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说法称梁启超原本想娶何蕙珍为妾，但何以任公使君有妇，文明国不许重婚为由，婉言拒绝。
梁启超对何蕙珍，完全做到了发乎情，止乎礼，但即使如此，梁启超也曾被其师康有为斥责为“荒淫无道”。
梁启超任袁世凯政府司法总长时，何蕙珍曾来到北京，向他表示欲与之结秦晋之好。但梁启超只在总长的客厅里设宴招待了何蕙珍，对于何的告白，婉转拒绝。何蕙珍失望而返。李蕙仙病逝后，何蕙珍再次到北京看望梁，但梁启超仍然婉拒。对于梁的做法，何蕙珍的表姐夫、《京报》编辑梁秋水很是气恼，恨梁薄情，说梁“连一顿饭也不留她”。
梁启超曾想将何蕙珍介绍给中年丧偶的同门师弟麦孟华，但何蕙珍以恪守独身主义终生不嫁为由，婉言谢绝。
据冯自由的《革命逸史》记载，李蕙仙与梁启超结婚时，带来两名陪嫁丫环，一个叫阿好，一个叫王来喜。王来喜即王桂荃，她聪明勤快，深得梁氏夫妇的喜欢，家中事务甚至财政都由她掌管。1903年，王成为梁启超的侧室。
梁启超从不张扬自己有妾一事，他在信中提到王桂荃时，多称“王姑娘”、“三姨”或“来喜”。1924年，李蕙仙病重，王桂荃怀上小儿子思礼，适值临产时，梁启超在写给好友蹇季常的信中，才第一次用“小妾”称呼王桂荃。
王桂荃对孩子们很是疼爱，梁启超所有的孩子对王桂荃的感情都非常深，他们管李蕙仙叫妈，管王桂荃叫娘。
在王桂荃朴实无华的教育下，梁启超的9个子女多从事科学工作，并涌现出三位院士：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均于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1993年也当选为中科院院士。
1968年，85岁的王桂荃与孩子们四散分离，最后在一间阴暗的小屋中与世长辞。
“文革”后，梁家的子女们在梁启超与李蕙仙的合葬墓旁种下了一棵母亲树，立碑纪念这位培育了数名栋梁之材的平凡母亲王桂荃。
【风雅】
梁启超13岁时，在广州越秀山三君祠见到陶濬宣用魏体楷书写的一副楹联后，久久不愿离去。从此，他对书法艺术产生浓厚兴趣，常以书法临池为日课，专心学习书法。
1897年，梁启超应邀到湖南长沙的时务学堂做中文总教习，谭嗣同将自己“二十年刎颈交”——唐才常介绍与梁启超相识，二人相见恨晚。唐才常以菊花砚相赠，谭嗣同为此砚题铭曰：“空花了无真实相，用造莂偈起众信。任公之研佛尘赠，两君石交我作证。”适时，湖南学政江标去职离湘的前一日到梁启超住所辞行，见砚与铭，欣然连夜刻成。此菊花砚成为凝聚维新四志士深情厚谊的历史见证。
后谭嗣同喋血于戊戌变法，唐才常就义于“武力勤王”，江标空怀满腔热血，英年早逝。“赠者、铭者、刻者皆已殁矣”。而菊花砚在梁启超被迫流亡国外时丢失。怀想旧念，梁启超常常神情有伤，他还在《饮冰室合集·诗话》中写道：“戊戌去国之际，所藏书籍及着述旧稿，悉散佚，顾无可留恋。数年来所出入于梦魂者，惟一菊花砚。……今赠者铭者刻者皆已没矣。而此砚复飞沉尘海，消息杳然，恐今生未必有合并时也，念之凄咽。”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往日本。出逃时，他仍不忘带上心爱的碑帖。在流亡的14年中国，梁启超对书法的兴趣没有丝毫减退。梁启超的《双涛阁日记》中，极具体地记述了他羁居海外读书生活和刻苦临池的情况，其中有每天临池的内容、数量、进度及其体会。
1911年，梁启超在跋自临《张猛龙碑》卷中道：“居日本14年，咄咄无俚，庚戌辛亥间，颇复驰情柔翰，遍临群碑，所作殆成一囊。今兹乌头报白，竟言归矣。世务方殷，度不复有闲情暇日以从事雕虫之技，辄拨万冗，写成兹卷，其末四纸，则濒行前一夕醉后之作也。”
梁启超终身研习书法，1916年7月14日，梁在《致梁思顺书》中写道：“惟学书较前益勤，日常尽二十纸，经已钞完，顷方钞子，稍足收敛此心耳。”
梁启超的书法，由方笔凝重的北魏碑体脱胎而来，很有新意，均为时流所称誉。他每天必定要由侍役磨墨，隔一晚的墨汁，即倒去不用，而劣纸也一概拒绝使用，得者都珍如瑰宝，人争模仿。
1926年3月，梁启超因尿血住进北京协和医院。手术前的3月10日，他在《致孩子们书》中写道：“我这封信写得最有趣的是坐在病床上用医院吃饭用的盘子当桌子写的。我发明这项工具，过几天可以在床上临帖了。”
梁启超在陈师曾的追悼会上，看到陈列的遗作中，有集姜白石的一副篆书联：“歌扇轻约飞花，高柳垂阴，春渐远汀洲自绿；画桡涵明镜，芳莲坠粉，波心荡冷月无声”，深叹其集联工丽。他受此影响，常常集词成联，送与亲友。他曾送胡适一联为：“胡蝶儿，晚春时，又是一般闲暇；梧桐树，三更雨，不知多少秋声。”
