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挚】
1914年，胡适痛感留学生的沉迷生活，写下《非留学篇》一文，开头便道：“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留学者，过渡之舟楫非敲门之砖也；留学者，废时伤财事倍而功半者也；留学者，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也。”
1915年，胡适的英文老师亚丹问他道：“中国有大学吗？”胡适无言以对，他在日记中写道：“吾他日能见中国有一国家大学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国之剑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嗟夫！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四万万方里、四万万人口之大国乎！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国乎！”
胡适痛感：“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院，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我国人其洗此耻哉！”由是，1916年，胡适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近来别无奢望，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
胡适曾告诫人们：敬爱的朋友们，让我们都学学大海，“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得一家人。”“他们”对石子和秽水，尚且可以容忍；何况“我们”自家人的一点子误解，一点子小猜嫌呢？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从今以后，都向上走，都朝前走，不要回头踩那伤不了人的小石子，更不要回头来自相践踏。我们的公敌是在我们的前面；我们进步的方向是朝上走。
陈源与鲁迅、周作人兄弟曾有笔墨官司，胡适写信给他们劝说道：“我是一个爱自由的人，——虽然别人也许嘲笑自由主义是十九世纪的遗迹，——我最怕的是一个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会。我深深地感觉你们的笔战里双方都含有一点不容忍的态度，所以不知不觉地影响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着他们朝向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这是最可惋惜的。”
千家驹回忆，胡适认为，青年思想左倾是应当的，他说：“青年不左倾，谁当左倾？”青年骂他，他从不生气。千家驹感慨：“胡适先生学识之渊博与其‘容忍’之雅量，并世亦无第二人。”
胡适曾致力于传记文学，他曾力劝人写自传。蔡元培、毛彦文等人都听从胡适的劝告，晚年写了自传。1934年，胡适在一次宴席中遇到章士钊，他问章近况，章说：“现在吃‘流氓饭’。”胡适听罢无限伤感，劝章有时间一定写写自传，章一直记在心中，但最终还是没有动笔。
胡适终生关注教育，他于1934年说：“今日中国教育的一切毛病，都由于我们对教育太没有信心，太不注意，太不肯花钱。教育所以‘破产’，都因为教育太少了，太不够了。教育的失败，正因为我们今日还不曾真正有教育。”
胡适曾写一封1600字的长信，力劝任鸿隽不要辞去四川大学校长一职。写完后，他亲自将信送到任鸿隽处，并和任长谈两个小时。
胡适是无神论者。一次，梁实秋写了“无关门”的一偈，胡适看后大惊，与其谈起禅宗，梁提到日本的铃木大拙所写的一部书。胡适马上正色说：“那是骗人的，你不可信他。”
抗战间，胡适在伦敦听说周作人有附逆之心，曾寄诗一首加以规劝。诗云：“臧晖先生昨夜做一个梦，梦见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钟出门去，飘然一杖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臧晖先生指胡适自己，老僧指周作人，诗中暗示周应南下。但周作人最终还是下水。
晚年，胡适在美国遇到一位侨居多年且没有回国打算的教授，胡对他说：“我劝你还是回台湾去，至少休假回去住上一年半载，你要晓得一个没有国籍的人是最痛苦的。”
