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
马一浮原名福田，此后他历次更名为马忧生、马耕余、马一浮或马一佛，其心境之悲凉可见一斑。
1893年，马一浮的母亲去世。母亲去世前夕，考11岁的马一浮学业，指着庭前菊花命他作五律诗，限麻字韵。他应声而就，曰：“我爱陶元亮，东篱采菊花。枝枝傲霜雪，瓣瓣生云霞。本是仙人种，移来高士家。晨餐秋更洁，不必羡胡麻。”母亲听后喜忧参半地说：“儿长大当能诗。此诗虽有稚气，颇似不食烟火语。汝将来或不患无文，但少福泽耳。”此诗果真成为马一浮一生坎坷的先兆。
从儿时起，马一浮的三姐、母亲、二姐、父亲、妻子接二连三地去世，到大姐出嫁后，马家一家七口，除一个终身未嫁的姑姑外，唯余马一浮一人！
马镜泉回忆，1900年底，马父病重，马一浮接信后忙回乡探望父亲。父亲对马在外读书极有意见，认为马不顾生病的父亲，亦不照顾妻子，是不尽本分。马至榻前向父亲问安时，父亲激动地揪着马一浮的耳朵让其跪下。因为情绪波动剧烈，父亲的病情加剧，医生亦束手无策。此时一位长者说：“要救他老父的命，办法倒还有一个，除非子女割股和药，才有希望。”一时大家都望向马一浮。这时，马一浮的二姐跑到房内拿出刀说：“弟弟是马氏门重的独苗，如果割了他的肉有个三长两短，也对不起已死去的母亲，还是让我来承担这个责任吧。”说罢便挽起袖子，用利刃割下左臂上的一块肉，和药后让父亲服下。父亲服后病情竟有好转，但一次一次如此后，便不再奏效。次年三月，父亲撒手人寰。
马一浮在给表兄鲁同的信中写道：“弟遭多故，自癸巳九月先慈见背，频年家备极运颠连。先君数撄危疾，日就衰老，旋于庚子三月忽患中风，夏秋小愈，而家二姐竞于八月病故，九月家大姐于归丁氏。先君病遂日笃，延至今年三月，百医罔效，竟于十四日9日初弃养。弟藐然一身惨遭此变，俯仰擗咏，不如无生。”
马一浮曾感慨：“人命危浅，真如朝露，生年欢爱，无几时也。一旦溘逝，一切皆成泡影。”
马一浮自谓“不祥之身”，因称其生日为“禊日”，以修禊拔除不祥。
抗战期间，丰子恺向马一浮感慨，自己此生命运无常，又遇战乱。马一浮只是对他说：“无常即有常。”出门后，丰子恺越想越踏实，好像能坦然面对苦难的人生了。
1944年，马一浮作了两首诗送给丰子恺：
〖红是樱桃绿是蕉，画中景物未全凋。清河四月巴山路，定有行人忆六桥。
身在他乡梦故乡，故乡今已是他乡。画师酒后应回首，世相无常画有常。〗
【伤恋】
1898年，十六岁的马一浮在绍兴县试中一举夺魁，声名大噪。时浙江名士汤寿潜（民国时浙江省第一任都督、交通总长），读过马一浮的文章后，大加赞赏，将长女汤仪（字润生，私谥孝愍）许配给马一浮。
当时马一浮的父亲正患病卧床，需要冲喜，经两家协商后，决定提前办喜事。于是，1899年，十七岁的马一浮娶汤仪为妻。婚后，马一浮在绍兴府城觅得房屋，与妻子一起居住，并以秀才身份进入府学，继续学业。
汤仪比马一浮大一岁，虽不识字，但温婉贤淑。她服侍有病的公公，对丈夫体贴入微，夫妻感情甚笃。婚后，马一浮耐心教汤仪识字读诗，他对妻子说：“不能识字，比于盲瞽；不能读书，比于冥行。”
1901年，在上海学习的马一浮接到家中来电，告知妻子病危。他忙连夜动身返乡，于两日后回到家中，却只看见亡妻的灵柩。马一浮肝肠俱碎，不吃不睡，不哭不语，只是在汤仪灵柩前，握着汤仪的手。直到汤仪下葬入土后，马一浮坐在冷清的屋子里，方灵魂回窍般的号啕大哭起来。
马一浮曾作《哀亡妻汤孝愍辞》，寄托自己的哀思：“孝愍归我三十一月，中间迭更丧乱，无一日不在悲痛中，浮未有与卿语尽三小时者。然浮所言他人所弗能解者，卿独知其意。……卿既死，马浮之志、之学、之性情、之意识，尚有何人能窥其微者！”
此后，马一浮终生未再娶，孑然一身地漂泊在乱世中。他说：“吾见室人临终后之惨象，惊心触目，不忍人睹，自此遂无再婚之意。”
马一浮此后与岳家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汤寿潜颇看重马，一直供他读书。故而马生活优裕，也完全有时间研究学问。汤寿潜逝世后，汤仪的哥哥汤孝佶曾对马一浮谈及汤寿潜的遗愿：“亡女缘悭福浅，希望马先生能再继画眉之乐，不要再孤灯独对地苦待自己了。”当时，一些世阀大户家的女子，仰慕马一浮的为人，通过各种方式将爱慕之情传达给他。但马一浮坚决表示不再续娶。他毅然在报刊上登出了婉拒友人为他作伐续弦的公开信，云：“浮德非虞鳄，生无立锥之地；才谢孔父，已邻衰白之年。分当枯木寒岩，自同方外；此而犹议婚姻，私亦讶其不伦。”
