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楚中元问梁启超：“梁先生过去保皇，后来又拥护共和，前头拥袁，以后又反对他。一般人都以为先生前后矛盾，同学们也有怀疑，不知先生对此有何解释？”梁沉吟了一会儿，然后以带笑的口吻说：“这些话不仅别人批评我，我也批评我自己。我自己常说：‘不惜以今日之我去反对昔日之我’，政治上如此，学问上也是如此。但我是有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的，决不是望风转舵，随风而靡的投机者。”
梁启超说：“我为什么和南海先生分开？为什么与孙中山合作又对立？为什么拥袁又反袁？这决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
梁启超的朋友孙宝瑄是这么认识梁启超的多变的：“盖天下有反覆之小人，亦有反覆之君子。人但知不反覆不足以为小人，庸知不反覆亦不足以为君子。盖小人之反覆也，因风气势利之所归，以为变动；君子之反覆也，因学识之层累叠进，以为变动。其反覆同，其所以反覆者不同。”
郑振铎在《梁任公先生》一文中对梁启超的“善变”表示了深深的理解：“他之所以‘屡变’者，无不有他的最坚固的理由，最透彻的见解，最不得已的苦衷。他如顽执不变，便早已落伍了，退化了，与一切的遗老遗少同科了；他如不变，则他对于中国的贡献与劳绩也许要等于零了。他的最伟大处，最足以表明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处，便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
【性情】
梁启超为人天真、率直、热忱、进取、虚心、内省、无我、重感情，他自称为“中国之新民”和“少年中国之少年”，熟识者皆认可，不觉得他矫情。
胡适说：“任公为人最和蔼可爱，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人们说他是阴谋家，真是恰得其反。他对我虽有时稍漏一点点争胜之意，——如民八之作白话文，如在北大公开讲演批评我的《哲学史》，如请我作《墨经校释·序》而后移作后序，把他的答书登在卷首而不登我的答书，——但这都表示他的天真烂漫，全无掩饰，不是他的短处。正是可爱之处。以《墨经校释·序》一事而论，我因他虚怀求序，不敢不以诚恳的讨论报他厚意，故序中直指他的方法之错误，但这态度非旧学者所能了解，故他当时不免有点介意。我当时也有点介意，但后来我很原谅他。”
1923年，胡适曾应《清华周刊》之请为青年开出一份《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胡将《三侠五义》、《九命奇冤》也列入其中。梁启超也受邀开出一份书单，他在《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中说：“胡君这个书目，我是不赞成的，因为他文不对题。”又说：“一张书目，名字叫做‘国学最低限度’，里面有《三侠五义》、《九命奇冤》，却没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岂非笑话？”又说：“若说不读《三侠五义》、《九命奇冤》便够不上国学最低限度，不瞒胡君说，区区小子，便是没读过这两本书的人，我虽自知学问浅漏，但说我连国学最低限度都没有，我却不服。”
1924年正月，梁启超与胡适在安徽会馆共同主持戴东原二百年生辰纪念会，当时“《晨报》特别印专刊，副刊编辑孙伏园抱来散发，全部是任公一个人的文章。到开会，他又几乎独占了两小时的讲演时间，最后给胡适之留下了十分钟”，胡适登台前，梁介绍说：“现在请不讲理的胡适之，来讲不讲理的戴东原！”
胡适少时，受梁启超影响至深。但胡适学成归国，并因提倡白话文而暴得大名后，时时以创新见解刺激梁启超，梁因而发愤写出了《治国学的两条大路》、《历史统计学》等着作。对此，周善培说，任公常以不知一事为耻，如胡适之流偶然有一篇研究一种极无价值的东西的文章，任公也要把这种不值研究的东西研究一番，有时还发表一篇文章来竞赛一下。周常常劝他：“论你的年辈，你的资格，应当站在提倡和创造的地位，要人跟你跑才对，你却总是跟人跑。不自足是美德，但像这种求足的方式，天下学术无穷，你已年近60，哪一天才能达到你足的愿望呢？”梁启超当时也一再点头，而始终控制不住一个“名”字，因此就造成一个无所不通的杂家。
梁是一个情感至上的人。他曾说：“我是感情最富的人，我对于我的感情都不肯压抑，听其尽量发展。”
