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冯友兰沉潜于学问，与外界的联系极少，对外事不甚了解。于是宗璞便不时向父亲说起一些外界的消息。“文革”初期，宗璞时常听到一些传闻，一日，她告诉父亲：现在外面人说，江青组织批林批孔，矛头其实暗指总理……冯友兰赶忙极严肃地阻止：“不敢乱讲，你可不能分裂中央啊！”宗璞说：“父亲当时是不听‘小道消息’的，他只信‘大道消息’。”
宗璞曾对人讲起冯友兰的趣事：“在‘文革’里，我们的房子多被人占了，大家都挤在一个小屋子里。当时我在城里工作，有一天回家，我母亲就说来包饺子，改善生活。煮饺子的时候，这盘饺子就找不到了，后来找了半天，我的父亲坐在这盘饺子上。他一点都不觉得，因为他满脑子都在思考哲学的问题。”
“文革”中，冯友兰被造反派批斗时，一直在心中默念：“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晚年，冯友兰耳目失聪，自称“呆若木鸡”，一个人的时候就背诵诗文，最喜韩文杜诗及《古诗十九首》。冯友兰高寿，有人问其长寿秘诀，他只说：“不……着……急。”
冯友兰与金岳霖同庚，1983年，正值二人“米寿”（米寿：88岁，“米”字拆开是八十八），冯撰两副对联，一副给自己，一副送金岳霖。给自己的联云：“何止于米，相期以茶；胸怀四化，意寄三松。”即期望能活到“茶寿”（茶寿：是108岁，“茶”字上面“卄”是二十，下面拆开为八十八）。给金的联云：“何止于米，相期以茶；论高白马，道超青牛。”后两句是对金的赞叹：论辩比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要高；论道超过骑着青牛的老子。
【求学】
冯友兰从中国公学毕业时，科主任李登辉问同学们的计划是什么，冯说：“我要学哲学。”李笑道：“你想当孔夫子呀。”
冯友兰回忆在中国公学读书时的上海：“进了商店，或者在马路上行走，如果不会说上海话，就会被骂为‘江北佬’。但如果你能说一两个英文单词，他马上就变得恭敬起来。”
北大哲学要添设西洋哲学门，并请到了专门研究西洋哲学的周慕西任教授，冯友兰听说后，便决定报考。当时法科比较流行，报考法科的人必须有大学预科的毕业文凭。当主持报考的职员得知冯要报考文科后，很替他惋惜，建议他报考法科，入学后还可再转科。冯听从了他的建议。等他进入北大后，才得知西洋哲学门还是没有开设，周慕西也去世了。尽管他比较失望，但还是从法科转入文科。
在北大读书时，冯友兰曾为国学门的一位学生当枪手，作了几首拟《古诗十九首》的诗。黄侃看后很是赞赏，对诗加圈加点，还写了赞赏的批语。
马叙伦在北大开“宋学”课，一个学期后，因反对袁世凯称帝，马辞职离去。文科学长夏锡棋请了一位老师来接替马叙伦。这位老师名不见经传，上课前又未发讲义，冯友兰等学生对他颇有怀疑。作为班长，冯友兰准备与他当堂辩论。等他下一次来上课的时候，学生带了几本《宋元学案》，当堂质问，这位老师竟连《宋元学案》都没见过。学生们哈哈大笑，他也狼狈而去。
1919年，冯友兰考取官费留学生，傅斯年邀冯一起到英国留学，但冯因为弟弟冯景兰已于前一年到美国留学，便决定去美国，进入哥伦比亚大学读书。
冯友兰经过对比发现，中国是个“官国”，美国是个“商国”。在中国，无论什么事情，都要办手续，比如学生对学校有要求，要写申请等校长批准，校长的批示，还要装在镜框中展示出来。在美国，即使国家最大的事情，也往往用商业广告的方式宣传。他在纽约街头看见动员参加海军的宣传语为：“加入海军，周游世界！”他认为，这就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
冯友兰谈论：“美国人赚钱的方法，也真是无孔不入，而中国人则是有孔不入。”他在美国东部读书，冯景兰则在西部，每逢暑假，冯友兰都到冯景兰处过暑假。一次，冯友兰收到一封铁路公司寄来的信，里面写着：“听说你要到西部去旅行，请你坐我们的火车，可以买来回票，价钱打八折。”
在美国留学时，官费有时不能按时寄来，冯友兰便勤工俭学，去餐馆收拾盘子，每天干一个小时，还可以在餐馆吃一顿饭。一天，他去中国城演讲，因为讲的时间长，耽误了上工的时间，等他到餐馆，已经开始营业了，老板大怒，冯便失业了。不久，他又找到了一个刷盘子的工作，他将脏盘子竖在一块木板上，把木板推进一个水箱里，拧开水龙头冲洗，一两分钟后打开水箱，盘子已经被冲洗干净了。冯友兰觉得这个工作比原来省力多了。
冯友兰在中国城的那次演讲有一个小小的收获。演讲结束后，他收到一位听众的来信，说很喜欢哲学，现在正在读哲学史教科书，但英文生字太多，查起来很费事，他想每天将生字记下来，标明书的页数，让冯填上相应的中文字，他按照每个字给报酬。于是冯友兰便当起了此人的“活字典”，每天大约可以收入五角。
冯友兰曾申请过哥伦比亚大学的奖学金，杜威的推荐信上写道：“这个学生是一个真正学者的材料。”但因为送去晚了，没有申请成功。不过学校为冯提供了一个勤工俭学的机会，在图书馆管理中国报纸。有了这几份工作，加上断断续续的官费，冯友兰勉强可以维持生活了。
