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晚年在《忆往谈旧录》中写道：“记得一九五○年我初到京，便发觉社会风气有些变好——包含着许多个人的变好。起初我想这是共产党之功。譬如我的侄子侄女（一党员一团员）在共产党领导下不两年变得与前完全两样。他们当初那种大小姐大少爷的气息和行径不知何处去了，而都自觉自愿地朴朴实实地站在各自岗位上为人民服务而辛苦工作着。见到毛主席我提出来说我真感谢共产党；不然的话，我是没有这本领把他们变好的。毛主席音调很重地答我说：‘……不是共产党，这是靠了人民。’我听了当他是照例的谦词。隔了一年我才明白他这话是真的。……我今做检讨……”
30年后，90岁高龄的梁漱溟回首往事时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指毛泽东）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文革】
“文革”开始后，梁漱溟家中被抄，衣物被抄走，只能将洗脸毛巾系在腰间，以免着凉；房子被红卫兵占据，时已初秋，只能睡在水泥地上；妻子被殴打，他也被拉到街道上去陪斗，也曾“坐飞机”。后来，他只能栖身于鼓楼铸钟厂的两间小破屋中，并被补戴了“右派”的帽子。
红卫兵抄家时，梁家几代收藏的字画被投入火炉，梁只是在一旁冷眼旁观。但当红卫兵抱出精装本的《辞海》和《辞源》时，梁上前阻止，说这两部书是他向外地学生借的，烧了就无法归还了。红卫兵根本不予理睬，轻蔑地说：“不用了，我们革命的红卫兵，有《新华字典》就足够了。”接着，红卫兵将书页撕开，投入火炉。
“文革”中流行画太阳，大街上到处都是红彤彤的太阳，梁漱溟也买了颜料，在外面墙上画上太阳。集体挖防空洞，梁也积极参与，一次迟到，他颇为自责，并将此事写入日记。
一次，山东来人调查一位梁漱溟认识的人，让他揭发，梁据实回答，说不出什么，来人便说他不老实，一巴掌将他的眼镜打到了地上。
“批林批孔”开始后，梁漱溟一直保持沉默。但有一天，梁宣布他要“开讲”了。时为1974年2月22日，梁来到会场，“衣冠整洁，皮包装得鼓鼓的”。发言时，他从包中取出讲稿、参考书、笔记本，摆放在会议室的茶几上。主持人请已81岁高龄的梁坐下讲，他有礼貌地摆摆手，便慢条斯理、有声有色地讲了起来。这次题为“今天我们如何评价孔子”的演讲接连讲了两个半天，到第二天，其他学习组的人便知道，梁漱溟开讲了。
梁漱溟曾作“文革”打油诗云：“十儒九丐古时有，而今又名臭老九。古之老九犹叫人，今之老九不如狗。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知识有。倘若马列生今世，也需揪出满街走。”
【立场】
1912年底至1913年初，梁漱溟读了日本幸得秋水的《社会主义之神髓》，对其中关于反对财产私有的思想很是赞同，他不断思考这个问题，愈想愈多，不能自己。他认为，财产私有为社会一切痛苦与罪恶之源。这年年末，梁漱溟写成《社会主义粹言》一文。
袁世凯在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时，梁漱溟作为《民国报》记者曾目睹。他晚年回忆说：“袁世凯与我们记者近在咫尺。他矮墩墩的个头，光着秃脑袋（帽子拿在手里），留着短须，已有几根花白，胡须周围和两颊都没有修刮干净，一套军服也是皱巴巴的，与大总统就职的庄重典礼很不相称。”
梁漱溟到南京参加内政会议，石瑛劝他去见见蒋介石，梁便在石的陪同下一同到蒋的官邸拜访。梁回忆，蒋给他的感觉是“虚假”，蒋一手拿笔，一手拿本子，谈话时，谈到江北水灾，梁说起他的一个朋友正负责救灾工作，蒋便问梁这位朋友的名字，并让梁写在他的本子上。梁说：“他这个人就看出来有一种虚假，虚假就是‘谦恭下士’，很谦恭的样子，你的话我很注意，你说那个人名，你写给我看。自己拿着本子，自己拿着笔，好像听不清楚，你再写一下，其实他另外有个秘书，坐的稍微远一点，也记了，不一定他再记。”
梁漱溟回忆，去香港办《光明报》之前，梁因为是中间派，蒋介石想拉拢他，所以总和他套近乎，见面总称呼梁为“漱溟兄”；抗战后期，梁从桂林回到重庆，已经是民盟成员，此时再见面，蒋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不再称呼梁为“漱溟兄”，而是“梁先生”。
1938年，梁漱溟到延安考察时发现，爱唱歌、爱开会是延安的一种风气。“天色微明，从被窝中坐起，便口中哼啊抑扬，此唱彼和，仿佛一切劳苦都因此而忘记！人与人之间情趣增加，精神上互为感召流动。”