马一浮此举赢得了汤家上下的敬重，马一浮晚年，一直是汤仪的侄女汤俶方照顾马的生活。
【佛缘】
马一浮曾改名“一佛”，他将儒家的“理事双融”与佛家华严宗的“四法界”相融合，提出“儒佛互摄”说，认为“圣教所兴，同依性具，但以化议异应，声句殊施”，“故六艺之言，显于此土；三藏之奥，演自彼天，法界一如，心源列二”。
马一浮发起在家居士，成立“般若学会”，广交高僧大德，相互切磋佛理，杭州各大寺院的方丈都是他的座上客。
许多佛教人士曾请马一浮写有传记、塔铭，如《虎跑寺五百应真造像石刻后记》、《楞严正脉科会序》、《唐高僧鉴真法师赞》、《重刻莲池大师戒杀放生文序》等。他的佛学专着《法数钩玄》，内容丰富，阐释精当，影响深远。
李叔同在上海南洋公学就读时，与在上海游学的马一浮相识。十余年后，李叔同到杭州的浙江第一师范任教，常去杭州城内拜访马一浮。李叔同受马影响，开始向佛，他从马处请了不少佛典经书回来阅读。出家后，他仍然跟马一浮谈佛论道。
李叔同的学生丰子恺在《陋巷》一文中记载过李叔同与马一浮的交往：“我的艺术科教师李先生，似乎嫌艺术的道力薄弱，过不来他的精神生活的瘾，把图画音乐的书籍用具送给我们，自己到山区去断了17天食，回来又研究佛法预备出家了。在出家前的某天，他带我到这陋巷里去访问马先生。我跟着李先生走进这陋巷的一间老屋，就看见一位身材矮胖而满面须髯的中年男子从里面走出来迎接我们。我被介绍，向这位先生一鞠躬，就坐在一把椅子上听他们谈话。我其实全然听不懂他的话，只是片断地听到什么‘楞严’、‘圆觉’等名词……”
弘一曾告诉马一浮，他希望得到一部《清凉疏钞》。后马一浮多方打听，寻得此书奉赠。
1930年夏，弘一法师自感“手颤、眼花、神昏、臂痛不易举”，以为“皆老之相”，决定正式闭关，不再与世人往来。但他仍不忘马一浮，托夏丏尊转交石图章一包，“向马一浮致诀别之意，说今后不再通信及晤面矣”。
弘一法师与丰子恺师徒曾做《护生画集》，出版时，二人请马一浮作序。马一浮欣然同意，并在序言中提出“护生即护心”的观点。1938年2月，丰子恺作护生画第二集时，马一浮告诉他：“务望尽力发挥非战文学，为世界人道留一线生机。目睹战祸之烈，身经离乱之苦，发为文字，必益加亲切，易感动人。”
1942年，弘一法师圆寂，马一浮挽诗曰：“高行头陀重，遗风艺苑思。自知心是佛，常以戒为师。三界犹星翳，全身总律仪。只今无缝塔，可有不萌枝。”
1954年1月10日，弘一法师的舍利塔在虎跑寺落成，塔身的“弘一大师之塔”为马一浮题写。马作《虎跑礼塔诗》曰：“昔年亲见披衣地，今日空余绕塔行。”
【性情】
《一代儒宗——马一浮传》的作者腾复认为：“马一浮彻头彻尾一副绍兴人的气质，年轻时腼腆，中年以后少言、平和，性格也是典型绍兴人的，坚忍、谦让，凡事都烂在肚子里，不愿做出头的椽子，这一点像周恩来；但又十分高傲，这一点像鲁迅。再加上儒者的方正，佛家的禅意和道家的仙气，这就是马一浮。”
1905年，汤寿潜从外国列强手中夺回浙江铁路建筑权，他与张元济等成立浙江铁路公司，自任沪杭铁路总理，建设沪杭铁路。当时，沪杭铁路的终点站设在艮山门，并准备从艮山门再铺一支线到经济繁华的日租界拱辰桥。一日，马一浮到岳父家做客，汤寿潜将铁路图纸拿出，请他参议。马一浮看后，一把将图纸撕成两半。汤的幕僚们大惊失色，忙问何故。马一浮解释说：“中国人造铁路要为中国人着想。为什么不把终点站定在羊市街闹市区北端附近，再铺一支线到南星桥，以便水陆衔接和今后铁路南延，而要把终点站定在艮山门，铺支线到拱辰桥租界去方便日本人呢？”汤寿潜觉得马言之有理，便按其建议，将艮山门改为货运站，而将终点站改建在羊市街北端（今杭州城内）。
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再次邀请马一浮出山，任北大文科学长，马一浮称“古闻来学，未闻往教”，婉言谢辞。
孙传芳任东南五省联军统帅时，曾慕名前去拜访马一浮，却吃了闭门羹。家人惧怕孙传芳的权势，对马说：“可不可以告诉孙传芳你外出了？”马却道：“告诉他：人在家，就是不见！”弄得孙传芳下不了台。
新加坡的广洽法师对马一浮极为敬仰，见马自奉甚俭，每次拜访时总想送其钱财，以补其不足，马一浮笑着拒绝道：“和尚是吃十方的，我怎么能连和尚的东西也收下吃起十一方来呢？”
