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一直努力保持精力充沛的样子。去世前几年，他的耳朵有些重听，但他未向任何人说明，在会客时，为了不麻烦别人，他总是全神贯注地聆听别人说话。有时会客时间太长，所费精神太多，会客结束后，他常病倒数日。
1939年5月5日，蔡元培长女、油画家蔡威廉死于难产后猩红热，年仅35岁。蔡威廉虽是因病去世，但缘由却是学生闹学潮，蔡威廉夫妇被迫离开学校，二人没有收入，故不能住院生产，以致最后病逝。临终前，她还用手在墙上反复疾书“国难，家难……”周峻得知威廉死讯后，恐蔡元培过于伤心，一再隐瞒，女婿林文铮来函亦在后附上威廉之名掩饰。但随后蔡元培从报纸上看到女儿遗作展览的消息，方知爱女已不在人世，一时悲痛万分，备受打击。
蔡元培的眼睛上长了一颗东西，但他并不说明，仍是照常看报。直到1939年夏周峻发现后才延医诊治。医生让他动手术，但因他年老体弱便未进行手术。后来另一医生用药水给他洗眼睛，但此后便不能在灯下看书太久。
1940年春，蔡元培接到一封电报，脸色突变，大概缘于此前威廉之死让他大受刺激，此次以为又有祸事发生。之后，周峻请医生前来诊治，认为血压低，并无大碍。3月2日夜，周峻陪蔡至3日凌晨4点，蔡坚持让周去休息，周峻便回房就寝。到早晨6时，蔡元培起床如厕，回房时因体虚摔倒，周峻闻声赶来，赶紧将他扶上床，半小时后，蔡突然吐血多口，血色黑紫。医生前来诊治，认为唯有输血，但蔡年事已高，怕输血吃不消。在医生建议下，蔡被送到养和医院住院治疗。
次日下午2点半左右，蔡元培“面上忽现惊慌之色，口啊啊几不能言，两手紧握抽动，做抵拒状”，几分钟后才平静下来。医生赶来，认为最后的办法就是输血。
下午6时，医生开始给蔡元培做肛滴，蔡难受至极，几次用在他嘴里难得听到的愤怒的口吻说：“还不好，真是要命。”肛滴结束抽出皮管时，从其肛中带出半盘血水。
而医生此时还找不出病症，一位认为是脑溢血，一位认为是胃破裂。两位医生辩论时，蔡元培开始呓语，周新走进仔细聆听，隐约分辨出几句：“……世界上种种事故，都是由于人们各为己利。……我们要以道德救国，学术救国，……我蔡某人生有四个儿子……”
当夜12时许，医生准备为蔡元培输血，因为验血设备在香港大学，医生寇克便带着蔡的血样和周新、蔡元培的侄儿蔡太冲、自愿献血的陈林龢到港大验血。检验后，决定由蔡太冲为蔡元培输血。他们赶回养和医院，此时蔡已不能正常呼吸，只是往外吐气，眼皮已经不瞬动，两手冰冷。输血过程中，蔡元培的眼皮开始瞬动，呼吸也转为正常。输完血后，已是凌晨3点，蔡元培睁开眼睛，饱含泪水，看着周峻，如同久别重逢，默默地点了点头。寇克医生这才离去，其他人也都散去了，只留下周峻和周新守在床前。
输血完毕后几小时，蔡元培又陷入昏迷。早晨7时，蔡仍没有清醒的迹象，呼吸反而开始困难。周峻忙请来一位姓叶的医生，问能不能给蔡再输一次血，叶满口答应，说去拿手术用具。但等了好久，却不见叶返回，大家去找，却被告知他在手术室为别人施术。到上午9时许，寇克医生赶到，认为蔡流出的血太多，输入的血不足以补亏，已回天乏术。1940年3月5日9点45分，蔡元培永远停止了呼吸，享年73岁。
蔡元培去世后，全国不分政治派别，均表深切哀悼。3月9日，中共中央发来唁电，并派廖承志前往香港致唁；10日，灵柩出殡，由北大学生护送，香港各学校及商号下半旗志哀，执绋者五千余人，万余人参加公祭，极尽荣哀。16日，重庆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称蔡元培“道德文章，夙负时望”，“推行主义，启导新规，士气昌明，万流景仰”，并拨付5000元作为丧葬费用。24日上午，全国各省市均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蒋介石参加了国民党各界在重庆为蔡元培举行的公祭。5月9日，国民政府发布国葬令，为蔡元培举行国葬。
教育部、北大的诔词说：“当中西文化交接之际，先生应运而生，集中西文化于一身；其量足以容之！其德足以化之！其学足以当之！其才足以择之！呜呼！此先生所以成一代大师欤？”
周恩来挽蔡元培：“从排满到抗日战胜，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毛泽东唁电云：“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举殡之日，迦露连山上，万头攒动，数千男女学生，肃立南华体育场，静待蔡元培灵榇经过。除了风拂旗帜，不闻半点声息。平日热闹的迦露连山，寂寂如荒村残宵一般。蔡氏的灵榇，由北大校友扶持，徐徐经过，再绕南华体育场一匝，向万千青年致最后纪念。
蔡元培灵柩初移厝于东华义庄七号殡房，准备待战事平息后归故乡绍兴安葬，后因炮火连绵，未能成行，遂移葬于香港华人永远坟场，长眠于香江之畔。
