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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民国文林 当前章节:15487 字 更新时间:2026-6-28 15:35

胡适患病住院,有人责问钱穆:“适之尊君有加。今病,访者盈户,君宁可不去?”钱穆答,“此显属两事,君并合言之,将教余何以为人。”

钱穆深感“余自入北大,即如入了一是非场中。”当时钱穆和胡适分别讲授的课程吸引了众多的学生,原因之一是他们的观点对立,钱称“大凡余在当时北大上课,几如登辩论场”。

钱穆在北平七八年,胡适仅来访过一次。而且胡适来,仅为告诉蒙文通解聘之事。当时钱穆据理反驳,胡适自知理屈,两次“语终不已”,“两人终不欢而散”。钱穆亦从中感到了一丝凉意,似亦隐含落聘之忧,他在北平购书五万余册,尝笑语友人:一旦学校解聘,可摆一书摊,不愁生活。当然他与胡适失和,也并没有影响胡适聘他任北大教授。但是一涉及到实际问题,胡适的态度就很分明。任继愈曾回忆,有一年历史系系主任陈受颐休假,有人提议系主任是否由钱先生接替。当时胡适任文学院长,说:“钱先生刚来北大时是副教授,现在已是教授了。”没有往下说,这个建议就搁浅了。到了台湾以后,胡适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在他有生之年,钱穆一直也没能评上院士。李敖曾为此抱不平:“他(指钱穆)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却更该先入选成院士。”

1958年4月,胡适赴台接任中研院长,不少钱穆的学生质疑中研院院士独缺钱穆,欠缺代表性,不过双方歧见已深,门户之争的结果,钱穆还是无缘被提名。钱穆一度动意气,1966年,虽有多名资深院士主张提名钱穆,但他断然拒绝,钱穆反问,早在1948年,中研院就提名八十多名院士,他难道不该入列?虽然弟子们反复劝说,直到两年后钱穆才愿意接受提名,并随即获得全票通过。

【主张】

钱穆说:“当我幼年,在前清时代,就听有人说,‘中国不亡,是无天理。’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不禁起了一番反抗之心。”这种反抗之心便成了他后来治学的动力,“莫非因国难之鼓励,爱国之指导。”

钱穆是靠自学名世的,通过十年乡教苦读,他探索出一套独特的治学方法和治学门径。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就在儒学。

钱穆主张多读书勤思考,触类旁通,认为中国治学与西方不同,西方学问分门别类,互不相关,中国学问分门不别类。经史子集四部,是治学的四个门径,入门后,触类旁通,最后融而为一。

钱穆主张现代中国人必读九本传统经典——《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老子》、《庄子》、《六祖坛经》、朱熹《静思录》,以及王阳明《传习录》——才能领略故人先贤的文化抱负。

钱穆在晚年多次强调,国民必需认识自己国家的历史,否则不是合格的国民。

抗战时期,钱穆在西南联大撰写《国史大纲》,他特地提出应把“我国家民族、已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智识”,作为修撰新通史的必备条件。

钱穆在编写《国史大纲》时,提倡“国民当知国史”,确信知“国史”方能建“信仰”。他说:“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1931年,钱穆的《国学概论》出版时他在“弁言”中写道: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本书特应学校教科讲义之需,不得已姑采梁氏清代学术概论大意,分期叙述。

据钱穆的学生吴沛澜回忆,他在大学一年级时上了钱穆的“中国通史”,也读了顾颉刚《古史辩》七册。他更欣赏顾的观点,并以此为出发点,写了一篇长文。但给钱穆看了以后,钱穆“加以批评,态度严肃,声色俱厉,历时亦长”。

钱穆说:“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其表现有三:一“悠久”,二“无间断”和三“详密”。

钱穆维护中国文化,他说:“若一民族文化之评价,与其历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则我华夏文化,于并世固当首屈一指。”

钱穆晚年多次指出,中国人对中国文化失去信心是中国文化的最大危机,学校教育偏重自然科学,崇洋蔑己,更是中国文化的隐忧。他强调,中国从无帝国主义侵略他国的文化传统,向来推崇“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才是真正的世界性和平观。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人都十分关心,上课时同学们也请钱穆谈谈他对这件事的看法,钱穆说:“张学良、杨虎成的作法是不对的,扣住国家领袖是不应当的。”学生们开玩笑地说,钱穆是唯心论者。

据史学家严耕望回忆,钱穆教导学生立志宏大,拿出气魄与意志,做个领导社会、移风易俗的大师,否则学术局限一隅,纵使当代是第一流学者,回归历史之后,仍是第二流学者。

钱穆说说,五四一代的学者迅速成名,学术却谈不上;清华一代的学者有成绩,却太早当上教授,过舒适日子,谈不上大成就,反不及以一生精力着一本书。故他要求弟子不要年轻时轻易发表作品,以免到了年长学问贯通后后悔。

