枪杆赶学生退礼堂（即是监狱），故和他们辩论起来。有一位兵官姓王，一个巴掌打去，鼻子牙齿都打出血来，经人拖住方才解开。
昨天传说，北大文科英文专门学生潘家殉、陈兆畴（都是顶好的学生），因为挺撞了王怀庆，被王怀庆送到步军统领衙门，打了十板屁股。这种传说，我本来不肯信。后来听说，王怀庆就是从前在滦州兵变的时候杀害烈士白雅如的人。我们就有几分相信了。今天我到法科访问，方才知道这事不确。潘君我也见到。原来，他们挺撞吴王两人是真的。不过后来他们被送到警厅监禁了一夜，今天又送回法科监狱，打屁股是假的。古人说的好：“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之。”有人说现政府行好事，国人一定不信；说现政府用非刑作种种罪恶，不但国人一说就信，全世界人也一定深信不疑的。
法科的花园中央．扎了一个大蓝布帐篷。四围都是武装的士兵，地上一排一排的都是枪架。大门外从骑河楼口到东安门桥，共扎了二十五个黄帆布的临时营幕，行人非有执照不能往来。
今天被捕的人太多了，法科竟装不下。北京各校的学生听说大学成了监狱，大家都要来尝尝这种监狱的滋味。今天各中学都出来讲演了。五点钟时，第四中学的学生三四十人被捕送来，法科已收留不下（法科连预科平日有一千学生）。那时北大理科已被军警占领，作为“学生第二监狱”。第四中学的学生就都被送到理科，监禁在第一教堂。后来陆续捉来的，也拘在此，到六点钟时，已有两百人了。理科门外也是刀枪林立，北大寄宿舍东斋的门口，也扎起营帐了。文科门口也有武装警察把守，文科门口共扎了五个黄营帐。到了明天，大概文科一定要做“学生第三监狱”了。
以上所说，都是我眼见的事实。
胡适
周策纵在他的英文巨著《五四运动》里，说胡适有言过其实之嫌。他说《晨报》记者在六日下午去探望了学生，发现条件还不错，而且看见几百个学生在院子里踢足球。然而，周策纵的批评有三个问题。第一，他用的不是胡适这封信。他引用的是王苣章（Tsi C．Wang）1928年在纽约出版的《中国的青年运动》（The Youth Movement in China）。第二，王苣章引述胡适，周策纵再引述王苣章。二手引述的结果，是一层比一层更远离胡适的原意。胡适的原信明明说：“病倒的人被送回去了，警察的责任总算完了……昨天来的人听说曾吃了两顿饭。今天捉进来的学生，从上午十时到下午五时，还不曾有东西吃……出来的时候，请大学里一班教职员派人去办一些面包送进去。”这段描述到了王苣章书上却变成了：“根据胡适去法科监狱的观察，情况凄惨：生病的生病，饿的饿到几乎要饿死的程度。他恳求老师们送面包进去给他们吃。”等到周策纵根据王苣章的摘述再摘述，就被归结成一句话：“监狱里受伤和生病的人完全没有得到看护。”第三，周策纵征引《晨报》记者的描述，并不足以否定胡适的描述。胡适去探望的时候是6月4日下午，当时法科成为监狱还不到一天，一切都在慌乱之中。6月5日下午，军警已经拔营，从法科撤离。同时，教育部也命令北大立时复课。问题是，学生提出四大要求，作为离开“监狱”的先决条件：一、斥退三大卖国贼；二、保障学生的言论自由；三、允许学生出监的时候，游街庆祝；四、政府公开向被拘禁的学生致歉。6月8日北京政府接受学生的条件，于是学生在鞭炮与欢呼声中列队出监。因此，《晨报》的记者在6月6日下午去“监狱”探望的时候，学生是“自囚”，与胡适探望时“刀枪林立”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
