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金岳霖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毗邻而居，分住一套房屋的前后院。他曾赠梁氏夫妇一联云：“梁上君子，林下美人。”梁思成听后高兴地说：“我就是要做‘梁上君子’，不然我怎么打开一条新的研究道路，岂不还是纸上谈兵吗？”可林徽因并不领情：“真讨厌，什么美人不美人，好像一个女人没有什么事可做似的。我还有好些事要做呢！”金岳霖听到林的话后，连连鼓掌赞成。
周礼全回忆：“我的毕业论文提出了一个知识论系统。我的观点是属于金先生所反对的‘代表论’一派的。我在论文中也几次批评了金先生的朴素实在论。我颇为得意地把论文交给金先生。他约我大约一星期后去他住处面谈。后来，我按时到金先生的住处（当时他住在昆明园通公园中梁思成先生家里）。金先生对我的论文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和批评。我就一个一个问题做出答辩。金先生又对我的答辩进行批评。我又为我的答辩辩护。这样一来一往，辩论越来越激烈，声调也越来越高，使得梁先生家里的人推开门来看，是否我同金先生吵架了！这次辩论从下午两点多一直延续到快六点。我告辞时，金先生把论文还给我。我在回联大的路上翻阅了我的论文，看见金先生在论文上多处写了批语。我现在还记得的批语有：‘无的放矢’，‘这是自相矛盾’，‘你现在不也承认了外物吗’？我当时感到很失望，而且还担心金先生会给我一个‘不及格’的评分。但是，后来评分公布，出乎意料，我不但及格，而且评一分还是相当高的。”
又一次，金岳霖与周礼全就一个哲学理论进行讨论，周说金的理论不够清楚，金就进一步做出阐明和解释。但周还是表示不能理解，金生气地说：“你这个人的思想怎么这样顽固！”周也生气地回应：“不是我思想顽固，是你思想糊涂！”金气得脸都涨红了，从坐椅上站起来，两只手撑在面前的书桌上，身体前倾，两眼紧盯着周。周此时感到自己太失礼了，只得低着头，静候老师的训斥。金盯了一阵后，一边口中喃喃地说：“我思想糊涂，我思想糊涂。”一边慢慢地坐回椅子上。又过了一会儿，他冷静地说：“今天的课在此打住。下次上课时，我们继续讨论。”一星期后又上课时，周礼全紧张地走进金岳霖的房间，金比平日更亲切地叫周坐下，如同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照旧按规定的程序上课。
金岳霖极喜欢孩子，抗战期间，他常到钱端升家串门。钱端升和夫人陈公蕙平常很忙，没有时间陪孩子玩耍，但金一来，孩子们就有了“头儿”。钱的两个孩子一个乳名“都都”，一个叫“弟弟”，金一到钱家，就用他们的乳名哼出《马赛曲》“都都……”“弟弟……”，或者用口哨吹出《马赛曲》。他常抱着孩子们，给他们讲故事，或带着他们去散步。孩子们一看见他，就高兴地叫“金爸，金爸！”
金岳霖在昆明时，到处搜罗大梨、大石榴，拿去和别的教授家的孩子比赛，看谁的水果个头大。比输了，就把梨或石榴送给孩子们，他再去买。
20世纪50年代，北京大学请艾思奇讲演，艾的演讲主题是批判形式逻辑。艾讲完后，金岳霖对其发言评价道：“艾先生讲得好，因为他的话句句都符合形式逻辑。”张奚若在旁边扯金岳霖的衣服，让他不要说了，但金没有打住。
50年代，北大哲学系的课程照抄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执行了一段时间后，金岳霖发现学生的体质下降，于是他和其他老师一起压缩学时，减轻学生负担，并让他们增加体育锻炼。某日聚会时，他发现许多学生近视，便向学生介绍保护视力的方法，并拿自己视力差的事情打趣，告诫大家务必要保护好视力。
每逢过年，金岳霖就邀请学生们到他家中聚会。在金家，学生们从不觉得拘束，有说有笑。每次金岳霖都让厨师老汪做西餐和烤肉招待学生。后来，金的学生王雨田到北大哲学系工作，一次偶尔对金说起怀念老汪的手艺，几天后，金让王到他的办公室去一趟。王到后，金岳霖打开抽屉拿出老汪做的一盒点心送给王，王心中无限温暖。
金岳霖家常是青年教师聚会交谈的场所，每到春节，他便组织青年教师到家中聚餐联欢，大家戏称金岳霖为“我们的光棍司令”。
