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崇拜思想家伏尔泰，1924年，蔡元培赴欧考察时，傅斯年、罗家伦等人陪其同游波茨坦无愁宫，宫中有一座大理石雕刻的伏尔泰像，傅见后，流连忘返，不忍离去，于是落在了众人的后边。罗家伦发现傅不见了，便折回去叫他。回来后，蔡问傅在看什么，罗说，他看见傅斯年站在伏尔泰雕像前，深深鞠了一躬，口中念念有词，细听原来是温庭筠的两句诗：“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始怜君。”
【治学】
受章太炎的影响，傅斯年进入由章门弟子把持的北大文科国学门就读。傅国学功底深厚，颇得黄侃、陈汉章、刘师培等旧派学人的器重。毛子水回忆说：“在我看起来，他那时的志愿，实在是要通当时所谓‘国学’的全体；惟以语言文字为读一切书的门径，所以托身中国文学系。当时北京大学文史科学生读书的风气，受章太炎先生学说的影响很大。傅先生最初亦是崇信章氏的一人，终因资性卓荦，不久就冲出章氏的樊笼；到后来提到章氏，有时不免有轻蔑的语气。与其说是辜负启蒙的恩德，毋宁说这是因为对于那种学派用力较深，所以对那种学派的弊病也看得清楚些，遂至憎恶也较深。”
傅斯年赴英国留学，先入伦敦大学跟随史培曼（Spearman）教授攻读实验心理学，并选修数学、化学、统计学等学科。1923年，他入德国柏林大学哲学院跟随兰克教授攻读比较语言学与史学。罗家伦说，傅斯年赴德国留学，“一方面受柏林大学里当时两种学术空气的影响；一方面受在柏林大学的朋友陈寅恪、俞大维各位的影响”。
罗家伦回忆留学时的傅斯年：“傅斯年学过实验心理学、数学、理化学，闻听柏林大学近代物理学、语言文字比较考据学显赫一时，又到此处听相对论、比较语言学，偶尔书包里还夹厚厚一部地质学着作。”
留学时，生活极为艰苦，但傅斯年一有钱就买书，他在给罗家伦信中写道：“又有火炉子费，又交学费，故实是十分节省，每日吃饭在二马克与三马克之间，未曾看戏一次。书是买了一部文法，一部梵文法，一部Karlgren的语言学，上一是上课，下一是为写书用。”
杨步伟在《杂记赵家》中回忆，她与赵元任到柏林的第一天，“就有一些中国在德的留学生来看我们……这些人以前是英美官费留学生，大战后因德国马克正低，这些书呆子就转到德国去，大买德国的各种书籍，有的终日连饭都不好好地吃，只想买书，傅斯年大约是其中的一个”。
傅斯年最终决定研究实证主义史学，并显示出了惊人的天赋，偏重文史的俞大维（后成为傅斯年的妻兄）深感功底不如傅，遂改学自然科学。俞曾对人说：“搞文史的当中出了个傅胖子，我们便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了。”
1928～1937年，傅斯年排除阻力，组织“史语所”专家对以安阳为中心的殷墟做了15次大规模的发掘，找到大批甲骨文和殷商文物，为殷商史和甲骨文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石璋如回忆说：“那时是殷墟第十三次发掘，所用人力在300人以上，为殷墟发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中国的考古工作在国际间最煊赫的时期。约在五月中旬，气候已经相当的热了，他和法国的东方学者伯希和先生到达安阳……伯希和先生对着那样伟大的陵墓，那样排列整齐的小墓，那样大量并精美的灿烂的器物，在孟真所长面前，不断的惊讶和赞叹！”
邓广铭曾感慨：“可以说，中国没有个傅孟真，就没有二三十年代的安阳殷墟发掘；没有当初的殷墟发掘，今天的考古学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要知道，当初搞殷墟发掘是不容易的，一方面是田野考古的人才缺乏；另一方面是河南人不让挖，挖出的东西不让外运。傅先生很有办法，他在考古组中大量起用河南人，像董作宾、郭宝钧、尹达、石璋如，还有一些都是河南人，这就缓和了考古组和地方势力间的矛盾。河南士绅不让把挖出的甲骨、器物运走，傅先生便多方设法，和南京政府交涉，和交通部交涉。有时天黑了再装汽车，当晚就运出河南境。”
李济也回忆：“最初我们到安阳发掘之时，地方政府认为我们是挖河南的宝贝，中央把河南的宝贝给抢走了，河南省政府有一群人，并不是所有的人，就反对我们发掘，而自行组织一队也在安阳发掘，于是在安阳就有两队考古队伍，一是奉中央研究院之命，一是奉河南省政府之命，这弄得我们非常尴尬，不能工作，停了工。傅先生亲自到开封办交涉，一待待了三个月，他常常指着自己的鼻子对我们说：你瞧，我为你们到安阳，我的鼻子都碰坏了！他对我们说这个笑话说了好些年。”
