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次，则予与锡予、十力、文通四人同宿西郊清华大学一农场中。此处以多白杨名，全园数百株。余等四人夜坐其大厅上，厅内无灯光，厅外即白杨，叶声萧萧，凄凉动人，决非日间来游可尝此情味。余等坐至深夜始散，竟不忆此夕何语。实则一涉交谈，即破此夜之情味矣。至今追忆，诚不失为生平难得之夜。”
【治学】
熊十力十岁时，父亲讲授《三字经》，他一天就能熟练背诵。父亲教他四书，讲完一段，熊还意犹未尽，每次都要求父亲多讲，父亲不肯，说：“多含蓄为佳也。”是年秋，熊十力学作八股文一篇。八股文讲究章法，不易作好，熊父看过后，很是诧异。
熊父亲临终前，怕自己去世后熊十力荒废学业，考虑到他身体不好，体弱多病，不堪农事，所以让他以后学裁缝以谋生。但熊十力坚持向学，他在父亲病榻前立誓：“儿无论如何，当敬承大人志事，不敢废学。”此后，熊十力终身不忘该誓言，发奋读书，终成一代大师。
父亲去世后，熊十力辍学在家，每日放牛。他时常将牛系在荒地里，自己到附近地主家的经馆外听当地一位有名的何举人讲学，何举人发现他后，便问他在干什么，熊答：“听先生讲学。”何考他问题，熊一一作答，何极为惊讶。第二天，何举人到熊家，让熊的长兄送他到经馆读书，免收学费。熊十力在经馆读书极为用功，功课居全馆第一。后地主听说他不交学费，将他赶出经馆。但熊为何举人门下第一名弟子的消息却不胫而走，于是有人请他去教蒙馆，他亦当仁不让，做起了教书先生。
熊十力记忆力极佳，能背诵很多书，他着书立说，案上仅有文房四宝，而没有一本参考书。
十六七岁时，熊十力四处游学，当他最先读到陈白沙“禽兽说”，忽起神解，“顿悟血气之躯非我也，只此心此理，方是真我”。并从中领悟到人生之意义与价值，并体识至大至刚之“真我”，以合于天地万物之理。这一觉悟基本上奠定了他以后的治学方向。
熊十力最初有志于革命。辛亥革命失败后，他又追随孙中山参加护法运动。但是，护法运动的失败让他备受打击，他眼看着“党人竞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内心非常痛苦，常“独自登高，苍茫望天，泪盈盈雨下”。自此，35岁的熊十力决心远离政治，专注于学术。熊十力认为这是他人生的大转变，是一次重生。
梁漱溟劝熊十力研究佛学，并介绍他到南京支那内学院的欧阳竟无大师那里去学佛学。熊到内学院报到时，“身上穿的衣服破旧，背着一个小铺盖卷，人家一看他那寒碜像，就把他安排在下人住的地方住下，一住三年。”在内学院的三年中，熊十力接受了严格的哲学思维的训练。第3年，在学院举办了一次论文比赛，熊十力一鸣惊人，写出了当时被评为最好的论文。
熊夫人傅既光回忆说，她与熊十力度蜜月时，熊利用蜜月读完一部二十四史。夫人见熊读书时一页一页翻得很快，怀疑他是否看清了内容，准备考考他。夫人选二十四史中的一件事，只讲头儿，让熊讲出其事。结果，熊不但讲述其事，而且说出此事在第几卷。
到四川璧山后，牟宗三前去探望熊十力，他回忆说：“吾即由重庆往拜。薄暮始达。至则见师母补缀衣裳，并告以先生在屋里，余即趋入，时先生正呻吟榻上，一灯如豆，状至凄凉，问安毕，相对而泣。并告人情之险。”但无论如何贫困，熊十力却坚持着述讲学。
熊十力喜欢在着作中引用禅宗公案，他说，他平生最服膺马祖掐百丈鼻孔的公案和马祖启发慧海自识本心的公案。
熊十力博览群书，汤用彤说：“熊先生通过对翻译本子的研讨，比一般留学生更理解西方哲学。”
有一次，唐君毅拜访熊十力，熊对唐说：“我老了，我的学问尚无人继承，学生中唯你与宗三可以寄望，今后你不要再到大学教书，就跟我住在一起，钻研学问。”唐说：“我不但要跟先生，而且要学更多学问。”熊听后十分生气，唐乃默然退下。
1942年，熊十力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中卷修改完成。熊十力自述道：“余孤羁穷乡破寺中，老来颠沛，加复贫困，乃强自援笔，续《功能章》上下……”
1944年，熊十力开始撰写《读经示要》，从正月初一开始写，迄秋冬之际而毕。当时，北砖镇长卢子英捐赠给熊一处房屋办哲学研究所，学生居浩然回忆：“这幢房屋，离镇约有二十分钟步行的路程，有正房五间，却空无一物。我……先在北碚镇上置备了两张竹床，一桌四条凳，以及全部厨房用具，搬进筹备处，将正中一间作为客厅，其余作为卧室。……熊氏搬进去后，觉得很满意。只是文房四宝都不全，教学写作无从开始。过了四天，熊氏用两只粗饭碗，一盛墨一盛朱红，替代砚台写起文章来了。所用的毛笔秃而掉毛，但《读经示要》的自序就是用秃笔蘸饭碗中的墨汁写成的。”
