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时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的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倡使用白话文写作，引起巨大反响。后来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说，胡适当时写那篇文章，原为在美国主编的《留学生季报》用的，只是抄了一份给《新青年》，不想却因此造成中国的新文学运动。
胡适留学归国后，发现离开中国的七年间，国内竟没有出版一本哲学方面的中文书籍。他在上海找了一整天，只找到一本《中国哲学史》，作者的见解也不过是：“孔子既受天之名”和“与天地合德”。胡适说：“（过去七年来）不但高等学问的书一部都没有，就是要找一部轮船上火车上消遣的书，也找不出！我看了这个怪现状，真可以放声大哭！”
胡适的考证方法对顾颉刚后来治学影响极大，顾说，他学会这套“治学方法”，是看胡适的《水浒传考证》一文，看出来的。
胡适用西方文学研究方法评价《红楼梦》：“《红楼梦》不是一部好的小说，因为书里没有一个PLOT（有头有尾的故事）。”他认为《水浒传》像英国的《罗宾汉》，“水浒传”应解作“湖畔强人”或“水边盗贼”。
胡适自称其思想在赫胥黎和杜威的路上。赫氏的思想教人怎样怀疑，教人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教人把一切思想都看成是待证的假设。
对于历史，胡适有名言云：“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胡适最爱写对联：“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认真的做事，严肃的做人。”
胡适说：“‘小我’是会消灭的，‘大我’是永远不灭的。‘小我’是有死的，‘大我’是永远不死，永远不朽的。‘小我’虽然会死，但是每一个‘小我’的一切作为，一切功德罪恶，一切语言行事，无论善恶，一一都永远留存在那个‘大我’之中。那个‘大我’便是古往今来一切‘小我’的纪功碑，彰善祠，罪状判决书。”
胡适就改造社会与改造人孰先孰后的问题与周作人发生争论，他说：“个人是社会上无数势力造成的。改造社会的下手方法在于改良那些造成社会的种种势力——制度、习惯、思想等等，改造社会即是改造个人。”
为了配合蒋介石政府的“新生活运动”，上海大学十位教授发表《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一文，既反对复古，也反对模仿英美及苏俄，主张建设中国的本位文化。此文发表后，引发“五四”以来的文化大论战。胡适发表评论文章，认为他们的主张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翻版，而“中国旧文化的惰性实在大得可怕”，所以不必为“中国本位”担忧。他说：“政府无论如何声明，终是不配做文化的裁判官的。”
胡适坦言：“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但我同时指出，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例如中国人接受了基督教的，久而久之，自然和欧洲的基督教不同，他自成一个中国的基督徒。又如陈独秀先生接受共产主义，我总觉得他只是一个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和莫斯科的共产党不同。现在的人说折中，说中国本位，都是空谈。此时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若我们自命做领袖的人也空谈折衷选择，结果只有抱残守缺而已。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
胡适曾赞成全盘西化，但很快又撰文否认“全盘西化”，他说自己的主张是“充分世界化”。
胡适提出的诸多理论，至今被世人引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中国需要医治贫穷、愚昧、贪污、疾病、扰乱，而不是革命；宪政是宪政的最好训练等等。
