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曾问董作宾道：“他们立在院内或大门口，一群人有说有笑，你去了，加入摆一套龙门阵。我去了，他们便一个一个溜了，这是为什么？”董笑曰：“这正是我无威可畏，不如老兄之处啊。”傅听罢，长吁了一口气。
何兹全回忆：“‘史语所’的人对傅先生都很拘束。大家都在那里有说有笑，傅先生一来就静下来。他也很愿和大家聊聊，可是一般情况是：一会儿溜一个，一会儿又溜一个。傅先生有时也来下棋，谁和他对弈最是苦差。他有时下着下着考虑起别的问题，停在那里不走了。等啊等，等好久，才敢催一句，‘傅先生，该您走了。’‘噢，噢！’下一步，又停了。如此下棋，对手真是难受。后来在南京我和傅先生聊天，我说：‘大家都怕您，我们在那里聊天，有说有笑，您一来，大家就溜。’傅先生说：‘要命，我这么不受欢迎。’我说：‘不，没有人不欢迎您，都尊敬您，亲您，但是和您在一块又高兴又拘束。’”
吴宗慈于1935年考入“史语所”的。1940年，吴和凌纯声、陶孟和等人在外面编了一本杂志《西南边疆半月刊》，由吴担任主编，一共出版了七期。有一天所长傅斯年找到吴，对他说：“给你两个选择：要么留在所里，不再编杂志了；要么编你的杂志，人离开所里。”吴宗慈年轻气盛，一气之下离开了“史语所”。
1941年冬，燕京大学的毕业生王世襄流亡一个多月来重庆，找到哥哥的同学梁思成，梁准备介绍他到“史语所”工作。见面后，傅斯年问王：“你是哪里毕业的？”得知王毕业于燕京后，傅当即回绝道：“燕京毕业的不配到我们这里来。”最后王世襄只好到梁思成主持的中国营造学社当了助理研究员。
李敖曾评价傅斯年治下的“史语所”道：“‘史语所’这类畸形发展的现象，和它的领导人物很有关系。它的第一任所长傅斯年才气过人，可是霸气太大，大得使他不太能容真正的人才，而他所喜欢的，又多是唯唯诺诺的人儿。这种现象，按说是一切独裁者必然落到的结果。傅斯年又订了一些像招收徒弟一般的陋规家法，制造了许多所内的特殊空气……所以从傅斯年开始，‘史语所’就有一种伪风。”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当局要求复课，而学生要求满足条件（严惩屠杀无辜教师和学生之党政负责人等）后才能复课。傅斯年奉命到昆明处理学潮，在教授会议上，和闻一多发生冲突。张奚若事后回忆：“一多与傅常委闹起来，一多说：‘这样，何不到老蒋面前去三呼万岁！’这是揭傅斯年的旧疤，很少人知道的。我就劝解：大家争执，何必重提以前的旧事。傅气得大骂：‘有特殊党派的给我滚出去！’”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召集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讨论处置沦陷区日伪控制下的高等学校，参加者有朱家骅、翁文灏、李石曾、蒋廷黻、傅斯年等。傅以代理北大校长身份出席会议，在会上极其活跃，公开为朱家骅出谋划策，引起相当一部分与会者不满，时任善后救济总署署长的蒋廷黻当场讽刺傅是“太上教育部长、太上中央研究所总干事、太上北大校长”。
张政烺精通目录版本学，因此傅斯年对张格外器重，但傅却让张在“史语所”整整做了十年薪水菲薄的图书管理员。张是山东人，平日为人厚道，不与人计较。但到了1946年，张实在觉得忍无可忍，径直去傅的办公室找他理论。一进门，张用手指着傅说：“我干了十年图书采购员的工作，你都没有给我提过级，我今天真想揍你一顿。”张是山东大汉，傅更是人高马大，体重二百多斤，听罢便说：“凭我的块头和力气，加上我出手又快，若论打架，你打得过我吗？”
此时正值北大复校，傅斯年亦代理北大校长，在聘用教授上还是坚持其一贯的崇洋思想，凡留过洋的就聘为教授，如周一良就接到了教授的聘书；凡没有留过洋的只能聘为副教授，如邓广铭和张政烺都接到是副教授的聘书。这回，张政烺改变策略，直接掏出清华大学的聘书，告之清华已正式聘他为教授。傅看过后，因实在舍不得放走张这样的人才，只好无奈地改聘张为教授。
1949年，台大发生“四六事件”，军队闯入校园搜查，傅斯年极为不满，亲自找国民党最高当局交涉，要求逮捕台大师生必须经过校长批准。他对当时警备总司令部官员彭孟缉说：“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
傅斯年在台大的改革触犯了许多人的利益，学潮发生后，有人趁机发难，指责台湾大学优容共产党，矛头直指傅斯年。傅读了报纸对台大的指责后，直接大骂“他妈的”，并在报上发表文章说：“学校不兼警察任务”，“我不是警察，也不兼办特工”。又说：“若当局有真凭实据说某人是共产党，我将依法查办，但是我办理这种事，绝不能含糊其词，血口喷人。”