梁启超又曾送徐志摩一集句联：“临流可奈清癯，第四桥边，呼棹过环碧；此意平生飞动，海棠影下，吹笛到天明。”梁对此联颇为自得，他在《饮冰室诗话附录》中写道：“我所集最得意的是赠徐志摩一联……此联极能看出志摩的性格，还带着记他的故事，他曾陪泰戈尔游西湖，别有会心。又尝在海棠花下做诗做个通霄。”
后向梁启超求字的人日渐增多，梁便索性定了润例，公开卖字，一个月竟常有两三千元银元收入。
梁启超对于古董没有特别的爱好，但他书桌上常摆着一个既大且长的酸枝木匣子，装着顾炎武的墨宝手卷，他的外客厅特制的玻璃匣放置着埃及金字塔和意大利庞贝古城的砖石。
梁启超爱听戏，每日午睡之前，他便让家人打开用手摇动的落地大型留声机，听几出谭鑫培、杨小楼、梅兰芳等人的京剧，当时还没有无线电收音机，这已经是最高级的享受了。
号称全世界第一人的提琴大师克里斯勒来华演出时，总统黎元洪定了一个包厢，携带妻妾眷属前往捧场，并向音乐家赠送鲜花大提篮。上台致介绍词的正是梁启超。
梁启超一生致力于收藏碑刻拓本。冀亚平等编写的梁启超所藏金石拓本目录，记录梁启超一生共收藏历代金石拓本1284件，各种书体、碑刻种类齐全。已出土的和着名的中国历代碑刻和墓志，梁启超一个人所收藏的碑刻和墓志的拓本数量达到其中的一半之多。梁启超逝世后，其家人将他生前收藏的近1300件历代碑刻拓本尽数捐献给北京图书馆。
梁启超曾收藏陈师曾生前极为珍惜的一帧《北京风俗图》，视之为宝；他还曾花巨资，购得《淳化阁帖》，上有宋明清人的题识，以为宋拓，欣喜不已，后经方家辨别系为伪造，梁启超得知受骗，非常懊恼。
【嗜好】
梁启超好打麻将，梁实秋在清华读书时，就曾听说过梁启超的一句名言：“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
梁启超的同学卢湘父回忆，梁启超在日本时，常于晚间与卢等人聚谈。一日晚间，梁启超牌兴大起，时麻将尚未风行，而流行天九，但时值深夜，无处觅牌。梁见案头有一盒卡片，便呼有办法了，马上动手在卡片背面画“天地人鹅”，准备制成天九牌。梁画牌时，卢先入睡，一觉醒来，卡片已成天九牌。
1919年，梁启超从欧洲回国，一次，有人请他作讲演，他说：“你们订的时间我恰好有四人功课。”来客不解其意，听他解释后方知，原来就是约了麻将牌局。
坊间曾流传梁启超发明三人与五人麻将的玩法，以及他能快速解牌的传说。据说，他的很多社论文章都是在麻将桌上口授而成。
梁启超任时务报主笔时，有“麻将桌上写社论”的传闻。每日午夜，梁在牌局上，一边口中吆喝“八万”、“九条”，一边口述社评，由报馆专人记录，第二天早早刊在报纸上。
有人记载梁启超对麻将的喜爱：“先生喜作方城之戏，籍以遣兴，虽行旅不废也。学界深慕先生言论风采，纷以讲演见请，事到目前，先生绝不预备，红中白板如故，同坐代之急，先生笑应曰：‘予正利用博戏时间，起腹稿耳。’”
梁启超曾说：“骨牌足以启予智窦，手一抚之，思潮汩汩来，较寻常枯索，难易悬殊，屡验屡效，已成习惯。”
据说，梁启超的着名讨袁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是在牌局后写成的。这日，梁启超与友人一起打麻将，友人催其速去写稿。梁当时手风不顺，一直没有胡牌，故迟迟不愿下牌桌。直到晚上9点，梁终于胡牌了，他这才放下麻将，去附近的一家邮局发电报。梁站在外边口述，发电员打，到十一点半终于打完了全文。这就是着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共九千多字，无一删改。
某日，梁启超与友人约有牌局，但其中一位迟迟未到。三缺一的等待过程中，一人出了一道与麻将有关的题：“手中七张万牌，已听牌，并且听六、七、八、九万，问手中七张牌是什么？”并限定，五分钟内答出得到一百分，十分钟内交卷，得七十五分。
梁启超一分钟后，开始答题，三分钟未到便交了卷，出题者看了，点头赞许，写上一百分。另一位虽比梁晚，但也在五分钟内交了卷，却只得七十五分，于是抗议说：“我的答案是正确的，又是在五分钟内交卷，应该得到一百分。”他出示答案：七张万子有三张六万，两张七万和两张八万。
出题者打开梁的答卷，上书：七张万子有三张六万两张七万两张八万，或者是三张九万两张八万两张七万。友人叹服。
【陨落】
1923年春，李蕙仙病逝，梁启超极为悲伤，此后尿中开始带血。因不愿累及家人，梁一直秘不告人。直到1926年1月，梁启超怀疑自己罹患癌症，才同意到医院检查。医院诊断后确定是尿血症，但始终找不出病原所在。在丁文江等人的坚持下，梁启超才进了协和医院。