江冬秀带儿子胡祖望出门，碰上蒙古王公出殡，造成拥堵。胡祖望见此情形，对江冬秀说：“妈，你死了就埋掉，绝不摆仪仗阻碍交通。”江听罢极为气愤，回家将此事告诉了胡适。胡适听罢，认为儿子言之有理，但又不好直接说明，只是说道：“我要写个遗嘱，到我死后，把身体送给协和医院做解剖用。”江听罢，大为生气。
罗尔纲回忆，胡适在中国公学时，兼容并包，有蔡元培的作风。当时中国文学系，有王闿运的学生马宗霍教先秦古文，有左派作家白薇教戏剧，有只有小学毕业的青年作家沈从文教小说试作，陆侃如和冯沅君教古典诗词考证，郑振铎教西洋文学史。陆、冯、沈的年龄比一些学生还小。当时还有一位60岁左右的学生，因仰慕胡适而来求学。
50年代初期，唐德刚问胡适：“胡先生，汉字要不要改革？”胡答：“一定要简化！一定要简化！”当时大陆正在大肆批胡，但胡却对大陆的汉字简化颇为关注，“简字表”一出，胡立即让唐给他送去，每张都细细阅读，称赞不止，心平气和，言出由衷，令唐万般心折。后来，唐再问：“汉字要不要拉丁化？”胡答：“兹事体大！兹事体大！”
【向学】
儿时，胡适几乎不知嬉戏，而只知看书，与小伙伴玩耍时，也总是扮演诸葛亮、刘备一类的文角儿。他常用竹纸蒙在小说的石印绘像上，临摹书上的英雄美人。一次，先生发现他的临摹后，将其大骂一顿，并撕毁了他抽屉里所有的图画，从此胡适再不绘画。
当时儿童的发蒙教育就是教念书，先生不做讲解。母亲为了让胡适好好读书，就多给先生交学金，别人只交两元，母亲交六元，以后逐年增加。先生在教学时，也特别为胡适逐字逐句讲解。一次，胡适的一个同学家请先生给父亲写一封家书，这位已经读了四年书的同学将写好的家书偷偷拿出来看，忽然问胡道：“穈，这信上第一句‘父亲大人膝下’是什么意思？”胡适这才明白母亲多交学金的好处。
胡适能成为学者，得益于父亲留下的遗嘱。其父曾给胡母和四个儿子各留一份遗嘱，给胡母的遗嘱说胡适天资聪明，令他读书，给胡适的也是让他努力上进。正因了父亲留下的这几份遗嘱，掌握胡家财政大权的胡适二哥才将14岁的胡适带到上海求学。
到上海后，胡适先后在梅溪学堂、澄衷学堂及中国公学就读。他说：“在我停留在上海的时期内，我经历过三个学校，一个都没有毕业。”
初到梅溪学堂，胡适在最低的班级第五班读书。一日，上国文课的沈先生说“传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的“传”是“左传”。课后，胡适低声纠正沈先生说：“这个‘传’不是‘左传’，应该是《周易》的《系辞上》。”沈尴尬之余问胡适读过何书，胡回答后，沈便出了一个《孝弟说》的题目，让他作文章。胡之前从未“开笔”作过文章，这次便努力写出一篇。沈看后很满意，将胡适带到第二班。于是一天中，胡适连跳四班，成了第二班的学生。后到澄衷学堂学习时，巧合的是，他也是进了第五班，一年中，他再次跳了四班，进了第二班。
胡适刚到第二班，作文课便布置了两个题目：一、论题：原日本之所由强；二、经义题：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胡适根本不知“日本”在何地，也不知“经义”如何做。正在发愁之际，家中来人通知其速回，因其三哥病情严重，先生便让他将作文带回家作，下星期补交，这才解救了胡适。回家后，他让二哥找了一书篮参考书，才勉强完成了作文。
在澄衷学堂时，胡适一度对算学很感兴趣，他常在宿舍熄灯后演习算学问题。宿舍里没有桌子，他便将蜡烛放在帐子外的床架上，他趴在床上，将石板放在枕头上做算学题。因为太用功，一段时间，他的耳朵几乎聋掉，幸得他时常锻炼身体，后才渐渐康复。此后，因学校开除一名学生，胡适向校长抗议，被记大过。正好此时上海中国公学招生，他便到中国公学读书了。
胡适在梅溪学堂的同学汪金銮回忆，胡适到学堂后，监学张先生对胡另眼相看，让他坐到自己的八仙桌旁。一天晚上，胡适读《史记》，读到项羽自刎于乌江时写的绝命诗，不禁潸然泪下。张先生问道：“读书为何流泣？”胡适回答：“我不知道是什么原故，肚子里非常感触。”
中国公学的师生几乎都是革命党人，他们对于16岁的胡适极为爱护。当时胡还拖着小辫子，但没人让他剪辫子，也没人让他革命。多年后，但懋辛告诉胡适，当时学校中同盟会的会员们商量过，认为他将来可以做学问，所以不劝他参加革命。
杨亮功回忆，1929年，马君武到中国公学讲演，指着胡适对学生说：“那时候用红头绳子所扎的小辫子，翘翘的，就是现在你们的校长小时候的象征。”大家听了，哄堂大笑。