【为学】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卷分别成书于1931年、1934年，这是中国人自己写就的第一部完整的、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由美国人D.卜德翻译成英文。卜德在《冯友兰与西方》一文中说，此书一直是世界各大学学习中国哲学的通用教材。该书上卷出版后，清华大学马上就将其列入《清华大学丛书》。
联大文学院迁到蒙自，举行临时集会，请冯友兰讲演。冯曾听从钱穆的建议，在《新理学》一书中加入鬼神一章。故演讲时，冯友兰说：“鬼者归也，事属过去。神者伸也，事属未来。”又指钱穆说道：“钱先生治史，即鬼学也。我治哲学，则神学也。”
抗战期间，重庆召开学术评议会议，会上评选抗战以来的最佳着作，冯友兰的《新理学》一书当选第一等，金岳霖的《论道》也被选为第一等，但因为第一等规定只有一个名额，故最后《论道》只能降为第二等。冯友兰得奖金一万元，金岳霖得奖金五千元。
一次，冯友兰和张荫麟谈到“抽象”，两人各讲了一个笑话，张说：柏拉图有一次派仆人到街上买面包，仆人空手回来了，说没有“面包”，只有方面包，圆面包，长面包，就是没有光是“面包”的面包。柏拉图说，你就买一个长面包吧。仆人又空手回来了，说没有“长面包”，只有黄的长面包，白的长面包，没有光是“长面包”的长面包。柏拉图说，你就买一个白的长面包吧，结果仆人又空手回来了，说没有“白的长面包”，只有冷的长白面包，热的长白面包，没有光是“白的长面包”的白的长面包。如此，仆人总是买不来面包，柏拉图于是饥饿而死。冯友兰的笑话则是：先生给学生讲《论语》，讲到“吾日三省吾身”，先生说，“吾”就是我。学生放学回家，父亲考其学问，问他“吾”是什么意思，学生说“吾”是先生。父亲大怒，说“吾”是我！第二天学生去上学，先生问学生“吾”是什么意思？学生说“吾”是我爸爸。冯友兰说，人若没有一种抽象的能力，就连话也不能说，说话总要用一些有一半意义的名词，这些名词的来源就是抽象。
40年代，宗璞在文林街巧遇罗常培。罗对宗璞说：“今晚你父亲有讲演，题目是‘论风流’，你来听吗？”宗璞当晚并未前去。很多年以后，宗璞读了父亲的《论风流》，深为这篇文章所吸引。冯在文中议论风流四要素：玄心、洞见、妙赏、深情是“真名士自风流”的极好赏析，让人通彻了名士风流的审美的自由人格。
20世纪60年代，冯友兰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写中国哲学史，书名定为“中国哲学史新编”，这套书只出版了前两册。此书因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特点，冯友兰80年代重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时，被完全抛弃。
冯友兰将自己读书的经验总结为：“精其选，解其言，知其意，明其理。”
晚年，冯友兰耳目失聪，但他没有停止着述。据他的博士生回忆，冯视力有障碍后，全靠记忆指导学生协助自己编写，需要引用什么资料，他凭记忆让助手去某处查某一部分，然后由助手念给他听，由他决定取舍。一般他所要查找的资料，与他所说出的书籍出处竟然无大出入。对此他说：“我现在好像‘反刍’，把吃过的东西再咀嚼一遍，也增加不了什么材料。所以后面几卷分量不大，每本都写得简短，把要说的话说完就行了。”
进入80年代，冯友兰终于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了。他身体欠佳，却坚持完成《中国哲学史新编》一书，他说此书“不依傍别人，只写我自己”。
年过九十之后，冯友兰仍坚持每天9点钟起开始工作，由于行动不便，他坚持上午不喝水，避免上厕所。生命的最后一两年，冯更是频繁地来往于家与医院之间。1990年初，病床上的冯友兰低声对宗璞说：“庄子说过，生为附赘悬疣，死为决疣溃痈；孔子说过，朝闻道，夕死可也；张横渠又说，生，吾顺事；殁，吾宁也。我现在是事情没有做完，所以还要治病。等书写完了，再生病就不必治了。”1990年7月，冯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终于完成，同年11月，在他95周岁生日到来之前几日，魂归道山。
冯友兰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时，预料到不能及时出版，他在序中说：“在写八十一章的时候，我确是照我所见的写的。并且对朋友们说：如果有人不以为然，因之不能出版，吾其为王船山矣（王夫之在深山中着书达数百卷，几百年后才得以出版）。”