50年代，胡适在为一本书所写的导言中，引用了金岳霖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所写的检讨。他为金的命运深深担心，说：“一个黑暗的迫害时代开始了。”
胡适看了一个朋友的诗集后对他说：“因为你的地位，人家不批评你。你的诗全是不通的。”后来，胡适对胡颂平说：“一个人到了某一种阶段，没有人肯和他说实话，那是最危险的！”
【交游】
《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发表后，胡适由此“暴得大名”，天下人以认识胡适为荣，当时竟有个口头禅：“我的朋友胡适之。”王星拱曾写诗赞颂胡适道：“珍重文坛开国史，当年四海说陈胡。”郁达夫也径直给胡适写信，担心胡适不理他，姓名用英文写就，信中特意强调：“你要不理我，和我的尊严很有关系。”
胡适成名后，每日访客络绎不绝，胡适便定下“胡适之礼拜”制度：“每星期日上午九点至十二点，为公开见客时间，无论什么客来都见。”但因每周日访客不断，上午时间不够用，又延长至下午，通常一天有五十多位客人，成为名副其实的“礼拜日”。此种景况一致持续到抗战爆发，胡适离开北平为止。
温源宁记载，胡适在米粮库的住宅，一到星期日，“无论谁，学生，共产青年，安福余孽，同乡商客，强盗乞丐都进得去，也都可满意归来。穷窘者，他肯解囊相助，狂狷者，他肯当面教训；求差者，他肯修书介绍；向学者，他肯指导门径；无聊不自量者，他也能随口谈谈几句俗话。”
胡适自身也极重友情，他曾作白话诗道：“此身非我有，一半属父母，一半属朋友。”
胡适交游广，应酬多，几乎天天有人邀饮。徐志摩曾说：“我最羡慕我们胡大哥的肠胃，天天酬酢，肠胃居然吃得消！”
1913年，胡适在《神州丛报》发表《诗三百篇言字解》一文，章士钊看到后，大为欣赏。两年后，他写信给在美国留学的胡适说：“足下论字学一文，比傅中西，得未曾有，倾慕之意，始于是时。”
章士钊反对白话文运动，曾发表《评新文化运动》，批判胡适及其《尝试集》。一次，他们在一宴会相遇，因晤谈颇洽，乃合摄一影，各题诗词留念。章诗用白话，胡则用文言，颇为有趣：
章诗云：“你姓胡，我姓章，你讲什么新文字，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双并座各有各的心肠。将来三五十年后，这个相片好做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总算是老章投了降。”
胡诗云：“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愿常相亲不相鄙。”
胡适去考试院参加会议，院长戴季陶特地宴请胡适，并赠联云：“天下文章，莫大胡适；一时贤士，皆出其门。”
溥仪听闻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之名，也读过其《尝试集》和《胡适文存》。皇宫装了电话后，溥仪便给胡适打电话，约其见面。见面时，他对胡适说，他对民国的优待条件并不在乎，只想多读点书，做一个“有为的青年”。胡适恭维道：“皇上真是开明！前途有望！”见面后，胡适对寂寞的溥仪心生怜悯，在6月6日的日记里写了一首题为《有感》的小诗（注：也有研究者说此诗是胡适为恋人曹佩声所写）：
〖咬不开，捶不碎的核儿，
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
百尺的宫墙，
千年的礼教，
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
胡适与齐白石交好，曾与黎锦熙、邓广铭合编《齐白石年谱》；与梅兰芳亦友善，梅出国演出前，印了一本特刊，胡适亲自为之校阅，梅的英文演讲词、宣传品，也都由胡适进行修改。
齐如山回忆说：“我与适之先生相交五十多年。在民国初年，他常到舍下，且偶与梅兰芳同吃便饭，畅谈一切。一次，梅在中和园演戏，我正在后台，适之先生同梅月涵、周寄梅两位先生忽然降临。我问他，你向来不十分爱看戏，何以今晚兴趣这样高？他已微有醉意，说：‘我们不是来看戏，是来看你。’后来他还在医院中给我写了两封很长的信，一封是讨论《四进士》一戏的意义，他说：‘所有旧的中国戏剧中，以《四进士》的台词最精彩，因为有大部分的念白接近白话文。’”
唐德刚曾问及胡适“我的朋友胡适之”这句话的出处，胡适得意地笑道：“实在不知道！实在不知道！考据不出来！考据不出来！”但胡适交游遍及海内外倒是真的，上至总统，下至小贩、走卒，都是胡适的朋友。胡适在纽约常带唐德刚去吃小馆子，唐看到厨师从厨房跑出来，油腻腻的两手在围裙上随便擦过之后，便来和胡握手，谈笑风生，如遇老友。一次吃完饭，唐从洗手间出来便不见了胡，他到马路旁的店铺乱找一气，发现胡正在厨房内和工友们聊得不亦乐乎。