李渊庭回忆，北京解放后，梁漱溟给毛泽东、周恩来去函，称“三年内对国内只发言，不行动；只是个人，不在组织”。后他又发表《敬告中国共产党》一文，声明：“我就要求做一诤友。”
“批林批孔”运动中，梁漱溟坚持不批孔子，他说：“我只批林，不批孔。批孔是从批林引起的，我看不出林彪与孔子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不批孔。”
梁漱溟在给香港友人的信中说：“我以拒不批孔，政治上受到孤立。但我的态度是独立思考和表里如一，无所畏惧，一切听其自然。”
由于梁漱溟只批林不批孔，政协学习组开始批判梁。接下来的8个月中，政协先分小组批判梁，然后是开大会批判。年已80岁的梁漱溟泰然处之，每会必到，认真参与，会间则打太极拳锻炼身体。1974年9月，在政协召开的总结性批梁大会上，主持人问梁有何感受，梁一字一句答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主持人让他解释，他说：“‘匹夫’就是独一个人，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的，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
“四人帮”垮台后，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一针见血地说：“‘文革’搞糟了，‘文革’的祸因是治国不靠法治靠人治。”当时，真理标准大讨论还未开始，“两个凡是”还没有得到纠正，梁是公开讲话否定“文革”的第一人。
【逸事】
胡应汉回忆老师梁漱溟：“先生身材不高不大；中年体渐结实；晚年项微隆，若偻然。前脑圆耸开阔，后脑恰如半球，很圆。眉疏似高，眼有威严，鼻阔稍平，口常严合。行步安详而轻灵；坐则端坐。一生不留发，茹素，每日黎明即起，上灯阅书；寒暑如一。自谓‘吃苦耐劳，摒绝嗜好，食色都很淡泊’。生活简约如一持戒律之僧人。”
梁漱溟在自述中回忆道：“从宗族血统上说，我们本是元朝宗室。从社会阶级成分说，曾祖、祖父、父亲三代都是以前所谓举人或进士出身而做官的。”
梁漱溟六岁还不会穿裤子，因裤子上有带条，要从背后系到前面来，再打一个结扣，他不会扣，每次都得妹妹给他打这结扣。一次早起，其母隔屋喊他，缘何还不起床，梁大声气愤地说：“妹妹不给我穿裤子。”这句话招引得家里人都笑了起来。
儿时，梁漱溟因积蓄的一小串铜钱不见了，吵闹不休。父亲在庭前桃树枝上发现，让他去看。梁漱溟看见树上有父亲写的小纸条：“一小儿在桃树下玩耍，偶将一小串钱挂于树枝而忘之，到处向人寻问，吵闹不休。次日，其父亲打扫庭院，见钱悬树上，乃指示之。小儿始自知其糊涂。”
梁漱溟自幼瘠瘦多病，七八岁后，虽亦跳跃玩耍，但总不如别的孩子活泼勇健。到了中学，同学们课下打球踢球，他只站在一旁看，等同学玩罢，他才一个人进场内抱着球拍几下，同学们在场外叫唤他的绰号开玩笑道：“小老头，当心球炸了！”
十四五岁时，梁漱溟爱读梁启超的文章，其父梁济赞许道：“真是像极了我的少年时代，值得嘉奖。”因此送梁漱溟“肖吾”的字号。
在顺天中学堂，梁漱溟对低年级的同学郭人麟很崇拜，谓：“其思想高于我，其精神足以笼罩我。”梁尊称其为“郭师”，课余常去讨教，并将他的谈话整理成册，冠名“郭师语录”。同学们讽之“梁贤人遇上郭圣人”。梁漱溟则回忆说，郭之语使“我一向狭隘的功利思想为之打破，对哲学始知尊重”。梁崇拜的另一人是与其同班的插班生、革命派甄元熙，甄鼓励他剪辫子，并介绍他加入京津同盟会。
1944年，时任民盟秘书长的梁漱溟介绍千家驹入盟。千填写“入盟志愿书”，签名盖章后，梁让千当场焚毁。因为当时民盟还是“地下组织”。
1946年，何济翔第一次见到梁漱溟，他回忆：“先生外貌，亦使人景慕，他身穿白单衣，手持白折扇，面貌清癯，有一种飘然之气，尘俗之气在他身上一扫而尽……”
1950年初，徐复观在香港办《民主评论》，胡兰成前来拜访，自称是梁漱溟的学生。胡能言善道，徐信以为真，便照顾他的生活，还应其所求支助他偷渡日本的旅费。后来徐到日本，和胡住在一起，才知他与梁仅仅是认识而已。徐复观后来说：“依我的经验，凡是大节有亏的人，便会无所不为的。”
梁漱溟公开表示，不同意将林彪写入宪法，举座皆惊，顿时引起轩然大波。几日后，小组召集人在会上宣布，上级认为，征求意见，在内部提什么都是可以的；有的人因为思想一贯反动，借机放毒也不足为怪，可不必纠缠。于是，梁平安过关。