《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因书中论述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思想，尤其是第七章“毛泽东和中国现代革命”，与当时的主流意见有一定出入，致使未能收入《新编》在内地出版。1992年，香港中华书局将其易名为“中国现代哲学史”，在香港出版。广东人民出版社和三联书店于1999年、2009年相继出版了这部书。
【传道】
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园中，有两位教授可以不用讲稿就把课讲得引人入胜，一位是哲学系的冯友兰，另一个就是经济系的陈岱孙。冯讲课极为生动，通俗易懂，他不进行逻辑分析，而是讲一些哲学史上的故事，学生有时根本不用记笔记，听得高兴的同时，也了悟了他的意思。
清华学生对冯友兰最深刻的印象便是口吃，往往一句话在黑板上已经写完，他的话还没有讲完。冯念墨索里尼，必“摸索摸索摸索”许久。冯在清华开“古代哲人的人生修养方法”课，首次听讲者达四五百人，第二周减到百余人，第三周只余二三十人，四五周后竟只有四五人听讲，因为他的口才不堪卒听，一句“学而时习之”的“而”字，要“而”一分多钟，在学生中传为笑谈。
许渊冲回忆说，他在联大听过冯友兰的演讲，冯说话虽然结巴，思想却非常流畅，犹如十月怀胎受尽折磨，一朝分娩却生出了掌上明珠一样。
杨振宁说：“冯先生把他的口吃转化成一个有用的演讲办法。”因为冯口吃，所以每当口吃的时候，他都停顿一下，这样一停顿反倒给听众一个思考他接下来讲什么的机会。也因为口吃，他讲话简要而精辟。这也是很多学生喜爱听冯友兰讲座的原因。
西南联大学生汪子嵩回忆，西南联大哲学系的老师各有特点：“汤用彤矮矮胖胖，一头极短的银发，是佛学专家；冯友兰留着一头浓黑的长发、大胡子，长袍马褂，手上总拿着一个书包，包书的是一块印有太极八卦的蓝布，一副道家装扮；冯文潜瘦瘦小小，留着长到后脑的灰发，很像一位慈祥的老太太。当三人走在一起时，学生就戏称他们是一僧、一道、一尼。”
鹿桥（60年代在台湾发表小说《未央歌》，反映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学生生活）读联大二年级时，有一段时间感到生命空虚，了无意义，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某日，他忽然想到去拜访冯友兰，请教人生的真谛。经过冯的劝导，鹿桥改变了消极厌世的人生观，从此积极努力，发愤读书，后来成为美术史专家。
冯友兰在联大开设伦理学课程，讲课的内容主要依据他的着作《新世训》。因为联大没有能容纳全校所有大一学生的大课堂，只能在一片松树环抱的空地上讲课。他开口就说：“当年孔、孔、孔子杏坛讲学，我们今天在、在这松林里授课……”似乎有以孔子自况的意思。
抗战时期，冯友兰曾站在炸弹坑里上课。宗璞在《漫记西南联大和冯友兰先生》文中感慨地写道：“并不是没有别的教室，而是炸弹坑激励着教与学，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上昭日月。”
【言论】
1923年，冯友兰在老师杜威的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人生理想值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并顺利通过答辩，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在文中，冯将哲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损道，第二类是益道，第三类是中道。冯的说法与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异曲同工，区别在于，梁以印度文化作为人类的最后归宿，冯的最后指向则是儒家文化。
冯友兰说：“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哲学与科学的区别在于前者求好，后者求真。”
冯友兰曾经比较他和金岳霖的异同说：“我们两个人互有短长，他的长处是能把简单的事情说得很复杂，我的长处是能把很复杂的事情说得很简单。”
京师大学堂虽改授新学，但传统观念仍认为它是“太学”。因此，20世纪40年代冯友兰一再主张，北大（原京师大学堂）不论在哪里上课，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一定要在国子监举行。冯友兰还谈道：“北京大学校史应该从汉朝的太学算起，因为我看见，西方的有名的大学都有几百年的历史，而北京大学只有几十年的历史，这和中国的文明古国似乎很不相称。”
冯友兰认为，辛亥革命实际上是“绅权和官权的斗争”，“在当时的封建社会中，官和绅本来是一样的人。知识分子经过科举做了官，在他做官的地方他是官，回到他原籍他就是绅。……我现在觉得辛亥革命的一部分动力，是绅权打倒官权，就是地主阶级不当权派打倒地主阶级当权派”。