丰子恺离开桐庐赴湘潭任教前，曾托马一浮的学生王星贤带给马一些钱，马坚辞不受。丰临行之日，马一浮让王将钱退还丰，并附信曰：“远行不易，吾不能馈赆，则已矣，而反劳子留赀以遗我，是义所不当受也。……死生有命，首阳之志，吾固甘之，亦不需此也。”
马一浮入川办书院，到重庆后，蒋介石亲自设宴为其接风。宴会结束后，蒋将马拉到一旁说，素来仰慕大师的德望，要请教治国之道。马一浮推辞再三，最后说道：“唯先儒有两句话可以奉告：唯诚可以感人，唯虚可以接物，此是治国的根本法。”
抗战期间，孔祥熙的母亲去世，孔派人找到马一浮，请马替其母写一篇歌功颂德的墓志铭，马一浮婉拒。孔祥熙并不死心，再派人向马一浮请求，并许以黄金若干两为酬劳。这次，马一浮听说是金钱交易，顿时从椅子上站起来，冷冷说道：“我从不为五斗米折腰，请回吧！”来人只得悻悻而返。
马一浮的弟子王伯尹天资聪颖，懂诗道，向马请益长达十载之久。而马一浮亦有意培养他入作者之林，经常为他改诗。王伯尹因病去世后，马一浮极为惋惜，曾作《哀王伯尹》诗纪念王。他在诗前的小序中写道：“病前曾以《秋阴》五言属为点定，予和以短律。不谓未及旬日，遂成绝笔。因作此以志吾哀，使死而有知，亦冀抒其悒郁耳。”
复性书院与武汉大学毗邻。钱穆回忆，马一浮自处甚高，与武汉大学的学者极少来往。武大学生请他去演讲，他拒绝，武大学生想到复性书院旁听，他亦不允。
马一浮为人写字，一律不加上款，他说：“求书者多索题上款，昆弟之雅，昔唯限于通家；先生之称，今乃施之行路，既嫌滥附，亦病不诚。”
马一浮一度写字卖字，事先声明只写一年，且规矩甚多：写字一律不题上款，如必需上款，则润资加倍；有五“不书”：一不书祠墓碑志，二不书寿联、寿序、征启，三不书讣告、行述、像赞，四不书题签和时贤作品，五不书市招；他人书画碑帖，真赝杂出，凡有友朋见属，概谢不应；无介绍不书，立索不书，书画碑帖的题跋不书；凡自作诗请他书写，皆以一首为限。
马一浮赴宴，不必主人相请，便径自入座，先据首位，从无例外。
南京国民政府为了请马一浮出山，于1947年让马镜泉去南京国史馆任职，马镜泉说：“当时他们想请伯父去的，先让我去有钓鱼的意思吧，侄子去了，伯伯也会来的。”但马一浮并不理会，仍在杭州隐居。
1958年，马一浮为自己写下《自题墓辞》：“孰宴息此山陬兮？谓其人曰马浮。老而安其茕独兮，将无欲以忘忧。学未足以名家兮，或儒墨之同流。道不可谓苟悦兮，生不可以幸求。从吾好而远俗兮，思穷玄以极幽。虽笃志而寡闻兮，固没赤而怨尤。惟适性以尽命兮，如久客之归休。委形而去兮，乘化而游。蝉蜕于兹址兮，依先人之故丘。身与名其俱泯兮，又何有夫去留。”
1963年，马一浮将自己历年所作书法精品357件（册）献给国家；转年，他又将自藏的唯一一张宋画献给国家。
马镜泉回忆，马一浮凡事都讲礼仪规矩。每逢休息日，马镜泉和夫人一起去蒋庄看望马一浮，吃饭时，马一浮都要先排座位，不能乱了秩序。吃完饭，马一浮一定要用凉开水漱口，之后才开始看书。
马镜泉又回忆，马一浮看书时喜欢抽烟喝茶，他说抽烟“百害而一益”，据说这“一益”指可以集中思维。
一次，溧阳人士彭味辛得知马一浮生病，寄给他二百元。马复函称：“此款留为他日墓畔植树之需。”
马一浮的弟子寿毅成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其父病重，写信告知寿，让其立即回国拜马一浮为师。寿回国找到马一浮，说明父亲的意愿，马出口回绝，寿双膝跪地，哭道：“如果你不当我老师，我怎么对得起我父亲。”说完长跪不起。马一浮只好同意收下这个学生。后寿毅成罹患癌症住院，其父母早亡，夫人亦不在身边，马一浮得知其病重的消息后，决定去医院陪护。此时马正好患白内障，为了能天天陪伴寿，他也到医院住院，住在寿的隔壁，照顾其吃饭、小便等。同病房的人皆以为这个白发苍苍、一把胡子的老人是寿毅成的父亲，得知是其师后，都深为感动。
马一浮临终时作诗云：“乘化吾安适，虚空任所之。形神随聚散，视听总希夷。沤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临崖挥手罢，落日下崦嵫。”
【仙风】
钱穆回忆马一浮：“一浮美风姿，长髯垂腹，健谈不倦。……一浮衣冠整肃，望之俨然。而言谈间，名士风流，有六朝人气息。”