进入中国公学前，胡适只会说徽州话和上海话，到中国公学后，大家开始学说普通话。同学中四川人最多，胡适便学会了说四川话。他到四川客栈去看朋友，四川人将他认作同乡，问道：“贵府是川东，是川南？”
叶德真回忆，胡适办《竞业旬报》时，常到附近的旧书店买书回来读，他平日常抽强盗牌香烟，烟盒中附赠有画片，他在画片上标明书名、何日购买、限几日读完，放在书桌上，时常提醒自己。到周末他也出去与朋友吃饭、听戏，但回来必定在煤油灯下挑灯夜读。
胡适因办《竞业旬报》，与南社诗人傅君剑结交。傅要回湖南，胡写赠别诗云：“我以何因缘，得交傅君剑。”而傅回赠15周岁的胡诗云：“天下英雄君与我，文章知己友兼诗。”有了这两句诗的激励，胡适从此发奋读诗，立志做个诗人，就连上数学课时，他也在底下作诗稿。他在澄衷学堂时培养的对自然科学的兴趣也消失殆尽，“从此走上了文学、史学的路”。
1907年，胡适与同学一起游西湖，作有纪游诗，他不懂诗韵，全凭念起来顺口。杨千里看了他的诗后，替他改了两句，结果意思大变。胡适这才知道，写诗要“牺牲诗的意思来迁就诗的韵脚”。他开始痛恨律诗，以至于日后在师大讲演中国文学的变迁时，提到律诗及平剧，竟斥为“下流”，令听众极为费解。这也是他日后提倡新文化运动的因缘。
1908年，中国公学开除了学生朱经（朱经农）、朱绂华（芾煌），引发了一场风潮，最后导致中国公学分裂，一部分师生自筹资金，组建了中国新公学。胡适也退学加入了中国新公学，并教授学校低级各班的英文。他的学生中有饶毓泰（树人）、杨铨（杏佛）、严庄（敬斋），另外，他还在校外收了几个英文学生，其中一个便是张奚若。
参加留学考试时，胡适怕落第被朋友取笑，便以“胡适”为名报考。考试结束后，他到史家胡同去看榜。时天已渐黑，他觉得自己考的不好，所以从下至上倒着看，看完了没有他的名字，正失望至极之际，发现原来是“备取”的榜。于是他再去看“正取”榜，仍是从下至上看，终于看见了他的名字，仔细一看，却是“胡达”。再往上看，便看到了他的名字，他高兴地坐回车里，心里想：“那个胡达不知是谁，几乎害我空高兴一场！”
1910年，胡适讲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学习，该学院的课程胡适还算可以应付，但唯独对果树学，他实在觉得苦不堪言。果树学每周要上实习课，给每个学生分30或35个苹果，让学生在实验室进行试验，然后对苹果加以分类（一共有400多种苹果）。美国学生花上二三十分钟就可以完成，而胡适在实验室内忙上半天，却还是错误百出。被苹果难倒的胡适自知没有学农的天分，只好于1912年转入文学院学习了。
1912年，胡适选修了一门训练演讲的课程。当他第一次被老师叫上讲台演讲时，时值盛夏，他却浑身发冷、颤抖，虽然在此之前他已经有过多次演讲经历。他必须扶着讲台才能讲下去。上课的艾里沃特教授发现他只有扶着讲台才能讲话，等第二次胡上台演讲，便让人将讲台搬走了。而没有了讲台依靠的胡适，只能拼命想讲稿，也忘了发抖了。从此，胡适便不停地公开演讲，乐此不疲。而演讲太多，在此处尽人皆知，也是他离开康奈尔大学转学至哥伦比亚大学的原因。
【传道】
胡适留学归国，到北大教授“中国哲学史”课程。北大此课程之前由陈汉章讲授，陈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才讲到《洪范》。胡适甫一讲课，便将学生吓了一跳，顾颉刚回忆：“他来了，他不管以前的课业，重新讲义，开头第一章是‘中国哲学的结胎的时代’，用《诗经》做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般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做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顾颉刚称赞胡适道：“胡先生讲得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道怎样说才好的。”
当时在北大的旁听生和偷听生很多。一次，胡适上课时让学生把姓名留下来，说：“你们哪位是偷听生？没关系，能来偷听便是好学之士。听我的课，就是我的学生。我希望你们给我留个名字，是我班上的学生。”
