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岁时，李叔同曾治一印，称自己为“翁”，他圆寂后，姚鹓雏作诗挽之，中有“海角惊初见，堂堂三十翁”之句。
弘一法师常抄写《地藏经》和地藏忏仪，以此功德，回向亡母。晚间就寝之时，他也常持地藏菩萨的名号入睡。1926年，他到杭州附近的某寺挂单，某日就寝时照例持地藏菩萨名号入睡。此夜有强盗持刀杖入寺抢劫，寺僧无一幸免，唯法师所居之室未经搜检，强盗用力撬门，终不能开，欲从窗入，屡击玻璃，竟不能破，历一小时许，精疲力竭。时天色将晓，强盗只能悻悻而去。而弘一法师竟不知夜间之事，次日寺中僧人称奇相告，才得知晓。他认为正是得于地藏菩萨的护佑之力。这更坚定了他对地藏菩萨的信仰，弘一曾言：“自惟剃度以来，至心皈依地藏菩萨……受恩最厚。”在驻锡庆福寺的近10年时间里，弘一法师对地藏菩萨的承事供养，从未间断过。
李鸿梁则记载，弘一法师曾谈及：他某次住乡间某寺时，强盗来寺中抢劫，一人从他居住的房间窗户用电筒向内照射，当时他躺在床上，忽然觉得桌上闹钟停止不走了。强盗并没有发现他，不久便离去了。等强盗离去后，闹钟又开始走动了。
弘一听说上海有一处讲经念佛的超尘精舍，便到处寻找，结果他发现，精舍竟然就在他当年居上海时所住的城南草堂内。弘一法师感慨：“真是奇缘！那时我真有无穷的感触啊。”
丰子恺曾请弘一法师给自己的居所起名，弘一让他在小纸片上写下自己喜欢又能互相搭配的字，然后将纸片搓成团，放在佛像的供桌上抓阄，抓到什么就是什么。丰子恺连着两次抓到“缘”字，于是为居命名“缘缘堂”。法师当即为他写了横额，以后丰无论迁居何处，此横额都挂在他的居室内。
弘一法师自号晚晴老人，着有《晚晴集》，书斋亦命名为“晚晴山房”，皆因爱李商隐诗，取自“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之句。
黄永玉回忆，未满17岁的黄永玉在福建一座山庙前盛开的玉兰树上摘花，有个老和尚在树下问他：
“嗳！你摘花干什么呀？”
“老子高兴，要摘就摘！”
“你瞧，它在树上长得好好的……”
“老子摘下来也是长得好好的！”
“你已经来了两次了。”
“是的，老子还要来第三次。”
“你下来，小心点，听你讲话不像是泉州人。”
黄永玉口咬花枝，跳下树来，老和尚邀请他到屋里坐坐，这个老和尚就是弘一法师。
屋内很简陋，弘一笑着问道：“平常你都干什么呢？”黄答道：“老子画画，唔！还会别的，会唱歌，会打拳，会写诗，还会演戏，唱京戏，嗳！还会打枪，打豺狗、野猪、野鸡……”于是二人聊了起来，谈美术知识、拉斐尔、达尔文、米开朗琪罗……知道弘一的身份后，黄永玉向法师求字。法师答应了，让他四天后来取。一周后，回到泉州的黄才得知，弘一法师圆寂了，给他留下一幅书法条幅：“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世人得离苦。”黄永玉在庙中号啕大哭。
【温厉】
李叔同在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时，一日，一位学生被某老师怀疑偷窃，丰子恺出面抱打不平，情急之下给了该老师一拳。被打的老师坚持要开除丰子恺，李叔同说：“学生打老师固然不对，不过老师也有错，说明老师没有把学生教育好。”最后，在李的努力下，丰子恺只是被记过一次，免于被开除的厄运。
丰子恺回忆，一次上课时，李叔同正进行钢琴范奏，一位同学放了个屁，奇臭难闻，同学们大都掩鼻或发出讨厌的声音，李亦皱眉弹着琴，直到臭味散去。下课后，在同学们散去前，李郑重地说：“大家等一等，还有一句话。”接着，他用轻而严肃的声音和气地说：“以后放屁，到门外去，不要放在室内。”接着又一鞠躬，表示同学们可以出去了。同学们都忍着笑，出门后，快速跑到远处，大笑一顿。
上音乐课时，有人不唱歌而看别的书，有人将痰吐在地板上，李叔同“不立刻责备，等到下课后，他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郑重地说：某某等一等出去。……等到别的同学都出去了，他又用轻而严肃的声音向这某某同学和气地说：下次上课时不要看别的书。或者：下次痰不要吐在地板上。说过之后他微微一鞠躬，表示你出去罢。出来的人大都脸上发红。又有一次下音乐课，最后出去的人无心把门一拉，碰得太重，发出很大的声音。他走了数十步之后，李先生走出门来，满面和气地叫他转来。……进了教室，李先生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向他和气地说：下次走出教室，轻轻地关门。就对他一鞠躬，送他出门，自己轻轻地把门关了”。
