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梁漱溟曾带着学生深入前线，他写信给长子梁培宽说：“时人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此行盖践之以。”
袁鸿寿在桂林七星岩设素席宴请梁漱溟，饭后，他们在七星岩一株小树下闲聊，恰敌机前来轰炸，袁大惊失色，要避，梁却“镇定自若，聊天如常”。
香港沦陷时，梁漱溟在敌机弹雨之中安然打坐，人问其故，他说：“我尚有大业未成，不会遽死！”
在港的文化人乘船撤离，天空有日机轰炸，水中有水雷骚扰，满船的人都惴惴不安，彻夜难眠，唯有梁漱溟鼾声如雷，睡得很香。有人问：“先生不害怕吗？”梁答：“怕什么，我是死不了的，我死了，中国怎么办？”
新中国成立后，袁鸿寿每受委屈，便愤不欲生。梁漱溟来劝说，不谈客观原因，最后总是对袁说：“不要对自己过不去。”袁听罢如醍醐灌顶，信中积怒顿消。
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北京人人都住到户外避险，梁漱溟却安居不动。家人再三劝说后，才在寓所后门的草地上露宿了几个晚上。
晚年，梁漱溟对艾恺谈及“文革”的遭遇时，只是说，当时“心里有点不愉快，几天我就过去了”。
94岁的梁漱溟谈及“文革”时又说：“行云流水，不足挂齿。”“‘文化大革命’是突如其来的，很突然，思想上没有准备。物质上受了点损失，也不是我一家一户，全中国的千家万户都受到骚扰。我的女人吃了苦头，我还好，活了下来，历劫嘛！所有的字画、简牍、图书都烧毁了。这些都是身外之物，没有什么。不过，思想是销毁不了的！”
1980年，美国学者艾恺专程来访，二人进行了数次长谈。有一次，艾恺问：“梁先生是年纪很大，而且具有智慧的人，你对人的死亡有没有见解？”梁漱溟回答：“我曾经说过死亡不会断灭。有些人认为人死了就完了，没有这个事情。我不是说过八个字‘相似相续，非断非常’。生命本来就是今天的我跟昨天的我相似就是了，前一分钟的我跟后一分钟的我相似就是了。其实早已不是一回事。相似相续，连续下来，不会断，非断。非常，常是恒常。还是一回事，不是一回事，早已不是一回事。人都如此，生命就是如此，那我也是如此。”艾恺又问：“人总是怕死吗？”梁漱溟答：“不愿意死。其实不需要怕，不需要希望长生。任其自然，因为任其自然才是‘廓然大公’。”
【温良】
20年代，梁漱溟在北京讲演《人心与人生》，听者每人收费一元。梁认为收费的目的“是真想让人来听，或因花过钱而注意听，否则不免有人随便入座并不真有兴趣听”。但他又怕有的学生没钱，于是特别说明没有钱者可以写信给他索要听讲券。唐君毅因“受到一种精神的威胁没敢去听”。不久，唐收到梁托人带给他的五元钱，因为梁怀疑唐是没钱才没去听的。唐君毅晚年回忆此事时，觉得对不起梁先生。
梁漱溟在香港办《光明报》时，梁任社长，萨空了任经理，梁的月薪是100元，给萨空了定的却是月薪200元。因他独自在港，花销小；而萨空了全家在港，负担重，梁又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一半，给萨空了补贴家用。
三四十年代，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研究院和在重庆办的勉仁国专都招收了许多穷困的学生，其中不乏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他从不问学生的政治倾向，当有学生被捕时，他便多方奔走、呼吁，保释被捕学生。段继李、高一宇、唐宦存、周述质等学生都得到过梁的帮助。勉仁国专一度成为民主运动的“保护伞”和“避难所”。
1944年，梁漱溟再婚，其次子梁培恕不能接受后母，抄一首写孀妇的诗“故人恩义重，不忍复双飞”给父亲。梁漱溟看后点点头，就算父子交换意见了。
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研究所的学生吴顾毓“文革”期间被以历史反革命罪判刑五年，刑满获释后靠糊纸袋为生，生活难以维系。梁漱溟得知其状况后，立即拿出存折，让袁鸿寿寄给吴200元。袁怕寄得太多给吴带来麻烦，每次给他汇去20元。此后，每次梁领到政协委员工资后，必到邮局汇去20元，一直到吴脑溢血逝世为止。梁漱溟又极力奔走，寻找证据，为吴平反，使得吴不至于含冤九泉之下。
袁鸿寿回忆梁漱溟：“梁老最初工资三百多元，后来减为二百多元，但每领薪之日即汇寄亲友之贫困不能维持生活者，从五元至三十元不等者若干家，自己家用只留百余元左右。……梁老之慈祥正直，乐于助人，我们是万万不能及的。‘文革’中，我在最困难时期，每月只给生活费9元，梁老闻之，不让我求助于我的老伴。他说：‘妇女受不得刺激，你还缺多少？’我说：‘我不能戒烟，每月还缺14元。’他立刻给我28元。他补充说：‘我平时修养不够，现在冤假错案，如此之多，心中还有不平之感。’”后来袁恢复名誉后补发工资一万多元，梁立即向他要回这28元，袁认为，梁提醒已摆脱困境者还借款，目的是给另一些仍在困苦中的友人雪中送炭。