罗家伦反对傅斯年的坏脾气，曾用傅过去告诫自己的话劝他说：“不要和蟋蟀一样，被人一引就鼓起翅膀，摆出一副搏斗的架势，小心遭人反攻。”
【敦厚】
傅斯年在中山大学任教时，看到学生陈盘写的一篇文章后，对陈颇为欣赏，后陈被同乡告发为共产党而被捕，傅得知后，拿出一百元大洋打点狱卒，使陈免遭皮肉之苦，同时多方活动，将陈营救出来。拿钱之事，他一直没有告诉过陈，直到他去世后，陈才偶然一次听其侄傅乐成说起。
1932年，老师陈独秀被捕，傅斯年发表文章称陈为“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要求国民党政府“依法特赦”陈独秀。陈被关押在南京狱中时，傅曾去看望。抗战爆发后，被释放的陈独秀出狱后住进了傅家，几日后，因傅全家离宁避难，陈住到他处。后陈独秀住在四川江津，傅斯年便与罗家伦一起前去看望，并解囊相助，但陈因傅为国民党官员，而拒绝接受。
秘书那廉君回忆，傅斯年经常向部属发脾气，但十次有九次事后会后悔。“史语所”的工友老裴最希望傅先生上午对他发脾气，因为他上午发了脾气，下午某杂志社送来一笔稿费，他就一股脑儿全送给老裴。
傅斯年请李方桂出任民族研究所所长，李不愿出任，说：“我认为，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傅闻听此言，对李躬身作了一个长揖说：“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
在李庄时，向达八岁的儿子和李方桂五岁的儿子打架，五岁的打不过八岁的，李方桂夫人遂找到向达夫人理论，两位夫人争得不可开交。傅斯年正好经过，边作揖边连连说道：“你们两个消消气，都不要吵了，都怨我。”
抗战时，“史语所”迁到四川李庄，供给十分困难。傅斯年给驻宜宾的四川第六行政督察专员王梦熊写信说：“请您不要忘记我们在李庄山坳里尚有一批以研究为职业的朋友，期待着食米……”
傅斯年的学生杨向奎在甘肃任教，与傅偶尔有书信往来。傅对杨的情况并不大了解，一次，他得知教育部部长杭立武去兰州，特地致函杭说：“我有一个学生杨向奎在兰州，他在北大时，书读得不错，可能在兰州尚无工作，请为安排。”杭到兰州后，多方打听，知道杨在甘肃学院任教，便未再为杨安排工作。但因为傅、杭的关注，只是讲师的杨向奎暑假过后便被评为教授。
严耕望想进“史语所”，苦于无人介绍，便将申请书和自己的几篇论文一起寄给傅斯年。一个多月后，对此不抱希望的严耕望收到傅的复函，表示同意他的申请。第二天，严去见傅，傅让他留在重庆帮助其处理文书的工作，严考虑后认为他没有这方面的能力，便对傅坦然说出自己的想法。傅听后并不介意，让他去在李庄的“史语所”工作。抗战胜利后，严耕望一家经济困难，傅斯年得知情况后，将自己为教育部审查论文所得的报酬送给严耕望，并为严妻安排工作。
傅斯年赏识王叔岷，着意培养。抗战期间物价飞涨，一部宋本《庄子》的价格要用金条来计算，傅斯年就用金条买了一部《庄子》，专给王叔岷阅览，每次看完郑重锁在保险柜里。
邓广铭单身一人来到大后方，家眷仍留在北平。因通信条件极差，一封信几个月都寄不到北平。傅斯年考虑到邓的个人生活问题，便于1943年介绍邓去复旦大学任教。傅在介绍信中特地写道：邓广铭无论教学还是研究方面，能力都很强，若是在北大、清华定可聘为副教授。当时北大比起复旦来名声大得多，傅此语意为，邓到复旦去，起码要聘为副教授。果然，邓广铭到了复旦大学，被校方聘为副教授，第二年，又升任教授。
新中国成立后，胡适夫人江冬秀堂弟江泽涵由美国回国，顺便取道台湾看望胡适夫妇，见到了傅斯年。傅嘱咐道：“我在北京有些书没运出来，你回去告诉邓广铭，这些书全部送给他。”江先生回国后，不敢说曾去过台湾，当然也不敢提及此事。后来他私下告诉了邓广铭，邓叹道：“我怎么敢要他的书呢？他的书只能由科学院没收或如何处理。”
屈万里回忆，抗战时，傅斯年曾周济一个满头生疮的七八岁的小乞丐，傅将小乞丐领回家中，帮他治好癞疮，并帮他寻访亲人。一个月后，傅终于找到了孩子的家人，将他送了回去。
四川李庄永胜村村民张海洲给傅斯年抬过滑竿，其子张汉青曾说起从父亲处听来的傅斯年的事情：“傅所长胖得很，恐怕有一百七八，只有我老者（父亲）张海洲和李伯周抬得起。傅所长经常去镇上办事，或者从李庄乘船上南溪下重庆。从板栗坳到李庄，抬滑竿的稍微歪一下，他马上喊停，下来走。他是怕我老者累倒了。”
