茂菲说，他跟北大的几位决策人员都同意西山校园的建筑将会是中国式的。由于北大位于京城，又是国立大学，他们决定以紫禁城的建筑作为范例。建筑群采四合院的格局，由一连串的长方形庭院连接起来。每座建筑都不得过高，不超过三层楼。由于西山山腰有一些优美的喇嘛寺，北大在西山的建筑必须与之调和。茂菲说蒋梦麟将会寄一些喇嘛寺建筑的图片供他参考。
北大西山新校园的建设是一个庞大的计划。茂菲的建议是仿效燕京和金陵女子学院的做法，分期进行。第一期的建设包括一些主要的建筑，诸如图书馆、行政大楼、大礼堂、露天剧场、博物馆、教室、实验室、学生宿舍、食堂、医务室、体育馆、教师宿舍，以及女生设施——宿舍、食堂、健身房与操场。根据北大这几位决策人员的估计，北大的女生大概会占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根据第一期的规划，北大将容纳四百个女学生。
结果，北大的建筑计划，无论是治标的短期计划，还是西山的远程目标，都注定是空中楼阁。五四运动以后，北京教育经费开始出现问题。北洋政府连教授的薪水都付不出了，遑论校舍的建筑。历史的发展是诡谲的。茂菲为北大在西山的校园与校舍的构想，就是他当时正在承建的燕京大学。北大终究没能实现在西山建校的计划。然而，北大却在完全令人意想不到的情况下拥有了茂菲所建的校舍。1952年高等院校调整，燕京大学被取消，北大从沙滩区迁进了燕大校园。
蔡元培在1920年10月启程前往欧洲和美国。北大的校务由蒋梦麟代理。蔡元培此行有三个目的：一、延揽留学生；二、聘请外国客座教授；三、向华侨募款建图书馆。他在《北大话别会演说词》里说：“本校图书馆甚不完全。蒋[梦麟]先生筹划在第一院[沙滩]空地建筑一所大图书馆。但是经费不够，政府不能供给，只好向各方面募捐。”只可惜蔡元培这个募款计划同样是失败的。北大的图书馆一直要到1935年，才在胡适的斡旋之下，由美国退还的庚款所成立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补助建成。但这是本传第三部的故事。
力挽教授为饭碗罢教之狂澜
蔡元培到美国去向华侨募款建图书馆，胡适与之配合，也在北大发起教职员捐一个月薪水作为建图书馆基金的运动。问题是，胡适选的时间不对。他在1921年5月3日发起捐薪运动的时候，北京高等院校与中学的教职员已有半年没领到薪水了。原来，从1920年12月起，北京政府发不出薪水了。我会在后面详细分析为什么胡适在北洋政府长期欠薪的情况下，还提出捐薪建图书馆的建议。现在，先说明胡适这个建议的背景。
根据胡适日记的记载，由于北洋政府长期欠薪，从3月14日开始，北京各高等院校教师罢教、职员罢工、学生罢课。4月下旬，北大连续发生纵火事件。4月24日，北大红楼二楼的洗手间里一个木箱起火。事后发现该木箱里有一个鸡蛋壳，内有硫磺味。四天以后，先是红楼二楼的一间教室起火，接着四楼又有一间教室起火。两间教室的门窗都上了锁，都是在讲台下点了蜡烛，旁边堆着鸡毛及讲义纸一堆。幸而这两起纵火事件都被人发现而及早扑灭。胡适在日记里说：“四层楼上扑救很不易，放火的人可谓下毒手了！”他又说，火灾并没酿成，但有人打电话到各报馆，说北大第一院被火烧了。可见这是预谋的。
5月1日，北京政府宣布了保障教育经费的办法。其中，对教职员来说，犹如久旱逢甘霖的一条，是说从前一年12月到来年2月的欠薪，先拨付一个月，与本年3月的同时并发。其余分三期，由银行担保，4-6三个月各付一期。于是，北京高校的教职员联席会议在次日宣布取消罢教与罢工，开会决定复课的办法。3日下午，联席会议本来预定在北大的红楼召开。由于发生了纵火事件，会议改在美术学校召开。大会听取罢工期间的措施以及停止罢工的事宜。会上，蒋梦麟报告了红楼纵火的事件，并说明北大已经由教职员组织委员会，日夜轮流守卫。
接着，胡适发表演说。他首先表示，教职员日夜轮流守卫不是长久之计。他反问大家：“北大图书馆何等重大！非特数十年来购藏中西书籍，为值甚巨。即论开学以来之公文案件，学生成绩，关系亦属非轻，倘一旦付之一炬，损失之大，何堪设想。”胡适接着用激将法提出一个动议，要大家捐薪作建筑图书馆的基金。根据胡适日记里粘贴的一份剪报，胡适是这么说的：此次教职员罢工运动，早已一再宣言，系维持教育，不为个人私利。本校教职员对本校有切身肺腑之关系，对于最重要之图书馆，自然同有维护之责。所以我提议：为免除北大图书馆危险起见，请今日到会诸君发起，将本校教职员本年四月份应得薪俸，每月薪俸在六十元以上者，全数捐作图书馆建筑费。每月薪俸在六十元以下者，自由捐助。此款由北大会计课分四个月摊扣，存储银行，作建筑新图书馆之用。此议案由今日在会同人发起以后，持往各教职员传观，并请赞成者签名。
