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的友人上山探望傅，俞大彩只能四处借得一百元，准备酒菜招待。傅斯年于一个月后得知此事，长叹一声，苦笑着说：“这真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了，等我病愈，要拼命写文章，多赚些稿费，决不让你再觍颜向人借钱了。我好惭愧！”
“史语所”迁往李庄，俞大彩便随傅斯年至李庄。在李庄时，由于没有小学，俞大彩就在家中教导傅仁轨和李方桂的女儿。据李庄的老人回忆，当年俞大彩很少出门，只是在家中相夫教子。
1947年，傅斯年赴美国治病，回国时，夫妻二人决定把13岁的儿子傅仁轨留在美国读中学，托付友人和门生照顾。傅仁轨极为聪明，每年都拿奖学金，其作文曾获得学校作文的第一名，并发表在刊物上。他常写信给傅斯年，谈论天下大事。傅斯年常对俞大彩说：“我们有这样圆满的家庭，这样聪明可爱的儿子，我太满足了，唯一使我不安的，就是我没有给仁轨留过一个钱。”
多年后，《发现李庄》的作者岱峻曾向人打听傅仁轨的下落。知情者说，傅仁轨在美国再也没有回来过，与台湾和大陆都没有任何联系。傅斯年去世后，他在美国缺少管教，并未好好念书，学嬉皮士，穷愁潦倒，荒芜一生。其母俞大彩为此后悔终生。
后来傅仁轨读了岱峻的《发现李庄》后，给岱峻写了一封信。信的全文不足百字：“尊敬的岱峻先生：我幸运地读到了《发现李庄》，这是一本十分有趣的书，它仿佛把我带回了过去的时光。愿好运赐给你。”信是英语写的，只有签名用的是中文。签名“傅仁轨”三个大字，歪歪扭扭，实在不敢恭维。岱峻始信了人们的传言，傅斯年先生之子已不会使用中文。
【去留】
在国民党全线溃败之际，台大原校长庄长恭离职，国民政府决定由傅斯年接任台大校长。经朱家骅和傅斯年多次晤谈，傅勉强表示从命，“跳这一个火坑”。
傅斯年曾在“去留之间两徘徊”。据“史语所”研究人员陈盘回忆：“自三十八年冬（实应为三十七年），首都告急，群情惶急，不知何以为计。一日，师（傅斯年）召集同人会议，惨然曰：‘研究所生命，恐遂如此告终矣！余之精力遂消亡，且宿疾未愈，虽欲再将研究所迁入适当地区，使国家学术中心维持得以不坠，然余竟不克荷此繁剧矣。今当筹商遣散。虽然如此，诸先生之工作，斯年仍愿尽最大努力，妥为介绍安置。’同人此时，以学术自由之环境已受威胁，于多年生命所寄托之研究所，亦不胜其依恋可惜。一时满座情绪，至严肃悲哀，有热泪盈眶者。师于是不觉大感动，毅然曰：‘诸先生之贞志乃尔，则斯年之残年何足惜，当力命以付诸先生之望耳。’本所迁移之议，于是遂决。”
1949年元旦之夜，胡适与傅斯年在南京共迎新年。面对时局，这年元旦之夜无一丝欢乐的气氛。是夜，师徒二人置酒对饮，相视凄然，潸然泪下。二人一边喝酒，一边不断吟诵陶渊明的《拟古》第九：“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陈布雷自杀后，傅斯年也产生了自杀的念头。陈盘回忆：“当首都仓皇之日，时有陈布雷、段锡朋二氏之殁，师（傅斯年）因精神上大受刺激，悲观之极，顿萌自杀之念。而师未于此时殉国者，赖傅夫人爱护防范之力也。”
陶希圣也回忆道：“在徐蚌战事失利之后，我到鸡鸣寺去看孟真；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图书都在装箱，他的办公房内也是箱箧纵横。他告诉我说：‘现在没有话说，准备一死。’他随手的小箧里面藏着大量的安眠药片。”
当时俞大彩准备陪母亲去广州就医，就在俞大彩收拾行装准备陪母赴广州的前一夜，傅斯严赶来阻拦，痛哭流涕道：“你难道不知道哥哥随身带着一大瓶安眠药，一旦有变，他便服毒自尽吗？那时，你将何以自处？”俞大彩听罢，与傅斯严相对涕泣，遂放弃广州之行。幸得夫人看护，傅斯年自杀未遂。
这时，台湾来电催促傅斯年赴台大就任，陈诚也来电催促。接到电报后，傅斯年将自己关在房中三日三夜，绕室踱步，反复吟咏、书写陶渊明《种桑长江边》的诗句，最后决定暂去台湾就职。他原想带全家去台湾，但临行前又让部分亲属留下，说：“共产党对文人还是要用的，我可能很快就回来。”他还留下了许多图书家产。
1949年1月19日，傅斯年飞赴台湾。这日晚，星光惨淡，傅斯年偕夫人俞大彩及胡适走出位于南京“史语所”大院中的家门，一行人在漆黑寒冷的夜色中悄无声息地走着。走出“史语所”大门时，工友老裴噙着眼泪对傅斯年道：“所长，希望您早日回来！”傅听罢，悲不自胜，握住老工友的手作别后，登车仓皇离去。当夜，傅斯年飞抵台北。
【谶语】
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正式就任台湾大学校长。时台大中文系教授黄得时请其题字。傅斯年挥毫写下了“归骨于田横之岛”的短幅相赠。众人顿生凄怆之感，但想不到竟一语成谶。
次年夏，傅斯年患胆结石住院手术，出院时医生劝他至少要在家中休养一周，但台大事务繁多，他根本无法休养。朱家骅回忆道：“在他（傅斯年）去世的前几天，闲谈之中，他忽然对我说：‘你把我害苦了，台大的事真是多，我吃不消，恐怕我的命欲断送在台大了。’当时我只以为他因感觉办事的辛苦，而出此苦语。不意数日之后，便成谶言。”