李叔同这种教育学生的方式让许多学生很是吃不消，丰子恺回忆，有一个最顽皮的同学说：“我情愿被夏木瓜（夏丏尊的绰号）骂一顿，李先生的开导真是吃不消，我真想哭出来。”
一天，李鸿梁在木炭画教室里，走到石膏模型前去看说明卡，不料挡住了后面正在改画的李叔同的视线，他有些不大高兴地说：“跑开！”李鸿梁少年气盛，听了颇为不满，便走回自己的位置上，故意敲了画板一下，以示不快。午饭后，工友闻玉对李鸿梁说：“李先生请你去。”李鸿梁知道李叔同找自己一定是为了上午的事，心里不免有点惴惴。但李叔同见到他后并没有改变常态，而是把他领到房间里，关上门，轻轻地对他说：“你上午有点不舒服吗？下次不舒服请假好了。”接着又随手把门拉开说：“你去吧，没有别的事。”李鸿梁惭愧得好几天不敢和李叔同当面讲话。
又一次，李鸿梁从图画教室里出来，随便高声问道：“李叔同到哪里去了？”谁知李叔同立即从教室隔壁的小房间里走出来，吓得李鸿梁从扶梯上连滚带跳地逃了下来。但李叔同的声音并没有变化，仍很自然地问道：“什么事？”而此时李鸿梁已汗透小衫了。
刘质平进入浙江两级师范学校学习后不久，创作了平生第一首曲子。他把作品拿去给李叔同看，李看后若有所思，他以为李要责怪自己，正惶恐之际，忽听李说道：“今晚8时35分到音乐教室来，有话要讲。”时值严冬，风狂雪大，刘质平到教室外时，走廊上已有了脚印，但教室门却紧闭，全无声息。于是刘质平就在廊前冒着风雪等候。十分钟后，教室电灯忽然通明，接着李叔同走了出来，他显得非常满意，对刘说，你已经准时赴约，且又尝到风雪的滋味，可以回去了。原来，这是李叔同在考验刘质平。此后，刘质平成为李叔同的得意弟子，在音乐事业上颇有成就。
1917年，刘质平赴日本学习音乐，因经济拮据，便向老师李叔同求援。当时李叔同的薪金为105元，这份薪水要负担上海家用40元，天津家用25元，他从自己的生活费中再挤出20元负担刘的生活费，直到刘完成学业。他在给刘质平的信中与刘约定：这是基于师生情谊的馈赠，并非是借贷，将来不必偿还；不得将赠款之事告知第三者，即便家人也不可提及；赠款期限以刘质平毕业为准。
弘一法师剃度后，李鸿梁到大慈寺去拜访，但被寺僧所阻，李便与寺僧吵了起来。法师闻讯出来，看到李后，忙向众僧道歉：“对不起，他是我的学生。”法师便嘱咐李鸿梁，以后来访，一定先约定日期时间，以免再受阻难。又一次，李到招贤寺去见法师，法师恐怕李又被阻拦，早早在山门前等候。所以李鸿梁再去见法师，必定遵守约定时间，免得法师久等。
1920年，弘一法师到衢州，衢州驻军团长三次求见法师，法师拒而不见。沙弥再劝，法师说：“他要见我无非求一字，这就赠他一张佛号，烦你转交吧！”
弘一法师在温州庆福寺闭关静修，温州道尹张宗祥前来拜望。弘一不见，他的师父寂山拿着张的名片代为求情，弘一垂泪道：“师父慈悲，师父慈悲，弟子出家，非谋衣食，纯为了生死大事，妻子亦均抛弃，况朋友乎？乞婉言告以抱病不见客可也。”张只好扫兴而归。
弘一法师居青岛湛山寺时，市长沈鸿烈与朱子桥同来请见，弘一只见了朱，当朱说起市长相见时，他急忙向朱小声和蔼地说：“你就说我睡觉了。”次日上午，市长请他赴宴请，他征引北宋惟正禅师的偈句婉言谢绝：“昨日曾将今日期，出门倚仗又思惟。为僧只合居山谷，国士筵中甚不宜。”
尤墨君回忆，弘一法师素日见的最多的是劳动者，次为知识分子，不见官僚。见来访者后，常以《普贤行愿品》中的四句偈语相赠：“十方所有诸众生，愿离忧患常安乐。获得甚深正法利，灭除烦恼尽无余。”
弘一法师曾应泉州居士叶青眼之请，为温陵养老院中的老人开示净土法门。准备开讲之时，一位地方要员来到院中，叶青眼频频起身，招待要员。法师极为不喜，当即表示取消这次开示。叶忙连声忏悔，弘一这才答应改在明天开讲。
弘一法师律己极严，从不轻易接受善男信女的礼拜供养，每到一处，必定先立三约：一、不为人师；二、不开欢迎会；三、不登报吹嘘。
弟子犯了戒，弘一法师甚少当面斥责，而是惩罚自己，不许自己吃饭，因为他认为自身的德性与感化力不够，未能使他人行正道，同时这样也是为犯错之人忏悔。弟子们知其习性，每逢他不吃饭，便知自己有错，赶紧设法改正。