熊十力常批评唯识宗不对，牟宗三便苦读玄奘的《成唯识论》及其注疏和窥基的述记，读完后，他对熊说：“老师，你的了解不大对。”结果遭到熊一顿训斥。牟宗三认为，熊先生有一些偏见，他说：“熊先生读书时心不平，横撑竖架，不能落实贴体地去了解对方，首先把人家的东西弄得零碎碎，然后一点一点来驳斥它。他对儒家的文献也不多看，他只了解那乾元性海，体用不二。这是不够的，所以几句话就讲完，而量论作不出来。”
50年代，熊十力回到北京，郭沫若希望熊到中国科学院工作，熊拒绝了，他说“老朽与洋面包似不必打在一起”，而希望回北大任教。北大哲学系“颇无相纳之意”，但熊坚持要回去，并表示“愿回此挂名养老其间，与义无悖”。北大当时给他的工资为每月800斤小米，是当时教授薪水的最高水平。
熊十力多次建议恢复旧学：设立中国哲学研究所，培养国学人才；恢复南京内学院，由欧阳竟无弟子吕秋逸主持；恢复杭州智林图书馆，由马一浮主持；恢复勉仁学院，由梁漱溟主持。他屡次将上述建议上书毛泽东和中央政府，毛泽东只是回复说：“十力先生，长函诵悉，谨致谢意。”在熊的几项建议中，只有南京内学院，多年后在周恩来的过问下恢复，改称南京佛学院。
熊十力定居上海后，仍笔耕不辍，1956年，完成《原儒》下卷的写作，并将上下卷同时出版。继此书之后，熊十力又写了《体用论》、《明心篇》、《乾坤衍》等着作，前后共8种，130万言。
晚年，熊十力身体不好，但他坚持每日凌晨一两点钟起床，拖着病体坚持写作。《乾坤衍》一书刚写了两三万字，便“百病皆作”。1960年2月，他曾煤气中毒，虽经抢救脱离危险，但以后神经衰弱症愈加严重。熊曾将《乾坤衍》赠上海图书馆一部，附言说：“附赠《乾坤衍》一部，实不得已自费影印。老而不死，力成此书，决不自覆其说。白沙子有句‘君子恒处睽’，即我书之心也。”
【问道】
1908年，熊十力返回故里黄冈，改名为周定中，在家乡附近任教。此时，他开始认真阅读朱子的《近思录》、程颐的《程氏易传》、王船山的《周易内传》与《周易外传》。他对程氏和船山的易学思想颇有感触，对阴阳、乾坤、动静之关系有了新的理解，萌生了坤元即是乾元、动乃静之主的思想。次年读易学，读《列子》，启发了对王阳明“良知”和《大学》“明德”的理解，忽而触悟天地万物本吾一体，须向天地万物同体处认识本心。1910年，读康有为《人类公理》，病其浅薄；初闻西洋哲学唯物唯心之说，病其支离；更加坚信《大易》乾坤之义。
护法运动失败后，熊十力开始专心向学，研读儒佛典籍，探讨宇宙人生的大本大源。熊十力认为，中国之乱，不仅仅在于军阀、官僚作怪，更在于“众昏无知”，在于传统道德价值的失序。所以，此后他思考的重心就转到重建民族的道德、精神的重建上。他常常反省自己，说自己“私欲潜伏，多不堪问”，“赖天之诱，忽尔发觉，无限惭惶”。
1923年10月，熊十力的《唯识学概论》出版，此书依据佛家本义，忠实于内院所学。但他对佛学没有宗教徒式的信仰，而是力求得到理论上的满足。此时，他对佛学的态度缺乏批评、扬弃，但他并不认同唯识学取经院派的教条式态度。
1930年，熊十力结识马一浮，受马影响颇深。马一浮对其着述提出一些意见，他后来修订《新唯识论》（文言文本）的《明心》一章时，特别在心、性、天、命、理等宋明理学范畴的同一性疏解上，采纳了马的意见。
1932年，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文言文本）出版，这标志着“新唯识论”哲学体系的诞生。但此书一出，即刻遭到佛学界人士的攻击。熊十力为自己辩护说，《新唯识论》“义既远离唯识，旨亦上符般若”，认为自己非但没有离经叛道，反而是对佛学的维护和发展。
1944年，熊十力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杀青付梓，此书与《新唯识论》（文言文本）共同构成熊十力的哲学思想体系。
《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不仅仅是文言文本的改写，它已逐离了佛学体系，而成为一部博大精深的哲学着作。如果依据文言文本可把熊看成“新佛家”的话，那么，以语体文本为界，则应视其为“新儒家”。