冯友兰认为，所谓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实现民主的办法就是选举，“什么东西都不能压倒个人的人权，只有一个东西可以压倒，那就是‘多数’”，“如果没有真正的选举，那就并没有民主”。
访问苏联归来后，冯友兰得出结论：封建社会“贵贵”，资本主义社会“尊富”，社会主义“尚贤”。
冯友兰曾给洋人讲《庄子》。一天，他走进一个叫恒石安的外国人的办公室，没头没脑地说，你们西方人总想找个你们可以停下来作最后结论性发言的地方。然而，天下没有最后结论，天下也没有停顿。《易经》第六十四卦，也即最后一卦是，未济，“尚未完成！”
抗战期间，冯友兰每到重庆，蒋介石必请其赴宴，每次吃饭，总有二十多人。席间，蒋介石总是问一些地方官员：“你们那里现在怎么样？”如果答好，他就不再问了；如果答有问题，他就追问是什么问题，一旦回答不合其意，他就发怒，甚至当面训斥。几次后，冯总结出一条规律：善于做官的人，总是说好。他联想到，中国封建社会的皇帝，也不能说不聪明，但为什么总是把事情办糟，就是因为官员在他面前都不敢说真话，即所谓“瞒上不瞒下”，等到他发现被瞒了，事情已经糟到极点，无可挽回了。
1957年1月8日，冯友兰发表《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一文，文章发表后，陈伯达对此文进行批判，并提出了许多问题。冯诉苦说，陈的“思想相当混乱，叫人不知道他所问的究竟是什么”。
冯友兰认为，学界对《论语》中的“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一语的解释并不正确。冯的老家河南一带红白事的礼数很复杂，所以除了“礼生”，还有一种人，是专门“侍候客的”，对这些礼数很是熟悉。冯认为，这种人就是“小人儒”，因为他们懂得那些礼，所以是“儒”，但身份却是仆役。他认为这才是此语的确切解释。
冯友兰曾说：“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在表面看起来，似乎很不注重哲学，但在骨子里，我们这个世界是极重视哲学的。走遍世界，在大多数国家里，都有他所提倡及禁止的哲学。在这一点我们可见现在的人是如何感觉到哲学的力量，每一种政治社会制度，都需要一种理论上的根据，必须有了理论上的根据，那一种政治社会组织，才能‘名正言顺’……世界上有许多的国家，都立一种哲学，以为道统，以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
冯友兰曾谈及英国人的一个优点：善于保护传统，即“旧瓶装新酒”。他认为，只要是新酒，用个旧瓶子装着，没有什么不可以，怕的是“新瓶装旧酒”，那是“换汤不换药”。
冯友兰自陈，研究中国哲学，自己是“接着讲”，而不是“照着讲”。
临终前，冯友兰留下一语：“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要注意《周易》哲学。”
【执笔】
冯友兰长于文字。40年代，国民党独裁统治招致民怨沸腾，党内要求实行民主、宪政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国民党西南联大区党部公推冯友兰致信蒋介石，要求立宪。冯在信中写道：“睹一叶之飘零，知深秋之将至。昔清室迟迟不肯实行宪政，以致失去人心，是本党得以成功。前事不远，可为殷鉴。”
此篇上陈蒋介石的信函写就后，联大教授们交口称赞，雷海宗对冯友兰说：“即使你写的书都失传了，这一篇文章也可以使你不朽。”
西南联大校歌也由冯友兰执笔写就：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需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1939年秋至1940年春夏之交，时为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曾三度要求联大遵守教育部的规定，核定应设的课程，统一全国院校教材，举行统一考试等。此项训令的目的是加强蒋介石政权的思想统治。联大教务会议决定致函抵抗此训令，而信函的执笔者正是冯友兰。
有人认为，冯友兰能在屡有学潮、校长迭换的清华身居要职、屹然不撼二十年，主要由于：一、头脑冷静、析理均衡、明辨是非、考虑周至。二、深通世故，处世和平中庸，而观点进步，学术上有高度安全感。三、国学根底雄厚，文言表达能力出众，初则勇于起草，继则众望所归，经常被推执笔。
1946年4月，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复校前，决定在联大原址留碑纪念。5月4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揭幕式举行，碑文由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教授撰文、中国文学系闻一多教授篆刻、中国文学系主任罗庸教授书丹，被称为“三绝碑”。冯友兰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被公认可与陈寅恪纪念王国维的文章比肩，被何炳棣称为融古烁今的“至文”、“不朽文章”。