去世前半年，傅斯年经常在大学的行政会议席上说：“大学的事太麻烦了，真是要命。”傅也常对陈诚戏言道：“我为台大，已心力俱瘁，连我这条命也要赔进去了。”何曾想，这台大校长的职位真的要了他的命。
傅斯年让台大农学院园艺学系拟一个美化校园的计划，于是该系拟出一个“五年计划”，傅斯年看后半开玩笑地说：“五年？未免太长，我实在等不及！”
俞大彩追忆傅斯年去世的前夜：
“他去世的前夕，是一个寒冷的冬夜，我为他在小书室中升炭盆取暖。他穿着一件厚棉袍伏案写作。我坐在对面，缝补他的破袜。因为他次日要参加两个会议，我催他早些休息，他搁下笔抬头对我说，他正在为董作宾先生刊行的大陆杂志赶写文章，想急于拿到稿费，做一条棉裤。他又说：‘你不对我哭穷，我也深知你的困苦，稿费到手后，你快去买几尺粗布，一捆棉花，为我缝一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以御寒。’我一阵心酸，欲哭无泪。
“他起身指着壁上的书架说，这些书，还有存于‘史语所’一房间的书，我死后要留给儿子。我要请董（作宾）先生为他制一颗图章，上刻‘孟真遗子之书’。
“他长叹一声，接着说：‘你嫁给我这个穷书生，十余年来，没有过几天舒服日子，而我死后，竟无半文钱留给你们母子。我对不起你们！’我一向不迷信，难道这几句话就是他的遗言？
“夜深了，窗外吹起一阵寒风，室内盆中的炭，已化成灰，我猛然感到一阵透骨的寒冷。”
【长辞】
1950年12月20日上午，傅斯年出席农复会的会议，讨论农业教育改进和保送台大学生出境深造问题。午后，傅斯年又赶往省议会厅，列席台湾省参议会第五次会议。这天，参议会上所质询的问题全是有关教育行政方面的事务。傅斯年在会上就台大的问题做了发言。大约到了5点40分，参议员郭国基开始质询有关台大的问题。
6时10分左右，傅斯年讲完话走下讲坛，就在即将回到座位时，他突然脸色苍白，步履踉跄，陈雪屏见状，赶紧上前搀扶，傅只说了一句“不好……”便昏倒在陈雪屏身上，再也没有醒来。
医生迅速赶到现场，经诊断傅斯年是脑溢血。此时，陈诚、何应钦、王世杰、程天放、罗家伦、朱家骅等政界要人，学术界人士李济、董作宾、毛子水、萨孟武、英千里、劳干等纷纷赶来。蒋介石闻讯后，嘱咐陈诚，动员台湾所有名医，不惜代价抢救，并要求陈诚每半小时报告一次傅的病情。
是夜11时23分，傅斯年突然睁开了眼睛，床前众人惊喜交加，以为傅转危为安。医师急忙走过来按了按傅的脉搏，抬手合上了傅斯年的眼皮，一声不吭地退后低下了头，傅斯年就此与世长辞。
次日，台湾省议会副议长李万居向新闻记者宣布，台大傅斯年校长于20日夜“弃世”。李的国语不标准，一个记者将“弃世”听成了“气死”，于是傅斯年被郭国基气死的消息传开，台湾报纸更是报道：“郭大炮”与“傅大炮”交火，“大炮议员郭国基骂倒傅斯年，傅氏绝命身亡”。
听说郭国基气死了校长，台大学生打着“痛失良师”的旗帜，先到殡仪馆瞻仰了校长遗容，然后浩浩荡荡奔向“省参议会”，强烈要求郭国基出来解释。学生们高声怒吼：“郭国基有种你出来，你出来……”冲在前方的学生与阻拦的人员扭打在一起。郭见状偷偷从后门溜走。陈雪屏和李万居等多方劝导说明，学生们还是要郭出面作答。这时天下起了磅礴大雨，台大训导长傅启学冒雨赶到说明真相，悲伤的学生们才默默散去。
12月22日，傅斯年遗体大殓。上千人前来吊唁，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扶杖前来，陈诚哭得两眼红肿，王宠惠、蒋梦麟、罗家伦、王世杰、朱家骅、李济、董作宾、毛子水、钱穆等人，都前来送别傅斯年。10时30分，傅斯年的遗体送往火葬场，上千人冒着细雨，踏着泥泞道路，跟随其后，哭声雨声混成一片。热泪横流的学生们手执小旗，上书：“校长，回头来瞧瞧我们！”望之令人心碎。台湾记者于衡回忆说：“傅斯年先生逝世，是我采访二十五年中，所见到的最真诚、最感人的一幕。”台湾某报纸的标题为：“天泪人泪，千万人同哭斯人。”
12月31日，台湾大学举行傅斯年追悼大会。礼堂正中，悬挂着蒋介石亲笔书写的“国失师表”的挽章，国民党高级官员、名人学者的挽章、挽联分挂两旁。蒋介石亲临致祭，各界要人纷纷前来。据统计，当时各界致送挽联达270余副，挽诗60余首，挽词20余首，祭文6篇，唁电唁函90余封。各报章、杂志、专刊登载纪念文章110余篇。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人的挽联是：“廿二载远瞩高瞻，深谋长虑，学术方基，忍看一瞑；五百年名世奇才，闳中肆外，江山如此，痛切招魂。”
台湾大学全体师生的挽联曰：“早开风气，是一代宗师，吾道非欤？浮海说三千弟子；忍看铭旌，正满天云物，斯人去也，哀鸿况百万苍生。”