梁漱溟身体很好。新中国成立后，他虽然有条件坐小卧车，却很少使用，经常一个人挤公共汽车去书市、上公园。“文革”中，他被红卫兵游斗二十多日，不但精力充沛，不见疲态，而且还于夏日晚间，在蚊虫的侵袭中，借灯伏案凭记忆撰写《儒佛异同论》，每日写1000余字。“批林批孔”时，81岁高龄的梁漱溟拍案而起，做两个半天共计8小时的长篇发言，结果招致长达一年的批斗，他却精力充沛，坚持场场奉陪。
梁漱溟高寿，有人向其讨教养生之道，他答：“少吃多动。”他不抽烟，偶尔喝酒也因迫不得已。他说：“吃饭是应酬自己，喝酒是应酬人家。”
【婚姻】
梁漱溟一心向佛，未及弱冠便茹素，二十多岁仍不娶妻。父母屡屡催逼，他却一口拒绝。梁父沉潭后，梁漱溟开始研习儒学，但他认为，寻求婚姻之乐对他而言，乃是出于一种严格的道德责任。梁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他之娶妻实出于好德而非好色。
一次，梁漱溟与朋友伍伯庸谈及婚事，伍问其择妻条件，梁说：“在年龄上、容貌上、家世上全不计较，但愿得一宽和仁厚之人。不过，单是宽仁而缺乏超俗的意趣，似乎亦难与我为偶；所以宽仁超俗而有魄力者，是我所求。这自然不容易得，如果有天资大略近乎这样的，就是不识字亦没关系。”伍伯庸听罢即喜道：“当真能够这样，那我现在就可以给你介绍一个可意的。”
随后，伍伯庸将妻妹黄靖贤介绍给梁漱溟。时黄已二十八岁，尚未婚配，梁要求先见一面，伍说黄家守旧，得设法进行。在伍的安排下，梁、黄二人见面，但黄靖贤衣着非常不合时样，气度如同男子，与姐姐伍夫人站在一起，显得要比姐姐年龄大。梁漱溟说：“凡女子可以引动男子之点，在她可说全没有。”
但梁漱溟却很快同意与黄靖贤订婚，他后来在《悼亡室黄靖贤夫人》一文中说：“在我实经过了一番考虑。我第一想：我大概不会从交游女朋友中自己择婚的，势必靠旁人为留意；旁人热心帮助我的，自亲兄妹以至远近长辈亲戚亦很多，但究不如相知的师友其眼光可以与我相合。我反问自己，如果当真着重那些性情秉赋的条件，就必须信托师友；而朋友中伍伯庸所说的话，尤值得考量。第二我想：伍伯庸的话，在他自己是绝对真实的，我可以相信。他的观察力假令再有关数以上的可靠，那么，这女子便亦很有可取了……”
二人很快结婚，由于文化差异，梁漱溟、黄靖贤的婚后感情极为平淡，精神上的交流极少。但随着婚姻的延续，二人渐生爱意。然而，不幸的是，因梁漱溟在得二子后，还想要个女儿，黄靖贤在两度小产后再次怀孕，最后因“前置胎盘”难产去世，梁漱溟痛苦不已。
梁漱溟回忆夫人黄靖贤：“我好读书，用思想，而她读书太少，不会用思想，许多话都不会谈，两个人在意识上每每不接头。因此，在婚后十年内，彼此感情都不算顶好。”随着时间的推移，梁开始认识到妻子的优点，“靖贤的为人，在我心目中所认识的，似乎可用‘刚爽’两个字来说她”。“婚后14年间，使我借以了解人生，体会人生。并从她的勤俭，得以过着极简易的生活，俾我在社会上能进退自如，不用讨钱养家，而专心干我的社会运动。”
在黄靖贤去世前的4年间，梁氏夫妇感情弥笃。梁漱溟回忆：“我自得靖贤，又生了两个孩子，所谓人伦室家之乐，家人父子之亲，颇认识这味道。”对于妻子的死，梁漱溟很是哀痛：“现在靖贤一死，家像是破了，骤失所亲爱相依的人，呜呼！我怎能不痛啊！我怎能不痛啊！”
晚年，梁漱溟对艾恺谈起黄靖贤时说，她人很好，她的去世，是很伤心的一件事。
妻子去世后，梁漱溟决定不再续娶：“我此后决不续娶，不在纪念她的恩义，表见我的忠贞，而在不应该糟踏她留给我的这个机会。”
抗战时期，时年50岁的梁漱溟在桂林，由曾作忠夫妇介绍，与老小姐陈淑芬结婚。梁、陈相恋，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当时，桂林满城风传梁正留胡子，因他爱上了老处女陈淑芬，为能在爱人面前更有男子汉的气概，且胡子即便不能增添男人味，也能给哲学家增添风采。而梁漱溟则说，自己“似得一个不设防的城市，忽然间被人攻入”。
陈淑芬毕业于北大，后一直在中学和师范学校教书。介绍人介绍时告诉梁漱溟，陈淑芬40岁，实际陈当时已经47岁，只比梁小3岁。
1944年，梁漱溟与陈淑芬结婚。婚礼前梁剃掉了留长的胡子，并说：“一个老新郎在婚礼之前总是要刮刮胡子的。”梁的朋友们对梁的再婚表示祝贺，说梁“为我们这些中年伙伴们赢得了荣誉”。