胡适演讲式的教学极受学生欢迎，因为听课学生太多，他的课只能安排在二院大讲堂，许多学生事先还用书去占座。他讲课从不发讲义，也不准备讲稿。讲中国文学史（宋元明清部分）时，他先从文学评论的角度，介绍王若虚的《滹南遗老集》；讲《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时，他向学生们介绍曹寅写给康熙的奏折。但学生们最喜欢的还是他的演讲。柳存仁在《记北京大学的教授》一文中写道：“胡先生在大庭广众间讲演之好，不在其讲演纲要的清楚，而在他能够尽量地发挥演说家的神态、姿势，和能够以安徽绩溪化的国语尽量地抑扬顿挫。并因为他是具有纯正的学者气息的一个人，他说话的语气总是十分的热挚真恳，带有一股自然的气，所以特别能够感动人。”
张中行回忆胡适讲课：“30年代初，他讲大一普修的中国哲学史，在第二院大讲堂（原公主府正殿）上课，每周两小时，我总是去听。现在回想，同学们所以爱听，主要还不是因为内容新颖深刻，而是话讲得漂亮，不只不催眠，而且使发困的人不想睡。”
谢兴尧回忆：“有一年我在北大第三院（在北河沿骑河楼，靠近东华门）听胡先生做报告，两个钟头下来，他穿的羽纱大褂，背全湿透，比之现在有电扇空调等现代化设备，艰苦多了。”
苏雪林回忆胡适讲课：“我们国文系的教室本与我们的图书馆毗连，中间有可以自由开阖的扇槅门隔开为两下。每逢胡先生来上课，不但本班同学从不缺席，别班学生师长也都来听。一间教室容纳不下，图书室槅门打开使两室合并为一。甚至两间大教室都容纳不下，走廊里也挤满了人，黑压压地都是人头，大家屏声静气，鸦雀无声，倾听这位大师的讲解。这个印象留在我脑子里，永远不能漶灭。”
胡适讲课时谈到白话文的优点，一位学生站起来抗议道：“胡先生，难道说白话文就没有缺点吗？”胡微笑着说：“没有的。”那位学生反驳道：“白话文语言不精练，打电报用字多，花钱多。”胡适说：“不一定吧。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打来电报，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决定不去，为这件事我复电拒绝。复电是用白话写的，看来也很省字省钱。请同学们根据我这一意愿，用文言文编写一则复电，看看究竟是白话文省，还是文言文省？”学生所拟拒聘电报中，最简者为：“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而胡的白话电文稿为：“干不了，谢谢。”胡适于是说：“文之优劣，原不在文白，在于修辞得当也。”
胡适曾对台大某学生说，不要奢望轻易找到难题的答案。他论及作文时说：“要小题大做，千万不要大题小做。”
元好问《遗山集》有诗云：“晕碧裁红点缀匀，一回拈出一回新；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这常被拿来比作中国古人对于治学方法所持的传统态度。胡适反对这种态度，他说：“这是很错的态度，我们提倡学术的人应该把这金针送给大家，然后让他们大家来绣一些更好更巧妙的鸳鸯。”
【教诲】
胡适曾对青年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五四运动中，胡适和蒋梦麟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告诫学生，他们在文中写道：“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闹下了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子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
胡适曾告诫学生：“凡是要等到有了图书馆方才读书的，有了图书馆也不肯读书。凡是要等到有了实验室方才做研究的，有了实验室也不肯做研究。”
胡适曾写有一条幅：“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
1929年，胡适在中国公学毕业典礼上送给毕业生一句话：“不要抛弃学问。”他说，“学问便是铸器的工具。抛弃了学问便是毁了你自己。……达尔文一生多病，不能多做工，每天只能做一点钟的工作。你们看他的成绩！每天花一点钟看10页有用的书，每年可看3600多页，20年可读7万页书。7万页书可以使你成为一个学者了。”