“他对下头人蛮好。到街上，有时区长张官周、镇长杨君惠请吃饭。饭碗摆好，他一坐下来，刚捏起筷子他又刷地站起来，看轿夫桌子上的菜一样不一样。要是不一样，他马上站起来就喊我老者他们走。
“在月亮田打坳田谷子的时候，有个兵抢人。傅所长就把他们连长叫来，连长一见傅所长马上敬个礼。傅所长叫他把抢人的兵查出来。他连连点头。这类事后来没再发生。”
陈雪屏回忆，“史语所”在李庄时，有一位年轻人也住在李庄，他想见傅斯年却又不敢。一日，他正好遇上傅出门，便迎上去打招呼，说自己是某大学的毕业生，想进“史语所”工作，但苦于无人介绍。傅和他谈过后，觉得这位年轻人资质不错，便聘用了他。
傅斯年嗜藏书，平日之积蓄，全部用于买书。在李庄时，大家生活困难，傅斯年便卖书换粮，除解决自己的燃眉之急外，还周济朋友。董作宾家人口多，生活极为困难，傅斯年就拿卖书的钱接济他。
台大学生唐本祥在《傅校长没有死》中写道：“傅校长的作风，代表着民主和平等。一切都尊重多数意见，一切都以着重基层为前提。讲到平等，又一个故事可以说明他。常到校长公馆去的人，老是看到傅校长和他的汽车司机对坐而弈，并且神情怡然，一点没有校长的架子。对于同学，傅校长真是爱护备至。平常在他的公馆里，他接待同学，像接待客人一样，在学校里，他会在背后拍拍同学的肩膀，问一声讯，或是谈几句话。”
多年后，傅斯年遇到了“三一八”惨案的制造者鹿钟麟，特地走到他的面前说：“从前我们是朋友，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傅斯年奉命到昆明，处理联大师生的罢课事件。傅斯年下飞机后，见到惨案制造者关麟徵的第一句就是：“你杀了我的学生们，比杀了我的儿女更让我心痛。”
任台大校长两年间，傅斯年解聘不合格教员达七十余人。傅知道其中一些人被解雇后无处可去，便把他们安置在台大图书馆，并续发了一年的聘书，缓解他们的困难。
在台大时，傅斯年答复政府公文让秘书那廉君代笔，但学生来信都是亲自回复，以示对学生的尊重。俞大彩回忆说，傅斯年在台大时，“常在中午返家时，偕我到各宿舍探视，并查看学生的伙食。他一进餐厅，男生必高呼欢迎校长，女生则拥到他身旁”。
傅斯年对司机工友极好，他去世后，他的司机杨国成在殡仪馆外的停车场上提到傅，禁不住热泪盈眶：“我开了二十多年车子，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好东家……”每次要用车，傅斯年都走到杨家，拍拍老杨的肩膀说：“跟我出去一趟，老杨！”遇到老杨正和邻居下棋，傅便等到棋下完再和老杨一起出门，如事情紧急非走不可，傅一定礼貌地对老杨的棋友说：“对不起，打断你们的雅兴了！”遇到朋友请客，傅一定对朋友说：“你请我吃饭可得把我的司机一道请啊！”
一日，傅斯年回家对俞大彩说，他看到一篇好文章，于是约作者面谈，果然文才非凡。但该学生家境贫寒，患深度近视，问他为何不戴眼镜，该生默然不答。傅斯年去世后不久，卫生署有人将一副眼镜送到傅家，告诉俞说，是傅托他在香港专门为该学生配制的。俞接过眼镜，泪湿衣襟。
【率真】
傅斯年早年最喜欢唐代李商隐的诗，后又骂李商隐是妖。罗家伦问道：“当时你也高兴着李义山的时候呢？”傅答：“那个时候我自己也是妖！”
在北大读书时，傅斯年与罗家伦常一起聊天，罗家伦回忆：“我早上到校上课之前，首先要到他房里谈天，他没起来的时候，我有时掀他的棉被，他颇以为苦，气得大叫。”
1920年，傅斯年在《新潮》发表文章，谈及他赴欧留学途经上海时的观感。此文发表后，引起上海人的反感与抵制。傅斯年这样写道：“在上海住的时间很短暂，没得什么益处。但见四马路一带的‘野鸡’，不止可以骇然，简直可以痛哭一场。社会组织不良，才有这样的怪现状；‘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我觉得上海有一股绝大的臭气，便是‘好模仿’。请看上海话里，一切名词多是模仿的。不直陈其事，而曲为形容，拿甲来替代乙，拿丙来比喻丁，其结果无非令人肉麻罢了。至于行动的模仿，更不要说。从模仿‘仓圣’，以至于模仿‘洋崽子’，虽等差不同，要都是模仿。良家妇女模仿妓女的衣服，良家子弟再模仿良家妇女的衣服，或竟直接模仿妓女的衣服。”
傅斯年留学德国时，与毛子水同居一寓，毛常听他痛骂秋水轩一派的文笔，起初并不以为奇，觉得这在他自是当然的。有一天，毛到傅的床头拿东西，发现枕头地下藏有一本书，毛以为是《红楼梦》、《金瓶梅》之类的小说，拿起一看，却是一本《秋水轩尺牍》。