熊十力主要的哲学观点是：“体用不二、心物不二、能质不二、天人不二。”他所谓“体”是“心体”、“性体”，即人的生命存在的本体、宇宙万物之本，在一定意义上也是道德的本体。所谓“体用不二”，就是肯定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是为了在物欲横流的世界寻找“人生本质”和“宇宙本体”。熊十力认为，吾人与天地万物所同具的仁心本体，内蕴着极大的力量，可以创造出，生化出整个人文世界。他以积极的人生态度、生命意识和人本精神去面对世界，创造世界，同时有主张不被人们创造出来的物质世界和人文建制所异化、所遮蔽，以致忘却、沦丧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根基。
《体用论》集中表达了熊十力的哲学创见，特别是“体用不二”的学说。熊十力在《体用论》一书的《赘语》中说：“《新论》（指《新唯识论》）两本（指语体文本和文言文本）俱毁弃，无保存之必要。”这话，他也成书之后多次对友人提及。
《明心篇》是熊十力晚年最重要的一部着作，主要讨论心性论与认识论问题，发挥生命体验的形上睿智，对本心与习心、科学与哲学、科学的心理学与哲学的心理学、精神与物质、知识与道德、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关系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熊十力提出的“体用不二”，成为整个当代新入学思潮“重立大本、重开大用”和“保内圣，开新外王”的滥觞，亦成为这一思潮的基本思想间架。
综观熊十力哲学，大致经历了由融儒入佛到儒佛同参，再到融佛入儒、归宗儒学的演进历程。其一生为学，融贯中西，平章华梵，摒弃陈说，绝少依傍。其哲学思想虽有不少局限，但他以其广阔的文化视野，独具的哲人慧思，提出并力求解决的人生问题与文化问题，诸如人的终极关切、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困惑和疏离等，仍是人类先自爱乃至以后所面临而必须解决的问题，而他凭着对生命存在的独特体验，所作出的对人的内在的道德自觉、价值自觉、文化自觉的阐扬，又为人类开创了一条探寻价值的新路，而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
【灼见】
熊十力说：“知识之败，慕虚名而不务潜修也；品节之败，慕虚荣而不甘枯淡也。”
曾有革命党人认为武汉不适合发动革命，熊十力却驳斥道：“武昌者长江之上游，南北之枢纽，天下安危之所系也，兼有张彪等庸才为官帅，若能暗中策反军队，不数年大事可成。”此说后来果被验证了。
熊十力在《读经示要》中感慨：“做人不易，为学实难。”他在第一讲里说道：“袁氏首坏初基，军阀继之，贪污、淫侈、残忍、猜妒、浮夸、诈骗、卑屈、苟贱，无所不至其极，人道绝矣！”他又说道：“今世衰俗敝，有过五季，贪污、淫靡、庸暗、污贱、浮诳、险猜，毫无人纪，吾为此惧。”
1949年4月10日，即将去台湾的徐复观收到熊十力的加急长书，熊劝他不要去台湾，并在信中将不能去台湾的理由一一罗列：国军已是全无斗志，美国人的援助绝对是靠不住的，国民党小朝廷仍旧不思进取……
1950年春，熊十力抵达北京，政务院秘书长齐燕铭便专程到车站迎接。他谈起一路观感，顺口冒出“林彪心术不正，怕不得善终”之句，吓得旁人赶紧劝他不要再乱讲。
新中国成立后，统战工作者问道于熊十力，熊说：“存在的问题就是学习苏联，事苏联如祖，事斯大林如父，而对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避而不提，真是数典忘祖！”
熊十力说：“中国学人有一致不良的习惯，对于学术，根本没有抉择一己所愿学的东西。因之，于其所学，无有甘受世间冷落寂寞而沛然自足不顾天不顾地而埋头苦干的精神于中的生趣，如此，而欲其学术有所创辟，此比孟子所谓缘木求鱼及挟泰山以超北海之类，殆尤难之又难。吾国学人，总好追逐风气，一时之所尚，则群起而趋其途，如海上逐臭之夫，莫名所以。曾无一刹那，风气或变，而逐臭者复如故。此等逐臭之习，有两大病。一、各人无牢固与永久不改之业，遇事无从深入，徒养成浮动性。二、大家共趋于世所矜尚之一途，则其余千途万途，一切废弃，无人过问。此两大病，都是中国学人死症……”
晚年，熊十力哀叹：“人生七十，孑然一老，小楼面壁，忽逢十祀。绝无向学之青年，后顾茫茫……”但即便如此，他仍对未来寄予希望：“吾国人今日所急需者，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游乎广天博地之间，将为世界文化开出新生命。”
【幻灭】
台湾学者林继平在《我的治学心路历程》中记述，国民党退守台湾之际，熊十力秘密到达广州，准备去香港或台湾。毛泽东得知消息后，立即电告林彪，让其在广州拦截熊。林彪与熊十力是黄冈同乡，尊称他为熊老师。熊无奈，只能随林彪回到武汉。林彪还召开欢迎大会，欢迎熊荣归故里。会后，即护送熊回到北京。