一二·九运动发生后，胡适明确表示反对学生运动，他认为学生应注重学习，先“把自己铸造成器”。有学生写信质问他道：“胡先生，我们深切地明白了你的人格！你的人格连一个无知的工友都不如！只有用粗野的手段对付你才合适！你妈的，难道华北卖给日本以后，你还能当北大的文学院长吗？你把我这热心的青年学生残杀几个，陷害几个，你心还很痛快吗？即使你阻止住了我们爱国心的沸腾，于你有什么好处？于你的良心也过意得去吗？现在警告你：向后你若再撕毁关于爱国的通告，准打断你的腿，叫你成个拐狗！勿谓言之不预也！”之后，胡适去上课，发现教室中只有周祖谟一个学生。多年过去了，这些学生中只有周祖谟取得了可观的学术成就，其他学生早就被自己的愤怒的火焰吞没了。
讲课时，胡适语重心长地说，中国有古训，“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应该再加一条“时髦不能跟”。
胡适说：“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吴健雄11岁时听了胡适的演讲后，一直期望成为胡先生的学生。她听说胡适担任中国公学校长的消息后，决定入中国公学读书，成为胡适的学生。吴出国留学后，为了申请奖学金，还写信请胡适为她出具证明。她成为知名的物理学家后，无限深情地说：“是胡院长‘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教育和鼓舞了我！”
中国公学学生周楠成绩优秀，没有毕业时便准备出国留学，但当时他还没有取得毕业证。胡适很欣赏周，便给他写了一封介绍信，说介绍信在国外的证明效力不比文凭差。后来大使馆要求周楠提供经济担保人，周求胡适帮忙，胡适立即答应。他对周说：“许多外国人歧视我们中国人，索取保证书就是一例。所以你出国后一定要注意一言一行，日后为振兴中华做出应有的贡献。”
陈存仁与胡适见面，胡再三再四地告诉陈：“写文章一定要用白话文，并且要少引用成语，应该‘越白越好’。……做文字工作的人最忌写深奥的古文，因为文章写得越古，越是令人看不懂，失掉了写作的意义。”这些话对陈存仁的影响很大。胡适还建议他写的字，要“越清楚越好”。陈从此遵从他的意见，开药方也从不写一个草字。
胡适鼓励梁实秋完成“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工作，梁对此十分感激，他回忆道：“领导我、鼓励我、支持我，使我能于断断续续三十年间完成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者，有三个人：胡先生、我的父亲、我的妻子。”
【詈讽】
胡适回国时已暴得大名，故意气风发，春风得意。辜鸿铭却颇为瞧不起他，他说胡适所持为美国中下层英语，而且不懂希腊文和德文，故必不能窥见西方古今哲学的堂奥。
胡适到北大任教时，他的讲义就是他的博士毕业论文《中国哲学史大纲》（当时还未成书），一天上课，陈汉章拿着胡的讲义，笑不可仰，说：“只看这个讲义的名称，我们就可以知道胡某人不通。哲学史已经是哲学的大纲了，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了大纲的大纲？”
胡适将自己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送给章太炎，依新式标点符号，在“太炎”二字旁打了一根黑线。章太炎看后大怒：“胡适是什么东西，敢在我名字旁边打黑线。”看到下面落款的“胡适”二字旁也有一根黑线，才消了气道：“罢了罢了，这就算抵消！”即便如此，章对胡适的书还是有所肯定，并很罕见地用白话文给胡适回信，破天荒地使用了标点（全部为句号），指出了书中的不足之处。
胡适以“胡适之”为题在某大学演讲。他说：“鄙人于五四运动时提倡白话文，国学大师章太炎大骂：‘适之小子，你之名字，何不改为往哪里去？’”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都只有上卷，于是，胡适被人戏称为“半卷博士”。
邓之诚反对白话文，学生试卷中凡用“的”的地方，他一律改成“之”。一天，他用西南官话对学生说：“同学们，千万要听明白，城里面有个姓胡的，他叫胡适，他是专门地胡说。”有人甚至戏言，说邓印行汪梅村的日记，正是因为日记里不止一处骂了安徽绩溪人。
一次，胡适在某宴会中偶然谈起墨学，黄侃立即骂道：“今之讲墨学者，皆混账王八。”胡没有应声。黄又说：“就是胡适之尊翁，亦是混账王八。”胡适大怒，谓其辱及先人。黄大笑道：“且息怒，吾试君耳！吾闻墨子兼受，是无父也，今君有父，何是以言墨学？余非詈君，聊试之耳。”举座哗然欢笑。
