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嗜好】
冯友兰喜欢收集旧兵器。冯在自述中说：“我家里的上辈，有一代是习武的。在我的祖母的房里，遗留下来许多兵器，我小的时候常同堂兄弟们拿出来玩。家里有个护院的拳师，教我们使用这些兵器，所以养成一种爱好。”
冯友兰爱逛古董店，但他“所收罗的并不是夏鼎商彝，而是明清两代遗留下来的旧兵器”。冯在东四牌楼附近的弓箭大院（从前制造弓箭的地方）觅得上百支箭，箭有各种各样的箭头，特别是响箭，制造精致。
在昆明时，冯友兰常去文明街的夜市淘旧兵器。冯钟辽在《父亲冯友兰先生收集的兵器》一文中记载：“有一次（父亲）买回来了一柄像匕首而无刃的无刃刀。刀身窄扁。平刀头没有尖，也许可以当改锥用。刀柄做得很考究。刀柄中空，做工有似象牙的雕镂方法，可是是铁做的。用玲珑剔透形容刀柄就很恰当。我也觉得那把刀有意思，就把它夹在书包里带了去学校。我那时候住校。下课以后在宿舍拿刀出来看。一位同学问我在干什么。我说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可是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同学拿刀一看，忍不住大笑。说这是把烟刀，挑烟用的。我知道很多同学家里有烟具，当然深信不疑。周末把烟刀拿回家去，放回原处。父亲后来是不是也知道那是把烟刀？我是没说，我也没问。”
后来，冯友兰将各式兵器共有六百一十九件捐献给国家，他说：“这些东西，我藏有几百件，曾在清华开过一次展览。新中国成立以后，我都捐献给历史博物馆了。历史博物馆又把它转送到别的博物馆去了。”
冯钟辽回忆：“按照我的记忆，抗战将要开始的时候，在清华收集的那些兵器都捐送给了燕京大学了。大约在捐赠以前，在清华大学举行了一次展览，也有一说，展览是在复员后举行的。以后可能又转到了有关部门。家里有一幅文化部颁发的奖状，言明收到冯友兰先生捐赠各式兵器六百一十九件，纸上的时间是1959年。最近在历史博物馆找到了这批兵器。妹妹宗璞曾去看过，见保存完好，还是从前的老样子。应该说这是它们最合适的去处。”
【偕老】
1911年，十八岁的冯友兰考上中州公学，同年，他与表妹吴淑贞结婚，可谓双喜临门。不幸的是，吴淑贞于1916年病故。
两年后，冯友兰经金松岑介绍，与任载坤结为夫妻。任载坤，字叔明，河南新蔡人，长冯友兰一岁，是辛亥革命元老任芝铭之女。民国初年，任载坤进入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学习。
冯友兰与任载坤结识，并得到双方家长同意后，二人订婚。1918年，二人毕业后，在开封结为秦晋之好。至此任载坤一生陪伴在冯友兰身边，荣辱与共，风雨同舟，为冯的学术事业奉献了一生。
任载坤承担了家中全部的家务，冯友兰在家中是一个“甩手掌柜”。冯的堂妹夫张岱年曾经感叹：“在家中谁也比不上冯先生的，冯先生一辈子从来没有买过菜。”对此，宗璞则说：“说一辈子没买过菜也是假的，随西南联大在昆明时，母亲身体不好，父亲也曾带我赶过集，不过父亲确实很少做饭，‘君子远庖厨’这句话放他身上合适不过。记忆中间只有一次，父亲和我一起做饭，条件不好，得先把松针编成辫子一样的‘松毛’盘在炉子里做引火，上面放上炭。我们怎么也生不着火，弄了半天，哈，出来一锅煳饭！后来我上大学时写一篇作文记述此事，记得有‘煮饭则有黑无白’一句，因为活泼生动，还博得老师赞赏……”
在蒙自的时候，许多教授都孤身一人南下云南，未携带家眷，任载坤为了给他们改善伙食，便于周六轮流请他们到家里吃饭。虽只是炸酱面、摊鸡蛋、炒豌豆尖等家常菜，但对于不会料理家务的教授们来说都是美食，朱自清曾笑夸任夫人做的炸酱面好吃极了。
抗战后期，物价飞涨，冯友兰的工资根本不足以养活全家人，卖字又从未开过张，任载坤便在小学旁边设油锅卖麻花以补贴家用。
1966年7月，冯友兰家中被红卫兵抄家，文物书籍全部封存，工资扣发，每个月只给冯友兰夫妇24元生活费；8月份红卫兵又将冯家的存折和相机等稍微值钱的东西拿走，封锁了住房，规定冯氏夫妇只能住其中一间。以后的两年多时间，任载坤只能在小院里露天做饭。冯家当时住在燕南园，居委会规定，已经古稀之年的任载坤必须打扫燕南园道路。任身体不好，她不仅要照顾冯友兰的生活起居，还要完成劳动改造，冯对此特别歉疚。他在11月的日记里说：“近几个月来，我的爱人为了帮助我思想改造，为了照顾我的生活，费尽心力，历尽辛苦。她本来又有心脏病，还是带病支持。这两天就觉得心慌背痛，今天早晨又头晕，还勉强于五点钟就起来，为我准备早点，旧病发了，这都是我带累的。”