50年代初，熊十力在北京颇觉寂寞。他虽受到礼遇，但他的关于复兴中国文化、重振古代儒学的主张得不到采纳；而从学者也越来越少，昔目的友朋门生故旧聚首日渐稀罕。有过去对他执弟子之礼者，运动一来，竟说，我不知道熊有什么学问。
历次政治运动虽都没有触及到熊十力，但原来的老朋友很少有人再上门来了，熊十力颇感孤独，他曾对杨玉清说：“先还有些学生来谈谈问题，现在鬼都没有上门的了。”
50年代，陈毅去看望熊十力，他竟伤心地号啕大哭。陈毅问：“您老为何这么伤心？”熊答道：“我的学问没有人传哪！”陈毅深受震动，后来给上海高校的教师做报告时，他建议大家多向熊十力请教：“近在眼前的贤师，你们就去拜门，有人批评，就说是陈毅叫你们去的！佛学是世界哲学里的组成部分，一定要学。共产党讲辩证法，事物都要了解其正反面，不懂唯心论，又怎能精通唯物论呢？”
冯友兰在《怀念熊十力先生》一文中写道：“熊先生在世时，他的哲学思想不甚为世人所了解，晚年生活尤为不快。但在50年代他还能发表几部稿子。在他送我的书中，有一部的扉页上写道：‘如不要时，烦交一可靠之图书馆。’由今思之，何其言之悲耶！”
晚年，熊十力常要向统战部领导“汇报”自己的近况和思想动态，偶尔也在信中表一下态。1957年6月，他写信给统战部，说：“今天见报载，章伯钧自认造谣反党，真可耻可恨。”1959年2月则在信中写道：“昨年大跃进，中外欢腾。今岁更当一日千里。”但他的信更多的是生活方面的要求，如住房、吃饭问题等等。1960年11月，他致信统战部，要求吃粗面包，“上月承惠两次饼干，是上好的东西，而此物吃时总不觉得饱，所以愿吃粗面包。”1960年12月，熊突然便血，便写信给统战部说：“谨请予我一个宰好了的肥的母鸭子，看可救此症否？”并说：“素承厚意怜念老人，故敢常扰。”统战部向上级请示，得到同意后，熊十力得到了一只肥母鸭。
1963年，79岁的熊十力开始撰写《存斋随笔》。1964年12月，熊十力赴京出席四届政协一次会议期间，陈毅曾来看望，并对在场的熊氏子女说：“你爸爸是书呆子，让他写，把他的学术思想都写出来。”郭沫若来看望熊时，谈到《存斋随笔》印行的种种困难，郭亦极为无奈。知此书刊印无望后，熊十力说：“如果印若干本留存也不行，请退稿。”其后果然收到退稿，熊十力只好请封用拙（熊的文书）抄写一份留存。
老友韦卓民到上海看望熊十力，一见面，熊就号啕大哭，使韦深觉不安。
1965年夏，弟子习傅裕去看望老师熊十力时，发现先生明显地衰老了，目光不再如以前那般如炬，谈吐不再像以前那般滔滔，情绪也不再像以前那么激昂了。他一人独坐屋中，身穿褐色长衫，扣子全无，只用一麻绳作腰带，状若老僧。屋内墙上挂着三个大字书写的君师帖，从墙头一直贴到天花板，孔子居中，左右是两位分别是王船山和王阳明。
王元化回忆道：“我曾向他请教佛学，这时他已由佛入儒。在他起居室内，有三幅大字书写的君师帖。一居中，从墙头直贴到天花板上，上书孔子之位。一在右，从墙头往下贴，上书阳明先生。一在左，也从墙头往下贴，上书船山先生。他听我要学佛学后说：‘你学佛学做什么？现在没有人学这个了。’”
“文革”开始后，熊十力对红卫兵上街“破四旧”，随意闯入别人家中抄家，到庙宇教堂砸神像烧经书，十分反感，曾上书毛泽东表示反对。但信去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熊十力被抄家，造反派将他多年来珍藏的古代书籍、经卷、字画、手稿等，或撕毁或焚烧。熊十力视书如命，上前想从火堆中抢出一些古籍孤本，被人推倒在地。
北京一○一中学的红卫兵追寻到上海审问熊十力，问他知不知道刘少奇当年在庐山白鹿书院时有什么反动活动。面对众多问题，熊十力一律回答“不知”，又被视为态度顽固，受到批斗。
晚年，熊十力为自己订有“三戒”：不出门、不会客、不写信，衰年求静，聊以卒岁。在万般悲苦中，他曾作一联寄友人：“衰年心事如雪窖，姜斋千载是同参。”
后来，由于抄家、批判等变故，熊十力精神有些错乱，不断给中央领导写信，还经常写很多纸条贴在裤子上、衣帽上、门窗上，连袜子上，都写着对“文革”的抗议。为此，上街时常遭人围攻，但他却依然我行我素。
“文革”中，熊十力常常穿着一件褪了色的友布长衫，扣子全无，腰间胡乱地扎一根麻绳，独自一人到街上去或公园里，跌跌撞撞，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直到实在走不动了，才坐到地上休息。这时，悄悄尾随于后的小女婿（熊再光的丈夫彭亮生）才敢露面（熊十力不让家人跟着他出来），搀扶着他，慢慢地走回家去。