梁济仰慕梁启超，四次造访“未得一见，两度投书亦无回答”，梁启超从梁济遗书中得知此事后，自责“虚骄慢士”“感涕至不可抑，深自懊悔”，致函梁济之子梁漱溟，表示“启超没齿不敢忘先生（梁济）之教……”。
梁启超在日本时，听说王宠惠之名后，便致函王，邀他到小石川东亚商业学校叙谈。王得书后，并不前往，而是复函责备梁失礼，说梁启超是一党魁首，理应礼贤下士，现在想以一纸书使人奔走，只能让受书的人难堪。梁启超见信后，并不生气，反致函称谢。
戢元丞、秦力山在《新大陆》杂志上称梁启超剽窃德富苏峰的文章，“不过为新闻记者中之一乞儿、一行窃者而已”。其时，新思想、新知识竞相输入，知识界往往以风气之先为荣，一有新说，人争传述，并没有今日“知识私有”、“版权所有”的观念。梁启超并不避讳其中有抄袭的成分，因此也没有回文进行辩解。
梁启超说：“我生平是靠兴味作生活源泉。我的学问兴味、政治兴味都甚浓，……我觉‘我’应该做的事，是恢复我二十几岁时候的勇气，做个学者生涯的政论家。”
李仁夫回忆，梁启超演讲时，不是口若悬河。他虽循循善诱，但在紧要关头，他往往是将两手交叉胸前，好似准备与人搏击的姿态，非常紧张。
1922年，梁启超在天津讲演，开头便说：“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什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柢？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柢。我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咧，厌世咧，这种字眼，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但我不仅从成功里感到趣味，就是在失败里也感到趣味。”
姜亮夫想考清华大学，考试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但榜还没有发。姜就写信给梁启超，希望能得到一个补考的机会。然后他就接到了面试的通知。姜亮夫到清华是梁启超亲自面试，此后姜亮夫又过了王国维这一关，就这样，他进入清华读书了。
梁启超在东南大学任教时，学生罗时实问他：“国粹将亡，奈何？”梁反问：“何以国粹将亡？”罗对曰：“先生不见今日读经之人之少乎？”梁闻声大怒，拍案道：“从古就是这么少！”
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中，人们常将王国维排在首席，但有时也将梁启超排在首席。梁对王也极为推崇，他对学生说：“教授方面以王静安最难为，其专精之学，在今日几为绝学，而其所谦称未尝研究者，亦且高我十倍。”又说：“王先生脑筋灵敏，精神忠实，方法精明，而自己又极谦虚，此诚国内有数之学者，故我个人亦深以得与先生共处为幸。”
徐志摩爱上陆小曼，为与其结合，要与结发妻子张幼仪离婚。当时徐的好友大都劝他不要为了陆离婚，徐父更是认为徐有辱门风，其师梁启超亦致信徐志摩，力劝其悬崖勒马，免为世诟。梁在信中说：“呜呼，志摩！世间岂有圆满之宇宙？”徐意坚决，复书亦说：“呜呼，吾师！吾唯有于茫茫人海中求之，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耳！”
1925年阴历七月初七，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证婚人为梁启超。梁本不愿意，但碍于徐志摩之父和胡适的情面，才答应出席证婚。梁启超的证婚致辞这样说：“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又用情不专，所以你再婚再娶，以后务必痛改前非，重新做人。”稍停又道：“徐志摩，陆小曼，你们听着，你们都是离过婚的人，都是过来人！这都是由于你们用情不专，今后一定要痛自悔过，希望不要再一次成为过来人。我，作为徐志摩的先生，假如你们还认我这个先生的话，我送你们一句话，祝你们这是最后一次结婚。”他的话使满堂宾客瞠目结舌，徐志摩不得不哀求：“先生，给学生和高堂留点面子吧。”
【温情】
梁启超与学生蔡锷感情甚笃，蔡锷病逝后，梁启超在上海为爱徒举办了公祭与私祭，并倡议创办了松坡图书馆。在梁启超“饮冰室”书斋的显要位置，悬挂着一幅蔡锷将军的戎装油画像，这是梁为悼念他的这位得意门生而请人绘制的。
梁启超对学生很爱护，最喜与一般青年接触，尤其是天资聪颖用功最勤的学生。清华研究院的学生都是自费上学，梁启超了解到他们生活有困难，就让学生去松坡图书馆编目录。梁的学生周传儒回忆说，因自己是头目，一月可得五六十元，其他学生也可得二三十元。