不仅如此，北大的批斗会，无论是否与哲学系相关，冯友兰都要去接受教育。任载坤担心丈夫发生意外，每次都陪冯去，冯在里面开会，她就在门外等候。批斗会一般要开到深夜，任一直守在门外，不时很有礼貌地敲门问道：“你们批完了吗？”
冯友兰回忆道：“叔明见我夜里不能回家，很不放心，她每天上午提前吃午饭，吃了以后，就走到办公楼前边，坐在台阶上，望着外文楼，看见我跟着队伍出来吃饭，她就知道我又平安地过了一夜，还没有死，她就放心了。第二天照样再去等。那里有几块石头，我说那几块石头可以叫‘望夫石’。”
因为夫人的细心照料和全心全意的支持，冯友兰度过了人生最低谷的时期。不幸的是，1977年，饱受病痛折磨的任载坤因病逝世，冯友兰痛作挽联云：“在昔相追随，同荣辱，共安危，出入相扶将，黄泉碧落君先去；从今无牵挂，断名缰，破利锁，俯仰无愧作，海阔天空我自飞。”
冯友兰曾经题诗赞美人生路上对他有重大帮助的三位女性：母亲、妻子和女儿宗璞，其诗云：“早岁读书赖慈母，中年事业有贤妻。晚来又得女儿孝，扶我云天万里飞。”
1991年12月22日，张岱年在冯友兰的安葬仪式上赞扬了冯的一生对中国文化的巨大贡献，他特别提出，要向在冯友兰身后默默支持的任载坤女士表示敬意。
【坎坷】
30年代，冯友兰曾到苏联游历，回国后，他根据自己的见闻做了两次正式演讲，讲述在苏联的见闻。此事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怀疑。1934年11月28日，警察到清华逮捕了冯友兰，并将他关押到保定的一个“行营”（看守所）。第二天，何应钦来电报，冯被释放。事件发生后，举国哗然，鲁迅在给杨霁云的信中说：“安分守己如冯友兰，且要被逮，可以推知其他了。”这次事件对冯的震动颇大，他此后选择了更加谨小慎微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前后，许多人向毛泽东写信表态。1949年10月，冯友兰也写信给毛，表示过去他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在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过了几天，有人送来毛的回信，信很短，毛在信中说：“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三十多年后，冯终于明白了毛信中“老实态度”的意思，冯说自己要用五年运用马克思主义写中国哲学史，是“夸夸其谈”，“不是老实态度”。
1949年以后，冯友兰一直是被改造的对象。张岱年曾说过，冯先生地位特殊，不仅没有“言而当”的自由，甚至没有“默而当”的自由。
1951年，冯友兰随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印度，印度总统普拉沙德介绍冯的学术贡献时曾提及其的《中国哲学史》和《贞元六书》两部作品。外交部得知后，立即致电代表团，说普氏的介绍有问题，要求冯于适当时机更正。此后，冯友兰在加尔各答访问时，在演讲中应外交部的要求说：“中国革命成功，我认识到我过去的着作都是没有价值的。”
50年代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冯友兰多次检讨交待，甚至不惜上纲上线，以有说无，但就是无法过关。组织上让冯的好友金岳霖去做冯的工作，帮助冯转变。一进门，金就大声说：“芝生啊，你有什么对不起人民的地方，可要彻底交代呀。”说着，扑上去和冯抱头痛哭。
“文革”开始后，有人对冯友兰的夫人任载坤说：“你们要准备啊，首先要把铺盖收藏好，他们抄家往往会把被子撕成一条一条的，没有铺盖，天冷了怎么办？”可冯友兰夫妇并没有准备，7月下旬的某晚，红卫兵前来抄家，不过只是将封条贴在门旁的墙上，冯友兰夫妇还可以自由出入。不久，红卫兵又在冯友兰的院门口贴上“冯友兰的黑窝”六个大字。冯的女儿宗璞被戴上了纸糊的高帽子，上书“冯友兰的女儿”，而在沈阳工作的儿子冯钟越的罪名则是：“冯友兰的儿子。”五岁的孙子冯岱则被北京六一幼儿园勒令退园。
红卫兵要求冯友兰将书送到指定地点，冯友兰说：“我所有的书除了马列毛主席着作以外都是封资修一类的书，数量不少，上哪儿去找运输工具呢？再说送来，你们这里也放不下。”红卫兵想想确实如此，就没有强制冯送。后来又来了一批红卫兵，要求冯将书送去，冯说了困难后，他们说：“这样吧：我们在你这书架子上贴上封条，就不必送了。”这个办法，算是救了冯的书，其他人的书因来回搬来搬去，大量损毁。