一次，弘一法师到沪访故人黄中权，辗转探询，始得地址，既知黄已逝世，乃跪于栗主前，泪涔涔下，不发一言，半小时后，颓然而去。夏丏尊说：“这是生死交至上友情的表现。”
1930年，有一位20多岁的年轻和尚持弘一法师的介绍信，到李鸿梁处学习绘画。第二日，弘一的快信到达李处，他在信中说，某僧前来学画，希予以方便，但切勿告知他的通讯地址，信尾还附有一句：“此信阅后毁去。”李鸿梁颇觉奇怪，后来才知道此僧喜出入豪门，交结权贵，实无意于书画，故法师远之。
每到一地，弘一法师总是避开众人，偶然遇见有人走来，他总是回避走开，似乎有些怕人，其实他是为了免去别人向他行礼的麻烦。每每有人向他行礼，他总是原样回礼。平日出家前的学生前来拜访，向他磕一个头，他也向学生磕头回礼。
离开青岛湛山寺时，弘一法师去向住持俊虚法师辞行，从口袋里掏出来一张纸条，上书：“第一，不许预备盘缠；第二，不许备斋饯行；第三，不许派人去送；第四，不许规定或询问何时再来；第五，不许走后彼此再通信。”俊虚法师知其性情，只好答应。
【郑重】
李家门风素严，李叔同的父亲李筱楼在世之时，每次用餐，餐桌上必定要备一碟生姜，以从“不撤姜食”的古训。父亲去世多年之后，母亲依旧遵循此习惯。母亲对李叔同督课甚严。一次开饭之际，桌子摆放偏了些，母亲即训道：“子云：席不正不坐。”而父亲去世后，李家的当家人，李叔同的二哥李文熙对六七岁的弟弟也“教督甚严，不得少（稍）越礼貌”。
丰子恺说：“夏丏尊先生曾经指出李叔同先生做人的一个特点，他说：‘做一样，像一样。’李先生的确做一样像一样：少年时做公子，像个翩翩公子；中年时做名士，像个风流名士；做话剧，像个演员；学油画，像个美术家；学钢琴，像个音乐家；办报刊，像个编者；当教员，像个老师；做和尚，像个高僧。李先生何以能够做一样像一样呢？就是因为他做一切事都‘认真地，严肃地，献身地’做的原故。”
欧阳予倩回忆，李叔同演戏并不是为了好玩，他的态度十分认真：“他往往在画里找材料，很注重动作的姿势。他有好些头套和衣服，一个人在房里打扮起来照镜子，自己当模特儿供自己研究。得了结果，就根据着这结果，设法到台上去演。”
李叔同到两级师范任教的第一堂课，便能叫出很多学生的名字。后来学生们才知道，开学前几天，李便将学生们的学籍登记册拿了回去，用心记下学生们的名字。
丰子恺回忆：“李先生上一小时课，预备的时间恐怕要半天，他因为要最经济地使用这五十分钟，所以凡本课中所必须在黑板上写出的东西，都预先写好。黑板是特制的双重黑板，用完一块，把它推开，再用第二块，上课铃没有响，李先生早已端坐在讲坛上‘恭候’学生，因此学生上图画、音乐课决不敢迟到。往往上课铃未响，先生学生都已到齐，铃声一响，李先生站起来一鞠躬，就开始上课。他上课时常常看表，精密地依照他所预定的教案进行，一分一秒钟也不浪费，足见他备课是很费心力和时间的。”
李鸿梁回忆，李叔同弹琴十分严格，无论附点、切分音、休止符、强弱等等都非常注意，非常准确。每周他让学生将上周教的曲子弹给他听，觉得满意的，他便在本子上写一个“佳”、“尚佳”或“尚可”等字样。如果不满意，他立刻站起来，用天津腔的上海话说：“曼好，曼好，不过狄葛浪（这里）好像有点勿大里对”（这里有点不大对），或说“还可以慢一点，狄葛浪还要延长一点”等等。学生也不用辩解，因为即使辩解，他也决不再讲第二句话。学生只好赶快退出来，回去继续练习，等到下一周和新曲子一同再弹给他听。
上美术史课时，李叔同总是提前搜集各时代、各名家的代表作，附记在纸条上，拿给学生看。在每学期开学前，他便将本学期所教的内容和顺序详细编定，预告给学生。
李叔同总是利用吃早饭以前的半小时、吃午饭至上课之间的三刻钟，以及下午四时以后直至睡觉前的这三段时间为学生们进行图画音乐的课外练习。这两门课都需要个别教学，所以学生在这几段时间轮流前去受教，而李叔同则无法休息，他总是将午饭和晚饭提前，从早忙到晚。他几乎用全部的精力和时间来教育学生，而由他执掌的音乐、图画两课程也成为学校极为重要的课程。
1915年，李叔同让学生李鸿梁到南京高等师范（东南大学前身）去代课。见面后，李叔同拿出本学期的教学进度给李鸿梁看，详细告诉他学校里的情形，并嘱咐道：卧室与教员休息室很远，每天早晨必须把自己的表与钟楼的大钟对准，因为号声有时候听不清楚。如有事外出，叫车子回校时，一定要和车夫说清楚拉到教员房，因为头门离教员房是很远的。每逢吃饭时，要记住，每人两双筷子，两只调羹，如觉不便，可以关照厨房，把饭单独开到自己房间里来。还有那个管理房间的工友，你须注意等等。