在“梁漱溟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已91岁高龄的梁漱溟站着发言15分钟，主持者三次请他坐下，他都谢绝了。
由于不堪访客络绎不绝之苦，梁漱溟亲书《敬告来访宾客》：“漱溟今年九十有二，精力就衰，谈话请以一个半小时为限，如有未尽之意，可以改日续谈，敬此陈情，唯希见谅，幸甚。一九八六年三月，梁漱溟敬白。”前去拜访之人从墨迹的颜色上判断，那“一个半小时”的“半”字，是后来加上去的。
梁漱溟平易近人，每遇有人相求，只要他认为在理，必尽力帮助。复信他从不假他人之手，即便在垂暮之年也亦然。如一时无力作复，他便在未复的函件上注明“待复”。无论上门拜访的客人年长年幼，位尊位卑，他都竭诚相迎，别时送之门外，鞠躬揖别。送人着作，必在扉页上题字盖章，写上“××先生指正”，然后署名盖章，一丝不苟。
【悲悯】
1917年，梁漱溟从湖南回北京，一路目睹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写下《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一文，号召学人起来拯救苍生。梁将此文放在教员休息室中供教员们取阅，辜鸿铭看后称赞梁道：“有心人哉。”胡适则在日记中写道：“梁先生这个人是要闹革命的。”
1917年，梁漱溟完成其着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认为解决中国问题应先进行社会改造，社会改造的重点是乡村，即进行“乡治”。
王先进回忆，一次，梁漱溟在山东第六中学讲到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时，愤怒地用手中的小草鞯（钉黑板用的）拍桌子，泪水如下雨似的从眼镜下流出。
某次，梁漱溟在北京街头看见一位拉人力车的白头发老人，十分吃力地往前拉车，而坐车的人，却拼命地催他快走，结果一下就摔倒在地上，白胡子上沾满了鲜血。梁见此情景，一下子便流出泪来，从此再不坐人力车。
30年代，梁漱溟在山东邹平搞乡村建设试验区，他长期在农村生活，只有过年时才回家住上几天。过年期间，他绝不看戏，也不许家人去看。因为他体会了农村的种种苦楚，认为看一场戏就花去几块钱，实在是一种罪恶。他曾写信给外甥说：“（我）回家矣，终不肯听戏（亦不叫你们听戏），盖在外县地方，看见老百姓之苦，觉得我们一听戏，随便就是几块或十块（包厢十块还不止），实属太过；而此心恻恻焉亦不生贪玩乐之心也。”
【逐求】
梁漱溟回忆：“我少年时有一种反对阔绰享受的心理。古人说：‘不耻恶衣恶食’，我则以美衣美食为耻。父母兄长皆爱看京戏，我不要看，我表示反对。……像‘第一舞台’（北京最早建筑最阔的大戏院）‘真光影院’（较早的阔电影院）那种车马盈门的情形我尤其憎恨，觉得我若侧身其间将是莫大耻辱。哥哥的心理与我不同，他爱享受而喜欢做官。记得有一次（约在一九一一年）我与母亲在屋内谈话，哥哥从窗外走过，母亲叹道：‘那一个是官儿迷，这一个是要革命的！’”
辛亥革命前，梁漱溟加入了京津同盟会，不顾家人反对，剪去辫子，以示和清廷决裂。辛亥革命爆发后，正在中学学习的梁漱溟没有继续上学，而是到同盟会机关报《民国报》任外勤记者。由于职业的便利，他更能清楚地看到上层社会的黑暗和下层民众的苦难，对革命很是失望，开始信佛，并一度想出家。
王先进回忆，梁漱溟在山东第六中学任教时，因社会上贫富不均，富者奢侈浪费，穷者无钱上学，故提议在招生简章中写明：有钱者多出钱，贫穷者少出钱，无钱者不出钱。此提议一出，遭到许多老师的反对。梁坚决道：“我辞了北大教职，到此地任高中部主任，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若这条章程通不过，我来做什么？”于是众老师便接受了梁的提议。但开学第二个月，管爨者便遇到了困难，第三个月便办不下去了。因为有钱者只拿出自己饭费的那份，管爨者让他们多拿，他们便说：“我们仅能供给自己读书，没有力量代人付钱。”无钱者不出，还嫌只有面食，没有大米，管爨者让他们交钱，他们便拿着招生简章说：“你们招生简章不明明说无钱者不出钱嘛，因为我们无钱才投考这个学校的。我们出不起钱。”而开始交少量钱的贫穷者也开始宣称自己无钱，拒不交钱了。面对此情形，梁漱溟只好辞职离开了。