1989年仲秋,钱穆参加新亚书院四十周年校庆,与学生座谈时认为“救世界必中国,救中国必儒家”。

钱穆的《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以平实而雅洁的文笔追述其七十年间的师友往事,且明白告诉世人“苟以研寻中国现代社会史之目光视之,亦未尝不足添一客观之旁证”。实际上,钱穆着此书虽系追忆师友杂事,但多有月旦当日学界人物之举,如对汤锡予、蒙文通学术的推重,对张荫麟、雷海宗等的好评,对胡适、傅斯年的不无微辞,对熊十力的批评等。

【爱国】

抗战时期,钱穆在西南联大讲授中国通史。他上课时时常结合历史与现实串讲,激励学生的爱国之情,上课时每每座无虚席。当时刚迁至西南联大不久,大家因时局失利情绪低落,在上历史课时,钱穆经常联系中国历史,充满信心地说,统一和光明是中国历史的主流,分裂和黑暗是暂时的,是中国历史的逆流,胜利一定会到来,给师生很大的鼓舞。

正值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同事陈梦家建议他根据讲义,撰写一本《国史大纲》,振奋民族精神。书生报国惟有笔,钱穆当即接受建议,决定撰写一部新的《国史大纲》,为全民抗战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他把自己关在远离昆明七十公里的宜良县岩泉寺里,每天笔耕不辍,用了一年时间才大致完成书稿,并于1940年出版。《国史大纲·引论》中指出,“惟藉过去乃可认识现在,亦惟对现实有真实之认识,乃能对现在有真实之改进。”“故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浓厚之爱情,必先须使其国民对国家已经之历史有深厚之认识。”“此种新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务,尤在将国史真态传播于国人之前,使晓然了解于我先民对于国家民族所已尽之责任,而油然生其慨想,奋发爱惜保护之挚意也。”

1935年,日本阴谋“华北自治”,10月,有感于爱国之情与民族大义,钱穆与姚从吾、顾颉刚、钱玄同、胡适、孟森等百余名大学教授发起一项抗日活动,联名反对日本干涉内政,敦促国民党政府早定抗日大计。鉴于钱穆的抗日态度和学术影响,一九四二年秋,蒋介石在成都两次召见钱穆,请他到重庆机关讲中国历史,谈宋明理学。一次蒋介石在报上看到钱穆的一篇讲话,很赏识,又打电话又是写信约他相见,钱穆以距离太远借故推脱了。后来见面时,他甚至当面劝蒋为了全体国人利益于抗战胜利后功成身退。

1944年10月,应有关部门要求,钱穆专门撰写了一篇《中国历史上青年从军先例》,号召青年从军,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50年秋,“新亚书院”在香港成立,钱穆出任院长。“新亚”之名,据钱穆所言,希望借提倡“新亚洲”,为在香港的中国人争取稍微光明的未来。钱穆之子女指出,钱穆看到生活在香港的中国人失去精神支柱,希望借由在百年殖民之地上办校,倡导中国文化,让流亡者别忘了要做中国人。

钱穆对国家和传统文化的认识是一贯的,即使到了晚年,他仍然主张国家应该统一。1986年2月,他以九十二岁高龄发表《丙寅新春看时局》一文,认为“和平统一是国家的出路”,而“历史传统和文化精神的民族性,是中国统一的基础”。

钱穆认为,中国国家的完整与持久统一性,是中国固有传统;改朝换代只是国内政府改组,而非中国人征服中国人。因此未来中国走向和平统一目标,才符合历史传统文化的民族性;不同政治意见都必须在同一个国家的框架下,由中国人来领导中国。

为了大批在香港攻读中文的中学学生升学需要,香港政府决定在主要提供英国学生就读的香港大学外,合并由美国人支持的崇基、新亚、联合三家书院,催生一所新大学。当时取名又成了创校难题,校名争议难下,有人主张“九龙大学”,也有人认为“中山大学”为佳,钱穆提议,在香港这个特殊地区,使用“中文”作为新大学名称,具有一定象征意义,并符合筹设时英文直译的背景,终将名称定案。也由于钱穆坚持国家民族立场,向英国政府极力争取,中文大学首任校长由中国人李卓敏出任。

【逸事】

钱穆的父亲钱承沛是个私塾老师,据说钱穆生下来时,曾哭三日不止,父亲一直抱在身上哄着,对妻子说:“此儿当命贵,误生吾家耳。”1901年钱穆入私塾,父亲钱承沛即称赞他“前世曾读书来”。

钱穆出生时,虽然家道中落,但父亲爱子如命,经常对人说:“我得一子,如人增田二百亩。”钱穆排行老二,小时候,父亲每次外出回来都带一点蛋糕酥糖之类的零食放在他床边小桌上,用一只碗盖着,钱穆早晨起床后揭开碗就能吃到美味的零食,这种习惯一直维持到七岁入私塾乃止。

钱穆幼时记忆绝佳,日读生字三四十,后来增加到六七十都能记住。一次父亲指着一个生字“没”考问他何意,他居然根据字形说了出来。父亲大惊,摸着他的头说:“此儿或前生曾读书来。”钱穆十岁入果育小学接受正式教育,“每篇文字大约过三遍即能背诵”,且长于作文,先生曾当众夸他“文气浩荡,他日有进,当能学韩愈”。