傅斯年去世后，台大仿照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为总统杰斐逊在校园内建造陵墓的成例，为傅斯年在校内植物园建造陵墓。傅的墓室在罗马式纪念亭下，墓前立有无字碑，修有喷水池及兵工署捐赠的纪念钟，钟上铸有傅提出的“敦品励学，爱国爱人”八字校训。1951年12月20日，傅斯年逝世一周年忌日之际，台大为傅斯年举办了安葬仪式。这日，由傅的同窗好友罗家伦前导，台大学生会主席罗锦堂手捧骨灰盒，校长钱思亮主持，将傅斯年的骨灰安葬在纪念亭内的大理石墓中。自此，此处被命名为“傅园”，纪念钟被称为“傅钟”。“傅钟”每节上下课都会响21声，因为傅斯年曾说：“一天只有21小时，剩下3小时是用来沉思的。”
傅斯年逝世后，胡适说：“中国失去了他最忠实的爱国主义者。”
在海峡对岸的陈寅恪辗转得知傅斯年的死讯后，悲从中来，于当年的12月赋诗悼念，诗云：“不生不死最堪伤，犹说扶馀海外王。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这是当时中国大陆对傅斯年唯一的一份文字纪念。
【赞誉】
沈尹默曾对朱家骅说：“傅孟真这个人才气非凡！”
何兹全曾这样评价老师傅斯年：“傅先生是20世纪中国史学界、国学界大师级人物。如果用‘最好的’、‘最有创始性、突破性’做标准，20世纪前半纪史学、国学方面的学者，称得起大师级的人物的，在我看来也就是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陈寅恪、郭沫若、傅斯年、顾颉刚、陶希圣、钱穆等几个吧。”
考古学家张光直称赞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是20世纪中国学术界“最好的”、“最有创始性、突破性”、“能够使用创始性和突破性这种超级词汇来描写的”伟大的学术篇章。
胡适追悼傅斯年的文章中有这么一段：“孟真是人间最希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作最细密的绣花针功夫，他又有最有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
胡适称赞傅斯年道：“他这样的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发挥其领袖才干。”“我总感觉，能够继续他的路子做学问的人，在朋友当中也有；能够继续他某一方面工作的人，在朋友中也有；但是像他这样一个到处成为道义力量的人还没有。”
罗家伦说，傅斯年是元气淋漓的人，他以“纵横天岸马，俊奇人中龙”来形容傅斯年的才气与风格，他认为傅斯年“所代表的是天地间一种混茫浩瀚的元气。这种淋漓元气之中，包含了天地的正气，和人生的生气！”
罗家伦在《元气淋漓的傅孟真》中写道：“孟真的号召力和攻击精神，则与伏尔泰（Voltare）相似。他们都愿意为自由和开明而奋斗。对于黑暗和顽固有强大的摧毁力，而且爱打抱不平，也是相似之处。不过伏尔泰不免刻薄，而孟真则坦白率真。”
李济对罗家伦言道：“你说孟真与伏尔泰有相像之处，在反对愚昧一点，的确相像。最可惜的是伏尔泰活到八十四岁，把他要写的都写完了，但孟真只活到五十四岁就死了。他满肚子的学问，满肚子的见解，正在成熟的时候，正在开始写的时候，忽然死去真是最可伤心的事，不可补偿的损失。”罗听罢仰天长叹：“天夫！天夫！何夺我孟真之速也！”
毛子水说，傅斯年“一生代表的是浩然之气”。
杨向奎说，傅斯年是“有才华的学者，才气纵横”，讲课“大气磅礴，上天下地，无所不及”，“是一位渊博而又开创性的学者”。
傅斯年的学生刘绍鸣借用小说追忆校长：“傅校长，虽然我在大洋这边的美国也拿了个什么博士，但我最骄傲的，还是杜鹃花城的那个学位。”
有学者评价：“台大校史上，孟真先生虽非创校校长，但在常规及制度之设立上，恐无人能出其右。”
袁良骏在《不必为贤者傅斯年先生讳！》中，认为傅某些事情做得过了头，他举出了两点：“一曰提倡‘全盘欧化’，对西方文化崇拜得过了头”；“二曰对中国传统文化否定过了头”。但他公允地对傅当时所处的历史氛围做出分析说：“傅先生当时正是一名年轻气盛的大学生，有比较大的偏激情绪，并不为怪。成熟后，很多观点便修改了。”
蒋廷黻说，傅斯年论政之作，篇篇都“好像集合了四千年的历史经验”。
朱宗震评价傅斯年：“回顾四十年来史学创伤……与一些过眼烟云的流派相比，傅先生脚踏实地的史料学派自有其存在的价值。”
有人发出这样的感叹：“傅斯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学问、最有志气、最有血性和最有修养的伟大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典范，在这个伟大知识分子几近绝迹的世界上，也许不会有人知道，我是多么深沉而热烈地怀念着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