1968年，熊十力在家曾绝粒求死，后改为减食，以求速死。但此时他仍在不停地写书，写了毁，毁了又写。春夏之交，熊十力患上肺炎，病后不肯服药，送医院前已发高烧。经治疗病情好转，但他习惯于清早开窗，又受凉患上感冒。由于他病体衰弱，心力衰竭，抢救不及，于5月23日上午九时与世长辞，终年八十四岁。
熊十力逝世这年，身居台岛的牟宗三似有感应，于三月间写文章怀念老师，他深情写道：“我常瞻望北天，喃喃祝问：‘夫子得无恙乎？’他住在上海，究竟能不能安居乐业呢？今已八十多岁，究竟能不能还和当年那样自由讲学、自由思考呢？我们皆不得而知……”
【传承】
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为熊十力的三大弟子，其中，牟宗三跟随熊十力的时间最久，受教也最多。
熊十力的研究是在西学的冲击和全盘西化的主张下，重建儒学的本体论，重建人的道德自我，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受其精神感召，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沿着他开创的精神方向，在他奠定的基础上，发皇、扩展、深化、扬弃其学说。学界将师徒几人视为现代新儒学思潮的中坚。
牟宗三曾说：“生我者父母，教我者熊师，知我者君毅兄（唐君毅）也。”
吴森评论说：“从牟氏自述学思的经过，影响他一生为学及思想最大的是熊十力先生。从熊先生的学术和人格里他才体会到生命和价值的意义。没有熊先生的启发，牟氏可能一辈子治逻辑及认识论而不会折返儒家的道路。这大转变，就像圣保罗的归于基督。保罗后来成为教会的殉难者。牟氏也成为现代儒家思想的一大支柱。这种走曲折险阻而成功的路，在现代中国的思想界，似乎未有第二个例子。”
牟宗三对熊十力的哲学做了批判的继承，牟宗三所继承的不是熊十力的哲学系统，而是熊十力的哲学精神。熊十力从生命格范与哲学精神上极大地开启了牟宗三；牟宗三在生命格范与哲学智慧上继承、高扬、拓展和推进了熊十力。
牟宗三、唐君毅对熊十力执礼甚恭。1948年夏，熊十力乘轮途经南京，牟宗三、唐君毅登轮长跪迎接，十分感人。
熊十力之子熊世菩有二子二女，两女分别名为“原”、“儒”。而二子各育有一女，命名为“明心”、“明宗”，这是后辈对老人的纪念。其曾孙女熊明心是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硕士生，免试推荐去德国读书。
【敬誉】
蔡元培称熊十力乃二千年来以哲学家之立场阐扬佛学最精深之第一人。
马一浮在《新唯识论》序言中，将熊十力与王弼、龙树并提，称其学识创见乃超越于道生、玄类、窥基等古代佛学大师之上！
金岳霖说，据他所知，熊十力是中国研究佛学最深刻的一个人。他对张岱年说：“熊先生的哲学中有人！”
张东荪称，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是一部奇书，书内主张也许为人们所不赞同，然而其好学深思的结果则不容否认。
有人称熊十力是“陆、王心学之精致化、系统化最独创之集大成者”。
梁漱溟说，熊十力是中国唯一的“狂者”。
1954年，熊十力七十寿辰，马一浮致贺诗云：“孤山萧寺忆谈玄，云卧林栖各暮年。悬解终期千岁后，生朝长占一春先。天机自发高文载，权教还依世谛传。刹海花光应似旧，可能重泛圣湖船！”
1956年，陈毅在上海高校教师会上明确宣布：“熊十力是中国的国宝。”
徐复观后来对比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三大儒时说：“熊先生规模宏大，马先生义理精纯，梁先生践履笃实。”
1979年，牟宗三在台湾举行的一个熊十力的纪念会上，深情地回忆了老师的教导，说熊先生一生没有过敷衍，没有过无聊，他绝对地忠于道体，忠于形而上学，任何人来，熊先生都要讲这一套给他听，不管对方能不能听，不管对方是小孩子还是党国要员。这就是孔子所说的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他的生命全部都在这里。
《大英百科全书》称：“熊十力与冯友兰为中国当代哲学之杰出人物。”