钱穆自小不但爱读书,且口才极佳,七岁就在鸦片馆为客说三国演义,曾为同学讲水浒传。

钱家世代书香,钱穆识字起就开始阅读的一本史书,就是祖父去世后留下的一部五色圈点的大字本《史记》,也许从那时起就埋下了他后来治史学的种子。但他小时最爱读的还是小说,傍晚屋里光线暗,干脆就爬上屋顶读。看得次数多了,一部洋洋百万言的《三国》竟背得烂熟。父亲的一位朋友听说他能背《三国》,便任指一段考他,钱穆居然一字不落地当众背了出来,而且还绘声绘色,十分传神,众人惊为神童。

被人誉为神童,钱穆也沾沾自喜。一次外出,经过一座桥时,父亲指着桥说,你认识“桥”字吗?钱穆答识。父亲又问:“桥字何旁?”“木旁。”“用木字易马字旁,是什么字?”“骄”。“骄字何义,知道吗?”到这时钱穆才知道父亲的真意,脸一下子红了。父亲的教诲,从此一直铭记在心。

钱穆在常州府中学堂就学时期,曾作为学生代表闹退学,被停止四年级年终考试后,在疗养室发现“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的《仁学》,一天读完。第二天就去理发室剪去长辫。大考之后,随同学回家,有人说,你脑后无辨,乘坐火车,如果遇到警察盘问,有革命党嫌疑。在众人的劝说下,钱穆又将所留长辫缝在帽子上,才没有惹人注意。

当时在退学潮中(常州府中学堂)同为五代表的刘寿彭,聪明过人,在同学中名气很大。一天,被舍监陈士辛召到屋里,出来后进入厕所,大声叫道:不杀陈士辛,我就不是刘寿彭!他当时并没有和钱穆同时填退学表,但四年级考试后也退了学。之后,到上海参加了新文化运动中的星期六派,改名刘半侬。后又被陈独秀召去北京大学,再改名半农,是提倡白话文的干将之一。20年后,即1930年钱穆赴北平教书,登门拜访刘半农。刘半农客气地留他吃了午饭,谈了两个小时的话,但一句不提在常州府中学堂时期的事情,也不问钱穆二十年来的情况,也不谈提倡新文学方面的事情。钱穆感叹道:“不客气乃旧相识,无深语似新见面。”他猜想,大概刘半农已经名满天下,不愿意谈那些陈年往事。而刘半农与自己意气不相投,所以也不谈他的新思想。从此以后,钱穆便不再和他来往。

钱穆在南京钟英中学上学的前半年,一到清晨,就听到环城军号声起,继而看到陆军中学生腰佩刺刀在街上迈步出操,此情此景顿时激发起钱穆的从军冲动。经常幻想着出山海关,到东三省与日本俄国兵对垒。为此,他虽没有敢报考陆军中学,却学会了骑马。

钱穆后来一直为未能读大学感到遗憾。自知上大学无望,遂矢志自学,从此发奋苦读,夏天读书为防蚊叮咬,读书时就效仿父亲当年将双脚放在瓮中。

钱穆初到京时,傅斯年经常在宴客时邀他作陪。后来,由于二人治学的兴趣与方法的不同,钱穆与傅斯年的关系就逐渐恶化,以致傅斯年后来对人说,钱穆写的东西他从来不看。

钱穆与钱钟书同宗不同支,钱钟书是其侄辈,但钱穆又称钱基博(钱钟书父亲)为叔。1927年,商务印书馆要出版族里前辈学者钱穆的专着《国学概论》,钱穆请钱基博为之写序,钱基博把此事交给了儿子钱钟书,钱钟书立马写就,一气呵成,钱基博读后竟一字未易。这样,出版后的《国学概论》冠名钱基博的序言竟出于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钱钟书之手,不禁使人叫绝!

钱伟长是钱穆长兄钱声一之长子,钱穆的亲侄,钱伟长的名字即出于钱穆之口,袭自晋代建安七子徐干的字“伟长”,希望他见贤思齐。钱穆年轻时与钱伟长同在灯下读书,钱穆母亲一旁缝纫伴读,更是钱穆老年相当纪怀的一个画面。1984年,钱穆赴港与钱伟长曾有一叙。

钱穆小时候身体一直很弱,每年秋天都生病,祖父父亲都英年早逝,他一直为自己健康担忧,一次从一本日本书上看到讲究卫生对健康长寿的重要性,便警省自己,从此每天起居有恒,坚持静坐散步,记日记,以此督促自己。晚年他把自己长寿的秘诀都归功于有规律的生活。

钱穆从二十多岁就一直练习静坐,对静坐之法也是深有心得。钱穆在《师友杂忆》中曾记载了他自己的多次静坐经历:一日,余站梅村桥上守候自城至荡口之航船,呼其停靠。余上船,坐一老人旁。老人顾余曰:“君必静坐有功。”余问何以知之,老人曰:“观汝在桥上呼唤时,双目炯然,故知之。”余闻言大慰。