【仰止】
翁同龢称赞少年蔡元培：“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才也。”
刘晓钢评价蔡元培：“到蔡元培的《论国文之趋势》、《国文之将来》，便正式把文章分为实用文和美术文（即艺术文）两大类，开始创立独立的实用文理论了。”
傅斯年说蔡元培：“大凡中国人以及若干人，在法律之应用上，是先假定一个人有罪，除非证明其无罪；西洋近代之法律是先假定一人无罪，除非证明其有罪。蔡先生不特在法律上如此，一切待人接物，无不如此。他先假定一个人是善人，除非事实证明其不然。”
傅斯年又言：“蔡元培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文化：一曰，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曰，西欧自由博爱之理想。此两种文化，具其一难，兼备尤不可觏。先生殁后，此两种文化，在中国之气象已亡矣！”
周作人与蔡元培为绍兴同乡，他“从小时候就听人说蔡元培是一个非常的古怪的人，是前清的一个翰林，可是同时又是乱党。家里有一本他的朱卷，文章很是奇特，篇幅很短，当然看了也是不懂，但总之是不守八股的规矩，后来听说他的讲经是遵守所谓公羊家法的，这是他的古怪行径的起头。他主张说是共产公妻，这话确是骇人听闻，但是事实却正是相反，因为他的为人也正是与钱玄同相像，是最端正拘谨不过的人。他发起进德会，主张不嫖，不赌，不娶妾，进一步不做官吏，不吸烟，不饮酒，最高等则不做议员，不食肉，很有清教徒的风气。他是从佛老出来，经过科学影响的无政府共产，又因读了俞理初的书，主张男女平等，反对守节，那么这种谣言之来，也不是全无根据的了。可是事实呢，他到老不殖财，没有艳闻，可谓知识阶级里少有人物。我们引用老辈批评他的话，做一个例子。这是我的受业师，在三味书屋教我读《中庸》的寿洙邻先生，他以九十岁的高龄，于去年逝世了；寿师母分给我几本他的遗书，其中有一册是《蔡孑民言行录》，书面上有寿先生的题字云：‘孑民学问道德之纯粹高深，和平中正，而世多訾嗷，诚如庄子所谓纯纯常常，乃比于狂者矣。’又云：‘孑民道德学问集古今中外之大成，而实践之，加以不择壤流，不耻下问之大度，可谓伟大矣。’”
杜威评论蔡元培：“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汪原放说：“蔡元培道貌温言，令人起敬，吾国之唯一人物也。”
冯友兰说：“蔡元培是近代确合乎君子的标准的一个人。”“蔡先生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最高的表现。”
冯友兰评价蔡元培：“一介寒儒，书生本色。”他说：“我在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听过蔡元培的讲话，也没有看见他和哪个学生有私人接触。他所以得到学生们的爱戴，完全是人格的感召。道学家们讲究‘气象’，譬如说周敦颐的气象如‘光风霁月’。又如程颐为程颢写的《行状》说程颢‘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流。……视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胸怀洞彻视无间；测其蕴，则浩乎若沧溟之无际；极其德，美言盖不足以形容’。这几句话，对于蔡元培完全适用。这绝不是夸张。”
吴稚晖感佩道：“蔡先生为人，真是所谓‘君子和而不同’。他和那一个人都很和气。然而他……绝不会因为做人和气，就会人云亦云。蔡先生所到之地，谁和他相处，都……如坐春风之中，不过虽坐春风之中，很感到有一种严肃之气。如果我们以之比古人，蔡先生很像周公，‘不骄不吝’，‘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什么事情也是‘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俨如周公风度。至对人，则亦‘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只要这个人有一技之长，没有不取其所长，绝不问其短处如何。……蔡先生平时待人，对好人没有不尊敬；对坏人，也没有不宽恕。”
1943年3月5日，《新华日报》发表题为“怀念蔡孑民先生”的社论，指出：“北大是中国革命运动史上、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无法抹去的一个名词。然而，北大之使人怀念，是和蔡孑民先生的使人怀念分不开的。蔡先生的主办北大，其作风，其成就，确是叫人不容易忘怀的，确是对于中国的革命事业有很大的贡献的。”