杨鸿烈回忆：梁妻于1924年逝世。……眼见梁氏身穿孝服，从回回营步行好几里遥远的路直到宣武城外法源寺回灵，涕泪纵横，可见伉俪情深，老而弥笃。
梁启超家教极好，膝下子女个个成才，其中包括三个院士。
梁启超常教育子女们说：“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了新生命，如朝日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
儿媳林徽因之父林长民被刺杀后，梁启超写信给梁思成深情的安慰说：“你要自己十分镇静，不可因刺激太剧，致伤自己的身体。因为一年以来，我对于你的身体，始终没有放心，直到你到阿图利后，姊姊来信，我才算没有什么挂虑。现在又要挂虑起来了，你不要令万里外的老父为着你寝食不宁，这是第一层。徽因遭此惨痛，惟一的伴侣，惟一的安慰，就只靠你。你要自己镇静着，才能安慰他，这是第二层。”
梁启超幼子梁思礼于1924年8月24日出生在北京，很受梁启超的宠爱，1927年，梁启超在给海外孩子的信中说：“每天老白鼻（梁思礼昵称）总来搅局几次，是我最好的休息。”1927年1月2日，梁启超在给海外孩子们的信中写道：“老白鼻一天一天越得人爱，非常聪明，又非常听话，每天总要逗我笑几场。他读了十几首唐诗，天天教老郭（保姆）念，刚才他来告诉我说：‘老郭真笨，我教他少小离家，他不会念，念成乡音无改把猫摔。’他一面念说一面抱着小猫就把那猫摔地下，惹得哄堂大笑。他念‘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又一杯。我醉欲睡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总要我一个人和他对酌，念到第三句便躺下，念到第四句便去抱一部书当琴弹，诸如此类的笑话多着哩。”
梁没有一项体育运动是他所喜欢的。他自备了一辆新型的轿车为外出代步之用，但是为了有机会锻炼身体，有时候也安步当车。梁居家的时候，常携带着最小的儿子思礼在花园散步，在清华大学任教时，有时在西园住宅附近喷水塔一带玩玩，对思礼喊“一二三”的口令，叫小儿子学兵式体操。
梁启超在协和医院住院期间，适逢生日，孰料被医生灌了一杯草麻油，禁止吃晚饭，梁启超说：“活到五十四岁，儿孙满前，过生日要捱饿，你们说可笑不可笑。”他在给女儿思顺的信中乐观地写道，甚至连小儿子“老白鼻”也嬉笑他，“你看，公公不信话，不乖乖，过生日还要吃泻油，不许吃东西哩！”
【淋漓】
梁启超精力过人，感情充沛，文章常一气呵成。他写文章，常一写就是几万字至十几万字，连续写两三天时间，写罢方才休息。一次他把写好的手稿交给学生后笑言道：“你们玩了两天，我成书一本，现在我要倒头睡觉去了。”
梁启超身材短小精悍，相貌秃顶宽下巴，目光如炬，他喜穿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顾盼生辉。他精力充沛，至死不衰，让人啧啧称奇。他曾接连三十四个小时不上床歇息，写成洋洋数万言的《戴东原哲学》。
梁启超喜欢召集学生一起围坐杂谈，谈必竟夕。梁先从文艺谈起，接下来古今人物、世界趋势，海阔天空，无所不包，到谈起鬼怪玄学时，大家莞尔一笑，明白今天谈话快要结束了，这时天已大亮，仆人端点心进，大家吃完方才各自休息。
姜亮夫回忆，梁启超可以“五官并用”，即可以同时做好几件事情而且不分心。一天，姜到梁启超家中，梁启超要写对联，让姜帮忙拉住写对联的纸。刚要动笔，梁启超吩咐助手说：“你明天九时到王先生家去送一封信。”刚写了两个字，儿子告诉他“有电话”，他随即吩咐儿子去回话，这时手中笔未停，边说边写。儿子退出，家人送信近来，他叫家人读信，他一边听一边写，听完，吩咐回信大意。家人又送早点上来，他眼睛稍看了一下，又边写边说，早点中某东西不要，某东西再加一点。姜亮夫很慌，生怕他把对子写错，但他没有一个字出差错。姜亮夫由此想到古人说的“五官并用”。
黄伯易也回忆过梁启超的“五官并用”，右手在写文章，左手却不停挥扇，有时一面在写，一面又在答复同学的问题。当他写完一张，敲一下床面，让他的助手到另室取华文打字机的打印稿，一篇还未打完，第二篇稿又摆在桌面了。黄伯易觉得，他的五官并用，不但不致令人感觉冷漠，反而从他的一颦一笑的问答中流露出热情。
马相伯演说时语速很快，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听讲者很难将他的话记录下来。1907年，马在日本发表演说，梁启超去听演讲，把他演说词记录下来，马看了异常高兴，常对人言：“我的演说，只有梁启超听得明白，他能够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