根据剪报的报道，当天在场教职员全体赞成。在讨论实行办法的时候，马裕藻（字幼渔）提出一个修正案：“薪俸在六十元以下者只能自由捐助，未免轻视得薪较薄者之人格。”根据这个修正案，不管薪俸是否超过六十元，全部捐作图书馆建筑基金。这个修正案经过讨论以后，得多数的赞成而通过。
胡适7月在上海接受了《时事新报》记者的访问，进一步说明了这个捐薪作图书馆基金的想法：北大图书馆即在新大楼[红楼]之第二层[注：如果北大当时的图书馆确实如大家所说的是在一楼，此处就是手民误排]。此次几被奸人纵火烧去。故北大图书馆之建筑尤为急务。现闻蔡孑民先生与北大教授卜思[注：J．D． Bush，1918至1920年在北大英语系任教]先生在美洲已开始捐款，闻已募得万金。此次教职员若捐出一个月的收入，亦可得四万余元。以此两款作基础，加上国内的募款，一二年内当可有一个完好的大学图书馆出现。
这个捐薪运动自然是无疾而终，因为北洋政府食言了。胡适在5月10日的日记中说：“梦麟来谈。教职员事，政府第一个月即失信用，至今无钱，故竟不能解决。现在内阁动摇，教育部无人，这事更不能收束了。”教育部不给薪水，于是教职员继续罢教罢工。恶性循环的结果，就是北洋政府干脆明令停发薪水。5月19日国务院致函教育部，说：京师高等专门以上各校经费，前经议定办法，原为维持各校克日开课，以免诸生旷误学业。兹经国务会议决议，以该校迄未开课，所有八校教员薪费，应暂行停发，由财、交两部查照前意，储款以待，俟各校实行开课，再行照发。至从前积欠经费，仍照原意，分月陆续发给。其中小学校，现均照常上课，其经费自应由部按期拨发，等因。
北洋政府既然采取强硬的政策，教职员也以强硬回对。5月27日，北大教职员在马神庙公主府的第一斋食堂开会。这是胡适第一次在日记里批评教职员把饭碗与权力放在大局以及学生的课业之前：“开会的情形很使人不满意。大概饭碗问题第一重要，其次即是权力问题。有些人心里合不得权力，却实在不会用权力。他们那种‘恋权’的情形真令人难过。”胡适利用这个机会，提出了前瞻性的问题：“今天我抢得几分钟，提出两个议案：一、组织学术讲演会；二、假使政府真用日本借款来买我们，联席会议应严词拒绝。并布告国人。”然而，胡适也知道僵局已成，“政府除非取消五月十九日的公函，我们决无转圜的余地。有人想此时退让，真是做梦！”
僵局既成，北京高校的教职员干脆直接到教育部讨债。6月1日，有108人到教育部讨债。当然是没有结果。翌日，中小学生代表到国务院向国务总理请愿，结果被禁闭在院内。3日下午，各校教职员代表先在美术学校开会，然后赴教育部请愿。请愿不果，教职员要求教育部马次长跟他们一起前往总统府。在这以前，已有两百多名学生到新华门总统府请愿。学生代表被拒在外以后，就有一大半学生前往教育部。这就跟前往新华门的教职员代表不期而遇。于是，两者汇流，共同前往新华门。而就在新华门前，马叙伦等教职员、学生遭到军警用枪柄、刺刀殴打，导致十余人受伤。
“六三事件”发生以后，到处都是武装的军警。6月5日，北大教职员开会。胡适在日记里耻笑联席会议里的几个“重要”人物都不敢出席。他还特别点名说：“谭仲逵[注：谭熙鸿，校长办公室主任，蔡元培的秘书]躲到法国医院去了。”由于北洋政府为“六三事件”发布长电，颠倒黑白，于是胡适又祭出他在五四运动时所用的法宝，亦即用外国记者发文来给北洋政府施压：“将连日出来的重要函电译成英文，颇费工夫。这两天的西洋文报纸，皆由我与柯乐文[Grover，北大英语教授，后来是《北京导报》（Peking Leader）主编]供给新闻。”胡适很得意地在日记里粘贴了一份全国报界联合会通电的英译电文。他说：“此电译出以后，路透社等皆不敢不用我们的新闻了。”
胡适对许多北大同事失望，认为他们是饭碗至上主义。他6月10日在西山旅馆里对蒋梦麟所说的话，就在在地表露了他对他们的不齿：梦麟说：北京教育界像一个好女子。那些反对我们的，是要强奸我们；那些帮助我们的，是要和奸我们。我说：梦麟错了。北京教育界是一个妓女，有钱就好说话，无钱免开尊口。
这时，胡适开始反对北京教育界为了争饭碗而不惜牺牲学生课业的做法。6月13日，北京各校全体大罢课。胡适劝李大钊在联席会议上发表宣言，向各校的响应致谢，但声明不愿各校以罢课为手段。他说这是因为牺牲太大，而收束无期。他认为如果此议能行，效果定大于罢课。只是他怀疑北京教育界是否会有这点远见。