1月23日，梁漱溟与陈淑芬在桂林友人家中举行了传统的婚礼。婚礼场面颇大，桂林各界名流欢聚一堂，据说梁收礼金就收了5万多元。陈淑芬是北大毕业生，于是新娘的北大同学便送二人一副结婚贺联，上联的最后六个字为“师傅改称姐夫”，下联的最后六个字为“同学变为师娘”。
婚礼上，作家白鹏飞幽默地说：“梁先生原籍桂林……抗战开始后方归故里。但他在桂林并无家室，既无家室，何言回家。那么最好就是着手建立家庭。敞开的心扉自然容易被人占据。陈女士出阁甚晚，因为她一直要嫁给一位哲学家……于是，她就乘虚而入了。”大家哄堂大笑。
在来宾们的要求下，梁漱溟谈起他们的恋爱经过：“现在，我听说谈恋爱要花很多钱，下馆子，看电影，看戏等等。但我却没有花过一分钱。我是羞于谈及此事，但的确连出去散步也没有过。我也曾给她写过信，约她在天气好时一起去经山村的河边散步。但那天却恰逢阴天小雨。她是否会应约前来呢？我犹豫了一会儿，拿把伞就出门了。如我所料，在半路上遇见了她。因为还在下雨，我们仍然无法去散步。于是我们终于只是在路边的小亭子里坐了一会儿。”梁的叙述引来宾朋一阵热烈的掌声和笑声。讲完了恋爱故事，梁还破天荒地唱了一段京剧《落马湖》的窦尔敦：“黄天霸，好大胆，他焉敢单人独骑来探山……”
有文章说，梁漱溟的婚礼上，热闹非凡，仪式一时无法结束，又不能让大家扫兴，于是梁站起来说，他喜欢听京剧《盗御马》，然后借剧中人台词，起身拖长音唱道：“我去也——”（拖长声），借机离席而去。
陈淑芬个性强烈，脾气暴躁，与梁漱溟结婚后，有时在公众场合不大讲礼仪，令梁十分尴尬。婚后两人一直生活不甚和谐。袁鸿寿说陈性情狷介绝俗，袁曾见她督责保姆太严，又背着梁对人说，梁不太听话。“文革”中，她因个性太强，被红卫兵打得很是厉害。
李兢西回忆，梁漱溟在侄女的婚礼上致辞，大意是夫妇应当相敬如宾云云，他便拿自己来做例证，手指着太太说：“如像我初结婚的时候，我对于她是非常恭敬，她对于我也十分的谦和。我有时因预备讲课，深夜不睡，她也陪着我：如替我泡茶，我总说谢谢，她也必得客气一下。因为敬是相对的，平衡的……”这时夫人高声打断了她：“什么话！瞎扯乱说！不管什么到你嘴里都变成哲学了……”梁十分窘迫，只好打住归座了。
梁漱溟曾说，妇女不是创造者，是创造创造者。陈淑芬便发脾气道：“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梁只是笑笑。
陈淑芬晚年患歇斯底里症，于1979年去世。梁漱溟曾将两任太太进行比较，对发妻黄靖贤更是怀念，耄耋之年写了《纪念先妻黄靖贤》，认为“只有她配做自己的妻子”。
梁漱溟的弟子胡应汉结婚，梁书赠条幅曰：“男女居室，西人言爱，中国主敬，敬则爱斯久矣。”此大概可看作梁漱溟的婚姻观吧。
【息焉】
1988年4月13日，梁漱溟到良乡扫墓，这日大风，气候反常。回到寓所后，梁即感身体不适。这月25日，他呼吸困难，病情加重，被送到协和医院，经检查为尿毒症。家人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梁漱溟。
5月，梁漱溟接受一位台湾女记者的采访时，女记者问：“对台湾青年有什么话要说？”梁说：“要注意中国传统文化……要读我的《中国文化要义》。”当问及对中国未来有什么期望时，他说：“要顺应世界潮流。”11日他把长子梁培宽呼至床侧，说：“人的寿命有限度。大夫说医生治得了病，治不了命。我的命已经完了，寿数就这样了。有时候吃点药，吃点合口味的东西，就可以了，不必延长寿命。”梁培宽问他还有什么要交待的，他坦然说道：“火化。”
6月23日，梁漱溟忽然大口吐血，心律反常，情况危急。医生马上进行急救。梁的心跳1分钟170次，继而急促下降。医生问：“梁老，你感觉怎么样？”梁断断续续讲完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句话：“我太疲倦了，我要休息。”然后闭上了双眼，安然离世。
这日上午，李渊庭因小腿浮肿紫青，无法出门，只能让妻儿前去医院看望老师。10时左右，李妻得知梁漱溟情况不好，忙赶赴医院。李妻走后，李迷迷糊糊入睡，睡梦中只见梁漱溟手持一物向他走来，他用手一接，便惊醒了。醒来后，李无限哀痛，知道梁已离开了。下午两点多，李妻回家，一问，果然梁已于上午11时35分辞世。
梁漱溟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医院举行，灵堂入口大门上悬挂的是梁培宽次子梁钦宁拟就的挽联：“百年沧桑救国救民；千秋功罪后人评说。”横批是：“中国的脊梁。”梁钦宁张贴时，工作人员阻止，但他执意张贴。
【缅怀】