丰子恺在《李叔同先生的文艺观——先器识而后文艺》一文中回忆，李叔同在杭州师范任教时，书桌上常放着刘宗周的《人谱》，“这书的封面上，李先生亲手写着身体力行四个字，每个字旁加一个红圈……有一次叫我们几个人到他房间里去谈话，他翻开这册《人谱》来指出一节给我们看。……他红着脸，吃着口（李先生是不善讲话的），把先器识而后文艺的意义讲解给我们听……我那时正热衷于油画和钢琴技术，这一天听了他这番话，心里好比新开了一个明窗，真是胜读十年书。从此我对李先生更加崇敬了。后来李先生在出家前夕把这册《人谱》连同别的书送给我。我一直把它保藏在缘缘堂中，直到抗战时被炮火所毁。我避难入川，偶在成都旧摊上看到一部《人谱》，我就买了，直到现在还保存在我的书架上，不过上面没有加红圈的身体力行四个字了”。
夏丏尊回忆李叔同：“他的力量全由诚敬中发出，我只好佩服他，不能学他。举一个实例来说，有一次宿舍里学生失了财物，大家猜测是某一个学生偷的，检查起来却没有得到证据。我身为舍监，深觉惭愧苦闷，向他求教。他指示给我的方法，说也怕人，教我自杀！他说：‘你肯自杀吗？你若出一张布告，说作贼者速来自首，如三日内无自首者，说明舍监诚信未孚，誓一死以殉教育，果能这样，一定可以感动人，一定会有人来自首。——这话须说得诚实，三日后如没有人自首，真非自杀不可。否则便无效力。’这话在一般人看来是过分之辞，他说来的时候，却是真心的流露，并无虚伪之意。我自惭不能照行，向他笑谢，他当然也不责备我。”
李叔同生平念念不忘的是《论语》中所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此为他做人为僧之警语。
初入佛门时，弘一法师曾要求自己：“凡有旧友新识来访者，暂缓接见；凡以写字作文等事相属者，暂缓动笔；凡以介绍请托及诸事相属者，暂缓承应。”
弘一法师日常以“习劳、惜福、念佛、诵经”为功课，以“正衣冠、尊瞻视、寡言辞、慎行动”为座右铭。
丰子恺回忆道：“有一次我寄一卷宣纸去，请弘一法师写佛号，宣纸多了些，他就来信问我，余多的宣纸如何处置？又有一次，我寄回件邮票去，多了几分，他把多的几分寄还我。以后我寄纸或邮票，就预先声明，余多的送与法师。”
弘一法师晚上收到邮寄来的快函，并不启封阅览，只是说，不管有任何要紧事，也要明天再办，何必急急自扰，妨碍睡眠。
弘一法师曾同时备步履四双，有人问何故，答曰：一礼佛着，一闲时着，一外出着，一如厕着。
弘一法师言出必行。抗战爆发时，他正在青岛，别人劝他离开青岛，他因对人承诺，故坚持守诺，等到中秋节后再离开。随后战火蔓延，上海已是炮火连天，相较之下，青岛还算平静，夏丏尊便写信劝法师暂留青岛。然而，法师仍依计划离开青岛。上海陷落的前几日，法师抵达上海。二人几年不见，彼此都觉衰老。法师见夏面带愁苦，便笑着劝慰道：“世间一切，本来都是假的，不可认真。前回我不是替你写过一幅《金刚经》的四偈了吗？‘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你现在正可觉悟这真理了。”
弘一法师在上海停留三天，然后回厦门。第三天，夏丏尊前去看望。法师住的旅馆，正靠近外滩，日本人的飞机就在附近狂轰滥炸。法师镇定自若，只是微动着嘴唇端坐念经。此等风光，夏丏尊佩服得五体投地。后夏将其与法师的合影寄给丰子恺，并附信道：“弘一师过沪时，曾留一影，检寄一张，藉资供养。斯影摄于大场陷落前后，当时上海四郊空爆最亟，师面上犹留笑影，然须发已较前白矣。”
黄福海到福林寺看望了弘一法师，几日后，一位小和尚奉法师之意给他带来一幅小中堂，及一大卷书件。黄福海打开一看，发现除了书件，还附了许多大小不一的碎纸条。小和尚解释说，纸条是他以前送给法师的纸张，裁了书写后剩下来的，现在一并还给他。黄听罢对弘一法师之惜物很是感叹，小和尚见他惊讶，说道：“我曾看见法师在垃圾堆上拾得一些小布条，宝贝似的带回去，洗干净了准备补缀破衣裳呢。”
夏丏尊说弘一法师：“在他，世间竟没有不好的东西，一切都好，小旅馆好，统舱好，挂褡好，粉破的席子好，破旧的手巾好，白菜好，莱菔（萝卜）好，咸苦的蔬菜好，跑路好，什么都有味，什么都了不得。”
亦幻法师回忆，弘一法师在白湖时，静权法师、炳瑞长老、静安长老等人均在，“诸位法师围坐在一桌吃饭，因为是罕遇，反把空气变得太严肃了。胃口一点都勿开，没有把菜吃完就散席。我统计这次的聚餐，说话只有寥寥两三个请字，但相互合掌致敬之动作，倒有数十次之多呢。故我无以名之，曾名之为‘寂寞的午餐’”。