值得玩味的是，就在胡适为示威学生而奔波、鼎力维持北大于不坠的时候，他却萌生了去意。杜威夫人在6月初的家信里透露了胡适有独善其身、隐遁美国的想法：胡适想要哥大的夏德（Friedrich Hirth）[注：胡适在哥大留学时的汉学老师，1917年退休]退休以后空出来的位子。不是今年，是明年。他担心这种动荡的局面会阻碍他专心作学问，久而久之，他会变得生疏。从他想为中国人奠定一个思想的基础的角度来说，这算是哪门子的爱国的思想逻辑呢？
这不会是杜威夫人自己的想象，因为杜威也这么说。杜威在8月给哥大哲学系同事布希（Wendell Bush）的信里，先谈了胡适在中国的影响力：胡适在中国极具影响力。他主编的杂志[注：《新青年》]有五千份的销售量。这等于是我们的学术刊物的销售量，但在中国可不是小数目。他跟同人号召发起的白话文运动流波广远。光是这个夏天，学生就已经发刊了二三十份杂志，都是用白话文写的。现在有不少其他不是出一两期就休刊的杂志也使用了白话文。他的《中国哲学史》是第一本用现代方法所写的书。
接着，杜威就从同情的了解的角度来描写胡适所处的困境：时局干扰他，使他治学不能专心，这让他觉得很挫折；他想多做研究、多写书。如果哥大聘他为中文教授——如果那位子还空着的话——我想他会接受，至少是去教一段时间。但我无法想象中国能够没有他。想来颇可悲的，有多少归国留学生向往着美国的生活。然而，形势比人强。许多事，对过客来说可以是感觉蛮新鲜的；可是，对他们来说意味就大不同了。
诚然，杜威夫妇可以兴奋地看待五四运动，因为他们毕竟是过客。中国就是被砸烂了，也不会影响到他们，他们可以一走了之。其实，连杜威自己都拿不定主意。就像杜威夫人在信中向儿女描述的，他的主意每天都在变。前一天才说他要给哥大打电报要回他的工作．第二天却又开始作停留一年的计划。作为过客的杜威尚且如此，更何况注定要跟中国生死与共的胡适呢！
事实上，胡适之所以会有独善其身、天下无道则隐之的想法，原因是多重的。其中最重要的，就跟杜威有关。北大邀请杜威向哥大申请留职停薪、留在中国一年。杜威答应了，哥大也批准了。问题是，五四运动爆发以后，蔡元培辞职，教育部主其事的也去了职。杜威明年的薪水谁付？胡适夹在中间，就像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一样。后来，还亏有范源濂出来主导，推动由私人团体来认养杜威一年。他在6月22日写给蔡元培的信，就一股脑儿地把他的怨气都给宣泄出来了：杜威博士（John Dewey）的事，最为使我难为情。我五月十二日到京，十三日收到Columbia[哥伦比亚]大学校长Butler[巴特勒]先生复先生的去电，说“杜威给假一年”。十五日又得一电，说“前电所给假是无薪俸的假，速复”。两电来后，一个月内，竟无人负责任可以回电；也无人负责任计画杜威的事。袁[希涛]次长去职后，更无人替我分负责任了。我觉得实在对不起杜威夫妇，更对不起Columbia[哥伦比亚]大学。后来那边又来了一电，问何以一个月不复电。（我已用私人名义回电了。六月十七日发。）那时范静生先生到京，我同他商量，他极力主张用社会上私人的组织担任杜威的费用。后来他同尚志学会商定，担任六千元。林宗孟一系的人，也发起了一个“新学会”，筹款加入。我又和清华学校商量，由他们担任了三千元。北京一方面共认杜威[注：共同分担杜威的费用]。
胡适自己掏腰包复电。无巧不成书，胡适说后来哥大追问为什么不复电那一通电报也是杜威的同事布希私人发的，而且是发给胡适的。杜威说要他的大女儿奉还布希发电报的费用。他说，由于整个局面乱糟糟的，他们以为只是电报来往的延误。一直要到布希给胡适那通电报到了以后，他们才知道北京方面没告诉哥大谁会支付杜威薪水。