梁启超逃亡日本，用很短的时间学会了日文，有说一个星期，有说半个多月的，还有一种说法是在船上一夜便通日文。梁启超在《论学日本文之益》一文中写道：“有学日本语之法，有作日本文之法，有学日本文之法，三者当分别言之。学日本语者一年可成，作日本文者半年可成，学日本文者，数日小成，数月大成。”
梁启超自述：“我每天除了睡觉外，没有一分钟一秒钟不是积极的活动，然而我绝不觉得疲倦，而且很少生病，因为我每天的活动有趣得很，精神上的快乐，补得过物质上的消耗而有余。”
梁启超缺乏流利的口才，但因感情充沛，演讲颇感动人。一次，冯玉祥邀请梁启超给西北军讲话。梁情感兴奋，滔滔不绝，冯玉祥被感动的放声大哭，全军将士也跟着哭成一片。
在清华上学时，梁实秋曾听过梁启超演讲的《中国韵文里表现的情感》，梁实秋回忆说，梁（启超）先生情感丰富，记忆力强，“用手一敲秃头便能背诵出一大段诗词”，仿佛敲几下之后，记忆力便又畅通。
梁实秋在《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中写道：“先生的演讲，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叹息。听他讲到他最喜爱的《桃花扇》，讲到‘高皇帝，在九天，不管……’那一段，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己。他掏出手帕拭泪，听到的人不知有几多也泪下沾巾了！又听到他讲杜氏讲到‘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先生又真是于涕泗交流之中张口大笑。这一篇讲演分三次讲完，每次讲过。先生大汗淋漓，状极愉快。……先生尝自谓‘笔锋常带情感’，其实先生在言谈讲演之中所带的情感不知要强烈多少倍！”
马逢华曾记述：闻先生（闻一多）讲课，很像是“说书人”讲故事，常常讲得有声有色；有时甚至比手划脚，眉飞色舞，讲到得意处，声音愈来愈高，语句愈来愈快。有一次他谈到自己学生时代在清华听梁启超讲授古乐府箜篌引“公无渡河”。他说，梁任公先把那首古诗写在黑板上，然后摇头摆脑地朗诵一句：“公、无、渡、河”，接着大声喝彩，叫一声“好”！然后再重复地念：“公、无、渡、河”，“好”！“公、竟——渡、河”，“好”！“渡河——而死——，当奈——公何！”“好，真好，实在是好！”梁任公这样自我陶醉地一唱三叹，一声高似一声，并无半句解释，朗诵赞叹过后，就高呼道：“思成，抹黑板，快抹黑板！”思成是任公的儿子，也在班上听讲。黑板擦过，这首古诗就算讲完了。闻一多给我们讲述这个掌故时，自己也是脑袋转来转去，声音激越高昂，讲得满脸发红。那位笔锋常带感情的梁任公，当年在清华朗诵箜篌引时，恐怕也未必会比闻一多向我们复述时的情形，更为兴会淋漓。这一阵热烈激昂的表演过后，闻先生把声音压低，两手一摊，说：“大师讲学，就是这样！”
梁实秋亦回忆此次演讲：“我记得他开头讲一首古诗，箜篌引：公无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其奈公何！这四句十六字，经他一朗诵，再经他一解释，活画出一出悲剧，其中有起承转合，有情节，有背景，有人物，有情感。我在听先生这篇讲演后约二十余年，偶然获得机缘在茅津渡候船渡河。但见黄沙弥漫，黄流滚滚，景象苍茫，不禁哀从衷来，顿时忆起先生讲的这首古诗。”
【自负】
梁启超崇拜墨子的人格，故自称任公，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
梁自谓：“中国不可少之一人。数年之后，无论中国亡与不亡，举国行当思我耳。”
梁启超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在《三十自述》中他写道：“余生同治癸酉正月二十六日，实太平天国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普法战争后三年，而意大利建国罗马之岁也。”
1909年，梁深感国势垂危，叹言“中国前途非我归而执政，莫能拯救。”又说“然使更迟五年，则虽举我听我，亦无能为力矣。”
1912年，梁启超荣归祖国，顾盼自雄，欲作内阁总理，经纬天下。但袁世凯认为梁“仅能提笔作文，不能胜任国家重任”，仅将其放到财政总长的位置上。
梁启超对财政学兴趣极浓，他有感于清末以来财政紊乱，以俄国财政名臣槐特自任，希望能一展抱负，将濒于破产的中国财政，“不数年而苏生之”，“起死而肉骨之。”
梁对办学也颇有意兴。他意欲将中国公学办成与北大、东南大学三足鼎立的局面。校长王敬芳曾想将校长一职让与梁，梁亦跃跃欲试，但由于学生蒋百里认为梁只适合教书，坚决反对，梁遂作罢。
【内省】