林语堂认为蔡元培“软中带硬，外圆内方”。1967年，林在《想念蔡元培先生》一文中说：“蔡先生就是蔡先生。这是北大同人的共感。言下之意，似乎含着无限的爱戴及尊敬，也似乎说天下没有第二个蔡先生。别人尽管可有长短处，但是对于蔡先生大家一致，再没有什么可说的。”
梁漱溟评价蔡元培：“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这当然非他一人之力，而是运会来临，许多人都参与其间的。然而数起来，却必要以蔡先生居首。”“总之，我了解的蔡先生，其伟大在于一面有容，一面率真。他之有容，是率真的有容；他之率真，是有容的率真。更进一层说：坦率真诚，休休有容，亦或者是伟大人物之所以为伟大吧。”
梁漱溟说：“蔡先生的了不起，首先是他能认识人，使用人，维护人。用人得当，各尽其才，使每个人都能发出自己的热和光，这力量可就大了。”
郭沫若说：“影响鲁迅生活颇深的人，应该推数蔡元培先生吧。这位精神博大的自由主义者，对于中国文化教育界的贡献十分宏大，而他对鲁迅先生始终是刮目相看的。鲁迅的进教育部乃至进入北京教育界都是由于蔡先生的援引，一直到鲁迅的疾殁，蔡先生是尽了他没世不渝的友谊的。”
蒋梦麟评论老师蔡元培：“先生日常性情温和，如冬日之可爱，无疾言厉色。处事接物，恬淡从容，无论遇大观推刃或引车卖浆之流，态度如一。但一遇大事，则刚强之性立见，发言作文，不肯苟同。故先生之中庸，是白刃可蹈之中庸，而非无举刺之中庸。”“先生做人之道，出于孔孟之教，一本于忠恕两字。知忠，不与世苟同；知恕，能容人而养成宽宏大度。”
任鸿隽说：“在公义一方面，蔡先生却是特立不屈、勇往直前、丝毫不退、莫不假借的斗士。”
陈西滢评价蔡元培是“当代最有风骨”的“大丈夫”。
黄炎培评价老师蔡元培：“盖有所不为，吾师之律己也；无所不容者，吾师之教人也。有所不为，其正也；无所不容，其大也。”
罗家伦赞誉蔡元培道：“先生太崇高了！……千百年后，先生的人格修养，还是人类向往的境界。……先生的躯壳死了；先生的精神，无穷的广则弥漫在文化的宇宙间，深则憩息在人们的内心深处！”
韩水法在《世上已无蔡元培》中感叹：“无论想做而做不成蔡元培的，想寻而觅不得蔡元培的，或者简单地想以蔡元培来论事的，都面对着一个不乏讽刺意味的事实：时至今天，就中国大学的改革和发展来说，蔡元培依然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及的高峰。世上已无蔡元培！”
十、胡适
〔胡适（1891～1962），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安徽绩溪上庄村人。自由主义领袖，现代着名学者、思想家，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
〔关键词：自恃、自明、温煦、真挚、交游、支助、提携、旧儒、新风、向学、传道、教诲、詈讽、攻伐、政见、议政、际会、诤臣、伤憾、逸事、风趣、月老、癖怪、惧内、婚恋、溘逝、誉说〕
【自恃】
少年时代，胡适受梁启超的影响尤深。他最爱读梁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但报纸上连续刊载几章后，却再不见有后文出现。胡适眼巴巴地盼了几年后，暗下决心：“我将来若能替梁任公先生补作这几章缺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岂不是很光荣的事业？”多年以后，胡适说：“这一点野心就是我后来做中国哲学史的种子。”
赵元任回忆在美国留学时的胡适说：“他给人的印象是健谈、爱辩论，自信心极强。当时大家都留着辫子，胡适讲话时喜欢把辫子用力一甩；生气的时候就说要把辫子拿掉。他的身体很瘦，看起来并不十分健康，可是精神十足，让人觉得他雄心万丈。”
留学归国途经横滨时，胡适看到张勋复辟的消息，大为感慨，认为中国根本的问题不是制度问题，而是人的素质、文化观念问题。于是他表示“二十年不谈政治”，只谈用文艺重新塑造国民的灵魂。但数年之间，他即创办《努力》周报，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朋友劝阻其，提醒他不要做“梁任公之续”，但胡适说：“他们都说我应该专心着书，那是上策，教授是中策，办报是下策……这一班朋友的意思，我都很感谢，但是我实在忍不住了。”
新文化运动提倡之初，守旧学者虽将之视为洪水猛兽，但并没有人出来主动攻讦。为了扩大影响力，钱玄同和刘半农在《新青年》上唱起了双簧，先由钱化名“王敬轩”写反对白话文的文章，再由刘写文章加以驳斥。胡适认为“化名写这种游戏文章，不是正人君子做的”，对此种做法很是反感，提出不再让刘编《新青年》，而由他来编。同为《新青年》编委的沈尹默对他说：“你不要这样做，要么我们大家都不编，还是给独秀一个人编吧。”鲁迅、周作人兄弟也表示反对，他们说：“你来编，我们都不投稿。”胡适这才作罢（按：许多学者对沈尹默此回忆存疑）。