北大最初没有统一的红卫兵组织，一个系的红卫兵抄完家，另一个系的又来，冯友兰等人烦扰不堪。一次，某系红卫兵发现冯家桌上有一张冯的大儿子冯钟辽从美国寄来的照片，便大发雷霆：“为什么有穿洋装的人的相片，这是崇洋媚外，赶紧把它烧了！”任载坤慌忙将照片烧掉，结果刚烧完，又来了另一个系的红卫兵，发现院内有纸灰，便大发雷霆道：“你们刚才烧了什么？”答：“烧了一张相片。”他们说：“相片怎么能烧？这是消灭证据！”幸好前一批红卫兵还没有走，任载坤慌忙解释，这才算没事。后来，红卫兵之间达成协议，一个系的红卫兵只能管本系的人，哲学系的红卫兵通知冯友兰说：“以后只有我们系的红卫兵来，你们才可以开门让他们进来，如果不是我们系的人，无论什么人来都不要理他们，无论他们怎样拍门，都不给他们开。”冯友兰这才清净了许多。
北大动乱时，冯友兰得了前列腺肥大，医生说根治要进行手术，冯友兰怕住院会被说成逃避运动，就先吃药，但因无效果，便决定到协和进行手术，协和没有床位，冯又转至北京医院，求助原来认识的医生，医生答应为其进行手术，并为冯安排了床位，结果第二天这位医生便受了批评。第二次手术前，主刀的医生便被打倒了，医院勒令冯友兰出院，冯只好回到北大。次日，冯友兰便带着尿瓶子被拉出去参加批斗会，但因为他的身体状况，红卫兵免了他的“游斗”。此后，几经周折，冯再一次住进北京医院，完成了手术。
冯友兰家中天天有人来抄家，红卫兵将一张凳子放在院子里，让已经71岁的冯友兰站在凳子上。红卫兵限制冯友兰的住房，将卧室贴上封条，天冷了，封条不敢拆，任载坤找红卫兵要卧室的钥匙，红卫兵互相推诿，穿着单衣的冯友兰只好披条麻袋御寒。
“文革”中，北大很多教授“蹲牛棚”（隔离审查）。教授们须排队早请示晚汇报，排队时必须报数，同时要自报政治帽子，冯友兰个子高，排在第一个，他说：“报数！我叫冯友兰！是……是反动学术权威。”红卫兵说：“不行！重报！你这是避重就轻！你是反动学阀！”冯便改口：“我，我是反动学阀。”洪谦害怕红卫兵说他避重就轻，就说：“我叫洪谦，反动学阀！”红卫兵说：“不对，你还不够格，你是反动学术权威！”洪吓得连忙改口。冯定随后自报反动学术权威，红卫兵大骂道：“你不就是写过一本《平凡的真理》吗？你还想往反动学术权威里钻！你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蹲牛棚”期间，冯友兰饭照吃，觉照睡，早餐是一个窝头，两大碗玉米面粥，一分钱的咸菜丝。咸菜不少，一般人都吃不完，唯冯友兰不够。经郭兰芳提醒，冯曾大着胆子向红卫兵要两分钱咸菜，红卫兵瞪大眼睛说：“人家一分钱咸菜都吃不完，你还吃两分钱的，你怎么吃这么多？”冯答：“我……我吃的多。”虽受了斥责，但他的要求居然得到了满足。
冯友兰幼子冯钟越是航天工业部主任工程师，有名的飞机强度专家，但51岁便去世。他长年在西北黄土高原上工作，原本冯友兰可以活动活动，将儿子调回北京，但冯却没有这么做。幼子逝世后，冯含泪题联：“是好党员，是好干部，壮志未酬，洒泪岂止为家痛；能娴科技，能娴艺文，全才罕遇，招魂也难再归来。”
生命最后的几年间，冯友兰旧病丹毒复发，1983年，冯友兰又被诊断患有浆细胞骨髓瘤，并且是恶性。他住院的频率极为频繁，几乎都是女儿宗璞陪着他在各个医院打游击战。在这样的身体条件下，冯友兰竟然完成了150万字的着述。
冯友兰后半生经历艰辛坎坷，宗璞觉得，这么多年，父亲冯友兰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判、谩骂和打击，成为众矢之的，却不发疯也不自杀，仍然在他的哲学天地里遨游，真是非常勇敢，非常了不起。
【瑕疵】
据《儒林随笔》记载，某教授原来在西南联大、清华时与冯友兰交谊不错，可是到了国外有几次学术会议场合，冯友兰见了他居然装作不认识。
1971年，冯友兰曾作诗托人转达毛泽东，诗云：“救物者无弃物，善救人者无弃人。赖有东风勤着力，朽株也要绿成荫。”后冯又写《咏史》诗。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江青来看望他，他又写有颂扬毛泽东的诗句：“主席关怀如旭日，万众欢呼胜夜寒”。
1973年春，梁漱溟在冯友兰家中午饭，谈甚久，临别时，冯友兰颂《论语》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不曾想将入秋，冯便转而发表文章批孔。
梁漱溟回忆说：“在‘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不久，我见他在报纸上发表了文章，一反自己的历来主张，随着潮流百分之百地否定孔子，我心里很不舒服，便写信批评他，要他答复我为何这么做。不多久，他便在女儿的陪同下，悄悄地同我见面，叙述他的理由，包括他的苦衷。我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批评他不对。但他当面向我做了解释，我心里的气也平和了一些。人各有志，且各有所难，律己可以，何必强求于人呢！”