马一浮是西泠印社成员，自用近百方印都是亲手所治，典雅静穆，颇得汉人心法。
隐居永福寺期间，马一浮曾写信给谢无量描述自己的居住环境：“永福寺禅房，粗为添葺，凿通户牗，安置几榻，聊可憩止。户外有老梅数株，方华。户对岖岭，松竹交映。虽颇简陋，差有幽藐之致。时往登览，辄复兴怀。”
抗日战争爆发后，马一浮携万卷藏书离开杭州，避兵桐庐。丰子恺也率领全家到达桐庐，两家相距仅一里之遥。丰子恺每日必去拜访马一浮。时值隆冬，太阳却是暖融融的，风也并不寒冷。丰子恺一般上午到马家，如果天气晴好，马一浮便拉着他和门人王星闲到竹林边晒太阳。“童仆搬了几只椅子，捧了一把茶壶，去安放在篱门口的竹林旁边。这把茶壶我见惯了：圆而矮的紫沙茶壶，搁在方形的铜炭炉上，壶里的普洱茶常常在滚。茶壶旁有一筒香烟，是请客的；马先生自己捧着水烟筒，和我们谈天。”有时马一浮也抽一支香烟，他那“弥高弥坚，忽前忽后，而亦庄亦谐的谈论，就在水烟换香烟，香烟换旱烟之间源源地吐出来。”许多年之后，丰子恺对如此诗情画意的“桐庐负暄”仍记忆犹新。
丰子恺曾说：“我每次从马氏门中回来，似乎吸了一次新鲜空气，可以继续数天的清醒与健康。”
马一浮于书法诸体均有极高成就，他的行草得益于褚遂良《雁塔圣教序》，高古清雅，瘦硬遒劲，富有书卷气和山林气。丰子恺说，马一浮是“中国书法界之泰斗”。
1950年，马一浮应弟子蒋书庵之邀，住进了蒋庄。他在《香严阁日谱》中描述居所：“庚寅夏四月望。移寓苏堤定香桥蒋氏别业之香严阁，主人所目为西楼者也。临水为楼，轩窗洞豁。南对九矅山，山外玉皇峰顶，丛树蔚然若可接。东界苏堤，槐柳成行。西望三台，南北高峰迤逦环侍。唯北背孤山、宝石山，不见白堤。避喧就寂，差可栖迟。南湖一曲荷叶，田田若在。庭沼俯槛，游鱼可数。今日湖上园亭寥落，此为胜处矣。”
【茶趣】
马一浮好茶，何满子曾说：“近人品茶鉴赏最精的，有马一浮先生。”
晚年，马一浮定居花港观鱼蒋庄，附近就是驰名中外的龙井茶叶产地。他喜欢龙井茶，每当新茶上市，友人总是送些请他品尝。但他最爱的茶却是云南沱茶。
一次，友人从云南给马一浮带回沱茶，介绍说：“沱茶为普洱茶之一种，色褐微红，光泽洁润，味香而醇，饮之具有一种深沉隽永的韵味。”马一浮尝过后，便对沱茶极为喜欢。他觉得，比之沱茶，龙井太谈了。但杭州并无销售沱茶的商铺，无处购买。只能由友人偶尔从云南带回，或者托人在云南购买。后来，汤彦森终于打听到，上海一家特产商店有售，这才解了马的茶急。
对烹茶工具、炊具，马一浮极为讲究。他精心打造了一套茶具：茶炉体积小、形体圆，比排球略大，为马选用上等铜材，聘请能工巧匠所打造；炖壶则用粗砂烧制，烹茶味纯，没有铁锈味道；泡茶用的紫砂壶为马从宜兴找名家订做，形状古朴，质地细腻，盖如南瓜蒂，上刻一联云：“汤嫩水清花不散，口甘神爽味偏长。”拨弄炭火的小火钳为铜制成，只有常用火钳的一半大小；饮茶用的小茶杯只比北方酒盅稍大些，极为精巧。这套茶具，马一浮一直用了几十年，“文革”中佚失。
马一浮对煮水的火也很讲究。起初，他用木柴烧茶，烟熏火燎，污染水质；后来改用煤球，水味仍不纯正。后来，他自行研制了一种无烟无臭的小炭饼：先挑选上等木炭，捣碎加水拌匀；再用木板做成许多月饼大小的小木模，把木炭泥装入其中，待干燥后取出即成。
品茶时，马一浮常自斟自饮，闭目养神。他边品茶，边赏诗。读卢仝“肌骨清，通仙灵，两腋习习清风生”句，他说：“这是道家境界！”读范仲淹的“不如仙山一啜好，泠然便欲乘风飞”时，他便说：“一派仙气。”读金田和尚的诗句“不但清心明目好，参禅能伏睡魔军”时，他认为：“这和尚正探求佛理。”但又评说：“若就诗的意境而言，金田和尚比卢、范二位差之远矣。”
马一浮将紫砂壶中的“茶锈”（茶垢）美其名曰为“茶山”，从不洗涤，每天早上仅用清水冲涮一下。有人问其故，他说：“有了茶山，水更清，味更纯，如此而已。”
【逸事】
1903年，马一浮到国外游历，先至美国，后到欧洲。他在出国前，就听说马克思写有一部《资本论》，所以他一到美国就时时留意。一日，他正患感冒，带病到“约翰书店”买书，竟买到了他渴望已久的英译本《资本论》。他大喜过望，如获至宝，他在日记中写道：“昨日，吃种种之药，吃一块之面包，吃半杯之饭，都不觉好恶。晚来，脸痛略减，早起，又甚，奇哉。下午，得英译本马格士《资本论》一册。此书求之半年矣，今始得之，大快！大快！胜服仙药十剂！余病若失矣！”