温梓川回忆，“我的朋友胡适之”语出章衣萍，他与邵洵美曾创办《论语》半月刊，邵在创刊号中列有戒条十则，其中第六条为：“不互相标榜，反对肉麻主义（避免一切如“学者”、“诗人”、“我的朋友胡适之”等口调）。”此戒条实为针对章衣萍，因为章在之前的文章中曾炫耀“我的朋友胡适之”。此后，“我的朋友胡适之”的口调，成了最流行的名句。
抗战前夕，日本政论家伏室高信特地到中国拜访胡适，他说：“日本民间只知道中国有三个名人，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梅兰芳，另一个就是胡适。”
胡适的“朋友”遍天下，连美国人也不能“幸免”。珍珠港事变前，芝加哥大学教授史密斯当选众议员，胡适此前与此君有一饭之缘，得知消息后，便请他到中国驻美大使馆用晚餐。史密斯并不知道主人的名字，于是晚宴中也只是用“大使”、“阁下”称呼。宴会后，胡适送客时，客套地说：“欢迎到敝国旅游。”史密斯说：“中国我是一定要去观光的，我到贵国观光，第一个要拜访的便是我的朋友胡适之博士，大使先生，胡适博士现在在什么地方啊？”胡适哈哈大笑道：“胡适就站在你的对面啊。”宾主相拥大笑，尽欢而散。
20世纪上半叶，胡适是一个交通枢纽般的人物。1948年离开北平时，胡适留在东厂胡同寓所的物品中共有500多封信件。往来的对象，几乎涵盖了国共两党的主要领袖、军政要人、社会名流、文化学者。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耿云志是国内胡适研究的权威，也是胡适档案的主要整理者。他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细心阅读这些书信，广泛查阅有关资料，在《胡适与×××》的题目下，可以写成数十本有价值的传记着作。”
【支助】
顾颉刚从北大毕业时，生活较为困难，胡适时常接济顾。1922年，顾的祖母病重，他赶回苏州老家侍奉祖母，生活愈加困难，无奈之下，只能向老师求助。胡适接到信后，马上给顾寄去钱，并将顾介绍到商务印书馆工作。
林语堂在美国留学时，生活极为窘迫。他想起出国时胡适邀他留学归国后到北大任教，便写信给胡适，问能否预支工资。胡适立即给他寄去1000美元。后来，林又一次陷入困境，胡再一次寄给他1000美元。林语堂留学归国，到北大英文系担任教授，他到北大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向胡适当面致谢。胡此时正在杭州养病，林便找到了教务长蒋梦麟致谢。蒋莫名其妙：“什么两千美元？”林语堂这才明白，北大根本没有资助留学生的计划，当时胡适为招揽人才，私下和他做了口头协定。林向他求救时，胡为了遵守约定，就自掏腰包给林寄去巨款。
胡适曾答应资助一位学生100元，并交待夫人江冬秀办理此事，江却未办理，胡适知道后，勃然大怒，要与江离婚。江慌忙请族中长辈前来说和。经人劝说，胡适不再提离婚二字，但他对江说：“今后我要给哪个学生30元，你就付30元，要给50元，你不准付49元。我要将全部家当给谁，你也不准说‘不’字！”江冬秀答道：“钱的事我统统依你。但我们是结发夫妻，有我在世，你不许讨小老婆。”胡适爽快地答应了。
胡适离开中国公学后，老师王云五介绍他到华童公学任教。后胡适考官费留学，王云五特意为他补习了三个月的大代数和解析几何。胡适深为感激，日后投桃报李，将王云五介绍到商务印书馆工作，王遂成为出版界大鳄。
陈独秀一生四次被捕，每一次都有胡适积极奔走营救的身影。第一次为“五四”期间，陈因散发传单被捕，胡适发动安徽同乡积极营救，陈出狱后，一度住在胡家。1921年，陈因出版被查禁的《新青年》被上海法租界逮捕，胡适与蔡元培尽力营救，甚至一反往常的温煦，在日记中大骂“法国人不要脸”。次年，陈再度被法租界逮捕，胡适写长信给外交总长顾维钧，顾派人到法国使馆交涉，陈很快出狱。1932年，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胡适四处奔走，甚至致函蒋介石，要求对陈进行特赦。
陈独秀在南京狱中时，胡适路过南京，去信说：“不及看望。”陈大发脾气道：“吾知适之是大忙人，此际正与达官贵人拜会饮酒，宁有暇访我哉。不过一旧朋友而已，失之可也。”其实，陈入狱期间，胡适多次前去探望，带去吃食、用品和书籍。陈曾托胡设法把《资本论》译成中文，胡也照办，并去信报告进展情况，让他放心。陈独秀出狱后，在美国的胡适得知陈贫病交加，便安排陈去美国，但被陈婉拒。