对于杜威而言，只要薪水有了着落，究竟是谁出钱，一点都不重要。他在6月17日的家信里说：北大的情况仍然极不明朗。所以他们上星期对我说，他们了解我们对这悬宕的情况一定感到不安。如果北大的情况到秋天还不明朗，有一个私人的团体——我不太清楚是什么性质的——会承担我的所有费用，并负责安排一切。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会在这里待到明年二月。二月开始往南移动，在接下去的四个月里，根据当时的情况，去南京、上海和广东。
年轻的胡适有他很“冲”的一面。他气蔡元培一走了之，把北大的烂摊子留给他担。大家会问，胡适有什么资格说北大的摊子是他一个人担的？蔡元培辞职的时候，是把校务交给理科学长温宗禹代理。同时，北大评议会跟教授会的紧急联席会议，也选出了一个六人委员会来襄赞温宗禹代理校务。胡适显然觉得，放眼望去，舍我其谁！我们固然可以说这是胡适自视过高，但当时流传的谣言也常遥指着胡适。五四以后北京谣言满天飞，到处都是匿名揭帖。事实上，北大的评议会与教授会在紧急联席会议上，除了选出六人委员会，还决议禁止匿名揭帖，规定所有布告一律用机关名义发表，个人意见发表也一律签名，以示负责。
当时流传的一个谣言，就是说胡适觊觎北大校长的职位，试图利用学生运动达成他的野心。杜威在家信里写了这个谣言：他们[注：安福俱乐部]用匿名揭帖攻讦所有其他的人。有一个匿名揭帖号称有一千五百八十个学生联署，但没附姓名。这个揭帖说学生罢课的唯一目的是为了收回青岛。但是，胡适及其同党——胡适是唯一被指名道姓的人——试图转移这个运动的目的，就是胡适想当北大的校长。他[胡适]对这个谣言处之泰然，但这个揭帖到处都是，也刊登在安福俱乐部的报纸上。
杜威所说的话，可以从张申府给胡适的信得到佐证：久思聚谈，久而未果。又以英语说不好，杜威教授来，亦未便造次往会。比大学以内，三四宵小任意猖獗，诡谋弃旧迎新，心致为不甘。闻先生态度消极，是必不可。即避觊觎校长之嫌，难免见疑为胡仁源所动！大凡素负声望之人，当事势危急之时，苟敢挺身而出，大声急呼，未有响而无应者。拿破仑走出五委员会议时事，其例也。然则先生其图之矣！
胡适6月22日写给蔡元培的信，不只对蔡元培抱怨杜威的事，还洋洋洒洒地列出了十项数落蔡元培的不是。那封信现已不全，我们知道除了杜威的部分，多半是跟个别的教授——包括林语堂——订约的问题。我们从蔡元培央请蒋梦麟转述给胡适的话，可以知道蔡元培觉得胡适错怪他了。他说：他怪我的是两件事：一、是他替我打算的五年、十年的计划，不应忽然一抛；二、是他手里订了五年、七年的契约同杜威的事，忽然一抛，是对他不住。但弟想这是他错怪了。第一事：哪一个人办事，没有几年的计划？但是外界关系变更后，或不能不全部抛弃，或不能不作一波折，这是常有的事。这一回算是我先走。万一政府果然发布免职的令，我能为五年、十年计划的缘故，硬着不走么？且我也安保后来接手的人必肯按照这计划做去么？第二事：他手里订的五年、七年的契约与杜威的契约，并不是他替我个人私订的，是替北京大学校长订的。弟辞了职，有北大一日，就有履行这个契约的责任。况且中国对着外国教习，是特别优待。就是北大消灭了，政府也不能不有相当的对付，因为这个学校是国立的（辛亥成例很多）。请兄便中告他“不要着急”才好。
蔡元培央请蒋梦麟先代他作的解释合情合理。不但如此，他还亲自写信请胡适原谅。他说胡适在信中所提到的十件事情，六件已经解决了。其他四件，他请胡适照原约办理，他会负完全责任。蔡元培语气不愠不火，确实有领袖之风。他知道胡适在“冲”的当头，如果针锋相对，就会造成僵局。胡适在6月22日那封信，显然在数落了蔡元培的十大不是以后，向蔡元培辞了职。用蔡元培在回信里所转述的话，胡适说：“因任杜威君演讲的译述，将离去大学。”同样这句话，他在写给蒋梦麟的信里就更“冲”了：“决计不干。”害得蒋梦麟着急地劝胡适说：“适之呀！书呆子虽要发脾气，他的好处是憨气。脾气过了，有患难来，就会把脸孔一搭，再来千千看。你的为难的地方我知道——我们大家都知道。终望你忍着痛，持冷静的态度。”蔡元培的回答也说得恰到好处：“弟觉得很可惜！望先生一面同杜威作‘教育运动’；一面仍在大学实施教育。这是弟所最盼望的！”