北伐胜利后，傅斯年等几个同学在蔡元培家中吃饭，几人都喝醉了酒，傅斯年便放言道：“我们国家整好了，不特要灭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赶出苏伊士运河以西，自北冰洋至南冰洋，除印度、波斯、土耳其以外，都要‘郡县之’。”蔡元培听到这里，不耐烦道：“这除非你做大将。”
1927年，傅斯年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一天，他与人吵架后，便去找罗家伦和何思源等人，一见面就把皮包往地上一摔，一屁股坐到地上，张嘴大哭，非要他们帮他去打架出气。
1927年，李大钊被张作霖杀害，时报纸上发表消息，谓李在北平“就刑”。陈独秀被捕后，傅斯年发表文章为陈独秀辩护，提及李大钊之死时，傅说，李不是“就刑”，是“被害”。
傅斯年每次发过脾气以后，往往会迁怒于别人，秘书那廉君时常提醒他，但依旧无济于事。事后，傅沮丧地对那廉君摇头道：“叫我不二过可以，叫我不迁怒，我实在做不到！”
傅斯年在认识丁文江之前，因其出任孙传芳的淞沪公署总办，便当着胡适（丁为胡好友）的面大骂道：“我若见了丁文江，一定要杀了他！”后来胡适介绍而两人认识后，二人却迅速成为莫逆之交。丁文江在长沙因煤气中毒病危时，正是傅斯年第一个从北京赶去看护。
一次，傅斯年又议论某人，胡适以为傅之言颇欠公允，说道：“你这偏见反正是会改变的。你不记得在巴黎时，你向我说过三遍，回国后第一件事是杀丁文江，现在丁文江就在你旁边，你干吗不杀他？”傅埋怨胡适拆台，胡笑道：“在君必高兴，他能将你这杀人犯变作朋友，岂不可以自豪？”
傅斯年的姑丈李云林知识渊博，但他与傅斯年治学方法差异极大，故二人一见面就争吵，常吵得面红耳赤，声色俱厉。1932年，李、傅二人同坐一列火车到青岛，由尧典舜典争论至禹贡，又至安阳发掘问题，二人竟至攘臂怒目，气壮声宏，同车乘客频频侧目。幸友人在旁劝说，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1938年，在某次国民政府的参议会上，傅斯年与参议员、孔子后人孔庚就某中医问题的议案展开激辩，孔庚辩不过傅斯年，便当众大骂傅斯年。傅气急，怒道：“你侮辱我，会散之后我要和你决斗。”散会后，傅斯年果真拦在门口，但他看到已古稀之年的孔庚瘦弱的身体时，立马垂下双手说：“你这样老，这样瘦，不和你决斗了，让你骂了罢！”
20世纪40年代，傅斯年到段锡朋办公室，见段桌上有本书，便想借来一阅，但段正读到精彩处，不想借，傅伸手便夺过来。二人经过一番激战，傅终于得手，帽子歪着，满头大汗，便跑到院中，正好碰到在院子里散步的何兹全，他神情得意地对何兹全说：“我和书贻（段锡朋）抢书来，他抢不过我。”
傅斯年曾对何兹全说：“我就是不怕死。在北大读书时，在红楼门口几十个人打我一个，把我压在底下，还是传达室的工友把我拉出，我也不怕。”
傅斯年“炮轰”孔祥熙时，蒋介石曾专门设宴招待傅斯年，为孔说情。蒋说：“孟真先生你信任我吗？”傅斯年答：“我绝对信任。”蒋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用的人。”傅答道：“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蒋介石沉默了一会儿，出乎众人意料地微微一笑，点了点头。
抗战胜利后，“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迁回南京，傅斯年在中央研究院大楼的演讲厅设宴款待众人。席间，傅追忆“史语所”八年的颠沛流离、艰苦卓绝的生活，说到动情处，几次哽咽泪下，在场的人均受其感染而同声悲泣。最后，傅斯年说：“庆祝大家都能幸运归来，同时过去的种种辛苦都已经结束了，从此之后我们可以安心工作，‘史语所’八年的流离可说是告一段落了。搬回来之后永不搬迁。”
傅斯年健谈，有他的地方，总是谈笑风生。有时说得太多，蒋梦麟便不客气地说：“孟真你说得太多了，请你停止吧！”傅亦不生气，一边笑一边停止了说话。
有人打电话到傅家找傅斯年，儿子傅仁轨接的电话，傅仁轨告诉父亲某人找他，傅斯年厌恶此人，便摆手让儿子说自己不在家。挂上电话后，傅仁轨问道：“爸爸不是不叫我扯谎吗，为什么今天自己却扯起谎来？”傅斯年觉得儿子说得有理，忙对儿子承认错误。从此再有电话来，他都亲自接听。
去美国养病期间，傅斯年曾去哈佛大学听洪业讲《春秋》，听讲过程中，他认为洪业所讲有误，便径直站起，激烈批评。