冯友兰在碑文中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他称“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
【沉痛】
北平沦陷后，师生南迁，清华园成了一片真空。冯友兰回忆：“我们参加校务会议的这几个人，还住在清华，说的是要保护学校。我在图书馆内对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说，中国一定会回来，要是等中国回来，这些书都散失了，那就不好，只要我人在清华一天，我们就要保护一天。……后来日本军队正式进入北京，日本人到处接管，我们就觉得，在政权已经失了以后，保管是没有意义的，事实上是替日本保管，等它来接收。这就决定南迁。”“决定以后，南迁的人和留守的人，都痛哭而别。”
抗战爆发后，冯友兰、吴有训南下逃难，到郑州时，二人准备去吃黄河鲤鱼，途中遇到熊佛西，三人边吃边聊。熊喜欢养狗，说起北平有许多人逃难，狗没法带，只好抛弃了。那些狗，虽然被抛弃，可是仍守在门口，不肯离去。冯友兰叹道：“这就是所谓丧家之狗，我们都是。”
晚年，冯友兰编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当写到王国维与“意境”，联想到七七事变前后他的感受时，特意写下一个附记：日军占领北平后，他和留守的清华校务会议的几个人觉得清华完全不同了。某日晚上，冯友兰和吴有训一起巡察清华园，皓月当空，十分寂静，吴说：“静得怕人，我们在这里守着没有意义了。”冯忽然生出幻灭之感，他们守着清华为的是替中国守一个学术上、教育上完整的园地，北京已沦陷，他们还在守着，岂不是为日本服务了？几日后，他便和吴有训同二人南下长沙与清华会合。后来，他读清人黄仲则诗：“如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觉得此句写的正是那种幻灭感，反复吟咏，更觉沉痛。
到长沙后，冯住朋友家的一小楼上，凭栏远眺，见栏下一蜡梅花，顿觉李后主的“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之句所写亡国之痛，深刻极了，沉痛极了。
在长沙临大时，一次冯友兰爬山，走到据说是朱熹和张栻聚会的“二贤祠”，作诗两首：“二贤祠里拜朱张，一会千秋嘉会堂。公所可游南岳耳，江山半壁太凄凉。”“洛阳文物一尘灰，汴水繁华又草莱。非只怀公伤往迹，亲知南渡事堪哀。”一次会议上，朱自清诵此二诗，全体师生顿觉凄怆。
1946年，冯友兰应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邀请，到美国进行为期一年的讲学，他将讲学的讲稿整理成《中国哲学简史》一书。谈及在美讲学的感受时，冯友兰说：“我在国外讲些中国的旧东西，自己也成了博物馆里的陈列品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当时我想，还是得把自己的国家搞好。我常想王粲《登楼赋》里的两句话：‘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
【相轻】
胡适在北大时，曾做过冯友兰的老师，后冯师从杜威，又成为胡的同门，但二人彼此并不欣赏。1943年，胡适评价冯友兰道：“张其盷与钱穆二君均为从未出国门的苦学者，冯友兰虽曾出国门，而实无所见。见解多带反动意味，保守的趋势甚明，而维护集权的态度意颇明显。”1947年，冯友兰在纽约听说杨绍震夫人许亚芬的硕士论文题目是“1927年以前胡适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不禁喜形于色：“这……这……这个题目很……很……好，因为过……过了1927年，他也就没……没……没得影响啦！”1950年，胡适对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英文版）表示不屑：“实在太糟了，我应该赶快把中国思想史写完。”1955年，胡适又评价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想说几句好话，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处！”
胡适在60年代与朋友一次谈话中讲：“在天主教办的一个刊物上知道冯友兰在那边认过130次的错，自己承认是无可救药的资产阶级。他本来是一个会打算的人，在北平买了不少房地产。1950年在檀香山买了3个很大的冰箱带回去，冰箱里都装满东西，带到大陆去做买卖，预备大赚一笔的。他平日留起长胡子，也是不肯花剃胡子的钱。”（按：此段中胡适记忆有误，冯赴美时间为1946年至1948年）