李济谈道：“无论是办研究所或大学，傅斯年总是像一个建筑的总设计师经营一个伟大的建筑一样，有一套完整的蓝图，并且与他的工程师充分地合作，按部就班，一段一段地完成他的计划。困难总是有的，并且常常地遭遇到很大的困难，但他总有法子度过去，他真是克难英雄中的第一把手。”
章士钊曾说，傅斯年是全中国最懂弗氏理论学说的人。
赵元任极佩服傅斯年，赵氏夫妇游历欧洲时，赵元任和傅斯年最为投缘。杨步伟说：“元任总和我说此人不但学问广博，而办事才干和见解也深切得很，将来必有大用，所以以后凡有机会人家想到元任的，元任总推荐他，因元任自知不如也。可惜世事变迁，不幸促其早死，今也则亡矣。”
程沧波评价傅斯年道：“他对政治，喜欢谈论，而容易厌倦。偶然奋不顾身的一击，并不是对政治有兴趣，而是激发于士大夫的责任感。”
程沧波还将胡适与傅斯年做比较道：“胡适之原来不是‘经生’，而偏想钻进‘经生’的圈子，傅孟真有做‘经生’的渊源资格而生平跳出这个圈子。”
蒋梦麟认为傅斯年为世间少有的通才与天才，他说：“孟真之学，是通学，其才则天才，古今为学，专学易，通学难，所谓通学就是古今所说之通才。”
蒋梦麟还说：“孟真为学办事议论三件事，大之如江河滔滔，小之则不遗涓滴，真天下之奇才也。”
劳干断言：“二十年来的历史研究，国内几个好的大学及研究机关，虽然都有他们的贡献，但孟真（傅斯年）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确能做到中心地位。”
四、马寅初
〔马寅初（1882～1982），原名元善，字寅初。浙江绍兴嵊县（今嵊州市）人。中国近现代着名教育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曾任北京大学校长。〕
〔关键词：壮怀、激烈、识见、拥戴、论争、执着、昭明、农书、公案、情谊、仁厚、耿直、简朴、风趣、和谐、逸事、兄弟、演讲、百年〕
【壮怀】
马寅初天生聪慧，父亲希望他能学做生意，继承家中酒坊，但他却只想读书。为此，马经常挨父亲责打、罚跪，但他“跪下也要去念书”，“打死我也不做生意”。为了躲避父亲的打骂，马寅初甚至躲到过鸡窝里。十五六岁时，马寅初想到上海求学，遭到父亲拒绝后，他愤而投河，幸亏被一名船工救起。经过此事，父亲终于让步。此后，马寅初拜上海瑞伦丝厂老板张江声为干爹，到上海读书。
到上海后，马寅初进入教会开办的英华书馆读中学，开始学习英文，由于他的家乡口音很重，发音总是不准。为了准确发音，他便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反复朗读。即便如此，第一年英语考试仍是不及格。但他并不气馁，利用早晚时间不断高声反复朗读，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在毕业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马寅初告诉钱荣堃，他原本在北洋大学学习采矿专业，但到美国留学时改学经济。因为他相信中国的问题在于贫、弱、愚、私，中国的出路在于富强。
马寅初博士毕业后，导师赛利格曼教授邀请他留校任教，但马拒绝了老师的邀请，毅然回到国内。当时袁世凯正谋划称帝，袁的说客便以马是袁总统任内派出国留学的为说辞拉拢马，马断然拒绝，并公开宣称“一不做官，二不发财”，以堵说客之口。从此，他决心致力于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和经济人才的培养，着书立说，寻找强国富民之路。
1927年北大校庆时，马寅初发表题为“北大之精神”的演讲：“此种虽斧钺加身毫无顾忌之精神，国家可灭亡，而此精神当永久不死。然既有精神，必有主义，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以达其至高之鹄的。”
沈松林回忆，老师马寅初在南京工作时，他常送老师坐夜车回杭州，每次总看到马挟着厚厚的一本书。沈问：“马老师，您坐夜车还要看书吗？”马回答道：“我在来去火车中看看书，已成习惯。我是走马看花，把其中重点画上线，以后需要，随即可查。”沈又问：“您早成为着名学者，快成老年人了，还要这样用功吗？”马严肃说道：“正因为如此，更要加紧吸收新知识，如一旦世界上发生了重大的经济事件，别人问我是怎样的看法，有什么意见，我若答不出，岂不是把我这个所谓‘经济学家’的招牌打碎了吗？”接着又说：“任何人研究学问都要精益求精，一旦自满就会被时代所淘汰。”
叶沛婴回忆，抗战期间，马寅初在防空洞躲警报时，常站在洞口，借着洞口的一线亮光，坚持读书。某年暑假，叶曾在马家住了一个多月，他每每见马寅初翻阅中外资料，撰写文章直至深夜，叶深为感动。
20世纪50年代，已七十高龄的马寅初为了能直接阅读俄文经济理论书籍，开始学习俄语。他学习十分认真，出差路上、上下班途中，只要有时间就进行学习。无论天气冷热，晚上他坚持完成俄文作业，早上在院中大声朗读。有学生还曾看到他在景山上朗读俄语。通过三年学习，他不仅能用俄语交流，还能阅读俄文原版书报。朋友们看到他认真学习的态度，都夸他是“七十岁的小学生”。