冯友兰九十诞辰之际，设家宴宴请任继愈、张岱年、李泽厚等人，梁漱溟也在邀请之列。梁不仅没有赴宴，还给冯写了一封信，大意是北大旧人唯我二人存矣，应当会晤，只因足下曾谄媚江青，故不愿来参加寿宴。而且信上竟无上款，按冯友兰的理解，“窥其意，盖不欲有所称谓也”，即梁不愿意称冯为“老同学”或者“老朋友”，故不题上款。冯友兰仍对梁之耿直深感敬佩，且复函说：“非敢有憾于左右，来书直率坦白，甚为感动，以为虽古之遗直不能过也。”
台湾学者周东野到内地访问，见到冯友兰。冯问及故友，听说周负责钱穆着作的出版事务，希望周能给他带一本钱穆题词的《晚学盲言》。周回台后，向钱提及此事，钱淡淡地说：“我老了，眼睛不好了，恐怕无法题词了。”说完在书的扉页上写下“钱穆”二字，拒绝之义尽在不言中。这本书最后没有送到冯手中。
容庚对冯友兰批孔嗤之以鼻。1973年10月16日，有学员问他：“你现在批不批孔？”他说：“我不批。”学员要他向冯友兰学习，容庚说：“冯友兰过去是我的老同事，给蒋介石讲过课，现在批孔是个两面派。”
王友琴在《林焘先生与文革历史》写道：“林先生曾和中文系章廷谦教授关在一间房子中。有一天章廷谦说，他很苦恼，因为冯友兰教授说他在西南联大时是国民党区党部委员，那样就是‘历史反革命’了。”
何兆武讲到，他曾在《科学文化评论》杂志上读到邹承鲁的访谈，记者问邹：“西南联大的先生里您最欣赏谁，最不欣赏谁？”邹承鲁说：“最佩服的是陈寅恪，最不欣赏冯友兰。”
余英时评价冯友兰：“我认为他的思想最深处，始终离不开向‘帝王’进言的意识，只要读一读《新事论》中《应帝王》一章即可知。他不敢以柏拉图的‘哲学王’自任，他的中国背景使他只想做‘王者师’，或至少做政治领袖的高级顾问之类。40年代中，他对蒋介石曾有此期待，不过《三松堂自序》中故意丑化蒋，把真相完全掩饰了。但我们仍可从他在《自序》中对毛的态度看得很清楚。1949年他上书自效，却得到‘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的答复，虽心中‘有一点反感’，得到御札则引为无上光宠。”
季羡林对冯友兰的评价是：晚年善终，大节不亏。“文革”后冯友兰重新回归到独立思想的学术境界，他穷余生写下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便是明证。薪尽火传，冯友兰做到了“殁，吾宁也”。
【故去】
1990年12月4日，是冯友兰95岁诞辰，北京大学哲学系早已做好准备，邀请海内外着名的哲学史家、文化史专家参加庆贺冯诞辰95周年会议。
有人担心冯友兰的身体，害怕他不能支持参加开幕式。因为这几年间冯身体不好，是医院的常客。但让大家意外的是，冯每次都能平安出院，坚持进行《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
十年前，85岁的冯友兰决定开始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全书计划为七册。有人怕他不能在有生之年完成，建议他直接从第三册开始，因为60年代他已经出版过两册《新编》。但冯坚持重写。十年来，冯友兰辗转于家与医院之间，并且后来耳目聪明俱失，但他却坚持着述。1990年的6月15日，冯友兰终于完成此书的写作。
冯友兰完成此书后，宗璞既喜又忧。亲友们提醒冯友兰说，你还有一本计划中的书《余生札记》没写呢！但是，冯的身体已无法再支撑下去了。
9月2日，冯友兰往台北发了一封唁电，吊唁不久前辞世的钱穆。11月26日，晚上8点45分，冯友兰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一代哲人归于道山。
这一天，离冯友兰的95岁寿辰仅差7天。本已准备好的寿筵，变成了葬礼。
【评说】
张岱年说：“当代中国哲学界最有名望的是熊十力先生、金岳霖先生和冯友兰先生，三家学说都代表了中西哲学的融合。在熊氏哲学体系里，‘中’层十分之九，‘西’层十分之一，金先生的体系可以说是‘西’层十分之九，‘中’层十分之一。唯有冯友兰先生的哲学体系可以说是‘中’、‘西’各半，是比较完整的意义上的中西结合。”
刘文典为人狂狷，但极为推崇陈寅恪和冯友兰，他常对人说：“联大只有三个教授，陈寅恪是一个，冯友兰是一个，唐兰算半个，我算半个。”
在西方大学中，凡开设中国哲学课程的，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是第一本必读之书。
曹聚仁称赞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理学》等着作至少可以和章太炎的《说名》、《说性》等名篇并驾齐驱。
饶思诚认为，冯友兰的《新理学》“只是旧瓶装新酒，非独到之作”。