梁漱溟认为，“乡治”是“中国民族自救运动最后的一个新方向”。他的乡村建设理论“萌芽于民国十一年（1922），大半决定于十五年（1926），而成熟于十七年（1928）”。梁漱溟认为，无论是维新变法还是辛亥革命，都是学习西方，结果却造成了中国乡村的衰落。他认为西方的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认为中国的自救之路，在于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为此，他倡导乡村建设，辞去北大教职，从1927年开始在河南、山东等地从事乡村建设实践，直到抗战被迫停止。
20年代初冯玉祥任陆军检阅使时，曾请梁到他的驻地北京南苑讲学，当时韩复榘在冯部任团长，曾听过梁的讲演，并对梁的乡村建设理论很是欣赏。当韩后来成为封疆大吏后，觉得梁的乡村建设理论中所谈的关于乡村基层组织的改革，有利于巩固和加强他的统治。而梁漱溟则认为，乡村建设必须依靠实力派才能得以实现，故而来到山东。他说：“我们与政府是彼此相需的，而非不相容的。至于依靠政权，则亦有不得不然者。”当他的追随者问他：“乡村运动为什么一定要在山东搞？为什么同一些意趣并不一致的人一起搞？”梁说：“除了山东之外还有什么地方能允许我们这样搞呢？原来意趣不一致的，到事实面前可能渐渐一致。”梁到山东后，韩对梁非常尊敬，言听计从，他甚至在省政府纪念周上公开对他的部属讲：“我就是迷信梁先生！”
梁漱溟一生热心于乡村建设。他说，“农村没有新生命，中国也就不能有新生命”，“我们只能从农村的新生命里来求中国的新生命”。“所谓乡治，就是替农村求新生命的过程”。
抗战爆发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研究院毁于战火，他在邹平以自卫名义组织起民众组织抗日，结果后来该组织一部分被韩复榘带走，另一部分投靠日本，做了汉奸。当地群众恨之入骨，以至于一些乡村建设的干部也被群众所杀。千家驹认为，通过此次惨痛教训，梁先生应当知道乡村建设之路行不通，故在桂林的《中国农村》月刊撰文指出乡建失败的原因。梁撰文作答，他先引千的原文，再加以反驳。但重庆官方认为千的原文不能引用，不让发表，对梁的文章却只字不改，读者看来莫名其妙。这样发了几期，梁也自觉滑稽，便停止了这场笔墨官司。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被迫中止后，他马不停蹄地加入抗日救国的洪流中。此时，他开始与共产党接触，部分认同共产党的社会主义道路。
牟宗三与梁漱溟曾相处不洽。牟宗三回忆：“有一次熊先生为我向梁先生要一个月30块钱……他说：‘你一个月拿30块出来，叫宗三到我这里住，让他读书。’梁先生说钱是可以拿，但有条件，第一是要读人生哲学，不能光看逻辑。第二是要到邹平走一趟，看一看，观察一下他的事业，他那时的乡村建设运动在邹平实行。第三是不能存有利用的心理。当时我一看这三条件，便一怒而拒绝，这30块钱我不要了。你不能干涉我读书，我也不愿到你邹平去，且我利用你什么呢？我只利用你那30块钱罢了。他的话实在太没道理，你这算什么圣贤？故若要做圣贤，先要做豪杰。”后来牟宗三随熊十力住在勉仁书院，勉仁为梁漱溟办五十寿辰，让牟写文章祝寿，牟说我不懂，不肯写。牟宗三始终认为，英雄好汉做事，要帮人就帮人，不必讲什么条件。
钱穆回忆，其在华西大学任教时，梁漱溟来访。钱时正有课，故赠梁其着作《政学私言》一册，曰：“君倘夜间得暇，可试先读此书。”隔一日晨，钱穆回访，谈起国民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后梁拟创办文化研究所之事，梁道：“君之《政学私言》已读过，似为政治协商会议进言也。”钱曰：“不然，书生论政，仅负言责。若求必从，则舍己田耘人田，必两失之。君欲作文化研究，以倡导后学，兹事体大，请从今日始。若俟政治协商会议有成果，则河清难俟，恐仅幻想耳。”梁闻言，大不悦，起座而言曰：“我甚不以君言为然。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今日国民党与共产党两党对峙，非为结合，他日国事复何可望。”钱反驳道：“君言固是，亦须有缘。君其为父母之命乎，抑仅媒妁之言乎。今方盛倡恋爱自由，君何不知。”梁怫然曰：“知其不可而为之，今日大任所在，我亦何辞。”二人语不终了，不欢而散。
抗战胜利后，钱穆于沪宁火车上两晤梁漱溟。时梁居沪，常往返沪宁间，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梁告诉钱：“每忆君在成都所言，此事诚大不易，兹当勉姑试之，不久或知难而退矣。”第二次，梁叹曰：“君来正佳，我此去坚求辞职矣。”
梁漱溟一直希望促成国共和谈。1946年10月10日，梁由南京到上海见周恩来，促其回南京继续和谈。11日夜，梁由上海乘火车返回，次晨抵达南京。下车后，梁看到报纸刊登的国军已攻占张家口的消息，对记者叹道：“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1953年9月，梁漱溟列席中央政府扩大会议，应周恩来之请发言。他重点谈农民问题，要求对农民施“仁政”，他说：“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不料，梁的发言引发了与毛泽东的争论，酿成“廷争面折”的尴尬局面。