一次，欧阳中石在临湖轩前的草地上和几个同学一起闲聊，他模仿老师们的样子让大家猜，前面几位都猜中了，模仿到金岳霖的时候，大家却都没说话，他很是纳闷儿，觉得自己模仿得惟妙惟肖，大家怎么猜不出来呢，于是又夸大了金的特点再模仿了一次，但大家只是诡谲地冲他笑笑，仍不说话。无意中回头一看，金岳霖正站在他身后，他大为尴尬。一个多月后，欧阳中石在办公室的过道碰到金岳霖，他掉头便跑，金将他叫住，欧阳中石心中惶恐不已，心说还不一定要受到什么样的呵斥呢！结果金只是和善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你好调皮呀！”后来有一次，欧阳中石在贝公楼演京剧《将相和》，金岳霖坐在前排的正中间的座位上观看，谢幕的时候，金站起来靠近舞台冲他问道：“你真是欧阳中石？”欧阳答是，金笑着点头道：“你是真调皮，好，好。”欧阳中石这才明白金岳霖说“调皮”并不是生他的气。
1977年底到1978年初，金岳霖因肺炎住进医院，连续多天夜里神志不清，不停说胡话，早晨醒来后，才能认出人来。每次醒来，他总是大声叫道：“啊，×××啊！你辛苦了！”他躺在床上，或扬手致意，或将右手放到耳边致敬。他还将自己收藏的好酒、好茶送给大家以示感谢。
1982年，金岳霖从事教学研究工作56周年庆祝大会上，欧阳中石走到金岳霖的轮椅前向金致敬，谁知金问旁边的人说：“他是谁？”旁边的人答道：“他是欧阳中石，您不认识他了？”金很严肃地说：“我从来不认识他。”欧阳听了此话心中内疚，因为这几年他很少去看望老师。几日后，金让人捎信给欧阳，问为什么不去看他。欧阳中石便和刘培育等人一起去看望金。进门前，欧阳对其他几个人说，不要介绍，看他到底认不认识我。结果一进门，金岳霖就叫道：“欧阳中石你过来！”欧阳忙走过去，金岳霖拉着他的手说：“开玩笑！你，我会不认识？岂有此理！你们知道吗？他可调皮嘞！”
晚年金岳霖住在干面胡同，邻居的小孩子经常向金岳霖要烟盒，金岳霖就将烟盒积攒起来送给孩子们玩。干面胡同的小孩儿很多，常在院子里嬉戏，楼里的老先生们觉得孩子的打闹声太吵，无法安心工作，便联名上书请相关部门进行约束。有人让金岳霖在联名信上签字，金拒绝了，他说：“以后建设社会主义还要靠这些孩子们呢。”
叶秀山回忆，每次金岳霖坐着平板车经过前院时，满院的小孩儿高声喊“金爷爷”，而金岳霖则以他特有的方式“喔喔”地和他们打招呼，几乎天天如此。
【仁厚】
金岳霖平易近人，学生都喜欢亲近他，来自朝鲜的学生方淳谟常和金岳霖来往。方从哈佛大学退休后，将8000多册西文书籍捐赠给了北大哲学系，作为他怀念清华哲学系（新中国成立后，清华哲学系并入北大哲学系）、怀念金先生的纪念品。
方淳谟告诉周辅成，乔冠华去日本留学的路费，为金岳霖所赠。乔冠华逝世前，告诉来医院探望他的周辅成，他非常想念金先生。
金岳霖在清华任教时，到宿舍看望学生，发现有的学生来自南方，衣被单薄不能御寒，金便将自己的棉衣、毛毯送给他们。1981年，清华哲学系的师生聚会时，一位学生说：“金先生三十多年前送给我御寒的那件棉袍，至今还珍藏在身边，见到它就像见到金先生一样。”
1935年，年仅16岁的殷海光从清华大学出版的逻辑学教材上知道金岳霖的名字后，给金教授写了一封信，就自己对逻辑的看法向金请教。金岳霖对这位中学生极为赏识，回信告诉他，可以阅读哪些书籍，并将书寄给他阅读。
1936年，殷海光打算到北平求学，但因家境贫寒，无力负担学费。殷便写信向金岳霖求助。金接到信后，让张东荪为殷安排一份半工半读的工作。得到张的肯定答复后，金复信殷海光，让殷到北平来读书。谁知，殷海光到北平后，张却没有践诺，金岳霖只好自己负担殷海光的生活费用，并且每周安排时间与殷见面，一边吃饭，一边谈学问。殷海光初到北京，颇为自卑，但金岳霖每和他谈一次话，他心头的压力就减少一分。1937年抗战爆发后，清华疏散在校学生，金岳霖又自掏腰包，拿出50元作为殷海光回家的路费。
在西南联大时，有个叫林国达的学生常在课堂上向金岳霖提一些奇怪的问题。一次，他又提了一个怪问题，请金解释。金想了想说：“我问你一个问题：‘Mr.林国达 is perpenticular to the blackboard（林国达君垂直于黑板），这是什么意思？’”林一下被问傻了，因为这句话逻辑上没有什么错误，但林国达不能垂直于黑板。后来，林游泳遇难，上课时，金岳霖说：“林国达死了，很不幸。”在这一堂课上，他始终没有笑容。
抗战时期，金岳霖时常接济同人好友。张奚若家经济困难，生活拮据。某日早晨，张夫人发现客厅的椅子上放着数额不小的一笔钱，忙问张道：“哪来的这么多钱？”张也颇为奇怪，后来想到昨晚，金岳霖曾到家里来聊天，才恍然大悟：“一定是老金办的好事！”
钱端升一家五口都靠钱一人微薄的薪水维持生计，常常入不敷出。金岳霖等几个单身汉知道后慷慨解囊，帮助钱家渡过难关。金岳霖去世后，钱端升的夫人陈公蕙忆及金，仍感激不已。
西南联大一些学生的家在沦陷区，经济困难，难以负担学费，又是金岳霖资助，学生方得以继续求学。