胡适不但劝李大钊在联席会议上发言反对罢课，还动员了杜威。6月11日，在联席会议开会的前两天，杜威写了一封致北京高校教职员联席会议的公开信。杜威首先为自己不请自来的献策致歉。他说他能为自己的鲁莽辩护的，就是他作为北大的一员，关心中国教育的前途。他提醒联席会议要小心：从我私下所听来的以及已经发布的消息，我们有理由相信政府就在等着教授们走错棋，以便可以在教育失策方面扳回一城，同时也让学生和公众对教授失望。我们如果能事先知道敌人希望我们下什么样的错棋，就能免于犯错。因此，我斗胆建议：如果政府出面疏通，教授们就应该把学校的利害放在个人的委屈之前。事实上，这样做等于是坚持政府必须付清所有的拖欠，并保证日后的教育经费。这样做也等于是说明，只要政府做到了这些要求，教授们就会以教育与学生的利益为重而回到教室上课。同时要声明的是，等学校一复课，政府必须提出妥善的办法赔偿受伤的教授，同时立即停止惩处任何教授。如果政府失信，教授们将同仇敌忾地与马[叙伦]先生以及其他受伤的同事站在统一战线。
我所建议的行动策略会产生以下几个结果：一、这会保有学生与公众的同情与支持。同时，这也是对政府说教授们师心自用、糟蹋教育的最好的反驳。二、这可以保护马先生。因为教授们用复课来表明他们的立场以后，政府绝对不敢再动他的汗毛。三、如果政府愚笨、不义到敢不采取妥善措施的地步，则教授们大可以再采取罢教的行动。那时，教授们会有公众的理解与积极的支持。否则公众会对教授们失望，认为教授们是把个人的委屈放在教育的大计之前。四、要求平反，保持了教授尊严。
我当然不是说联席会议应该一字不改地采用我上述的办法，只是以此指出一个建设性的行动策略，把再滋生事端的责任公开地抛给政府。
大家都说胡适反对学生运动。这种说法其实是似是而非的。胡适反对的是罢课，而不是运动。我在《璞玉成璧》里用胡适留学时期的所作所为，说明这种说法的谬误。胡适回国以后，固然也多次发表了反对学生罢课的言论，但是反对学生罢课与反对学生运动，这两者不能混淆，是必须厘清的。胡适反对学生罢课，就跟他反对教师罢教，道理是相同的。胡适有额外的经济来源，也深知教师领不到薪水是一件必须抗议和解决的事情，但是，他的原则是罢教不是最好的手段，因为那影响了学生的课业。正因为如此，胡适在6月28日跟一些北大的同事谈到罢教、罢工、罢课的问题时，提出了一个善后的办法：一、暑假中，筹办招考事；
二、提早开学，约在8月中旬到下旬；
三、自开学至11月底为第三学期，补完上学年[没上完的课]；四、自12月1日到2月底为第一学期，3月1日到5月底为第二学期，6月一个月加上暑期学校为第三学期，赶完下年度；五、开学后，不放假期；
六、如此，则下学年的课程、书籍、教员等事，尚可从容筹备，而上学年的功课也不致敷衍过去。
事实上，反对教师罢课是胡适一贯的原则，是他从五四运动一开始就秉持的态度。不但如此，他一直觉得北京的教育风潮完全就是教师在为他们的饭碗问题而闹。他在7月7日的日记里，记陈独秀写了一封长信去大骂他们北大这一帮人，说他们“为了饭碗问题闹了一年的风潮，如何对得起我们自己的良心”。胡适在日记里说陈独秀骂得句句都对。接着，他对北京教育界从五四以来的风潮作了一个回顾与反省，非常具有征引的价值：这一年半，北京学界闹的，确是饭碗风潮。此风潮起于八年[1919]10月10日。那时我在山西[注：跟杜威到山西去演讲]，到我回来时，教职员的代表——马叙伦等——已在进行了。到12月中，他们宣告罢课。我那时一个人出来反对罢课，质问代表虽有权与政府交涉，但无权替我们大家辞职罢课。那时夷初[马叙伦]因为我对于代表的权限提出质问，便声明辞职不干了。那天的大会怕饭碗打破，以大多数的表决维持代表的全权。从此以后，代表就有全权替我们辞职了。后来我就不过问这件事。
此次3月14日之罢课，是工业专门[学校]突然发起的。那时已止不住了，故我提出“向交通部要钱”的办法。因为这个办法后来居然能成八校的共同主张，故我虽不肯做代表，终不能不暗中帮一点忙。4月30日之阁议以后，我即主张立时上课，夷初与仲逵[谭熙鸿] -班人坚持不可，仲逵因此问题几与铁如打架。后来就更不可收拾了。本来我们有抗议的意思，后来政府又太笨，忽有5月19日的公函[注：即既然不复课，就停发薪水那个公函]。
因此我们又忍住不发了。“六三”以后，更糟极了。
总之，我这一年半以来，太“不好事”了。因为太不好事，故我们竟让马夷初带着大家乱跑，跑向地狱里去！我记此一段，表示自己的忏悔。
7月14日，经由范源濂出面调解，北京教育界与北洋政府达成协议，解决了延续四个月的教育风潮。第二天，胡适搭乘火车到上海去，为商务印书馆做评鉴的工作。胡适接受《时事新报》记者的采访时，为教育风潮而耽误学生的课业而表示歉意：“我们这一年多以来，为了教育经费问题，不幸荒废了无数学子的无价光阴，这是我们很抱歉、很惭愧的。”