抗日战争爆发后，“史语所”决定南迁，傅斯年最为珍视的就是所中的21万册藏书。“史语所”打点行装时，先选装最珍贵中西文图书、杂志及善本书共60箱，首批运往南昌农学院，其余1333箱分批运长沙。书的运送路线由傅斯年亲自选择路径，并指定由图书管理员那廉君负责护送。
傅斯年曾言：“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因此，傅斯年重视史料，他主张：“史学便是史料学。”他总结治学方法道：“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傅斯年尊重史实，认为不应当以伦理道德或政治等理由歪曲历史。他说：“对青年是不应该欺骗的，治史学是绝不当说谎的。”“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
屈万里读了傅斯年关于文史的着作，激发了治学的兴趣；但认识傅之后，却被他渊博的学问、高明的见解所威胁，精神沮丧，几次产生了放弃治学的念头。屈万里感慨，与傅谈学问时，“《群经》固不必说，就像《国语》、《国策》、重要的先秦诸子、《史记》等书，和三都两京之类冗长而不为人所喜的辞赋，他都能成段地背诵。二十四史，他彻头彻尾看过两遍，三千年来中国史实，他说来如数家珍。历代名家的诗文，他记诵那么多。”
胡适回忆，一次傅斯年在美国演讲，身边没有带一张卡片，却在黑板上把《汉书》和《史记》的《儒林传》的不同之处完全写出来了，可见傅记忆力之惊人。
傅斯年生活中几乎无娱乐可言，除了看几场卓别林的电影外，每天除了读书便是工作。抗战时期，他在重庆学会了下象棋，偶尔晚上闲来无事，便与司机或工友下下象棋，但更多的时间仍是读书。
早年，傅斯年对医学亦有所涉猎，抗战期间，一位中央医院的医生和傅初次晤面后，惊讶地对人说：“傅先生的医学知识，比我丰富得多。”
留学欧洲时，傅斯年曾研习心理学。1940年年初，傅斯年曾在西南联大作过题为“汪贼与倭寇——一个心理的分解”的学术讲演，他运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方法，分析汪精卫的叛国之路。他认为，汪的出身和成长环境，包括后来其妻陈璧君的刚戾凶妄，形成了汪极度扭曲的心理状态，以及一生人格上和心理上的变态，从而表现在汪从事各种极端的政治上反复无常的投机和赌博。他还认为，倭寇与汪贼大有相同之处，因为日本小鬼最富于“卑贱疙瘩”，“看到自己那副猢猴形，更恨得非做‘人上人’不可”，“汪贼有己无人，发了邪火，便欲断了同种；倭贼有己无人，动了狂念，便欲灭绝人类。二者都是一种犯罪心理，不过一个是孤兽，一个是狼群，有此差别罢了”。
屈万里回忆，傅斯年主持台大时，曾与教员讨论大一数学课程，会后，工学院院长彭九生惊讶地对人说：“我没想到校长先生对于数学也有这么深的造诣。”
傅斯年的北大同学伍椒升入本科后的第一天便对傅斯年——这个被同学称为“孔子以后第一人”的大胖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伍在旧体诗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但傅却对他的旧体诗不屑一顾，曾在他的诗后批“不出校门，焉知四海”八字，伍得知后异常难过，但对傅更加敬重，从此越发努力。一次，伍偶尔碰到傅斯年，发现他又拿了几本厚厚的外国书，心里愈加佩服。毕业后，伍到处打听在国外留学的傅斯年的消息，先听说傅在学数学，伍觉得心里很安慰，只要他不同自己走一条路就好了；过了几年又听说他在学物理，伍觉得终于可以不受他学问大的威胁了。傅斯年回国后，与在中山大学任教的伍椒成了同事，一次，傅对伍的文章大加称赞，伍顿生知己之感。傅到台大，伍随之而来，谁知两年后，傅便撒手人寰，伍椒悲痛万分，某日夜间梦中竟顿脚呼天，提笔便痛哭不止，他对台湾不再留恋，遂赴日本东京大学执教。
【情谊】
1917年，胡适到北大任教，讲授“中国哲学史”课程。原来教授此课的是陈汉章，他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而胡适将哲学史拦腰砍断，直接从周宣王讲起。这种讲授方法让学生们极为震惊，“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顾颉刚语）。一些学生认为胡适是在“胡说”，不配登堂讲授，蓄谋将胡赶下讲堂。但顾颉刚认为胡适的讲法颇有道理，但又不能完全拿定主意，于是请同宿舍的、在学生中大有威望的傅斯年去听一听。听了胡的课后，傅告诉同学们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胡适这才脱离被赶的险境。傅斯年去世后，胡适深情忆及：“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班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之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