王映霞回忆，因郁达夫非常喜欢买书，因此经济并不宽裕，时常向二人举债，一是内山完造，另一为胡适。胡适时任中国公学的校长，与郁关系并不亲密，但他依然经常一百二百地借给郁达夫。
罗尔纲到胡适家工作，胡家常贵客盈门，名流满座，胡适怕罗会有自卑感，每次客人到访，都要夸奖罗一番。有时家中有特别的宴会，他便让堂弟胡成之将罗请去做客，让罗也高兴一天。一年后，罗回乡探亲，临行前，因面对胡适时感激之言实在难以启齿，便写了封信表示感谢。第二天，胡适回函，用“命令”的口气说：“我不能不向你提出几个条件：（一）你不可再向你家中取钱来供你费用。（二）我每月送你四十元零用，你不可再辞。（三）你何时能来，我寄一百元给你作旅费，你不可辞。如此数不敷，望你实告我。”
邓广铭回忆，北大图书馆为文学院长、法学院长和各系的系主任设有专用的阅览室，然而院长和系主任们甚少使用。文学院长胡适家中藏书甚多，自然更不去使用分配给他的那一间专用阅览室。一天，邓广铭鼓足勇气去问胡适，他在图书馆的那间阅览室可否借用，胡适毫不迟疑地答应下来，当即打电话给图书馆的负责人，嘱咐他把阅览室钥匙交给邓。此后，邓除了上午要到文科研究所去整理拓片，下午和晚上全都呆在那间阅览室里。邓广铭自此真正体会到从事学术研究的乐趣。
新中国成立前，北平学生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常进行示威游行，国民党的宪兵和警察大肆抓捕学生。无论学生是何政治倾向，胡适都奔走于各大衙门之间，逼迫国民党当局释放学生。当代清史专家戴逸，在北大时因为成绩优秀颇受胡适赏识。后戴逸参加中共学生运动，被国民党法庭逮捕，胡适马上写信救援。戴逸只在法院待了三小时就安全获释。很多年后，戴逸回忆时说：“那是因为胡适还把我看做小孩子！”
1948年夏，乐黛云进入北大求学。乐黛云日后回忆：“其实，我真正的‘大学生活’，精确说来，也只有这五个月（按：“五个月”指乐黛云进入北大求学到胡适离开北大的这段时间）！这的确是我一生中少有的一段美好时光。现在回想起来，说不定正是这五个月注定了我一辈子喜欢学校生活，热爱现代文学，崇尚学术生涯。这五个月中，可以说没有什么政治运动，1949年1月以前，我们都还能安安静静地念书，只搞过一次‘争温饱，要活命’的小规模请愿。那次请愿非常温和，我跟着大家，拿着小旗，从四院步行到沙滩校本部去向胡适校长请愿。那时，校本部设在一个被称为‘孑民堂’的四合院中。我们秩序很好地在院里排好队，胡适校长穿着一件黑色的大长棉袍，站在台阶上接见我们。他很和气，面带忧伤。我已忘记他讲了什么，只记得他无可奈何的神情。这次请愿的结果是：凡没有公费的学生都有了公费，凡申请冬衣的人都得到了一件黑色棉大衣。这件棉大衣我一直穿到大学毕业。”
胡适晚年客居美国时，因心脏病住院。一天，他不顾医生反对，坚持要起床写信。原来他在日记中发现自己在生病前，答应帮一位素不相识的学生到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去借一本中文善本书。
胡适在美国有两个账户，一个是进账，存放他讲演得款，一个是出账，交给他的秘书管理，用于救济经济困难的中国留美学生，通常一笔两三百元，但胡适并不公开提及。50年代，彭明敏在加拿大念书，胡适陆续给他的学校寄去了一两千元，彭明敏于许多年以后，方得知此事。在提携后进方面，胡适总是不遗余力。
李敖在其困难时也接受过胡适的资助，2005年，李访问北大时，感怀胡先生恩惠，表示要向北大捐款，以树立胡适铜像。
60年代，台湾学生去美国留学办理签证时，需要交纳2000美元存款的保证金。胡适曾准备了一笔款项，专门借给一些青年，助其出国，言明希望日后归还，以便继续供应他人。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这是获利最多的一种投资。你想，以有限的一点点的钱，帮个小忙，把一位有前途的青年送到国外进修，一旦所学有成，其贡献无法计量，岂不是最划得来的投资？”
【提携】
傅斯年、罗家伦、汪敬熙、毛子水等20余名学生曾组织响应新文化运动的学生团体新潮社，并创办《新潮》杂志，胡适应邀担任该杂志顾问。在胡适的帮助下，北大每月从经费中拨出400块大洋资助新潮社。
某年的北大招生考试结束后，胡适在招生委员会上说：“我看了一篇作文，给了满分，希望能录取这名有文学天才的考生。”校长蔡元培和其他委员都表示同意。这名考生就是罗家伦，其数学成绩是零分，其他各科的成绩都很一般。
北大校刊上登载了一篇署名毛准的文章，从文字学、音韵学等方面解释《诗经》当中的某一篇。胡适对此文深为赞赏，到处打听作者何人，后来才知是北大数学系的学生毛子水。胡适十分惊诧：“北京大学的一个数学系学生竟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北京大学真当得起是藏龙卧虎之地！”