何兆武对冯友兰并无太多好感：“冯友兰对当权者的政治一向紧跟高举，像他《新世训》的最后一篇《应帝王》等等，都是给蒋介石捧场的。在我们看来，一个学者这样做不但没有必要，而且有失身份。”
“文革”后，冯友兰进行了好几次检讨，说自己在“文革”的时候犯了错误，违背了“修辞立其诚”的原则。一次开会，何兆武遇到涂又光，涂正在河南人民出版社编《三松堂全集》，何问涂，冯先生的历次检讨收不收，涂说不收，“因为那都是言不由衷”。
何兆武则以为：“冯先生的检讨是他平生着作里最值得保存的一部分，因为它代表了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自我反省的心路历程，有极为典型的历史意义，可以算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思想状态的结晶。所以，不但不应该删掉，反而真应该给它出个单行本，为当时中国整个文化界、知识界留一份典型史料，这甚至于比他的着作还重要，更有价值得多。学术可以否定，可是作为历史的见证，他的检讨永远具有史料价值。”
《信念的旅程·冯友兰传》的作者说：“作为中国哲学的一部分，冯友兰已经融入中国哲学史中。”
冯友兰去世后，灵前高悬的一副对联写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求仁得仁，安度九十五岁；誉之不加功，非之不加沮，知我罪我，全凭四百万言。”
三、傅斯年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历史学家，教育学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办者、所长。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国立”台湾大学校长。〕
〔关键词：五四、壮怀、炽热、大炮、霸气、敦厚、率真、介直、干才、铁腕、革新、留洋、治学、情谊、龃龉、逸事、身形、孝道、姻缘、去留、谶语、长辞、赞誉〕
【五四】
傅斯年是五四运动的旗手，他曾自豪地追忆：“五四那天上午我做主席，下午扛着大旗到赵家楼，打进曹汝霖的住宅。”
某日，傅斯年走在大街上，被路过的汽车溅了一身泥水，于是愤恨道：“坐汽车的就该枪毙！”他将此语写在文中并发表，很快在学生们中获得共鸣。五四运动中，北大和清华的学生游行到珠市口，正进行演讲时，迎面开来一辆汽车，看到人多拥挤便摁了一声喇叭。大家登时想起了傅之语，于是，人人喊打，上去就将汽车掀翻，打砸起来。
1919年5月4日上午，傅斯年在堂子胡同国立法政专门学校主持13校学生代表会议，会议决定：各校代表立刻回校去集合本校同学，下午1点在天安门前会集，全体抗议帝国主义在巴黎和约上关于山东问题的不公正规定。
下午，3000余名学生在天安门集会，开始游行。傅斯年担任游行总指挥，打着大旗，走在队伍的最前列。游行队伍走至东交民巷西门口美国使馆门前时受阻，遂转向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愤怒的学生痛打当时在曹家的驻日公使章宗祥，火烧赵家楼。北洋军阀派兵镇压，当场逮捕了32名学生，其中包括傅斯年的弟弟傅斯严。傅斯年因离开较早，未被逮捕。当晚，他回校后对同学姚从吾说：“这回北大损失太大了，同学被捕去好多。”
5月5日，傅斯年与“冲动到理智失去平衡的同学”（罗家伦语）胡霹雳发生争执，傅主张将主要精力放在营救被捕同学上，而胡则主张继续扩大游行示威的规模。二人由争执发展到肉搏，胡打坏了傅的眼镜，傅大怒，“赌咒不到学生会里来工作”。自此，傅斯年退出了五四运动。
同年10月，傅斯年反思五四运动，在《新潮》杂志发表《〈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一文。他写道：“五四运动过后，中国的社会趋向改变了。有觉悟的添了许多，就是那些不曾自己觉悟的，也被这几声霹雳吓得清醒。……以后是社会改造运动的时代。”但他同时说：“我觉得期刊物的出现太多了，有点不成熟而发挥的现象。”“厚蓄实力一层也是要注意的，发泄太早太猛，或者于将来无益有损。”
五四运动一周年时，傅斯年在纪念文章《青年的两件事业》一文中说：“假使中国有社会，决不会社会一声不响，听政府胡为，等学生出来号呼。假使中国有社会，决不会没有舆论去监督政府。假使中国有社会，绝不会糟到这个样子。”
【壮怀】
傅斯年考取官费留学生后，在给好友俞平伯、顾颉刚等人的信中写道：“我向来胸中的问题多，答案少，这是你知道的。近二三年来，更蕴积和激出了许多问题。最近四五个月中，胸中的问题更大大加多，同时以前的一切囫囵吞枣答案一齐推翻。所以使得我求学的饥，饥得要死，恨不得在这一秒钟内，飞出中国去。”