1919年6月，应少年中国学会之邀，52岁的章太炎在北京作题为“今日青年之弱点”的演讲。他以长者的身份针对青年人的短处做了几点语重心长的告诫。章演讲完毕后，28岁的胡适登上了演讲台，开口就说，太炎先生所说的“都是消极的忠告，我现在且从积极的方面提出几个观念”。在讲完他的积极观念后，胡适以一句荷马史中的诗句为演讲做结：“You shall see te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看便不同了！）
梁实秋、徐志摩、罗隆基曾偷看胡适的日记，并在其中发现了自己的名字，罗笑言：“得附骥尾，亦可以不朽矣！”刚偷看几页，胡适便发觉了，他笑容满面地说：“你们怎可偷看我的日记？”随后又严肃地说：“我生平不治资产，这一部日记将是我留给我的儿子们唯一的遗赠，当然是要在若干年后才能发表。”
胡适写日记用的是美国产的最名贵的日记簿，唐德刚见后大惊，胡适解释道：“别的钱可以省，这个钱不能省。”此后，唐亦效仿胡，用最好的日记本写日记。
胡适最初对新文化运动的前景并不乐观，他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说：“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但多年之后，面对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他当仁不让地说：“如果没有胡适、陈独秀之流的话，运用白话文进行文学创作至少要推迟二三十年。”
对《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胡适颇为自负：“我自信，治中国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这一件事要算是中国一件大幸事。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科的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
1932年，胡适在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时，经常说：“我在27岁时就完成《中国哲学史大纲》。”顾颉刚事后对人说：“我真为班中30岁以上的听讲者捏上一把冷汗。”
朱穆之回忆：“胡适是很自负的，他讲的一句话，给我印象特别深。他说：‘关于华北大局，有蒋校长（梦麟）、梅贻琦……和胡适在顶着。’他说自己当时是不说‘我’，而是以第三人称谓‘胡适’。以前，我曾听说过，他在上课时说：‘近几年来，称得上学术着作的是胡适的《说儒》。’我原来只是听听而已，这一次，我亲耳听到他这样讲自己，真是‘如雷贯耳’。”
一次，唐德刚告诉胡适，美国一位反战史学家查理·毕尔在他的着作《罗斯福总统与大战之序幕》中，将日军偷袭珍珠港归咎于胡适，说美日之战本可避免，但因罗氏为了维护美国资本家在亚洲的利益，上了中国大使胡适的圈套，故惹来日本人偷袭珍珠港。胡适听后很是高兴，让唐借来这本书，并在毕尔对他的评论下画了一道道的红线。但是当唐问及他究竟用了什么圈套使罗斯福上当时，胡却怎么也答不上来。
胡适是新红学的开山鼻祖。1921年，他与学生顾颉刚、俞平伯研究了曹雪芹的身世，出版了《〈红楼梦〉考证》一书，认为《红楼梦》为曹雪芹自传，后四十回为高鹗续写，而非曹所作，创立了以“自传说”为中心的“新红学”，有别于以往的索隐派、附会派等。对此，他颇为自信地说：“我对《红楼梦》的研究都是前所未有的。”
胡适的小说考证引来许多学者竞相追随，他曾颇为自得地说：“我考《红楼梦》，得顾颉刚与俞平伯；考《西游记》，得董作宾；考《水浒传》，得李玄伯；考《镜花缘》，得孙佳讯。”
1962年2月24日，即胡适去世的当天，他在主持“中研院”第五次院士会议时，高兴地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证验‘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行起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中午聚餐的时候，吴健雄还对吴大猷说：‘我高你一辈，你该叫我师叔呢！’这一件事，我认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
【自明】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但他却说，由于他的历史癖太深，不配做革命的事业。他客观评价，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并不是自己，而应归功于陈独秀。