初入北大，傅斯年是黄侃的得意门生，深受黄侃等几位北大守旧派国学大师的赏识，被人戏称为“黄门侍郎”。但自从结识胡适后，傅便投向新文化阵营。陈独秀一度对傅表示怀疑：“这‘黄门侍郎’傅斯年，可不是细作吗？我们不能接纳他，不能理他！”胡适反对陈的说法：“凡用人，即使有疑，也不用怀疑，何况孟真这种人！”
五四运动爆发后，出现了“‘新潮社’社员傅斯年、罗家伦被‘安福俱乐部’收买”的传闻，傅、罗二人十分沮丧。胡适却对二人极为信任，他发表《他也配》一文为学生辟谣：“‘安福部’是个什么东西？他也配收买得动这两个高洁的青年！”
1919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一时轰动，再版8次，发行近2万册。傅斯年却写信给老师敲警钟道：“我在北大期中，以受先生之影响最多，因此极感，所念甚多。愿老师终成老师，造一种学术上之大风气，不盼望先生现在就于中国偶像界中备一席。”1926年，傅斯年再次对胡适评价此书，认为从“长久价值论，反而要让你的小说评论居先”。
三十年代初期的北大，胡适、傅斯年和叶公超三人被称为“三驾马车”。有人说，凡事以胡为领袖，傅、叶则是哼哈二将。
胡适的弟子罗尔纲说：“有朋友问过我：‘胡适最尊敬的朋友是谁？’我不能确切的回答……但是，当朋友问到我：‘胡适最看重的学生是谁？’我就立刻回答说：‘傅斯年。’”1934年，胡适撰写《说儒》时，傅常来与他探讨。罗尔纲虽听不清他们讨论什么，但他能听到傅斯年“左一句‘先生’，右一句‘先生’”，声音恭敬顺从。罗说：“我所见任何一个胡适的学生来见胡适，没有一个同傅斯年这样的。”
1934年，刘半农去世后，北大中文系急需教员，文学院院长胡适便出面向“史语所”借罗常培救急。傅斯年立即同意，为了配合罗的工作，他还为罗配备了助理，三年后，罗的助理竟达到三人之多。谁知，人借出后，北大迟迟不归还，傅只好写信给老师说：“莘田兄‘借出三年’，可谓‘久借不归’，无专任研究员老是‘借出’之理也。”但北大还是不愿归还，最后，傅斯年只好将罗从专任研究员改聘为通信研究员。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希望胡适到欧美各国求助，支援抗战，但胡适坚决不愿在此危急时刻离开，坚持与南京共存亡。王世杰只好请傅斯年帮忙劝说，傅与胡商谈多次，说到动情处，声泪俱下。胡适深为感动，这才答应出国争取国际支持。
蒋介石曾请胡适出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为了劝动胡适，他请傅斯年吃饭，傅向蒋力陈胡不能出山的各种理由，此后，由于蒋的坚持，傅只好致函胡适，但却不是劝其出任，而是劝其辞谢。在信中，傅说：“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借重先生，全为大粪上插一朵花。”胡适听从其意见，以北大同人反对为由，婉言谢绝。
抗战胜利后，“史语所”迁回南京。为庆祝回迁，傅斯年大摆宴席，胡适亲往道贺。何兹全回忆说，那天宴会上，“史语所”“家属、小孩都有，很热闹。傅先生在讲话时说：‘人说我是胡先生的打手，不对，我是胡先生的斗士。’”此语引起哄堂大笑。
朱家骅邀请傅斯年担任北大校长，但傅坚拒，并推举胡适，颂扬胡“经师人师，士林所宗，在国内既负盛名，在英美则声誉之隆，尤为前所未有”。由于胡适在美国未归，便由他任代理校长。傅斯年在致夫人俞大彩的信中说明任代理校长的缘由：“北京大学可以说两头着火，昆明情形已如上述，究竟如何自联大脱离，大费事，正想中。而北平方面，又弄得很糟，大批伪教职员进来。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大障碍，但我决心扫荡之，决不为北大留此劣迹。实在说这样局面之下，胡先生办远不如我，我在这几月给他打平天下，他好办下去。”
代理北大校长时，傅斯年曾对邓广铭说：“胡先生是‘性善’主义者，有时不能听他的，如果事事都按他说的办，非把学校办糟不可！”胡适也承认，傅的旧学根底比他好，才气比他高，办事能力比他强。