清华的哲学系、北大的哲学系和社科院哲学所的不少人都受到过金岳霖的资助，学生们一有困难，就去找他。有些人不好意思直接对金岳霖说，便让他的学生周礼全代为转达。
有一位叫荣晶星的学生，穷得冬天连棉衣都没有，金岳霖得知后，将自己穿的中式棉袍送给他。后来荣不慎将长袍的前面烧了个大洞，就用一块旧布打了个方方正正的大补丁，荣心里觉得不安，但金岳霖见到后笑着说：“你把长袍改成‘补服’了，暖和就行，穿着‘补服’学哲学好嘛。”1950年12月，荣响应抗美援朝号召入伍，在清华举行的欢送会上，他依旧穿着这件棉袍，金岳霖高兴地对他说：“听说你给朱总司令写了血书，山东大汉投笔从戎了，我们哲学系也出了个解放军！”
金岳霖的学生梁志学毕业后分配到哲学所西方哲学史组工作，后被划为右派。1960年5月，哲学所研究外国哲学的学者们到北京图书馆去查阅新到的资料。金岳霖和所领导坐轿车去，梁志学则骑自行车。横穿马路时，梁被人撞倒在地。金在车内看到后，忙对身边的姜丕之说：“你看他摔倒了，你们得把他扶起来。”姜说：“是的，我们正在挽救他。”后来司机将金岳霖的话告诉了梁志学，梁极为感动，当时他正戴着“右派”的帽子，很多人唯恐避之不及，金岳霖却不以为然，并且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面前如此说，让他感到了金先生对学生的殷切爱护。
50年代，沈从文生活窘迫，情绪低落。金岳霖每次去沈家拜访，都会使沈全家沸腾。金总要带些食物，与沈从文低声地品评好吃与否，还会从怀里掏出几个硕大的苹果跟沈的两个儿子比谁家的苹果大，然后留下给他们吃。
一位山区农村青年鼻子天生有缺陷，金岳霖为其支付住院整容的费用，为他整好了鼻子，这位青年后来顺利娶妻。他还曾为一位三轮车工人的母亲支付医药费。他们一到梨子丰收的季节，就为金岳霖送来他最喜欢的大梨，表示感谢。
1976年唐山大地震，金岳霖睡在塑料防震棚里，对灾区人民感同身受，便捐献了一笔钱给唐山受灾同胞。生命的最后时光，他将仅有的3000元悉数交公。
【逻辑】
金岳霖少时，发现中国俗语“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有问题。因为他将这两句话作为前提，推理得出的逻辑结论竟是“朋友如粪土”。
徐志摩这样描述好友金岳霖：“金先生的嗜好是捡起一根名词的头发，耐心地拿在手里给分。他可以暂时不吃饭，但这头发丝粗得怪讨厌的，非给它劈开了不得舒服……”
在西南联大时，沈从文常请同人和学生座谈。一次，金岳霖被请来座谈，他讲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题目是沈出的，大家以为金一定会讲一番道理。不料他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着，甚为得意。
金岳霖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关系甚好。梁思成说：“我们三个人始终是好朋友。我自己在工作中遇到难题也常去请教老金，甚至连我和徽因吵架也常要老金来‘仲裁’，因为他总是那么理性，把我们因为情绪激动而搞胡涂的问题分析得一清二楚。”
金岳霖曾细心地去分辨“爱”与“喜欢”两种不同的感情或感觉。他说，“爱”说的是父母、夫妇、姐妹、兄弟之间比较自然的感情；“喜欢”说的是朋友之间的感情，是喜悦。二者经常是统一的，那就既是亲戚又是朋友；不过，不统一的时候也不少。
抗战时期，大家常跑警报，金岳霖的一位研究生依据老师所授理论做了一番逻辑推理：跑警报时，人们便会把最值钱的东西带在身边，而当时最方便携带又最值钱的要算金子。那么，有人带金子，就会有人丢金子；有人丢金子，就会有人捡到金子；我是人，所以我可以捡到金子。根据这个逻辑推理，在每次跑警报结束后，他便仔细查看人们经过的路线。结果，他真的两次捡到了金戒指。
金岳霖曾对研究生冯契说：“马克思的着作有种理论的美。”但金岳霖瞧不起苏联的教科书，特别对苏联的教科书批判形式逻辑很反感，他说：“形式逻辑怎么好反对？你反对形式逻辑的那些话，也要遵守形式逻辑。”
汝信回忆，50年代，传闻当时某位党的领导人对逻辑讨论发表看法，表示不赞成金岳霖的观点，金听到此传闻后，对汝信等人说，他十分崇敬那位领导人，但他仍然要坚持自己的观点，除非有能说服他的充分理由。大家听后，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1952年，由于院系调整，金岳霖到北大哲学系担任系主任。金排课极其严格，对教授的要求极高，如“中国哲学史”课程便由冯友兰、张岱年、周辅成、任继愈等多名教授按照自己的研究成果分段讲授。一次，某教授要求在哲学系开课，金岳霖一口回绝：“谁讲什么课，就像确定菜单一样，先上哪一道，后上哪一道，早已安排就绪。你现在插进来，不是乱套了吗？”气得该教授大骂金学阀。