1916年，胡适在与人进行新文学论战时，曾作《沁园春·誓诗》，其下半阙云：“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它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后来，胡适觉得此词口气狂妄，心中不安，将其改为：“定不师秦七，不师黄九，但求似我，何效人为？语必由衷，言须有物；此意寻常当告谁？从今后，倘傍人门户，不是男儿。”
胡适的堂叔胡近仁在上海经商，出售茶叶，为扩大销量，他便借胡适的名号，推出一种新茶品种，取名“博士茶”，并做广告称：“凡崇拜胡博士欲树帜于文学者，当自先饮博士茶为始。”胡适知后不胜惶恐，告之：“请勿用我的名字做广告。”并指出，广告中“沉病遂得痊愈”之说有骗人之嫌。最终“博士茶”不了了之。
胡适在《尝试集》序中说：“我现在回头看我这五年来的诗，很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回头看到一年一年的放脚鞋样，虽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鞋样上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
清华国学研究院设立时，校长曹云祥请胡适出任院长。胡适当即推辞，表示只做顾问不就院长，并建议曹采用宋、元书院的导师制，吸取外国大学研究生院学术论文的专题研究法来办研究院。曹请胡担任导师，胡适谦虚地道：“非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院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
胡适曾在日记中谈及自身：“一方面不能有独秀那样狠干，一方面又没有漱溟那样蛮干，所以我是很惭愧的。”
有人推举胡适领导某政治运动，他忙谦逊地回答：“我不能做实际政治活动。我告诉你，我从小是生长于妇人之手。”
有一年，胡适、马君武、丁文江、罗隆基到桂林旅游，所到之处，动辄被人包围。胡适说：“他们是来看猴子！”
胡适的治学以“整理国故”为主，他曾说，离开古籍，“胡适之就‘缴械’了”。
抗战胜利后，胡适曾特别澄清自己与五四运动的爆发没有关系：“五四运动不是我提出来的。‘五四’是星期日，陈独秀在北京写了一天文章。我在上海欢迎杜威，5月5日才惊讶各报没有北京专电。……以上并非谦虚，因怕将来有人写错了，变成了假历史。”
一次在美国哈佛大学，有人对胡适说：“在先生这一辈人中，先生恐怕是最聪明、天赋最高的吧？”胡适答道：“不然，赵元任先生就比我聪明。”
美国《展望》杂志将胡适推举为一百位当前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伟人之一，理由是胡适“发明简体语文”。胡适对此不能接受，笑问唐德刚道：“世界上哪有什么人能‘发明’一种文字呢？”唐答：“仓颉。”胡大笑。唐问：“既然他们对你的贡献并不太清楚，为什么偏把你选进去呢？”胡答：“他们知道我的名字。”
晚年，胡适严肃地对何炳棣说：“炳棣，我多年来也有对你不起的地方。你记得你曾对我说过好几次，傅孟真办‘史语所’，不但承继了清代朴学的传统，并且把欧洲的语言、哲学、心理，甚至比较宗教等工具都向所里输入了；但是他却未曾注意到西洋史学观点、选题、综合、方法和社会科学工具的重要。你每次说，我每次把你搪塞住，总是说这事谈何容易……今天我非要向你讲实话不可：你必须了解，我在康奈尔头两年是念农科的，后两年才改文科，在哥大研究院念哲学也不过只有两年；我根本就不懂多少西洋史和社会科学，我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怎能要求‘史语所’做到？”
胡颂平回忆，一次，胡适戏喊胡颂平“秘书先生”，胡颂平觉得这个称呼突兀，于是赶紧说：“先生，一般人都这样说，真正够得上可以当先生秘书的只有两个人，可惜这两个人都已过世了。”胡适问道：“他们指的是那两位？”胡颂平说：“一位是丁在君，还有一位是傅孟真。”胡适说：“这都是瞎说，他们两位的学问比我好，都可以当我的老师。”
【温煦】
胡适15岁时，一个同学偷了他的书，他在日记里记下此事，认为“以学生之资格而作此等下流之事，可哀可笑”，转念想到该同学年仅11岁，他又觉得：“知识未定，似尚在可原之例。”并在日记中隐去该同学的名字。
何炳棣回忆：“某日上午9时左右，我刚要进城，厨子向胡先生递上一张名片。胡先生相当生气地流露出对此人品格及动机的不满，但想了一想，还是决定接见。当我走出门时正听见胡先生大声地招呼他：‘这好几个月都没听到你的动静，你是不是又在搞什么新把戏？’紧随着就是双方带说带笑的声音。可以想见，这才是胡先生不可及之处之一：对人怀疑要留余步；尽量不给人看一张生气的脸。这正是我所做不到的。”