梁启超说：“康有为大器早成，观点是一成不变的；而梁启超却是不断变化，不惜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
周善培说：“我平生的朋友最能受直言的，只有任公，这是我永远忘不了的。”
在政治和思想上，梁启超多变，他评价自己道：“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尝自言：“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多以此为诟病，而其言论之效力亦往往相消，盖生性弱点然矣。”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对自己坦诚自责，他说：“启超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述着，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及其自发现而自谋矫正，则已前后矛盾矣。平心论之，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闭塞委靡，非用此种卤莽疏阔手段，不能烈山泽以辟新局；就此点论，梁启超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虽然，国人所责望于启超者不止此，以其人本身之魄力，及其三十年历史上所积之资格，实应为我新思想界力图缔造一开国规模；若此人而长此以自终，则在中国文化史上，不能不谓为一大损失也。”
梁启超记诵力极强，求知欲极炽，但贪多务得，追求速成，缺乏恒心。周善培对于他的这个毛病进行过规劝，梁亦有自知之明，他为长女梁思顺的《艺蘅馆日记》题诗时，反省道：“吾学病爱博，是用浅且芜。尤病在无恒，有获旋失诸。百凡可效我，此二无我如。”
刘海粟问梁启超：“你为什么知道的东西那样多？”梁思索片刻后恳切地回答道：“这不是什么长处，你不要羡慕。我有两句诗：‘吾学病爱博，用是浅且芜。’一个渔人同时撒一百张网，不可能捉到大鱼。治学要深厚。你应该尽一切力量办好美专，造成一批人才；此外还要抽出精力作画。基础好，天分好都不够，还要业精于勤。以上两件事要毕生精力以赴，不能把治学的摊子摆得太大。盖生命有限，知识无穷。‘才成于专而毁于杂’，一事办好，已属难得；力气分散，则势必一事无成。”
梁启超在檀香山向何蕙珍学习了几个月的英文，自觉已习得英文真谛，便编写《英文汉读法》，称：“凡读此书者，不数月即可翻译英文书籍。”一日，王宠惠来访，翻看此书后，王郑重地告诉梁：“你是卖书的，而不是研究英文的。”梁闻此言，面有愠色。王告诉他，此书的内容及构造方法有误。梁听罢，面红耳赤，从王手里接过那本书，一撕两半，丢到窗外。从此，再未提起此书。
夏曾佑（穗卿）与梁启超相识后，几乎天天见面探讨学问，凡见面必发生争论。梁说：“十次有九次我被穗卿屈服，我们总能得到意见一致。”
有一次，学生黄伯易问梁启超为何不再谈政治，梁说：“我在政治上经过几次风险，现在决心闭门读书，不问政治，你难道不能理解？”黄伯易说，从他当时庄重而又矜持的面容上看，梁启超显然已经失掉他发出“死生不过开阖眼，祸福有如反覆手”壮语的青春时代了。
【早秀】
梁启超自幼聪明绝顶，四、五岁就读完了《四书》、《诗经》；6岁在父亲教导下，五经卒业，除经学外，还读《史记》、《汉书》、《纲鉴易知录》、《古文辞类纂》等；9岁时，能作千言的文章；12岁便中秀才，17岁中举，被誉为“岭南奇才”。
据说，梁启超出生时，产房内忽然闪出一道白光，然后胎出母体。迨至其髫龄时期，聪悟超群，反应敏捷，记忆力强，向其口授四书五经之句，能入耳不忘。有一次，他到三江东胜街书铺购书，选好一本书后，与店主议价，店主分文不愿减，梁启超说：“我买不买这本书无什么相干，反正我已看完了，已能从头到尾背诵出来。”店主以为他吹牛，便随手翻开书中的一页说：“你能背出这一页，我便将此书送给你。”结果他一字不漏背出。店主亦守信，将此书送给小梁启超。
一天，梁启超爬上竹梯玩耍。祖父怕他有危险，赶紧叫他下来：“快下来，快下来！会跌死你的。”梁启超并不下来，继续往上再攀一级，还冲口念出：“有人在平地，看我上云梯。”祖父不由开心大笑。
梁启超7岁时，家中有客来访。当时梁启超从外面玩得满头大汗冲进家门，端起一大碗凉开水正想喝，却被客人叫住了。客人提笔写了一个狂草的“龙”字，让梁启超辨认。梁启超看后，摇摇头表示不认识。客人哈哈大笑。梁启超并未理会，一口气喝完了那碗凉开水。客人看了又哈哈大笑道：“饮茶龙上水。”小梁启超迅速接口道：“写字狗耙田。”梁启超的讥讽让父亲很是尴尬，便要惩罚他，客人忙阻止说：“令公子对答工整，才思敏捷，实在令人惊异。”