弘一法师在湛山寺讲律，主讲《随机羯磨》。上课时，他并不坐在讲堂正位，而是在一旁另设一张桌子，与众共习，不以人师自居。因为身体虚弱，他每堂课只讲半个小时，言语精练，不说多余的话。他每次课前都花很长时间准备，湛山寺的火头僧回忆，第一天开讲临下课时，弘一说：“我研究二十多年的戒律，这次开讲头一课，整整预备了七个小时。”
病重时，弘一法师每天照常工作，他对前来探病的广洽法师说：“你不要问我病好没有，你要问我有没有念佛。”
暮年，弘一大师给自己取名“二一老人”。这两个“一”出自“一事无成人渐老”，以及吴梅村的绝命词“一钱不值何消说”。
【乖僻】
李叔同经常虚言家世或虚写地名。1906年10月4日，日本《国民新闻》记者采访李叔同，记者问道：“您的双亲都在吗？”李答：“都在。”问：“太太呢？”答曰：“没有，是一个人，26岁还是独身。”其实那时李叔同的双亲皆已故世，他也早在18岁时跟俞氏结婚。
刘质平在《弘一上人史略》一文中也说：“（弘一）所写地名、山名、寺名、院名，有曾住者，有未曾住者，有寺名院名臆造者，有全部臆造者，均与笔名同时决定。”
一次，李叔同和欧阳予倩约好了早晨八点在李的寓所见面。两个人的住处距离很远，欧阳予倩因为赶电车迟到了。到了李家，递过名片，欧阳就在门外等候。不多时，李叔同推开窗门对欧阳予倩说：“我和你约的是八点钟，可是你已经过了五分钟，我现在没有工夫了，我们改天再约吧。”说完一点头，关上窗户。欧阳予倩知道他的脾气，只好回去了。
与欧阳予倩有同样遭遇的还有春柳社成员吴我尊。据徐半梅回忆，一次，李叔同约吴某日下午两点到他家中，吴晚了五分钟到达，李叔同不肯开门，只是从窗户对着楼下的吴我尊说：“我约你的，是下午二时，现在时刻已过，恕不开门了，我们再改约日期吧。”吴只能悻悻而返。
徐半梅还回忆，李叔同和日本女子福基婚后，岳母过来探访女儿，临走时天正下雨，于是就向李借一把伞。但李无论如何也不同意，他说：“当初你女儿嫁给我的时候，并没有说过将来丈母娘要借雨伞的。”岳母哭笑不得，只好淋雨回家了。
留日学生韩亮侯回忆，一次，他去听音乐会，在一堆衣着光鲜亮丽的听众中，见到一衣衫褴褛之人，坐在正厅优等座上。他颇觉奇怪，散场后，彼此打招呼，才知道此人也是中国人，叫李叔同。随后，韩随李到李宅做客，发现李居住在一栋漂亮的二层洋房中，房内环壁皆书，屋角放一架钢琴，觉得很是糊涂，仿佛读了一篇浪漫主义的传奇小说。而此时，李叔同已换上崭新的西服，请他一起去附近餐厅吃宵夜。
李鸿梁回忆两级师范任教时的李叔同：“他忽然变为一个很严肃的教师了。灰布长衫，黑布短褂，平底鞋，先后判若两人。在学校里很少见他的面，就是同事房间里好像也不很走动的，教员休息室里也不常去。到上课时，总是挟了书本去上课，下课直接回到房间。走路很迅速，不左右顾盼。冬天衣服穿得很少，床上被子也很薄，严冬并不生火。后来法师告诉我，他的身体不适宜多穿衣服，烤火更是有害，所以他晚年喜住在闽南，就是这个缘故。”
在浙一师任教时，李叔同几乎不与当时主持校务的经亨颐联系，有时请假，也是致电校工，从不直接告知校长和教导主任。
李鸿梁回忆，一次，几个同学找到日籍教师本田利实，请他给每人写一幅书法屏条。本田的文具不完备，大家便建议到李叔同的写字间里去写，本田连说不好。后来有人说李外出了，本田这才答应，还专门安排人负责望风，在扶梯上、走廊上、房门口，都安排了人，并一再嘱咐，李叔同回来须立刻通知他。学生们说：“李先生决不会因此发恼的。”但本田说：“在李先生面前是不可以随便的。李先生的道德文章固然不必说，连日本话也说得那样漂亮，真了不起！”等到字写好了，有人骗他说：“李先生来了。”本田听罢，狼狈起身逃回自己房间。学生们不禁大笑。
弘一法师曾自承：“弟子在家时，实是一个书呆子，未尝用意于世故人情。”
【丹心】
维新变法时，李叔同赞同康梁“老大中华非变法无以图存”的主张，曾私刻一印：“南海康君是吾师”，被当局视为逆党，不得不南下避祸。
1906年，在日本留学的李叔同，感慨故国民气不振，人心已死，挥笔赋七绝以明志：“故国荒凉剧可哀，千年旧学半尘埃。沉沉风雨鸡鸣夜，可有男儿奋袂来？”
辛亥革命成功时，李家的产业遭受了致命的打击，原因是辛亥革命引起的票号倒闭，这使得李家的百万资产荡然无存。但李叔同却写下一曲慷慨激昂的《满江红》，以志庆喜：