在美国留学时，胡适与亦在美留学的植物学家胡先骕因文结缘，胡先骕尊称胡适为“宗兄”。后胡适提倡白话文，胡先骕连续发表文章，反对白话文，批评胡适的《尝试集》，但胡适并不气恼，反而在1922年《尝试集》出第四次增订版时，将胡先骕的评论放入再版的序言中。不仅如此，胡适还邀请胡先骕为《独立评论》写文章，并称自己和胡先骕是“两个反对的朋友”，而胡先骕也曾对吴宓说：“胡适对我颇好。”
胡适对于妓女并不歧视鄙夷，反而对她们颇为尊重和同情。他听说好友高一涵娶了个妓女做老婆，马上写信给妻子江冬秀，叫她不要歧视人家。他请江冬秀千万不要看不起高一涵的妻子，劝江善待此女，并说：“她也是一个女同胞，也是一个人。她不幸堕落做妓女，我们应该可怜她，决不可因此就看不起她。”另外他致书高一涵，劝他新娶之后，戒绝赌博，多读书，继续学问的事业。高一涵感激涕零，回信道：“谁知你竟能超脱一切俗见，竟于宽恕之外，来勉励我前进，真使我感愧无地！”
胡适在文学史课上，颇为遗憾地说：“《封神演义》的作者是谁，我至今仍不知道，如果哪位同学知道，盼能相告。”学生张政烺未去听课，他从同学李光璧那里听说此事后，给胡适写了一封信，信中考证，《封神演义》的作者为明朝道士陆西星。胡适看后，大为赞叹，在征得张政烺的同意后，将二人的通信发表在了《独立评论》上。事后胡适曾对人慨叹：“北大真不愧为北大啊！”
1921年，梁启超请胡适为其新书《墨经校释》作序，胡认真拜读后，写了一篇3000字的序言，对梁文充分肯定，但同时也指出书中的一些问题。梁看后认为胡的观点有误，于是挥毫写下一篇针对胡适文章的序言，而将胡文放在了书后，成为唯一放在书后的序言。胡适不以为忤，依旧对梁尊敬有加，说梁“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
1922年秋，梁启超进行系列讲演，主题是批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会议由梁漱溟主持，梁漱溟开始颇有顾虑，怕胡有意见，胡却并不介意，也去参会，一同坐在主席台上。会上，梁启超先一一指出书中什么地方不对，措词犀利，极不客气。胡适只是微笑，轮到他发言时，他态度平和地批驳梁启超何处说得正确，何处梁讲得不对。最后，梁漱溟总结发言，指出梁启超、胡适讲话中各自的正确和错误，这场辩论就此落幕。当时听讲的陈雪屏50多年后回忆此次讲演，如用“如醉如狂”来形容当时听众的情绪。
20年代初，创造社的郭沫若、郁达夫曾写文章“挑衅”胡适，胡还击，引发一场笔墨官司。事后，胡适主动偃旗息鼓，向二人“求和”，并去亚东书店看望郭、郁等人。郭沫若回忆说：“我看他真有点像梁山泊的宋公明，不打不成相识，骂人的官司就像是从来没有的一样！”
林纾（字琴南）反对白话文，曾写小说讽刺胡适、蔡元培等人。1924年，林纾去世，胡适于报端发表纪念文章说：“我们晚一辈的少年人只认得守旧的林琴南，而不知道当日的维新党林琴南；只听得林琴南老年反对白话文学，而不知道林琴南壮年时曾做很通俗的白话诗，这算不得公平的舆论。”
老友梅光迪反对胡适的白话文，甚至在《学衡》创刊号上发表文章，不指名地骂胡适“非思想家乃诡辩家，非创造家乃模仿家，非学问家乃功名之士，非教育家乃政客！”胡并不介怀，梅在南开大学任教时，生活困难，胡适慷慨解囊。后梅到美国任教，胡适在美时，常聚会聊天，一如当年在美留学时。
胡适常与单不庵意见相左，但却敬重其人品；他与李大钊之间有过一场着名的辩论——“问题与主义”之争，但并不影响二人交谊。1930年，胡适在《胡适文存》第三集的扉页上题到：“纪念：四位最近失掉的朋友：李大钊先生、王国维先生、梁启超先生、单不庵先生。”
北大学生因校方派遣代表去南京聆听蒋介石的训话，罢课以示抗议，于是校长蒋梦麟召集全体学生开会，劝学生复课。胡适继蒋之后发言。当时的学生朱海涛记载：“当时他（胡适）继孟邻先生之后上台训话，一开口，台下就起了哄。反对他的（多半是左倾学生），踏脚、嘶叫，用喧闹来盖他的演讲。拥护他的（多半是右派）用更高的声音来维持秩序，来压制反对者的喧哗。顿时会场上紧张起来，形成了对垒的两派，他的声浪也就在这两派的叫嚣中起伏着，断断续续地送入我们的耳鼓。这是篇苦口婆心的劝导，但反对他的那些年轻人却红着脸，直着脖子，几乎是跳起来地迎面大声喊道：‘汉奸！’他也大声，正直而仍不失其苦口婆心地答道：‘这屋子里没有汉奸！’终其演讲，这些年轻人一直在给他当面难堪，而他始终保持着热心诚恳、恺悌慈祥的声音态度。”朱海涛感慨地说：“这天给我的印象极深，我看到了一个教育家的气度，应当是多么大！我也看到了适之先生的‘能容’。”
