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大观楼有一副长联，上下联一共90字，一次，毛泽东问刚从昆明回来的谢富治：“长联还有吗？”谢说：“我回去给您抄回来。”毛答：“不必，我背得出。”金岳霖说：“大观楼的长联我也背得出来。”说完他便开始背诵，抑扬顿挫，声音朗朗。
1981年，已是86岁高寿的金岳霖身体每况愈下，但他每天还按规定的时间听新闻广播，看报纸。1981年春节，他大病一场，近乎瘫痪，可他却兴致勃勃地对学生刘培育说起收音机里听来的关于棉花产量增加的事情，并且自我安慰道：“这几天我能从沙发走到屋门了，又进了一步。看来短时间死不了，我要看到‘四化’。”
【癖好】
金岳霖是一位美食家，喜欢西餐，对中外各种菜的不同特点说得头头是道，能分辨出许多种不同的甜，晚年他说自己最为欣赏的是“杂在别的东西里面的甜”。
金岳霖酷爱京剧，家中收藏许多名角的唱片，“文革”中，他的唱机被红卫兵当成“四旧”抄走，他便时常将唱片拿出来把玩。他说，看看唱片，仿佛就听到了声音。大家戏称金岳霖爱听“无声的唱片”。
罗常培一次对学生介绍金岳霖说：“金先生所读的西洋小说之多，不下于吴（宓）先生所读的中国小说。”可见金岳霖对小说的喜爱。他看过许多小说，从普鲁斯特到福尔摩斯，他都喜爱，据说他还很爱看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
金岳霖喜读清代张船山、黄仲则的诗作，到晚年还能背诵，他得知学生陈克明也喜欢二人的诗后，异常欢喜，问陈有没有二人的诗集，得知陈有后，当即让陈借给他阅读，并再三保证看完后归还。过了一段时间，金岳霖让厨师老汪还回诗集，几个月后，又托人借了回去。
邓以蛰（邓稼先之父）是大书法家邓完白之后，对中国画的鉴赏极有造诣。他常给朋友们讲画，指着一幅作品说：“你看这一笔！”听者巴巴地等着他接下来的高论，谁知接下来他什么也不讲了，道理尽在不言中。而金岳霖颇能理解这种不言之教，也常学邓的姿势取乐。对于书画，金岳霖并不评论某一作品的真伪，而用喜欢不喜欢来代替。
金岳霖说：“我平时好大，却不喜功。”他喜欢摆几个大苹果在桌上，不是为了吃，而是为了观赏。抗战时期在昆明，他很喜欢当地产的大橙子和铁皮大石榴，选几个大的摆在家中观赏。新中国成立后，金岳霖客厅靠墙的长案上，仍然放着一长列水果，季节不同颜色也各异：殷红发亮的大苹果，浅绿、白里透红的大水蜜桃，黄澄澄的大鸭梨……
李文宜回忆，金岳霖对苹果的热爱一时传为美谈，据说，他每星期必去王府井买几个苹果，以供观赏。他的视力较差，出门时还常戴墨镜和半月形的遮阳帽，大家怕他坐平板三轮车途中出意外，劝他让别人代劳，但他却坚持亲自去买。
金岳霖去王府井买苹果，指明要特大的，还要记下分量，售货小姐知道他的爱好，总是帮他精心挑选。“文革”后，有人知道他的喜好，特地送给他漂亮的美国苹果（蛇果）。
金岳霖的侄外孙女闵珊华回忆：“走进外公的房间，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那些大得出奇的水果，它们被当成工艺品，陈列在房间里最显眼的地方。苹果、桃、橘子、梨都排着整齐的圆圈，层层向上收缩，而稳坐在中间最高点上的，自然是‘梨状元’了。这些水果姿态之奇，体型之大，真让人大开眼界。……这些大号水果，他自己舍不得吃，也舍不得送人。除了最得意的学生外，很难有人得到他的‘恩赐’。记得我小时候向他要大梨，他总是摸摸这个，拿拿那个，又看看我，要好几分钟时间，才能把一个‘探花’、‘榜眼’之类的梨赏给我，至于‘状元’，那可休想得到。……他之所以酷爱大梨，可能跟他的经历有关，他常回忆起在红海边上吃过的大梨；也可能和他的审美观有关系，他以大为美，曾多次对我母亲说：‘你女儿很漂亮，好大的个子！’”
金岳霖最忌讳送礼，如果有人送了礼物，无论是谁，他都会声色俱厉地将他赶出门，不留一点情面。但有三样东西例外：年历、湖南菜和大梨。他最喜欢吃侄女金莹做的菜，每次金莹让女儿闵珊华送菜过去，他都高兴地对厨师老汪说：“老汪，莹妹子又送豆豉蒸肉来了，你给我收好，我要慢慢地吃！”
金岳霖喜好养鸡，其原因据说是林徽因曾送给他几只小鸡。沈性元回忆说，金岳霖曾养过一大群鸡，他常站在院中盯着活蹦乱跳的鸡群，久久不愿离去，有时则发出朗朗的笑声，或是弯腰不停地喂鸡。
金岳霖曾在庙会上买到一对黑狼山鸡，这是金第一次养鸡，他对这对鸡很是宝贝，养得极为尽心。在他的呵护下，公鸡长到九斤四两重，母鸡也超过了九斤。冬天来了，金岳霖觉得自己没有准备让它们过夜的房子，怕它们无法御寒，便按照书上所讲，用灌墨水笔的管子喂它们吃了一管子鱼肝油，结果鸡很快就在窝里寿终正寝了。
有一天，杨步伟接到金岳霖的电话，说有要紧的事，让杨赶紧到其家中一趟。杨问什么事，金不说，只是说非请你来一趟不可，越快越好，事办好了请吃烤鸭。杨步伟是妇产科医生，以为是与金同居的秦丽莲怀孕了，说犯法的事情我可不能做。金回答说大约不犯法吧。杨步伟和赵元任将信将疑地进了城。