这荒废了学子无价光阴的憾事，胡适终究还是无法弥补。他建议补足因教育风潮所缺的课，北大同事注定不听。还在上海的时候，他就在报上看到他们补课的办法，很不以为然地说：“他们现在拿到了六月经费。交通部以后直付教育部的办法已通过了，故报上说决议自9月10日至10月10日为补课期。此议似无道理，一月的补课也无益。我若回去，当不加入此种敷衍办法。”
胡适回到北京以后，还想力图挽回成议。他写了一封信给蔡元培，建议按照他先前的计划认真地补一学期的课。蔡元培个人同意，但说要提交教务会议讨论。胡适说他完全没想到等他把那封信给各系主任——教务会议的当然委员——看的时候，竟然没有一个赞成。“他们觉得我这个意思是可笑的。”更让他气结的，是教务长顾孟余给他看的考试委员会的决议：“补课完后，不举行考试，下学年酌量考试。”下注：“此条不发。”胡适不齿地说：“好一个掩耳盗铃的政策！”胡适说当天的教务会议让他气得难受。
北洋政府的教育经费一再成为军费及其他费用的牺牲品。这个现象一日不解决，北京教育界保饭碗的风潮一日不可解。1922年3月中，又因教育部发不出薪水，北京高等院校的教职员联席会议再次酝酿罢课的动议。3月16日，联席会议又在美术学校召开。会中有人提议提前放假七天。如果政府仍发不出薪水，则提前放暑假。胡适说他首先反对，后来因为反对的人不少，此议没通过。
然而，处心积虑要用罢教的方式索薪的教授不死心，就在春假要结束的时候，他们又在4月9日召开北京高校教职员联席会议，主张延长春假。胡适说那是以延长春假为名，实行罢课之实。他当然极力反对这个动议。当天，胡适到天津去演讲。幸运的是，这次有蔡元培做主力挽狂澜。胡适在三天以后的日记里补述了当天他听来的经过，他说蔡元培说：如果教职员坚执此议，他便要辞职。但此次辞职，不是对政府，而是对教职员。联席会议的人虽然很不满意——因为蔡先生还说了许多很爽直的话——但不能抵抗。于是昨日各校一律开课，而联席会议的各代表一齐辞职。
蔡先生此举极可使人佩服。我曾说，去年3月12日的大会，我少说了几句话，不曾反对罢课，遂酿成三四个月的罢课。一年以来，良心上的负咎，这是最大的一件事了。此次蔡先生此举，使我更觉得我的懊悔是不错的。
胡适在1922年4月当选为教务长。在此期间，北大发生了学生因为讲义费而包围会计室和校长室，导致蔡元培因愤辞职的风潮。早在1917年12月，理科学长夏元琛与化学教授陈世璋曾提出减发讲义的议案。他们的理由有四：一、分发讲义的做法，欧美各国都没有。北大行之已久，颇有无从改革之势；二、北大的印刷部设备简陋，无法应付大量讲义印刷的要求，积压误期甚至逾月；三、如果各科都使用讲义，则大学与编译印刷所有何不同，应该使用教科书；四、每年讲义费省下来的钱，可以用来扩充图书馆书籍的经费。这个议案主要的用意当然是节省学校财玫的支出，因为讲义是算在学费里，学生并不需要另外付费。
这个减发讲义的案子提出以后，《北京大学日刊》刊载了一些教授的反应。他们多半是文科的教授，大都表示可以接受，而且许多教授都说他们的教科书即将完成。因此，蔡元培在1918年2月26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发出布告：“顷学长会议议决暑假后全校各种讲义一律停发。”文科学长陈独秀更进一步地构想成立北京大学编译会出版教科书：“停发讲义已有定议。然学生所需参考及教科书不可不预为准备。凡使用外文或原文书或采录者，希各教授会早日议定办法。其用汉文编著者，请于5月1号前交文科办公室，以便送北大编译会审定出版发卖。”两个星期以后，北大的收发讲义室升格成为出版部，隶属于图书馆。
然而，减发讲义案显然只是具文。四年后，北大的评议会终于决定向学生收取讲义费，按页收费。1922年10月6日的《北京大学日刊》公布了收费的标准：一、无论中文洋文，亦无论铅印油印，一律每页收费银币半分（一元二百分之一）；二、特制讲义券三种（半分、一分、二分）由会计课出售，学生购取谚义券自银一角起，多少听便；三、无论何科何系学生需用何种讲义，均须按页用讲义券换取；四、每学年终了，学生如有剩余，可向会计课退还原价；五、此项讲义券专备学生换取单篇讲义之用，不得作为购取他项图书之代价。
这个讲义收费的决定，毫无疑问，是因为它占了北大每年经费的一大宗。根据朱希祖等七位教授联名写给蔡元培的信，“本校讲义印刷费，岁达一万余元”，而北大的图书费用“为数极微”。他们建议把征收的“讲义费，尽数拨归图书馆支出，供买学生各种参考书之用。此种办法，学校既可增加图书支出，学生亦可减少买书费用。将来学校图书充足，学生外国文程度增高，即可完全废除讲义”。蔡元培在回信里表示赞成，并说明了征收讲义费的双重用意：“一方面为学生恃有讲义，往往有听讲时全不注意，及平时竟不用功，但于考试时急读讲义等流弊。故特令费由己出，以示限制。一方面则因购书无费，于讲义未废以前，即以所收讲义费为补助购书之款。”他同时进一步解释为什么北大用讲义券的方法，而不是参照其他学校的作法，每学期另向学生收取讲义费。他说这是给予学生选择的机会，如果他们愿意认真听讲做笔记，则可以不用购买讲义券。