钱穆在蒙自时,住在天南精舍。天南精舍在法国医院旁边,柳州中央航校迁移而来,即设在医院内。当时日军空袭,航空学校成为重要目标。天南精舍沈有鼎能占易,在他房间的桌子上,充满着《易经》八卦符号的纸片。一天晚上,大家请他试占,得节之九二,翻书一查,竟是“不出门庭凶”五字,于是,众人决定第二天早餐后即出门,择野外林石胜处,或坐或卧,拿出所携之书阅读。当时,钱穆正在撰写《国史大纲》,为了保护书稿,他每天早晨携书稿出去,至下午4时后始归。

钱穆的夫人胡美琦回忆钱穆时也提到他的静坐:我和宾四(即钱穆)刚开始共同生活时,他整天在学校,有应付不完的事;下班回家一进门,静卧十几分钟,就又伏案用功。有时参加学校全体旅游,一早出门,涉海、爬山,黄昏回家,年轻人都累了,但宾四一进门仍只休息十几分钟便伏案。我觉得很奇怪,有一天谈起,他说:这是因为有静坐之功。他年轻时为求身体健康,对静坐曾下过很大功夫,以后把静坐中的“息念”功夫应用到日常生活上来,乘巴士、走路,都用心“息念”,所以一回家就能伏案。

钱穆还一度仿效伍廷芳倡行的冷水浴,虽寒冬不辍。

据说有一次熊十力在某人家里见到钱穆着《先秦诸子系年》,看得心头火起,不禁在书上打叉子,还不解气,干脆扔在地上边踏边骂。

【性情】

1928年,钱穆的妻子邹氏、新生婴儿及兄长钱声一先后逝世。钱穆在接连失去三位亲人后开始关注养生,他说:“人生不寿,乃一大罪恶”,于是于日常生活中注重起居规律和锻炼,强化生存意识,欲挣脱命运的“劫数”。

钱穆自幼吸烟,后来在小学任教,课本有劝戒烟一节,他自忖:自己嗜烟,何以教学生,遂决然戒之,后数十年不吸。接近钱穆的人说他无论做何事均“能提得起,放得下,洒落自在,不为物累”。

燕大当年发通知多用英文。有一次钱穆接到一份水电费缴费通知,上面全是英文。当时水电费须按月缴,因他英语不好,接到英文通知很气愤,干脆不缴,年底学校来人问他收到通知没有,他说收到了。来人又问:为何不按月缴费?钱穆愤然回答:吾乃国文教师,不必识英文,何以在中国学校发英文通知?对方一时哑然。

钱穆坚持己见,从不隐瞒自己观点。一次讲上古史时,钱穆说:“事有可疑,不专在古,上古也有很多不可疑之处。比如有人姓钱,此钱姓便属古,没有可疑。近来有人却不姓钱,改姓‘疑古’,这是什么道理!”这是讽刺钱玄同“疑古玄同”的别号。有人告诉他主张疑古的北大名教授钱玄同的公子就在班上,让他讲课时注意一点,别引起麻烦,但他并不回避,仍当众声称“若言疑古,将无可言”。不久,钱穆和钱玄同在一个宴会上碰面,钱玄同说:“我儿子很相信你的话,不听我的!”

1941年夏,钱穆回乡省亲。他的老师吕思勉邀其回母校常州第五中学讲演,钱穆恭敬从命,钱穆在昔日老师面前仍句句以学生自居。他谆谆告诫那些年轻的校友:“此为学校四十年前一老师长,带领其四十年前一老学生,命其在此演讲。房屋建筑物质方面已大变,而人事方面,四十年前一对老师生,则情绪如昨,照样在诸君之目前。此诚在学校历史上一稀遘难遇之事。今日此一四十年前老学生之讲辞,乃不啻如其四十年前老师长之口中吐出。今日余之讲辞,深望在场四十年后之新学生记取,亦渴望在场四十年之老师长教正。学校百年树人,其精神即在此。”

初到香港,钱穆担任“新亚书院”的院长,积极办校的钱穆自奉简朴,创校时栖身在简陋的新亚校舍中;日后搬到贫民区的钻石山,赁屋而居,每天搭巴士到学校;后又搬到偏远乡村沙田西灵寺旁,仍旧每天搭巴士、火车上课,从未向校方申请公费补助。

1960年1月,时任新亚书院校长的钱穆,应美国耶鲁大学东方学系邀请讲学半年,并获耶鲁大学颁赠名誉博士学位。一生未上大学的钱穆,不愿浮夸穿戴礼服方帽,在颁赠典礼上依旧穿着普通衣服出席,以强调他是以普通人的身分接受荣誉学位的头衔而已。

钱穆的《国史大纲》出版后,遭到国民政府的审查刁难,要求钱穆更改对太平天国的评价后始得付印。钱穆坚持不改,以致拖了半年才出版。

台湾孔孟学会曾邀钱穆撰写《孔子传述》一书。钱穆一改常人写作生平历史的习惯,从各项孔子行述学说的疑义着手,成一家之言,并坚持《易经》非孔子所着的史学论点。这让孔孟学会大为不满,要求钱穆改稿,否则即拒绝出版。但钱穆坚持不改,把稿件交其它单位出版。