协和医院的大夫仔细检查后，判定是右肾生瘤，于是决定在3月16日动手术将右肾全部割去。但手术后，梁的尿血症状并未好转。原来主治医生割掉的是梁启超健康的肾。
据梁启勋的《病院笔记》及陈西滢的《“尽信医不如无医”》记载：当梁的腹部剖开之后，医生们在右肾上并没有发见肿物或何种毛病，但他们还是将梁的右肾割下了。手术后，梁的尿血症并没有好转，医生们又认为毛病在牙内，因此一连拔去了梁的七颗牙齿，但梁的症状仍未好转。医生们又说毛病在饮食，让梁启超一连饿了好几天。可是梁的尿血症还是没有好！医生们于是说了，他们找不出原因了！
当得知协和医院实施手术竟然切除梁启超健康的肾脏后，梁启超不但不对医院进行谴责，反而替协和医院辩护，他说：“虽然经过很重大的手术，因为医生的技术精良，我的体质本来强壮，割治后10天，精神已经如常，现在越发健实了。”
1927年4月初，梁启超再到协和住院检查，医生检查后告知，肾功能已完全恢复，但他需要节劳。但梁启超并不注意休息，1928年再入协和医院住院。这年6月，他到天津暂住，每天只是读书娱乐。因为得到了休息，尿血症状也有所好转，只是“偶然隔十天稍稍有点红”。
9月，梁启超开始编写《辛稼轩年谱》。9月24日，梁编至辛稼轩52岁时，痔疮复发，但他仍不停笔，继续侧坐编写。此后病情加重，不能再坐，27日入协和医院住院。医生怕流血过多，认为不宜用手术割治，只能每日给梁服泻油。
住院期间，梁启超无意中搜得辛稼轩轶事二种，于是不顾医嘱，提前出院返回天津。不料他在归途得了感冒却不自知，仍笔耕不辍，导致病情加重，从此卧床不起。
11月28日，梁启超再次住进协和医院。1929年1月19日下午两点五十分，梁启超因医治无效，溘然长逝，终年56岁。
这部未完成的《辛稼轩年谱》，成了梁启超的绝笔，他最后时刻录下的是辛稼轩悼朱熹的几句话：“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为公死，凛凛如生。”
【追怀】
当梁启超逝世的哀讯传出以后，政学两界均深感痛惜。北京广惠寺和上海静安寺分别为梁举行追悼会。冯玉祥称梁启超“才大如海”；侯锷颂梁“独挽神州危，正气永不死”；王文儒誉梁启超为“革命之元勋”，堪称“群流模范，万古江河”；唐蟒说梁启超“开中国风气之先，论功不在孙（中山）黄（兴）后”。
蔡元培挽梁启超：“保障共和，应与松坡同不朽；宣传欧化，不因南海让当仁。”
陈少白挽梁启超：“五就岂徒然，公论定当怜此志；万言可立待，天才端不为常师。”
章太炎挽梁启超：“进退上下，式跃在渊，以师长责言，匡复深心姑屈己；恢诡谲怪，道通为一，逮枭雄僭制，共和再造赖斯人。”
杨铨挽梁启超：“文开白话先河，自有勋劳垂学史；政似青苗一派，终怜凭藉误英雄。”
杨度挽梁启超：“事业本寻常，胜固欣然，败亦可喜；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
梁之灵柩安葬香山墓园时，吴其昌代表清华大学研究院全体同学在墓前致辞。出自其手的祭文满含对导师遽尔去世的悲痛，深情忆述了往日师弟间其乐融融的问学情景：
〖忆我初来，稚态未蕹。如拾土芥，视天下事。泼渖疾书，一文万字。古杰自侪，时贤如沫。读未盈卷，丢卷思嬉。清华芳树，故解人媚。况有晚风，往往动袂。华灯初上，新月流睇。呼其朋雠，三四为队。师家北苑，门植繁李。率尔叩门，必蒙召趋。垂诲殷拳，近何所为？有何心得，复有何疑？敦治考证，得证凡几？群嚣杂对，如侩呼市。画地指天，语无伦次。师未尝愠，一一温慰。亦颇有时，伸手拈髭。师居慈母，亲我骄儿。虽未成材，顾而乐之。此一时也，而如隔世。〗
1943年，重庆胜利出版社组织编纂“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其中《梁启超》一册，邀梁的弟子吴其昌承撰。吴时已病重，但慨然应允。吴在一个月间，一口气写下五万言，一个月后病逝于乐山，年仅四十岁。吴其昌的《梁启超》只写到梁启超维新变法失败时止，但这凝聚吴心血的半部梁启超传却誉满天下。
【纷纭】
郭沫若评价梁启超说：“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采。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的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