杨杏佛是胡适的学生，一次大会上，杨大骂胡的新文化改革。后来蔡元培带杨来胡适家道歉。胡适只是说：“《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我觉得原文写得太寒伧了，我想把它改写过。”蔡问：“怎么改法？”胡说：“唐僧取经回来，还要遭一难，因为这时在取经路上被他的三个弟子打死的许多冤魂冤鬼，都来报仇了。唐僧情愿舍身，把他的肉，一块一块地割下来，喂给一班冤魂冤鬼，他们每吃一块唐僧肉，可以增长一千岁。唐僧说：‘我来舍身，使他们可以超生，可以报账。’”杨羞得面红耳赤。
1930年4月，胡适致杨杏佛说：“我受了十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50年代，他又说：“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后他又对王志维说：“人家骂我的话，我统统都记不起了，并且要把它忘记得更快更好。”
北大文科研究所举行的一次研究报告会上，研究生韩某提交了一篇有关隋唐时期佛学的研究报告。研究所主任胡适首先对该文进行评点。胡的发言较长，正当他滔滔不绝之际，韩某突然打断他的话说：“胡先生，你不要讲了，你说的都是外行话。”胡并不生气，只说：“我这方面确是很不行。不过，叫我讲完了可以吗？”在场的人纷纷表示，当然要讲完，胡这才接着讲了下去。
1934年1月，申寿生在《独立评论》发表了一篇文章，明确驳斥了胡适的观点，大有向胡挑战之意。而签发这篇文章的编辑，正是胡适本人。胡适不仅不介意申的观点，还称他为“可爱的纯洁的青年”。1935年，申寿生发表文章，对胡适关于学生运动的观点直接进行批评，说胡的文章是“为奸人作前驱的‘理论’”。此文再一次由胡适签发，胡在“后记”中这样说道：“寿生先生是北大一个偷听生，他两次投考北大，都不曾被取，但他从不怨北大的不公道。他爱护北大，也爱护学生运动……”
1934年，罗尔纲北上，因火车在山东兖州遇匪，车停了半天，误了钟点。罗到胡家后，才知道胡适已经两次到车站去迎接，临睡前还打电话到车站问是否通车。
胡适从香港到北平，罗尔纲请胡从家乡广西将其妻女接来。罗的女儿刚两岁，罗妻陈婉芬抱着孩子，无法拿给孩子装吃食的盒子，胡适便一直帮她提着。他们途径上海时，孙科来接，胡适也一样提着食盒。
陈婉芬从广西家乡带来野狸腊干送给胡适。胡适以此宴请贵客，因野狸做法特殊，陈便到胡家帮忙烹饪。胡适觉得低亏了陈的身份，便亲自拿起久不使用的照相机，为陈和江冬秀同摄一照。
1935年冬，一位北大学生打电话给胡适，说想上门拜访，胡让他明天上午7点到，学生误听为下午。次日下午7点，学生到胡家，门房告知胡适已出门。学生正要回去，胡适却回来了。胡问：“上午在侯，为何不来？”学生答：“误听以为下午。”胡笑道：“我亦疑你误听，故特趋回。”
梁实秋回忆说：“胡先生从来不在人背后说人的坏话，而且也不喜欢听人在他面前说别人的坏话。有一次他听了许多不相干的闲话之后喟然而叹曰：‘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1937年，因《鲁迅全集》出版遇到困难，许广平写信向胡适求助。胡适马上联系商务印书馆，但此后因抗战爆发，全集终未能出版。
苏雪林曾写信给胡适，让胡和他一起攻击鲁迅，胡适回信拒绝，并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张凤举……说鲁迅抄袭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
季羡林回忆：“我同适之先生，虽然学术辈分不同，社会地位悬殊，想来接触是不会太多的。但是，实际上却不然，我们见面的机会非常多。他那一间在孑民堂前东屋里的狭窄简陋的校长办公室，我几乎是常客。……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待人亲切和蔼，见什么人都是笑容满面，对教授是这样，对职员是这样，对学生是这样，对工友也是这样。从来没见他摆当时颇为流行的名人架子、教授架子。此外，在教授会上，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导师会上，在北京图书馆的评议会上，我们也时常有见面的机会。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后辈，在他面前，决没有什么局促之感，经常如坐春风中。”
邓嗣禹回忆，胡适任北大校长时，全校教授，皆可随时去找校长，不必预先约定时间。一次，邓去胡办公室，“一进室内，工友照例倒茶，其中已有数人在坐，彼此随便谈天，开玩笑，胡适亦参加闲谈，并略言及徐志摩跟陆小曼的恋爱故事”。邓觉得校长办公室就好像“香港广东饮茶的地方”。