【龃龉】
傅斯年并非鲁迅的学生，但他创办《新潮》杂志时，曾得到鲁迅的支持，两人有过书信往来。鲁迅对《新潮》赞赏有加，对傅的文章赞许连连。傅斯年对鲁迅也很是推崇，对《狂人日记》更是赞不绝口。在张东荪撰文攻击鲁迅时，傅撰文对张进行回击。
鲁迅对傅斯年也颇为维护。《时事新报》反对新文化运动，由沈泊尘画过两小幅漫画，第一张画出一副侉相的傅斯年从屋里扔出孔子牌位来；第二张则是傅正捧着一个木牌走进去，上书易卜生夫子之神位。鲁迅见后大不以为然，此后对于《学灯》（《时事新报》副刊）就一直很有意见。
留学归国后，傅斯年与鲁迅同在中山大学任教，二人一度过从甚密。但当傅斯年提出准备聘请同窗好友顾颉刚来中山大学任教，鲁迅顿时大发雷霆：“鼻（顾颉刚）来，我就走！”但傅仍坚持将顾请到中大，并采用折中方法，让顾先到外地购书，暂缓到校。鲁迅得知后，立即提出辞职。傅斯年深感委屈，到主持校务的朱家骅处大哭，并和顾颉刚一起提出辞职。校方左右为难，学生们则表示三位先生都不能少，朱家骅只好硬着头皮出面调停，但鲁迅丝毫不退让，声称与顾势不两立。鲁迅在给友人的信中愤然道：“我到此只三月，竟做了一个大傀儡……傅斯年我初见，先前竟想不到是这样的人，当红鼻到此时，我便走了；而傅大写其信给我，说他已有补救法，即使鼻赴京买书，不在校……现在他们还在挽留我，当然无效，我是不走回头路的。”最后，鲁迅辞职离校，回到上海。
孰料，傅斯年后来也与好友顾颉刚反目。顾颉刚喜欢独立研究，他对在中大担任行政职务感到厌烦。1928年，顾准备应燕京大学之请，到燕大任教。傅斯年得知后极为恼火，骂顾忘恩负义，二人大吵一架。
二人对筹办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也各执己见。顾颉刚之女顾潮说：“傅斯年与父亲两人各有一番设想：傅氏在欧洲7年，甚欲步法国汉学之后尘，且与之争胜，故其旨在提高。父亲以为欲与人争胜，非一二人独特之钻研可成，必先培育一批人，积叠无数材料加以整理，然后此一二人者方有所凭借。两人意见不同，而傅氏脾气暴躁，不免有家长作风，父亲亦生性倔强，不能受其压服，于是两人始破口相骂，幸赖杨振声等人劝解而止。”
此后，二人开骂，甚至发展到几欲肉搏。最后顾颉刚决定退出“史语所”。“史语所”的成立大会，顾颉刚也没有出席。这次事件，宣告了傅、顾关系的正式破裂。
后来，傅斯年在北大办文科研究所，曾想延聘顾颉刚为研究所教授，但顾拒绝受聘。傅斯年大为光火，派人责顾道：“燕京（大学）有何可恋，岂先为亡国之准备乎？”顾颉刚回道：“我入燕京为功为罪，百年之后自有公评，不必辩也。”
陶孟和与傅斯年素来不和。1941年10月，陶孟和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全体人员，也迁到四川李庄。由于没有住所，陶便向学生傅斯年乞求：“张家大院之房，务请拔几间给社所暂用，顷社所已去十余人。”但傅根本不予理会。陶只好和李庄的士绅协商，将社科所的人寄居在有空房的当地人家中，直到第二年春夏，才在附近找到落脚点。
傅斯年有时门户之见过重。抗战期间，社会学家吴文藻及弟子费孝通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创办了民族学会，另立山头。傅斯年认为吴等人违背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爱国原则，写文章大肆批驳，并给中研院代理院长朱家骅写信说：“夫学问不应多受政治支配，固然矣。若以一种无聊之学问，其想影响及于政治，自当在取缔之列。吴某所办之民族学会，即是专门提倡这些把戏的。他自己虽尚未作文，而其高弟子费某则大放厥词。若说此辈有心作祸固然不然，然以其拾取‘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发达之科学’之牙慧，以不了解政治及受西洋人恶习太深之故，忘其所以，加之要在此地出头，其结果必有恶果无疑也。”无奈，吴文藻、费孝通只能关门大吉。
【逸事】
傅家世居山东聊城，是鲁西名门望族。傅斯年的七世祖傅以渐是清代的开国状元，后累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曾祖父傅继勋官至安徽布政使，清末重臣李鸿章、丁宝祯均出自其门下；祖父傅淦少负才名，博通经史，能诗善画，精通医理，且长于武技。傅淦好交游，曾在北京结识大刀王五。时王五是一名镖师，使双钩，与傅淦多次比武，悉败在傅手下，遂拜傅为师。傅淦劝其改用大刀，遂人称大刀王五。