“五四”以后，蔡元培经常离校，校务多委托胡适代理。对外时，蔡也常请胡作为他或北大的代表，“代蔡先生主席”、“代蔡先生做主人”。这让反对胡的守旧者们大为不满。林纾称胡是“左右校长而出”的“秦二世”，黄侃更讥胡为绕蔡上下翻飞的“黄蝴蝶”。
黄节对胡适的态度则是视而不见，迎面走过，昂首阔步，懒得搭理。有次课堂上，黄节谈起诗歌，不禁大发感慨，认为胡适《尝试集》尽为劣诗，其价值为负，仅证明新诗写得如何差，做反面教材而已。黄侃听了，忙赶来鞠躬敬礼，引为同道。
老派学者张尔田痛恨胡适。张与陈垣是老友，一次，他对陈垣说：“你那本书（《元典章校补》）为什么让胡适作序？我买来了书，先就把序撕掉了。”
林损常在课堂上挞骂胡适以发泄不满。一次，林照例喝完酒，红着脸走上讲台，开口便说胡适因为读不懂古文，所以主张用新式标点。林说胡适提倡的标点何其荒唐，其中之一是在人名左侧打一个杠子，他生气地说：“这成什么话！”
一次教授聚餐，林损向胡适敬酒，胡谢绝不喝，并出示手上的戒指，说这是太太让他戒酒的信物。林当即讽刺道：“胡夫人让你戒酒，你就不敢喝，如果令堂让你戒酒，你又该怎样呢？”胡适十分尴尬。
胡适第一次坐飞机，颇觉惊奇，写了一首《飞行小赞》的小诗，云：“看尽柳州山，看适桂林山水。天上不须半日，地上五千里。古人辛苦学神仙，要守百千戒。看我不修不炼，也凌云无碍。”胡的同乡、同学陶行知见后大怒，作《另一看法》云：“流尽工农汗，还流泪不息。天上不须半日，地上千万滴！辛辛苦苦造飞机，无法上天嬉。让你看山看水，这事倒稀奇。”1962年2月，台湾报纸登载《老乡诗战》一文重提此事。胡适看后十分平静，笑着对胡颂平说：“你看陶知行（陶留美期间名为陶知行）的诗，可见他这个人一点幽默都没有。”
胡适曾论中国深受“五鬼”之害，即贫、病、愚、乱、贪。但对为患最甚的帝国列强，却只字未提。陶行知写诗讽刺道：“明于考古，昧于知今，捉住小鬼，放却大魔。”
华罗庚翻看胡适《尝试集》，只看了序诗：“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此言未必是；我今为之转一语，自古成功在尝试。”便马上掩卷。他说，这首诗中的两个“尝试”概念根本不同，第一个尝试是“只试一次”，第二个则是无数次尝试，胡适对“尝试”的概念尚且混淆，他的《尝试集》还值得我读吗？
章士钊曾撰文批判胡适，称当时的一般少年人“以适之为人帝，绩溪为上京，一味于《胡适文存》中求文章义法，于《尝试集》中求诗歌律令”。
何鲁卸任中国公学校长后，继任者为胡适，何对此大为不满，他说：“适之的文章，我全看得懂；但我的论文，适之便看不懂了。”
胡适任中国公学校长时，曾说，当初共产国际派代表到中国来先是找他，因他有事，便改由陈独秀去接洽。所以后来陈变成了共产党，如果那天他去，说不定他也会成为共产党。此话传开后，学生贴出壁报批驳他道：“若当初找到你，你也变不了共产党。”学校当局要撕去壁报，胡适不让，说他提倡言论自由，要以身作则。
梁漱溟评价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在表面上好像是有一点儿价值的哲学书”。梁还忆及一事：胡适写过一篇文章，他在文中说：“哲学是什么？哲学在我看来，就是坏的科学，或者说不是好的科学。”一次，胡问金岳霖有没有看过此文，金答：“看过，很好很好。”胡很高兴，等着他的下文。金接着说：“文章很好，可惜你少说一句话。”胡赶紧问：“一句什么话？”金说：“你少说一句‘我是哲学的外行’。”
胡适曾发表《知难，行亦不易》一文，蒋介石在南京会见丁文江与胡适。此后，鲁迅（署名佩韦）发表《知难行难》一文，嘲讽胡适道：“现在没有人问他怎样称呼。为什么呢？因为是知道的，这回是‘我称他主席……’（此语为鲁迅讥讽胡适，1922年，胡适去见溥仪是写到：我称他‘皇上’，他称我‘先生’）”
七七事变前后，蒋介石和汪精卫联名邀请全国各界名流到庐山开谈话会。会上，胡适慷慨陈词，在座的胡健中听后，即席赋诗一首戏谑道：“溽暑匡庐盛会开，八方名士溯江来。吾家博士真豪健，慷慨陈辞又一回。”胡适也回敬一首白话打油诗：“哪有猫儿不叫春？哪有蝉儿不鸣夏？哪有蛤蟆不夜鸣？哪有先生不说话？”
1948年，《华商报》上刊登一幅漫画《两“胡”于“途”》，画的是胡适背着自由主义的红十字药箱，挽着《大公报》社长胡政之。胡政之一手拿着《大公报》，一手拉着蒋介石的无头僵尸。旁边还附有打油诗一首，云：“真‘糊涂’，假‘糊涂’，为何冒死去救护？可是‘将军’头已无，请问‘胡’里与‘胡’涂。”
【攻伐】