一同赴英国留学的俞平伯半途而废回国后，傅斯年下决心好好学习，他致力于研究实验心理学，同时选修化学、数学、物理学等多门自然科学课程，不求速成，拿个文凭回国求取功名，而是踏踏实实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如此迂远，成功上实在讲不定。但我宁可弄成一个大没结果，也不苟且就于一个假结果。”
1928年，“史语所”筹备期间，傅斯年在给胡适信中说，他为“实现理想之奋斗，为中国而豪外国，必黾勉匍匐以赴之”。
傅斯年从不与学生讨论政治话题，他要求青年潜心学问，不许他们谈论政治，唯独对学生何兹全（好友何思源的堂弟）例外。一次，何兹全和他说起党派和主义时，说自己1926年便加入了国民党，傅斯年说：“我的理想只是民主加社会主义。”
1948年，傅斯年对陶希圣说：“适之是自由主义者，我是自由社会主义者。”陶希圣笑着说：“可惜很少人知道为什么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还可以结合在一起。”
【炽热】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矢野仁一发表《满蒙藏本来并非中国领土》一文，为伪满洲国提供理论依据。傅斯年马上组织方壮猷、徐中舒、萧一山、蒋廷黻一起编写《东北史纲》，驳斥日本人的谬论。此书出版后，由李济节译成英文送交国联李顿调查团，后来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接受此书观点，认可东北是中国的领土。
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F.Bergman）在额济纳河流域的黑城发现了“居延汉简”。次年，汉简由北平图书馆收藏。1933年，胡适与傅斯年经过协调，将汉简移至北大文科研究所，加速整理。北平沦陷后，傅斯年又将汉简运往美国妥为保管，使之免于沦落日伪之手。
国民党对日妥协，与日本谈判，妄图换取暂时的和平，当时，傅斯年与老师胡适的观点发生分歧，胡适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主和，而傅斯年坚决主战。他看见胡适发表的《保全华北的重要》一文后，勃然大怒，立即写信给胡适要求退出《独立评论》。后经丁文江劝解，他与胡适进行了一次长谈，了解胡适的真实意图后，二人又和好如初。
1935年，傅斯年和俞大彩的儿子出生，傅为刚出生的儿子取名“傅仁轨”。傅的儿子本应按“乐”字排行，罗家伦极为不解，傅笑道：“你枉费学历史，你忘记了中国第一个能在朝鲜对日本兵打歼灭战的，就是唐朝的刘仁轨吗？”
抗战前夕，傅斯年抨击亲日派，呼吁全国人民团结一心，一致抗日；抗战爆发后，他号召学人“不南迁，不屈服，坚持到最后一分钟”。抗战初期，聊城爱国将领范筑先殉国，傅斯年写下“一死泰山重”的赞诗，并不断撰写评论时局性的文章，鼓舞民族斗志。
傅斯年最初对蒋介石并无好感，他曾撰文评论国民党要人，并不认为蒋是合格的领袖。抗战爆发前，傅屡屡撰文表示对蒋政权对日政策的不满。他在给友人的信函中提到蒋介石，也只以“蒋”或“generalissimo（委员长）”代替。西安事变后，傅对蒋的好感大增，信札中蒋的称呼也换成了“蒋公”、“介公”或“蒋先生”。
抗日战争爆发后，傅斯年曾写下“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的悲壮诗句。
抗日期间，傅斯年在《地利与胜利》一文中写道：“抗战的大业，决不能在最近期间结束，至少还有三年。三年以后，我们必偕英法美以全胜，倭国必随中欧的桀纣以灭亡。在我胜利而他灭亡之前，苦是要吃，人力是要尽的。”
傅乐成回忆，在重庆时，傅斯年穷到每餐只吃一盘“藤藤菜”，有时还喝稀饭。那时正是对日作战局势艰危时刻，他还须为国事忧愁忙碌。那种穷、愁、忙的生活环境，使他的黑发突然变成全白，并患上高血压。他对友人叹道：“我是从少年突然进入老年的。”
抗战胜利后，傅斯年写信给妻子俞大彩说，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他“欣喜欲狂，冲出寓所，飞奔上街，手舞足蹈，见人便搂抱，狂呼大叫，直到声嘶力竭”。等回到寓所，帽子没有了，鞋也丢了。第二天罗家伦去看望傅斯年，傅连床都起不来，连说：“国家出头了，我的帽子掉了，棍子也没有了；买又买不起。晦气！晦气！”
北大复校时，代理校长傅斯年对伪北大人员深恶痛疾，坚决不任用伪北大人员，认为：“专科以上学校，必须在礼义廉耻四字上，做一个榜样，给学生们下一代看。”北平报纸评论说，傅对伪职人员“有一种不共戴天的忿怒”。伪北大的教职人员组织团体，四处游说、请愿，不少政府官员和朋友也出面说情，但傅顶住压力，坚决辞退了这批伪教职人员。
