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悲】
弘一法师在虎跑寺结夏安居时，寺中的一条小黄狗病重，弘一法师约弘祥等七僧，一起为小狗念佛超度。小狗最后安然去世，形色无所苦。弘一法师等人将其葬在青龙山下，事后又为小狗写了超度日记，悲悯之情，溢于文表。
1928年秋天，弘一法师到丰子恺家中，丰见其师心情沉重，便问他近来有什么心愿，弘一法师说，释迦牟尼所示之“戒”字，实是戒暴力杀害。时弘一法师四十九岁，丰之前曾与李园净协商，出一套画集祝贺其师五十寿辰，并计划其师五十岁时，出五十幅，到六十岁时，出六十幅。丰子恺听罢其师之言，决定将画集定名为“戒杀画集”。弘一建议改“戒杀”为“护生”。1929年2月，《护生画集》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发行。1942年，弘一法师圆寂，但丰子恺的画集不辍。逢弘一法师七十、八十、九十、一百诞辰时，丰子恺皆以画集纪念。画册最后一集出版的时候，丰子恺已在前一年离世。
弘一法师在庆福寺挂单时患痢疾，多日不愈，他对寂山法师说：“小病从医，大病从死。今弟子患大病，从他死好。惟求师尊俟吾临终时，将房门局锁，请数师助念佛号，气断六时后，即以所卧被褥缠裹，送投江心，结水族缘。”寂山老人听罢泪下。
因当时坊间所用的活字字模，字体常参差不齐，印成文后行列不均，弘一法师曾发愿，得闲暇时，为上海开明书店书写一套铜字模，用于刻印佛书。1930年5月，他开始着手书写字模，但半个月后即放弃，一来因身体不适，二来，他认为有些文字不适宜出家人书写，如尸部、刀部、女部中便有许多凶恶污秽的文字，入眼妨心，实在不愿执笔。
1935年冬，弘一法师身患重疾，病中再次立下遗嘱，交由传贯法师执行。传贯回忆：“师当大病中，曾付遗嘱一纸予贯云：‘命终前请在布帐外助念佛号，但亦不必常常念。命终后勿动身体，锁门历八小时。八小时后，万不可擦体洗面。即以随身所着之衣，外裹破夹被，卷好送往楼后之山坳中。历三日有虎食则善，否则三日后即就地焚化。焚化后再通知他位，万不可早通知。余之命终前后，诸事极为简单，必须依行，否则是逆子也。’”
普济寺鼠患严重，山鼠咬毁衣物，甚至咬啮便溺于佛像之上。弘一法师想起旧籍中曾说，用猫饭喂鼠可无鼠患，于是一试，果然灵验。于是他每日饲鼠两次，每次并为发愿回向，希望彼等早生善趣，乃至证得菩提。为此，他还特地写了一篇《饲鼠免鼠患经验谈》。
《护生画集》英文版封底有这样一个事例：1928年农历十一月的一天，弘一法师在船上看到一只老鸭被关在笼子里，据鸭主人说这老鸭肉可以治病，此鸭是送给乡间病者的。弘一听后，备感老鸭之不幸，他表示愿意用三金赎老鸭。在他的救助之下，老鸭终于免其恶运，并随大师一同下船。事后，弘一特意让丰子恺将老鸭的造型绘出，一并收入《护生画集》。弘一法师为此画的题词是：“罪恶第一为杀，天地大德曰生。老鸭札札，延颈哀鸣；我为赎归，畜于灵囿。功德回施群生，愿悉无病长寿。”
弘一法师到丰子恺家，丰请法师就坐。法师先轻轻摇动藤椅，然后再慢慢坐下，每次都如此。丰问何故，法师答说：“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动，突然坐下去，要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
丰子恺的随笔《法味》中写道：“七岁的p儿从外室进来，靠在我身边，咬着指甲向两和尚的衣裳注意。弘一师说她那双眼生得距离很开，很是特别，他说：‘蛮好看的！’又听见我说她喜欢书画，又喜刻石印，二法师都要她给他们也刻两个。弘一师在石上写了一个‘月’字（弘一师近又号论月）一个‘伞’字，叫p儿刻。当她侧着头，汗淋淋地抱住印床奏刀时，弘一师不瞬目地注视她，一面轻轻地对弘伞师说：‘你看，专心得很！’又转向我说：‘像现在这么大就教她念佛，一定很好。可先拿因果报应的故事讲给她听。’我说：‘杀生她本来是怕干的。’弘一师赞好，就说：‘这地板上蚂蚁很多！’他的注意究竟比我们周到。”
1940年春，弘一法师写信给妙慧法师说：“兹拟做大漉水囊一件，兹送上竹圈一个，即以白布缝于此上。此竹圈，系林居士物，乞代告知，即以此赠与余，为感。送上洋一元，乞代购白布。以能漉水，而小虫不得出者为宜。费神，至感。”
1942年1月，弘一法师返回福林寺度岁。他赠送给晋江乡医杜安人贵重西药10余种。杜极为感动，他的医术很高，收费亦高，贫困者往往无力到他那里就医。与弘一法师交往后，他深受大师感召，表示今后将效仿法师慈悲之心，济世救人。