【激烈】
抗战爆发后，马寅初考察中国的战时经济，对国民党的军政要员大发国难财异常不满，他以“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来概括这班人的丑行，并将矛头直指孔、宋家族。
傅光培回忆，在一次经济会议上，马寅初拿出一张5万元的钞票，当面质问孔祥熙：“今天这张钞票能买到一刀草纸，到明天买一刀草纸就需要花一车子这样的钞票了。”孔闻言大怒。
1939年中国经济学社年会上，财政部长孔祥熙上台发言，马寅初当众质问孔经济问题，孔面红耳赤，无言以对，下不了台。有人提议休息十分钟，才替孔解了围。趁休息时，孔溜之大吉，从此恨马寅初入骨。也有说法称，面对马寅初的质问，孔结结巴巴地说：“我是‘孔夫子’的后代，我不会贪污！”
不久，马寅初在中华职工学校进行演讲，大骂孔祥熙“贪污，发国难财”，批评蒋介石：“有人说蒋委员长是民族英雄，我认为他不够格，他只能算是他们蒋家的家族英雄，他若做民族英雄必须做到‘大义灭亲’这四个字啊……”他说：“今天我出来讲演，遗嘱已写好了，儿子也带来了，我已无所顾忌，该说的还是要说，我知道特务就在周围，你们有枪就拿出来打吧！就把我抓起来吧！”
1940年春，马寅初受陆军大学邀请给来自前线的将官班学员讲演《抗战财政问题》。在两个多小时的演讲中，马寅初痛斥四大家族。他说，现在正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全国上下应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心同德、共赴国难。但是现在并非如此，而是“下等人”出力，“中等人”出钱，“上等人”则既不出钱，又不出力，还要囤积居奇，发国难财。还有一种“上上等人”依靠权势，大发超级国难财。他公开指明：“这种猪狗不如的‘上上等人’就是孔祥熙和宋子文之流。”他还说：“必须把孔祥熙、宋子文撤职，把他们不义的家财拿出来充作抗战经费。”马的演说引来阵阵热烈的掌声，主持人吓得不知所措，演讲结束后连感谢的话也不敢多说，赶紧把马送走了。
面对马寅初的公开声讨，蒋介石气急，说马是“嵊县强盗”（按：新中国成立前嵊县以出强盗闻名），马寅初则说自己是“嵊县强道”，即强大的道理，而蒋介石之流不是“大道为公”而是“大盗为私”。
蒋介石对马寅初十分不满，1940年12月6日，蒋派宪兵逮捕了马寅初，将他幽禁在贵州息烽军统集中营的山沟里。对外，则以“立法委员马寅初，奉命派赴前方研究战区经济状况，业已首途”的假新闻敷衍了事。
1941年3月30日为马寅初六十大寿，重庆各界人士为他举行了没有寿星的祝寿会。中共驻重庆办事处的三位最高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联名送来巨幅寿联，云：“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
马寅初曾对谭伯鲁等人谈及被幽禁的经历，他先被幽禁在贵州息烽八个月，后又到江西上饶住了一年。他一个人住一套平房，看守警卫及勤杂人员倒有一排人之多；吃饭时四菜一汤，可以看书，与家人通信只能谈家事，生活尚可，但完全与世隔绝。警卫人员多为农村青年，人很朴实，经常拿着课本向他请教，没有人为难他。他还谈及，在息烽时，每天下午4点他都到外边散步，每次都有一二十人随行。此地是荒野，平日没有人烟，但每天此时，他总是看到远处也有一群人跟随着一个人在散步。日子久了，他想这一定是“同路人”，便隔着五道铁丝网向对方挥手致意。但因相隔太远，他一直看不清楚到底是谁。后来有人告诉他，这人便是张学良。
警卫陈凤超奉命看管马寅初。1941年2月的某天早晨，陈见马神色有异，便问其故。马好一会儿没有开口，半天才说：“我今年六十岁了！命中来说是个关口，我家三世未有活过六十岁的人，今天我身在虎口，凶多吉少，恐不能过这个年龄。”说了流泪不止。陈忙劝慰，马才心绪稍安。这一日，息烽集中营奉上级之命为马寅初办了寿宴，马寅初也高兴得喝了少许酒，自此之后他便宽了心。马寅初与陈很是投缘，离开息烽时，特地告诉陈自己在杭州的地址，让陈去找他。新中国成立后肃反，马寅初还为陈凤超做证。
马寅初被幽禁后，各界人士一直没有停止营救行动。1942年8月，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使、马留学美国时的同学赫尔利向蒋介石提出释放马寅初的要求，蒋为取得美国支持，于8月20日释放了马寅初，但仍将他软禁在歌乐山家中，不许其教书、发表文章，在经济上断其生路。潘序伦回忆，当时他请马到其创办的北碚私立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任教，以缓解马家的经济困难，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知道后，威胁潘必须立即将马寅初免职。正好此时已是1945年5月，日本已有投降之意，故潘并未理会陈的命令。