“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囊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
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魂魄化成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河山，英雄造。”
弘一法师经常吟诵宋代名臣韩琦的两句诗：“虽惭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晚节香。”抗战期间，五十四岁的弘一法师到闽南潘山凭吊韩偓墓庐，收集韩的生平资料，嘱咐高文显为韩作传。因为他钦佩韩偓虽遭遇国破家亡的惨痛，却不肯附逆（朱温），仍耿耿孤忠于唐室的情怀。
1937年8月，他在青岛湛山寺作“殉教”横幅题记：“曩居南闽净峰，不避乡匪之难；今居东齐湛山，复值倭寇之警。为护佛门而舍身命，大义所在，何可辞耶？”翌年，他报柳亚子偈云：“亭亭菊一枝，高标矗劲节。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表达了为护佛而殉教的决心。
弘一法师从青岛回到厦门时，厦门正处于危亡之中。弘一发愿与危城共存亡。大家劝他避难，他说：“为护法故，不怕炮弹。”他将居室命名为“殉教堂”，以誓护法报国之志。弘一法师致函道友李芳远云：“朽人已于九月二十七日归厦门。近日厦市虽风声稍紧，但朽人为护法故，不避炮弹，誓与厦市共存亡。……吾一生之中，晚节为最要，愿与仁者共勉之。”
是年，厦门市为鼓舞民众的体育精神，募捐拯救四川难民，决定举行第一届全市运动大会。运动会筹委会请弘一法师为大会撰写会歌。弘一欣然答应，并在三月间就把词、谱都写了出来。他在作歌时，又联系到当时日寇猖獗侵略中国的现实，把体育与振奋民心、团结抗暴结合了起来。《厦门第一届运动会会歌》是李叔同为后人留下的最后一首歌曲。
1938年年初，弘一法师先后在晋江、泉州两地开讲《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后他又在泉州清尘堂开讲“华严大义”，讲毕，特叮嘱听法者缁素，共诵《行愿品》十万遍，以此功德，回向国土众生，倡佑国运，消弭业灾。一日，法师在斋堂用餐之际，忽然潸然泪下，对身边弟子说：“吾人所食为中华之粟，所饮乃温陵之水，身为佛子，于此之时，不能共纾国难于万一，为我佛如来张点体面，自揣尚不如一只狗子！狗子尚能为主守门，吾人一无所用，而犹腼颜受食，何能无愧于心？”一座僧众，为之肃然。
林长弘回忆，1938年4月的某日，日本舰队司令久仰弘一法师盛名，特登岸寻访法师，并要求法师用日语对话，但法师坚持“在华言华”，拒绝说日语。司令邀请法师到日本，说定以国师之礼奉之，法师答道：“出家人宠辱俱忘，敝国虽穷，爱之弥笃！尤不愿在板荡时离去，纵以身殉教，在所不惜！”
【至孝】
李叔同5岁丧父，此后便与母亲相依为命。李与母亲的感情很好，他对丰子恺说：“我从20岁到26岁之间的五六年，是平生最幸福的时候。此后就是不断的悲哀与忧愁，一直到出家（按：他将出家看成是新生）。”
李叔同的母亲王太夫人是李父的小妾，在家中地位低微，李曾不止一次对人提起“生母很苦”，直到出家多年后他一想到母亲还有余哀。
1905年，王太夫人病逝于上海城南草堂。母亲离世时，李正外出为母亲预置寿木，不在母亲身畔，他终生引以为憾。他曾多次对友人说：“母亲不在的时候，我正在买棺木，没有亲送。我回来，已经不在了！”母亲去世后，他万分悲痛，改名李哀，号哀公，屏谢余务，闭门守哀，感叹“幸福时期已过”。
是年六月，李叔同扶柩北上，到达天津后，二哥李文熙以“外丧不入门”的旧制，不同意王太夫人的灵柩入府，兄弟二人为此而发生龃龉。关于此事，李叔同的三子李端记载：“我祖母的灵柩运回天津以后，我的二伯父借口我祖母是‘外丧’，不能进旧宅的大门。为此，我的父亲不依，和我的二伯父闹了一仗。他们兄弟间公开闹矛盾，这是第一次。经亲友调停说和，才让我祖母的灵柩进了旧宅，后即择日举殡，安葬在新开河边张兴庄以北的李氏祖茔内。”