朱希祖等人给蔡元培的信是10月16日写的，蔡元培的回信是17日写的。然而，就在他们来回讨论如何利用讲义费来充实北大图书设备的当下，正是学生酝酿拒交讲义费的时候。根据蔡元培辞职呈文的描述，10月17日下午，胡适正在山东济南开全国教育联合会，有数十学生群拥至会计课，对职员肆口谩骂，并加恫吓。等蔡元培赶到以后，学生才散去。然而，次日上午，又有学生数十人群拥至校长室，要求立将讲义费废止。胡适在日记里说，根据他听来的报告，带头的只有几十人，然而附和者有几百人。蔡元培苦口婆心地解释，学生始终不受理喻，威迫狂号。蒋梦麟在《西潮》 （Tidesrom the West）里对蔡元培与暴动学生的对峙这一段描写得极为生动，翻译如下：“你们这帮懦夫！”他慷慨激昂地喊着，把袖子卷到胳膊上，双拳在空中飞舞。“有胆的就站出来与我决斗。你们哪一个敢碰教授，我就先把他打倒！”
学生围成半圆形与他对峙着。校长每前进一步，他们就后退一步，一直保持着安全的距离。这位恬静的学者，平常温和得像一只羔羊，霎那间变成一头正义之狮。
闹众逐渐散去。他走回办公室，仍有五十个学生在门外叫嚣，要求取消规定……在那最嚣张的一群里，我注意到有一个高个子。他太高了，无法躲在群众里。我不认得他，他不在被开除的学生名单里。几年以后，他成为一个趾高气扬的官员，我一眼就认出他来了。他的举止我忘不了；他的叫嚣声仍然在我的耳际轰响着。他后来成了一个圆滑的政客、搜刮无厌的贪官。他在二战过后几年死的时候，家财满贯。
这段回忆里那个后来变成贪官污吏的高个子，自然不是胡适日记里所说的冯省三。冯省三在1924年就已病故。他在鼓噪北大的讲义费风潮的时候是世界语学会的干事，是无政府主义者。他承认自己当天确实是喊了：“我们到会计科把讲义券烧了！”“我们打进（校长室）去，把他们围起来，把这事解决了！”冯省三被开除以后去见了胡适，希望能准他回去当旁听生。胡适劝他好汉做到底，不要再有什么请求了。
风潮终于平息。学生道歉挽回蔡元培。然而，学生其实是输了面子，赢了里子。征收讲义费的成议无疾而终。《北京大学日刊》刊载蔡元培复职启事的同一天，也刊载了收回征收讲义费的成命：“奉校长嘱：征收讲义费事，于未经评议会议决之前，暂照上学年办理。特此通告。”
俗话说：上行下效，信然。五四以来，教授可以为了饭碗连月罢教，甚至动辄以罢教恫吓，学生当然也可以为了享有免费的午餐——免费拿讲义——而包围校长室。胡适在这个风潮落幕以后，收到了一个学生寄给他的信，信上附了两首在学生之间流传的讥讽教授的歌谣，其中一首：前！前！前！前！勿摇旗呐喊！
牺牲了多少光阴和金钱，究竟谁露脸？
大学大学，请愿罢教是“铺拉匪色”的密诀。
话儿总说的是不错，但谁管那一日十年，挑达城阙？
所谓“铺拉匪色”也者，“Professor”——教授——是也。所谓“一日十年”也者，原注说：教授罢教一日，若有三千多学生的学校，总算起来，便差不多十年了。至于“挑达城阙”，多年来大家不得其解，实际上显然是取自《诗经》。也就是说，是用窈窕淑女在城楼上来回徘徊，望眼欲穿地等待郎君来相会的焦思，来譬喻学生在课堂里苦等教授来上课而不得的无奈。如果《诗经》里的淑女只是“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北大的学生可是“一日十年，挑达[注：徘徊]城阙”！
胡适对北大有着无限的期望。北大是他“造国之大学”的基地，而北大学生就是他“国之大学”的新血轮。学生“一日十年，挑达城阙”，是大学之过、教授之耻。如果说1920年代以后，胡适在面对学潮的态度上似乎越来越趋向保守，“一日十年，挑达城阙”，这句北大学生给他的当头棒喝，就是我们不能不拿来省思的因素。
1925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与学生之间酿起纠纷。先是杨荫榆动用军警，包围学校，勒令学生离校。章士钊接着在国务会议上提请停办女师大，并派武装警察强行接收。8月18日，北大的评议会决议以教育总长章士钊摧残教育以及女师大为由，宣布与教育部脱离关系。评议会的这个决议立刻遭到胡适等五位教授的反对。他们致书向评议会抗议，谴责评议会越权专断。他们认为这种重大的议案应由全体教职员决定。其次，他们认为在那个政治与教育十分纷乱的时期，北大要与教育部脱离关系，必须是在教育部对北大“地位有直接加害行为之场合为限”。