胡适甚至有言曰：“天下蠢人恐无出芝生右者。”胡适一向是温煦之人，很多人认为他对冯语带偏激更多是源于对其政治立场的攻伐。
冯友兰也曾批评胡适道：“适之先生的病痛，只是过于好奇和自信。他常以为古人所看不出的，他可以看得出；古人所不注意的，他可以注意。所以他经常指出古人所公认为不重要的人物来大吹大擂，而于古人所公认为重要的，则反对之漠然。这是不对的，因为人的眼光不能相去得那样远啊！”但当别人大肆批评胡时，他又为这位同门说两句公道话：“现在批评适之先生的人真多，有的竟着起一部书批评他。但他们的态度多欠公允，因为他们常把适之先生二十多年前的话来攻击。这如何可算是公允的呢？”
冯友兰后来高度评价了胡适在哲学史上的重要性。1917年，胡适到北大任教，讲授“中国哲学史”课程。原来教授此课的是陈汉章，他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而胡适将哲学史拦腰砍断，直接从周宣王讲起。冯友兰说：“这对于当时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有扫除障碍、开辟道路的作用。当时我们正陷入毫无边际的经典注疏的大海之中，爬了半年才能望见周公。见了这个手段，觉得面目一新，精神为之一爽。”
晚年，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也公允地评价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胡适的这部书，还有一种更广泛的影响——胡适是在哲学方面用那个指头比较早的一个成功的人。”他还说：“陈寅恪和金岳霖的两篇审查报告都把我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做比较。这是因为在当时，这一类的书，只有这两部。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无论什么事物，都是后来居上。这是因为后来者可以以先来者为鉴，从其中取得经验教训。无论如何，在中国哲学史研究近代化的工作中，胡适的创始之功，是不可埋没的。”
【立场】
冯友兰幼时在武昌，有天家中的厨师带他们出去玩，被洋人的狗咬伤。厨师带着冯去找那个洋人，洋人拿出几毛钱，他们拒绝接受，说：“我们并不是为了这几毛钱，只是警告你，你的狗不能乱咬人。”回家后，冯友兰告诉父亲此事，父亲对冯大加赞赏。
1925年，朋友邀请冯友兰去广东大学任教，冯欣然同意。离开开封前，冯碰见于右任。冯问于：“广州的情况怎么样？是不是可以去？”于答：“革命的人可以去，不革命的人不可以去。”冯当时向往革命，于是决定前往。
冯友兰到广州后，正好遇上国民党党内斗争，一次，冯友兰和朋友在大街上看到拥护香港罢工的群众游行，成千上万的人排着队，拿着标语，高喊口号，像潮水一般涌过来。冯从未见过如此场面，他和朋友异口同声道：“可怕！可怕！”他直觉地感到，20年代的中国革命和辛亥革命不同，于是决定离开广州。
有一次，清华接到当局提供的一份学生名单，要求学校交出名单上的学生，清华园亦被大批军警包围。晚饭过后，冯友兰接到梅贻琦的电话，正要去梅家开会，门前有两个学生要躲进他家，他说：“好吧，请进来吧。”到了梅家以后，冯得知大部分学生聚在体育馆内，军警正准备攻打体育馆。梅说：“看情况随时都可能发生大事，校务会议的人都不要走，等着随时应付。”最后梅打电话求助当时的市长秦德纯，秦找了宋哲元后，军警才撤离。等冯回到家里，那两个学生已经走了。
冯友兰后来回忆说：“任载坤对我说，那两个学生坐在客厅里，在沙发上睡着了，发出很大的鼾声。她听见门外常有人来来往往，怕出危险就把他们叫起来藏在后院厨房里。我也不知道那两个学生是谁。”一个学生后来回忆，躲在冯家的其中一个学生，名叫姚依林。
冯友兰到重庆参加学术评议会议，第一天开会，有一个“面团团如富家翁”的人说：“现在教育界有些不同的意见，议论纷纷，很不好。”冯悄悄问坐在他旁边的傅斯年，傅说：“这就是孔祥熙，骂到你们头上了，你得发言批判他。”冯便发言批驳了孔的发言。会后，孔祥熙还特地跑过来和冯友兰握手。
孔祥熙曾对冯友兰说，他要办一个孔教会，请冯担任会长。冯答：“一来没有办这种会的必要；二来如果要办，我也办不了。”
冯友兰至成都，华西大学教授开茶话会欢迎冯，钱穆亦在座。席间，钱穆说道：“吾侪今日当勉做一中国人。”冯正色说：“今日当做一世界人，何拘拘于中国人为。”钱反驳道：“欲为世界人，仍当先做一中国人，否则或为日本人美国人均可，奈今日恨尚无一无国籍之世界人，君奈之何。”冯友兰无言以对。