到金家时，秦丽莲来开门，杨步伟死死地盯着她的肚子看。进门以后，杨才知道不是人而是鸡的事，金养了一只母鸡，三天了一直鸡蛋生不出来。杨步伟听了，又好气，又好笑，抓过鸡一看，原来金时常给它喂鱼肝油，以至鸡长到十八磅重，因而鸡蛋下不来，但是已有一半在外面，杨一掏就出来了。金岳霖见了，赞叹不已。事后，他们一起去烤鸭店吃烤鸭，以资庆祝。
在昆明时，金岳霖也养了一只很大的斗鸡。这只斗鸡抻着脖子，和金岳霖在一个桌子吃饭，相处极为融洽。一到空袭警报响起时，别人都出城疏散，他却进城去抱他的大公鸡。
与梁思成夫妇同住在昆明的龙头村时，金岳霖养过一只黄公鸡。这只公鸡异常骁勇，经常将别家的柴公鸡打得节节败退，是村中的霸主。但因此鸡太过嚣张，被人一棍子打死了。回到北京后，金岳霖又养了一只鸡，又因逞凶被人打死了。
钱耕森回忆：“金先生当时在自家的小花园中养了一只很大的洋种公鸡，体格健壮，色彩斑斓，精神抖擞，不时还边喔喔地啼着，边拍打着双腿，摆着一副好斗的架势，令人煞是喜欢多看它一眼呢！园子的地上摆了不少盆的蟋蟀，屋内的窗台上、桌上和地下也摆了许多盆的蟋蟀，总计不下数十盆吧！那些蟋蟀都是红头黑身子，当它们振翅搏斗时竭力发出唧唧叫的喊杀声，此起彼伏，倒也蛮像演奏出一首奇妙的乐章呢！”
一次，金岳霖参加斗蛐蛐比赛，用一只九厘八的红牙黑打败了一分重的名星翅子。他认为斗蛐蛐可不只是娱乐，它还涉及高度的技术、艺术和科学。
金岳霖好抽烟，曾抽雪茄醉倒。他晚年回忆说：“我从前是抽烟的。水烟抽过，不大喜欢。纸烟抽得最多，曾有瘾。好的抽惯了，贱的简直抽不得。斗烟我很喜欢，并且把烟斗作为美术品来欣赏。烟味最好的是雪茄。在德国，我曾抽过一支巨大无比的雪茄，一次抽完，醉了……我这个人从来乐观，唯一想‘自寻短见’或‘自了之’的时候，就是那一次烟醉的时候。”
陈克明回忆，金岳霖“治学谨严，知识渊博，不落俗套，不赶潮流，为人冲虚守正，生活极有规律”。他原本吸烟，后发现吸烟有害健康，便改为每天抽三支，后减至一支。他将喝酒也改为每天一两，睡前以花生米等送下，既能安神，又能助眠。他坚持散步，每天傍晚雇一三轮车，坐至金鱼胡同北口，下车沿着王府井从北向南，再由南向北，散步半个小时，坐车回家。“文革”期间，为免遭非议，他将三轮改为排子车。晚年，他目力每况愈下，不便出门，便在室内走动，坚持走半个小时。
据黄集伟记载，“文革”开始后，革命派不许金岳霖用车，金要去协和医院看眼病，便问道：“停用专车可以，可我怎么去协和看大夫？”革命派答道：“给你派辆排子车。”金岳霖欣然从命，乐不可支，每到就诊之日，携一小马扎，端坐于排子车上，一路东张西望，不胜惬意。
小时候，金岳霖吃过一种“大李子”，后来他在美国吃过一次，到了60年代，他在大连见到大街上有卖这种“大李子”，每个都有半斤以上，非常高兴，一口气买了四篓。晚年他无限怀念地回忆道：“这东西就是我最爱吃的水果……我一生只吃过两次，小时候吃的不算。”
金岳霖雇了一个二级厨师为其做饭，但他最喜欢吃的只是油炸龙虾片，有人戏谑道：“不知那位二级厨师是否因此顿生明珠弃暗之嗟！”
金岳霖从小对猫没有太多好感，儿时家中养了一只黑母猫，经常找隔壁家的黄公猫谈情说爱，但黄猫不大回应，家中有老鼠，黑猫也不管。晚年他与梁思成、林徽因之子梁从诫一家同住，梁家养了一只猫，此猫与梁从诫夫人方晶的感情最好，对金最不感冒。不过后来猫对金的感情有了进步，金对它的态度也有了改观。一次，金正写回忆录，猫跳上桌子，站在他的稿纸上。金将它赶走后发现，猫的爪印留在稿纸上，他戏称这是“首都六月落梅花”。
【钟情】
金岳霖曾有一位外国女友Lilian Taylor，中文名秦丽莲，是金在美国认识的一位小姐，曾与金一起到欧洲游学。据杨步伟回忆，1925年，金岳霖回国，秦丽莲也随之来到中国。“她倡导不结婚，但对中国的家庭生活很感兴趣，愿意从家庭内部体验家庭生活”，她与金岳霖在北京同居过一段时间。
秦丽莲曾在山东大学教授英文，她的学生何炳棣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中回忆：“她在20年代是美国古义反抗礼教的‘女叛徒’之一，这就说明何以她在20年代卜居北平，和清华哲学系教授金岳霖同居生女而不婚。”
金岳霖和梁思成夫妇交谊极深，30年代在北京，他们一直比邻而居，常常是分住一处房子的前后院，除了早饭，金岳霖的午饭和晚饭大都和前院的梁家一起用餐。抗战时期，一到假期，金岳霖总是到梁家居住。林徽因、梁思成相继去世后，金岳霖仍和他们的儿子梁从诫同住。