1988年4月，台湾青年学者沈重问梁漱溟：“您最佩服的人是谁？”梁漱溟答：“是费孝通。费孝通先生是走江南谈江南，走江北谈江北，希望现代的年轻人也能如此。”
【厌离】
1912年年底，梁漱溟因看不惯民国官场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加上6月间，其母逝世，一度崩溃，曾多次萌生自杀的念头，幸得室友察觉，才避免了悲剧发生。他后来回忆此段时间的心情时说：“我渐渐晓得事实不尽如理想。对于‘革命’、‘政治’、‘伟大人物’……皆有不过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径，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学校遇不到的，此时却看见了；颇引起我对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
此后，梁漱溟转而信奉佛学，他决定遵照袁了凡之言“以往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认真做去。在阅读大量佛典后，梁漱溟悟到人生是与苦相始终的，人一降生，就与缺乏相伴俱来。
国共和谈期间，民盟等第三方面提出一个折中方案，但因时局紧迫，事先并没有征求国共两党代表的意见。梁漱溟、李璜和莫德惠三人到梅园将该方案交给周恩来，并由梁逐条加以讲解。第二条刚说了两句，周脸色骤变，以手阻止说：“不要再往下讲了，我的心都碎了！十年交情从此算完。今天国民党是我的敌人，你们也是我的敌人！”态度愤激，泪落声嘶。周用力摔门而出，取来一份电报说：“我是信任你们的，你们为何不在事先关照？”梁想起前约，自觉理短，茫然不知所措。此后，梁漱溟退出了和谈，也退出了民盟，回到重庆。
1976年《人心与人生》一书完成，梁漱溟觉得自己在尘世的使命已经完成。1981年6月，他停止了已经持续数十年的日记，他留在日记中的最后几个字是“6月1日”，有日无记，此后再也没有日记，表示他已不再牵挂尘世之事。
梁漱溟病重时，不止一次对领导说：“人寿有限，我已长寿，能活到今天很不错了。但自觉寿数亦到此为止，因此不要让国家花费太多的人力财力，勉强维持我的生命。”
梁漱溟的生命已进入弥留之际。有人问他：“将来如有可能，是否以稿费设奖学金，用来培养青年一代。”梁漱溟有气无力地回答：“小事。”早在《人心与人生》获准出版时，一位日本人便建议：“我将把尊着译为日文，我愿把全部稿酬捐献，设梁氏基金会。”袁鸿寿问梁漱溟是否同意。梁回答：“这是日本人的想法，中国人不以着作视为商品。”言外之意，并不赞成，亦不反对，与“小事”的言外之意相同。
【佛缘】
梁漱溟晚年曾言：“人有今生、前生、来生，我前生是一个和尚，是一个禅宗和尚。”
少年时，梁漱溟苦苦思索，自己家境尚好，为人聪明，父母对他也极疼爱，但他却常常苦闷不乐；而家中的女工，天天做饭、洗衣、干杂活，非常辛苦，但脸上常有笑容，并不觉苦。他最后悟出：“人生的苦乐不在外界（环境），而在自身，即在主观。其根源在自己的欲望，满足则乐，不满足则苦。而这种欲望是无穷尽的。”他开始向佛，18岁时，拒绝父母为其订婚，19岁开始茹素，曾前往衡山想出家为僧。后在北大任教期间，他也与北京的寺庙保持着联系，曾在西郊极乐寺和摩诃庵静养。二战后在重庆期间，他拜西藏佛教噶举派贡嘎呼图克图为师，受灌顶礼，成为一名藏传佛教信徒。
梁漱溟曾杜门研佛三年。其次子梁培恕回忆说：“父亲很早就开始考虑这些人生问题，后来他给我讲过一些佛教故事，释迦牟尼出家的故事让他心有所戚。他同样是看见别人穷苦就受不了的人，后来的信佛实际上也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长子梁培宽回忆：“他没有礼佛行动，从来没有去寺庙烧香拜佛，他是在自我修养上下功夫。”
对于生死，梁漱溟泰然处之。一位生活孤苦的老人向梁请教：“先生，人什么时候才能得到解脱呢？”梁一字一顿回答：“佛家对生死的态度是不求生、不求死。”
梁漱溟坚持素食七十余年，除了鸡蛋、牛奶，其他荤腥一律不沾。三十岁以后，他的身体愈发结实，体质、精力反为友辈所不及。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一次宴会上，毛泽东见梁只吃素食，又不饮酒，笑着说，梁漱溟坚持食素，清心寡欲，定长寿也。
【思虑】
梁漱溟好思虑。他常说自己是问题中人，如果问题没有解决前，他会极为痛苦，即使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找出答案。他曾对朋友说：“我初入中学时，年纪最小。但对于宇宙人生诸问题，就无时不在心中，想到虚无处，几夜——简直是常常睡不着觉。那时我很憔悴，头发有白了的，同学们都赶着叫我小老哥，小老哥。”