回国时，马一浮又买了一本德文版《资本论》。回国后，他将英文本送给了好友谢无量，德文本送给上海“国学扶轮社”收藏，并建议将之翻译出版。所以，马一浮被认为是将原版《资本论》传入中国的第一人。
上海“国学扶轮社”解体后，马一浮赠送的那本《资本论》流落到上海书肆，被马君武寻得。他发现了马一浮读该书后的题跋，于是买下转赠马一浮。抗战期间，马将此书赠送给浙江大学图书馆。新中国成立后院校调整，浙大的文科书籍大多归杭州大学收藏，马所赠的《资本论》成为杭州大学图书馆的压库之宝。
17岁的马镜泉父母双亡后，前来投靠堂伯父马一浮。马一浮替他改名（原名马金泉），并让弟子袁心粲担任侄儿的老师，后来袁到外地任职，马一浮便将马镜泉带在身边，说要培养马镜泉作诗。马镜泉说：“不过这个谈何容易，到目前为止，我一股脑儿作了三首诗。”
马镜泉回忆，马一浮在葛荫山庄的“房间也不大，都是白色的，帐子是白的，棉被是白的，没有一样东西不是白，除了一件，就是黄铅笔”。
李叔同在浙一师任教时，常介绍学生到马一浮处请益。马亦乐于接待，每当学生来后，他总是详细询问学生目前读何书，并频频提问考其所学，学生往往瞠目不能对，从此再不敢前去拜访。
抗战期间，马一浮在浙大讲学，他的课程并不按照星期排列，而是定在每月的五日、十五日、二十五日。因为“五”是《尚书·洪范》中的“皇极”之数，马一浮认为此数能体现儒家的中庸之义。马一浮在浙大讲学两个学期，他的讲学内容被辑成《泰和宜山会语》发行出版。
任继愈在《马一浮论蒋介石》中回忆：“我问马（一浮）先生，以前见过蒋没有，谈后有何印象？说，以前未见过蒋，见蒋时劝他，虚以接人，诚以开物，以国家复兴为怀，以万民忧乐为念。像这样文辞骈骊的发言有一二十句，我当时记不全了。我又问马先生，对蒋介石这个人的印象如何？在他身上看不看得出有中兴的气象？马先生沉思了一两分钟说，此人英武过人，而气宇褊狭，乏博大气象，举止庄重，杂有矫揉，乃偏霸之才，偏安有余，中兴不足。方之古人，属刘裕、陈霸先之流人物。偏霸之才四个字马先生说了两遍，故印象极深。熊（十力）先生接着说，此人心术不正，是个流氓。”
马一浮对谢无量向来推崇，有客来请益，马不能详答，便对来人说：可请谢无量解答。
马一浮曾去一字署名马浮，与之相类的还有：李大钊署名李钊，曾孟朴署名曾朴，顾默飞署名顾飞，余空我署名余我，皆去中间一字。
楼达人与马一浮结识多年，一次，楼问马道：“您是佛学家，又点化李叔同出了家，可您自己又为何留居尘世？”马哈哈大笑道：“这是因为我六根未尽。”
马一浮个子较矮，但脑袋极大。他平日不戴帽子。一年初冬，他要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为了保暖，家人想给他买顶帽子，可是跑遍全杭州，竟找不到他能戴得下的大号帽子。
马一浮茹素，只吃鸡蛋。他的早餐通常是一只鸡蛋加两片面包，中餐和晚餐都是一小碗米饭，马镜泉回忆，马一浮对米饭的质地非常讲究，只吃干饭。一次，马一浮久病不愈，亲友劝其吃点肉食，增加营养，这才稍稍吃了一些肉。
搬到蒋庄后，马一浮的睡眠大不如从前，每天早晨四五点钟就醒，醒来第一件事便是在床上打坐，直至天明。
【颖悟】
马一浮天资聪颖，记忆力过人，过目成诵。他幼年时由母亲教导，五岁能背诵《唐诗三百首》，八岁初学作诗，九岁就能熟读《文选》、《楚辞》，乡间有神童之称。
马一浮四岁入私塾，先生问他喜欢什么诗，答：《茅屋访高僧》。四岁孩童竟知李商隐诗，让先生惊诧不已。
九岁时，父亲聘请了当时颇有声望的举人郑目莲为西席，教马一浮读书。但不久，先生坚决请辞。马父以为儿子少年顽劣，不听教诲，惹先生生气，便赔罪挽留。郑告知，他是因为马一浮天赋异禀，才智过人，自愧无法胜任，不想耽误学生前程，才自动辞教。
先生走后，父亲除了偶尔亲自教导马一浮读书外，马一浮更多是靠自学。从此，马一浮夜以继日，广阅群书，打下了深厚的学问根基，终成一代大师。
1898年，十六岁的马一浮参加绍兴（时称会稽）县试时，名列榜首。与马一同参加考试的还有鲁迅、周作人兄弟，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写道：“……会稽十一金，案首为马福田，予在十金第三十四，豫才兄在三金第三十七。”当时的考试题目是让考生取古文语句，拼凑成文，要求文章自然流畅，宛如笔者自撰，没有依傍痕迹。足见马一浮读书之广博。