1949年，盟军统帅麦克阿瑟访问台湾，时国民党政府刚刚退守台湾，迫切需要美国的保护，因此将麦氏视为“太上皇”。麦克阿瑟专机到达台湾时，蒋介石亲率五院院长、三军总司令等政要到机场迎接，傅斯年亦随行。第二天，报纸刊登了迎接时的照片：在机场贵宾室，除了蒋介石、麦克阿瑟就座外，傅斯年也坐在沙发上，口叼烟斗，跷着右腿，潇洒自若。五院院长及政要则垂手恭候，三军总司令立正挺立。当时报纸说：“在机场贵宾室，敢与总统及麦帅平坐者，惟傅斯年一人。”
傅斯年到台湾后，一次，蒋介石找他谈话，他说得兴起，口无遮拦道：“我这人最好斗，谁要想跟我斗，我一定要回敬。”蒋知其性情，并未在意。
傅斯年常和学生打成一片。一次，傅到台大生物实验室，看见一名学生正在看草履虫，他便对学生们说：“我在伦敦的时候也看过的。”这时有名学生开玩笑说：“你吹牛。”傅不以为意，哈哈大笑而去。傅还常到校内合作社买面包解馋，被学生看见往往便会敲他竹杠。
在家中，傅斯年一有闲暇，多半是看书或写文章。有时用怪腔哼吟诗词，声震全室，俞大彩常常以学他为乐。有时吃饭，傅斯年会独自微笑，用手在桌上写字，家中人看见了也不以为奇。高兴了，傅斯年会把侄儿傅乐成喊去问些问题，如答不出，先责备一番，如“糊涂”之类之话，再继之以讲解。有天晚上，傅斯年又将傅乐成与那廉君叫去，首先问傅乐成：“你懂得相对论吗？”傅乐成胡乱答了几句，他连连摇头，大笑不止。又问那廉君，那说：“我从未想过这种问题。”于是他便对着二人大讲特讲起相对论来，讲了数十分钟，停下来问：“懂了没有？”二人听得一头雾水，但齐声说懂了，心中各自暗笑。而傅斯年脸上露出满意的神色。
胡适在为傅斯年写的悼文中说：“若有人攻击我，孟真一定挺身出来替我辩护。他常说：‘你们不配骂适之先生！’意思是说，只有他自己配骂我。”
【介直】
罗家伦回忆，傅斯年一进北大预科便崭露头角，当时预科的学生都坚持要免试升入北大本科，傅斯年和毛子水却坚持必须经过考试，他们说：“只要功课好，不怕人家考。”
傅斯年天性嫉恶如仇，他坦然地道：“我的名誉反正不佳，只求问心无愧而已。”
在用人上，傅斯年唯才是举，并不看此人的身份、地位、背景等。他曾说：“总统介绍的人，如果有问题，我照样随时可以开除。”
为了杜绝政要往“史语所”安插人员，傅斯年在《中央日报》发表声明说：“凡请人介绍来‘史语所’者，如不以专门名家而借重军政权要者，必首遭摒弃，不予审查，毫不假借！”
傅斯年痛恨占公家便宜之人，一见有人用公家信笺写私信，马上发布告进行告诫。
傅斯年厌恶罗振玉，每次提及罗，必在其名字前加“老贼”二字，称之为“老贼罗振玉”。
抗战胜利后，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将伪北大的教员全部开除。有人前来说情，傅怒道：“如果这些人受不到谴责，那么就太对不起那些跋山涉水到了重庆和昆明的教授和学生了，他们为了民族大义而抛家别子去了大后方，吃不上喝不上的，容易吗？”来人无话可说。对于老师周作人，傅斯年也丝毫不留情面，他不仅开除周，后来蒋梦麟为周作人出具证明，表示曾托周保管校产时，傅斯年坚决认为“北大并未托他下水后再照料北大产业”。
1946年，蒋介石任命傅斯年为国府委员，傅坚辞不就，称自己“实一愚憨书生，世务非其所能，如在政府，于政府一无稗益，若在社会，或可偶为一介之用”。
搜集孔祥熙罪证时，傅斯年曾在一份关于蒋介石欲为孔祥熙说情的绝密件上勾画出要害处，并在“委座”（蒋介石）的名侧加批语道：“不成话。”
傅斯年对国民政府政要的腐败无能深恶痛绝，他愤怒地说：“我拥护政府，不是拥护这班人的既得利益，所以我誓死要和这班败类搏斗，才能真正帮助政府。”
1948年8月，傅斯年由美国治病回国，当时国民政府禁止私人藏黄金、美元，实行金元券管制。傅氏夫妇抵达上海时身上带有38美元，俞大彩觉得是区区小数，不必理会。但傅斯年说：“事无大小，我们都要奉公守法。”第二天便将这38美元换成了金元券。
傅斯年在台湾大学，坚决治理招生考试中的舞弊行为，他创制了考试印题“入围”制度，要求印题者在封闭的图书馆印题。时值溽暑，图书馆门窗紧闭，所有门窗缝都用纸糊上，当时没有空调，化学系的老教授林耀堂为防窒息，只好带着氧气瓶进去。
每逢台大招新时，说项之人蜂拥而至，傅斯年不厌其烦，多次在报端声明，称假如自己以任何理由答应一个考试不及格或未经考试的学生讲来，就是对校长一职的失职。他奉告至亲好友千万不要向他谈录取学生事，“只要把招生简章买来细细照办，一切全凭本领了，而其他是毫无通融例外之办法”。他还在校长室门前树起一块告示牌，上书曰：“有为子女入学说者，请免开尊口！傅斯年”
【干才】
1922年，北大教务长蒋梦麟到欧洲考察，与在英国留学的傅斯年做了一次深谈。蒋梦麟到德国后，接到傅的一封信，信中劝蒋此次考察要特别注意两个问题：第一是比较各国大学行政制度；第二是各国大学学术的重心和学生的训练。蒋深叹傅的视事与处事能力。