40年代，冯友兰回唐河祁仪镇探亲，马车行至镇北十三里大树李地界时，冯便下了马车，步行回到家中。冯友兰是祁仪的骄傲，乡邻听说博士回来，几百号人自发迎接，一直接到镇北三里多远的天台号村。可是，马车到跟前，却不见冯友兰。车夫告诉大家说：“友兰早从东小门进街了。”乡亲们大感失望，友兰二十多年没有回来，回来后连个面也不能见。事实上，冯友兰并未让大家失望，他回来后，礼贤下士，逐家挨户地登门拜访，乡亲们非常感动，觉得那天怪罪了他。
1945年，冯母去世，冯友兰回乡奔丧。县长听闻冯回乡的消息后，前来拜望，县长走时，冯不送；而家里旧亲友来，冯都送至大门外。乡里一时传为美谈。
1945年5月，国民党全国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冯友兰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被内定为中央委员。有人劝冯：“中央委员对于别人是一种资本，对于你却是一种负担。”冯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此后，蒋介石请冯吃饭时说：“大会要选举你为中委。”冯婉言谢绝，称：“我要当了中委，再对青年们讲话就不方便了。”
1948年，国内局势动荡，朋友劝时在美国讲学的冯友兰定居美国，他拒绝了：“俄国革命以后，有些俄国人跑到中国居留，称为‘白俄’。我决不当‘白华’。解放军越是胜利，我越是要赶快回去，怕的是全中国解放了，中美交通断绝。”
自美归国，冯友兰过海关时，海关人员见他的护照上是“永久居留”的签证，便对他说：“你可以保存这个签证，什么时候再到美国来都可以用。”冯答：“不用了。”随手把签证交给他就上船了。
新中国成立前，冯友兰和妻子商议后决定，哪里也不去，在北京等着解放军到来：“当时我的态度是，无论什么党派当权，只要它能把中国治理好，我都拥护。这个话我在昆明就已经说过。当时在知识分子中间，对于走不走的问题，议论纷纷。我的主意拿定以后，心里倒觉得很平静，静等着事态的发展。有一次景兰（其弟）问我说：‘走不走？’我说：‘何必走呢，共产党当了权，也是要建设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有用的，你是搞自然科学的，那就更没有问题了。’当时我心里想的，还是社会主义‘尚贤’那一套。”
“文革”中，冯友兰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隔离审查。到1968年秋，他被允许回家，算是宽大处理。冯友兰觉得奇怪，怎么会对他宽大处理呢？后来有人告知，原来毛泽东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说：“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后来工宣队让冯写信感谢毛，并告诉他，当时被毛点名的翦伯赞也写了。
1973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冯友兰格外紧张，他写成两篇批判文章，刊登在《北京大学学报》上。不久《光明日报》、《北京日报》都转载了这两篇文章。冯对此颇为糊涂，直到1974年1月他才听谢静宜说：“有一次会上，北大汇报批林批孔运动的情况，毛主席听到冯友兰的那两篇文章，马上就要看。我立即找着这两篇文章当场交给毛主席。毛主席当场就看，并且拿笔改了几个字和几个标点符号。后来发表了。”
【自省】
冯友兰晚年撰写自传《三松堂自序》，对自己一生治学和做人，成绩和污点，进行了总结和反省。有人认为，冯的自我批判并不深刻，对自己的性格弊端缺乏更深揭露，但同时肯定他的态度还算比较诚恳。
冯友兰与高足冯契（西南联大1940级）一次谈话中，曾谈到应当怎么写的问题，冯契答得很坦白，他说：“你怎么想就怎么写吧。”学生反而给了老师以巨大的勇气，于是有了《三松堂自序》。
冯友兰谈到自己所着的《中国哲学史》时，认为该书有两个大弱点：“一是，讲佛学失于肤浅，虽一一排列，却缺乏内部联系。这是因为我对于佛学没有学通，所以不能讲透。佛学资料浩如烟海，不是几年能完全搞通的。二是，讲明清时代，失于简略，像王夫之那样的大家，书中只是稍带而过。”
“文革”中，冯友兰主动写了两篇批林批孔文章，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上。晚年他反思自己的这一行为，在《三松堂自序》中引用《周易》“修辞立其诚”一语，写道：“如果自己没有真实的见解或有而把它隐蔽起来，只是附和暂时流行的意见，以求得到某一方面的吹捧，这就是伪。这就叫哗众取宠……我在当时的思想，真是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
【逸事】
冯友兰儿时，母亲对冯家兄妹读书学习严格要求。当时没有钟表，母亲为了严格作息时间，便在地上画线，当日影移至某线时，方可休息，又移至某线时，立须读书写字。
冯友兰兄弟姐妹五人，除了胞姐温兰早嫁、胞兄新兰早殇之外，其余三人皆成才：冯友兰为中国哲学界的泰斗，弟弟冯景兰是我国着名的地质学家，妹妹冯沅君是我国现当代有名的作家和古典文学专家，这就是着名的“唐河三冯”。这与冯友兰母亲的培养和教育是分不开的。