曹聚仁评价梁启超：“过去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都受了他的影响。”
胡适评价梁启超其文章时说：“在那个时代读这样的文字，没有一个人不受他的震撼感动的。”又评价其为人说：“任公为人最和蔼可爱，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人家说他是阴谋家，真是恰得其反。”
康有为对胡适说：“我的东西都是26岁以前写的。卓如（梁启超）以后继续进步，我不如他。”
胡适在日记中谈到他对梁启超的具体评价：“任公才高而不得有系统的训练，好学而不得良师益友，入世太早，成名太速，自任太多，故他的影响甚大而自身的成就甚微。近几日我追想他一生着作最可传世不朽者何在，颇难指明一篇一书。后来我的结论是他的《新民说》篇篇指摘中国文化的缺点，颂扬西洋的美德可以给我国人取法的，这是他最不朽的功绩。故我挽联指出他‘中国之新民’的志愿。他晚年的见解颇为一班低下的人所误，竟走上卫道的路上去，故他前六七年发起‘中国文化学院’时，曾有‘大乘佛教为人类最高的宗教；产生大乘佛教的文化为世界最高的文化’的谬论。此皆欧阳竟无、林宰平、张君劢一班庸人误了他。他毕竟是个聪明人，故不久即放弃此计划。若他晚年无此退境，我的挽联可以说：‘中国新民，生平宏愿。神州革命，文字奇功。’”（注：胡适写就的挽联是：文字收功，神州革命。生平自许，中国新民。）
殷海光说梁启超，虽然他已经是历史人物了，“可是在这发霉的社会看来，反而显得他的见解是那么鲜活、刚健、康正、开朗而有力。”
黄遵宪曾对梁启超的文字作了这样的评价：“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中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
郑振铎说梁启超“仍是一位活泼泼的足轻力健，跟着时间走的壮汉”。
1943年1月，梁漱溟曾写《纪念梁任公先生》一文，对梁启超的一生做了如下的评价：“当任公先生全盛时代，广大社会俱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其势力之普遍，为其前后同时任何人物——如康有为、严几道、章太炎、陈独秀、胡适之等等——所赶不及。我们简直没有看见过一个人可以发生象他那样广泛而有力的影响。”
“有人评论他几句话：其出现如长彗烛天，如琼花照世，不旋踵而光沉响绝，政治、学术两界无不发生绵续之影响。……任公的特异处，在感应敏锐，而能发皇于外，传达给人。他对于各种不同的思想学术极能吸收，最善发挥。但缺乏含蓄深厚之数，因而亦不能绵历久远”。
他拿蔡元培和梁启超作对比道：“蔡、梁两先生比较，蔡先生好比汉高祖，他不必要自己东征西讨，却能收合一般英雄，共图大事。任公无论治学行文，正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自己冲锋陷阵，所向无前。他给予人们的影响是直接的，为蔡先生所不及。任公为人富于热情，亦就不免多欲。有些时天真烂漫，不失其赤子之心，其可爱在此，其伟大亦在此。然而缺乏定力，不够沉着，一生遂多失败。”
“总论任公先生一生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独在他迎接新世运，开出新潮流，振动全国人心，达成历史上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转变”。
李泽厚曾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评价梁启超说：“他不是思想家，而只是宣传家。”
学生周传儒评价梁启超道：“他不是思想家，不是经师。他讲整理国故，而不讲训诂、考据、名物。他是一个史学家，特别是学术文化史专家。”
梁启超去世后，吴宓说：“梁先生为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史上影响最大之人物。”
梁启超自我评定：“若夫理论，则吾生平最惯与舆论挑战，且不惮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者也。”
陈明远评价梁启超：梁启超的特长，就是以惊人的记忆力、敏锐的理解力，能够详尽占有资料并且从中迅速地整理出一个头绪来，井井有条、条条有理。但他的缺陷随之而生，就是不够深刻、难以发掘深层的本质；跟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诸大师相比，梁启超“深入”不足，而“浅出”有余。