多少人咏赞胡适温文儒雅，有着永远让人如沐春风的风度。殊不知这是胡适洗练出来的，随着年岁的增长，越发练得炉火纯青。五四时期是胡适最“冲”的时候。他不只对蔡元培发过怨气，还对同样留学哥伦比亚、时任《益世报》主笔的邓家彦“冲”过。原来胡适央请邓家彦在《益世报》免费刊登杜威的演讲广告，邓家彦答应了之后，却在经理说《益世报》从不免费刊登广告的情形下，把杜威的演讲登人新闻栏。胡适生了气，把研究系、同盟会都牵扯进来，指责邓家彦因党见而排斥胡适和杜威。邓家彦反唇相讥：“若因杜威一广告，遂牵及研究系，彦虽无似，尚不致武断如此。兄竟以此人人于罪，愤愤然若不可解者，岂哲学家固应如是耶？不然，何所据而说我党见太深，又何所据牵及同盟会？兄之推理，得毋逸出轨道耶？抑岂兄受研究系所托，故向弟致其攻击耶？”胡适这时的“冲”，可能也跟他横扫文坛，与各派争夺文化领导权、霸权有关。但这是第三章的主题。
结果，胡适并没真正辞职。不管是因为蔡元培、蒋梦麟的安抚，还是真应了蒋梦麟所说的：书呆子憨气，脾气发过了，还是埋头做事。总之，蔡元培在9月20日复职。就像蔡元培所希望的，胡适除了在学校上课以外，并担任杜威在北京演讲的主要翻译者，陪伴杜威到山西、济南等地演讲。10月下旬，教务长马寅初因为患严重的失眠症请假，胡适还做了一段时间的代理教务长。
五四以前胡适就积极参与校务，前文提到他替蔡元培拟定了五年、七年、十年的发展计划。现在，北洋政府试图利用五四学潮摧毁进步势力的阴谋失败，北大又回到蔡元培的领导之下，胡适的心也回到了北大。胡适积极参与校务，在在地表现在他对北大未来校舍、校园建设的发展计划上。12月下旬，胡适陪伴杜威到济南去演讲。24日，在从北京到济南的火车上，杜威碰到了美国茂旦建筑公司（Murphy&Dana Architects）的老板茂菲（Henry Murphy）。茂旦建筑公司承建了亚洲许多大学的建筑物。在中国，他们的特色是中西合璧式的校园建筑，其中最有名的包括燕京大学、复旦大学、金陵女子学院、福建协和大学以及长沙的雅礼大学。当时，茂菲有一半的时间住在纽约，一半的时间住在亚洲。可见亚洲的校舍建筑是他们生意的一大宗。杜威把茂菲介绍给胡适。在火车上，茂菲让杜咸和胡适看他正在亚洲各地所设计的蓝图。
胡适看了蓝图以后，马上告诉茂菲，北大亟需盖新校舍。他说他会向蔡元培建议，聘请茂旦建筑公司承建。根据茂菲所作的谈话备忘录，北大当时有两个不同的校舍发展方案。第一个方案是治标的，就在沙滩红楼、北河沿与马神庙公主府扩建。根据胡适的说法，当时北大有3000名学生，北大的三个院已经不敷使用。
事实上，北大的建设一直是零星改进的。像校舍建筑这种大宗的工程，即使能干如蔡元培者，也只好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之叹。北大克难之情，以电灯为例就足以说明。前文提到北大的学生宿舍直到1924年9月才安装电灯。教室的情况当然好些。然而，一直到1917年12月，在红楼盖好以前，马神庙公主府的文科教室还没装电灯。该年12月1日起，北大改用冬令时，上课时间延后半个小时。其结果是没有电灯的教室就无法使用。北大只好把下午的英文课，有的调到新建的红楼，有的调到北河沿理科的教室。