1985年,江苏古籍出版社提出出版钱穆全集的构想,却被打了回票。一是钱穆不赞同以简体字出版中国学术作品;二是很多他手边未发表或即将发表的新作未被纳入出版计划;此外,钱穆在两岸对峙期前后,曾发表部分政治性言论,但他主张负文责,反对修改、删节,此争议几经协调才暂告落幕。

【雅趣】

钱穆好藏书。他在北平居住八年,“先三年生活稍定,后五年乃一意购藏旧籍……余前后五年购书逾五万册,当在二十万卷左右。历年薪水所得,节衣缩食,尽耗在此。”钱穆经常逛琉璃厂隆福寺,与各家书店的老板都认识。一旦他有想要的书,便给两个地方旧书店各打一个电话,如果这家没有,书店便询问同街其他书店有没有。如果有了,书店就派车送到他家。每到周日便有十多家书店送来书(大都为成套书中的头一两册),放在他书斋的大长桌上,如果钱穆选中了,则下个周日带来全套书。钱穆家中俨然就是个小书市,他也因此买到许多珍本孤籍。

胡适有一本潘用微《求仁录》孤本,钱穆“向之借阅。彼在别室中开保险柜取书,邀余同往。或恐余携书去有不慎,又不便坦言故尔。……余移寓南池子锡予家,一日傍晚,一人偶游东四牌楼附近一小书摊,忽睹此书,亦仅数毛钱购得。”

钱穆还曾记载一件事:一日课后,北大图书馆馆长毛子水到历史系休息室询问他,坊间送来《章氏遗书》钞本一部,此书钞本在北平颇有流行,不知有价值否。钱穆志道“此本确系章氏家传”。如果他告诉毛子水是假的,那么这本书就被退回书店,钱穆就可以到书店购下,然后私藏。但他“念公藏可供众阅,不宜秘为私有。……即以原本回子水,嘱其可为北大购取珍藏。”后来钱穆听说毛子水并没有为北大图书馆买下此书,而由胡适购买收藏。

钱穆对北平的书很是向往。“北平如一书海,游其中,诚亦人生一乐事。至少自明清以来,游此书海者,已不知若干人。今则此海已湮,亦更无人能游而知其乐趣者。言念及此,岂胜惘然。”

钱穆喜爱昆曲,他在常州中学时受老师影响爱上昆曲,自谓“余自嗜昆曲,移好平剧,兼好各处地方戏,如河南梆子、苏州滩簧、绍兴戏、凤阳花鼓、大鼓书一一兼好。”因为爱昆曲,由此喜欢上吹箫,终生乐此不疲。长兄好笙与琵琶,他喜欢箫笛,当年在乡教时,兄弟二人课余常常合奏《梅花三弄》,成为早年一大乐事。

钱穆少时学唱昆曲,所以也学吹箫笛,他曾下过很大功夫。冬天下雪在户外练,在当风口练,还要一腿而起,做金鸡独立式慢慢蹲下又起来练,要练到箫笛声音不断不变。

钱穆曾自述:“好吹箫,遇孤寂,辄以箫自遣,其声乌乌然,如别有一境,离躯壳游霄壤间,实为生平一大乐事。”钱穆在常州府中学堂曾随童伯章先生学过昆曲,极好箫笛。胡美琦女士也记录过钱穆吹箫之乐。

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曾写道:“余在府中学堂时,即好围棋,先兄亦然……广罗晚明以下各种围棋谱,课余在此对弈,或摆谱……几乎每日必对弈一局。”

钱穆先生的棋艺不错,余英时先生回忆道:“钱先生那时偶然还有下围棋的兴趣,陈伯庄先生是他的老对手,因为两人棋力相等。我偶然也被他让几个子,指导一盘,好像我从来没有赢过。”

胡美琦女士回忆钱穆说:“……也喜欢围棋。但不喜欢和人对弈,他嫌那样费时伤神,所以更喜欢摆棋谱。在我觉得心情沉闷时,他常说,我来替你摆一盘棋吧。偶然也夫妻对下,他说:只有如此,胜也好,败也好,可以不伤神。”

钱穆特别欣赏朱子的“出则有山水之兴,居则有卜筑之趣”的生活方式,也自觉实践。他读书治学都尽可能选择环境清幽,景色绝佳的地方。初到北大时一段时间他借住在朋友汤用彤家。汤家位于南池子边,紧靠太庙,四周广布古柏草坪,“景色幽茜”。在西南联大写《国史大纲》时居住的宜良县岩泉寺山明水秀,更是人间仙境。其后借读的苏州耦园还读我书楼,三面环水,“有池林之胜,幽静怡神”。晚年栖居的台北外双溪素书楼,依山面溪,是台湾有名的风景名胜地。