据梁思成的续弦林洙说，1931年的一天，林徽因哭丧着脸对梁思成说，她苦恼极了，因为她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如何是好。林徽因与梁思成说话时，如同小妹妹求兄长指点迷津一般。梁思成听闻此语，痛苦万分，他苦思一夜，反复思量考虑，将自己和金岳霖做了比较，觉得自己不如金岳霖，第二天他告诉林：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了金岳霖，祝愿他们永远幸福。当林徽因把一切告诉了金岳霖时，金回答：“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从那以后，他们三人毫无芥蒂，金岳霖仍旧跟他们比邻而居，相互间更加信任，甚至梁思成林徽因吵架，也是找理性冷静的金岳霖仲裁。
金岳霖在《梁思成林徽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一文中写到一件趣事。一天上午，他正在书房读书，听到空中有男低音叫“老金”。他便赶紧跑到院子里，一看，发现梁思成夫妻二人正坐在并不牢固的房顶上，他觉得不大妥当，说你们赶紧给我下来。两人哈哈大笑。
金岳霖曾一度搬离梁家，他在致费正清的信中说：“我离开了梁家就跟丢了魂一样。”
文洁若回忆，其同学谢延泉与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十分要好，曾到梁家去玩过几次。她说，尽管大夫严禁林徽因说话，好生静养，可林见了来客还是说个不停。谢延泉还亲眼看见金教授体贴入微地给林端来一盘蛋糕，那年头（1946年），蛋糕可是罕物，估计不是去哈德门的法国面包房就是去东安市场的吉士林买来的。
一个星期日下午，文洁若在骑河楼上校车返回清华时，恰好和金岳霖同车。车上的金教授一反平时在讲台上的学者派头，和身旁的两个孩子说说笑笑，指指点点——他们在数西四到西直门之间，马路傍到底有多少根电线杆子。文洁若一下子就猜出，那必然是梁思成、林徽因的一对儿女梁再冰和梁从诫。当时，梁再冰正在北大外语系学习，梁从诫也在城里的中学住宿，金岳霖可能是进城陪这两个孩子逛了一天，再带他们回家去看望父母。
1995年，得知林徽因去世的消息，金岳霖异常痛苦，适逢他的学生到办公室看他。他的学生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他先不说话，后来突然说：‘林徽因走了！’他一边说，一边就号啕大哭。他两只胳膊靠在办公桌上。我静静地站在他身边，不知说什么好。几分钟后，他慢慢地停止哭泣。他擦干眼泪，静静地坐在椅子上，目光呆滞，一言不发。我又陪他默默地坐了一阵，才伴送他回燕东园。”
金岳霖回忆林徽因的追悼会时说：“追悼会是在贤良寺开的，我很悲哀，我的眼泪没有停过……”在1995年4月2日林徽因追悼会上，金岳霖和邓以蛰联名送上挽联：“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
林徽因死后多年，一天，九十岁的金岳霖郑重其事地邀请一些至交好友到北京饭店赴宴，众人大惑不解。开席前他宣布说：“今天是林徽因的生日！”举座感叹唏嘘。
《林徽因传》出版时，该书作者陈宇想请当时已经86岁高龄的金岳霖给林徽因写一段话，金思考很久后，缓缓地回答：“我所有的话，都应该同她自己说，我不能说，我没有机会同她自己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
据陈宇讲述，金岳霖看到林徽因的照片时异常激动：“他接过手，大概以前从未见过，凝视着，嘴角渐渐往下弯，像是要哭的样子。他的喉头微微动着，像有千言万语梗在那里。他一语不发，紧紧捏着照片，生怕影中人飞走似的。许久，他才抬起头，像小孩求情似地对我们说：‘给我吧！’陈等答应为他翻拍一张，金老生怕别人忘了，还拱手说：‘那好，那好，那我先向你们道个谢！’”当拿到照片时，“他捧着照片，凝视着，脸上的皱纹顿时舒展开了，喃喃自语：‘啊，这个太好了！这个太好了！’”
一位学生受婚恋挫折打击后，萌生了自杀念头。金岳霖多次前去安慰，苦口婆心地开导，他说，恋爱是一个过程，恋爱的结局，结婚或不结婚，只是恋爱过程中一个阶段，因此，恋爱的幸福与否，应从恋爱的全过程来看，而不应仅仅从恋爱的结局来衡量。最终，这个学生从痛不欲生的精神危机中解脱了出来。
金岳霖终身未娶。李文宜《回忆金岳霖同志生活佚事》一文透露新中国成立后金岳霖有与浦熙修结婚的打算。60年代，民盟中央组织在京中央委员学习，金岳霖作为中央常务委员，积极参加，并因此认识同组的名记者浦熙修。二人过从甚密，金常约她到家用餐，金家雇有一位厨艺高超的厨师，浦熙修也极为赏识。不久，他们相爱，准备结婚。不巧的是，此时金岳霖因病住院，浦熙修也被确诊患了癌症，结婚的事就耽搁下来了。当时彭德怀受到批判，浦是彭的妻妹，浦的女儿是彭侄儿的未婚妻，而金岳霖是党员，李文宜去探望金岳霖时，委婉地劝说金不要急于结婚。出院后，金岳霖马上去看望浦熙修，此时浦已经病重，卧床不起了。金岳霖终于没有结婚。
【赤心】