梁漱溟曾与人谈及自己的爱好：“我的乐趣就是思考问题。我要有时间的话，就要思考问题。他常对别人说，你看我最闲的时候，其实是我最忙的时候。你看着我坐在那里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其实我的思想已经跑得很远很远了。”只要梁一开始思考，他就很难刹住车。因为思考问题，梁经常失眠。在北大任教时，他曾因失眠向校方提出辞职。
梁漱溟曾一度想出家。一次，少年中国学会请他做宗教问题的演讲，准备讲稿时，因为不顺利，便随手翻阅《明儒学案》，在东崖语录中忽然见到“百虑交锢，血气靡宁”八个字，不觉心凉，顿时头皮冒汗，默然有省，遂由此放弃出家之念。
1918年，父亲梁济沉潭自尽后，梁漱溟开始研习儒学。他曾对儿子梁培恕说：“佛学只能让少数人受益，可孔子的学说是对大多数人说的，他肯定人要付出努力，下一番功夫是可以过得好的。”
梁漱溟自述“只有志业，没有职业”。即只有他想做的事情，而不是选择的职业。在梁看来，由西方功利主义到佛学再到儒学的转变，都只是要解决他思想上的问题和中国的问题。
蒋百里称赞梁漱溟的成名作《中西文化及其哲学》为“震古烁今之着作”，而胡秋原认为该着“有独创的意义和可惊的深刻思想力”。
梁漱溟以“意欲所向”为标准，将人类文化分为中国、西方、印度三种类型，他说：“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中国社会是“职业分途”、“伦理本位”的社会，不存在阶级的界限。
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之伟大，是人类理性之伟大。中国文化的缺欠，非理性的缺欠，而是理性早启、文化早熟的缺欠。
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梁漱溟写道：“中国文化之最大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的机会，多少感情要求被压抑，被抹杀。”
梁漱溟认为：“中国传统中该变化的早就变了，不该变的永远都不会改变，而这些永远都不会改变的中国传统将统领世界。”他说，中国有以贡献与世界者，不外八个字：“人生向上，伦理情谊。”而这正是世界和平的基础。
1955年初夏，梁漱溟与儿子梁培恕游北海公园，说起即将动笔的《人心与人生》一书时，以平静而深沉的声音说：“这本书不写出来，我的心不死！”书成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今日可死而轻快地离去。”
“文革”中，红卫兵将梁漱溟关进一间小屋，他却利用如此难得的清闲时光每日着书，笔耕不辍。被允许回家后，他每日去公园练拳、散步，无书可读，就认真读报、看材料。“文革”中，他先后完成《儒佛异同论》和《东方学术概观》的撰写。
红卫兵将梁漱溟尚未完成的《人心与人生》手稿抄走，梁写信给毛泽东说：“若此稿毁却，我生于斯世何益。”“假如在或斗或批之后，不发还此书稿，即不可能叙写，无异乎宣告我的死刑。”在毛泽东的安排下，该手稿得以退还。1975年，梁漱溟的《人心与人生》完成。
梁漱溟道：“活到老，学到老，还应当加上思考到老。”
【教育】
蔡元培看到梁漱溟发表在上海的《东方杂志》上的《究元决疑论》一文后，决定请梁到北大任教。梁感到十分恐慌，他对蔡说：“我只不过初涉佛典，于此外的印度哲学实无所知。”蔡反问道：“那么你知道有谁能教印度哲学呢？”梁漱溟回答不知，蔡说：“我们亦没有寻到真能教印度哲学的人。横竖彼此都差不多，还是你来吧！你不是爱好哲学吗？我此番到北大，定要把许多爱好哲学的朋友都聚拢来，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当是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合作研究，来学习好了。”于是，24岁的梁漱溟便到北大执教。
正式到北大任教的第一天，梁漱溟问蔡元培对释迦牟尼和孔子的态度，蔡说：“我们也不反对孔子。”梁说：“我不仅是不反对而已，我此来除去替释迦孔子发挥外，更不做旁的事！”
梁漱溟在北大讲课极受学生欢迎。1923年前后，他讲“儒家思想”，正式注册的学生仅90多人，但来听课的却达到200余人，所以不得不改在北大第二院大讲堂上课（据蒋复璁回忆，他在北大期间，在大讲堂上课的只有蔡元培、胡适、梁漱溟三人而已）。梁不善言辞，文字也欠流畅，每当讲到某个道理又不能即兴说明时，便急得用手触壁或是用手敲头深思。但不是所有听课的都是因钦佩梁而来，哲学系的彭基相、余光伟等学生都不大同意梁的观点，他们对别人说：“我是来听他荒谬到什么程度。”