1974年，金岳霖告诉学生梁志学，他要写文章批判某种哲学错误，梁以为他要批孔，文章写出来后，梁一看，原来金岳霖是批判“左”派理论家摧残逻辑科学。梁怕金惹祸，委婉地告诉他国外对这个话题早有争论，之前《哲学译丛》曾登过两篇文章，并让他看看。两周后，金岳霖对梁说：“那两篇文章我看过了，看来现在还不是允许我讲出自己看法的时候。”
金岳霖回忆胡适时这样评价道：
“我认识的人不多，当中有些还是应该研究研究。胡适就是其中之一。我不大懂他。我想，他总是一个有很多中国历史知识的人，不然的话，他不可能在那时候的北大教‘中国哲学史’。
这位先生我确实不懂。我认识他很早的时候，有一天他来找我，具体的事忘了。我们谈到necessary时，他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必需的或必然的事要做。’我说：‘这才怪，有事实上的必然，有心理上的必然，有理论上的必然……’我确实认为他一定有毛病。他是搞哲学的呀！
还有一次，是在我写了那篇《论手术论》之后。谈到我的文章，他说他不懂抽象的东西。这也是怪事，他是哲学史教授哇！”
【治学】
赴美国留学之前，金岳霖曾就如何选择专业向其兄长征询。其兄建议他学簿计学。金岳霖到美国学习一段时间后，因实在缺乏兴趣，便改学政治学。他写信给兄长说：“簿计学，是雕虫小技。我堂堂七尺男儿，何必学这雕虫技艺。昔日项羽不学剑，就是因为剑乃一人敌，不能当万夫。”
金岳霖留学美国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后来他对逻辑学产生了兴趣。他回国时，正好清华原本教授逻辑学的赵元任准备去教音韵学，清华就聘请金代替赵继续讲授逻辑学，于是，金岳霖就边授课边学习。1931年，金岳霖再次到美国留学一年，师从哈佛大学的谢菲教授学习逻辑学。金岳霖告诉谢菲，他教过逻辑，可是没有学过，谢菲哈哈大笑。
在欧洲游学时，金岳霖和张奚若、秦丽莲在巴黎圣米歇尔大道散步，有几个人在大街上吵了起来，这三个人居然也掺和进去，和他们争论起来。这次争论过后，金岳霖对逻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阅读到新黑格尔主义哲学家T.H.格林的着作时，金岳霖第一次感到情感上的欣赏和认同，从此，他对逻辑学的热情一发而不可收。
在英国剑桥大学时，金岳霖师从罗素和穆尔两位哲学大师，读到了两部对他产生极大影响的哲学着作：罗素的《数学原理》和休谟的《人性论》。这两部着作使金岳霖对哲学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在欧洲游学期间，金岳霖几乎完全沉浸在西方哲学之中，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从洛克、休谟到康德，从布拉德雷到罗素、穆尔、维特根斯坦，他都进行了广泛而又深入的研究，并将他们的思想和理论融会贯通，开始构建自己的哲学、逻辑学体系，这为他以后写作《逻辑》、《论道》、《知识论》等着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6年，回国后的金岳霖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哲学论文《唯物哲学与科学》。他在文中说：“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子的哲学问题。”
金岳霖早年在清华任教时，每星期到校上课三天，他必须一早就从城里赶到清华园，这样一来，上午的时间便耽搁在路途中。所以他每周只有四个上午可以用于治学，他极为珍惜这四个上午的时间，规定在此期间不会客，不干其他事务，集中精力研读写作。他习惯先冥坐思考，有所得才笔之于纸。朋友们都知道他的这一习惯，所以决不在这四个上午去拜访，以免吃闭门羹。
金岳霖认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根据当时在美国流行的实验主义的哲学主张写出来的，“我们再看那本书的时候，难免一种奇怪的印象，有的时候简直觉得那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胡先生以不知不觉间流露出来的成见，是多数美国人的成见”。