弘一法师曾倡议，用布葛代替绮罗，冬日用驼绒代替丝绵取暖，如此可戒杀。
弘一大师曾书偈句：“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
【圆寂】
1940年年底，南安雪峰寺下院水云洞的慧田和尚请弘一法师前去看看。弘一欣然应邀。水云洞实在简陋，连法师的床都是拿两块卸下的门板来凑合的，但弘一很是喜欢，满口说好，并决定在此过年。
惠田素日散漫，而弘一法师却生活严谨，每日作息极为规律。一天，惠忘了为法师烧开水，法师并不责怪，却一定要喝生水，慧田心里难过。又一次弘一法师从厨房附近捡了几个小白萝卜，告诉慧田，吃生萝卜是很补气的。田又很惭愧，因为这几个萝卜是他洗菜的时候，觉得太小扔掉的。他对法师说，要吃萝卜，田里有的是，说罢便要到田里去刨几个好的。法师坚持不肯，说小的也一样好，不应该浪费。他用水冲洗干净，放了些盐，便津津有味地吃起来。从此惠田再也不糟蹋东西了。
次年5月，弘一法师去晋江檀林乡福林寺结夏，并寄书各地师友，暗示将告别之意。
1942年2月，弘一法师应惠安县长石有纪邀请，至灵瑞山讲经，相约不迎、不送、不请斋。
10月2日，弘一法师微疾，但依旧写字与晋江中学学生结缘，共写百余幅7日下午，弘一法师嘱咐妙莲法师到室内，写下遗书：“余于未命终前、临命时、既命终后，皆托妙莲师一人负责，他人无论何人，皆不得干预。”
10月8日，弘一法师的病情加重，他再次向妙莲法师交待后事，特别说明火化时，带4只常用之小碗，填龛4脚，以水盛满，以免蚂蚁嗅味爬上，致化时损害蚂蚁生命。
10月12日黄昏，弘一大师整肃僧衣，右胁西向而卧，如狮子眠，面含微笑，一心静念佛号，妙莲等人依师遗嘱在一旁助念，七时三刻许，法师呼吸渐为短促微细，八时左右，法师安详西逝。
临终前，弘一法师分别致函夏丏尊、刘质平，向他们告别。致夏丏尊函曰：“丐尊居士文席：朽人已于□月□日迁化，曾赋二偈，附录于后。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谨达不宣。音启。”遗书的月日，都空着，待他圆寂后，由侍疾僧补填。
遵照法师的遗嘱，在法师圆寂七天后，即1942年9月11日，下午7时，在承天寺举行火化，色身仅穿旧短裤，依律而行。火化历一小时，荼毗时，多色火焰剧烈上升。居士叶青眼记载：“举火才逾时许，众方恭敬围绕，忽尔异彩一道突从窑门燎出，炽然照耀，辟易一切，众为震动，厉声念佛，异彩须臾散去，未几已告化尽，猛捷无与伦比。”在一百日内，由骨灰中，拣出各色舍利一千八百粒，舍利块六百多块。舍利由妙莲法师供养。
以后，弘一法师的遗骨分别葬于泉州清源山弥陀岩和杭州虎跑定慧寺，两处皆有法师的灵塔，十年“文革”期间俱被毁。
【评誉】
太虚法师曾为弘一法师赠偈曰：“以教印心，以律严身，内外清净，菩提之因。”
赵朴初评价弘一法师的一生：“深悲早现茶花女，胜愿终成苦行僧。无数奇珍供世眼，一轮明月耀天心。”
夏丏尊挽弘一法师云：“垂涅盘赋偈相诀，旧两相忘，热情应啸溪虎；许娑婆乘愿再来，伊人宛在，长空但观夕阳。”
李叔同的演讲稿与处世格言被梁实秋、林语堂等人誉为“一字千金”，值得用一生的时间静静体悟。
丰子恺评价老师李叔同的艺术生涯说：“文艺的园地，差不多被他走遍了。”
丰子恺在《我的老师李叔同》一文中又写道：“弘一法师由翩翩公子一变而为留学生，又变而为教师，而为道人，四变而为和尚。每做一种人，都十分像样。好比全能的优伶：起老生像个老生，起小生像个小生，起大面又很像个大面……都是‘真’原故，说明了李先生人格上的第一特点。”
丰子恺又说：“我崇仰弘一法师，为了他是‘十分像人的一个人’。凡做人，在当初，其本心未始不想做一个十分像‘人’的人；但到后来，为环境、习惯、物欲、妄念所阻碍，往往不能做得十分像‘人’，六分像‘人’的，也已值得赞誉；就是五分像‘人’的，在最近的社会也已是难得的‘上流人’了，像弘一法师那样十分像‘人’的人，古往今来，实在少有。所以使我十分崇仰。我自己也是一个心想做到十分，而实际上做得没有几分像‘人’的人，所以对于弘一法师这样崇高伟大的人格，实在不敢赞一词。”
有人问弘一法师的学生曹聚仁：“像你们弘一法师这样的老师，足以为训呢？还是不足以为训呢？”曹答道：“像他这样忠于自己的信仰，实践躬行，他是‘人师’，足以为训的。他的师友以及门弟子，不一定要弃俗出家，但一念发愿，有悲天悯人之意，这便是‘成佛’的路子。李师兼伯夷之情与柳下惠之和，他是我一生所见的最完整人格的人。我们每天听一些政治人物，如威尔逊，如约翰逊之流，说的都是假话，要想如弘一法师这样句句踏实的人，实在太少了……”