伪北大校长鲍鉴清附敌，河北高等法院经审理后，宣判其无罪，傅斯年搜集鲍的4项罪状，向有关机关抗议，要求对鲍进行严惩。
【大炮】
傅斯年人称“傅大炮”，一生直言不讳，多次炮轰要人。程沧波回忆说：“他（傅斯年）在重庆时一日忽论当时五院院长，论孙科，说：‘犹吾君之子也。’论于居（于右任），‘是老党人且是读书人’。论戴季陶：‘阿弥陀佛（按：考试院长戴季陶平日向佛，刘半农曾在《世界日报》发表文章《阿弥陀佛戴传贤》讽刺戴只念佛不干事）。’论孔（祥熙）：‘他凭哪一点？’”
1932年，傅斯年发表《中国现在要有政府》一文，文中对国民党政府进行指责。傅说，中国已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社会与文化已步趋崩溃，国民因失业皆成了叫花子，各路军阀手下的官兵几乎全部由叫花子组成，军阀则是叫花子的头目，故南北政府被一群流氓苦力与叫花子所平分。“照这样形势，虽有一个最好的政府，中国未必不亡；若根本没有了政府，必成亡种之亡。”
西安事变发生后，傅斯年极为震怒：“国家元首岂容为贼所扣乎？”他主张出兵讨伐张、杨，同时发表《论张贼叛变》等文章进行声讨，称张学良“天生的是一个犯上作乱的土匪种”，蒋介石“在此时中国是无可比拟的重要，他的安危关系中国国运比任何事都切紧”。傅说，越是大军压境，张越不敢加害蒋，一旦大军包围西安，张只有束手就擒，“只有蒋能救他（张学良）一条性命”。
傅斯年向来对孔祥熙深恶痛绝。1938年，傅斯年上书蒋介石，质疑孔祥熙的能力，揭露孔氏一门发国难财的恶行。蒋介石并未理会。从此，傅便千方百计搜集孔氏的罪证材料，准备弹劾孔。时在美国的胡适得知此事后，写信劝他不要贸然行事。但傅斯年仍坚持调查孔的美金公债一案。
程沧波曾记述傅斯年搜集孔祥熙罪证之事：“在重庆时期，有一次在参政会开会前，我好几次到聚兴村他住的房内，看他拿着一个小箱子，藏在枕头下面，寸步不离。我问他里面是什么宝贝？他很紧张地说，这是他预备检举某大员的证据。”
罗家伦也回忆：“有一次在重庆为了一种公债的案子，他在国民参政会发言到结束的时候，郑重声明他这番话不但在会场以内负责，而且在会场以外也负责，他愿意到法庭对簿。这话使全场兴奋，可是使我为他捏了一把汗。会后我去看他，问他为什么敢说这样肯定的话。他说，‘我没有根据，哪能说这话。’于是他取出两张照片给我看。可见他说话是负责的，绝对不是所谓大炮者之可比，也绝不是闻风言事的一流。这种有风骨的人，是值得敬佩的。”
经过不懈努力，傅斯年终于搜集了孔祥熙的罪证，并准备提交参议会。为避免将事情闹大，蒋介石接受陈布雷的建议，以国家利益为重、争取其他国家支持抗战等为说辞，让傅放弃提交参议会。傅这才答应退让，将提案改为质询案。尽管如此，傅的质询案仍震惊朝野，孔祥熙很快下台。
宋子文上台后，其经济政策较孔祥熙时代并无改观，傅斯年对其颇为失望，他在《大公报》撰文问道：“你的轿车在上海市街上经过时，有没有想到，就在这条路上有多少人因你的经济失策而饿死？”
见宋子文对自己的文章没有丝毫回应，傅斯年在半个月内连续发表了《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宋子文的失败》、《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三篇文章。傅斯年说：“（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不然，一切完了！……国人不忍见此罢？便要不再见宋氏盘踞着！”
何廉回忆：“1947年春季的一天，我收到傅斯年赞扬《世纪评论》的一封信，我回信约他给《世纪评论》写稿子。不久，我在南京遇到他。他告诉我说，他要给《世纪评论》写稿子，但有一个条件，就是按原文发表，不能有一字改动，我立刻表示同意。过了两天，他把稿子（《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交给总编辑张纯明。”2月15日，傅的文章发表，“不到半天时间，这一期《世纪评论》在上海市面上就见不到了。这并不是说《世纪评论》的发行量空前地突然增加，而是一定有人从报贩手里全部收买去了。我立刻到《大公报》馆找到经理胡霖，把我自己手里的一份登有傅斯年文章的《世纪评论》给他看。我告诉他说这一期在市面上谁也买不到了，问他能否在《大公报》上发表，他立刻同意了。就在第二天早晨，这篇文章在《大公报》上发表了。”
《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发表后，震惊朝野。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曾记载说，《世界日报》这日的标题是：“傅斯年要革命。”