唐德刚常到胡适家中吃饭，唐年轻，一顿饭的饭量相当于胡适夫妇一天的饭量，胡适出门买米买菜总要多买一些，有时他不在家吃饭，也要吩咐江冬秀多做些饭菜，准备出唐的分量。这份忘年交的情谊，唐铭记终生。2005年，他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无限深情地说：“胡先生很厉害，对我像家长一样！”
李敖曾发表文章《从读〈胡适文存〉说起》，后来胡适见到李，对他说：“啊！李先生，连我自己都忘记了、丢光了的着作，你居然都能找得到！你简直比我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
张爱玲的姑姑对胡适异常崇拜，常常对着胡的照片喃喃自语：“胡适之这样年轻！”受了姑姑的影响，张对胡适敬若神明，但凡胡适说什么小说好，张立刻买来阅读。她写完小说《秧歌》后，写信给胡适，请胡适读罢指点。几个月后，原本不对胡适回信抱希望的张爱玲意外收到了胡适的回信，胡适在信中告诉张爱玲，《秧歌》他读了两遍，并指出了小说的亮点和不足，张深为感动。夏志清记载，1955年，张到纽约后，两次去拜访胡适，胡适夫妇热情接待，但张不善辞令，为人木讷，二人谈话并不投机。翌年感恩节，胡适请张到中国饺子馆吃饭。张爱玲回忆这次分别：“我送到大门外，在台阶上站着说话。天冷，风大，隔着条街从赫贞江上吹来，适之先生望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灰色河面，河上有雾，不知道怎么笑眯眯的老是望着，看怔住了。他围巾裹得严严的，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厚实的肩背，头脸相当大，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身像。”
叶君健回忆，50年代他住在地安门附近的小胡同中，邻居是个洋车夫，新中国成立前他几乎每天都要拉胡适去北大或访友。洋车夫告诉叶，在他当洋车夫的生涯中，所拉过的顾客，只有胡适要算最没有架子和最平易近人。
晚年，胡适认识了一个卖芝麻饼的小贩袁瓞，常在一起闲聊。一次，胡适心脏病发作住院。梅夫人来探望时，拿着一个芝麻饼对胡适说：“我给你吃一样东西，我相信你一定没吃过。”“我早就吃过了，”胡适笑着说，“这是我的一个朋友做的。”天真的胡适以为，整个台北市的芝麻饼都是“我的朋友”袁瓞做的。
胡颂平回忆胡适：“先生平时交给我的工作，无论是写一封简单的信稿，或是摘录一些参考资料，或是出去接洽一件事情，总是说：‘我想请你帮我做一件事，你有空时去办，不忙，不忙。’等我办好复命时，也总是说：‘谢谢你’，或是说：‘太麻烦你了，多谢多谢。’去年12月里，他在台大医院特一号病房里养病，有一天夜里，他的被头不曾盖好，夜班的护士看见了，轻轻地过去帮他盖好。这时他已经睡着了，但他在睡梦中对这位特别护士说：‘谢谢你。’第二天，这位护士告诉他时，他自己一点也记不起了。我8点半到了医院之后他对我说：‘刚才护士小姐说的话。如果我睡着真的会说’谢谢你‘三个字，我相信这是我的好习惯。’”
胡适因心脏病住院，医生不让他读书看报，他觉得无聊，便请求医生让他看些轻松的东西。医生说，读书看报需要用手拿着书，会影响身体，建议让护士为他拿着或读给他听。胡适一听要麻烦别人，便勉强同意停看几天书报。
胡适在台大医院住院，三名护士前来请教，她们对白居易《长恨歌》中的“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句，有两个人读“回头”，有一个人读“回眸”，因为她们打赌，输的人要请看电影，所以特来请教。胡适让胡颂平查询后，对她们说，两种读法是应为版本不同，谁都没有错，谁都不用请客看电影。
一日，中研院数学所的某研究员穿戴西服革履，但没有系领带，胡适问为什么他打扮得这么齐整，他回答说要去参加喜宴。胡适说：“人家的喜事，要么不参加；你要去参加，就应该对主人表示敬意，应该戴上领带。如果你没有，我可以送你一条。”
台湾《自立晚报》曾刊登一篇关于胡适谈话的报道，撰写该文的记者全凭他的主观臆测，超出谈话的范围去报道。一日，某大报的主持人来访，问胡适该报道中的谈话是不是真是胡适所说，胡适怕写那篇报道的记者受处分，回答说：“全是真的。”
陈雪屏请胡适到家中吃午饭，胡说：“事前没有通知太太，临时带客人到家里吃饭，这是美国妇女提出离婚的四十八个理由之一，怎么可以？”陈说：“今天是我的小姐做菜，不是太太做的。”胡适这才和查良钊一道前往。
八十多岁的季羡林到台湾访问，在大会上听到主席李亦园讲话，说胡适晚年在中研院，下午饮茶时，经常同年轻的研究人员坐在一起聊天。一次，胡适说：“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季羡林听罢，百感交集。他想到胡适晚年还关注着他的学术研究，知己之感，油然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