辛亥革命后，金岳霖很快就剪去头上的辫子，还仿唐诗《黄鹤楼》写了一首打油诗：“辫子已随前清去，此地空余和尚头。辫子一去不复返，此头千载光溜溜。”
在美国读书时，听到袁世凯复辟，金岳霖悲愤不已，坐在他在房东古德家临街的走廊上痛哭了一场。
冯契到北方前线参加抗战工作前，去向老师金岳霖辞行，金非常赞赏冯的举动，他连声说：“好，好！我要是年轻二十岁，也要到前线去扛枪。”两年后，冯契回到西南联大复学，去看望金岳霖，金特地准备了咖啡和点心（这两件物品在当时很难得）招待冯。冯讲起他在前线的情况和见闻，金岳霖听得很高兴，不时插话：“八路军真能打仗！”“游击队神出鬼没！”“照你说，中国人一定能打败日本鬼子！”他告诉冯契，他们这一代人，一直担心中国要被瓜分，要亡国；能把日本鬼子打败，中国就有希望了！
1943年，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该书一发表，立刻在西南联大的教授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金岳霖拒绝阅读这本强制人人必读的“最高领袖”着作。
胡适出任驻美大使时，金岳霖毫不客气地对胡说：“不能事人，焉能事鬼？”
抗战期间，金岳霖等几位教授去美国访问，当时国民党要求出访人员填写一份加入国民党的申请表，金岳霖拒绝填写，将表格扔进废纸篓。
据金岳霖自己回忆，日本人占领北平前夕，金有一次碰见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钱稻孙。两人谈及国事，金表示非抗日不可，钱说万万抗不得，抗，不只是亡国，还要灭种。金听了以后，异常气愤，很想打钱。但是受“不能打”这一教训的影响，金最终还是强忍着没有动手。
1948年12月间，很多人选择出国或者去往台湾。离开的人中，中年人居多，年纪大的相对较少。有一对年轻夫妇，从美国回到清华几天后，又立即回美国去了。金岳霖后来回忆说：“这一事实表现得清楚无比：民族立场留不住这些人，阶级立场却能够使他们离开祖国。”
金岳霖晚年在回忆录中写道：“余生也晚，没有赶上朝气蓬勃的革命时代，反而进入了有瓜分恐惧的时代。”所以金岳霖最害怕的就是中国被瓜分，1948年，为了抗议美国的扶日政策，金岳霖带头拒领美国救济面粉。
开国大典后不久，金岳霖在一次清华哲学系师生座谈会上兴奋地说：“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真好啊！解放了，中国人再也不受列强欺负了。”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金岳霖按规定出门可以坐哲学所的汽车，但他却不用，而请一位退休工人蹬三轮板车代步。汝信曾多次看到金岳霖正襟危坐在三轮板车上，穿行于川流不息的人群中。许多人认为这样与其身份不符，劝他坐汽车，但他却拒绝道：“当前汽油供应这样困难，连公共汽车顶上还带着煤气包，我怎能浪费公家的汽油去办私事，况且一般病弱的老百姓也乘坐三轮板车，我以此代步也并不有失身份。”
学生徐亦让回忆，金岳霖的工资，除了交党费外，便是支付厨师、车夫、保姆的工资，然后寄一部分回家乡，余下的将将够他一个人的生活费。他每次都要多交党费；他给厨师和车夫终身工资，表示即使他先去世，也要支付他们全部的工资，他这么做，是对他们的尊重，也是为国家减轻负担；70年代初，他曾患过18次肺炎，以为自己不久于人世，便找到党组织说明，他的存款，一部分作为党费，另一部分作为师傅的生活费。他寄钱回家乡，是不忘家乡的养育之恩，为社会减轻负担。
粉碎“四人帮”后，金岳霖的学生去看望老师。金见到自己的学生后，异常高兴，对学生说：“现在可好啦，中国再也不会被瓜分了。”听者分外吃惊。
金岳霖晚年，沈性元去看望他，当谈及国际间大政客拙劣的表演时，金岳霖情不自禁地举起手掌，边拍打椅子的扶手边用带有湖南乡音的普通话高声骂上两句，以解心头愤恨。
【诚服】
抗战胜利后，贪污、腐败、贿赂成风，物价飞涨，民不聊生，金岳霖对国民党极为失望。这时，他逐渐对共产党产生好感。北平解放后，他更是感到过去对共产党的看法都是受了国民党的错误影响。
离开昆明前，金岳霖碰到黄子卿，黄问金：“回到北京后，共产党来了，怎么办？”金回答：“接受他们的领导，他们不是洋人，不是侵略者。”
新中国成立后，金岳霖说：“知识分子头等重要的问题是为谁服务的问题。在政治上我追随毛主席接受了革命的哲学，实际上是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冯友兰在清华大学开设毛泽东思想研究课，邓以蛰开设唯物辩证法课，作为系主任的金岳霖鼓励学生们选修这些课程，并带头听课。他学习马克思主义时说：“现在我比作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明年是二年级，十年八年总有进步。”他说：“因为马克思主义救了中国，所以我放弃了以前所作的学院哲学，转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新中国成立后，清华哲学系第一次招生就录取了11名新生，金岳霖异常高兴，说这在哲学系历史上是空前的，他预言以后的学生将会更多。