小学都未曾毕业的沈从文应胡适之请，到中国公学任教授，第一次走上讲台，看着教室里黑压压的人头，紧张得十分钟没有说出话来，接着仅用了十分钟把原本准备讲一个小时的内容全部讲完了。沈窘迫无比，在黑板上写下：“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学生们哄堂大笑。有学生向胡适反映，胡适问：“有没有学生赶沈先生走？”学生答无，胡适哈哈一笑，说：“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这就是成功。”
赵捷民回忆，北大中文系讲师缪金源，面孔削瘦，人很怪。据说他在北大哲学系读书时，同班只二人。到四年级时，另一学生认为中国前途无望，一天抱电杆触电而死。缪到毕业时，不参加毕业考试，自言不要毕业文凭。但胡适认为他学识甚佳，留他在北大担任讲师，教大一国文。缪金源第一节课给学生介绍参考书说：“第一，《胡适文存一集》；第二，《胡适文存二集》；第三，《胡适文存三集》；第四，《胡适文存四集》”虽然缪讲课不错，但学生们对他开列的参考书极为不满，找到胡适说：“缪先生教的不行，思想太落后了，还留在‘五四’时代。”胡适闻言大怒，拍着桌子说：“什么是‘五四’时代？你们懂什么？太狂妄了！缪先生是好老师，不能换！”
柳存仁回忆，胡适上课时，常常提起丁声树、陶元珍、吴晓铃等昔日学生，特别是在大学一年级的学生面前。胡适从来不说丁声树是我的学生，他只是说：“丁先生也是北京大学的同学。”
罗尔纲在胡家工作长达五年。1935年，蒋廷黻看过罗的文章后，推荐其代替自己到清华教中国近代史，胡适却替其回绝。罗尔纲的朋友们知道后，极为气愤。每到星期日，罗须上胡家，他们便不让罗去，而是拉着他逛公园，如是两月之久，直到有其他地方聘请罗。罗上胡家辞行，胡适说：“尔纲你生气了，不上我家，你要知道，我不让你到清华去，为的是替你着想，中国近代史包括的部分很广，你现在只研究了太平天国一部分，如何去教人？何况蒋廷黻先生是个名教授，你初出教书如何就接他的手？如果你在清华站不住，你还回得北大来吗？”罗听罢，热泪夺眶而出，最后他听从胡适建议，留在了北大。
吴晗在中国公学就读时，将胡适讲课的内容一一记录下来，编辑成一篇论文，卖得稿费几十元，来到北京。他请胡适让他免试入北大二年级就读，胡适说：“入学考试，是国家抡取人才的大典，不得徇私。你考入北大后，费用我可以帮助。”于是吴晗去考北大，因数学得了0分，未被录取，他便改考清华，清华不考数学，所以考取了。胡适知道后，特让罗尔纲送给他80元交了学膳费，并写信向翁文灏、张子高推荐吴，吴得以入清华史学系半工半读。此后，胡适还去信对吴的学业加以指导。
徐悲鸿任北平艺术学院院长后，大胆提出国画革新，并聘用齐白石为教授，引起顽固守旧者的反对。胡适倾力支持徐，才使得徐的改革得以继续，他对胡适甚为感激。胡适四十大寿时，徐悲鸿画了一匹骏马，亲往贺寿。胡适将此画挂在进门的大照壁上。
30年代，沈从文的妻妹张充和报考北大，国文试卷得了100分，英文、史地的分数也都及格，但数学试卷却是0分。注册科的工作人员在统计了分数之后，把这一情况向胡汇报，胡对于张充和的才华素有所知，便想出了一种变通办法，即把她录取为试读生。到读完一年之后，张的各科考试成绩都较好，就转为正式生了。
胡适看到即将毕业的千家驹的文章后，对其颇为赏识，知其尚未找到工作，便推荐千到陶孟和的社会调查所工作。陶打听得知千是学生会领袖，属于“捣乱分子”，可能还是共产党，颇觉为难。胡适便对陶说：“捣乱与做研究工作是两码事，会捣乱的人不一定做不好研究工作。况且一个研究机构，你怕他捣什么乱呢？”千家驹这才得以进入社会调查所。之后，为了缓解千的经济困难，胡适又主动提出让他到北大任教，当时北大经济系主任赵乃搏也因千思想“左”倾拒绝，胡适一再坚持，千最终得以到北大任教。
1947年，胡适看到燕京大学西语系大三学生周汝昌发表的《〈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一文后，写信给周，对其大加称赞。此后，二人经常书信往来，讨论红学问题。周汝昌提出要借阅胡适收藏的《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胡慷慨出借。多年后，周在《我与胡适先生》中感慨道：“在我五六十年来有幸接触交往的很多位鸿儒硕学中，陈量其为人的气度气象、胸襟视野，我感到唯有胡适之先生能够称得上一个‘大’字。”胡适晚年说：“他（周汝昌）是我在大陆上最后收到的一个‘徒弟’，他的书绝不是‘清算胡适思想的工具’。他在形式上不能不写几句骂我的话，但在他的《新证》里，有许多向我道谢的话，别人看不出，我看了当然明白的。”