傅斯年的父亲傅旭安曾任龙山书院山长（即校长）。傅斯年13岁时，父亲的学生、刑部主事侯延塽回乡看望老师时，得知老师已去世，在老师坟前发誓一定要将老师的遗孤培养成人。因为侯年轻时家境贫寒，只能辍学去当学徒，傅旭安见其手不释卷，对他分外欣赏，将其带到龙山书院读书，日后得中进士。侯为报师恩，便将傅斯年送到天津读书。多年后，傅斯年无限感激地说：“我家非侯公无以有今日。”他常去看望定居济南的侯延塽，并寄钱接济，奉养终老。
傅斯年自幼聪颖，过目不忘，熟读儒学经典，他在同窗中年纪最小，但比他大的同学都向他请教。由此，他被称为“黄河流域第一才子”、继孔圣人之后两千年来又一位“傅圣人”。
少时，傅斯年文采斐然，同学中有写不出来作文的，便时常请他捉刀，酬谢是一个烧饼。傅常常写完自己的作业后，还能为同学写出几篇完全不同的文章来，但先生却知道肯定是傅代写，便开玩笑地对他说：“傅老大（傅斯年排行老大），你这次有没有换两个烧饼吃啊？”傅听罢窘迫不堪。
傅斯年读书十分用功，遇到不懂之字词就记下，随时向师长请教，有时找不到纸，便写在手上、胳膊乃至大腿、肚皮上。夏天一出汗，弄得浑身都是墨迹。
在天津读书时，傅斯年曾在英敛之家中借住，并与比他大三十多岁的英敛之成为忘年交。英敛之之子英千里回忆傅道：“住在我家的时候，我同他并不很亲密，因为在我一个九岁的顽皮孩子的眼里，看这位十四岁的傅大哥是个魁伟而庄严的‘大人’。他每天下了学除了温习功课外，就陪着先父谈论一些中外时局或经史文章，绝不肯同我这‘小豆子’玩耍或淘气，所以我对他只有‘敬而畏之’的心理，虽然经过了四十年，我还没有完全撇掉。”
民国五年（1916）六月，傅斯年在北大的毕业考试成绩如下：西洋史93分、经济85分、心理94分、英文作文94分、论理96分、英文古文98分、法学通论80分、英文文学98分、德文文法读本97分、文章学99分、地理100分、历史99分、文字学85分、伦理95分、拉丁文70分、操行100、旷课扣分减3分，总计1482分，总平均92.6分，实得94.6的高分。
1919年秋，山东省招考官费留学生，傅斯年以全省第二名的优异成绩入选，不料有当权者为了让自己的亲信出国留学，以傅是五四学生领袖为由，拒绝录取，说：“他是激烈分子，不是循规蹈矩的学生。”时在山东省教育厅任科长的陈雪南力排众议，挺身而出为傅斯年争取名额：“如果成绩这么优越的学生，都不让他留学，还办什么教育！”此后一批官员也出面为傅出头，他才最终获得了山东省官费留学的资格。
1924年，赵元任夫妇到柏林，结识了傅斯年。赵元任发现，当时的中国留学生虽来自全国各地，但差不多都说国音的阴、阳、上、去四声，只有傅斯年仍然是“闪董料秤”（山东聊城）的口音。赵元任和他聊天，才知道他并不是不会说北京话，而是不屑说。原来，傅斯年到北京读大学后，全家都搬到北京去居住。当时他们雇的用人都是北京当地人。傅入学不久就学了一口北京话，家里人听他改得满口京腔，就嘲笑他说：“你怎么说起老妈子的话来了？”他们的一笑把傅斯年的北京话笑了回去，把他的“闪董料秤”话又笑了回来。
傅斯年厌狗而喜猫，傅家养过两只猫，他常将猫抱在怀中，甚至允许猫与他同榻而眠。但他极其讨厌狗，傅在德国留学的同学告诉其妻俞大彩：“孟真在德国时，不好意思当着房东太太打她的狗，只敢在餐桌下猛踢以泄恨。”俞问傅是否属实，傅笑而不答。
1926年，傅斯年回国，赴中山大学任教，据当时中山大学的学生钟功勋回忆：“孟真师博学多才，开的课很多……有《中国文学史》、《尚书》等五门课……《尚书》除《盘庚》、《康诰》等二三篇外，其余他都可背诵。常常在黑板上一段一段地写，并没有《尚书》在手里……孟真师上堂不带书，只带几支粉笔，登台后就坐在藤椅上，滔滔不绝地讲，讲得很快，无法笔记。他随着兴之所至写黑板，常常不管下课钟声的。”
中山大学学生温梓川回忆傅斯年：“记得那年秋季开学时，中山大学请来了一个肥头胖耳的大块头，他有一头蓬松的乱发，一对玳瑁的罗克式的大眼镜，他经常穿着那时最流行的大反领的ABC白衬衫，没有打领带，外面罩上一套白哔叽西装，那副形容，说起来就是那类不修边幅的典型，但却显出了与众不同的风度。他似乎永远是那么满头大汗，跟你说不上三两句话，便要掏出一方洁白的手巾揩抹他的汗珠，他老坐在中大出版部附设的民俗学会里，满头伏在室中央的一张大方桌上写着什么。”
何兹全说：“老一代的学者，学问根基都很扎实，重要古籍都能上口背诵。傅先生讲课引用古书，要找出出处，常常整篇整篇地背诵，背了半天，不在这篇又背另篇。我们都佩服他记忆力惊人。”