梁实秋少时与祖父一起睡，每晚，祖父授《楚辞》一段，翌日，梁便能背出，不多日，便能全篇背诵。多年后，他在东南大学附中发表演讲时，背诵《楚辞》，一字不遗。
1882年，虚龄10岁的梁启超去省城考秀才，与其他考生同行。从新会到省城，水路要走三天。满船都是赶考的学子，年长的已有四五十岁。一日，众学子在船上吃饭，白米饭，蒸咸鱼。有人便提议以咸鱼为题作诗。咸鱼不雅，难以入诗，然而梁启超即吟出“太公垂钓后，胶鬲举盐初”两句，立即语惊四座。胶鬲贩盐，鱼加盐，为咸鱼。这次，梁启超并未考上秀才。两年之后，12岁的梁启超再赴省城参加考试，得中秀才，梁当时为年龄最小的秀才，因此被誉为“童子秀才”。
10岁时，梁启超随父亲到秀才李兆镜家中做客。他见李家院中杏树花开正好，就偷偷折下一枝，藏于袖中。父亲看后并未点破。筵席上，父亲当众对启超说：“开宴前，我先出一副上联，如能对好，方可举杯，否则，只能为长辈斟酒沏茶，不准落座。”遂出上联曰：“袖里笼花，小子暗藏春色”。梁听后恍然大悟，知父亲知其折花一事，但他并未慌张，随口对来：“堂前悬镜，大人明察秋毫”。对联一出，堂前喝彩不已。李兆镜拍掌叫绝：“让老夫也来考一考贤侄，‘推车出小陌’，怎样？”梁启超立刻对：“策马入长安。”众人连声赞好。
梁启超家乡某山上有座凌云塔。童年时，梁启超常和小伙伴爬上凌云塔望风景。一天，11岁的梁启超作《登塔》诗，诗云：“朝登凌云塔，引领望四极，暮登凌云塔，天地渐昏黑。日月有晦明，四时寒暑易。为何多变幻？此理无人识。我欲问苍天，苍天长默默。我欲问孔子，孔子难解释。搔首独徘徊，此时终难得。”
1885年，梁启超入着名学府“学海堂”继续求学。梁启超入学之后，刻苦钻研，努力探求，“四季大考皆第一”，这在学海堂以往的历史上，只有江南才子文廷式有此殊荣。梁每年都获得学堂的“奖学金”。每次拿到“奖学金”，他都去买书。与此同时，梁启超还到菊坡精舍、粤秀、粤华书院等书院选修一些课程。1889年，虚龄17岁的梁启超在广州参加乡试，中第八名举人。他是年龄最小的举人，可谓“少年举人”。
1895年，梁启超会试未中。据胡思敬《国闻备乘》所记：主持乙未（1895年）科会试的主考官是大学士徐桐，副主考则为启秀、李文田、唐景崇三人。李文田看到梁启超的试卷后，想录取梁，但名额已满。徐桐手中还有一些机动的录取名额，李文田便与唐景崇一起请求徐给一个名额，录取梁启超。但徐桐不喜梁的卷稿牵引古义，越出绳尺，不肯拨给名额。他还对李文田袒庇粤省同乡，颇有微词。李无奈，只好将梁卷“抑而不录”，并在卷末批曰：“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此后，梁启超便绝迹科场，他做《时务报》主笔时，更是痛批科举制度扼杀人才。
【逸事】
梁启超儿时，一次说谎被母亲发现，被母亲鞭打，母亲对他说：“你若再说谎，势必会成为盗贼，成为乞丐！”母亲的话，让梁启超一生铭记。
1884年，梁启超得中秀才，时梁的祖父正逢70大寿，他请求担任主考的广东学政叶大焯“为学生的祖父70大寿馈赠墨宝”。叶大焯为梁启超的孝心感动，挥毫写下了《镜泉梁老先生庆寿序》一文。
梁启超从康有为习陆王心学及经世治国之书，后赴京参加会试，主考官以为梁的考卷为康捉笔。
梁启超极为孝顺，从日本回国后，专门为父亲做寿。父亲去世时，他正讨伐袁世凯复辟，不能侍奉在父亲身侧，所以后来专门为父亲守孝。
梁启超闲时爱谈鬼怪，常说得闲时要写一篇文章，叙述自己与鬼交涉的经过，但始终未写。梁在万木草堂的同学回忆：梁年轻时喜欢谈玄扶乩，常做扶鸾之戏，与乩仙谈诗论文，颇以为乐。乩仙不一，或为李白，或为杜甫，一日有王维降乩，梁问道：“能联句吗？”回答写：“可。”又问：“摩诘好佛，那么我能和你谈禅吗？”乩仙随笔成文，又颇有禅理。
夏曾佑给梁启超起了一个绰号叫做“佞人”（旧训诂有佞即才之说）。有一年正当丁香花盛开时节，梁启超因事外出三天，没有见夏，他回来后，看到家里案头上留有夏的一首歪诗：“不见佞人三日了，不知为佞去何方？春光如此不游赏，终日栖栖为底忙？”
梁启超与章太炎政见不一。一次，两人谈及孙中山，章问梁：“孙逸仙何许人？”梁答：“此人蓄志倾覆满洲政府。”章听后，“心甚壮之。”梁启超接着说：“孙氏主张革命，不过陈胜、吴广之流罢了。”章太炎回答：“果能主张革命，则不必论其人才优劣也。”
辛亥革命后，章太炎的女婿龚未生主持浙江图书馆事务，因康有为、梁启超与章的政见不一，整个图书馆竟没有一部康梁的着作。
梁启超平生不置田产，他开玩笑地说：“假若十块钱买一亩田，或十块钱买一只鸡，我宁愿吃鸡不买田。”
梁家田产不多，仅够糊口，梁启超的父亲梁莲涧曾专程跑到日本，向梁启超索款购置产业。当梁启超告知经济拮据，无钱购置田产时，梁莲涧便以自杀相要挟。最终，梁启超的弟子们解囊相助，集资一千二百块银元给了梁莲涧，才打发梁父回国。