1958年，原中国公学的学生马逢瑞让胡适替他介绍工作，胡适对胡颂平说：“我现在的地位不能随便写信介绍工作。我写一封信给人家，等于压人家，将使人家感到不方便。”他让胡颂平出面写介绍信，并说：“你可以这样写：他从前在中国公学时曾经打破全国运动会长距离赛跑的记录。你可以提起我关心他的工作的话。”
台湾中研院数学研究助理员刘登胜的父亲被台湾当局治罪，刘亦受到牵连，台湾当局不许其出国留学。胡适知道后，写信给“副总统”陈诚说：“不可因为一个父亲犯了罪而剥夺他的儿子出国进修的难得机会。”并表示如必要，愿意为刘担保。
【旧儒】
胡适自幼丧父，母亲教子甚严。少时，一个初秋的晚饭后，胡适在门口玩耍，姨母怕他着凉，让他添衣，说：“穿上吧，凉了。”胡适随口说：“娘（凉）什么！老子都不老子了！”这时胡母正好走出来，胡适赶紧将衣服穿上。夜深人静后，母亲让胡适罚跪，并责备道：“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
母亲从来不在别人面前打骂、责罚胡适。如果胡适犯了小错，母亲便等第二天他睡醒了再责罚他，如果犯的错误大，便等到晚上临睡前再责罚，或罚跪，或拧他的肉。但是，无论怎样的重罚，她都不许胡适哭出声来。
胡适的父亲胡传受程朱理学影响，是无神论者，胡家和胡适四叔家的大门上都贴着“僧道无缘”的条子。父亲去世后，胡适受家中女眷影响，一度曾读《玉历宝钞》等书，但他11岁时，读到司马光家训中的一段话：“形既朽灭，神亦飘散，虽有剉舂磨，亦无所施！”后又读《资治通鉴》中引用的一段范缜的《神灭论》，成为无神论者，从此再不拜神佛。
胡传早逝，日后胡适不仅将父亲的遗作整理并出版，还在台湾为父亲立了一座纪念碑，以至于李敖说，胡传“虽已墓草久宿，但却为‘父以子贵’的传统，做了一番新说明”。胡适对母亲也极为孝顺，他在回忆文章中一再提到母亲对他的慈爱，对母亲不敢有半分违抗之意。
胡适的婚姻是由母亲一手安排，他从小与江冬秀订婚。程天放说：“他的立身处世，却完全符合中国的伦理之道。他对母亲非常孝顺，他和夫人江冬秀女士的婚姻完全是家长做主订定的，在结婚以前，两人没有见过面，可是他对夫人终身敬爱，到老不变。总统挽适之先生说：‘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真是非常允当。”
胡适膝下有二子，长子胡思祖，后改名祖望，得名于胡母冯顺弟，有光宗耀祖之意；次子胡思杜，寓意“思念杜威”，表达了他对老师杜威的敬重之情。
胡适反对吸鸦片，他曾写信劝二哥胡绍之戒烟，胡绍之见后大怒：“舍不得多费一二百元，劝我戒烟了。倘若不是我把他带到上海读书，不是我陪他到北京考清华官费，他哪有今天这样的好日子。忘本了！岂有此理！”胡适对于二哥无可奈何，只好照样供给大烟费，直到二哥去世。
胡适少年老成，说话总是文绉绉地，被乡人戏称为“穈先生”。一次，胡适在家门口和小伙伴们掷铜钱玩，一位路过的老辈见了笑道：“穈先生也掷铜钱吗？”胡适一听，羞愧得面红耳热，顿觉失了“先生”的身份。
1906年，不满15周岁的胡适在二哥胡绍之的教导下，对自己进行反省，坦言其有好名、卤莽、责人厚三大病根，决心痛改。
出国留学前，胡适受德国人何德梅影响，与唐才常的儿子唐桂梁等人终日厮混一处，有时整夜打牌，有时连日大醉。一日，胡适大醉后醒来发现自己在巡捕房，原来昨夜大雨，胡适醉后被拉车的车夫抢去了马褂，又在路上与巡捕打了起来。回家后，他看着镜子中自己颓唐的样子，想起“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诗句，心中懊悔万分。此后，他便决定发奋读书，准备赴美留学的考试了。
在康奈尔大学就读时，胡适曾应万国学生会之请演讲中国婚姻制度，当时西方人讽刺中国人的婚姻为“盲婚”，胡适却说：“贵国人结婚，男女事先恋爱，恋爱热度达至极点乃共缔姻缘。敝国人结婚，从前多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素未谋面，结为夫妻后，始乃恋爱，热度逐渐增加。是故贵国人之婚姻是爱情之终也，敝国人之婚姻则爱情之始也。”胡的演讲引来台下阵阵掌声。
田炯锦在北大上学时，虽旧闻胡适大名，却不识其人。1918年的某晚，同宿舍的狄君武约田同往理科餐厅听音乐演奏。离他们不远处，坐着一位身着黑布长袍马褂，面容憔悴，头发甚长，胡须未剃之人。田甚觉奇怪，询问狄此为何人，狄回答说：“他就是胡适之先生，因胡适母丧未久，乃穿孝服，不剃须发。”