后来，在一次出国考试中，马一浮又一次和周树人同进考场，马一浮依然名列第一。
【仰止】
马一浮和李叔同相交数十年，李受马影响，开始向佛。李叔同出家后曾说，马一浮是对他影响最大的居士。李一直将马视为老师。马一浮在杭州海潮寺讲《起信论》时，弘一法师每次必到，像学生一样侍立末席，专心听讲，从不缺席。
竺可桢为了请马一浮到浙江大学讲学，可谓煞费苦心。他多次登门拜访，托人劝驾，请马到浙大任教，并且说明，无须马到校讲课，而是准备在校外另择地点，让学生前去听课，“登门请业”。马提出，浙大需聘其为国学大师，其学程必须叫作国学研究会。浙大研究后认为，国学大师有类佛号，不甚妥当；立研究会需要国民党党部批准，此事只好作罢。为此，竺可桢在日记中称自己“对于请马一浮，可称仁至义尽”，而他对马一浮的印象则是“学问固优，世故欠通”。
马一浮想在风景胜地办一个古典式书院的想法，经人转达给蒋介石后，对马一向仰慕的蒋大为支持，很快就以行政院的名义向马一浮发出办学邀请，并拨出一笔办学基金。马一浮提交了一份《书院之称旨趣及简要办法》，蒋介石悉数采纳，复性书院得以在四川乐山开办。
书院拟设立时，马一浮正在广西宜山。蒋介石特派“大汽车二乘”，将马一浮连同与其一同生活的亲戚全家，接到重庆，沿途官僚如恭迎钦差大臣，组织民众夹道欢迎。颇有古之礼俗。
新中国成立初期，陈毅到杭州拜访马一浮，时马正在午休，家人想唤醒他，被陈毅阻止。家人请陈毅进屋，陈怕打扰马一浮休息，不肯进门，只是站在屋檐下伫候。不一会儿下起细雨，等马醒来将陈迎进屋中时，陈的衣帽鞋袜皆湿。马一浮大为感动，终于应邀担任了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
1958年，浙江办杭州钢铁厂，厂址选在马铃山附近，按规划，要把马铃山的小山头削平。规划范围内的马家坟墓必须动迁。马一浮不知所措，极为着急。周恩来得知后，即电告浙江有关领导：“马先生的先茔墓与自营生圹一定要保护。已砍了的坟头树先设法补种起来！”杭州钢铁厂党委按指示修改了计划，保留了马氏墓，同时发动厂里机关干部在马氏墓地植树。马一浮深受感动，对周总理极为感激。
1962年，马一浮八十寿诞，周恩来拨出一万元专款，作为马一浮刻书的基金，以此祝寿，表彰这位为保存与发扬国学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
1964年，毛泽东在北京宴请马一浮，马坐主宾位置，毛泽东、周恩来分坐两旁。
【长辞】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马一浮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被红卫兵抄家。抄家者席卷而去之前，马恳求道：“留下一方砚台给我写写字，好不好？”红卫兵不答应，反而猛掴其面。
马镜泉回忆：“当时杭七中的学生受到老师的指点，说蒋庄还住着这么一个人，就敲锣打鼓地去了。到了蒋庄就开始烧书，省图书馆古籍部想要保护蒋庄的书，其中有一个人口才比较好，跟红卫兵说：小将们，你们这样做不对头的，他是反动学术权威，要不要批判？要批判，要不要资料？要资料，你们都烧光了，资料哪里来？红卫兵一听有道理，所以就不烧了，结果把蒋庄的书装了三辆三轮车运到省图古籍部。”
汤俶方告诉楼达人，在被限期离开蒋庄的那天晚上，马一浮自知已无再见这生活了16年的小院的可能，凭栏倚曲，仰观星座，唏嘘不眠了一夜。离开蒋庄后，他避居安吉路一处陋屋，还时刻关心着屋外形势。
楼达人全家去安吉路看望马一浮，楼回忆：“在昏暗的灯光下，当我幼稚地问到宁波天童寺的佛龛及图腾何以跟一般不同以解他的寂寞时，他还不由自主地微微笑了一下。过了一会儿，他问及外面情景，当我说到李叔同的弟子潘天寿在美术学院被挂牌批斗时，他连叹两声‘斯文扫地，斯文扫地’，从此便不再言语。”
面对浩劫，马一浮写下诗曰：“语小焉能破，诗穷或易工。百年驹过隙，万事水东流。尚缓须臾死，因观毕竟空。栋桡方欲折，谁与问鸿蒙。”
1967年，马一浮胃部大出血，住进医院。楼达人接到汤俶方通知后，忙到医院看望，他回忆：“马老先生又瘦又短，从盖着的被子看，只占了三分之二长的样子。唯有硕大的头更加突出。我知道他没睡着，他一定感到了我俩的到来，但他假眠着，一动不动，脸向着西边。……突然，他蠕动着艰难地转过身，仰躺着。我们一起向他聚拢。汤俶方习惯地将被子拉直，他微微睁开眼睛，看着我们表示感谢。接着又无可奈何地合上眼。”