傅斯年自幼生活清苦，全家靠父亲的学生们接济生活，故对世事人情比较了解。何兹全找人安装“史语所”的书架，安装老板估计一番工作量，拉何到无人之处，问道：“开虚价，开实价？”何不解：“什么叫虚价，实价？”老板瞪大眼睛惊讶地问道：“你不是干这行的？”又说：“开实价就是该20万元就开20万元。开虚价就是该20万元开24万元，4万元归你。”何实在回答：“你开实价吧。”过后，何对傅斯年说及此事，傅说：“你不懂。”何反问说：“先生你懂？”傅用孔子之语回答道：“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张政烺曾告诉何兹全，抗战时期，他陪同傅斯年入川，途径宜昌时，他打扫卫生，在傅的枕头底下发现一本书，竟是《资本论》。
抗战期间，“史语所”迁至四川李庄。人类学组的工作人员将收藏的不同时期的人头骨和各种骨骼与图书一起陈列在木架上，当地农民见后极为惊恐。一到夜间，便有农民到附近山上高喊：“研究院杀人啦！研究院杀人啦！”一时人心惶惶。傅斯年对此十分无奈。
在李庄时，为了防止有人偷书，傅斯年将“善本书库”的牌子换成“别存书库”。当地治安不好，傅斯年便在会上建议每个人床头放一面小铜锣，一旦发现情况，便敲锣示警。这时有位傅斯年的得意弟子用地道山东口音大声说道：“俺不干！”傅问为什么？他答道：“俺们看平剧，平剧里面常常表演一个更夫正在敲锣巡夜，后面来了一个‘英雄’不声不响地请他吃板刀面的故事，所以俺不干。”傅接着问道：“那么，事情如果发生，你怎样办？”答：“那我只好‘献地图’！”众人哄笑。
傅斯年曾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郑天挺任副所长。有客来访，传达人员总是问：“你找傅所长，还是郑所长；傅所长是正所长，郑所长是副所长。”客人听得一头雾水，弄清后便哈哈大笑。任继愈也忆及，当时罗常培的研究生周法高曾为此戏编一副对联：“郑所长，副所长，傅所长，正所长，正副所长；甄宝玉，假宝玉，贾宝玉，真宝玉，真假宝玉。”对仗虽不大工整，但在同学中流传甚广。罗常培听说后，将周法高叫来，要他把心思用在正道上，不要逞歪才。
董作宾调侃中研院和历史语言研究所道：“朱家骅先生是代理院长，傅斯年先生是代理总干事，李方桂先生是代理所长，我们这一群人就是三代以下的人民啊！”
李庄的李婆婆在接受岱峻采访时说起傅斯年的一件趣事：“他懂得雀鸟说话。有一回，他说学乐殿有两块田的早谷子黄了，是他听麻雀说的。第二天，我们去学乐殿，果然看见有两块谷田，麻雀多得很。”
“史语所”有一部珍贵的北宋刊行、南宋增补的《史记》，由那廉君保管。傅斯年喜欢这部书，常常借阅，傅阅读时，那廉君便守在旁边，生怕傅的烟斗碰到书上。一次，傅又阅读此书，正值酷暑，傅便开着吊扇降温。风吹的书页哗哗作响，书页间夹着的用于防潮的烟叶也被吹了起来，那廉君见状，慌忙关上电扇。傅斯年体胖，热得汗流浃背，但也无可奈何，有时对来访的客人说：“你们看，我也受到了限制！”
傅斯年常自己到书库看书，书库禁止吸烟，傅有时忘了，进去时还吸着雪茄，但只要那廉君向他的雪茄一指，他便做出一个天真的姿势，连说：“糟糕，糟糕！”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傅斯年代表当局处理学潮，要求学生尽快复课，否则，国民政府将武力解散联大，把学生编入青年军。在教授会议上，冯友兰对傅斯年开玩笑说：“你原来是个学生头头（指傅曾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专门跟学校当局闹别扭，现在别扭闹到你头上来了，真是‘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
傅斯年抵达台湾时，台湾有轻微地震，傅笑道：“我真不愧是一个要人，一到台湾，便有地下礼炮向我致敬。”
俞大彩回忆，傅斯年不讲究穿着，裤子被烟头烧出了破洞，补上再穿；上衣胸前染上墨水污渍，染成深色再穿。彭孟缉常开玩笑说要检举台大校长服装不整，因为他一次接傅斯年赴一个正式宴会，发现傅穿的鞋子一只黄色，另一只为黑色。
傅斯年最大的爱好便是看书，买书。那廉君回忆，傅每到一地，不多日便与当地的书店老板成了朋友，每次买到好书，总要对众人炫耀一番。到台湾后，一家书店开张，请他题字，他便写道：“读书最乐，鬻书亦乐；既读且鬻，乐其所乐！”
1950年，在台湾举行的北大五十二周年纪念会上，傅斯年在演讲中称：“孟邻先生（蒋梦麟）学问比不上孑民（蔡元培）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我的学问比不上适之先生，但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蒋梦麟听后笑言：“孟真，你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