胡适在美留学时，即提倡白话文，引起哈佛中国留学生们的愤怒。张鑫海愤慨地说：“羽翼未成，不可轻飞，他年学问成，同志集，定必与若辈鏖战一番！”与之关系交好的同乡梅光迪也对胡适进行批判，二人关系越来越僵。1922年，梅光迪等人创办《学衡》，势与胡适等人战斗到底。梅甚至引申包胥对伍子胥说的话自况：“子能覆楚，我必复之。”
1917年，胡适通过论文答辩后，尚未将论文出版便回北大任教。按照哥伦比亚大学的规定，论文必须刊印出版，交一百本，才能拿到学位，胡适当时匆忙回国，未将论文刊印，并未即时获取博士学位。胡适回国后，因暴得大名，到处人称“胡博士”，于是有传闻说胡适根本没有获得博士学位，是骗子。1920年左右，时在美国的朱经农写信劝胡适赶紧把论文出版，“否则一天到晚大家都跟着吵，老梅（梅光迪）说你是骗人的”。
胡适和梁漱溟曾在北大打“哲学对台”，二人同时在红楼开课，胡适在红楼四楼开讲“中国哲学史”课，梁漱溟则在三楼讲“印度哲学”。二人各执己见，胡主张全盘西化；梁则认为应当走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之路。胡适说梁：“他连电影院都没进去过，怎么可以讲东西文化，印度哲学？岂不同‘持管’、‘扪烛’的笑话故事一样？”梁漱溟则对学生说：“胡先生根本不懂啥叫哲学，正犯着老圣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毛病。”这出对台戏很是叫座，足足唱了一年。
胡适曾在上海中西女塾发表题为“争取大奶子”的演讲，他说：“中国女子是不配做母亲的，因为她们的奶子被压制太久，减少了生殖力。所以各位要想争取做母亲的权利，第一就应解放奶子。”性学博士张竞生认为胡的说法没有理论根据，有欺辱女生、哗众取宠之嫌，于是撰文在报纸上对胡大加批驳。
胡适曾对时局发表一系列评论，结果引来各方不满，国民党员张难先、吴佩孚的军师白坚武出言警告胡适，北洋政府的教育部长汤尔和也劝胡莫谈政治，说胡等人说的话“几乎没有一句搔着痒处的”。
丁文江在孙传芳手下任上海商埠总办，曾一下查封了15个国民党的机关，国民党对其恨之入骨，结果连带记恨了在欧洲游历的胡适。胡到巴黎时，“中国旅欧巴黎国民党支部”发放传单，警告欧洲华侨同胞，说胡适是北洋军阀孙传芳的走狗，要大家提高警惕，探查胡来欧干何勾当，并称将宣布国内同胞群起而攻之。
一二·九运动发生后，学生会贴出罢课的布告，组织了纠察队，理学院学生在红楼的文法学院站岗，文法学院学生在理学院站岗，阻止学生到校上课。学校当局也布置各院院长站岗，怕有学生来上课，被纠察队挡住。一大早，校长蒋梦麟来到理学院二门的大门口，一下汽车就和纠察队站在一起，气呼呼地说：“你们站岗，我也站岗。”站了一会儿，没有人来上课。纠察队的学生有意奚落蒋，让工友搬张椅子给校长坐。蒋梦麟看一直站下去也没有意思，怒冲冲地跑了进去。在红楼的文法学院门口，十二名理学院学生在进门的楼梯下站岗。文学院院长胡适夹着皮包走来，斥责学生道：“这是爱国？简直是胡闹！”学生毫不示弱地说：“这就是爱国，你才是胡闹呢！”胡适回头就上楼去了，一面走，一面说：“真是对牛弹琴。”学生们大声回应道：“你才是牛。”过了很久，好不容易有一个学生夹着一个包走过来，站岗的法学院院长周炳琳连忙迎上去，招呼他快来上课。那名学生笑嘻嘻地回答道：“我是来洗澡的。”大家哈哈大笑，周炳琳十分尴尬。
抗战前夕，胡适发表文章阐述其对日外交的主张，王世杰写信对他说，日本人对他极其注意，要他小心，注意安全。胡适复函道：“万一为自由牺牲，那是最光荣的事，我绝不走开。”
1949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陈垣致胡适的公开信，陈在信中说：“人民在自由的生活着，青年们自由地学习着、讨论着，教授们自由地研究着……”，并劝胡适“回到新社会”。但胡适看后只是笑笑，认为此信是“伪作”，因为“陈垣不会写白话文”。6月24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我今天细想，陈垣先生大概不至于学习得那么快，如信中提及萧军批评，此是最近几个月发生的事件，作伪的人未免做得太过分了！”他认定陈垣的公开信是“作伪”。为此，他征询蒋廷黻的意见，“廷黻与我均疑陈垣的公开信是他先写了一信，共产党用作底子，留下了一部分做‘幌子’”。
1952年11月30日，江冬秀的堂弟江泽涵写信给胡适说：“我们开始觉得你们如果在北京，必定不会感觉不舒服的……我们的生活是很快乐的……”胡适在日记中写道：“这大概是有意说‘反话’。”