任继愈回忆老师熊十力：“熊先生这个人，以他的存在向人们展示了一种哲学的典型。一生坎坷，没有遗产留给儿孙，家庭关系处理得也不尽妥善。几十年来，没有见他穿过一件像样的考究的衣服。伙食注意营养，却不注意滋味，甚至可以说他吃了一辈子没有滋味的饭，人们认为值得流连的生活方式，对熊先生毫不沾边。熊先生博览群书，不讲究版本，手头藏书很少，可以说没有藏书。我认识的学者中，熊先生是唯一没有藏书的学者。别人也许觉得他贫困，他却显得充实而丰足。别人也许认为他不会安排生活，他却过得很幸福、坦然。他也像普通人一样，有时为了一点小事发脾气，过后，却深自谴责，好像雷阵雨过后，蓝天白云分外清新，他胸中不留纤毫芥蒂，真如古人所说的，如光风霁月。他具有只有他才具有的一种人格美。
“熊先生讲学，不问对象（有学人，也有官僚政客、商人）是否值得讲，听讲者是否真正愿意听，他总是苦口婆心、锲而不舍地讲授。讲述的中心，无非要人们认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他中年以后，建造自己的哲学体系后，‘舍佛归儒’。除了在他着作中写出来的，理论上发现的佛教哲学缺失外，还有一个埋藏在他内心深处的‘第一因’——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
八、梁漱溟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萧名、漱溟，后以其字行世。祖籍广西桂林，出生于北京，蒙古族。着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
〔关键词：自恃、新儒、泰然、温良、悲悯、逐求、厌离、佛缘、思虑、教育、直言、廷争、“文革”、立场、逸事、婚姻、息焉、缅怀〕
【自恃】
14岁时，梁漱溟入顺天中学堂，与班上的廖福申、王毓芬、姚万里三人最为要好，相互间以年龄称大哥、二哥、三哥。某日，四人谈兴方酣时，廖提议以每个人的短处拣出一个字来，以此呼名警示策勉。众人皆赞成。于是廖逐一给大家起名：王毓芬懦弱，妇人气重，取名为“懦”；姚万里擅体育，但脾气暴躁，故起名为“暴”；廖自己勤奋，却自谦名为“惰”；他给梁漱溟起的是“傲”。梁觉得很中肯、很贴切。
民国初年，梁漱溟从北京顺天中学堂毕业，报考北京大学，但未被录取。他发奋道：“我今后一定要够得上叫北大请我当教授！”
1924年，泰戈尔访华，梁漱溟向他介绍儒学，对泰氏解释“狂狷”之气：“狂者志气很大，很豪放，不顾外面；狷者狷介，有所不为，对里面很认真……狂狷虽偏，偏虽不好，然而真的就好。——这是孔孟学派的真精神真态度。”
30年代，梁漱溟致力于乡村建设，他对学生说：“我觉得必须有人一面在言论上为大家指出一个方向，而且在心地上、行为上大家都有所信赖于他。然后散漫纷乱的社会才仿佛有所依归，有所宗信。一个民族的力量，要在这个条件下才能形成。我之所以自勉者唯此，因我深切感到社会多年来所需要者唯此。”
蒋介石让朱经农告诉梁漱溟，希望梁到武汉来见自己。朱转告梁后，梁未予理会。晚年，梁漱溟回忆说：“我不能因为他派人传这么一句话，我就自己去呀？我不去。”
梁漱溟自我评价：“我一生的是非曲直，当由后人评说。自己为人处世，平生力行的，就是：独立思考，表里如一。”
在一次中国文化书院召集的讲演会上，梁漱溟大声疾呼：“我不是一个书生！”
梁漱溟自称“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
1941年，香港沦陷，梁漱溟经历九死一生后，辗转到达广西。他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梁此语遭到了许多人，包括好友熊十力的讥评，但梁却说：“狂则有之，疯则未也。”
1975年，梁漱溟完成《人心与人生》一书后，觉得自己再无所留恋，可以去矣。学生写信劝说，梁解释道：“吾自是一‘非常人物’，莫以俗人看我。我从来自己认为负有历史使命——沟通古今中外学术文化的使命。相信我的着作将为世界文化开新纪元，其期不在远，不出数十年也。”
梁漱溟认为自己是思想家，而不是学问家，他晚年接受美国学者艾恺访谈时说，“我不够一个学问家”，因为讲中国学问，得从中国文字学入手，中国的文字学我没有用功，所以我的中国学问很差，很缺少；我外文不行，所以外国学问也不行。“从这两方面说，我完全不够一个学问家”。“我所见长的一面，就是好用思想，所以如果说我是一个思想家，我倒不推辞，不谦让”。思想家与学问家不同之处在于，学问家知道的东西多，吸收的东西多，里边当然也有创造，因为没有创造就不能吸收。但对于思想家来说，虽然他也知道许多东西，但他的创造多于吸收。“所以我承认我是思想家，不是学问家。”