谭人凤怒其为“卖朋友、事仇雠，叛师长、种种营私罔利行为，人格天良两均丧尽。”
弟子超观说：“大事不糊涂，置恩怨于度外，则鲜有人及之者”。
美国学者约瑟夫说：从1898年的改良运动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康有为扮演的角色是渺小的，而梁启超则成为鸦片战争以来理论界的真正领导者。1902年——1911年，即从《新民丛报》发刊到革命爆发的这段时期是梁启超的黄金时代。
吴其昌写到他的老师梁启超，“他自己承认陈胜、吴广之功，而天下后世的公评，他的气魄、精神、声威，实在比陈胜、吴广要高出万倍”。
民国时期的思想史家郭湛波在《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里设立专章分析梁启超的思想，认为其新民说的主旨是要建设新道德－公德，“公德之标准，在利群，要有国家思想、权利思想；人民要自由、自治；要有进取冒险的精神，中国数千年不进步之原因，在一切障碍未铲除，所以要破坏。并且人民要有自尊心、合群的思想及毅力。”他并指出，梁启超的这种思想，“实代表西洋资本社会的思想，与数千年宗法封建思想一大的洗刷。”在对梁启超的总体评价上，作者认为：“梁氏在中国思想史上的贡献，不如在学术史贡献之大，在思想史上的贡献，创设不如康有为，破坏不如谭嗣同，而其思想多来自康、谭二氏，故其思想不深刻，不一贯，随时转移，前后矛盾，然其影响甚大，则因其文笔生动，宣传力大。”
当代学者董德福认为：晚年梁启超是现代新儒学思想的开创者。他以人文自觉反对唯科学主义的误导，主张以中国精神文明医治世人精神苦痛。
陈寅恪说：任公先生高文博学，近世所罕见。然论者每惜其与中国五十年腐恶之政治不能绝缘，以为先生之不幸。是说也，余窃疑之。尝读元明旧史，见刘藏春姚逃虚皆以世外闲身而与人家国事。况先生少为儒家之学，本董生国身通一之旨，慕伊尹天民先觉之任，其不能与当时腐恶之政治绝缘，势不得不然。
梁容若回忆道：任公先生崇拜王荆公，他的立身处世、学问文章也接近临川。越离他远，越感到他的声光魔力，振聋发聩，推倒一世豪杰，开拓万古心胸。等到一步步走近他，会发现他不免有几分逞强作势，执拗粗疏，权奇自喜的地方，不全是天理人情，光风霁月的中和乐育。倒离开他越久越远，会仍然认识到他的莽莽苍苍，参天拔地，“虽欲从之，末由也矣”的卓绝而伟大。
网络学者徐绥之在他所写的中国百年百人排行榜上，称梁启超为“20世纪中国第一人”、“百科启蒙第一人”，给予其至高的评价。
后记：夏日曾经盛大
此书为《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民国人物系列的第一卷：国学卷，其他两卷分为思想卷、文学卷。书中所叙文人逸事，皆从三百多部书籍，上千篇文章中采撷而来，笔者加以斟酌、选捩、修改、增删、归类、排序、承启，终成此书。合百草兮实庭，建芳馨兮庑门，每本书附主要参考书目，以供读者方便查阅本书的思想谱系。
国学卷单列十位国学大师，涉百余位民国着名人物，笔者希冀用逸事的路径，轻盈的笔法，八卦的形式，尊仰的灵魂，来对其人其事进行梳理，重现三千年不遇之大变局下，那些唾珠咳玉，环佩锵鸣的大师们：他们的欢笑、挺拔，他们的雷鸣、呼啸，他们的自负、骄纵，他们的狂狷、怪癖，以及终归悲悯和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时代命运。他们是生逢其时的一代，又是生不逢时的一代，只祈愿风流终不被雨打风吹去，大浪淘沙后，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本书十位国学大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自信和一生扞守，让笔者想起海子的诗句以纪念之：
〖路上
万人都要将火熄灭 我一人独将此
火高高举起
此火为大 开花落英于神圣的祖国〗
每看民国大师们的生平细微，总让我联想起红楼中的金陵十二钗，但无疑这些男子们才情更可羡，命运更吊诡，身世更引人黯然销魂。即使如此，我们仍需看到，他们都只是华夏大陆自1840年后，大悲情包含下的小悲情。只愿我们的祖国，在饱尝苦难之后，最终能走过历史的三峡，走进真正属于人民的盛世，属于中国文化的盛世。