【身形】
傅斯年体胖。那廉君回忆：“傅先生在昆明乘坐人力车，大概是从拓东路到靛花巷的住所。昆明的人力车夫，拉起车来，总是飞快地跑，……如遇到下坡路，总是把‘车把’用胳膊一抱，两脚悬空，直冲而下。这一次由于傅先生又胖又重，走经逼死坡（南明时代的一个遗迹），那是极大的斜坡，车子急速滑下，滑得过猛，于是车子翻覆了，车上人掉下来，车子也摔坏了。可笑的是车夫不但不表示歉意，反怪乘客身体过胖过重，要他赔车子。”
傅斯年、李济还和裘善元三人同去重庆参加一个宴会。宴会结束后，主人为他们三人雇好了滑竿，六个抬滑竿的工人等在门前。第一个走出门的是裘善元，工人们见是一个大胖子，大家都不愿意抬，于是互相推让。第二个出来的是李济，剩下来的四个工人看比前一个的还胖一些，彼此又是一番推让。等到傅斯年出来时，剩下的两个工人看见傅比刚才两人胖得多，吓得抬起滑竿转头就跑，弄得主人甚是尴尬。
罗家伦常笑问傅斯年：“你这个大胖子怎样和人打架？”傅答：“我以体积乘速度，产生一种伟大的动量，可以压倒一切！”
由于体胖，傅斯年睡觉爱打鼾。一次，他与李济从宜宾乘船到重庆，与船员同住一室。第二天，两人相互抱怨，都说对方鼾声太响，吵了自己睡觉。同住的船员告诉他们：“两位先生的鼾声都不小，吵得我们一夜未能睡好。”
抗战时期，陶孟和曾嘲讽傅斯年：“傅孟真若是唱平剧，扮曹阿瞒，不必穿厚底靴子，也不需要穿棉坎肩，更不必在脸上搽白粉。”
1947年，傅斯年患高血压，到美国进行治疗。俞大彩回忆：“他病愈出院时，体重减轻三十余磅，仅有的几套衣服，都太大了，裤腰大出四寸。我记得他出院回家的那一天，跨进屋门，用只手紧缩着裤腰说：‘我现在简直可称为楚腰纤细，再也不是傅大胖了。’他一向不讲究衣着，出院后，不曾制新衣，一直到回国，长台大，到他去世，仍穿那几套旧衣服。”
学生温梓川说，傅斯年食量极豪，一次竟能尽馒头二十枚，这与他的患高血压病不无关系。
俞大彩回忆：“孟真因病忌食，只能吃米饭、无盐的蔬菜、水果及少许甜食。我曾试以色彩悦目的盘碗，在餐桌上瓶中插几枝鲜花，引起他的食欲。但面对如此淡而无味的饮食，谁能有食欲呢？他每日处理校务，劳累不堪，回家饿极进餐，看他以菠萝汁拌饭，聊以充饥而难于下咽的神情，我好难过。”
傅斯年患高血压，夫人总不让他吃肉。但傅好吃，经常忍不住背着夫人开荤，在上下班途中，他常到小吃店吃碗北方面食，并不忘嘱咐秘书那廉君道：“我是解馋，回家千万不可告诉我的太太。”
夫人怕傅斯年贪吃，只给些小钱，仅够买几颗糖几片面包。所以他在台大时，学生常发现他饭后会再进餐厅，或上福利社买面包，边走边吃。
某次，那廉君和另一位秘书李绪吃饭时，傅斯年走过来，抓起那廉君的面包和李秘书饭盒的卤肉，边吃边笑说：“面包夹肉，正是很好的三明治。”那廉君禁不住感叹：“傅校长这一年零十个月来，每天除去吃饭睡觉的时间外，统统是用在台大上头。一代伟大的学者，每天为公事这么操劳，却连一顿可口的饭菜也不能享用！”
一次，傅斯年观看运动会回来，对那廉君说：“糟了，刚才我在体育场鱿鱼摊子吃了一碗鱿鱼羹，把烟斗丢在那里了。”那廉君要替他去取，他不肯，说还是自己去。后来有人告诉那廉君，傅去取烟斗时，又喝了一碗鱿鱼羹。
苏乡雨回忆，傅斯年是北方人，爱吃面食，特别是包子、锅贴、馅饼之类。一次，胡适到台湾，台大的北大人在苏家聚餐欢迎胡，苏的夫人为他们准备了北方风味的饭食，结果傅斯年吃了太多的馅饼，躺在藤椅上动不了，回家后又吐又泻，折腾了一个晚上。
那廉君回忆，傅斯年去世之前两三天，很想到萤桥去吃一顿烤肉，曾向夫人提及，由于口袋羞涩，未能如愿。俞大彩对此，始终引为憾事。
【孝道】
傅斯年事母至孝。他九岁丧父，此时其弟傅斯严才七八个月。因家境贫寒，只能靠亲友的捐赠度日。傅母抚养两个儿子甚为艰辛，一到雨天，屋里漏雨，傅母便怀抱幼子，执伞避雨。傅母平日节衣缩食，供两个儿子读书，对二人亦督导甚严。故日后傅虽霸气十足，不将任何人放在眼里，但对其母却极为恭顺，遇母亲发脾气，便长跪不起。
俞大彩回忆：“孟真侍母至孝，对子侄辈，也无不爱护备至。太夫人体胖，因患高血压症，不宜吃肥肉。记得有几次，因我不敢进肥肉触怒阿姑，太夫人发怒时，孟真辄长跪不起。他窃语我云：‘以后你给母亲吃少许肥肉好了。你要知道，对患血压高症的人，控制情绪，比忌饮食更重要，母亲年纪大了，别无嗜好，只爱吃肉，让她吃少许，不比惹她生气好？我不是责备你，但念及母亲，茹苦含辛，抚育我兄弟二人，我只是想让老人家高兴，尽孝道而已。’”
抗战爆发后，傅斯年委托一位下属送两个侄儿和母亲到安徽和县暂住。南京沦陷后，傅到长沙不久，这位同事护送其两个侄儿也来到长沙，傅见到侄儿们很是高兴，当听闻母亲没能逃出来时，傅大怒，当场打了侄儿们几个耳光。随后，他千方百计将已过古稀之年的母亲从安徽接到重庆。每言及母亲逃难之事，傅斯年总怀歉疚之情，他曾对同事说：“老母幸能平安至后方，否则将何以面对祖先？”