杜威来华讲演时，胡适担任老师的翻译。复旦大学三年级学生慕名前去听杜威的演讲，他们以为，胡适一定是个西服革履的洋派学者，谁知，随杜威走上讲台的胡适一袭长衫，态度谦恭和蔼，完全不像一般留学生，而像中国传统的学者，大出他们意料之外。
胡思猷从复旦大学毕业时，去请叔叔胡适为自己找一份工作。胡适问道：“你有什么着作没有？”胡思猷答：“没有。”胡适又问：“你有什么专门研究没有？”胡思猷有些生气地答：“没有！大学刚毕业的人哪里谈得到什么专门研究。”胡适说：“既然没有，那么我不能替你找事。假如你有着作，或有什么专门学问的话，我可以向人介绍说：这里有一个人才，他有着作，有专门学问，你们那边需要这类人吗？现在你既没有这些成绩，我不能对人家说：他是我侄子，你们必须要给他安插一个位置。”
抗战期间，胡适的两个儿子先后到美国读书，仅一年学费就需要两千多美元。胡适只能靠写稿演讲“替儿子筹备一点美金”。孔祥熙知道后，立即汇了3000美元给胡适，胡适悉数退回。
1946年12月，北大女生沈崇被美国水兵皮尔逊强奸，胡适闻讯异常愤怒，他第一次对学生游行抗议表示了明确的支持，记者采访他时，他说：“抗议、游行，有何不可！”记者问：“适之先生，您这个态度可以捅出去吗？”胡适答：“可以。”他为沈崇聘请律师，并以沈监护人的名义前往法院旁听庭审。出庭做证时，他怒道：“谁没有女儿！”
1948年底，胡适携夫人离开北平，小儿子胡思杜没有同行，有说法称当时没有找到人，也有说法认为胡思杜不愿随父母南行，他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胡适的秘书胡颂平则回忆，胡适夫妇上飞机后，人们问为什么只有他们两人，胡适回答：“通知上只写接我，却没有说可带孩子。”
1960年，胡适在西雅图举行的“中美文化合作会议”发表讲演，大声疾呼，为中国文化传统作狮子吼，他说：“我相信人道主义及理性主义的中国传统，并未被毁灭，且在所有情形下不能被毁灭！”在座的中美听众一致起立欢呼鼓掌，经久不息。事后有一位美国学者称，胡的演讲具有“丘吉尔作风”。
王志维给胡适买了个咖啡壶，可以保温，胡颂平说：“这样一壶煮起来放在此地，先生深夜时也可以随时饮用，倒很方便。”胡适说：“不，有客人时可吃。平常不用它，要避免咖啡的引诱力。”
胡颂平回忆：“先生当了四年的院长，从不希望人家称他‘院长’的。有时人家给我的电话问起他的事情，人家当然称‘胡院长’，我的回答也称‘胡院长’。他听见了，他说：‘我们中央研究院，不是衙门，你为什么不对他们说胡先生？或是称我胡博士也可以，但千万不要再喊院长。我们是一个学术机关，称官衔，让做官的人去称吧。’”
唐德刚说胡适是个极其通达的人，与他谈话常使唐想起幼年所读的《论语》。后来在胡适身边工作的胡颂平亦有同感，他能体会到胡适做人的道理，一次不觉脱口而出说：“我读《论语》，我在先生的身上得到了印证。”胡适听罢先是愕然，然后慢慢说道：“这大概是我多读《论语》的影响。”
唐德刚评价胡适：“胡适之先生的可爱，就是他没有那副卫道的死样子。但是他的为人处世，真是内圣外王地承继了孔孟价值的最高标准。丢开了‘开来’不谈，专就‘继往’来说，胡先生倒真是个归真返璞、文艺复兴、‘为往圣继绝学’的‘孔孟之徒’！”
蒋介石挽胡适：“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胡适晚年回忆，蔡元培看到他19岁时所作《诗三百篇言字解》一文后，决定聘其到北大任教，当时他还在美国留学。
胡适的《尝试集》是第一部白话诗集，但他的诗作往往拘泥于旧体诗的格律，大多遵循律诗的韵部。诗集中的第一首诗《孔丘》：“知其不可而为之，亦不知老之将至。认得这个真孔丘，一部《论语》都可废。”“至”和“废”在词韵里是通用的，在现代汉语里完全不押韵。
胡适是第一个考证出《红楼梦》的后四十回的作者并非曹雪芹的研究者。他的依据之一就是书中“咱们”和“我们”用词上的区别。在北京方言中，“咱们”是指与说话人在一起的所有的人，“我们”是指与说话人在一起的一部分人。前八十回，这两个词用法极为严格，因为曹在北京长大；而后四十回高鹗的用法就不严格了，因为他是杭州人。
胡适原本提倡疑古，1929年，他对顾颉刚说：“现在我的思想变了，我不疑古了，要信古了。”顾闻言，“除了一身冷汗，想不出他的思想为什么会突然改变的原因”。
抗战爆发后，北平图书馆将数百部善本运往美国，委托美国国会图书馆代为保管，美国方面为慎重起见，请大使胡适同往书库查看。谁知胡一进书库，便如获至宝，径自席地而坐，旁若无人地看起书来，一看便是一个多小时，将同行的外交人员与图书馆馆长晾在一边。爱看书的胡大使此举虽有失外交礼仪，却一时传为佳话。