梁漱溟去世后，冯友兰在《群言》杂志发表《以发扬儒学为己任，为同情农夫而执言——悼念梁漱溟先生》一文悼念，并作挽联云：“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
启功挽梁漱溟：“绍先德不朽芳徽，初无意，作之君作之师，甘心自附独行传；愍众生多般苦谛，任有时，呼为牛呼为马，辣手唯留兼爱篇。”
梁漱溟光头，常年为国事奔走，马歇尔、司徒雷登见其形与神，不止一次称他为“中国的圣雄甘地”。
叶笃义回忆，梁漱溟去世前，有从台湾来的一人到医院看望梁，时梁已经病入膏肓。来人知道无法与其进行对话，便在梁病榻前，请同行之人为他和梁合了一张影，然后拿出录音机，喃喃说道：“我是一个刚刚由台湾来的人。我在台湾时候就对梁先生的着作有所接触。来到北京，我首先提出要求见见梁先生，我今天见到了梁先生是我莫大的荣幸。我要求见的是一位能坚持自己的立场，而不随风倒的如×××式的人物。……”说完，他鞠躬告退。此来访者为台湾着名学者韦政通先生。
梁漱溟去世，《人民日报》刊发《一代宗师诲人不倦，一生磊落宁折不弯》一文纪念。
学者李零撰文道：“我崇拜知识，不崇拜知识分子。我见过的知识分子，好人有，但很多不是东西。……（梁漱溟）他老人家前后如一，表里如一，人格非常高尚。我佩服的是这种人。”
牟宗三说：“（梁漱溟）在近代中国是一个文化的复兴者，不但身体力行地宣传了传统的儒家思想，更可以说是接续了清代断绝了三百年的文化。”
九、蔡元培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曾化名蔡振、周子馀，浙江绍兴山阴县（今绍兴）人，民主主义革命家、教育家。曾任北京大学校长、中法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
〔关键词：君子、厚德、介直、治学、杏坛、办学、教育、兼收、自由、非难、忧国、挂冠、明论、逸闻、婚姻、永蛰、仰止〕
【君子】
冯友兰回忆，蔡元培刚从德国回来的时候，为约束自己而定下了三个原则：一不做官，二不纳妾，三不打麻将。当时被称为“三不主义”。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后，到前清驻德公使孙宝琦家中拜访，告别时，孙将其送至门口，见门前无车，便对蔡说：“你现在不可再徒步了。”蔡唯唯，但第二次拜访时依旧如故，孙遂购买了一部新马车送给蔡。此后，蔡再来访，仍是徒步，孙知其有车无马，便又将自己的马给他送去。1922年，当北京的大街小巷已经跑起了小汽车时，蔡还坐在这辆外观已经斑驳的马车里，按时到北大去上班。到1929年，蔡的座驾虽已换成汽车，却只是一辆立体而不流线的“落伍”到几乎没人坐的汽车。
为整顿北大校风，蔡元培于1918年1月发起组织“进德会”：甲种会员为三戒，不嫖，不赌，不纳妾；乙种会员在甲种的三戒基础上加上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为五戒；丙种会员在乙种的基础上再加上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为八戒。因蔡本人嗜酒，只能是乙种会员。
傅斯年回忆，其在北大上学时，有一个长着一副小官僚面孔的同学，平日为同学们所厌恶，于是有同学在西斋（宿舍）墙上贴了一张“讨伐”此生的告示。同学们争相模仿，以至于告示贴满了整面墙。几天后，蔡元培在全校大会上演说，最后提及此事，大意是说：诸位在墙壁上攻击某君的事，是不合做人的道理的。诸君对某君有不满，可以规劝，这是同学的友谊。若以为不可规劝，尽可对学校当局说。这才是正当的办法。至于匿名揭帖，受之者纵有过，也决不易改悔，而施之者则为丧失品性之开端。凡做此事者，以后都要痛改前非，否则这种行动，必是品性沉沦之端。此后，北大的匿名“壁报文学”逐渐减少，几至绝迹。
蔡元培第二次到德国时，由在德的傅斯年等人陪同照料。一个在莱比锡的学生发电报给蔡，说要前来看望。此生出了名的性情荒谬，一面痛骂某人，一面却向某人要钱，傅等人认为他此行必是前来要钱，而蔡正是穷困之时，所以主张去电谢绝。蔡沉吟后说道：“《论语》上有几句话，‘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你说他无聊，但这样拒人于千里之外，他能改了他的无聊吗？”于是，傅斯年又知道读《论语》是要这样读的。