学生李兢西回忆梁漱溟道：“无论在什么场合，自叫他站在讲台上，永远不会使听者的注意散失。他是那样慢腾腾一句一字的重复述说，好像铁弹般一颗一颗地从嘴里弹出来，打在各个人心的深处；每一句话下文，都无可捉摸，不是与你心里高一着，即站在相反的理由上，而这理由，在两三分钟后，你必得点头承认，不由的说：‘他思想真周密！’”
1924年，梁漱溟离开北大，有人问其故，梁答：“因为觉得当时的教育不对，先生对学生毫不关心。”他认为，先生应与青年人为友。所谓友，指的是帮着他们走路；所谓走路，指的是让包括技能知识在内的一个人全部的生活往前走。“教育应当是着眼一个人的全部生活，而领着他走人生大路，于身体的活泼、心理的朴实为至要。”
梁漱溟主张教育救国，而且是从最基础的教育入手，为此他辞掉北大教职，到山东菏泽担任中学校长。
有一段时间，梁漱溟仿照宋明讲学的模式，每日清晨召集弟子，或默坐，或清谈，意在感悟人生，反省自我。他把这样的集会称为“朝会”。梁漱溟在朝会上的发言，精辟独到，由其弟子们辑为《朝话》一书，颇似孔子的《论语》。
梁漱溟次子梁培恕认为，父亲对他和哥哥的教育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拥有了别人没有的最大的自主权。梁培恕小学、中学、大学都没毕业，每次都是中途辍学，有因为搬家，也有是因为梁培恕自己不想去上学了。让梁培恕惊讶的是，父亲任其自然，并不劝阻，后来还是别人劝说，他才复学了。
长子梁培宽回忆：“父亲对我完全是宽放的……我在父亲面前，完全不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压力。他从不以端凝严肃的神气对儿童或少年人……先父认为好的，便明示或暗示鼓励。他不同意的，让我晓得他不同意而止，却从不干涉。”
一次，梁培宽考了59分，拿着学校要求补考的通知给梁漱溟看。梁漱溟只看了一眼，就还给他了。梁培宽说，父亲其实并非对自己要求不严，而是他认为自己的事情应该自己负责。
【直言】
1906年，梁漱溟考入北平顺天中学，同班同学中有张申府和汤用彤。梁各门功课自学进度皆超过老师的课堂教授进度，他还阅读了大量的课外读物，国文作文成绩经常名列前茅。梁“喜欢作翻案文章，不肯落俗套”，能出奇制胜，有时亦因草率失败。一位王姓国文先生对此很反感，批语为：“好恶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但后来的一位范先生却极为赏识，称梁“语不惊人死不休”。
五四运动发生后，梁漱溟主张应当惩治打人的学生，他在《国民公报》上发表文章说：“我的意思很平常。我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愿意检查厅提起公诉，审厅去审理判罪，学生遵判服罪。”他还指出，人太多检查不尽，学生“尽可一一自首”。他认为：“在道理上讲，打伤人是现行犯”、“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事后，梁收到许多匿名信，警告他小心些。
蔡元培等人去欧洲考察时，北大教职员开欢送会，大多数人都说，希望几位先生将中国文化带到欧美去，将西洋文化带回来。梁漱溟闻言后问道：“你们方才对于蔡先生同别位先生的希望是大家所同的，但是我很想知道大家所谓将中国文化带到西方去是带什么东西呢？西方文化我姑且不问，而所谓中国文化究竟何所指呢？”众人顿时语塞。散会后，胡适、陶孟和笑着对梁说：“你所提出的问题很好，但是天气很热，大家不好用思想。”梁却不以为然，他认为一般人喜欢说好听、门面的话，如果不晓得中国文化是什么，又何必说它呢！
上世纪40年代，张中行主编某佛学月刊，写信向梁漱溟约稿，并在信中提到张东荪。梁漱溟回信说，他不写，张东荪聪明，可以写。张中行总觉得梁的话有些奇怪。后来他又得知，梁在复某先生信，表明自己不愿意参加什么纪念宴会，理由是某先生曾谄媚某女霸云云。张中行这才证实，梁漱溟于迂阔之外，还太直，心口如一到“出人意表之外”。
一次，毛泽东和梁漱溟一起吃饭，饭后毛泽东问：“对土改，对四川，你个人印象如何？随便聊聊。”梁略加考虑后说：“我亲眼看到贫苦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和要求，土地改革是深得民心之举，很必要，也很及时。但毛病也不是没有。比如政策规定不许打地主，但我亲眼看到在斗争会上打得很凶，有一对地主夫妇，因为受到体罚，一块跳河自杀。这个问题应引起注意，不然地主感到自己没有活路，不是反抗，就是自杀，那都不好。”
1970年，政协讨论“宪草”，梁漱溟明言不赞成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宪法。