李公朴、闻一多遇害后，在上海的马寅初应南京中央大学学生自治会的邀请，只身前往南京演讲，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的阴谋。他开口便说道：“我今年六十六岁，六十岁是本钱，我已经有六年的利息，还怕什么？我这次来，已经写好遗嘱，后事已做好安排。……兄弟是老牌的国民党员，不过，兄弟不是蒋委员长的国民党员，而是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员。把一顶‘红帽子’给我戴，兄弟不怕戴，也戴不上。”马寅初往返的路上一直有两个特务跟着马寅初，故中央大学学生一路组织护送。
1948年，马寅初在上海交大演讲时，更是公开嘲讽蒋介石是“头号大真空管”，他说：“蒋真空管就是肚里完全是空空的，顶上光光的、秃秃的，头号就是最大。”
在上海的一次经济团体联谊会上，有人说孔祥熙、宋子文收买黄金，提议没收他们的财产，马寅初说：“错在要打内战的那个人。”
马寅初曾对学生们笑谈：“以前我给蒋介石个别讲过经济学，他根本不懂什么叫通货膨胀，物价为什么会上涨这一类普通经济常识。因为蒋介石是行伍出身，只懂得立正、稍息那一套。他喊一声立正，他的部下官兵就不敢稍息。打内战他是内行，但是搞经济就是外行。这个物价就不听蒋介石的命令，他喊立正，而物价还是要向前跑。”
【识见】
马寅初的博士论文《纽约市的财政》，轰动了美国财政界和经济界，被哥伦比亚大学列为一年级新生的教材。
20世纪20年代，马寅初便开始抨击军阀和官僚，他在《中国何以如此之穷》中说：“中国的穷，穷在军阀的滥费和官僚的贪贿。”“要消除中国的贫穷就要打倒淫威的军阀。”
1927年，马寅初任浙江省政府委员、财政委员会主席等职期间，力主禁烟。他说：“今日之禁烟问题，实吾浙江之生死问题。”并说：“我在职一天，必须反对到底，决不妥协。”马寅初还收集和编写了歌谣《戒烟歌》、《戒赌歌》，命人张贴、传唱。如《戒烟歌》一：“劝我民，莫吸烟；五脏六腑都熬煎。甘之如饴真鸩毒，想一想，速死由己不在天。”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考察，马寅初认为应提倡计划生育，控制人口。他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
1957年7月15日，75岁高龄的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一文，他在文中指出人口多、资源少是我国一个很严重的矛盾。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口增长率为20％，如不加以控制，50年后我国人口将达到16亿。他说：“人口固然是一个极大的资源，但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他倡议，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数量。
马寅初认为，发展中国经济最关键的是两个问题：首先是人口问题，其次是农业问题。他多次说：“除了人口问题外，农业问题应及时研究，要早为之图，要花大力气，下苦功夫！”因人口论争赋闲后，马寅初曾着手编写《农书》，但遗憾此书未能问世。
【拥戴】
看穿国民党的腐败后，马寅初说：“为了国家的利益，我是一定跟共产党走的！”抗战结束后，他开始学习《资本论》，并常说：“有人骂共产党，我就拥护共产党，共产党来了，怕什么？我在杭州有四百亩土地，我全部献出来！”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9月1日，马寅初与毛泽东在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的鸡尾酒会上会面。这是毛与马的初次见面。会后，毛泽东邀请马去他住处恳谈了2小时。
1949年3月，毛泽东抵达北平，马寅初去西苑机场欢迎，并参加了毛泽东当晚特设的宴会。10月1日，马寅初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了开国大典，目睹毛泽东将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
马寅初对毛泽东极为景仰和崇敬。他决定，如果生下孙女，便起名思润、思之（毛泽东字润之），孙子则起名思泽、思东。于是，马寅初唯一的孙女叫马思润，而次子马本初先出生的两个儿子名为马思泽、马思东。
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马寅初对毛泽东说：“要兄弟把北大办成第一流大学，就要支持我的工作。”毛笑着问：“要怎样支持？”马答道：“不要别的，兄弟点名要谁来北大讲演，就请不要拒绝！”毛欣然同意。此后，马寅初果然点名邀请了不少党政领导干部到北大讲演，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陈毅、团中央书记胡耀邦。陈毅在北大演讲时，第一句话便是：“今天是马寅老掐着我的脖子让我来的。”