钱穆喜欢旅游,治学之余,每到一处,总要遍访名胜游山玩水。在北大几年,几乎年年出游,遍及山东、山西、江西、河南、湖北等周边地区。即使在西南联大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也照样游兴不减,许多当地人没有去过的地方,他都游到了。在遵义浙大执教时,适逢学生李埏也来任教,于是拉着他一起遍游遵义山水,李埏已精疲力竭了,他仍兴致勃勃。李埏原以为老师这样的人一定终日埋头读书,不想他长日出游,大为感叹:“不意先生之好游,乃更为我辈所不及。今日始识先生生活之又一面。”对他的诧异,钱穆自有一番解释:“读书当一意在书,游山水当一意在山水。乘兴所至,心无旁及。……读书游山,用功皆在一心。”

【婚姻】

钱穆先生一生结了三次婚。在此之前,钱穆曾有过一个未婚妻。离钱家十里外后宅镇有一个有名乡村医生姓沈,对书香世家钱家十分敬佩,主动将自己女儿许配给钱穆。钱穆在南京钟英中学的那年暑假,忽得了伤寒症,情况十分危急,一家人无计可施。沈翁听到女婿病重的消息,忙对其他病人说,“我必先至婿家”。经过他多次细心诊治,才把钱穆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然而不幸的是,未婚妻不幸因病早夭,这门婚事便结束了。

1917年秋,在长兄钱声一的主持下,钱穆第一次结婚。婚后夫妇便住在素书堂东边一间老屋里。1928年,钱穆遭受了一生中最大的打击,夏秋之际,原配夫人邹氏及新生婴儿相继去世。他的长兄钱声一先生赶回家帮助料理后事,因劳伤过度,旧病突发,不幸也病逝。两月之内,连遭三丧。长兄与他感情最厚,他的名字穆便是长兄取的。长兄去世时年仅四十,遗下妻子及两子两女。长子十六岁,跟着钱穆在苏州中学读高一,即后来着名的科学家钱伟长。

连失三位亲人,对钱穆的打击也是极为重大,在《先秦诸子系年·跋》中,钱穆写道:“儿殇妻殁,兄亦继亡,百日之内,哭骨肉之痛者三焉。椎心碎骨,几无人趣。”

第一任妻子去世后,朋友金松岑到处为他张罗。金松岑曾是《孽海花》一书最先起草人,德高望众,是钱穆最敬佩的前辈和忘年交,曾先后两次为钱穆做红娘。第一次为他介绍的是他的侄女,号称东吴大学校花,两人曾通过几封信,见面后,对方坦言:钱先生做老师很合适,做丈夫却不合适。金松岑又把钱穆推荐给自己的一个女弟子,女弟子回了一信:“钱君生肖属羊,彼属虎。羊入虎口,不宜婚配。”虽然媒未做成,钱穆对金松岑还是十分感激,所以第二次结婚时,仍请他做了介绍人,算是圆了他一个红娘梦。

1929年春,钱穆与张一贯结婚,婚后有三子一女。张一贯曾在小学当过校长。婚后第二年,钱穆只身到燕大任教,等北大工作稳定后才接妻子到北平团聚。华北告急,钱穆只身随北大南迁,1939年夏钱穆回苏州侍母时,张一贯才携子女自北平回到苏州团聚。一年后钱穆又只身返校,从此辗转大后方各地。他是有名的只顾学问不顾家的人,一心治学,与家人聚少离多。钱穆1949年离开大陆后,三子一女都是由张一贯带大。

钱穆赴港后,继配张氏与诸子女皆留在大陆。钱穆独居无侣,生活维艰。由于没有人照顾,生活缺乏规律,致使经常胃病大发。

1952年4月16日,钱穆应朱家桦邀请,到台湾为“联合国同志会”演讲,活动借用淡江文理学院新落成但尚未验收的“惊声堂”举办,聚集四百余人聆听钱穆关于唐宋史的看法。演讲完毕,在答问之际,讲台前的屋顶突然掉下大水泥块,第一排的贵宾听众、活动主持人以及钱穆均遭波及,多人受伤,应邀听演说的立委柴春霖重伤当场死亡。意外发生时,钱穆头部遭到石块重击昏厥,险遭掉落的碎石活埋,众人将他从石堆中救出,送台北中心医院急救,幸而无性命危险。蒋经国、张群、何应钦等人闻讯,立即赶赴探望。身受重伤、不便行动且须治疗,钱穆只能赴台中存德巷养病四月,直到1952年八月才返港。

讲堂塌陷意外却开启钱穆的另一场人生意外,养病期间,任职台中师范学院图书馆的新亚学生胡美琦,因为与钱有师生关系,每天下午图书馆工作结束便来护侍,晚饭后离开,星期天则陪他到公园散步,并陪同钱穆到台中各地散步、旅游,也协助钱穆搜集藏书研究,随着相互了解的加深,两人渐生感情,为日后共结连理埋下种子。

胡美琦出身名门,江西南昌人,父亲是国民政府时期的江西省主席胡家凤,与钱穆本是旧识,1950年由港赴台任国策顾问;兄长胡美琼曾担任台湾省公路局长。胡美琦对历史与教育别有研究,日后曾在文化大学任教,文笔颇佳,钱穆晚年因眼疾无法专心着述,皆由胡美琦代整理付印才能顺利出版。