清华哲学系的教授们都爱抽恒大牌香烟，金岳霖说：“恒大烟是中国人自己生产的，烟好，名字也好，毛主席也喜欢这恒大牌烟呢！”金岳霖逝世一年后的1985年，到北京参加金岳霖先生学术思想讨论会的清华哲学系1952届学生，都不约而同地带上了恒大牌香烟。
从1951年起，金岳霖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自我批评。金岳霖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他的勇气来自于周恩来总理的示范。周恩来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动员报告会上，公开承认自己犯过错误，这对金岳霖的震动很大，也使他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深的认识，因而在思想改造上进行得较为彻底。
金岳霖于1953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说：“解放后，我们花大功夫、长时间，学习政治，端正政治态度。我这样的人有条件争取入盟入党，难道我可以不争取吗？不错，我是一个搞抽象思维的人，但是，我终究是一个活的、具体的人。”
一次，金岳霖在王府井花几百元买了一顶高级皮帽，事后一直于心不安，虽然没有人指责他，他却多次在哲学所党小组会上主动检讨，认为这是过分的奢侈，是受过去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影响。
金岳霖的侄女从美国回来，去看望他，当得知侄女已经加入了美国籍后，他竟二话没说，将侄女赶出家门。
一次，金岳霖对周宜明说，他想找个老伴，向周征求党支部对这件事的意见，周告诉他：“假如有关于对方的政治情况需要了解，党组织可帮助了解，此外，一切完全可以自己决定。”
金岳霖说：“要是不解放，我可能早死了。”他主要指的是喝酒，因为解放前一应酬就喝酒，解放后应酬少了，自然喝酒少了。
金岳霖曾检讨：“我培养了只做概念游戏，不关心政治，甚至于反动的人。例如殷福生（殷海光）就是我所供给所培养的一个反动分子，他现在在台湾为蒋匪帮服务。”“我宣传逻辑上的纯技术观点，天才教育观点，在这一方面我特别捧王浩，他现在仍然留在美国大学里，为美帝国主义服务。”
1958年，金岳霖参加一个文化代表团访英。王浩当时正任教于牛津大学，便安排老师在牛津哲学教师会做了一个不长的报告。金岳霖谈到，因为马克思主义救了中国，所以他放弃了以前所研究的学院哲学，转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据王浩回忆，当时听讲的大部分教师觉得像这样的论证太简单了一些，“可是因为金先生的英式英语特别高雅漂亮，牛津的教师大多数对他很尊敬”。王浩要求金岳霖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讲得更清晰一些，金回答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能讲得那么清晰。
全国开展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运动时，七十多岁的金岳霖主动要求“下放”。他有一段时间专门看养鱼的书，做好“下放”的准备工作。他说：“我要是‘下放’了，农林牧副渔五业中，农业我现在干不了；林，我干不了；牧，我也干不了；副业，我也没有技术，就剩下养养鱼。”
晚年金岳霖写回忆录，第一句话是：“我和毛主席吃过四次饭。”他接下来写道：“他（毛泽东）大概已经知道我是湖南人，坐下来，他就给几只辣椒（好像特别为他预备的）。这一次最突出的事，是一年轻小伙子跑来抱住了毛主席。毛主席在他背上轻轻地拍个不停，这时主席饭也不能吃。后来有人（可能是青年的朋友）把那个青年请回去了。这件事充分表明人民的领袖和人民是没有任何隔阂的。”
金岳霖关于形式逻辑的观点和毛泽东有分歧，“文革”中，他在一次会议上提到此事，说：“毛主席批评后理应很好地检讨自己，可我却不……”当时听的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不知道他接下来会说什么，只听金接着说道：“你说怎么着，我竟然还闹情绪！”金的学生叶秀山听了这话，简直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毛主席曾经对金岳霖说：“你要接触接触社会。”于是八十多岁的金岳霖坐着平板三轮车，每天到王府井一带转一大圈。