夏丏尊评价弘一法师：“综师一生，为翩翩之佳公子，为激昂之志士，为多才之艺人，为严肃之教育者，为戒律精严之头陀，而卒以倾心西极，吉祥善逝。”
林语堂高度评价李叔同：“李叔同是我们时代里最有才华的几位天才之一，也是最奇特的一个人，最遗世而独立的一个人。他曾经属于我们的时代，却终于抛弃了这个时代，跳到红尘之外去了。他的浪漫才情使他即便出世，也选择在了杭州这个风花雪月、侠骨柔情的地方，使那些看惯‘湖山此地，风月斯人’的杭州人生平添了一分新的骄傲。”
鲁迅评价弘一法师的书法：“朴拙圆满，浑若天成。得李师手书，幸甚！”
1942年春，郭沫若向弘一法师请求书法，得弘一书幅：“我心似明月，碧潭澄皎洁。无物堪比伦，教我如何说。”书幅末署款：“沫若居士澄览”，后郭沫若写信向弘一法师表达敬意：“手书奉悉……澄览大师言甚是。文事要在乎人，有旧学根柢固佳，然仅有学问而无人的修养，终不得事也。古文云：士先器而后文艺，殆见到之言耳。”
周总理曾嘱咐曹禺道：“你们将来如要编写《中国话剧史》，不要忘记天津的李叔同，即出家后的弘一法师。他是传播西洋绘画、音乐、戏剧到中国来的先驱。”
80年代初，刘海粟在《大师》一文中说：“近代人中，我只佩服李叔同一人……李叔同画画、书法、音乐、诗词样样都高明……我却比他少了一样——演戏！”
张爱玲曾说：“不要认为我是个高傲的人，我从来不是的——至少，在弘一法师寺院围墙的外面，我是如此的谦卑。”
六、马一浮
〔马一浮（1883～1967），幼名福田，又名耕馀，后更名浮，字一浮，又字一佛，号湛翁、被褐，晚号蠲叟、蠲戏老人。绍兴长塘（今属上虞）人。现代着名国学大师、理学大师。〕
〔关键词：热血、沉潜、学说、立场、教诲、书院、新儒、浮生、伤恋、佛缘、性情、仙风、逸事、颖悟、茶趣、仰止、长辞、评说〕
【热血】
1903年，清政府任命亲王溥伦为团长，率团赴美参加1904年的第十二届世博会，马一浮任万国博览会中国馆秘书，他在1903年7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美人定华商赴会例，既到会所，则不得出会场一步，且西人之上等俱乐部概不许入。出会场者，即按例收捕，送返中国，当处以流罪，其他尚来知如何。盖彼固以绝对之野蛮国待我，皆我之败种，我之腐臭政府自取之。以失国际上之位置，比于亡国。彼曹犹昧昧不觉，得西人之一顾一笑，且以为莫大之荣幸也，岂不哀哉！”
同年，马一浮出任清政府驻美国使馆留学生监督公署秘书，到美国的圣路易斯工作了一年。马一浮到美国后，听到国外对中国蔑视的言论，非常气愤，他在《北米居留记》中写道：“1903年10月25日。闻此间圣路易大学与东圣路易大学，皆以分割中国之当否为问题，令诸生演说。东圣路易大学学生主张分割，而圣路易大学学生颇反对之。嗟呼！人之欲分之者，皆熟计深论，攘臂而呼。我国人之全部之大半者，懵然不觉也。哀哉！”
在美国时，马一浮十分赞成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曾写下了不少反清斗争的诗文。留日期间，他与好友马君武、谢无量一起翻译作品，向革命党机关报《民报》投稿。
辛亥革命后不久，军阀混战，民不聊生。面对时局，马一浮深感“救国有志，回天无力”，于是决定杜门读书，精研国学，以期从学术上找寻一条救国救民之路。
抗战爆发后，马一浮南下避难，写信给丰子恺，并附上《将避兵桐庐留别杭州诸友》一诗，丰读后大为感慨：“这封信和这首诗，带来了一种芬芳的空气，把硫黄气、炸药气、厉气、杀气都消解了，数月来不得呼吸精神的空气而坐以待毙的我，至此方得抽一口大气。”“这信和诗，有一种伟大的力，把我的心渐渐地从故乡拉开了。”“我决定向空气新鲜的方向走。”于是，丰子恺带着全家南下，避居桐庐。
抗战期间，因生计所迫，马一浮打破“平生杜门”，“未尝聚讲”的守则，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邀，出山讲学，先后与江西泰和、广西宜山，为浙大学生开设“国学讲座”。谈到此次讲座，马一浮说：“其意义在使诸生于吾国固有之学术得一明了认识，然后可以发扬天赋之知能，不受环境之陷溺，对自己完成人格，对国家社会乃可以担当大事。”
1938年4月，马一浮在江西泰和为浙大学生开设了两个学期的“国学讲座”。开讲时，竺可桢、梅光迪、苏步青等人都前来听讲，马一浮开口便道：“昔张横渠先生有四句话，今教诸生立志，特为拈出，希望竖起脊梁，猛着精彩，依此立志，方能堂堂正正做一个人。”