“文革”中，在一次学习会上，有人说：“前几天北京大学某教授公开在报上发表文章，由一贯尊孔而转变为支持批孔，影响全国，群众欢迎。据悉，某教授‘五四’时代在北大哲学系还是一名学生，而梁先生那时已经在北大讲坛上讲授印度哲学和儒家哲学了。时至今日，如果梁先生也向某教授学习，公开表态支持批孔，影响将会更大，大家都会欢迎你的转变。”梁漱溟听罢直摇头，脱口而出道：“某教授的文章我拜读过了。我与他相熟，前不久还见着他呢。我怀疑文章所说的不是他内心要说的真话。”
“批林批孔”运动中，梁漱溟拒绝批孔，他说：孔子生活在前2500年和后2500年之间，他是承前启后的。他还说：“一是，林彪没有路线，他是一个鬼，没有人格，够不上做一个人！二是刘少奇、彭德怀有路线，他们有自己为国家、民族前途设想的公开主张，他们的错误只是所见不同或所见不对。”
梁漱溟不喜林彪，却非要与众人死辩林彪就是没有一条“政治路线”，即使这给他带来的政治麻烦要远远超过不批孔子。有人说梁漱溟：“他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同意也非要把剩下的百分之一争个明白，这正证明他的迂直。”
1978年2月，“两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制定新宪法。在政协会上，梁漱溟直言：“我的经验是，宪法在中国，常常是一纸空文，治理国家主要靠人治，而不是法治……法统、法制、法治，种种法的观念从上到下，大家都非常淡薄。而对于人治，却是多年来所习惯的……中国由人治渐渐入于法治，现在是个转折点，今后要逐渐依靠宪法和法制的权威，以法治国，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中国前途之所在，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
80年代，罗隆基90诞辰座谈会召开，几乎所有发言的与会者都对罗隆基进行了肯定，无人指出他的缺点，更无人提及1957年他被划为右派之事。轮到梁漱溟发言时，已92岁高龄的梁漱溟不用稿子，吐字清晰，他说：“大家都在缅怀他，先头的好几位都谈及他的贡献，他的优点，听下来大体都是事实。但我以为，作为老朋友，也不妨缅怀时提及他的一些短处。人无完人，他也不能例外。在我数十年的交往接触中，甚至觉得他的短处弱点也是十分明显的，而且一直改进不大。我说的是他常常过多地想到个人的得失，有时扩大到难以驾驭的地步。比如1957年他当了右派，他是不是真的够右派，这暂且不说，说的是他在1957年的举动，正是他个人弱点的一次暴露，他吃了这个亏。如果不是他身上的利欲所致，怕不至于这样忘乎所以吧。在1957年反右派开始后，许多人都在说他这个人一无是处的时候，我心里却念及他也为国家民族做过不少好事，因此我一句话也没有说。在今天大家都在念及他一生所做的种种好事时，我却觉得应该提一提他的短处、他的弱点、他的不足。我以为这才是完整的他，也可以从此完整地看到每一个人的自我。我的话可能与各位不合拍，但坦然陈言于故人，为老友，也为自己，当不会有错。”
晚年，梁漱溟和冯友兰见面时，直言不讳道：“中国知识分子既无独立的地位，更无独立的人格，真是最深刻的悲哀！”
【廷争】
1918年初，梁漱溟每晚间到杨怀中家中拜访，为他开门的是一位高个子的湖南青年，彼此只是点头寒暄，并不互报姓名。梁与杨怀中交谈时，这位青年从不加入。后来，杨告诉他，这位青年是他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有才有为，到北京找老师来的。经杨向蔡元培校长推荐，给这位青年在北大图书馆谋到月薪仅八块大洋的小差事，白天在北大上班兼学习，晚间回杨家住宿。杨曾同时告诉梁，这位青年叫什么名字，但梁并没有记住。这位青年就是毛泽东。
1938年初，梁漱溟到延安，毛泽东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说：“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了，您还记不记得？民国七年（1918），在北京大学，那时您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您常来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先生家串门，总是我开的大门。后来杨怀中先生病故，我也成了杨家的女婿。”毛泽东的一席话唤醒了梁的记忆，他吃惊地向毛泽东频频点头，连声说：“是的。好记忆，有这事，有这事。”