李叔同痛恨旧制，决定采用西式丧仪为母亲举行追悼会。他在告知亲友的《哀启》中写道：“我国丧仪，繁文缛节，俚俗已甚，李叔同君广平，愿力祛其旧。爱与同人商酌，据东西各国追悼会之例，略为变通。”启文中说明，免收一切致丧礼物，如呢缎轴幛、纸箱扎彩、银钱洋钱等，只收取诗文、联句、花圈、花牌等；免除吊唁旧仪，改行鞠躬礼；丧仪有开会、致哀辞、唱哀歌、献花、行鞠躬礼等几个过程。全家人穿黑色丧服，演唱哀歌时，由李叔同亲自弹奏钢琴伴奏。李家还为吊唁宾客准备有西餐。天津人皆称：“李三爷办了一件奇事！”
出家后，李叔同斩断一切尘世情缘，唯独对母亲的感情难以割舍。他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一文中说，1918年正月十五日他皈依佛门，“二月初那天，是我母亲的忌日，于是我先两天就到虎跑去，在那边诵了三天的《地藏经》，为我的母亲回向。”此后每逢在亡母重要的冥诞，他便书写过《地藏经》或地藏忏仪，以此功德，回向亡母。
1930年，天台静权法师在金仙寺讲《地藏经》两个月，静权将经义与中国的孝道联系起来，提醒听法之人，对于父母的生养之恩更当深铭于心。弘一法师前去听法，从未缺席。亦幻法师回忆：“静权法师从经义演绎到孝思在中国伦理学上之重要的时候，一师当着大众哽咽涕泣如雨，全体听众无不愕然惊惧。座上讲师亦弄得目瞪口呆，不敢讲下去。后来我才知滚热的泪水是他追念母爱的天性流露，并不是什么人在触犯他伤心。”亦幻深受震动，他自出家以来，因惧俗累，对于在家的母亲极少过问，自觉惭愧，此后即开始照拂母亲的晚年生活。
【情爱】
天津梆子名伶杨翠喜是第一个走进李叔同心扉的女子。李叔同对杨翠喜极为倾心，每晚都去为杨捧场，散戏后还提着灯笼送她回家。闲暇时，李叔同为杨翠喜解说戏曲的历史背景，并指导她唱戏的身段和唱腔。对杨翠喜而言，李亦师亦友。但因为李母和二哥的强烈反对，两个人的爱情最后夭折。李叔同到上海后，给杨翠喜寄来两首《菩萨蛮》，其一为：“燕支山上花如雪，燕支山下人如月；额发翠云铺，眉弯淡欲无。夕阳微雨后，叶底秋痕瘦；生怕小言愁，言愁不耐羞。”
杨翠喜的命运让人唏嘘。光绪末年，段芝贵为了巴结权贵，将杨翠喜买下献给有名的花花公子——庆亲王之子贝子载振。御史赵启霖联合岑春煊上奏朝廷，弹劾载振，由此引出令朝野哗然的官场花案。
此案发生后，杨翠喜被偷偷送回天津，成为盐商王益孙的小妾。王益孙在其宅前院为杨翠喜另建房三间，并带私家戏楼，让其在戏楼里唱戏过瘾。但为防止世人口舌，他不准杨出屋一步。杨每日如同坐监，由于心情郁闷，一代名伶不足30岁即早早地离开了人间。所遗二子，下落不明。
十八岁时，李叔同由母亲做主与俞氏结婚。在关于李叔同的资料中，并无俞氏真实姓名的记载，只知小名蓉儿，是天津一位茶商的女儿。她是一位旧式女子，相夫教子，克己持家，但却始终未能获得丈夫的爱。
李叔同肖龙，俞氏比他大两岁，肖虎，李的保姆王妈妈说二人为“龙虎斗”，一辈子不合。而不幸为王妈妈所言中，婚后，李俞相敬如宾，但却不算琴瑟相和，日后更是聚少离多，有名无实。婚后不久，俞氏产下一子，乳名葫芦，但不幸天折。
俞氏与李叔同共度的时光，是在二人婚后迁居上海，到李留学日本之前的几年间。母亲去世后，李叔同扶灵北上，办完母亲的丧仪后，他将妻儿安顿在天津老家，只身赴日本留学。
从日本回国后，李叔同在天津住了一年多。据其子李端回忆，在他的印象中，父亲没有在家度过春节。当时李叔同将日本妻子安顿在上海，春节期间，他可能在上海度过了。
1912年，李叔同离开天津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天津。从此，俞氏和两个儿子一直在天津老家生活。
李叔同出家的消息传到天津后，李叔同的二哥认为，俞氏应当前往杭州劝说李叔同还俗。俞氏知道李叔同的个性，当时没有前往。但他们对于他的出家并不理解，而李叔同则对家人说：“你们只当我得‘虎列拉’死去就完了。”
李叔同出家对俞氏打击极大，李端回忆，李叔同出家后，俞氏为了打发寂寞的日子，到一家刺绣学校学绣花，后来又在家中找了几个女伴教她们绣花，但没多久就散班了。
俞氏于1926年病逝，享年四十五岁。她最终没有等到能与李叔同破镜重圆的一刻。
弘一出家后，从未回过天津。1992年，他曾致函侄儿李圣章，说他日道业有成，或可与家人相聚。夫人俞氏过世时，他曾有过回乡省亲之念，但终未成行。1927年，二哥李文熙六十大寿，特来信请弘一回天津，并汇大洋百元作为盘资。弘一带着弟子准备回去，但到上海后，他未再北上。
李叔同与上海名妓李苹香有过一段情缘。1904年的时候，李叔同曾为铄镂十一郎（章士钊）着的人物传记《李苹香》作序，在序中，李叔同感怀当初与她的交往，二人曾有诗词互赠。