“五四”游行中，32名学生被捕，其中北大学生20人。当晚，蔡元培赶到北大第三院大礼堂时，正在商讨营救方法却苦无对策的学生见到他，有的大声欢呼，有的竟放声大哭起来。蔡并没有责备学生，而是表示由他来营救被捕学生并处理善后事宜，让学生明天照常上课。学生均表示听从。接着，蔡马上赶到段祺瑞最敬重的孙宝琦家中，请其出面说项。孙因此事闹得太大，颇为犹豫。蔡便呆坐在孙家会客室，一直坐到深夜十二点多。孙氏无奈，只能答应一试。
在蔡元培的努力下，5月7日，被捕学生终于获释。蔡与北大全体师生在汉花园广场迎接被释放的学生。见面后，大家的情绪颇为激动，一些学生更是大哭起来。蔡安慰大家，让大家不要哭，话未说完自己也禁不住潸然泪下。获释学生许德珩回忆说：“当大队群众伴着出狱的学生走进汉花园的广场时，先生是那样沉毅而慈祥的，含着眼泪，强作笑容来勉励学生，安慰学生。”
蔡元培反对以罢课方式索要经费。1920年冬，蔡元培赴欧美考察教育期间，由于北洋政府长期欠薪，北平各校教员向政府请愿反遭警卫殴打后，宣布罢教。北洋政府补发欠薪后，各校才开始复课。蔡元培回国后，听说此事后，大为不满，召集北大教职员痛切地说：“学校教育青年，教职员应为学生模范，岂可因索薪罢教，贻误后生？如果认为政府太坏，不能合作，尽可自动辞职，另谋他就。如大家都求去，亦可使政府惊觉反省。岂可既不离职，又不尽教学责任，贻误青年？”他坚决要求教职员们将罢教期间所得的薪水交出归公，教职员均照办。
1922年4月9日，北京的国立八校教职员召开会议，又提议以罢课方式要求北洋政府拨付教育经费。胡适日记载：“前天（九日）联席会议主张延长春假，——实则罢课之别名，——蔡先生亲自出席，为很激烈的演说，坚执不肯延长，并说：如果教职员坚执此议，他便要辞职，但此次辞职，不是对政府，是对教职员。联席会议的人虽然很不满意，——因为蔡先生还说了许多很爽直的话——但不能抵抗。于是昨日五校一律开课，而联席会议的各代表一齐辞职。”
傅斯年回忆，“五四”前，蔡元培支持新文化运动，改革北大，引起北洋政府的不满。某日，蔡与其两位“谋客”（按：应指汤尔和、沈尹默）商量应对之策时，他们劝蔡解聘陈独秀，并制约一下胡适，以保存北大，保存北方读书人。蔡听罢一言不发，最后站起来说：“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为学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
蔡元培少年得志，但对其乡前辈名士李慈铭（越缦）非常尊敬。蔡曾在李家教过李慈铭的儿子李孝赉，可是蔡不以师宾自居，对李慈铭以师礼相待，执弟子之礼。李慈铭去世后，蔡于1919年用全浙公会的名义发起募集刊印费用，为其刊印《越缦堂日记》。
李孝赉去世后，李家家境每况愈下，无奈只得将越缦堂藏书130余箱、两万余册，抵押给他人，得款数千元，每月支付重息。蔡元培知道此事后，与北京图书馆联系，买下全部越缦堂藏书。后北图中人辑录李慈铭在藏书中批校的文字，编成《越缦堂读书记》、《越缦堂读史札记》等书。
刘师培曾是同盟会员，但后来投靠清廷，叛变革命，攻击革命党，并出卖陶成章、陈其美等旧日同志，后又襄助袁世凯称帝。民国建立后，刘被关押在四川狱中，蔡元培极力为刘辩护：“刘申叔，弟与交契颇久，其人确是老实，确是书呆！”刘疾病缠身，生活困顿，蔡聘其至北大任教。
汪精卫对蔡元培说：“君在昔为名太史，于今为教育家，世以蔡、汪并列，自惭形秽。”蔡谦逊道：“敝屣利禄，我与你固志同道合。论学术精力，我远不如君。”
段锡朋回忆，蔡元培听他人演讲时，端正安详，眼不动，口不动，头身手足，亦都不动，极为专注。
九一八事变后，马相伯、赵凤昌等老先生发表通电，要求南京国民政府立即抗日。程沧波问蔡元培：“人家说南京临时政府是在赵凤昌家里成立的，此人究竟如何？”蔡说：“我们党对不起他。”程不解，蔡说：“害得后来袁世凯要为难他呀。”程由此觉得蔡为人非常注重恕道。
1932年，陈独秀被捕，关押在南京监狱。蔡元培与宋庆龄等人联名致电国民党中央，要求立即释放陈。之后，蔡还安排刘海粟到狱中探望陈，让刘转告陈，在狱中从事一些学术研究，不要虚度岁月，他们会设法进行营救。陈独秀听罢很是激动。蔡元培还为陈在狱中出版的《独秀文存》第9版作序。
1938年2月9日，蔡元培70大寿，各界名流在上海国际饭店为其大摆寿宴。蔡在答辞中说：“诸位来为我祝寿，总不外要我再做几件事。我到了70岁，就觉得过去69年都错了，要我再活几年，无非要我再做几年错事。”