接着，马一浮逐一解说张载的“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马一浮的讲座推陈出新，层层深入，又返本归源，时而雷霆万钧，当头棒喝，时而春风化雨，循循善诱，在座师生无不叹服。
但时值战乱年代，马一浮的国学讲座并不受广大学生欢迎，他曾致书熊十力说：“弟每赴讲，学生来听者不过十余人，诸教授来听者数亦相等。察其在座时，亦颇凝神谛听，但听过便了。无机会勘辩其领会深浅如何。以云兴趣，殊无可言。”所以，当国民党当局邀请他入川主持书院时，他虽担忧国人对国学的热情，却又欣然前往。
竺可桢以“求是”为校训，请马一浮为浙江大学写校歌。他根据浙大的特点和校训，创作了“大不自多”校歌。
1939年夏，马一浮在四川嘉定乌尤寺创办“复性书院”，讲明义理，选刻古书，培养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人才。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81岁的马一浮听到广播后，兴奋得彻夜不寐，一口气写下了《喜闻核试验成功》等三首诗庆贺。
【沉潜】
在美国期间，马一浮没有进美国学校学习，而是边工作边按自己的喜好需要买书、读书、译书。汤彦森、丁敬涵记载：“从当时的日记看，（马一浮）每隔三四天就要去书店购一次书，购回以后常不顾酷暑严寒，夜以继日地口读手译。所读的书包括政治学、社会学、文学、美学、伦理学、心理学及语法修辞、历史等方面的着作。……在广泛的阅读中，对卢梭、马克思的着作尤为喜爱。得到卢梭《民约论》说‘胜获十万金’，病中得马克思的《资本论》是‘胜服仙药十剂，予病若失矣’。”
1904年，马一浮又到日本游历，他向一位日本人学习日文和德文，同时阅读《资本论》和《浮士德》等着作。
在国外的两年，使马一浮逐渐认识到，西方思想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希望用西学来解救中国，是行不通的。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才能解决中国问题。回国后，他和谢无量一起隐居在镇江焦山海西庵，潜心研究学问，对游历西方所学的西学理论和西方文艺进行了总结。
在镇江隐居期间，马一浮翻译了《堂吉诃德》，以《稽先生传》为名，发表在《独立周报》上。
1905年年底，马一浮回到杭州，住在西湖畔的广化寺。他每天到文澜阁读书，如是三年，足不出户，潜心国学，尽阅《四库全书》。
马一浮的从侄马镜泉说：“文澜阁的书有三万六千多册，据我了解，他看了三年，看了三万多册肯定是有的。他当时单身一人，读书人也要吃饭的，但有时兴致上来的时候不能够离开了，他采取啥办法呢？文火炖豆腐。旧社会的炉子外头包紫铜，里面放个油灯，放东西在上面烧，到一定辰光，上面的东西就熟了。他就用这种炉子炖豆腐，既研究了学问，又解决了吃饭问题。”
青年时期，马一浮与马君武、马叙伦交游，三人风华正茂，“各自负以天下为任”。不久，马一浮“即自匿陋巷，日与古人为伍，不屑于世务”。从1912年起，他便住在杭州，孑然一身，身居陋巷，潜心研究中国文化，直到抗战爆发后被迫南迁。
马一浮在杭州隐居熟读的二十多年中，蔡元培、陈百齐曾邀请他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亦邀请他到浙大任教，均被他一一谢绝。他一心读书，基本不发表文章，不刊行着作，《独立周报》向他约稿，也被他拒绝。除友人偶尔过访外，他亦少移教他人，仅会过访少数的佛界方外友人。
赴南洋考察时，马一浮见当地华侨以儒学为国教，不废经学，不禁感慨万千，作《新加坡道南学堂记》。回国后，他愈发埋首国学，并开始涉及佛教。
丰子恺将马一浮称为“今世的颜子（渊）”。1933年，丰子恺去拜访马一浮，“先生照旧孑然一身地隐居在那陋巷的老屋里，两眼照旧描着坚致有力的线而炯炯发光，谈笑声照旧愉快”。
抗战胜利后，马一浮回到了杭州的陋巷，重新隐居林下，仅主持智林图书馆，继续选刻古书。
新中国成立后，马一浮担任过浙江省文史馆馆长、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务。但当地政府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不以俗务打搅，让他在杭州家中专心着书立说，颐养天年。