梁漱溟又对艾恺说，他认为，王阳明“对生命已经透彻”，而自己是个普通人，“可能比其他的普通人不同的一点，就是我好像望见了，远远地看到了……王阳明，看到了孔子。……不能很清楚地看见，好像天有雾，在雾中远远地看见了孔子是怎么回事，王阳明是怎么回事，远远地看着”。他觉得自己“比起王阳明来，还差得远”，“在彻悟上，阳明先生他有他的彻悟，我不够”。
【新儒】
梁漱溟一生追求两个问题：一是中国问题，即现实的中国国家问题、社会问题；另一个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什么。
梁漱溟的一生充满了矛盾，他说，自己一生中有四件事情始所未及：第一，最讨厌哲学，结果自己却讲了哲学；第二，在学校没读过孔子的书，结果讲了孔子的哲学；第三，未曾读过大学，后来教了大学；第四，生于都市，长于都市，一生却致力于乡村工作。
梁漱溟认为，父亲梁济“是一秉性笃实的人，而不是一个天资高明的人。他最不可及处，是意趣超俗，不肯随俗流转，而有一腔热肠，一身侠骨”，“我最初的思想和做人，受父亲影响，亦就这么一路（尚侠、认真、不超脱）”。
梁济投湖殉情前，问儿子梁漱溟道：“这世界会好吗？”梁漱溟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天往好里去的。”
民国初年，梁漱溟在同盟会的《民国报》当编辑，也做外勤记者，常用寿民、瘦民等做笔名。一次，总编辑孙浚明为梁写了一幅扇面，上款题“漱溟”二字，梁认为孙代拟的笔名很好，甚合其心意，从此便以“漱溟”为名。
梁漱溟的观点常常前后不一，他也说自己常反思以前的观点哪里不对，哪点理论不通、幼稚，于是有人批评梁漱溟的哲学前后不对嘴，梁漱溟说：“前后一致那是说永远的错误！”
梁漱溟的处世原则为：在人格上不轻于怀疑人家，在见识上不过于相信自己。梁总结了三种人生态度：逐求、厌离、郑重。
梁漱溟尝言：“朋友不终，是很大的憾事。”梁有家训曰：“不谋衣食，不顾家室，不因家事而拖累奔赴的大事。”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学生于长茂回忆，梁漱溟虚心好学，当时研究院训练部主任陈亚三是梁在北大哲学系的学生，但陈讲儒家哲学讲座时，梁常列席听讲。
梁漱溟待人直来直去，他总是诚恳地微笑，使见者大为感动。李兢西说：“分明你想去欺骗他一件事情，到了他面前时，你便不由的会把实话说出来了。”梁漱溟对此也很是满意，他说：“我相信人，可是我也没有吃过相信人的亏。”
梁漱溟与李大钊相熟，李就义后，他说自己不敢与李相比，“也不敢冒昧地自居于交谊深挚之列了”。
梁漱溟育有两子，分别起名培宽、培恕，此二名可见梁“最后一个儒家”的精神气象。
在论及乡村建设时，梁漱溟说：“真正的和尚出家，是被一件生死大事，打动他的心肝，牵动他的生命，他看到众生均循环沉沦于生死之中，很可怜的，所以超脱生死，解决生死，遂抛弃一切，不顾一切。现在我来做乡村运动，在现在的世界，在现在的中国，也是同和尚出家一样。我同样是被大的问题所牵动，所激发；离开了朋友，抛弃了亲属，像和尚到庙里般的到此地来。因为此事太大，整个占据了我的生命，我一切都无有了，只有这件事。”
抗战时期，梁漱溟在重庆办学，曾有反“政府”之论。沈醉带特务前去查办。梁正气凛然地说：“我这是小骂，对你们，对抗日有好处，如果你们仍不改悔，我今后还要大骂。”
1941年，《光明报》因发表民盟成立宣言和政治纲领，为蒋介石所不容。王云五、成舍我、李师曾先后劝梁漱溟去重庆参加参议会，梁一一辞谢。最后国民党搬出了杜月笙。杜邀梁在茶楼喝茶，先是一番恭维，然后话题一转说：“我们素以信义着于天下，说话是算数的。我愿陪梁先生同去同回。”梁最终还是拒绝前往，让杜月笙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钉子。
1946年，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后，梁漱溟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痛斥：“特务们，你们还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在这里等着它！”他发表了《民盟秘书长的谈话》，并说：“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
叶笃义回忆，马歇尔、司徒雷登不只一次当面称赞梁漱溟是中国的甘地，二人说梁的“清瘦体态，边谈话边摇扇子的神态，他们活生生看到印度的圣雄甘地了”。叶将二人的话翻译给梁听，梁听后只是淡淡地说了句“愧不敢当”。