楼达人建议将马一浮的情况报告周恩来总理，汤俶方将楼的想法告诉马一浮后，“马一浮摇了摇头，很吃力，亦很坚定”。
马镜泉回忆伯父最后的日子：“他发病住在浙江医院。很可怜的，房间很小，六七平方米，只摆了一张床，一个床头柜，凳子也没有。我们两个人去，坐都没地方坐。老人家看到我们时说：我现在像木头人一样了。他睡在床上，眼泪慢慢流下来，一直到嘴边。”
去世前，马一浮在枕边写下《拟告别诸亲友》：
〖乘化吾安适，虚空任所之。形神随聚散，视听总希夷。
沤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临崖挥手罢，落日下崦嵫。〗
1967年6月2日，马一浮胃病加剧，出血不止，经浙江医院抢救无效，溘然与世长辞，终年85岁。
【评说】
马一浮的岳父汤寿潜在给廖艺风的信中称赞马道：“女婿马耕馀，勤学可喜，是汪容甫、章实斋一流。”
周恩来称：马一浮为“我国当代理学大师”。
熊十力对马一浮颇为推崇：“马先生道高识远。”
贺麟评论说：“马先生兼有中国正统儒者所应具备之诗教礼教理学三种学养，可谓为代表传统中国文化的仅存的硕果。”又说：“他尤其能卓有识度，灼见大义，圆融会通，了无滞碍。”
梁漱溟称马一浮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
丰子恺评马一浮：“无论什么问题，关于世间的或出世间的，马先生都有最高远最源本的见解。他印证古人的话，无论什么书，都背诵出原文来。”
弘一法师对丰子恺说马一浮：“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假定有一个人，生出来就读书；而且每天读两本（他用食指和拇指略示书之厚薄），而且读了就会背诵，读到马先生的年纪，所读的还不及马先生之多。”
腾复说：“在中国现代历史上，马一浮也是一位十分特别的人物。他孤标独行，卓尔不群，在其一生里，甚至有相当多的时间是身居陋巷，隐匿不出，不与世俗时人交往。”
戴君仁评价老师马一浮说：“中国历史上大学者，阳明先生之后，当推马先生。”
徐复观评价马一浮说：“马先生义理精纯，代表着中国活的精神。”
朱维铮认为，“马一浮本质上是文化专制主义者”，“他主持复性书院，听不得一点不同意见，连贺昌群辞去浙大教授，千里迢迢跑到乐山，助他实现办学理想，却以家臣待之，一言不合就挥斥而去，岂是‘有所不为’？由熊十力与他‘道相同而不相为谋’的事例所彰显，更可看出此公本质上是文化专制主义者”。
另有刘梦溪、郑新文等认为，马一浮的学问太高深，理解马一浮太困难。甚至强调现今没有人能读懂马一浮，因为马一浮的学问不是他写出来的东西就能体现的，他的学问更多地是他生命精神的自然流露，而今人根本就无法贴进马一浮的生命精神世界。
七、熊十力
〔熊十力（1885～1968），原名继智、升恒、定中，号子真、逸翁，晚年号漆园老人。湖北黄冈人。致力于佛学、儒学、哲学研究，是新儒家的代表，他的弟子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都是当代大家。〕
〔关键词：狂傲、风度、暴烈、气节、孤冷、真挚、逸闻、知音、治学、问道、灼见、幻灭、传承、敬誉〕
【狂傲】
少时，熊十力曾口出“狂言”道：“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其父兄惊诧不已。
熊十力原名熊继智，“十力”为佛家术语，指如来佛祖的十种智力，他以十力为名行于世，可见其狷狂之盛。据其女熊幼光回忆，他于1924年始用“十力”之名，取自佛典中赞诵佛祖释迦牟尼之言。
熊十力在自己着作上署名“黄冈熊十力造”，“造”这种说法，在印度只有被尊为菩萨的人才可以用。据传熊也曾自称“熊十力菩萨”。
辛亥革命后，熊十力任湖北都督府参谋。是年12月，“黄冈四杰”熊十力、吴昆、刘子通、李四光在武昌雄楚楼聚会，庆祝光复。聚会时，李四光书“雄视三楚”，熊十力则书：“天上地下，唯我独尊。”
殷海光拜访熊十力，谈及冯友兰、胡适和金岳霖，熊十力并不将三人放在眼里，他说胡适的科学知识不如“老夫”，冯友兰不识字，金岳霖所谈是戏论。听罢此语，早对熊盛气凌人已有所耳闻的殷海光亦极为惊讶。