1957年，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访华时，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到杭州蒋庄拜访马一浮。周向伏罗希洛夫介绍说：“马一浮先生是我国着名学者，是我国唯一的理学家。”伏氏问马一浮：“您在研究什么？”马答道：“读书。”伏氏又问：“现在做什么？”答：“读书。”伏氏想请他出去走走，他仅答以：“恕不奉陪。”
马镜泉回忆，晚年，马一浮除了会友，大部分的时间都用于读书。他常说：“读书要心定。”这也正是他自己读书的写照。马一浮每天必作诗，有时一天作两首，枕头边常年放着手电筒，晚上一旦诗兴大发，他便马上打开手电，靠在床头记录下来。
【学说】
马一浮认为：“国学者，六艺之学也。”此处之“六艺”指“六经”，即诗、书、礼、乐一、易、春秋。马一浮更喜欢用“六艺”这一名称，并用它广义地指六类或六个部门的文化学术或教化。
马一浮认为，“六艺”也可统摄西方的一切学术，“自然科学可统于易，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可统于春秋”，“文学艺术统于诗乐，政治法律经济统于书礼”。他认为，西方学术文化无非统摄于真一、善、美三种价值，这也都包含于六艺之中。而六艺包含此三种价值，“《诗》、《书》是至善，《礼》、《乐》是至美，《易》、《春秋》是至真”。马一浮认为：“全部人类之心灵，其所表现者不能离乎六艺也；全部人类之生活，其所演变者不能外乎六艺也。”
对中国传统文化，马一浮推崇备至，他说：“今人舍弃自己无上之家珍而拾人之土苴绪余以为宝，自居于下劣而奉西洋人为神圣，岂非至愚而可哀！”
马一浮说：“天地一日不毁，此心一日不亡，六艺之道亦一日不绝。人类如欲拔出黑暗而趋光明之途，舍此无由也。”又说：“国家生命所系，实系于文化，而文化根本则在思想。”
马一浮认为，《论语》大义“无往而非六艺之要”。他说：“《论语》有三大问目：一问仁，一问政，一问孝。凡答问仁者，皆诗教义也；答问政者，皆书教义也；答问孝者，皆礼乐义也。”“易为礼乐之原，言礼乐则易在其中”；“春秋为诗书之用，言诗书则春秋在其中”。他认为，《论语》中的“朝闻道，夕死可矣”章为“明生死之故”；“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章为“于迁流中见不迁，于变易中见不易”；“予欲无言”章为“显性体本寂而神用不穷”等，为“易教之大义”。“正名”则为“春秋大用”之要。
马一浮主张，学术不仅要破除理学中程朱陆王的门户之见，而且主张破除儒佛、儒道、佛道，以及儒、佛、道内部的门户之争，将中国传统文化融会贯通。他认为，斤斤计较于门户之争的人，都因为他的“局而不通之过也”。他对于儒释道，做到了“圆融无碍”，他能“随意拈取老、庄、释典以阐扬儒家宗旨，不惟不陷于牵强附会，且能严格判别实理玄言，不致流荡而无归宿”。
马一浮提出的教育宗旨是“复性”。“复性”是由唐代李翱提出。马一浮曾用“复性”来命名其创办的书院——复性书院。
马一浮认为，要挽救国家，作为儒生只有通过研究、弘扬儒术去实现。1905年底，马一浮曾在致其舅父何稚逸的信中说道：“窃惟王迹中迈，九洲云拢。群鹿竞逐，黔首愁苦。将欲雍容决策，咄嗟树义，却虎狼于西土，驱狐鼠于中原，使功高泰山，国重九鼎，斯非常之烈，魁桀之事，非介夫素士所能预……甥虽不敏，窃有志于二宗。欲为儒宗着秦汉以来学术之流派。为文宗纪羲画以降文艺之盛衰。将以汇纳众流，昭苏群惑。悬艺海之北辰，示儒术之总龟，振斯道于陵夷，继危害于将绝。体制草创，篇帙未具，并力缀辑，皓首为期。贮以铁函，藏诸石匮，亦经甘樵苏之弃，未敢希国门之悬耳。”
马一浮十分重视读书的方法，他曾撰《读书法》，论述和总结了读书的方法和经验。他说：“欲读书，先须调心。心气安定，自易领会。若以散心读书，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必不能入。以定心读书，事半功倍。随事察识，语语销归自性。然后读得一书，自有一书之用，不是泛泛读过。”
马一浮认为，读书之道应该从四个方面去努力：“一曰，通而不局；二曰，精而不杂；三曰，密而不烦；四曰，专而不固。”“通，则曲畅旁通而无门户之见。精，则幽徽洞彻而无肤廓之言。密，则条理谨严而无疏略之玻专，则宗趣明确而无泛滥之失。不局，不杂，知类也。不烦，不固，知要也。类者，辨其流别，博之事也。要者，综其指归，约之事也。读书之道，尽于此矣。”