1982年，当金岳霖听说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招生6万人的时候，激动地说：“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翌年，他听说该校招生25万人时，更是兴奋不已。他向函大的老师表示“致敬”，感慨地说：“在解放前，一所很大的大学一年只培养几个、几十个学逻辑的学生，现在一年就有几万、几十万人学逻辑，这应该感谢伟大的时代。”
【晚景】
晚年金岳霖曾担任哲学所的副所长，并被评为一级研究员。金认为一级研究员当然是高级干部。一次，他生病住进了首都医院，医院将他安排在一间前后都是玻璃的通透明亮的大病房。金怕光，提出想要一个单间，首都医院不同意，因为他不是高级干部。后来金就转入了邮电医院。出院后，他对梁从诫提及此事。梁告诉他，他根本不是高级干部。金岳霖这才恍然大悟。
金岳霖和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一家住在一起。梁从诫称呼金岳霖“金爸”，金岳霖很依赖梁从诫，不时会提高嗓门问保姆：“从诫几时回来啊？”隔一会儿又亲昵地间：“从诫回来没有？”
沈性元去看望金岳霖，“有时碰上梁从诫伉俪和他俩的爱女全在家，望着安卧在金老床上的大黄猫（猫享有一长方白布垫褥）那眯细双眼、懒洋洋好不舒坦的样子，更令人觉得：这屋里不是一姓的三代的一家，‘和平共处’的气氛，是那么自然、融洽。”
1981年，金岳霖大病一场，他觉得自己不久于人世，便于1982年3月7日立下遗嘱：“哲学所党组负责同志：我可能很快结束。我要借此机会表示我感谢党，感谢毛泽东同志，感谢全国劳动人民，把中国救了。瓜分问题完全解决了。四个现代化问题也一定会解决。我死之后，请在我的存折中提出3000元献给党。请不要开追悼会，骨灰请让清风吹走。”
1984年，刘培育去给他送工资，到金家后，金还没醒来，蜷着腿躺在床上宛如十来岁的小孩子。醒来后，他已经认不出刘，告诉他名字后，他异常高兴地，高声叫着刘的名字说：“刘培育又来看我，逻辑室又来人看我！”发现已经9点半后，他又埋怨保姆说：“我今天不高兴。你为什么不按时叫我，我跟不上时间了……”刘和保姆帮他穿好衣服后，他挣扎着起来到沙发前，嘱咐保姆按时叫他起来听广播。
【长眠】
1984年7月，金岳霖因腹泻住进医院，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大叶性肺炎，住院治疗。9月20日，他的病情加重，高烧不退，痰在喉间上不去也下不来，送入急救室急救。10月初，精神稍稍好了些，但有时认不出人来，10月8日出院回家静养。
1984年10月19日，金岳霖在北京寓所逝世，享年90岁。金的学生汝信得知先生逝世的消息赶到其家中与先生告别，和哲学所的同人一起将金岳霖的遗体抬上担架的时候，发现金岳霖离去时穿的竟是一套破旧的内衣，见此情景，汝信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金岳霖去世后，他的骨灰被安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林徽因因其参加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有贡献，建坟立碑，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二墓区。梁思成因生前是全国人大常委，骨灰安放于党和国家领导人专用骨灰堂，与林徽因墓只一箭之遥。他们三人，终于又可以团聚。
【享誉】
冯友兰说：他（金岳霖）的风度很像魏晋大玄学家嵇康。嵇康的特点是“越名教而任自然”，天真烂漫，率性而行，金岳霖亦然。
冯友兰指出：金岳霖是打破中国传统哲学“逻辑、认识论的意识不发达”情况的第一个人，也是“使认识论和逻辑学在中国发达起来的第一个人”。
张申府曾高度赞誉，金岳霖是中国哲学界第一人。
欧阳中石评价老师说：“要说搞逻辑，他（金岳霖）绝对是第一位的。”
汪曾祺在《金岳霖先生》中写道：“金岳霖有赤子之心。他曾经说：意义愈清楚，情感的寄托愈贫乏，情感的寄托愈丰富，意义愈不清楚。”
王晓渔眼中的金岳霖是个孩子气很重的人，他说：“金岳霖先生是一个‘顽童哲学家’，不管在别人的回忆文章还是他自己的回忆录里，他都是一个‘天真汉’的形象。”
殷海光赞美金岳霖的《逻辑》：“此书一出，直如彗星临空，光芒万丈。”又说，“此书是中国人写的第一本高水平的现代逻辑。仅仅就这本书的文字来说吧，真是增一字则多，减一字则少。”他最后突然把书往桌上一扔，说：“你们听，真是掷地作金石声！”