1935年，金岳霖的《逻辑》一书出版。此书被中国逻辑学界认为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纯粹逻辑”。
在西南联大时，金岳霖同朱自清、陈岱孙、李继侗等教授住在昆明北门街71号唐继尧家花园戏台的大包厢里。几位同人把大包厢最清净的角落划出来安置金岳霖的小床和小书桌，供他写作，并尽量不去干扰。金岳霖的《论道》一书就是在此地写就。
金岳霖在《论道》中将“间”和“时”区别开来，金岳霖说，《论道》的重点是时流，“这表示在那几句话：‘能之即出即入谓之几’。‘能之会出会入谓之数’。‘几与数谓之时’。这就使我回到无极而太极的宇宙洪流上去了”。
有人问金岳霖，为什么书名叫“论道”，金回答：“道有中国味。”他写《论道》时，冯友兰也在写他的《新理学》。两人常互看稿子，也互相影响。冯说自己的书是“旧瓶装新酒”，金的是“新瓶装新酒”，冯认为金对他的影响在于逻辑分析方面，而他对金的影响比较小，如果有的话，则可能在于“发思古之幽情”。
《论道》出版后，令金岳霖耿耿于怀的是，并没有多少人提出意见，唯一提出意见的是林宰平。他颇为寂寥地对冯契说：“《论道》这本书出版后，如石沉大海，一点反应都没有，没有评论……也没有人骂。”
金岳霖曾做过一次演讲，内容是治哲学和文学都要碰到一个“说不得”的问题，说不得当然难以言传，但是还要用语言表达出来，那么这种传达是借助于人的什么能力和工具来做到的呢？演讲过后，金岳霖又写了一篇文章《名言世界与非名言世界》，更加详细深入地探讨了这个问题。冯契听完演讲的第二天，遇到了汤用彤，他向汤介绍了演讲的内容，汤听完后感慨道：“金先生的思想真深刻！”
清华哲学系常组织师生进行讨论和辩论，尤以逻辑组的辩论最为热烈。组内教师都是金岳霖的学生或者学生的学生，遇到问题常各执己见，争得面红耳赤。不论是老师还是学生，只要认为对方讲得不对，便进行反驳，今天驳不倒，下次准备好再来。
金岳霖的好友沈性仁（陶孟和的夫人）告诉其弟沈性元，金岳霖对他自己要求极为严格，常常费了不少功夫写了厚厚的一叠稿子，当发现其中有不满意处，他便把全部稿子毁弃，重新开始写，有疑义就再作废而不惜，绝不将自己不满意的东西示人。
金岳霖一生写了三部着作，他自评：“比较满意的是《论道》，花功夫最多的是《知识论》，写得最糟的是大学《逻辑》。”
《知识论》原本于抗战时期就已经完稿，全文六七十万字。当时金岳霖害怕稿子毁于日机的轰炸，便时常带着稿子跑警报。到了山边上，他就坐在稿子上。一次，日机轰炸的时间太长，等轰炸结束时，天已经黑了，他站起来就走，忘了拿稿子。等他记起急忙回去寻找时，稿子已经不见了。金岳霖只好重新撰写，到1948年12月，重新写就的《知识论》终于完稿。
金岳霖两次撰写《知识论》，耗时十余年，从完稿到正式出版又用了35年之久。新中国成立后，张岱年碰见金岳霖，问金的《知识论》可曾写好。金答曰：“已经写好了，我写了这本书，我可以死矣。”1983年，即金岳霖去世前一年，《知识论》终于得以由商务印书馆刊行，金在序中说：“《知识论》是一本多灾多难的书……是我花精力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本书，它今天能够正式出版，我非常非常之高兴。”
【授业】
金岳霖留学回国后，受清华的委托创办了清华哲学系，并担任系主任。当时的哲学系只有金岳霖一名教师，只招到沈有鼎一个学生，一师一生，号称一系，成为美谈。而后的三十多年中，金岳霖培养了许多哲学人才，桃李满天下。金的同事汪子嵩说：“一直到1952年，清华哲学系的学生都是金先生的学生，或是学生的学生。”
胡乔木回忆老师金岳霖讲课，他“年轻力壮，讲课生动，很有吸引力，他旁征博引，上下古今无所不谈，学生非常爱听”。
金岳霖上课，先问学生们有没有书（英文本），然后请大家看第一章第一页。看完后，他问：“看了这页，你们认为有什么问题没有？”全班五十几名学生鸦雀无声。金说：“大家是不是认为这一页的话都是对的呢？”还是没人应声。金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怎么不讲话？这本书的第一章开头的地方，用词这么多，大体的意思是说那是很明显的，人类的知识是从感性来的。他说是‘很明显的’，你们说是很明显的吗？你们想一想是不是？人类的知识是不是从感性来的呢？比如说2＋2＝4这是从感性来的吗？”他接着说：“我希望同学们注意，以后在看书的时候，特别是当作者说那是很明显的什么、什么等等，你要动脑筋想一想，是不是很明显，问题往往错在这里。”金岳霖的这一席话对乔冠华触动极大，乔说：“在某种意义上，是他教会了我对任何事物要好好地想一想，不要相信书上的话，也不要听旁人的话的道理。”