马一浮说：“佛家视生死为一大事，儒家则以为生死同一昼夜，同一寒暑，同一呼吸，却是平常事。”
【立场】
马一浮对新式的学校教育颇有成见，他说：“当今学校，不如过去的书院。教师为生计而教，学生为出路而学。学校等于商号，计时授课，铃响辄止。”
1912年，蔡元培出任民国教育部总长后，颁布命令，大中小学一概不再读经。当时马一浮被委任为教育部秘书长，他到南京后，得知蔡废除六经之事，非常不满，要求蔡收回成命。但蔡坚持己见，于是与其意见相左的马，在就职后不到三周，便辞了职。马对蔡元培说：“我不会做官，只会读书，不如让我回西湖。”
事后，马一浮回忆道：“南京临时政府收罗人望，以蔡孑民长教育。蔡君邀余做秘书长，余至而废止读经、男女同学之部令已下，不能收回，与语亦不剩又劝设通儒院，以培国本……蔡君河汉吾言，但云时间尚早，遂成搁置，而余亦去”。
马一浮反对现代学校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现代学校将学术分科细化。他认为，中国现代学校学术分科很多，学者往往执着于某一褊狭的领域，抓不住一个根本的东西，不能融会贯通。他说：“古人论学主通，今人论学贵别，今之所谓专家者，得之于别而失之于通。因此读书之道，不能为分歧多变的现象所迷惑，要从中抓住一个根本的东西。”而马一浮认为，这个根本的东西，就是“六艺”。
20世纪40年代，白话文在中国普及已久，时人不再学四书五经。马一浮备感惆怅，叹息道：“日日学大众语亦是苦事，故在祖国而有居夷之感。”
【教诲】
抗战期间，马一浮在浙大开国学讲座，校长竺可桢常去听讲。据《竺可桢日记》中曾记载：“《诗》、《书》为至善，《礼》、《乐》为至美，《易》《春秋》为至真。以《易》为自然科学之源，而《春秋》为社会科学之源……可惜马君言过简单，未能尽其底蕴。”
马一浮反对骄矜。其大弟子袁心粲未拜师前，曾带着自己所撰的《阳明学说浅释》前去求教。马翻阅后微微一哂，毫不客气地说：“你懂什么王阳明！”袁并不心服，当即与马辩论起来。马一浮博引旁证，从孔孟程朱以至康德杜威，时而古文，时而洋文，加以论述，使袁心悦诚服，当即拜在马门下。从此，袁一生致力于教育，不图仕官，行履笃实。
1941年秋，谢无量到复性书院探望马一浮时，马请谢向诸生开示。书院学生张德钧骄矜自负，首先发问：“什么是无明？”谢微笑不答。马一浮喝道：“你这一念，便是无明。何不返躬自看。”张惭而失色。在座诸生，莫不敛容。
袁心粲一直希望女儿袁卓尔亦从程朱理学。1946年，袁心粲让女儿辞去嵊县中学教职，到复性书院读书一年，读程朱理学，并领受马一浮的教导和指点。但马一浮见她喜好文学，并有文学基础，只是指导她研读文学着作。马一浮对袁心粲说：“卓尔不是喜好文学吗？我看这样，这一年就用来熟读《庄子》、《楚辞》、《昭明文选》，其他浏览什么自定。”袁卓尔听罢十分高兴，深感马先生的因材施教。
1939年，复性书院成立后，马一浮让学生乌以风兼掌学校日常事务。乌认为自己是前来学习的，对这种管钱米的工作并不乐意接受。马一浮对他说：“理事本来不二。事上有差错，正是由于理有未明。未有理明而不能治事者。世人不求明理，专在事上计较，把理事打成两橛，此是俗学，与书院教人宗旨不类。”又道：“理是无形的，但不是空洞。理须在事上见，不可离事求理，亦不可悖理以治事。高明离事求理，世俗悖理治事，把理事割裂开，同是错误。”一番开导后，乌高兴地接受了工作。
后来，乌以风因家中有事，请假回乡，马一浮又派另一名学生王培德兼管。不久，王培德便提出辞去兼职事务工作。马一浮对他讲了金牛长老做饭头的故事，又引庞居语云：“神通及妙用，运水与搬柴。”并说：“邪人说正法，正法亦是邪；正人说邪法，邪法亦是正。”意即，雅人做俗事，俗事亦是雅；俗人做雅事，雅事亦是俗。经过马一浮的开导，王培德便高兴地接着将工作做下去了。
【书院】
马一浮一直倡导古典书院式的教育形式，反对现代教育方式。他认为，只有像宋明时代的古典式的书院，在优美宁静的山水间，有从容和闲暇的环境，才能宣讲儒家学术。
1912年，马一浮和时为教育总长的蔡元培谈到了创办古典式书院的念头，他说：“设通儒院，以培国本，聚三十岁以下，粗明经术小学，兼通先秦各派学术源流者，一二百人，甄选宁缺勿滥，优给廪饩，供给中外书籍，延聘老师宿儒，及外国学者若干人，分别指导。假以岁月，使于西洋文字精通一国，能为各体文词，兼通希腊、拉丁文，庶几中土学者可与世界相见。国本初张，与民更始，一新耳目。十年、廿年之后，必有人材蔚然兴起，此非一国之本，亦世界文化沟通之先声也。”蔡认为马的建议为时尚早，没有采纳。