8月28日，评议会举行教务会议。会上提出了两个议案。第一个议案有胡适等十二位教授联署，建议校长斟酌情形停止执行评议会8月18日的决议。第二个议案，联署人较多，有包括胡适在内的二十二位教授：“评议会凡对于政治问题，以及其他与本校无直接关系之重大问题，倘有所议决，须经评议会之二度议决，或经由评议会与教务会议联席会议之复决，或经由教授大会之复决。”
与此同时，胡适又连同十七位教授发表致全校同事的公开信：我们认学校为教学的机关，不应该自己滚到政治旋涡里去，尤不应该自己滚到党派政争的旋涡里去……
我们对于章士钊氏的许多守旧的主张是根本反对的。他的反对国语文学，他的反对新思潮，都可证明他在今日社会里是一个开倒车、走回头路的人。他在总长任内的许多浮夸的政策与轻躁的行为，我们也认为应当反对。但我们主张，我们尽可用个人的资格或私人团体的资格去攻击他或反对他，不应该轻用学校机关的名义。就令学校机关不能不有所表示，亦不当轻用妨害学校进行的手段。因为学校里大部分的教员学生究竟是做学问事业的。少数人的活动，如果牵动学校全体，便可以妨害多数人教学的机会，实际上便是剥夺他们教学的自由……
所以我们主张：
一、本校应该早日脱离一般的政潮与学潮，努力向学问的路上走，为国家留一个研究学术的机关；二、本校同人要做学校以外的活动的，应该各以个人的名义出去活动，不要牵动学校；三、本校评议会今后应该用其大部分的精力去谋学校内部的改革，不当轻易干预其职权以外的事业。
支持决议的教授立时出面发表为评议会辩护的公开信，联署的人数也刚好是十七位。顾孟余等人指出，北大反对章士钊．跟两年前反对彭允彝，同样都是反对无耻政客作为教育总长。他们批评胡适等人的立场不一致。从前支持反对彭允彝，现在却反过来以“政教分离”为名，反对北大拒绝无耻的章士钊。他们说章士钊上任以来，诚然是为北大筹过经费，然而，北大能相信一个无耻政客吗？他们暗讽反对评议会决议的教授是被收买了：“同人亦当为公义而牺牲利益，维持最高学府之尊严。如若忽变态度，捐弃历来所赞叹提倡之‘狂狷的精神’，而采取‘有奶便是娘’主义，我们不能不为北大羞之。”
然而，他们的撒手锏，是征引胡适为蔡元培反对彭允彝而辞职的辩护词，来以胡适之矛攻胡适之盾：胡适之先生在《努力》 39期说得好：“教育界攻击彭允彝，并不是攻击他本身，乃是攻击他所代表的东西。第一，他代表无耻。第二，他代表政府与国会要用维持一个无耻政客来整饬学风的荒谬态度。”
他们更进一步地把胡适在公开信里指责章士钊是开倒车、走回头路的话语，也挪用过来攻胡适之盾：“我们再加一句：‘第三，他代表文字思想道德制度上的复古运动。” 顾孟余等人说得不错。蔡元培在1923年1月因为北洋政府践踏司法，两度罗织罗文干下狱而辞职，表明他“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于此种教育当局之下支持教育残局，以招国人与天良之谴责”。胡适也说过彭允彝“无耻”，以及彭允彝代表的政府与国会“荒谬”等话。然而，这是典型的论战常用的策略，亦即，选择性地使用论敌的论点，来达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目的。胡适是一个精于论战术的人，他怎么会看不出来。所以，在他的总反驳里，特别征引了自己在《努力》第39期那篇文章的另一段话：北京教育界的人，自然有许多人对于蔡先生抗议的精神极端表示同情的。但同情的表示，尽可以采取个人行动的方式，不必牵动学校。如有赞成他的不合作主义的，尽可以自行抗议而去。如有嫌他太消极的，尽可以进一步作积极的准备：个人行动也好，秘密结合也好，公开鼓吹也好，但都不必牵动学校。（此文题为《蔡元培与北京教育界》；顾孟余等十七教授致同事的公函中也曾引此文中的一段。他们似乎有意忽略了此文的主旨。）
评议会是否逾越职权？是否遵守非常事件的处理程序？其实对论战的双方而言，这都属于枝节的问题。问题的症结，正是胡适在《蔡元培与北京教育界》里所流露出来的两个——他自己可能没意识到——原则性的、不可妥协的论点。一个原则是他在这次论战里所强调的，亦即个人可以采取行动，但不必牵动学校。另一个原则就是顾孟余等教授所挪为其用的，亦即代表无耻、荒谬的教育总长是不能不去的。
这是胡适在《蔡元培与北京教育界》里的矛与盾。胡适的矛说：因为政治不清明，为了保存文化命脉，退而求其次，把恺撒的归恺撒，把学术的归学术；同时，个人的政治活动属于个人的行为，个人不应该以正义为名，裹挟他人及其所属的机关——用胡适的话来说：“剥夺他们教学的自由”——去壮大其正义之师。胡适的盾说：正因为政治不清明，所以不能把恺撒的归恺撒，否则恺撒会吞噬一切。教育界对之宣战的与其说是教育总长，不如说是教育总长所代表的无耻与荒谬。换句话说，是正义的教育界向不义的恺撒宣战。