1951年，国庆游行的学生队伍通过天安门时，正赶上秋雨滂沱，等北大学生回到学校时，热腾腾的姜汤已经摆在桌上了。马寅初喜形于色地对学生们说：“是毛主席特意叫人打电话告知学校，备好姜汤的。你们抬的红楼模型，毛主席看到了，兄弟正好站在主席身后。毛主席回头问我：‘马老，红楼还是原来的样子吗？没损坏吗？’我说：‘一切还是原样，毛、李（大钊）工作室也对外开放了。’”
1957年3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马寅初再次阐述了人口问题。毛泽东笑着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完全可以进行研究试验。马老今天讲得很好！从前他的意见，百花齐放没有放出来。准备放，就是人家反对，就是不要他讲，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马寅初听后备受鼓舞，将其调查结果写成《新人口论》一文，发表在7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
此后，毛泽东点名批评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马被迫辞去北大校长之职。尽管如此，马寅初仍对毛崇敬有加，当他看到毛搞个人崇拜时，十分担忧。一次会议上，有人说《毛泽东选集》四卷一千年两千年后仍可适用，马听后，不禁“毛骨悚然”。他说：“对毛主席的这种恭维，是在搞个人崇拜。这种个人崇拜是毁坏毛主席的‘糖衣炮弹’。”他多次表示，毛泽东是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要吸取斯大林生前被神化身后被指责的教训，不要搞个人崇拜，那样“是害了毛先生”，“我们要爱护毛主席”。
【论争】
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寅初就开始关注人口问题。根据他的建议，我国于1953年进行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截至1953年6月1日午夜，我国人口为6亿。马寅初对此极为震惊，因为新中国成立仅仅4年，我国人口就增加了1亿多。
不久，年逾古稀的马寅初到全国各地进行人口调查，回到北京后，他惊呼“小孩子太多了！”他在一次会议上疾呼：“人口问题，千万千万大意不得！现在不努力，将来后悔莫及。”
马寅初根据调查结果写成《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一文，提交1955年7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提案一出，便遭到康生、陈伯达等人的围攻和批判：“没有人还搞什么革命？还搞什么共产主义？”并武断地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人口问题。”但马寅初却坚持自己的观点：“我既然发现和认识了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就一定要坚持到底。否则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和人民代表，我就没有尽到自己对国家和人民应尽的责任。”
毛泽东一度对马寅初控制人口的主张表示赞赏。他说：“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是世界上各国都没有的。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但随着“大跃进”的发动，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说：“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观点发生了变化。
“反右”开始后，康生等人想将马寅初打成“右派”。中央统战部许涤新特向周恩来请示，周明确指出：“马寅初这个人有骨气，有正义感，是爱国的，他是我国有名的经济学家，国内外都有影响，不能划为‘右派’。”马寅初才得以幸免。但据许涤新透露，即便有了周的指示，马仍被划入了“内定右派”的花名册。
1958年7月，康生公开点名批判马寅初，此后，批判“马寅初反动思想”的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据统计，仅1958年下半年，《人民日报》等全国重要报刊发表的批判文章就达200多篇。