季羡林回忆：“有一次在北京图书馆开评议会，会议开始时，适之先生匆匆赶到，首先声明，还有一个重要会议，他要早退席。会议开着开着就走了题，有人忽然谈到《水经注》，适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擞，眉飞色舞，口若悬河。一直到散会，他也没有退席，而且兴致极高，大有挑灯夜战之势，早把那个‘重要会议’忘到爪哇国去了。”
胡适曾对傅斯年说：“有一次到行政院去看翁咏霓（文灏），秦景阳也来了，他们坚留我坐，这是他们聊天的聚会，无一事可办。我坐了一点钟，听他们聊天，心里想：‘这是中国两个最有脑力的人才，干吗不到一个学校或研究室去？干吗要把他们困在一个完全自私自利的宋子文手下吃闲饭，聊闷天？’”
李济回忆：“有一次我研究殷墟出土的一个石头人像，是跪坐的姿态，就像现在日本人在家跪坐的姿态一样。我看了吃了一惊，商朝时代的人跪坐的姿态怎么会跟现在日本人在榻榻米上跪坐的姿态一样呢？我们到现在还无法知道商朝时代的‘日本人’是个什么样子？这引起我很大的兴趣。胡先生那时正做院长，他对殷墟的古物向来很有兴趣，时常去看。他就对我说，你最好去看看《朱文公集》。朱子集内曾说，在南宋朱子的时代，成都尚保有汉时的文翁像仍是席地跪坐的。我去查确是如此。”
胡适花了大量的时间研究《水经注》，梁实秋曾问道：“先生青年写《庐山游记》，考证一个和尚的墓碑，写了八千多字，登在《新月》上，还另印成一个小册，引起常燕生先生一篇批评，他说先生近于玩物丧志，如今这样的研究《水经注》，是否值得？”胡适说：“不然。我是提示一个治学的方法。前人着书立说我们应该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冤枉者为之辨诬，作伪者为之揭露。我花了这么多力气，如果能为后人指示一个做学问的方法，不算是白费。”
胡适对庐山的耶舍塔做了几千字的考证，有人认为他小题大做，他说：“学问是平等的……一个塔的真伪同孙中山遗嘱的真伪，有同等的考虑价值。”
胡适对王安石极为推崇，认为“他的政治思想主要是用‘有为’来替代‘无为’”。胡适常将王安石的诗句“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题赠他人。
国外汉学家的成就如大山般挡在中国学人的面前，陈垣曾对胡适说：“汉学正统此时在北京呢？还是在巴黎？”两人相对叹气，盼望十年后也许可以在北京。
1960年，胡适发表英文演讲“Chinese Tradition and Future”（“中国传统及其未来”），其中不但强调中国文化在与西方充分接触融合后，它原有的根柢（bedrock）不致丧失，而且还断言：“人文与理性的中国传统”绝不会为外来的极权体制所摧毁。
【新风】
儿时，胡适也拜孔子，是孔孟儒家的一个虔诚小信徒。他还在家里用纸盒做了一个“孔庙”每天拜祭。留美以后，他受了西方民主新思潮的启迪，对孔圣人不再盲目崇敬，并且嘲笑袁世凯尊孔祭圣的丑剧。但胡适对于一切着作中的孔子、孟子、朱熹仍十分崇敬，他甚至说他心中有三个偶像，第一位就是孔子。但胡适认为，新文化运动的最终一战就是要把孔家店的招牌摘下，砸碎了烧掉。不把孔家店砸个稀巴烂，新的思想无法生根，新的西方学理就引不进来，“再造文明”终究就是一句空话。
胡适打倒孔家店的本意，并非打倒孔子，而是打掉垄断人们思想的孔子，破掉的是儒家的宗教外衣。唐德刚讲道：“孔二先生孔家老店，搞垄断贸易，已搞了两千多年，把我们消费者压惨了。所以胡适要率领红卫兵‘打倒孔家店’。”
李济回忆，1948年胡适私下对朋友说：“今年是孔夫子两千五百岁的生日，我们应该给他过过寿，他对中国的贡献太大了。”但日后到台湾，胡适拒绝出任孔孟学会的会长，他认为我们应该用历史的眼光去体认孔子的伟大之处。但孔子既不是耶稣，也不是穆罕默德，我们不必像宗教的信仰去崇拜。
少年时代，胡适在梅溪学堂读书时，从二哥为他挑选的书中，读到梁启超等人的着作，受到了新思潮的影响。毕业前夕，同学王言借来一本邹容的《革命书》，与胡适等人轮流传看，大受鼓舞。晚上他们更是躲过舍监，挑灯夜读，轮流抄写。
日俄战争爆发后，上海黄浦滩上有一个宁波木匠周生被俄国水兵无故砍杀，但判决结果令民众大失所望。案件判决后，胡适与同学王言、郑璋一起写匿名长信，痛斥上海道袁海观。因对政府极为失望，胡适等人极不情愿到上海官厅去参加毕业考试，提前离开了梅溪学堂。
胡适在给朱经农的信中列举了新文学的八条原则：
一、不用典；
二、不用陈套语；
三、不讲对仗；
四、不避俗字俗语；
五、须讲求文法之结构；
（以上为形式的方面）
六、不作无病呻吟；
七、不模仿古人；
八、须言之有物；
（以上为精神的方面）
1916年10月，他写信给陈独秀，再次列出此八条（八条次序有变化）作为“文学革命”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