第二天，傅斯年在国防部的楼梯上遇到宋子文，二人形同陌路。傅斯年后来回忆说：“我们两个人都把头偏向两旁，装作互相没有看见的样子。”
不久，傅斯年在《观察》杂志发表了《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一文，文中称孔宋二人虽皆为介公之“老二”，是胯下的“双扇活宝贝”，然而却又针锋相对。傅斯年说，宋子文的“作风是极其蛮横，把天下人分为二类，非奴才即敌人。这还不必多说，问题最重要的，在他的无限制的极狂蛮的支配欲，用他这支配欲，弄得天下一切事将来都不能知道公的私的了”。傅接着说，宋子文着实是一百年不遇的怪物，“思想，说话，和写字时都喜欢用英文而不喜欢用中文”，唯独对权力和财富的贪婪是中国式的，“在今天宋氏这样失败之下，他必须走开，以谢国人”。
《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发表之日，宋子文提出辞职，至此，孔祥熙、宋子文两位皇亲国戚均因傅斯年的炮轰而倒台。
抗战胜利前夕，宋子文请北大校长蒋梦麟出任行政院秘书长，蒋在夫人的鼓动下，同意出任，但没有辞去北大校长一职（按照规定，北大校长不得兼任国民政府行政职务）。傅斯年对此事大为气愤，劝蒋应辞去校长之职。他在给郑天挺的信中写道：“先与孟邻（蒋梦麟号孟邻）先生谈，初谈大吵大闹，真可入电影。第二天他来了，说我们用意极善，极可感。请（胡）适之先生担任（北大校长），在他无问题。孟邻此一态度，至可佩也……”
蒋梦麟在给郑天挺的信中也谈及此事：“弟决去职系采孟真之建议，盖当时尚未闻有公然之攻击。孟真来行政院，彼一启口，弟便怒骂之，彼亦怒目相报。孟真去后，弟便深感其言之忠直。越日趋车还谒，告以其偏见中有真理，真理中有偏见，决采其意见而感谢之。厥后，愈思而愈感其忠诚。”事后，蒋、傅二人友好如初。1945年8月，蒋梦麟正式辞去北大及西南联大的职务。
1948年后，国民党益加腐败，傅斯年在公开场合大骂国民党政府，将其比为大粪。
【霸气】
在北大上学时，傅斯年被同学们称为“孔子以后的第一人”。他给同学的印象是态度傲慢，同学和他打招呼，总是若理不理；和他谈话，说不到几句，便回头去背书了。
罗家伦回忆，傅斯年带头赶过教授。北大教授朱蓬仙虽是章太炎的弟子，但讲授《文心雕龙》时却错误百出。有学生借来朱的讲义交给傅斯年，傅用一夜时间看完，摘出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名后交给校长蔡元培。蔡不相信学生自己能发现这些错误，怕是教授们相互攻讦，便召见全班学生考问。学生们觉得由傅一人承担责任太重，进去之前便每人分担几条背熟。蔡考问时，学生应答如流。考问完毕，蔡一声不响，学生们也一声不响，一一鞠躬鱼贯退出。不久后，朱蓬仙果然不再教授《文心雕龙》了。
傅斯年对老师胡适执礼甚恭，在别人面前却很桀骜，陶孟和是傅的老师，傅与他交谈时很是随便，常常跷着二郎腿，直呼其名“孟和”，而不呼先生。
程沧波回忆，中央研究院初成立时，傅斯年常到蔡元培在成贤街的住所吃饭，程沧波、杨杏佛等人也常去。“当时孟真见着人，总是昂起了头，有时仰天嘘几口气，就是在蔡先生旁也依然如此。”
顾颉刚对洪业笑谈：“傅斯年的书房里挂着一副对联：‘六亲不认，四海无家。’你看他好大的气魄！有点像曹操‘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的意味。”
一次，李济与傅斯年在北海静心斋闲谈，说起午门档案整理工作，傅颇感失望。李问他为何有此不满，他说：“没有什么重要的发现。”李笑问：“什么叫作重要发现？难道说先生希望在这批档案内找出清没有入关的证据吗？”傅听罢哈哈大笑，从此再不说这件事了。
“史语所”人事独立，人事任用由所长傅斯年一人决定，即便是中研院院长蔡元培所荐之人，傅也不放在眼中。蔡曾向傅推荐过王君瑞、钟凤年、蔡哲夫、薛砺若、毛汶等人，均被傅拒之门外。
傅斯年脾气暴躁，“史语所”的人私下里称他为“傅老虎”。一次，陶孟和到“史语所”办事，感到气氛怪异，便对董作宾说：“胖猫（指傅斯年）回来了，山上淘气的小耗子，这几天敛迹了。”董后来回忆说：“这话是讽刺也是好评。孟真偶然回所住些时，工作效率果然就有些不同。”
傅斯年对部属管理甚严，他规定大学毕业生到“史语所”工作，必要先关门读三年书，第四年才可以发表文章。有一次，一位助理员在院中散步较久，次日，傅斯年请同屋的其他人都到外面晒晒太阳，唯独不让此君出门，并对他说：“你昨天已经晒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