马寅初要求会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三位领导人中的任何一位，但他的要求未获批准。只有毛泽东派人放出话来：“马寅初先生不服输，不投降，可以继续写文章，向我们作战嘛！他是个很好的反面教员嘛！”对此，马公开表露：“为了国家和真理，我不怕孤立，不怕批斗，不怕冷水浇，不怕油锅炸，不怕撤职坐牢，更不怕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要坚持我的人口理论。”
1960年1月，马寅初在《新建设》上发表了《重申我的请求》一文，他在文中说：“我个人被批判是小事，没什么，不过我想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大事，我相信几十年以后，事实会说明我是对的。”
毛泽东看了马寅初的《重述我的请求》，向秘书口授道：“马寅初向我们下战表，堪称孤胆英雄，独树一帜，也可以说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马尔萨斯姓马，他也姓马，有人要扞卫他的外国祖先到底，有什么办法？看来，马寅初不愿自己下马，我们只好采取组织措施，请他下马了。理论批判从严，生活给予出路，此事不可手软。”此后，对马寅初的批判就升级为政治斗争和人身攻击。一夜之间，上万张大字报贴满了北大校园，甚至连他家的院子里、书房里及卧室中，都贴满了大字报。北大校园里响起了“马寅初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
开始，马寅初认为大字报是对他善意的批评，便让秘书王克宥到校园各处抄录大字报，送给他看。但大字报越来越多，抄不胜抄，王也就不再抄录。接着，大大小小的批判会一场接一场，马寅初不出席的批判会，他们便专门从会场接了一条电话线到马家，让他洗耳恭听。马寅初出席时，他们则让人轮番上台发言，指着他的鼻子批判。在经济系的一场批判大会上，有人竟指着他大声吼道：“对你这种人就是要带着‘食其肉而寝其皮’的阶级仇恨批判！”
1960年1月，马寅初被迫辞去北大校长一职，很快他又被免去全国人大常委的职务，并且他的申辩权被剥夺，规定他不得发表文章，不得公开讲话，不得接受新闻记者访问，不得会见外国人士和海外亲友。至此，近8年的人口论争画上了句号。
【执着】
马寅初常说：“总要有人肯站出来讲话才行。”“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所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所不敢言，就更难。我就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敢言。”
北大开大会批判马寅初，会议开始很久，马还未到。于是主持人派人把他“请”了过来，他到场之后，搬了张椅子坐在台前，泰然自若。此时，台下有人开始喊口号，马寅初却坦然道：“泼冷水是不好的，但对我倒是很有好处。我最不怕的是冷水，因为我洗惯了冷水澡，已经洗了五十年了，天天洗，夜夜洗，一天洗两次，冬夏不论，对我泼冷水，我最欢迎。”
1958年，在一次全校的批判大会上，马寅初高喊：“我没有在课堂里上课，但我要用自己的文章来教育北大学生坚持真理。”此后，马寅初又在一次声明中说：“我平日不教书，与学生没有直接的接触，总想以行动来教育学生，我总希望北大的一万零四百名学生在他们求学的时候和将来在实际工作中要知难而进，不要一遇困难便低头。”马校长的这番话，鼓舞了许多北大学生，在往后的艰难岁月中，他们一想起老校长，便有了继续前行的力量。
同年5月4日，北京大学60周年校庆，陈伯达出席庆典发言时，对坐在主席台上的马寅初，厉声说：“马寅初要对他的《新人口论》做出检讨！”马闻听此言，微微仰着脸，望着陈伯达的头顶，一言不发，视若无物。
7月，康生亲自披挂上阵批判马寅初，他在北大的批判大会上指责马寅初的马“是马尔萨斯的马”。马寅初毫不示弱，当众反驳道：“我是马克思的马！谁说我是马尔萨斯主义，我就认他为教条主义者，反列宁主义者。”一时间会场哗然。
1959夏天，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党中央找马寅初谈话，要求他进行检讨，但马寅初却坚持自己是对的，拒绝检讨。最后，周恩来近乎用一种哀求的口吻说：“马老啊，你比我年长16岁，你的道德学问，我是一向尊为师长的。1938年你我在重庆相识，成了忘年之交，整整有20年了啊。人生能有几个20年呢。这次，你就应我一个请求，写一份深刻的检讨，检讨了，你好，我好，大家好，也算是过了社会主义这一关，如何？”马寅初说：“吾爱吾友，吾更爱真理。为了国家和真理，应该检讨的不是我马寅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