笔者编着此书，努力遵循三个原则：一是用逸事的形式来表达严肃的内容，用轻逸的笔调来展示厚重的主题；二是对历史人物，不溢美，不隐恶，以期展示人物复杂多元的历史面目及其学术价值，三是尽量用客观的事例说话，而将自己的观点隐藏在纸后，不让价值判断影响事实判断，更不希望用作者的思考来代替读者的思考。如果读者朋友读完后，感觉到了问题的开始，而不是思考的终结，笔者幸甚。
本书采用笔记文体的形式，实受余世存先生《非常道》一书启发，写作思想也部分发轫此书，不得不记之。
感谢天涯煮酒论坛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发表平台，感谢江上苇等版主对本帖的维护，感谢天涯诸多网友在帖子里的精彩讨论，尤其是东方隐、穷人马二、七分钟的海水、万马堂中花飞扬、雪野残狼、百草丰茂、还剑奇情、amethyste、驯悍、ahneo、形胜在吴头楚尾、昨日盛宴、青瑗、轩辕剑之怒、基本吃素的和尚、何况吾辈孤且直、胡狼拜月、hurcaner、举长矢射天狼、梦不回的唐朝、醉语2008、cos60、飞刀又见飞刀、青猫、江南旧雨、noliperguo等等等等，篇幅有限，挂一漏千；感谢浙江大学出版社的黄宝忠老师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建议；现代出版社的臧永清总编、刘宝明老师及其同仁努力促成此书的出版，笔者深以为谢！
谨以此书献给我亲爱的外公外婆，以及过往的十年岁月。
《细说民国大文人·思想大师卷》
增订版小序
《细说民国大文人》书系自2010年付梓以来，承蒙读者朋友厚爱，经多次加印不辍，至今已近四载。几年间，笔者一路走来，仍希望能将更多散落在历史乡野间的星星萤火拾于囊中。
此次增订，主要用力于以下几个方面：一、内容史料的大幅增加。尤以国学卷为甚，大约作了三分之一强的变动。新增加的逸事多出自一手史料，并经过了比较细致的推敲和斟酌。以吴宓先生为例，文字增加近两万，新添家风、父子、卫道、浪漫、严苛、不苟、迂直、坦率、淳厚、任侠多章，以期深入描画先生内心深处的“二马”人格特质。其他人物如章太炎、钱穆、胡适、陈寅恪诸先生也变动甚大；二、在三本书里为每位人物增加了三到八帧图片，略补旧书有文无图之憾；三、几本书均作了些许内容上的删减和文字顺序的调整，以及关键词的增删选替；四、尽力修正了原书中的错谬拖沓、以讹传讹之处。以上这些努力，还有待读者朋友们日后品读为是。如果翻卷时仍觉扪之有温，笔者幸甚。
全书系依旧采用笔记文体的形式，述而不作，形散神聚，将事实判断置于价值判断之前。人物排序则尽量遵循由轻到重和上下相关联的原则，也请读者朋友在阅读时颔首会意。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如今回头再看这套书，若以一言蔽之，它只力求忠实记录三千年不遇之大变局下，士阶层的吉光片羽和落日余晖。遥忆当时，我初识风暴而激动如大海，今日搁笔，心犹激荡。
民国文林
2013年11月20日
一、金岳霖
〔金岳霖（1895～1984），字龙荪。浙江诸暨人士，生于湖南长沙。哲学大家、中国现代逻辑学的奠基人。〕
〔关键词：剪影、书呆、宽和、仁厚、逻辑、治学、授业、思省、逸事、癖好、钟情、赤心、诚服、晚景、长眠、享誉〕
【剪影】
清华学生曾这样写道：“初见马约翰先生，你未必能知道他是体育教授；初见郑桐荪先生，你也未必敢断定他是教务长；金岳霖先生，你却一望而知他就是哲学大师。他眼镜厚厚的，帽子的边缘务求正好遮眼前的光；他有时西装外面套件大褂，有时大褂外面又套件棉袍，反正都有理。”
金岳霖的学生回忆老师：“他身材高大，仪表端庄，有时西服革履，执手杖，戴墨镜，一副英国绅士派头；有时着运动衫，穿短裤，球鞋，举手投足像一个训练有素的运动员；有时在西装外面套个中式长袍，戴个老八路的棉军帽……”
汪曾祺回忆：“金先生的样子有点怪。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他的眼睛有什么病，我不知道，只知道怕阳光。因此他的呢帽的前檐压得比较低，脑袋总是微微地仰着。他后来配了一副眼镜。这副眼镜一只的镜片是白的，一只是黑的。这就更怪了。后来在美国讲学期间把眼睛治好了，——好一些了，眼镜也换了，但那微微仰着脑袋的姿态一直却没有改变。他身材相当高大，经常穿一件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天冷了就在里面围一条很长的驼色的羊绒围巾。……教授里穿夹克的，好像只有金先生一个人。他的眼睛即使是到美国治了后也还是不大好，走起路来有点深一脚浅一脚。他就这样穿着黄夹克，微仰着脑袋，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联大新校舍的一条土路上走着。”