蔡元培自奉甚俭。民国成立后，有人得知其就任教育总长，上门恭贺。蔡身穿短袄，出门迎接，贺客见他满手肥皂沫，一边招呼，一边抹手，贺客倒不自在起来，蔡氏会意，微笑说：“没关系，没关系，今天因为无事，随便洗洗衣服，请里面坐罢！”
北伐胜利后，蔡元培任国府委员，但家中陈设极为简陋，客堂沿墙摆放了四张靠背椅子，当中放一张方桌，四个方凳，再无其他。在上海，他也只是住在普通的里弄，1931年才搬入一栋破旧的洋楼。
蔡元培于吃穿素不挑剔，蔡夫人说蔡元培好侍候，“稀饭也吃，干饭也吃，焦饭也吃”。他常穿西服，但西服的料子却是极为廉价的料子。
段锡朋忆及，一次他碰上给校长蔡元培送饭的伙计，于是好奇地打开菜篮一看，里面一盘木须炒肉、一盘醋溜白菜和几个馒头，简单若此。
1922年，蔡元培出国考察教育，他到纽约前，纽约的北大同学会组织一个专门接待蔡的接待委员会，陪同蔡考察。冯友兰回忆，他们到码头上迎接蔡，他仍是一介寒儒，书生本色，没有带秘书，也没有带随从人员，不惊动中国驻美的外交人员，如同一个老留学生一样独来独往，住在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一个小旅馆内，和留学生在一起。
1935年，蒋梦麟、胡适、王星拱、丁西林、赵畸、罗家伦准备给蔡元培买一所房子，作为蔡70大寿的贺礼，让他用于藏书和居住。然后，随着抗战爆发，淞沪沦陷，此事最终未成。
蔡元培一生身居高位，却一贫如洗，他去世后，有自香港回重庆的人对王世杰说：“蔡先生为公众服务数十年，死后无一间屋，无一寸土，医院医药费1000余元，蔡夫人至今尚无法给付，只在那里打算典衣质物以处丧事，衣衾棺木的费用，还是王云五先生代筹的……”
【厚德】
清季士大夫出行必以轿，蔡元培竭力反对，谓：“以人舁人，非人道；且以两人或三四人代一人之步，亦太不经济。”某次，某名流设宴于邸，以轿接蔡，蔡坚不肯乘，使空轿还，而己则徒步往。及至，已肴残酒阑，主人责轿役，蔡元培立为解释。蔡元培亦不坐人力车，谓：“目睹人力车夫伛偻喘汗之状，实太不忍。”
“苏报案”发生后，章太炎、邹容被捕，蔡元培逃到青岛避难，得以幸免。蔡从青岛返沪后，每月必到狱中轮流探望章、邹二人（当时监狱规定每次只能探望一人）。邹容病逝后，蔡与其他革命党人将其葬于华泾。邹容墓前纪念塔修建落成时，蔡做了一次极富感染力的演讲，据说陈其美就是因为听了此次演讲，回家变卖家产，投身革命的。
任教育总长后，蔡元培在报纸上读到胡玉缙的文章，对其颇为欣赏，便让教育部承政厅写信邀请胡到教育部任职。当时民国刚成立，写信之人沿袭清朝官场用语，开头便写“奉总长谕”。胡收到信后大加不满，写信向蔡抗议，认为“谕”是承袭了清朝的陋习。蔡接到信后，马上复函向胡道歉。胡见蔡的复函言辞恳切，这才同意到教育部任职。
蔡元培到北大之前，北大的教员学生都是大人老爷，校工们见了他们都要恭敬地行礼。蔡第一次到北大时，校工们排队向校长恭敬行礼，蔡见后急忙脱下礼帽，恭恭敬敬地鞠躬还礼。校工和学生大为惊讶。此后，蔡每日出入校门，校警向他行礼，他也脱帽鞠躬。
北大规定，新生入校，必须有一名京官为其担保。1919年，一位马姓湖南学生考入北大，但他在京无亲友，更谈不上认识京官了。他便写信向蔡元培抗议，要求北大取消这一规定。蔡马上回信说，国外大学确无此制度，但北大是教授治校，取消这一规定必须教授会决议通讨。在取消这一规定前，他愿为马担保。于是马顺利入北大求学。
有人嘲笑蔡元培的字如同鸡爪，蔡笑道：“余学黄山谷书，惜未得其长，而短处辄不能自掩耳！”
1915年夏，许德珩只身来到北京，考入北京大学英文门。许是年已25岁，家中无力供他上学，经济困窘。两年后，蔡元培出长北大。此时，许生活实在没有着落，只好去找校长。他向蔡陈述了自己的困境，蔡问道：“会外文不？”答曰：“会一点英文。”蔡从书架上拿出一本英文的《多桑蒙古史》，随手挑到一节叫他翻译。他当即下就写，翻译的中文贴切通顺，加上写得一手好毛笔字，蔡看了比较满意，当即介绍许到国史编纂处做课余翻译，月薪10块银元。从此，许德珩不但可以吃饱穿暖，而且每月还能寄点钱给乡下的寡母。多年后，许德珩还时常对子女孙辈说：“正是我山穷水尽的时候，我师蔡先生援人以手，给了我课余翻译的机会，对我真是莫大的支持和鼓舞。”
冯友兰回忆，其弟冯景兰在北大上预科时，想报考河南省公费留学生，需要北大出具的肄业证明。由于时间紧张，冯友兰写好证明信，直接到校长办公室找蔡元培，冯走上前去，蔡欠了一欠身，问有什么事。冯把信交给他，他看了，笑笑说：“好哇，好哇，能够出去看看好哇。”冯说：“那就请校长批几个字吧。”蔡提起笔来就写了两个字“照发”。接下来，冯的证明信很快就办好了。