“史语所”由长沙迁至昆明后，傅斯年把母亲接到重庆，安置在歌乐山下一个较为安全的地方，与其弟傅斯严一起生活，费用全部由傅斯年负担。
1941年10月，傅母因病，医治无效去世。傅斯年极为悲痛，非要让医院告知母亲的病情，医院得不出确切的结论，只好提出解剖。傅斯年犹豫再三，最后同意解剖，才知道母亲死于胆结石。
傅母去世时，傅斯年还在病中，且国难当头，所以丧事从简，未发讣告，未公开吊唁，由内兄俞大维帮助料理安葬事宜。傅斯年将母亲安葬在歌乐山附近的一个小山顶上，墓穴建得十分坚固，在岩石中钻一洞穴，下葬时用吊车将棺木放入，再盖上用水泥制成的七八寸厚预制板三块。傅斯年致信胡适说：“家母葬于歌乐山风景绝佳处，作成一水泥之圹，甚坚。”
【姻缘】
傅斯年有过两次婚姻，第一次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傅斯年父亲早逝，16岁在天津读中学时，由祖父和母亲做主，与同乡山东聊城县乡绅丁理臣之女丁蘸萃拜堂成亲。
丁蘸萃略通文墨，长相秀美，但由于长期生活在乡下，处世态度和生活方式与傅斯年反差极大。傅斯年婚后一直在外求学，二人长期分居，没有共同的志趣，感情更是无从谈起。随着年龄增长和西学的影响，傅斯年对自己的婚姻越来越不满意，他极为苦恼：“我们现在已经掉在网里，没法办了。想个不得已的办法，只有力减家庭的负累，尽力发挥个性。不管父母、兄弟、妻子的责难，总是得一意孤行，服从良心上的支配，其余都不可顾虑，并且可以牺牲的。”
傅斯年曾抱怨对旧式婚姻的不满：“胡适之先生曾有一句很妙的形容语，说‘我不是我，我是我爹的儿子’。我前年也对朋友说过一句发笑的话：‘中国做父母的给儿子娶亲，并不是为子娶妇，是为自己娶儿媳妇儿。’这虽然近于滑稽，却是中国家庭实在情形。咳！这样的奴隶生活，还有什么埋没不了的。”
留学归国后，傅斯年决心与丁蘸萃离婚。1934年，二人在济南协议离婚。
同年8月5日，在同学俞大维的撮合下，傅斯年与俞大维幼妹、陈寅恪的表妹、比自己年轻10岁俞大彩在北平共结百年之好。
傅斯年与俞大彩谈恋爱时，胡适曾在日记中记载：“孟真在恋爱中已近两月，终日发疯，有一天来信引陶诗‘君当恕醉人’，误写作‘罪人’。我作打油诗调之：‘是醉不是罪，先生莫看错。这样醉糊涂，不曾看见过。’”
俞大彩出身名门，幼年即受新式教育，思想开通，兴趣广泛，会骑马、溜冰、打网球、跳舞，是典型的新女性。她曾在上海沪江大学学习，长于文学，尤擅英文，写得一笔好字，作得一手绝妙的小品文章。
傅斯年曾多次对好友罗家伦谈及俞大彩，说起妻子的才情，神采飞扬。罗无限欣慰：“这几年可以为他高兴的，就是他能和俞家八小姐大彩女士结婚，使他得到许多精神的安慰和鼓励。”但他嘴上却开玩笑地对傅斯年说：“大彩赏识你，如九方皋伯相马。”
俞大彩这样描述自己的婚姻：“如果比学问，我真不敢在他（傅斯年）面前抬起头，所以我愿意牺牲自己一切的嗜好和享受，追随他，陪伴他，帮助他。结婚之后他没有阻止我任何社交活动，但我完全自动放弃了，十几年来我们的经济状况一直非常困苦，但我们仍然过得很美满很快乐。”
由于傅母年轻时即守寡，因为总以为儿子被媳妇抢走了，经常发脾气。俞大彩有时受了婆婆的气，便到表弟曾昭抡在南京建的一栋小洋楼躲避。
傅斯年讨厌狗，到昆明后，友人送给其子仁轨一条狗，一日傅斯年午睡方酣，狗走过去轻轻舔了他的手，傅被惊醒，怒捡起拖鞋而打狗，谁知狗没打着，却将自己的眼镜碰掉在地上，摔碎了。俞大彩戏言他虐待动物，傅恼羞成怒，三天不与其交一言。第四日傅起床后，长揖到地，面有愧色地笑着对俞大彩说：“我无条件地投降了，做了三天哑巴，闷煞我也。”俞取笑他道：“用配眼镜片的钱，买几个肉包子（傅斯年爱吃肉包子）吃，岂不更好？”
俞大彩与傅斯年共同生活的十六年中，聚少离多，除了新婚时生活还算平静，日后便满是愁苦辛酸。抗战初期，傅斯年只能让俞大彩和刚出生不久的儿子投奔庐山牯岭的岳父，后俞大彩跟随傅至昆明。1939年，傅斯年在昆明为儿子仁轨画了一张旅程图，下记载：“小宝第二个生日，是在牯岭外公外婆家过的。爸爸在南京看空袭！生下三年，走了一万多里路了。”足见当时俞大彩与儿子的颠沛流离之状况。
俞大彩曾回忆其与傅斯年在重庆郊区山中养病的情形：“那是一段穷困悲愁的日子，孟真重病在身，幼儿食不果腹。晴时，天空常有成群的敌机，投下无数的炸弹。廊外偶尔细雨纷飞，又怕看远树含烟，愁云惨淡，我不敢独自凭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