在西南联大，金岳霖畏光，常年戴着墨镜；郑昕喜欢喝酒；吴宓有一句诗“相携红袖非春意”，冯友兰评定此句不妥；沈有鼎用纸枚代替蓍草占卜。故而闻一多曾赋诗打趣哲学系的上述教授们：“惟有哲学最诡恢，金公眼罩郑公杯，吟诗马二（马二即冯）评红袖，占卜冗三（冗三即沈）用纸枚。”
欧阳中石追忆老师金岳霖：“金老当年魁梧高大的身躯，一领宽博的蓝布长衫，一顶无顶的遮阳帽，黑框宽厚的近视眼镜，举止大度从容迟滞而神采奕奕的气宇，令人望而生敬，自然而然涌起一种‘景之仰之’的崇敬之情，然后接近起来，却让人时时处处感到亲切，感到爱抚。”
徐志摩在给梁实秋的信中曾夸张地描写过金岳霖与秦丽莲（徐翻译成丽琳）“初到北京时的妙相”：“老金他簇着一头乱发，板着一张五天不洗的丑脸，穿着比俄国叫花子更褴褛的洋装，蹩着一双脚；丽琳小姐更好了，头发比他的矗得还高，脑子比他的更黑，穿着一件大得不可开交的古货杏黄花缎的老羊皮袍，那是老金的祖老太爷的，拖着一双破烂得像烂香蕉皮的皮鞋……虽则那时还在清早，但他们的那怪相至少不能逃过北京城里官僚治下的势利狗子们的愤怒的注意。黄的白的黑的乃至于杂色的一群狗哄起来结成一大队跟在他们背后直嗥，意思是说叫花子我们也见过，却没见过你们那不中不西的破样子，我们为维持人道尊严与街道治安起见，不得不提高了嗓子对你们表示我们极端的鄙视与厌恶！在这群狗的背后，跟着一大群的野孩子，哲学家尽走，狗尽叫，孩子们尽拍手！”
黄永玉忆及50年代的金岳霖：“他一点也不像在世纪初留学英国的洋学生，而更像哪一家煤厂的会计老伙计。长长的棉袍，扎了腿的棉裤，尤其怪异的是头上戴的罗宋帽加了个自制的马粪纸帽檐，里头还贴着红纸，用一根粗麻绳绕在脑后捆起来。”
【书呆】
少时，金岳霖学习过于投入，晚上做梦说梦话时还在背书。一次，他在睡梦中背诵一篇古文，姐姐偷偷拿了书在一旁对照，发现他居然背得一字不差。
1927年，徐志摩给梁实秋写信，叙述金岳霖之事：徐告诉金、徐家地址，但金与秦丽莲怎么也找不到，还来信抱怨徐的房子“究竟是在天堂上还是在地狱里”。金在信中并没有告知徐自己的住处，而是让徐到其一位张姓友人的家中找他们，徐按照金提供的门牌号四十九号A去找，却只找到四十九号没有A，敲门一问，这家亦不姓张。徐找遍了金可能去的所有的地方，也没有找到，于是请梁实秋在《青光》副刊上登一个寻人启事，并对梁说：“因为你想这一对天字第一号打拉苏阿木材（上海话，极蠢的人）可以蠢到连一个地址都找不到，说不定这三两天内碰着了什么意外，比如过马路时叫车给碰失了腿，夜晚间叫强盗给破了肚子，或是叫骗子给拐了去贩卖活口！谁知道。”徐还对梁抱怨道：“秋郎，看来哲学家是学不得的。因为你想，老金虽则天生就不机灵，虽则他的耳朵长得异样的难看甚至于招过某太太（按：指梁实秋的太太程季淑）极不堪的批评，虽则他的眼睛有时候睁得不必要的大，虽则——他总还不是个白痴，何至于忽然冥顽到这不可想象的糟糕？一定是哲学害了他，柏拉图、葛林、罗素，都有份儿！要是他果然因为学了哲学而从不灵变到极笨，果然因为极笨了而找不到一个写得明明白白的地址，果然因为找不到而致流落，果然因为流落而至于发生意外，自杀或被杀——咱们这追悼会也无从开起是不是？”徐说话虽刻薄，但他却真正把金岳霖当成自己的朋友，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十分热切要把我的朋友金岳霖博士介绍给你认识……他是我真正的好朋友。据我所知，他在中国知识界不在任何人之下。”
冯友兰晚年记载：“金先生这个人，随随便便，不喜欢应酬，不喜欢说应酬话，不知道的人以为高傲，其实不是，就是那个样子。他从欧洲回来，在中国社会里看到人不知道说什么话，把中国传统礼节都忘了，见一个人，到客厅里，别人一介绍是谁……就只是嘿嘿，并说：‘后来我发现，大家都是那个样子，不需要说什么话，只是嘿嘿就行了。’”
金岳霖对学问极为专注，时常“忘我”，他曾对冰心说：“我这人真是老了，我的记性坏到了‘忘我’的地步！有一次我出门访友，到人家门口按了铃，这家的女工出来开门，问我‘贵姓’。我忽然忘了我‘贵姓’，我说请你等一会儿，我去问我的司机同志我‘贵姓’。弄得那位女工张着嘴半天说不出话来！”
某日，金岳霖打电话给陶孟和，陶的服务员问他：“您哪儿？”金忘了，答不出来，又不好意思说“我忘了”，便对服务员说：“不管它，请陶先生说话就行了。”那位服务员说不行，金请求了两三次，还是不行，只好求教于王喜（金的洋车车夫）。王喜也说：“我不知道！”金问道：“你没听见人说过？”王答：“只听见人家叫金博士。”一个“金”字这才提醒了金岳霖。