解放军渡过长江后，梁漱溟看到毛泽东的诗作《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有“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之句，连说：“错了！错了！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的，偏激与惰后都不行。唯有调和持中的中国文化必将统治世界，而真正统一中国的方法也只能是适应中国文化之根本精神的中和。”他说“追穷寇”是错误的，并引述《孙子兵法》中“穷寇勿迫”的论点加以佐证。
梁漱溟重“慎独”，认为此道是儒学的精髓：“修齐治平都在诚意上用功，都在慎独；慎独是贯内外的活动，亦即修身为本之实行。”他连自己做的梦都要认真地加以检点，1951年4月7日，他在日记中自责“梦中念头可耻”，次日又记载：“思议大学修身为本疑问若干则，夜梦起念头可耻马上自觉。”
梁漱溟曾作诗评论郭沫若道：“淡抹浓妆务入时，两朝恩遇鬓垂丝。曾经招对趋前席，又见讴歌和口词。好古既能剽甲骨，厚今何苦注毛诗。民间疾苦分明在，辜负先生笔一枝。”
“文革”中，梁漱溟说：“给我贴大字报，自是应有之举……责斥我驳斥我，全是理所当然。这种驳斥、责斥与其少不如多，与其轻不如重，如果平淡轻松，则不带劲，那倒不好。”
“批林批孔”期间，政协开会，群起攻之，对梁漱溟说了许多难听的话，梁自然不好受。他在日记中自我检讨道：自己修养不够，为什么人家说点儿什么，我就睡不好觉呢？
“文革”后落实政策，梁漱溟却拒绝申报损失，他说：“我所受的损失，不是任何金钱所能补偿回来的。”
梁漱溟并不因尊重某人而对其全面肯定。他素来敬重梁启超，但在回忆文章中依然评判梁启超在政治上的得失；他与熊十力相交甚厚，但在追忆熊时，亦“指摘”其着述的粗疏和错失。梁认为“学术天下之公器，忠于学术即吾所以忠于先生”，如此不负40年的交谊。
梁漱溟曾说：“我与哲学无缘。我不懂什么叫哲学。我就是这样，误打误撞地进了哲学的门。”他说自己是一个问题中人，不断在问题中生活，研究佛学、儒学或西方的理论，都是为了解决问题。所以，山东孔子研究所欲聘其为专家，给他寄来登记表，他拒绝道：“我不是专家，谁认为我是就让谁填去。”
晚年，梁漱溟回忆：“我曾哭过两次，一次在曹州，系由学生不听话所致；一次是陈铭枢出卖了李济深，使李被蒋介石软禁汤山温泉一段时间，我觉得太不应该，曾大哭一场。”梁对陈素无好感，后陈被划为右派，到香山自杀未遂，梁听闻后，说陈纯粹是出洋相。
晚年，梁漱溟曾书一座右铭：“情贵淡，气贵和，唯淡唯和，乃得其养，苟得其养，无物不长。”他常劝告家人和好友：“一个人动不动就气盛，发怒，势必伤肝，火攻心。如气盛不得平和，不外露，则又积郁于内腑，两者都伤肝劳神，有损于健康。所以说气平情淡，自长自消，称得上身心锻炼的一项真正过硬功夫。”
美国学者艾恺称梁漱溟为“最后的儒家”，梁并不认同，他说自己是一个佛家。他将自己与熊十力进行比较：“我与熊先生虽然同一倾心东方古人之学，以此相交游、共讲习者四十多年，踪迹之密少有其此，然彼此思想实不相同。熊先生应归属儒家，我则佛家也。”
梁漱溟对艾恺谈及身体与心理的关系时说：心是超过身的，心和身的关系，用八个字说，就是“好恶相喻，痛痒相关”。
梁漱溟认为，能够传承中国儒家学说的，一个是宋朝的程颐，一个是明朝的王阳明。而他则更欣赏王阳明的弟子王心斋（艮）。他曾对贺麟说：“只有王阳明的《传习录》与王心斋的书可读，别的都可不念。”
梁漱溟崇拜诸葛亮，他说：“我爱他的谦虚。一般人都认为他很有智巧，其实他很谦虚，愿意听人家指责他的话。谦虚谨慎是最可贵的品质，一个人自以为聪明、了不起，那就不行了。”
梁漱溟对中国文化极为自信。艾恺问梁对“全盘西化”的看法，梁说：“这个也是一个自然之势吧。事情发展到今天，自然如此。这个不足为怪。实际上，可以说是动摇不了根本。”艾恺问道：“动摇不了根本？”梁答：“实际上动摇不了根本。没有什么不好，没有什么可怕，没有关系。”
艾恺又问梁漱溟，是否认为中国还有得到欧美现代化的好处、避免欧美现代化恶果的可能性，梁漱溟回答说：“我想，相对地说是可能的。中国假定能够说有民族性、民族精神，中国人还是中国人，尽管说，他已经变化很大，或者是破坏很大，但是还是有他中国人的精神、中国人的气味。”
【泰然】
梁漱溟曾送友人一联：“无我为大，有本无穷”。对于生、死，梁漱溟的态度是“任其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