马一浮曾自费到南洋群岛（今新加坡）考察，他对闽人办的“道南学堂”颇为赞赏。此后，他在与弟子寿景伟、刘百闵等的通信中，流露出想找一处山水胜处，创办一所古典式书院的想法。后弟子们将马的这一愿望，辗转传达到国民党最高当局，当局表示认可，决定在四川乐山开办复性书院，实现了马一浮创办书院的愿望。复性书院设在四川省乐山县的乌尤山上，位于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交汇处，风景绝佳。山上的“尔雅台”，相传是晋人郭璞注解《尔雅》的地方。
在赴川之前，马一浮提出，书院必须是完全属于社会性的纯粹学术机构，不受政府干涉的自由讲学。他提出三个条件：一、书院不列入现行教育系统；二、除春秋祭奠先师外，不举行任何仪式；三、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当局一一赞同。
在办学经费上，马一浮当初的设想是希望政府和社会各界捐赠，为书院修建房舍、购置田产，使书院能经济独立，自给自足，但国民党政府只同意拨给一笔开办费3万元，以后按月给付经费3000元。马认为，如此一来，书院“与普通私立学校请官款补助无异”，会受制于政府。但蒋介石、陈立夫表示，“始终以宾礼相待”。于是1939年1月底，马一浮欣然赴川应聘书院主讲。
复性书院以“讲明经术，注重义理，欲使学者知类通达，深造自得，养成刚大贞固之才”为主旨；书院课程分通治、别治二门；学成后，书院不授予学生任何资格；书院设主讲、讲友、都讲，有肄业生近30人，加上参学人不足40人。
马一浮拟定的《复性书院简章》规定，书院宗旨为“专明吾国学术本原，使学者得自由研究，养成通儒”，书院设主讲一人，请的教师应是国内知名学者。书院学生不求仕宦，不营货利，不起斗争。
马一浮认为，讲学是弘扬大法，启迪后学，不敢不敬。故书院极为重视礼仪。正式讲学前，书院举行了隆重的开讲典礼，马一浮斋庄盛服，立讲舍（乌尤寺之旷怡亭）前正中位，讲友、都讲及诸执事分立左右，学生在后依序立，由引赞王静伯唱先行谒圣礼，师生向先师位北面三礼，梵香读祝复三礼，谒圣礼毕。次行相见礼。礼毕，主讲马一浮开示。以后，马一浮每次开讲前，都先写好讲稿，命人誊清，将旷怡亭清扫干净，将鲜花一束置瓶放在讲桌上。开讲时，学人齐集后，由都讲乌以风捧讲稿随待在后，俟马一浮升座定位，再将讲稿双手捧持顶礼以献。
马镜泉记载：“书院讲授，欲阐四学。马浮拟请谢无量讲‘玄学’，熊十力讲‘义学’，肇安法师讲授‘禅学’，自己讲授‘理学’。后因大师不得其人，马浮乃先讲六经大义，独自承当，亦不得已。熊十力由于对书院规制起了意见上的冲突，开讲后不久就离开了书院，他的弟子牟宗三因此也没来书院任职。此后，书院虽曾邀请过赵熙、谢无量、欧阳渐、钱穆等人来书院短期讲学，但主要是马浮一人对学生讲学。”
1941年5月25日，书院停止讲学，从此专事刻书。刻书的主旨，是要使儒学有传，智种不断。马一浮多次对弟子们说：“多刻一板，多印一书，即是使天地间能多留一粒种子。”
据马镜泉记载：“他（马一浮）所以罢讲，是因为国民党教育部要书院填报讲学人员履历及所用材料备核，马浮十分愤慨，即致书教育部，责以违背当时以宾礼相待之诺言，决意辞去讲席，停止讲学，遣散书院诸生。到了1942年底，学生多已离去，但有杨焕生等五人，恳请继续留院学习，获准留院一年。”
马一浮对书院取得成就，满心欢喜，他说：“书院成才，不同于今之学校。期望从学之士人人能为王者师，方尽得儒者本分。孔子门下，从学三千不为多，其中只有颜回、曾参不为少。希腊柏拉图学园，只成就一个亚里士多德，亦足以继往开来，为西方哲学宗师。”
1946年5月，马一浮回到杭州，暂借西湖葛音山庄为临时书院院舍，继续卖字刻书，以维持书院。此后通货膨胀加剧，物价飞涨，马一浮勉强维系书院至1948年，才彻底放弃。
【新儒】
马一浮、梁漱溟、熊十力是新儒家的三位代表人物，三人亦为知交好友。
熊十力到杭州疗养，对马一浮极为仰慕，很想与之结识。熊请单不庵将其新作《新唯识论》介绍给马一浮，单怕马责怪，不敢贸然代转。熊只好将自己的着作邮寄给马一浮，但很长时间，马都没有回信。一天，马一浮亲自来拜访熊十力，长髯飘萧。熊十力问道：“我写信给你，为什么不回信？”马答道：“你如果只有一封信，我就可以写了回信。但你附有着作，我一定要把你着作读完之后才回信。你看，我现在不是来了吗？”马大为称赞熊的着作，并答应为之作序。二人遂成知己。