冯友兰又回忆蔡元培：“1921年，我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他到美国访问，到了纽约。北大的同学组织了一个随从班子，轮流着陪同他到各地方去。有几天，我们常在一起。有一天，在旅馆里，每人都拿出一张纸，请他写字。我恰好有一把折扇，也请他写。他给每人都写了几句，各不相同。又一天晚上，在纽约的中国学生开会欢迎他，人到的很多。蔡元培一进会场，所有的人都不约而同地站起来了，好像有人在那里指挥一样。当时的留学生杨荫榆说：‘我在中国教育界多年，还没有看见校长和学生间的关系这样好的。北大的学生向来自命甚高，可是见了老校长，这样地恭敬，我现在真是佩服蔡先生了。’”
1921年，26岁的刘海粟应蔡元培的邀请到北大画法研究会授课。之后，蔡元培为刘办了一次隆重的画展，并亲自撰写了《介绍画家刘海粟》，刊登在《新社会报》上。蔡又将刘的画作荐售给德国大夫克里依博士，解决了刘的生活来源。
1922年，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到苏联出席会议，在满洲里有五六名北大学生被捕。罗章龙向蔡元培求助，蔡马上致电东三省的官员，这几名学生很快获释。
蔡元培住在南京成贤街中央研究院办公厅时，他住在房间的里间，进出时，需从某君住的外间经过。一日，蔡元培早起准备去洗漱，但外间的某君却酣眠未醒，他怕惊扰其好梦，便在自己的房间看书，直到某君起床后，才走出去漱洗。
1927年，姜绍谟曾随蔡元培到宁波，他回忆，蔡元培虽年届花甲，但身体健康，事必躬亲，从不假手他人。在厦门期间，每次搬迁，他都自己收拾好铺盖行礼，不用姜动手。他待人接物很是谦和，饮宴之时，不论谁敬酒，他都喝下，然后举杯回敬；敬他香烟，无论好坏，他也都接受。
1927年，刘开渠到大学院任书记员，他对当时的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提及想去法国学雕塑，蔡微笑着说：“想到法国学雕塑是好事情，我们中国还没有派过专人去学，我记着这个事情。”一年后，刘接到了大学院的聘书，委任其为“着作员”，月薪八十元，刘终于实现到法国学习的梦想。为了解决刘到法国的路费，蔡特地预付刘半年工资，并帮他买到了打折的船票。刘极为感动。
蔡元培一生致力于教育，即使涉足政治，也倾向于实现自己教育救国的抱负。民国初年，他被任命为教育部长，他欣然接受。1928年，南京政府成立五院，蔡元培原本想担任考试院长，当南京政府准备请他出任监察院院长之职时，他婉谢，说：“我是好好先生，怎么可以做监察事情？”
1928年，熊十力到杭州疗养，蔡元培到浙看望。此后，蔡元培以教育部的名义，让北大为熊安一职务，每月发薪200元。
1932年，蔡元培到武昌珞珈山小住几日，当时陈西滢卧病在床，蔡元培便拾级而上，走百余级石阶到山上看望陈，陈感动不已。之后不久，陈与蔡一起乘火车从南京北上，蔡对陈说，中央委员乘车是不用花钱的，所以这次一个钱也没有花，心里觉得颇为不安，请陈让他支付餐车的费用。陈见蔡说得诚恳委婉，便不再推辞。结果第二天陈才得知，蔡不仅支付了饭费，连茶房的小费都支付了。车到站后，蔡又让迎接之人将陈的行李也一并运走。陈深为蔡待人接物和蔼体贴的风度所折服。
瞿秋白之妻杨之华回忆，1935年，瞿秋白被捕，国民党中央高层开会讨论是否要处决瞿。蔡元培说：“像秋白这样有天才的人，在中国不可多得，主张不要杀他。”
蔡元培一生为人写推荐信无数，他的八行书推荐信极为有名，多则一日三四十封，少则也有十余封，有人认为有泛滥之嫌，甚至有人求他介绍门房或工役，他也欣然同意。曹建回忆：“（蔡）先生对于北大毕业同学确实能做到来者不拒有求必应的地步。……先生的介绍信有两个地方是不写的：真正无把握的不写，绝对有把握的也不写，最愿意写的是在‘有’‘无’之间。写信的方式也有二种：一种是亲笔的，一种是签名盖章的。亲笔的信在他的主观上是冀其必成的，签盖的信虽负介绍之责，但引用与否，在客观上还请受信的予以权衡。”
起初，各机关接到蔡元培的介绍信，都颇为重视，尽力纳之。蔡的介绍信日益增多，各机关不堪应付，旋与蔡协商，如为力荐之人，须另用一种特殊印章；而仅敷衍了事者，则仍用其普通印章，蔡从之。讵料未几，挟特殊印章之求荐者，又纷集于各机关。各机关苦于无法应付，再与蔡相商，嗣后函荐无效，必面告方可，此后求蔡介绍者，遂渐寥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