30年代，傅斯年与老师胡适共同辅佐蒋梦麟治理北大，蒋回忆：“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胡适）和孟真（傅斯年）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北大请了好多位国内着名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太大了。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孟真办事十分细心，考虑十分周密。”
西南联合大学创办的建议来源于傅斯年。抗战爆发后，傅斯年提出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南迁合组，此建议被国民政府采纳。三所大学先迁至长沙组成临时大学，后随着战事深入迁至昆明，并改名“西南联合大学”。
初到台大时，傅斯年给教授们每人发了一封信：“不定在哪一天，我也许跟教务长，跟你们贵院的院长，贵系的系主任，到你的课室来旁听，请你不要见怪。”结果，他真的去旁听一些教师讲课，不合格的便解聘。傅斯年执掌台大的两年内，不续聘的教员达到70多位。自此，台大面貌为之一新。
到台湾后，殷海光在“中央日报”受到排挤，便找到傅斯年，表示想进入台大。傅考虑到他是金岳霖的得意弟子，时台大又缺逻辑教师，所以同意殷来台大任教，说明按规定只能从讲师做起，并要求殷以后不许参与任何实际政治，殷海光立即答应。此后殷海光果然只论政不参政，积极宣扬“五四”的精神，使得台大成为自由主义的堡垒。
殷海光评分极为严格，期末时大批学生逻辑课程不及格，家长到傅斯年处告状，傅斯年高声重复了殷的理由：“这是西南联大的标准！”
傅斯年重视国学教育。台大新生入学考试，国文卷由傅亲自命题，其中题摘自《孟子·滕文公下》：“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他还规定，新生入学后，必须有两个学期国文学《孟子》全书与《史记》选本。
傅斯年常说：“我不能看着许多有为的青年因为困穷而被摒弃于校门之外。”傅斯年在台大设立奖学金，支助贫困学生，他生怕学生因交不起学费而失学，最初台大只为大陆学生设立奖学金，后他见台湾省的许多学生家庭也很贫困，又专为台湾省学生设立奖学金。
1950年1月，有传闻称傅斯年行将辞职。面对传言，傅斯年在台大校刊上发表了公开信说：“半年多来，校外攻击斯年者，实不无人，彼等深以不能以台大为殖民地为憾。然彼等原不知大义为何物，故如遂其志，实陷本校于崩溃。鉴于一年来同事同学对斯年之好意，值此困难之时，决不辞职，决不迁就，决倍加努力，为学校之进步而奋斗！”
就任台湾大学校长时，傅斯年说：“第一流的大学，不能徒然是一个教育机关，必须有它的重要学术贡献；但是，也没有一个第一流的大学，把它的教育忽略了的。”又说：“大学是一个教授集团，不是一个衙门，按大学法，校长虽然权力甚大，然我为学校前途记，决不能有极权主义的作风。”
傅斯年与国民党关系良好，所以能为台大争取到更多的经费，他常半开玩笑说：“胡适比我伟大，但我比胡适能干。”
傅斯年认为，大学应保持独立，坚决拒绝三民主义入校，坚持不让台大在校园内升国民党党旗。
中国第一位留英学生李祈曾到台大任教，但李因单身一人在台湾，总是闹着要走。为了留住李，傅斯年破例给她配备了住房。一次，李祈神色慌张地冲进傅斯年的办公室，说附近农民养的一只红脸番鸭咬破了她的袜子，鸭嘴接触到她腿上的皮肤，她怕染上“狂鸭症”。傅听后大笑说：“只闻有狂犬症，未闻有狂鸭症也。”但李坚持让傅买下鸭子，送到医院去化验。傅只好照办，证明鸭子没有疯后，李祈才安心。傅幽默地对李说：“（你有）任何条件我都答应，但只希望你以后多穿几双厚袜保护你的腿，因为我没有钱再买鸭子了。”
自任台大校长以后，无论寒暑，傅斯年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工作到12点。校长办公室的灯总是最后熄灭，楼道锁门的工人为此总是抱怨，而傅的司机也只能在福利社吃晚餐。秘书那廉君说校长办公室“像是一个唱旧戏的戏台，‘出将入相’，连续不断；有文有武，热闹非常，所差的只是唱戏是唱完一本再来一本，校长室则是一本未完，早又来了一本以至多本……”