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流亡日本时，自称“多泪善辩之人”，汪精卫曾撰文道：“梁启超之泪，奴才之泪；梁启超之辩，民贼之辩也。”后来，汪精卫投靠日本后，竟也常以“多泪善辩之人”自喻。
吴稚晖喜欢写文章骂人，他在《猪生狗养之中国人》一文中骂梁启超云：“三年以来，粪味将浓时，纵有一个剿灭人种的梁贼、梁强盗、梁乌龟、梁猪、梁狗、梁畜生，所谓梁启超者，无端倡满洲黄统万世一系之说，洗净了屁眼，拉鸡巴来干，然用其雌雄之声，犹有什么政治革命、责任政府等之屁说，自欺欺人。”
吴稚晖说：“（章士钊、陈独秀、梁启超）他们三人共通之点，在矮子里头寻长人，都也比较有三分诚心，想把中国弄好的。不像那班摸金政客，滑头学生，只在‘人生世上，势位福后，盖可以忽乎哉’的螺丝壳里，尽翻筋斗的。”
民国成立前，在东京的保皇派和革命派由笔战发展到互相谩骂，甚至于斗殴，梁启超就曾遭到张继带头的革命党人群殴。当时，梁自知不敌，且辩且退，张继则拉住他的袖子不放手，最后梁启超只好绝袖而去。
熊希龄组“名流内阁”：外交汪大燮、内务刘人熙、财政梁启超、司法沈家本、陆军陈宦、海军萨镇冰、教育范源濂、农商张謇、交通杨度。袁世凯看完这份阁员名单，便问熊道：“这就是所谓第一流人才吗？”随即提笔更易一气，递还给熊希龄，熊唯唯而退。到发布时，仅梁启超长司法、汪大燮长教育、张謇长农商，其余皆按袁意易人。
梁启超辞去币制局总裁之职时，曾有“以不才之才为无用之用”之语，袁世凯笑曰：“卓如非不才，总裁实无用。”
梁启超有“狗屁分三级”的着名论断：某年，某学政主持某地学子的考试，结果成绩普遍很差，学政大人勉强拔出前三名后，批曰：第一名是“放狗屁”；第二名是“狗放屁”；第三名是“放屁狗”。梁任公解释说，“放狗屁”表明放屁者仍是人，“不过偶放一狗屁耳”；“狗放屁”表明放屁者乃狗也，虽然是狗，“不过偶放一屁耳”；“放屁狗”则不但是狗，而且这狗“舍放屁外，无他长技矣”。
孔子之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人多以为是愚民政策，梁启超加了两个标点，使其文意大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梁启超与陈垣同为广东新会人，上世纪20年代，他们被学界称为“新会先生”。公认梁以博广见长，陈以专精为着。
泰戈尔访华，梁启超作热情洋溢的欢迎演讲：“我们用一千多年前洛阳人欢迎摄摩腾的情绪来欢迎泰谷尔哥，用长安人士欢迎鸠摩罗什的情绪来欢迎泰谷尔哥，用庐山人士欢迎真谛的情绪来欢迎泰谷尔哥”。
梁启超曾为泰戈尔起名“竺震旦”。泰戈尔访华时，时恰逢其64岁生日，中国文化界为其举办了祝寿活动。梁启超在致贺词时说，泰戈尔的全名是罗宾得罗纳特·泰戈尔。“罗宾得罗纳特”有太阳和雷的含意，中文意思就是“震旦”，而古印度称中国为震旦，中国人称印度人为天竺。所以，他“将两个国名连起来，赠给他一个新名‘竺震旦’。”泰戈尔很是高兴，连连称谢。西泠印社又为泰戈尔刻制了两方不同字体的“竺震旦”印章。后来，泰戈尔常常使用“竺震旦”这个名字。
清华每周六有一个同乐会，师生全部参见。梁启超上课很严谨，到了同乐会上，大家让他表演，他就说背一段《桃花扇》，结果全段背出，让清华师生很是吃惊。
1922年，梁启超已退出政坛，潜心学术。一日，长子梁思成与次子梁思永骑单车上街，被陆军部次长金永炎乘坐的汽车撞倒。交通警察上前查询，金掏出名片，告之有话到衙门来说。警察畏惧，只好雇车将梁思成二人送到医院施救。梁夫人痛子心切，大怒，鼓动梁启超用法律制裁金。金次日得知所撞非普通人家，乃亲往医院探访，表示道歉，承担全部医药费用。梁启超为了总统黎元洪的面子，本想大事化小，结果梁夫人不依不饶，梁进退维谷，一时非常为难，据说梁夫人还直奔总统府大闹了一场。
【婚恋】
1889年，17岁的梁启超参加广东乡试，得中第八名举人。主考官李端棻爱其才，将堂妹李蕙仙（据夏晓虹教授考证，李蕙仙本名应为李端蕙，此处暂用李蕙仙）许配给梁启超为妻。李蕙仙长梁启超4岁，两年后，二人完婚。次年夏，梁启超偕夫人荣归故里。
李蕙仙出身显贵家庭，但她恪守孝道，操持家务，深得梁家上下喜爱，在乡间博得贤良之名。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只身逃亡日本，李蕙仙及家人留在广东。慈禧太后下令捉拿梁启超的家人，梁家举家避居澳门，才逃过了一场灭顶之灾。