殷海光曾这样描述当年金岳霖对他的影响：“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忽然碰见业师金岳霖先生。真像浓雾里看见太阳！这对我一辈子在思想上的影响太具决定作用了。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并且是一位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教诲，严谨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唤，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论他本人，他是那么质实、谨严、和易、幽默、格调高，从来不拿恭维话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
金岳霖是将西方逻辑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人，汪子嵩认为：“如果让金先生的学术研究发展下去，他可能成为现代中国的亚里士多德，可惜这个发展进程后来被打断了。”
1935年，郭湛波在《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说，中国近50年思想方法上，“真正能融会各种方法系统，另立一新的方法系统，在中国近日恐怕只有金岳霖先生一人了。”又说，金的“思想过于周密，理论过于深邃，而文字过于谨严，不善于用符号的人不能了解其学说思想，而善于运用符号的人既不多，故了解金先生的学说思想的人甚寥寥”。
二、冯友兰
〔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南阳唐河祁仪镇人。中国哲学家、哲学史家。〕
〔关键词：境界、性情、求学、为学、传道、言论、执笔、沉痛、相轻、立场、自省、逸事、嗜好、偕老、坎坷、瑕疵、故去、评说〕
【境界】
冯友兰将人生境界分为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冯在西南联大任教时，留有长髯，身穿长袍，颇有道家气象。一次授课途中，冯路遇好友金岳霖，金问：“芝生，到什么境界了？”冯答：“到天地境界了。”两人大笑，擦身而过，各自上课去了。
冯友兰曾演讲“禅宗思想方法”，说禅宗的认识论用的是“负的方法”，用否定的词句表达肯定的意义，以非语言的行为表达语言不能表达的意义，“说就是不说”。到讲演散会时，天气转凉，冯带了一件马褂，穿在身上，自言自语地说，“我穿就是不穿”。
冯友兰说：“中国哲学中，孟子派儒学、庄派道学皆以神秘的境界为最高境界，以神秘经验为个人修养之最高成就，但两家方法各异，道以纯粹经验忘我，儒以爱之事业去私，无我无私，而个人乃与宇宙合一。”
晚年，冯友兰的心境平和中正，他自感接近了“海阔天空我自飞”的状态，他相信中国哲学必将走过四边形期的混乱状态而大放光彩，走到“仇必和而解”的全新天地中。
冯友兰曾撰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挂在书房东墙，人谓“东铭”，与张载的《西铭》并列。冯尝引用《西铭》的末两句：“存，吾顺事；殁，吾宁也。”来说明自己对待生死的态度。他生前自撰茔联“二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按：联中二史、六书均为冯的着作，二史指《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新编》；六书则指《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写于抗战时期，构建起了冯友兰的哲学体系），对自己一生进行总结。后此联以甲骨文刻在冯友兰的墓碑背面。
冯友兰在其自传最后一部分“展望”中，以两句诗结尾：“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性情】
1909年，冯友兰在唐河读书时，有一位要好的同学楚冠卿，二人以兄弟相称，不分彼此。冯自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归来在清华大学任教时，楚带着儿子楚有义去看望冯。当楚冠卿称呼冯友兰冯先生时，冯赶快阻止说：“冠卿，别这样叫，还是叫我书童好。”楚颇为为难，冯马上说：“你忘啦，咱在竹林寺上学时，我还给你倒过便壶呢。那时你叫我书童，我说倒便壶是书童的事。”从此，冯友兰与楚冠卿又回到了学生时代的友情之中，共同进行学术研讨，并合着有《伦理与哲学》一书。