冯友兰追忆，母亲是封建社会的完美女性。冯母的良好品性对冯友兰影响很大：不但使他走出了失去慈父的阴影，而且使冯走上了积极的人生道路。冯母坦然对待生死的生活态度也影响了冯友兰，她曾对冯友兰说及人生在世，不一定要长命百岁，最主要的是把要做的事做完了，走了也就无憾了。
1911年秋，辛亥革命暴发，冯友兰就读的开封中州中学停课。16岁的冯友兰自开封乘马车返乡，行至汝坟桥，投宿一家客店，墙上题满了诗。冯想起其父在汝坟桥一家店内的墙上曾写有几首诗，传咏一时，他便在投宿的店内墙上寻找。事有凑巧，其父果然就在这家客店里投宿，没费多大的周折冯就找到了父亲所题的壁诗，中有一首云：“苦教夫婿觅封侯，柳色青青怕上楼；谁料天涯仍落拓，相逢莫问黑貂裘。”（冯友兰的父亲冯台异，于清光绪己丑年中举人，到戊戌年考中进士，诗句是己丑年至戊戌年间会试落第回家途中，经汝坟桥投宿时，在客店里写的）
冯父曾任清县令，冯友兰和母亲弟妹刚到城外，城里便派出大轿子，请冯母上轿。进城门时，鸣礼炮三响，到公馆时，又鸣炮三声。等到一个多月后，衙门腾出来，将冯母接进衙门时，又是全副仪仗，到衙门口，鸣炮三声。后来父亲告诉冯友兰，一个官员的仪仗，太太可以用，老太太（官员的母亲）可以用，老太爷（父亲）不能用。老太爷到儿子的衙门，只可以如普通人一样悄悄进去，老太太到了，却可以用全副仪仗，大张旗鼓地进去，太太也是一样。这就叫“妻以夫贵，母以子贵”。冯友兰认为，这是对贤妻良母的补偿，也是女子“三从”的表现。
冯友兰回忆，清华当时流传一种说法，说清华有神仙、老虎、狗：教授是神仙，学生是老虎，职员是狗。
1938年，长沙临大迁至昆明的途中，冯友兰撞伤了胳膊，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胡子一直没有刮，从此，他便开始蓄须，直到十年动乱时期才剃去。
长沙临大时期，清华在岳麓山建新校舍，潘光旦与冯友兰、陈岱孙、施嘉炀（时任清华土木工程系主任）等前去参观。校舍旁有农业学校，校有蚕室，占清华新址之一角，临大准备将此地用作土木工程系教员宿舍。潘笑问施：“公等何日可下蚕室？”冯友兰喟然曰：“是真所谓文章误我，我误妻房！”（“蚕室”是一个典故，唐代李贤注《后汉书》云：“蚕室，宫刑狱名。有刑者畏风，须暖，作窨室蓄火如蚕室，因以名焉。”意思是说受过宫刑后的人怕风，喜暖，在地下室生火养病，生火的地下室就像养蚕的暖室一样，后来就以“蚕室”来指代宫刑牢狱。潘是以典故来引起联想，造成戏谑的效果。冯巧对“文章误我，我误妻房”出自《琵琶记》唱词，既是对潘光旦的回应，也巧妙地点出战争期间，妻离子散、流离颠沛的悲剧。）
印度学者罗德到西南联大演讲，冯友兰对他说：“印度佛学是消极的。”罗德并不辩白，只是说：“你不懂吗？请你去请教你们的佛学大家汤用彤教授。”
宗璞回忆，抗战后期通货膨胀加剧，物价飞涨，联大教师们的生活极为困难。一个月工资几百万，但不到半个月就用完了。于是联大教师组织了一个合作社，公开卖文、卖字、卖图章，冯友兰卖字，可是生意不好，从来就没开过张。
冯友兰难得有真情挥洒的时候。一年春节，冯友兰在地安门邓以蛰寓所与邓、杨振声及日本人小熏良四晤谈，喝了十二瓶黄酒，一夕大醉。
冯友兰的须发皆长，西南联大哲学系有一位学生曾贴出一张大字报，说如果人人都学冯先生，那昆明的理发店就要失业了。中文系教授罗常培也开玩笑说：“冯友兰先生要讲《论风流》，不知道是他的胡子比闻一多先生的风流呢，还是他说话结结巴巴的风流呢？”
抗战爆发后，吴宓南下时曾赋诗一首，中有“相携红袖非春意”之句，冯友兰认为此句极不得体。当时冯友兰和闻一多住的教授宿舍楼前有一棵蜡梅，正值蜡梅盛放时节，站在楼上的栏杆旁，恰与蜡梅相齐。一日，冯、闻二人又谈起吴宓的“红袖”诗，闻一多随口道：“每饭不忘‘红袖’句”，冯友兰接口道：“凭栏惟见蜡梅花。”
1948年，冯友兰从美国带回一台冰箱，当时是整个清华唯一的一台，当时全北京城也不多见。后冯得知清华校医院需要，当即就捐了出来。
冯友兰的子女无一人从事哲学研究，他常在家中讲一个笑话：有人问他，家中子女为何无一人“子承父业”，他很幽默地一笑置之：“那是我深知哲学之无用。”
冯友兰回忆，“文革”中，北大四门大开，随便进出，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来北大，晚上就在校园里的空地上睡觉。冯住的园内晚上也睡着很多人，时已入秋，夜间很冷，但没有一个人要求进屋。一天，冯家只有任载坤一人在家，来了几百人要求进屋里看看，任不敢开门，于是有人隔着窗户说：“你大概是怕我们人多，进去秩序不好维持，我负责把他们组织起来，只进去绕一圈就出来。我保证维持秩序。”任这才敢开了门，他们果然按次序进来走一圈便出去了。看完后，组织者对任说：“你现在相信群众了吧？”任载坤说：“你们真是毛主席的好群众，像这样的群众我相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