熊在《新唯识论》（文言文本）“绪言”中说：“自来湖上，时与友人绍兴马一浮商榷疑义，《明心章》多有资助云。”马一浮对《新唯识论》也推崇备至，为其作序，曰：“其称名则杂而不越，其属词则曲而能达，盖确然有见于本体之流行，故一皆出自胸襟，沛然莫之能御。尔乃尽廓枝辞，独标悬解，破集聚名心之说，立翕辟成变之义，足使生－肇敛手而咨嗟，奘－基挢舌而不下。拟诸往哲，其犹辅嗣之幽赞易道，龙树之弘阐中观。自吾所遇，世之谈者，未能或之先也。可谓深于知化，长于语变者矣！”
马一浮办复性书院时，将熊十力列为创议人。熊也对书院表现出极大的兴致。但二人的办学方法和目的却大异其趣，马一浮认为，书院宗旨在学道，而非谋食，他说：“西洋之有学位，亦同于中国旧时之举贡，何足为贵。昔之翰林，今之博士，车载斗量，何益于人？”熊十力对马的主张并不赞成，他认为应按现代教育模式办书院，学生毕业也应获得一种类似的学位，且须政府授与，这样才能为学生谋出路；学院应对学生进行补贴，保证学生衣食无忧；必要时，书院应进行更名。两人唇枪舌剑，颇带意气。
1939年夏，熊十力回函，表示不再前往复性书院，而改投西南联大。他的理由是自己如入川，方位不合，恐遇不吉。马一浮精通堪舆相术，逐一辨析，坚持让熊十力到乐山，并在信中附上正式聘书，及100元舟车费。熊十力理屈词穷，只好动身前往书院。
因熊十力对赴书院本就比较勉强，到达后，他对接待及住宿环境颇有微词。一次，日军以为蒋介石住在乐山，对乐山狂轰滥炸。熊的住所着火，左脚受伤，他开始对风水之说更深信不疑，决定立即离开书院。
程千帆记载，马一浮办复性书院，请熊十力去讲学，熊登台讲演一番，与马意见不合。熊讲完后，马上去说：“熊子真讲的话完全错误，一句也不能听。”两人就闹翻了。
牟宗三回忆，熊十力一到复性书院，就写信让时在昆明的牟宗三去书院做“都讲”（即助教），但他还没抵达乐山，又接到熊信，说：“你不要来了，我马上便要离开。”时距复性书院开张仅一两个月。
对于熊十力与马一浮此次交恶，牟宗三说：“马先生是狷型的性格，熊先生是狂型的性格，二者正好相反。当二者不相干时，可以互相欣赏，是好朋友，但到一齐处事时，便不一定能合得来。”当熊十力到达璧山来凤驿时，对前往探视的牟宗三说：“人心险得很！”牟感叹道：“他和马先生这样的老朋友，到重要关头还是不行，故见面第一句话便说人心险得很。”
抗战胜利后，二人友好如初。任继愈和老师熊十力通信，熊认为任的见解有道理的，便将信转给马一浮看；马一浮复信，有时熊也转给任看。
马一浮与熊十力虽为好友，但二人多有不同。对于食物，马一浮食不厌精，熊十力则食不择味。指导学生读书，马主张遴选精华、循序渐进，熊则主张开放式读书，泛观博览。熊说，马先生取人太严，而他主张取人应宽。他曾说：“王阳明取人太严，所以王阳明以后没有第二个王阳明。曾国藩取人较宽，所以曾国藩以后不但有第二个曾国藩，还有第三个曾国藩。”
钱穆比较马一浮、熊十力二人道：“一浮衣冠整肃，望之俨然。而言谈间，则名士风流，有六朝人气息。十力则起居无尺度，言谈无绳检。一饮一膳，亦唯己所嗜以独进为侠。同席感不适亦不顾。然言谈议论，则必以圣贤为归。就其成就论，一浮擅书法，能诗，十力绝不近此。十力晚年论儒，论六经，纵恣其意之所至。一浮视之，转为拘谨矣。但两人居西湖，相得甚深。殆以当年，两人内心同感寂寞，故若所语无不合。及在复性书院，相从讲学者逾百人，于是各抒己见，乃若所同不胜其所异，睽违终不能免。因念古人书院讲学，惟东林最为特殊，群龙无首，济济一堂。有其异，而益显其所同。惜乎一浮、十力未能达此境界也。”
梁漱溟晚年回忆，他在北大哲学系任教时，曾到杭州拜望马一浮。梁漱溟“谒先生于延定巷。入门，长揖下拜”。与马一浮谈学时，梁自称后学。马一浮指出梁漱溟研究印度哲学只重事功，而忽视心性根源，尚须商量。临行，马送梁两本木刻古籍：《先圣大训》、《旰坛直诠》。梁漱溟视为珍宝，一直藏在身边。
1953年9月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梁漱溟因与毛泽东见解不同而发生“廷争面折”，梁坚持己见，不肯认错。一连三日，会议气氛异常紧张，无人敢为缓颊。周恩来见事情急迫，便致电上海，让沈尹默赶赴杭州，邀马一浮到京婉劝梁检讨，以保护梁过关。但马一浮断然拒绝说：“我深知梁先生的为人，强毅不屈。如他认为理之所在，虽劝无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