到台湾后，傅斯年唯一的一次娱乐，就是陪夫人俞大彩一起看了场电影，以后谈到娱乐便聊这部电影。他在给李书华的信中说：“几次信都收到，我忙得要死，而写信则懒得要命！”他对李在法国专心做学问，连连说“真是幸福！不胜羡慕”。
有段时间，傅斯年左眼血管破裂，他就捂住左眼写字。后来病情加剧，实在无法再写，他不得不请那廉君代理记录。为了工作方便，那廉君就住在傅宅，两人一直工作到深夜。他们合作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傅斯年为台大大一学生国文课本写的一篇短序，全文用菜肴做的比喻，红烧肉、炸丸子等，乍一看还以为是餐馆的菜单。
陶希圣回忆，12月14日，也就是傅斯年去世前五日，他到傅家聊天，傅说他为一家报纸写了篇两万字的稿子贴补家用。他准备用这笔稿费托人从香港帮他买一套西服，但将稿费和家中存款加起来，只够买一件上衣，傅说：“幸亏我还有没破的裤子。”傅斯年去世后，当董作宾含泪把稿费送到傅家时，俞大彩双手捧着装钱的信封，悲痛欲绝，泣不成声。此时的傅斯年已命归黄泉，再不需要稿费去制作御寒的棉裤了。
傅斯年的学生何兹全，偕妻子赴台大访问，与陪同者一起拜谒傅斯年墓。几人漫步在傅园中，忽然不见了何的踪影。大家四处寻找才发现，他正泪流满面地跪在傅斯年墓前。何兹全在自传中回忆道：“我们去参拜傅先生墓。先在墓前行三鞠躬礼，然后绕至墓旁，我跪下默哀……想起傅先生生前对我的爱护，我哭了。这时正下着大雨，风雨凄凄。”
【铁腕】
傅斯年素日最痛恨不讲民族气节的儒生，他对自己的先祖傅以渐不抗清复明，反而参加清朝的科举考试、入朝为官一事，一直耿耿于怀。他对投靠日本的知识分子更是深恶痛绝。在代理北大校长期间，傅斯年发表声明道：“为保持北京大学的纯洁，坚决不录用伪北京大学的教职员，但学生经过甄别和补习，可以接受。”
1945年11月，傅斯年抵达北平，他下飞机后的第一句话就是问陈雪屏与伪北大的教员有无交往，陈回答说，仅限一些必要场合。傅不满道：“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
北平的伪教职员们私下联合起来以罢课相要挟，并向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请愿，强烈要求北大录用。伪北大教授容庚还发表了致傅斯年的“万言书”，进行辩护，以示抗议。对此，傅斯年毫不妥协，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再次声明，表示要“想尽一切办法让北大保持一个干干净净的身子，正是非，辨忠奸”。最后，他说：“这个话就是打死我我也是要说的。”
傅斯年对伪北大的教员过于严苛，但对学生甚是宽容。在答记者问时，傅斯年说：“青年何辜，现在二十岁的大学生，抗战爆发时还不过是十二岁的孩子，我是主张善为待之，予以就学便利。”
1945年12月2日，北平《世界日报》刊出傅斯年的声明后，伪北大文学院院长周作人写了一篇《石板路》的散文，他文章结尾的日期处写道：“（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二日记，时正闻驴鸣。”周作人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见报载傅斯年谈话，又闻巷中驴鸣，正是恰好，因记入文末。”几年后，傅撰文炮轰宋子文，周称这是“狗咬狗的玩意儿”。
容庚见傅斯年毫无通融的余地，便随傅斯年从北平到重庆，继续与傅理论。1946年2月之后容庚与顾正容往见傅斯年，容庚回忆：“他以为我是代表伪北大教员来请他回去，说我们污辱北大，声色俱厉。我大声抗辩，激得他拍桌大骂。他的妻以为我们打架，下楼窥视。我正告他我是到广西大学教书，已经脱离北大，北大三千同学你如以为无足轻重，让他们投奔共产党去好了，你以为不对，应当到北京好好收拾。”“他被我说服而态度缓和了，他说明了一时不能到北京的原故。”但次日，《新民报》仍登载标题为“傅孟真拍案大骂文化汉奸，声震屋瓦”的新闻。
李济感佩傅斯年的办事能力：“他有高度的责任心。无论什么事，只要他答应办，他不但要把这事办得好，并且要把它办得顶好。为达到这一目的，他总是全力以赴。历史语言研究所建置的初期，各大学历史系的高材生，每年都被他罗致去了。他的‘拔尖主义’（这是他铸造的一个名词）往往使各大学主持历史系的先生们头痛。但是等到他自己办大学的时候，他又设法子把这一群人带回去。”
【革新】
胡适到北大任教后，傅斯年日渐敬服胡适，经常去听他讲课，并邀同学一起去胡适家中请益。在胡适的影响下，傅斯年开始赞同新文学，“和他的一班不速之客的朋友罗志希等，在高谈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