胡适有他的矛盾。他的论敌所用的词句，几乎都是他两年前为蔡元培辩护的词句，包括“有奶便是娘”那句话。胡适当时讥诋“有奶便是娘”的学者、官吏、新闻家“助纣为虐”，“比当局的坏人还多坏一点”。胡适可以让他的论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论点比比皆是。四年前，他提倡好人政府：“好人笼着手，坏人背着走……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于好人需要有奋斗的精神。凡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两年前，他又说：“正因为这个国家太浑浊黑暗了，正因为这个民族太怯懦无耻不爱自由了，所以不可不有蔡先生这种正义的呼声，时时起来，不断的起来，使我们反省，使我们‘难为情’，使我们‘不好过’。倘使这点‘难为情’、‘不好过’的感觉力都没有，那就真成了死症了。”
胡适的矛盾是不难理解的。就像他在这次论战里所反问的：“北京的教育界自从民国八年[1919]年底发起反对傅岳棻的运动以来，在这政争的旋涡里整整混了六年。成效如何？流弊如何？都是我们亲见亲闻的。我们不说这几年教育界的活动全是徒劳无功。但我们到了今日不能不问：这几年纷扰的效果，抵得过各学校所受的牺牲吗？”这个牺牲，一言以蔽之，就是罢教。就像胡适在《蔡元培与北京教育界》一文里所说的：“这几年的经验给我们的教训是：一切武器都可用，只有‘罢课’一件武器，无损于敌人而大有害于自己，是最无用的。”
然而，毫无疑问地，胡适变保守了。我在《璞玉成璧》里分析说明，保守的胚芽在胡适留美的后期已经形成了。留美中期的胡适不是这样的：他是康奈尔大学“世界学生会”的领袖，曾经当过会长。留学的时候，胡适说美国“世界学生会”的总会有两派在角逐着。一派胡适称之为前进派，康乃尔的“世界学生会”属之，主张所有的和平团体，包括主张和平的学生团体，都属于“国际学生联合会”，“世界学生联合会”应该与所有主张世界和平的团体合作。另一派，以伊利诺大学的“世界学生会”为代表，是保守派，认为世界和平属于政治问题，而学生不应该干预政治。
1914年12月底，胡适代表康奈尔大学的“世界学生会”，到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城去开“世界学生联合会”的年会。在26日的欢迎晚会上，胡适是五位致辞者之一，演讲的题目是《我们站在分岔口上》（At the Parting of the Way）。胡适在《留学日记》里说那篇讲词是向保守派提出挑战，是对他们所下的一份“哀的米敦书”，即最后通牒：今日世界文明之基础所以不坚牢者，以其础石非人道也，乃兽道也。今日世界如道行之人至歧路之口，不知向左向右，而又不能不抉择：将循旧径而行兽道乎？抑将改途易辙而行人道也？世界如此，吾辈之世界会亦复如是，吾辈将前进耶？抑退缩耶？
胡适不但在演说里向保守派宣战，同时也在大会的决议案上力战保守派。胡适是议案股（committee on Resolutions）的主席。他先开夜车写好议案，到开会当天，他以主席的身份，用六个小时的时间力战保守派。他说他每提一案，保守派辄起驳击。幸而进步派占大多数，所有二十条议案皆一一通过。“八年悬案，一朝豁然。”踌躇满志的胡适在日记里说，“此本届年会之大捷也。”
胡适在留学中期服膺绝对不抵抗主义，力主“世界学生会”应当投入世界和平运动，甚至在美国“世界学生会”的年会上宣扬他的主张，并且以议事主席的身份力战保守派，把“干预政治”的积极主张渗透到议案里。回到中国，经过五四时期的风潮、政争以后，胡适不但日趋保守，而且精疲力竭。“在这政争的旋涡里整整混了六年。成效如何？流弊如何？”他退而希望把北大留成一片学术的净土，作为中国社会与文化可以系命之所在。
胡适在1920年9月北大的开学典礼上说：若有人骂北大不活动，不要管他；若有人骂北大不热心，不要管他。但是若有人说北大的程度不高、学生的程度不好、学风不好，那才是真正的耻辱。我希望诸位要洗刷了他。
如果这段话听起来有点耳熟，那是因为胡适留美期间说过类似的话。1914年5月19日，“世界学生会”会长任期结束，胡适在卸职演说里呼吁会员要有特立独行的勇气。他说：“如果人家说你们会里有太多不好的犹太人，太多不好的中国人，或者太多不好的美国人，则你们是该担心。但是，如果人家告诉你们，会里有太多犹太人或黑人，就只因为他们是犹太人或黑人，则你们应该以你们的会为傲，因为这表示这是唯一一个‘属于世界’的学生团体，接纳会员不分肤色、出身、宗教或经济条件。同时，你们应该告诉那带有种族偏见的朋友，说他才是这个会里不该有的会员。”