季羡林虽然在高中学过逻辑，但是金岳霖讲的逻辑跟他学的不同，所以考不好。后来他才知道，金岳霖讲的形式逻辑跟自己学过的不是一个体系。金岳霖有一次讲到“我吃饭”一句话，说重读“我”，就表示：“我”吃饭，不是“你”吃饭。重读“吃”，就表示：我“吃”饭，不是我“拉”饭。
学生钱耕森回忆，金岳霖备课极为认真，每堂课前都写好详细的讲授提纲，提纲用钢笔写在没有格子的白纸上。天冷的时候，金走进教室坐定，从大衣袖筒子里拿出提纲来。到期末考试时，他打破传统的当堂闭卷笔试的方式，出一些哲学范围内的考题，让学生们到图书馆去查询资料，做好了再交卷。
金岳霖讲授“知识论”课程，许多学生叫成“认识论”，为此，金上课时专门解释“知识”和“认识”的区别，他举了很多例子加以说明：“对于桌、椅、木、石等死的东西，哲学家可以通过分析，论证其不真实，认为不过是众多感觉的复合体，好像言之成理；如果认识的对象不是呆板的死物而是一个大活人，哲学家作出的上述分析和判断就会遇到麻烦。”说到这里，他指着学生陈龙章，并代替陈回答道：“你不承认我的存在，我就坐在你面前，你把我怎么办？”讲到“你把我怎么办”时，金把头一摆，胸一挺，脖子一梗，做出不服气的样子，听课的同学都会心地笑了。
一次，有学生（据汪曾祺回忆可能是陈蕴珍，即萧珊）问金岳霖：“您为什么要搞逻辑？逻辑课的前一半讲三段论，大前提、小前提、结论、周延、不周延、归纳、演绎还比较有意思。后半部全是符号，简直像高等数学。”她的意思是逻辑学很枯燥，金岳霖回答道：“我觉得它很好玩。”
金岳霖曾在西南联大开设一门选修课程“符号逻辑”，许多人都听不懂，如同听天书，因而选修的人极少，每次上课，教室中只有零星几个人。但王浩却是例外，上课时，金岳霖经常讲着讲着，便停下问道：“王浩，你以为如何？”于是，接下来的这堂课便成了他们师生二人的对话。
殷海光曾选修金岳霖的逻辑课，金却对他说：“我的课你不必上了，王宪钧刚刚从奥国回来，他讲得一定比我好，你去听他的吧！”
殷海光喜欢金岳霖的逻辑，而另一位同学则偏爱黑格尔的哲学，期末，二人就各自喜欢的领域分别写了读书报告交给金。成绩下来后，殷发现自己的分数低于写黑格尔的那位同学。他怒气冲冲地跑去质问金岳霖，金告诉他：“你的思路虽和我相同，但你的功夫没有他深。”殷海光觉得，金岳霖的这种客观和公平“在中国文化分子中是少有的”。
金岳霖上课常提问，因没有学生名册，不知道学生的名字，于是有时他一上课宣布：“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于是所有穿红衣的女同学（那时在蓝阴丹士林旗袍外面套一件红毛衣的穿法在联大女生中颇为流行，穿其他颜色毛衣的较少）就都有点紧张，又有点兴奋。学生回答问题时，金岳霖很注意地听着，等回答完了，他说：“yes！请坐！”
金岳霖曾为他的研究生冯契单独开课，他让冯每周六到他的住处去读书。开始读休谟的《Treatise》时，因为只有一本书，便由冯契捧着朗读，金岳霖半闭着眼睛听。听着听着，他突然说：“打住。”然后开始提问。面对金的提问，冯往往如忽然落到荆棘丛中，不知如何摆脱困境。此时，金便详细地从各个方面为他讲述、解析、探讨，不一定得出结论，但将问题引向深入。金岳霖对休谟的书烂熟于胸，某一页的某句话，或某个重要的概念，他都记得。他常对冯说：“要认真读几本书，不要浮光掠影把书糟蹋了！”
王雨田回忆，新中国成立后，金岳霖在清华开知识论课程，他坐在椅子上讲，让学生们自由讨论，他边讲边提问，课堂上师生之间不时展开热烈的争论，当听不清楚发言时，他便将右手举在耳边以示用心去听，听到高兴时，他会一下子从椅子上站起来，大“哎”一声，用手一压，以示兴奋。
我国逻辑学教材中影响最大最深远的是金岳霖60年代主编的《形式逻辑》，以此书为蓝本的其他逻辑类教材至今至少有几百种。
【思省】
1922年，留学欧洲的金岳霖在国内发表长文《优秀分子与今日的社会》。文中，他第一希望知识分子能够成为“独立进款”的人，“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第二希望知识分子不要做官，即“不做政客，不把官当作职业……独立过自己的生活”。
殷海光回忆：“我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读书时，在一个静寂的黄昏，同我的老师金岳霖先生一起散步。那时种种宣传正闹得很响。我就问金先生，哪一派是真理。他并没有特定地答复这个问题。沉思了一会儿，他说：‘凡属所谓时代精神，掀起一个时代的人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持久。’我接着又问他：‘什么才是比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呢？’他说：‘经过自己长久努力思考出来的东西。——比如说，休谟、康德、罗素等人的思想。’”