李苹香原名黄碧漪，写得一手好诗词，居室名叫“天韵阁”，她的几部诗文集就以居室名命名出版的。李苹香自幼聪颖，八岁开始作诗，据说，当地一位名宿在偶然看到她的诗作后，拍案叫绝道：“此种警艳，当于古人遇之，至于今人，百年来无此手笔！”
据《李苹香》一书记载：1897年，李苹香十八岁时，与母亲以及异母兄弟三人，到上海去看赛马会。母子三人贪玩了几天，一下子用光了盘缠。当时，他们隔壁正好住着一位潘姓客人，三十多岁，长相丑陋，自称是嘉善县人，与李老家嘉兴是邻县。他热情地以老乡的名义，表示愿意资助李氏母子，并让他们在上海继续游玩，一切费用由他支付。几天过去，钱花得差不多了，潘某提出要娶李苹香为妻。无奈，李苹香只好尊母命，与潘某同居。
潘某是个无赖，家中早有妻儿。原配妻子见他另结新欢，不许他进门。潘某只好带着李苹香来来到苏州。为解决生计，潘某竟然让李去做妓女，李苹香从此沦落风尘。不久，潘某带着李苹香来到上海。由于李苹香才艺出众，很快被文人们授以“诗妓”之誉，成为上海名花。
1901年夏，李叔同避祸沪上，与李苹香相识，两人一见倾心，相见恨晚，互相引为知己。进入南洋公学学习后，李叔同与李苹香的交往更加频繁。除了上课，他的空余时间几乎都是和李苹香待在一起。
母亲病故后，李叔同决定远赴日本留学。他写下《和补园居士韵，又赠苹香》七绝四首，告别李苹香，李苹香亦写诗回赠。
李叔同遁入空门后，将自己的存书、书画作品以及印章全部捐赠了出去，其中，名妓朱惠百、李苹香所赠诗画送给了好友夏丏尊。
1906年，李叔同在东京结识了他的日本妻子，这是李叔同一生中最讳莫如深的一段感情，关于此女，相关资料都记录不详，李叔同几乎不向友人提起此女，而李的友人也鲜少有人见过她。
此女名字据记载有叶子、诚子、雪子、福基之说，这里采福基。两人最初的相识是因为学习西洋绘画的李叔同需要一位裸体绘画的女模特。
1906年的11月，正在练习绘画的李叔同无意中看到了给他送饭的房东女儿福基（福基的身份存在各种版本，有说法称她是艺校的学生，也有说认为她从外地到东京谋生），觉得这便是自己寻觅已久的最佳模特人选。于是，李请福基做自己裸体模特，福基答应了。福基成了李叔同的专职模特，每当画作完成，李叔同都会让她评价一番。在一段时间的合作后，二人暗生情愫。
二人是否结婚，不得而知。1911年3月，李叔同带着福基回到中国，并将其安顿在上海，自己先是在天津直隶模范工业学堂任图画老师，后任教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天津时，一到假期，李叔同便回上海与福基团聚；在杭州任教时，李一般每周周末回上海，星期日下午返回杭州。
李鸿梁记录过海伦路的李叔同寓所：“是一上一下的房子，除靠壁的书架以外，还有一架可以旋转的方形两层书架，摆在进门的右角，上面有一个圆盆，里面栽着松竹梅三友，半盆泥土低陷下去处铺上了些细粒的白石……”
1918年正月十五，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寺皈依佛门，他和福基12年的情缘走到尽头，从此佛俗异途，永不相叙。
出家后，李叔同请好友杨白民转告福基自己皈依佛门之事，并委托杨将她送回日本。从此福基再无任何消息。
丰一吟记载，福基曾到杭州与弘一会面。她在得知李叔同出家的消息后（也有说法称她是回日本后几年后，又重新到中国），找到杨白民，要求见李叔同一面，杨只好将她带到杭州。弘一法师得知后，不好回避，于是同意在西湖边会面。福基恳求弘一不要弃她而遁入空门，但是弘一去意已定，送给她一块手表作为纪念，并说：“你有技术（福基原本学过医），回日本去不会失业。”会面结束后，弘一就雇了小舟回寺。
黄炎培记载，李叔同的夫人（未说明为哪位）曾到上海，要求杨白民夫人和黄炎培夫人陪她到杭州找李叔同。三位女眷在杭州走访了好多寺庙才找到。四人一同到岳庙前临湖的一家素食店用餐。吃饭时，三人问一句，李叔同答一句，一顿饭吃完，李始终没有主动说过一句话，也没有抬头看一下女眷们。吃完饭，李便“告辞归山，雇一叶小舟，三人送到船边，叔同一人上船了，船开行了，叔同从不一回头。但见一桨一桨荡向湖心，直到连人带船一齐埋没湖云深处，什么都不见，叔同最后依然不一顾。叔同夫人大哭而归。”
【红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