1920年北大的开学典礼上，胡适用他留学时期最激进阶段的语言来勉励北大的学生。然而，他那特立独行、舍我其谁的锐气已经开始钝化。他不再向社会宣战，而开始从那斯铎曼医生所代表的“易卜生主义”撤退。但这是后话。他鼓励北大学生从事高深的学术研究：“我不希望北大来做那浅薄的‘普及’运动；我希望北大的同人一齐用全力向‘提高’一方面去做工夫；要创造文化、学术及思想；惟有真提高，才能真普及。”
在1921年北大的开学典礼上，他的精英主义，更上了一层楼：外界人说我们是学阀。我想要做学阀，必须造成像军阀、财阀一样的可怕的、有用的势力，能在人民的思想上发生重大的影响。如其仅仅是做门限是无用的。所以一方面要做蔡校长所说有为知识而求知识的精神，一方面又要造成有实力的为中国造历史、为文化开新纪元的学阀。这才是我们理想的目的。
北大处于多事之秋的时候，其实也是胡适病魔缠身的阶段。从1920年秋天开始，他的身体一直不好。根据他给韦莲司的报告，他在1920到1921年间病了六个月，几度停课请假。接着，1922年11月他又病了。医生最初判断是心脏病，后来胡适怀疑自己得了糖尿病。他显然写信给美国的朋友，所以，连韦莲司都关切地来信问北京是否买得到胰岛素。她说如果北京没有，她会帮他在美国买，然后寄到北京。12月29日，他住进协和医院作了详细的检查，证明不是糖尿病，1923年1月6日出院。这时，他向北大请了一年的假。然而，胡适南下时，给他带来麻烦的却是脚气、脚肿。最煞风景的，是让他饱受折腾的痔疮，在那一两年内又忽然大作。
这是胡适跟北大的关系日益疏远的开始。胡适1923年4月南下，到了上海。五六月间来回于杭州、上海两地。6月底搬到烟霞洞，一直到10月初，跟曹诚英在那里度过了三个月的“神仙生活”。胡适告诉韦莲司，他在1923年12月5日回到北京。教了一个学期的课以后，又因为身体的问题，胡适在1924年秋天又请了一年的病假。他在该年初夏的一封信里说：“我因为医生说我有肺病的征象，故不能不再休息一年。如果在这一年之中，养病与著书能并行不悖，我就很安慰了。”然而，休息了一个学期以后，显然因为身体状况好转，加上系里课业的需要，胡适在1925年的春季学期又开了课。
1925年8月底，胡适从北京启程南下。9月底，到武汉等地演讲。10月到了上海。随即浙奉战争爆发，在为时一个多月的战争里，孙传芳大获全胜，控制了苏、浙、皖、赣、闽五省，自称五省联军总司令。由于战事既影响交通，又造成危险，胡适干脆就在上海留了下来，然后割治痔漏。他在次年春给韦莲司的信上作了这样的解释：“我于去年九月离开北京，南下做巡回的演讲。十月爆发的内战让我回不了家，我于是决定留在上海，并割治了那纠缠了我三年半的痔漏，伤口花了几乎一百天才愈合。”这时胡适突发奇想，觉得他要专心著书，不教书了。他在11月10日写了一封信向北大的代理校长蒋梦麟辞职，并请他把这封信刊载在《北京大学日刊》：肛门之病，已三年了，给了我不少的痛苦。我颇能忍痛，又怕割治，始终不能彻底治它……这回南下，有宝隆医院的西医推荐一个治痔漏专家潘君，说他能治宝隆医院割治无效的痔漏。我去诊视。他说我患的是一个“漏”，不过里面只有一根管，尚不难治。他要百五十元，包断根不发……约三四星期可完功……我想这样长假，是不应该的。昨天我思想一天，决计请你准我辞职，辞去教授之职。
前不多日，我从南京回来，车中我忽得一个感想。我想不教书了，专作著述的事。每日定一个日程要翻译一千字，著作一千字，需时约四个钟头。每年以三百天计，可译三十万字，著三十万字。每年可出五部书，十年可得五十部书。我的书至少有两万人读，这个影响多么大？倘使我能于十年之中介绍二十部世界名著给中国青年，这点成绩，不胜于每日在讲堂上给一百五十个学生制造文凭吗？所以我决定脱离教书生活了。
这封信最令人玩味的地方，还不在于他用著作译书来为社会作贡献的想法，因为此前胡适已经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如日中天。他的著作炙手可热。这封信最令人玩味之处，在于他对全世界侃侃而言他的肛门病。我在《男性与自我的扮相：胡适的爱情、躯体与隐私观》一文里，分析胡适的公与私、隐与彰相生、相对的观念，不但表现在他对隐私权的处理上，而且表现在他的躯体观上。胡适日记里描述他的身体，多半是在生病的时候。然而，他描述得最仔细，最锲而不合的，不是心脏病或是纠缠他多年的脚气病，而是他的痔疾。我认为胡适对痔疾——或者更确切地说，肛门——有一种偏执狂。有关胡适的肛门偏执，请看第五章的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