后来金岳霖将他忘记名字之事作为笑话讲给朋友听，朋友跟他说了潘梓年的事：潘在重庆时，一次需要签名，但他却想不起自己的姓名。旁边有人说他姓潘，可他还是想不起来，只好再问：“阿里个潘哪？”意思是说“潘什么”呀，一个“潘”字还不够。金岳霖晚年写回忆文章时，前面记自己“忘我”，后面记比自己忘性更严重的潘梓年。
哈佛大学的哲学教授路易斯也是一“忘我”之人，金岳霖在清华授课时，曾讲述过一个他的笑话：路易斯有一次去邮局取包裹，签名时，他忘了自己的名字，未拿到包裹。回家路上，有人喊了一声：“Professor Royce！”他才想起自己的姓名，又折回邮局。
金岳霖在清华任教时，一次，校长梅贻琦外出，委托陈岱孙代理校务。金准备上厕所，发现没有手纸，他便给陈写了一张讨手纸的条子，内容如下：“伏以台端坐镇，校长无此顾之忧，留守得人，同事感追随之便。兹有求者，我没有黄草纸了，请赐一张，交由刘顺带到厕所，鄙人到那里坐殿去也。”
金岳霖习惯上午全心全意研究学问，拒绝会客，雷打不动。这一习惯一直保持到西南联大时期，有时太投入，甚至忘记日本飞机的空袭。1938年9月28日，日机突袭云南，空袭警报响起，金却沉浸在学问之中，对警报充耳未闻。日机炸毁了周围的几座楼，幸运的是，他住的那幢没事。当他被惊醒从楼里跑出来时，发现四周一片狼藉，木然不知所措。敌机离开后，陈岱孙、李继侗、陈福田急忙跑回来，只见金岳霖正呆立楼门口，手中还拿着一直没有放下的笔。
金岳霖怕光，无论何时何地，他都会戴着遮阳帽，他自己对学生打趣道：“我年轻的时候眼睛不好，不好到什么程度呢？因为我这个眼睛左眼近视800度，右眼远视700度，结果来一个汽车，我看到七八个，然后我就不知道该躲哪一个了，可能七八个哪一个都不是真的。”
某日，梁思成看见金岳霖的厨师外出采购，拿了一张面额5000元的活期存折，惊讶不已。他找到金问其缘由，金回答：“这样方便。”梁说：“若不慎丢失，岂不枉哉？”金依旧答：“这样方便。”梁建议道：“这样吧，存个死期，存个活期，两全其美——而且‘死期’利率高于‘活期’。”金听罢连连摆手道：“使不得的，本无奉献，那样岂不占了国家的便宜？”梁无奈，只能详细叙述储蓄的规则，金听罢，停顿片刻，欣然道：“你真聪明！”决定改存后，金又犹豫起来，因为他准备在自己去世后留1000元酬谢他的厨师，他对梁说：“如果将剩余的钱都存了死期，万一某日我突然死了，钱不就取不出来了？”梁闻此语，大笑不止，笑毕，详细告诉金如何将1000元另为厨师开一个户头，金听罢，露出孩童般的喜悦道：“你真聪明！”
金岳霖爱喝牛奶，冬天的时候订了许多瓶，到了夏天，他喝不了那么多，甚是烦恼。一次友人上门，他愁容满面地请大家喝牛奶，并拱手对大家说：“这个忙诸位一定要帮。”大家只好应诺，接着，厨师便端上滚沸的牛奶，大热的天，友人们碍于已经应允，只好硬着头皮一饮而尽。几日后，友人们再登门，又受此等礼遇，而且金口气坚定，友人实在不堪其苦。如此几次后，一位友人得知情由，对金说，订牛奶可以随时增减，冬天多订，夏天少订。他听后大赞道：“你真聪明！”
1955年，金岳霖离开北大，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任副所长。另一位副所长告诉他应该坐在办公室办公。金在办公室坐了一上午，也没弄明白如何“办公”。他说：“我不知‘公’是如何办的，可是办公室我总可以坐。我恭而敬之地坐在办公室，坐了整个上午，而‘公’不来，根本没有人找我。我只是浪费了一个早晨而已。”
一次，哲学研究所的所长和党委书记去看望金岳霖，问他有什么要求。金不假思索地说：“我要钱。”然后掰着指头说：“大学《逻辑》我不要钱，《论道》也不要钱，但《知识论》一定给钱。”所长替他解释说：“是要稿费。”但金觉得稿费只是好听些，仍旧傻傻地说：“还是钱那个东西。”
【宽和】
在一场逻辑讨论会上，有人提到哥德尔的一本书，金岳霖马上说要买来看，他的学生沈有鼎马上对老师说：“老实说，你看不懂的。”金闻言，先是哦哦了两声，然后说：“那就算了。”
王浩从美国回来，金岳霖每次见王浩必叫上沈有鼎作陪。金对人说：“沈先生有学问，其实王浩不是我的学生，是沈先生的学生，他们在一起讨论，我根本插不上嘴。”
金岳霖性情温和敦厚，与人谈话总是说“如果这样，那会怎样”，或说“或者……”“可能……”，甚少盛气凌人地与人争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