留学归国后，冯友兰曾应聘到中州大学任教。他刚到开封，傅佩青便告诉冯，他在北京兼了几个大学的课程，每月可收入四五百元，但因有事要离开北京，想请冯去接替他。冯母听后说：“这可不行。中州大学前好久就请你了，你也答应他们了，这是众所周知的。如果刚回来就变卦，这可不好。”于是冯便谢绝了傅的好意。
在燕京大学任教时，冯友兰觉得教会学校出身的人，有一种教会味，其精神面貌与中国人所办学校出身的人，有显着的不同。他觉得在燕大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写信给当时在广东大学任文科主任的同学傅斯年说：“燕京不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地’。”罗家伦任清华校长后，冯便到清华任教，他觉得清华是国人自己办的学校，可以作为他的安身立命之地，值得他为之“献身”，这一待就是二十多年。
冯友兰到清华后，河南中山大学（原中州大学）有意聘请其担任该校校长，请冯父的朋友张嘉谋到北京下聘书。张到冯家后，高举聘书放在桌上，然后鞠躬道：“这不但是河南当局的意思，也是河南几千万人的希望，请你回去。”但冯友兰认为清华是其安身立命之地，便婉言谢绝了。
每次上课前，冯友兰先是面无表情地登上讲台坐下，透过他的玳瑁边眼镜呆望学生们一两分钟后，才开始说话，这时脸上方略带笑容。
冯友兰上课，从没有说过一句引人发笑的话，也没有闲话。抗战初，山海关告急，很多教授上课就谈时事，只有他仍若无其事地说：“上次我们讨论墨子的……”
冯友兰经常沉湎于思考之中。1938年，临大搬迁，汽车经过边境城门时，冯将左胳膊放在车窗外，被城墙撞伤导致骨折。金岳霖对冯的小女儿宗璞讲起此事时开玩笑道：“当时司机通知大家，不要把手放在窗外，要过城门了。别人都很快照办，只有你父亲听了这话，便考虑为什么不能放在窗外，放在窗外和不放在窗外的区别是什么，其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是什么。还没有考虑完，已经骨折了。”
宗璞回忆，在西南联大时，日军入侵，生活困难，一些师生便从滇缅公路到仰光等地贩一些物资到云南贩卖，“下海”做生意。冯友兰在学校和家中多次表示，人心不能二用，生活再苦，也不能分了心，仍专心致力于学问。
蒋梦麟曾请冯友兰等五位西南联大院长到家中谈话，说：“重庆教育部有命令，大学院长以上的人都必须是国民党员。如果还不是，可以邀请加入。如果你们同意加入，也不需要办填表手续，过两天我给你们把党证送去就是了。”只有法学院院长陈序经当即表示不同意，其余人都没有表态。冯友兰曾因到苏联旅游一事遭到国民党警方逮捕，怕反对会被重庆方面说成不合作，便默认了。过了几天，蒋梦麟送来党证，冯便成了国民党员。
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一书中记载一事：“一日，有两学生赴延安，诸生集会欢迎。择露天一场地举行，邀芝生与余赴会演讲，以资鼓励。芝生先发言，对赴延安两生倍加奖许。余继之，力劝在校诸生需安心读书。不啻语语针对芝生而发。谓青年为国栋梁，乃指此后言非指当前言。若非诸生努力读书，能求上进，岂今日诸生便即为国家之栋梁乎。今日国家困难万状，中央政府又自武汉退出，国家需才担任艰巨，标准当更提高。目前前线有人，不待在学青年去参加。况延安亦仍在后方，非前线。诸生去此取彼，其意何在。散会后，余归室。芝生即来，谓君劝请生留校安心读书，其言则是。但不该对赴延安两生加以责备。余谓，如君奖许两生赴延安，又焉得劝诸生留校读书。有此两条路，摆在前面，此是则彼非，彼是则此非。如君两可之见，岂不仍待诸生之选择。余决不以为然。两人力辩。芝生终于不欢而去。然芝生以后仍携其新成未刊稿来盼余批评，此亦难得。”
冯友兰教学采取讨论方式，先指定读参考书，然后在课堂上提出问题进行辩论。他不发火，也不说轻率之语。有次课上，某学生不谈自己意见，一再引用胡适的话。冯开始不理会，此人却不断谈及胡适，冯最后只说了一句：“你就说你自己的意见怎样好了，不必再提胡先生。”
西南联大的学生壁报上曾张贴一幅漫画，画中有梯子一架，梯子脚下垫着《新世创》、《新原人》两书，梯子上站着冯友兰，翘着胡子，回过头来向学生们招手，但学生们都站着不动。冯友兰也前去参观了这幅漫画，他评价说：“画得很像。”
抗战胜利后，冯友兰回到北京，住在张之洞旧第。有人问他北归后的感想，他愉快地说：“我们比较晋宋人是幸运得多了，他们南渡后便未能回来，而我们却回来了，这是历史上空前的事。”
郑振铎与冯友兰一起出国访问时，郑幽默风趣，喜欢管冯叫“大胡子”，不时地和他说些开玩笑的话。有一次，冯友兰正在理发、刮脸的时候，郑振铎在旁边起哄，连声对理发师高呼：“把他的络腮胡子刮掉！”理发师被呼得不知所措，一失手，真把冯的胡子给刮掉了一块。郑胜利似的大笑，旁边的人也陪着笑。然而冯友兰只是微微一笑，神色始终未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