梁漱溟与毛泽东在延安交谈总共八次，每次都在两个钟头以上，有两次通宵达旦。此番会晤，梁对毛印象甚好。他说：“古时诸葛公称关美髯曰逸群绝伦，我今亦有此叹。他（毛泽东）不落俗套，没有矫饰，从容，自然而亲切。彼此虽有争辩，而心里没有不舒服之感。大致每次都可以让你很舒服地回去。……我记得两人长谈时，我坐着的时候居多，而毛主席则常在室内来回踱步，边走边说。有时他又斜倚在他的床榻上，显得很随和，很自然。这样的谈话形式，使人感到从容而亲切。可是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时，两人又都互不相让，不从各自的立场上后退一步。”“毛主席给我的谈话，就是论持久战的那些观点，中国不妥协，日本必败。……我非常佩服他，五体投地地佩服。”
在延安期间，梁漱溟对毛泽东印象甚好，唯有“一点小不痛快”，就是毛“太忙，虽喜欢看书，未能沉潜反复”，他的书也“似未能全部看完一遍”。
当梁漱溟离开延安时，毛泽东请梁提意见。梁说：“这里生气勃勃，觉得很好。”毛泽东说，不行，这是客套话，非要梁提出批评不可。梁漱溟考虑了一下，便直率地对毛说：“希望你对自己不要过于自信，对别人不要过于怀疑。”毛泽东点头微笑，相约再见。
一次，牟宗三到唐君毅家拜访，正好梁漱溟也在唐家做客。梁称赞毛泽东这个人天资高，一般人要经过很多修养，才能做到“克己复礼”的功夫，但毛却可以毫不费力地做到，这不是天资豁达吗？
1950年，梁漱溟受毛泽东邀请，由重庆抵京。毛请梁到家中做客，并派专车接送。毛邀请梁参加政府，梁当时不相信中国能就此统一稳定下来，为了保持中立的立场，他表示想留在政府外。聊至深夜12时，左右向毛请示开饭，梁申明自己素食多年，加一二样素菜即可。毛泽东忽然大声说：“不！全都要素菜！今天是统一战线！”饭后梁告辞，毛泽东虽坚持送梁到门外登车，但辞色间似不愉快。梁漱溟感觉到，往年访问延安，特别是1938年春那两次通宵辩论后，他临别出门舒服通畅的情怀，此次不再得之。如果说那次是成功，这次便是失败了。
虽相谈不欢，但毛泽东得知梁漱溟借住在亲戚家中后，还是马上派人安排，让他住进颐和园内的一处小园中。
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博士在《人民日报》连载了一篇长文，梁漱溟看了很感兴趣，就写了一篇分析文章求教于人，结果几方面都没有给他回答。梁漱溟与毛泽东见面时说，旁人不能回答他的提问，却均退还了原件，为什么陈伯达既不回信，又扣留他的稿件。毛泽东笑答道：“你的原件现在我这里，是他拿来给我看了。”
1953年9月，梁漱溟在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后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就农民和农村问题发言，他说：“过去中国将近30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
毛泽东对梁漱溟的发言很不以为然，他不指名道姓地说：“有人……要求照顾农民……是孔孟之徒施以仁政的意思吧？……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此后几天，会议对梁漱溟的言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会上，毛对梁说：“你虽没有以刀杀人，却是以笔杀人的。”“人家说你是好人，我说你是伪君子！”“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对你的此届政协委员不撤销，而且下一届政协还要推你参加，因为你能欺骗人，有些人受你欺骗。”“假若明言反对总路线，主张注重农业，虽见解糊涂却是善意，可原谅；而你不明反对，实则反对，是恶意的。”
梁对毛所言十分震惊，他不顾一切要求发言，并与毛激辩，要求主席要有“雅量”。会场上有人大喊：“梁漱溟滚下台来！”但梁漱溟坚持不下讲台。
僵持中，有人提议，请主席付诸表决，看让梁讲话的人多，还是不让他讲话的人多，少数服从多数。表决时，毛等少数人是举手赞同梁讲话的，但大多数人举手反对。于是梁漱溟被轰下了台，一场僵局宣告结束。
事件过后，梁漱溟闭门思过，他仍是政协委员，工资照发，没有受到任何正式的处分。1956年的“大鸣大放”，许多朋友认为梁应该出来说说话，但梁保持了沉默。接下来的反右，因其一言不发，没有卷入其中。但是，他同毛泽东的交往，却就此结束。
1975年9月，一批在“文革”中受冲击的学者、专家被邀请出席国庆招待会。会后，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小组给毛主席、周总理呈送了反映与会学者们雀跃之情的简报。毛阅后很是高兴，批示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名单上的人参加招待会甚好，可惜没有周扬、梁漱溟。”有人向梁漱溟转述了毛的批示，梁既严肃又欣慰地说：“人无完人是句至理名言，对于凡人或伟人，都同样是适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