胡美琦曾说,两人之间并非浪漫的爱情,她因景仰钱穆人格学养,愿意委身下嫁,照料不时为胃疾困扰的钱穆。

一九五四年师范大学毕业后,胡美琦重回香港,两人经常相见。一次钱穆胃病复发,久治不愈,为了便于照顾,钱穆向她求婚,胡美琦答应了。

1956年春,62岁的钱穆与比他小35岁的胡美琦在香港结婚,两人在九龙亚皆老街更生俱乐部举行简单的婚礼,婚礼仅邀新亚同事眷属十余人参加。新婚洞房是在九龙钻石山一个贫民窟租的一套两室一厅。虽然条件简陋,钱穆却十分高兴,亲自撰写了一副对联:“劲草不为风偃去,枯桐欣有凤来仪。”

婚后钱穆与胡美琦仍暂住九龙钻石山,虽然不富裕,但生活饶富情趣,夫妇俩每天必然偕手散步。

钱穆与胡美琦缔婚,始有安定生活。胡美琦对钱穆的起居饮食也是照料得体贴入微。伉俪情深,老而弥坚,令人赞叹。乃至武侠小说家金庸在《神雕侠侣》最新修订版的后记中,专门提到了钱胡的这段“师生恋”,指出他们的结合当时曾经受到某些香港文人的批判,但是他却亲眼见到钱穆夫妇婚后幸福的生活,对他们深为敬佩。

胡美琦曾回忆她与钱穆的婚姻生活:

我们钻石山的那个家,仅有20余平米,就养了大大小小近百盆花草,摆满在窗框上柜子上书桌上茶几上阳台上。他用栽花赏花代替一部分书房运动。他永远保持着乐观心情,使家庭中朝气充沛。他喜欢接近大自然,我们在香港时,先后两个家都可以望月,可以观海。得了空闲,他喜欢自香港山顶看海上落日,看夜景,或是到九龙乡村漫游。他对于一年四季阴晴冷暖的变化,都觉得意味无穷。他喜欢饮下午茶,也喜欢围棋。但不喜欢和人对弈,他嫌那样费时伤神,所以更喜欢摆棋谱。在我觉得心情沉闷时,他常说,我来替你摆一盘棋吧。偶然也夫妻对下,他说:只有如此,胜也好,败也好,可以不伤神。

我最爱听他吹箫。我们住在九龙沙田的那一段日子,每逢有月亮的晚上,我喜欢关掉家中所有的灯,让月光照进我们整条的长廊,我盘膝坐在廊上,静听他在月光下吹箫,四周寂静,只听箫声在空中回荡,令人尘念顿消,满心舒畅。……迁到台湾后,他的牙齿全部拔光,装上了假牙就没有兴致再吹箫了。

钱穆先生晚年着述甚多,包括:《中国思想史》、《中国思想通俗讲话》、《人生十论》、《朱子新学案》、《双溪独语》、《宋代理学三书随劄》、《晚学盲言》等。钱穆先生晚年之所以还有这么多的成果,与这次婚姻有极大的关系。

钱穆弟子何泽恒说:“大凡到过素书楼的人,无不承认钱师母对宾四师的贡献。确切地说,没有师母,便没有宾四师的晚年。”

钱穆自己在写给幼女钱辉的信中也表达了对夫人襄助照料之功的感激:“我此数年来,双目失明,但还能写稿,都由你后母先誊正再改定。若非她,我此两年亦不能再写此许多稿。”73岁大病后,他更加快了写书的计划,到1971年花了7年时间完成巨着《朱子新学案》。此书是他晚年的代表作。国际汉学批评家杨联升读了该书后,赞叹不止,说钱穆治中国学术思想史,“博大精深,举世无能出其右者”。

钱穆后来完全目盲,夫人就帮他查阅旧籍,引述成语。文章写成后,又请夫人诵读,口授订正。他的最后一部着作《晚学盲言》就是这样诞生的。而钱先生晚年的最后一篇文章,是临终前三个月口授,由夫人记录整理而成的,这正印证了刚结婚时,钱穆对胡美琦所说:“不希望她是一个只懂管理家务的主妇,希望她做一个懂得他、了解他的知己。”

【抉择】

1949年8月,毛泽东针对美国国务院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以及艾奇逊国务卿给杜鲁门总统的信,写了5篇评论,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批评了国内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美帝国主义的幻想。很不幸的是,在第一篇评论中,钱穆就被点了名。

钱穆在接到华侨大学聘函决定暂避之时,江南大学创办人、无锡商人荣德生劝他不要走。钱穆对荣的为人十分敬佩,即便如此,钱穆并没有听从荣德生的劝告。钱基博双胞胎的弟弟钱基厚也劝钱穆不要离去。钱穆坚拒。

为了避免争论,钱穆临走之时只说乘春假去旅行,为了给大家留下这样的印象,学校里他的床铺、书籍都原封不动。像《庄子纂笺》、《湖上闲思录》等书稿,也准备到达香港后,再让同住的学生寄过去。钱穆南渡没有携妻带子,是否也因为行动机密不得而知。