梁启超到日本后，给李蕙仙写信道：“……南海师来，得详闻家中近况，并闻卿慷慨从容，词声不变，绝无怨言，且有壮语，闻之喜慰敬服，斯真不愧为任公闺中良友矣。”他把自己的和服照片寄给李蕙仙说：“衣冠虽异，肝胆不移。见到了我的照片就像见到我本人一样。”后李蕙仙来到日本，二人才得以重聚。
李蕙仙不仅照料梁启超的生活，还对梁启超的事业有过不少帮助。学者考证最早的夫妻报人应该是梁启超和李蕙仙夫妇。梁启超说不好官话，为此曾吃过不少亏。“戊戌变法”初期，梁启超已名动京城，光绪帝久闻其名，但在召见他时，因梁启超不谙官话，彼此难以交流，光绪帝大为扫兴，只是赏他六品衔。这使得梁启超痛下决心学好官话。李蕙仙自幼长在京城，官话说得自是流利。她到日本后，梁启超便请夫人教自己学习官话。不久，梁启超的官话说的便极为流畅，在社交场合就得心应手了。
1915年，张勋复辟时，梁启超参加护国军，讨伐张勋，对一家老小放心不下。李蕙仙深明大义，鼓励他说：“上自高堂，下至儿女，我一身任之。君为国死，毋反顾也。”
梁启超对李蕙仙敬爱有加，有时也有些怕她，所以亦有惧内之名。冯自由的《革命逸史》曾写“梁任公之情史”，认定梁启超的婚姻并不美满：“李女貌陋而嗜嚼槟榔。启超翩翩少年，风流自赏，对之颇怀缺憾，然恃妇兄为仕途津梁，遂亦安之。”
梁启超的外孙女吴荔明回忆外祖母时也说：“李蕙仙婆是个较严肃的人，性情有点乖戾”，“所以家里的人，都有点怕她”。
梁启超与李蕙仙相敬如宾，一生只吵过一次架。李蕙仙弥留之际，梁启超追悔莫及，对长女梁思顺说：“顺儿啊，我总觉得你妈妈的那个怪病，是我们打那一回架打出来的，我实在哀痛至极始终不忍说，现在忍不住了，说出来想把自己的罪过减轻一点。”
1924年9月13日，李蕙仙因患乳腺癌去逝，梁启超写下《祭梁夫人文》，文曰：“我德有阙，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扶将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赏心，君写君藏；我有幽忧，君噢使康；我劳於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揄君扬；今我失君，只影彷徨。”
而梁启超的《亡妻李夫人葬毕告墓文》亦饱含深情，这篇文章梁启超“做了一天，慢慢吟哦改削，又经两天才完成”，自许为“一生好文章之一”，并让梁思顺、梁思成等子女与媳妇林徽因“都不妨熟诵，可以增长性情”。
1899年，康有为命梁启超赴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一日，檀香山一位加入保皇派的何姓侨商设家宴招待梁启超，遇到了令梁动心的女子何蕙珍。
何蕙珍是何姓侨商的女儿，芳龄二十，从小接受西方教育，16岁便任学校教师，英文极好。当日侨商亦宴请西洋人，故令她做梁启超的翻译。在认识梁启超前，何便对梁极为仰慕，曾匿名撰文为梁启超争辩，梁得知后，极为感激。在檀香山期间，梁向何学习英文，二人暗生情愫。
临别时，何蕙珍含情脉脉地道：“我万分敬爱梁先生，今生或不能相遇，愿期诸来生，但得先生赐以小像，即遂心愿。”梁启超不忍拒绝，答应馈赠。数日后，梁启超依约将照片赠与何蕙珍，何亦回赠亲手织绣的两把精美小扇。
分别后，梁启超思念何蕙珍，情感澎湃。他自陈：“酒阑人散，终夕不能成寐，心头小鹿，忽上忽落，自顾生平二十八年，未有如此可笑之事者。”
不久，有人劝梁启超娶一位懂英文的女子做夫人，助其事业发展。梁启超沉思片刻后道：“我知道你说的是谁。我敬她爱她，也特别思念她，但是梁某已有妻子，昔时我曾与谭嗣同君创办‘一夫一妻世界会’，我不能自食其言；再说我一颗头颅早已被清廷悬以十万之赏，连妻子都聚少散多，怎麽能再去连累人家一个好女子呢？”
梁启超坦然面对自己的感情，他在家书中将与何蕙珍的一段情和盘托出，并告诉李蕙仙自己对何蕙珍的态度，说自己忍痛做出了“万万有所不可”的决定。李读罢后回信说：“你不是女子，大可不必从一而终，如果真的喜欢何蕙珍，我准备禀告父亲大人为你做主，成全你们；如真的像你来信中所说的，就把它放在一边，不要挂在心上，保重身体要紧。”
梁启超接到妻子的来信后，急忙复信，让妻子不要告诉梁父此事，并再三向夫人表白，对何蕙珍已“一言决绝，以妹视之”。信中说：“此事安可以禀堂上？卿必累我挨骂矣；即不挨骂，亦累老人生气。若未寄禀，请以后勿再提及可也。前信所言不过感彼诚心，馀情缱绻，故为卿絮述，以一吐胸中之结耳。以理以势论之，岂能有此妄想。吾之此身，为众人所仰望，一举一动，报章登之，街巷传之，今日所为何来？君父在忧危，家国在患难，今为公事游历，而无端牵涉儿女之事，天下之人岂能谅我……任公血性男子，岂真太上忘情者哉。其于蕙珍，亦发乎情，止乎礼义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