金岳霖说：“就我个人说，我是在抽象思维方面能够相当精细而在人与人之间情感上百分之百粗疏的人，在行为上难免不懂规矩，不守章法，不顾人情，不习世故，因此在生活道路上难免横冲一阵，直撞一阵。不同情于我的人难免觉得我麻烦，甚而至于讨厌。同情于我的人又不免发生一种随时加我以保护的心思。”
吴宓将写给毛彦文的情诗刊载于报章，金岳霖曾对他进行规劝。金岳霖晚年回忆：“现在我觉得我的话确实不妥当。我同张奚若的来往中，有几次他当面批评我，说我的话不伦不类。我没理会。现在看来，他批评我的情况，就如我同吴先生的对话一样。把爱情和上厕所说到一块儿，虽然都是私事情，确实不伦不类。回忆看来是有益的。不回忆的话，我不至于发现上面的错误。”
金岳霖说：“对于政治，我是‘辩证的矛盾’。我是党员，可是，是一个不好的党员；我是民盟盟员，可是，是一个不好的盟员；我是政治协商会议的委员，可是，是一个不好的委员。我一方面对政治毫无兴趣，另一方面对政治的兴趣非常之大。”
金岳霖晚年思省：“在新中国成立前，我没有搞过什么政治，那时我似乎有自知之明。我在新中国成立后是不是失去了这个自知之明呢？……”
【逸事】
金岳霖字龙荪，生于1895年七夕，据其侄儿回忆，金父七夕之日从外骑马回家，途中遇到一条大蛇横在路中，金父便等蛇横过路后才策马而行。回家得知其夫人正要分娩，便决定：如果生下的是女孩就叫“巧巧”，若是男孩就取名“龙荪”。
少时，金岳霖对衣服很是挑剔。他喜欢花衣，即一种上面有蟠龙、下面有海水江崖图案、前后左右都开衩的马蹄袖长袍。有一次母亲带金岳霖出门做客，让他穿着绿袍红马褂，金岳霖死活不肯，一向对母亲很顺从的他为此和母亲闹了一场。
金岳霖觉得，清华学堂的伙食很糟糕，四大碗全是肉。一天，长沙雅礼中学的美国人胡美前来参观，胡美问金伙食如何，他说：“不好，吃不来。”胡走后，金岳霖被时任学监的周贻春狠狠地批评了一通。
钱端升的夫人陈公蕙回忆，在美国留学时，一次金岳霖在回家途中遇到房东古德太太。房东太太发现金的脸色不是很好，便关切地问道：“你怎么啦，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吗？”金有点委屈地说：“我在国内的女友来信要和我吹了。”然后头也不回地跑到鹅湖边绕湖而走，这下吓坏了古德太太，以为他欲寻短见，忙紧跟其后，还找人帮忙，劝他千万要想开。而金岳霖却为自己的小恶作剧乐得哈哈大笑。
赵元任和杨步伟在欧洲游玩，遇到了金岳霖。金向他们借钱，杨以为他生活困难，便借给他30元，并打算等自己的钱汇到后再借给他一些。谁知三天后，他们收到金从意大利寄来的信件，信中说，他想想三十元够到意大利去玩一趟了，所以打算在那儿多玩几天。
1924年，金岳霖写信向国内的徐志摩借钱，说若再没钱，他就要跳河了。当时的徐志摩正因为向林徽因求爱被拒而苦闷，他复信说：“不仅你在法国要跳河，我在中国都要跳海了……我们彼此都应互相祝贺，因为你没跳河，我也没跳海，我们都还活着。”
为追求林徽因，徐志摩欲与时已怀孕的结发妻子张幼仪离婚，但无论徐如何坚持，张就是不愿离婚，徐颇为苦恼。一天，他在一个中国饭馆里同几位朋友闲谈，朋友说：“你单是吵离婚，而不想法把你太太有所安顿，是离不成的。”于是天真的徐志摩向朋友问计。他们说：“最好你为你太太找一个替人。”徐又问找谁做替人好。大家都说徐的好友、哲学家金岳霖还未结婚，最好徐将张幼仪移交给金。不料金岳霖也在此处吃饭，与徐等人仅一道屏风之隔。金听闻后，轻轻地把屏风推开，站在他们饭桌前招呼“嘿”，满座为之大惊。
金岳霖曾与冯友兰、贺麟、瞿菊农、林宰平、沈有鼎等人一起办《哲学评论》，南京国民政府曾就此事要求他们回话。当时众人决定安排冯友兰为理事、贺麟为秘书，同南京方面的人打交道。而金岳霖的任务就是坐在沈有鼎旁边，阻止他发言。金虽不赞同他们的安排，但还是照办。时为考试院副院长的陈大齐发言后，沈有鼎按捺不住，两三次准备站起发言，都被金揪住了衣服，不让他说话。金岳霖晚年，在回忆文章中就此事向沈有鼎道歉。
但据任继愈回忆，金岳霖曾对他们说，沈有鼎第一次站起来想要发言时，被金拉住了，第二次，沈乘金不备，猛然站起，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通。但沈并没有讲他熟悉的逻辑，而是讲未来的新哲学将是博大的三民主义唯心论大体系。