在经费短绌的情况下，北大要解决校舍不敷使用的问题，只有用治标的办法，希望一两年内在沙滩区就地兴建一两栋大楼。其中一栋，就是北大人人梦想要有的图书馆。由于沙滩的红楼是西式建筑，茂菲认为这一两栋新建筑必须采用学院哥特式（Collegiate Gothic）的风格。但是，沙滩、北河沿与马神庙公主府终究不是理想的大学所在地。那种胡同阡陌的所在，跟美国形态的大学格局是格格不入的。胡适说当时的北大已有3000名学生，每年还以一两百名学生的速率在成长，所以北大需要一个治本的发展方案——把北大迁到离北京城十英里的西山。
蔡元培在1918年北大二十一周年校庆的演讲里就提到北大“拟在西山购地建筑校舍”。他说这个计划已经得到步军统领的赞助。1920年4月9日的《北京大学日刊》刊载了北大总务会把西山地亩以一年为期出租的决议。总之，根据茂菲的备忘录，胡适说由于财政不稳定，北大在西山建校的计划，可能要到1925年，甚至1930年，才能实现。但是，胡适要茂菲寄蓝图给他，以便他向蔡元培报告，并进一步安排茂菲与蔡元培见面。胡适甚至很乐观地告诉茂菲，说北大很可能会在年内就请茂旦公司提出西山校园整体规划的构想。
在胡适的安排下，茂菲1920年2月底到北大跟校长蔡元培、教务长蒋梦麟、胡适等人会商了十天。胡适在1920年2月25、27日两天的“日程表”里所记的“约Murphy[茂菲]君”、“与Murphy同见梦麟”、“与Murphy、Monlin[梦麟]会商大学计划”，等等，讲的就是这件事。根据茂菲的备忘录，北大的长远计划是搬迁到西山。等北大迁到西山，原来的北大三院就会变成预科的所在地。这份备忘录分长期和短期的建设计划。短期的治标计划是一年内兴建两栋建筑：一栋图书馆兼行政大楼，坐落在红楼的东北角；另一栋是体育馆兼大礼堂，坐落在红楼的西北面，应该就是嵩公府的所在地。这样，红楼在南，图书馆兼行政大楼在东南沿，体育馆兼大礼堂在西北沿，中间的空地就是体育场了。由于红楼是一座大型的西式建筑，这两栋新建筑也必须是西式的，以便取得调和。
这栋图书馆兼行政大楼的规划是三层楼，所用的材料北大希望能够从简。茂菲说北大预计只会使用这座楼大约十年。届时，西山的校区已经落成，可以搬迁过去。即使如此，这座大楼的规模并不算小，因为他们所设想的第二层，除了能容纳三十万册（当时北大拥有十七万册）藏书的书库，还必须有一间能容纳四百个学生的一般阅览室，以及容纳100名学生的期刊阅览室。这栋大楼落成以后，红楼就恢复为原先所规划的学生宿舍。
体育馆兼大礼堂要容纳2000人，包括回廊上的座位，计划采用活动座椅。平时没有集会，座椅全部收到地下室的储藏室里，空下来的场地就作为运动场。礼堂的一边设有可坐一百个人的戏台。这一方面可以用来作为毕业典礼的场地；另一方面，配上一个升降屏幕，再加上化装室，又可以作为演戏的场所。厨房设在地下室。除了可以利用礼堂举办大型的宴席，地下室将附设一个可容纳一百个客人的教授餐厅。此外，地下室还将设有一间胡适所喜欢打的撞球间，备有四个撞球台。另外，还设有教授的写作间。
茂菲之所以在北大勾留十天，是因为几位决策人员认为北大搬迁到西山已成定局，他们要求茂菲除了提出他对治标之策的构想以外，也为北大提供西山校园的整体规划。当时，茂菲已经开始为燕京大学以及金陵女子学院做校园的规划设计。因此，茂菲可以现成地把已经付诸实践的中西合璧的建筑理念贡献给蔡元培与胡适等人。北大的西山校区预定有六十英亩。北大当时有2500名学生，估计到1930年北大迁到西山校园的时候，应该会有3000名学生。根据他们的设想，北大最终会有8000名学生。茂菲于是向蔡元培等人说明六十英亩的校地太小了。他说他刚为燕京大学所完成的规划是一百英亩，学生不到3000名。如果北大最终会有8000名学生，至少要有两百英亩的校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