1932年，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出版后，立刻遭到佛教人士，尤其是熊曾就读的南京内学院师友的攻击。熊的老师欧阳竟无阅后痛言：“灭弃圣言，唯子真为尤。”旋即命弟子刘衡如着《破新唯识论》对熊书进行系统破斥，称熊“于唯识学几乎全无知晓”，并指斥该书乃“杂取中土儒道两家之义，又旁采印度外道之谈，悬揣佛法，臆当亦尔”。
熊十力见后，立即应战。他对北大校方说：“我要写书，不讲课了！”于是辞职，迅速写成《破〈破新唯识论〉》一书，对刘之斥逐一破解。此时距《新唯识论》出版仅5个月。熊十力说，《新唯识论》“义既远离唯识，旨亦上符般若”，他称自己非但不是离经叛道，反而是对佛学的维护和发展。
面对老师欧阳竟无的斥责，熊十力坚持己论，他说：“吾爱吾师，尤爱真理！”从此，师徒交恶，至死未解。二人虽交恶，但熊十力对老师的尊重和敬意一如既往，他常说：“宜黄一代大师，气魄甚伟，秋逸为学缜密，素履冲澹。”抗战期间，欧阳竟无病危，熊十力听说后，赶赴在四川江津的内学院探望，希望见老师最后一面。但内学院同人认为老师垂危，怕见面情绪激动受到刺激，未让他与老师做最后的诀别，熊十力深感遗憾。
一次，徐复观和老师熊十力聊天，熊说章太炎除了文章写得好，并懂得一点小学外，并无学问。徐复观还听说，熊在杭州看到章谈佛学的文章时，批上“尔放狗屁”四个大字。
熊十力在朋友家中吃饭，朋友的孩子想吃桌上的一块肉，熊却立刻夹到自己碗中，说：“我身上负有传道的责任，不可不吃，你吃了何用？”然后坦然吃下。
有人将自己的文章送给熊十力看，他对来人说：“你拿书给我看什么？你应该看我的书，就是不看我的，也应看圣贤的书，你的狗屁东西算什么作品呢？”
熊十力与张难先私交甚笃。张任湖北财政厅厅长时，常有人来求熊，希望能通过他求得一官半职。熊不胜其烦，于报端刊登启事云：“无聊之友朋，以仆与难先交谊，纷诉介绍，其实折节求官，何如立志读书；须知难先未做官时，固以卖菜为生活者，其乐较做官为多也。仆本散人，雅不欲与厅长通音讯，厅长何物？以余视之，不过狗卵孵上之半根毫毛而已。”刊出后，张阅之，不第不以忤，犹曰：“十力真知我也！”每举之以告人。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接见熊十力，并送给他几本书。熊十力对毛泽东申明，他拥护共产党，爱新中国，但一辈子学的是唯心论，无法改变自己的哲学主张。此后，他数次致书毛泽东，要求建立哲学研究所，并请毛泽东允许旧学传播。
中国哲学会请熊十力担任该会委员，熊提出两个条件：不开会，不改造思想。他对学生说：“我是不能去开会的，我是不能改造的，改造了就不是我了。”又说：“马一浮写信给我，说他自己是‘确乎其不可拔’！我回信说我也是‘确乎其不可拔’！他以为我到北京，就‘尽弃其所学’了！”
1956年，政协召开知识分子会议，熊十力原不在邀请之列，其学生杨玉清在一次小组讨论会上说：“过去曾有人说：‘可惜今天称得上士的人，只有马一浮、梁漱溟、熊十力二三人而已。’梁先生今天在座，马先生也由杭州到北京来了，只有熊先生还在上海。”于是政协与上海方面联系，邀请熊担任特邀代表。陈毅派人去熊家通知时，熊正在洗澡，他对来人说：“我是不能坐飞机的。”于是，上海安排其坐当日火车北上。
每次政协开会，熊十力只是“三到”：开幕到、闭幕到、照相到，其余时间，均不到会，而是在宾馆与友朋聚谈。某次，一位领导突然莅临会议，全场起立相迎，唯熊十力独自岿然不动。
熊十力怕坐飞机，据他说是怕把飞机坐坏了，所以每次都坐火车。但他又无法忍受车厢里的暖气，因此每次北上开政协会议，他便把车窗打开，风呼呼的往里灌，一车厢的人都受不了。服务员向陈毅反映，说熊十力是个怪老头，不好伺候。陈哈哈一笑，说：“咱们国家有几个熊十力？不就一个吗？想法子照顾一下嘛！让他自己住一个包厢好不好？”
【风度】
少时，熊十力因慕鲁国大夫子桑伯子不衣冠而处之风，夏日在山野寺庙居住时，经常赤身裸体，有时出去遇到人也不回避。他又喜欢打菩萨，故有人将熊的行为告诉其长兄，但长兄并不加管束。一次，熊父的一位学生痛责熊道：“尔此等行为，先师有知，其以为然否？”熊十力如遭棒喝，从此再不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