钱穆路过上海,江南大学同事、也是无锡同乡许思远知道他要离去,说,你暂时去避一避也好,等到秋天时局稳定下来,我们再在这里相见。

到了广州,钱穆在街头遇到了老朋友张晓峰,张告诉他准备去香港办一所学校,已经约好了谢幼伟、崔书琴。这次偶遇,钱穆恐怕根本没有想到,竟是他抛妻弃子、永离故土的开端。

之后,钱穆先去岭南大学访陈寅恪,邀请他赴港任教,遭到拒绝。又去乡间访熊十力,十力亦无意离开大陆。又给在重庆的梁漱溟去信邀请赴港,梁没有回复。再到中山大学见杨树达,但是杨决定离粤返湘。无奈之下,钱穆于当年秋随侨大迁回香港,同行者仅侨大同事赵冰夫妇。

避居香江的钱穆未能因此避开政治纷扰,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点名批判钱穆、胡适和傅斯年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所能控制的极少数人”。

钱穆作为一名将中国传统文化奉为圭臬的儒者,对于发源苏俄的马列主义理论极为排斥,因此远走他乡。但同时,他对国家仍抱有深沉的爱,他所热爱的,是那个具有千年文明的故国,而非此一新国。

【苦痛】

1949年,钱穆离开大陆,避难港岛,虽然避免了被“思想改造”的劫难,但同时也付出了远离故土、抛妻弃子的代价。

据余英时回忆,钱穆初到香港时,曾经与余英时一家观看一场有关亲子之情的电影,向来能够“以理驭情”的钱穆,禁不住想起在大陆的儿女,悄然泪下。中国传统文化甚重父子之情,而此时已中年并且毕生信仰中国传统文化的钱穆,其落寞可想而知。

余英时回忆:有一年的暑假,香港奇热,他(钱穆)又犯了严重的胃溃疡,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间空教室的地上养病。我去看他,心里真感到为他难受。我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帮你做吗?他说:我想读王阳明的文集。我便去商务印书馆给他买了一部来。我回来的时候,他仍然是一个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亚书院全是空的。

钱穆高呼“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近乎偏激地为传统文化辩护,为各种激进势力所不容。故当时的共产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都视之为封建余孽,不约而同的攻击与封杀他。于是,就有了建国后钱穆着作被禁直到改革开放,就有了向来标榜“宽容”的自由主义者胡适生前封杀钱穆进入“中研院”的举动。另外,即使是钱穆的拥趸,大多也并非他理想中的读者,因为钱穆毕生辛勤着述,是为故国招魂,是培养对中华传统文化抱有信仰的读者,但现实中大多数读者,离信仰中国文化还很遥远。故而作为保守主义者,钱穆注定要落寞。所以钱穆的余英时也不无叹息的说“钱先生无疑是带着很深的失望离开这个世界的”。

1978年,钱穆因黄斑变性症眼疾剧烈发作,无法正常视物看书,前后开了三次刀,静养半年后,并无显着成效。后在妻子胡美琦的帮助下,钱穆先生开始用口述录音的方法写作。视力受损后,在胡美琦协助下,钱穆仍先后出版《历史与文化论丛》、《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宋代理学三书随札》等着作。

钱穆晚年数度轻微中风,加上年事已高,不适宜出国旅行,因此殷切期盼在清华大学教书的大女儿钱易能去台探望。1987年底梁实秋去世,长女梁文茜不能去送别父亲的遗憾激起民愤,台湾于1988年11月公布探亲奔丧办法。办法公布时,人在荷兰阿姆斯特丹进行学术访问的钱易,当月即申请赴台,成为两岸分隔四十年来第一位赴台探亲的大陆人士。能和女儿在外双溪共聚天伦,让钱穆激动而欣慰。只是当年迈的钱穆听到女儿细数家乡景色的变迁,不由得黯然地说:“此生恐怕是回不去了。”

钱穆曾说希望女儿赴台是趟单纯安静的旅程,然而民进党却揭发钱易赴台申请时掩饰了其具有共产党员等官方身份,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刻处理;还以钱易在国立大学教书为由,检举她参加台湾方面定义的“叛乱组织”。陈水扁更具状控告钱易曾是共青团员,引发轩然大波。虽然钱穆父女都说以平常心看待这些不实在的说法,但树欲静而风不止,素书楼风波连连,还有人要告钱穆“知匪不报”,连串风波让钱家不得安宁。虽然台湾“高检署”在1988年底即对各相关控告处以不起诉决定,但钱易只能黯然离开台湾,希望争议到此为止。垂垂老矣的钱穆哀伤地说:“这些人已经完全抛弃了中国文化传统,不承认父女间的亲情,更不能理解他的女儿为何会从这么远的地方来看望父亲。”

后因陈水扁等人指责钱穆居住的素书楼产权一事,钱穆愤然搬离素书楼。眼疾缠身的钱穆,搬家时已不太能出门,也不太肯多讲话进食,记忆力明显减退,仅希望子女能在他生前去台一聚。但天不从人愿,在度过九十六岁的寿诞后,也就是迁出素书楼才三个多月,1990年8月30日,一代国学大师钱穆逝世于杭州南路新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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