最早建议傅斯年去听胡适讲课的是顾颉刚，所以顾说：“料想不到我竟把傅斯年引进了胡适的路子上去，后来竟办起《新潮》来，成为《新青年》的得力助手。”
1918年10月，傅斯年在《北京大学日刊》公开发表给校长的公开信：《论哲学门隶属文科之流弊》，他认为，哲学研究的材料来源于自然科学，故主张哲学应入理科。此文引起蔡元培的注意，他曾为傅题词道：“山平水远苍茫外，地辟天开指顾中。”
同年，傅斯年与罗家伦、毛子水、顾颉刚、康白情、俞平伯等北大学生成立了倾向于新文化的新潮社，并筹办《新潮》杂志。1919年元旦，傅斯年在《新潮》发刊旨趣书中强调，该刊的目的是：“去遗传的科举思想，进于现世的科学思想；去主观的武断思想，进于客观的怀疑思想；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实社会之人；造成战胜社会之人格，不为社会战胜之人格”，并“期之以十年，则今日之大学固来日中国一切新学术之策源地”。
【留洋】
考取官费留学生后，傅斯年在给好友袁同礼的信中说：“要把放洋的那一天做我的生日。”
傅斯年与同窗俞平伯一起赴英国留学，然而，刚抵英国两周，俞平伯便不辞而别。傅闻讯急忙追至法国马赛拦截，才知道俞是因为恋家（时俞刚与青梅竹马的表妹结婚不久），所以要回国。傅苦苦劝说，但俞仍坚持回国。后来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他到欧洲来，我实鼓吹之，竟成如此结果，说不出如何难受呢！平伯人极诚重，性情最真挚，人又最聪明，偏偏一误于家庭，一成‘大少爷’，便不得了了；又误于国文，一成‘文人’，便脱离了这个真的世界而入一梦的世界。我自问我受国文的累已经不浅，把性情都变了些。如平伯者更可长叹。但望此后的青年学生，不再有这类现象就好了。”
某日，傅斯年、罗家伦和毛子水等人约好一起吃饭，傅斯年来时带了一个很大的书包，众人打开一看，竟是一部厚厚三本的地质学书籍。平日不爱开玩笑的毛子水看见此书便笑着说：“这部书是‘博而寡约’，傅孟真读它是‘劳而无功’！”
赵元任夫妇到德国时，傅斯年、陈寅恪、俞大维等人请他们吃茶点，约的是下午三点，但赵氏夫妇吃完午饭就去了傅的住所。到后，二人发现，除了点心外，满桌是冷肠子肉之类的食品，二人虽喜欢，但因刚吃过饭，没能多吃，反而请客之人狼吞虎咽，将食物全部吃光。杨步伟感慨道：“德国吃茶真讲究，这一大些东西！在美国吃茶只一点糕点，连三明治都很少的。”傅斯年听罢气愤地回道：“赵太太，你知道这都是我们给中饭省下凑起来请你们，你们不大吃所以我们大家现在才来吃午饭。”杨步伟闻言颇觉歉疚。傅斯年又说，他们有点钱都用于买书，有时吃饭常常只是两个小干面包，甚至俞大维为减少日间的开销，夜里起来读书学习。杨步伟听罢，感动得差点流下泪来。
1923年冬，罗家伦遭窃，衣物尽失，几乎到了“裸体归天”的悲惨境地。傅斯年闻讯，以“山外魔生”为名写信给罗，调侃地劝慰道：“昨晤姬公，闻真人道心时有不周，衣冠而往，裸体而归，天其欲使真人返乎真元耶！不然何夺之干净也。”又说：“若失去衣冠，将何以为中国之人，而度此严冬耶？是非投河不可矣。想当年精卫填海，亦但为失窃耳。今写此信，是告诉你，我有一外套，你此时如无解决之术，则请拿去。虽大，容或可对付一时。帽子，我也有一个，但恐太小耳。近闻学费限下星期交，为之大急。罗真人法览！”
由于国内政局混乱，留学生的官费供应时断时续，所以留学生们常常窘迫不堪，过着半共产的生活。一次罗家伦通过蔡元培介绍，向张元济借得1500元。傅斯年得知后，立即向罗借款。不多日，罗因紧张，致快信向傅讨债。傅立即修书一封，叙述自己的窘况：“弟在巴黎最后接到朱（中国驻英公使朱兆莘）寄之二十，换了后，还债等已精光，末日只剩了三十法朗，其手中之二十马克尚是（姚）从吾寄我者也。到了此地，幸员外尚有几文，故用到11月，过了初十，朱寄来二十镑，交了2月房钱去其过半，所余的月底还完了员外怎么办呢？幸与老陈（陈寅恪）定了一约，他先把二十镑之马克给我，我交了学费及他种零费，借给一位更穷的朋友三十马克，交了这月房钱，今天只剩了四个半马克，愁得这两天无以为继也。”
得知中国驻英公使朱兆莘将要离职的消息后，傅斯年急忙写信致使馆向朱催要官费。朱将责任推给了继任者。但继任者对傅斯年的催款信不予理会，迟迟不做答复。傅斯年大怒道：“老傅穷而不安，但亦尚有脾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