长沙临大分配宿舍时，大家觉得金岳霖比较洋派，便让他和英国教授燕卜荪同居一室。金岳霖每次一进宿舍，就闻见一股臭味，时间一长，臭味越来越大。后来，金岳霖实在不堪其臭，等燕卜荪出门后，往燕的床底下一看，全是臭袜子。原来燕卜荪从不洗袜子，每次换下来后便扔到床底下，于是臭袜子越堆越多，故而臭气熏天。
张奚若和金岳霖是好友，但有时也吵架。一次话不投机，争论起来，金说张真是full of pride and Prejudice（充满傲慢与偏见），张马上反驳说，你才是devoid of sense and sensibility（缺乏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理智与情感》是简·奥斯汀的两部着名小说。）
20世纪30年代，金岳霖和朋友们到周六就在金家聚会，他们称之为“星六聚会”。“星六聚会”客人极多，五花八门，陈岱孙回忆，常客为学界中人，多为北大、清华、燕京的同人，也有金的学生们；学界中人也偶尔有外籍学人，如哈佛大学的校长坎南，由女儿和女婿费正清陪同来访；也有平津一带的文人、诗人和文艺界人士；陈还曾碰上过在戏剧界崭露头角的几位青年演员，遇到过几个玩蟋蟀的老头儿。
金岳霖曾这样描述被他称为“湖南饭店”的客厅：“一个光棍住在那样几间房子里，应该说是很舒服的。如果说的是白天，那几间房子确实舒服。到了晚上，特别是上床后，问题就不同了。只要灯一灭，纸糊的顶棚上就好像万马奔腾起来，小耗子就开始它们的运动会了。好在那时候我正当壮年，床上一倒，几分钟之后就睡着了。”
一次，金岳霖的侄儿金鼎汉去看望叔父，金岳霖对金鼎汉说，他很喜欢李清照的词，特别是《声声慢》。金鼎汉说：“我也很喜欢这首词，但这首词里有一个矛盾。”金岳霖问：“什么矛盾？”金鼎汉问他：“黄花是什么？”金岳霖回答：“黄花当然是菊花，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嘛！”金鼎汉又问：“乍暖还寒时候，是什么时候？”金岳霖说：“是春天，早春。”金鼎汉接着问：“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应该是早春吧？”金岳霖回答是。金鼎汉继续说：“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怎么又到秋天？”金岳霖一下被问住了，说：“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我得好好考虑考虑。”金鼎汉没在意，谁知回北大后，接连收到金岳霖的好几封信，和他讨论这个问题。最后金岳霖认为，“乍暖还寒时候”肯定是春天，这一点毫无疑义，只能认为“黄花”不是菊花，而是早春时节的迎春花或连翘花。
杨步伟在昆明买火腿，店家让她用长铁针扎进去，拿出来闻闻气味好坏再买。一天，金岳霖和张奚若来访，杨步伟便告诉他们买火腿的方法，金听后极为兴奋，马上说：“我们这就去买。”三人到了店里，店家拿来一个火腿，他打一针进去闻闻，说再换一个，如此换了三四个，店家起了疑心，问道：“难道我们火腿都不好吗？”金解释说：“因为真好闻，我都想吃了，所以愿意多闻闻。”杨步伟和张奚若大笑不止，忙叫金不要再换了，杨步伟将金打过针的火腿都买了下来，店家煞是欢喜。
30年代，中国哲学会成立，金岳霖是核心人物之一，并担任哲学会的会计，一任就是十几年。新中国成立前由于通货膨胀，金所管理的700多元经费变得不值几文，金还曾考虑，是否应该赔偿损失。
1952年，金岳霖在《批判我的唯心论的资产阶级的教学思想》一文中，对学生殷海光和王浩进行了批判。在海峡彼岸的殷海光读到此文后，“思绪起伏不定”，但当有人撰文批评老师时，他立即撰文对其进行批判，他说这些人没有设身处地地为身在大陆的老师考虑。
陈修斋回忆，一次他和金岳霖在办公室闲聊，谈到了养鸡，金说，南方许多地方包括他的家乡湖南，每到春天小鸡开始成长时，就有人专门到各村各户为人阉鸡，公鸡阉了之后极易增肥，肉也好吃，但北方没有阉鸡。金当即就说要打个电话给副市长吴晗，让他抓一抓这件事情，可以首先在北京推广，改善北京人民的食品状况。
50年代，金岳霖、冯友兰、潘梓年三人应苏联科学院的邀请到莫斯科访问，由于三人都不会俄文，点菜的能力都没有，所以连吃饭都要翻译陪同。一次，翻译外出，到吃饭的时间还没有回来，三个人只能干瞪眼。金岳霖在招待所走廊上，用英语和法语大叫：“能说俄文和英文的同志们请出来！”结果无人理会，一直等到翻译回来他们才吃上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