50年代，大陆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批判胡适运动，对其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历史观点、文学思想、哲学史观点、文学史观点、考据学、红学研究等逐一进行批判，称胡适是学术界的今之孔子。对此，胡适认为大陆列出这九大罪状，是承认他“做了一些工作”，即这九大罪状是他从20年代到50年代学术上的成就。
胡适门生罗尔纲颇为难，他看到胡思杜写的批判父亲的文章后，豁然开朗，因为胡思杜作为儿子可以与父亲划清界线，那么他作为学生，更可以和老师划清界线了。他说：“20年前，我是胡思杜的老师，今天胡思杜是我的老师了。”
在一座谈会上，沈尹默说有一次去看胡适，胡正在写文章，案头满是打开的书，边看边写，沈说：“这哪里是做学问的样子？”
胡适几乎所有的门生旧谊都写文章清算胡适的思想，与胡适划清界限，都说过一些在日后让他们后悔的话。当时在广州中山大学的陈寅恪形容说：“一犬吠影，十犬吠声。”
1956年，周鲠生动员陈源再次劝胡适回国。陈源致书胡适：“……‘胡适批判’……已经过去了。对于你，是对你的思想，并不是对你个人。你如回去，一定还是受到欢迎。……他要我转告你，劝你多做学术方面的工作，不必谈政治……”胡适收到信后，在“对于你，是对你的思想，并不是对你个人”这句话的下面画了线，并批注道：“除了思想之外，什么是‘我’？”
1955年，三联书店出版了8本《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约200万字，胡适极耐心地看完这8本书。严秀猜测，当时大陆也无人读完这些书，包括这8本书的作者们。一次，唐德刚戏问胡适：“这几十万字的巨着里，难道就没有一点学问和真理？”胡答：“没有学术自由，哪里谈的到学问？！”
1957年春，曹聚仁写信给胡适，劝他回大陆看看。曹在信中用了激将法：“今日在海外的文化人，就缺少一种到北京去看看中共的政治措施的勇气……”胡适在曹信的信封上批了“不作复”三个字，他日记中写道：“收到妄人曹聚仁的信一封。这个人往往说胡适之是他的朋友，又往往自称章太炎是他的老师。其实我没有见过此人……”
胡适到台湾不久，便有人匿名写《胡适与国运》的小册子批驳他，但他夷然处之，不予理会。他说，大陆上印出了三百万字清算胡适思想，言外之意《胡适与国运》与大陆的批驳相比太不成比例了。
胡适一直从道义上支持蒋介石，并自称国民党政权的“诤臣”，但是他出殡之日，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却禁止“国防部中央电影制片厂”去拍摄台湾人民沿途燃香路祭、送胡适上路的盛况。
【政见】
胡适认为，“宽容”才是自由主义的第一要义。
胡适常说：“狮子与虎永远是独来独往，只有狐狸与狗才成群结队。”
在《独立评论》引言中，胡适说：“我们叫这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人的言论来发表我们个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
国民党政府规定，机关、学校一律要挂国民党党旗，每周一要举行总理孙中山的纪念周活动。胡适任中国公学校长后，反对党化教育，不挂党旗，也不举行总理纪念周活动。罗尔纲称，进入中国公学后，首先让他感到痛快的，是学校不挂国民党旗，星期一上午不上国民党纪念周。
胡适认为，中国自古便存在自由主义。1948年10月，他应邀到浙大演讲《自由主义》。据竺可桢日记记载：胡适“述自由主义为中国之固有产物，以《吕氏春秋》为证，并引王安石白话诗。述浙江余姚明代三位大师阳明、梨洲、舜水均为提倡自由主义。述东汉王充（仲任）之自由主义。但以为中国之自由主义缺乏了政治之自由，且少容忍之精神，故自由终不达到，而人民亦无由解放云云。”
1949年3月，胡适演讲《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时说，自由不是舶来品，孔子、老子、孟子都是自由主义者，范缜、韩愈、王阳明身上都有自由主义精神。他把孔子的“有教无类”及科举制度解释为“教育的平等”。他说：“假如有一天我们都失去了自由，到那时候每个人才真正会觉得自由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
胡适认为：“民主政治常常是常识政治，而开明的专制是特别英杰的政治，特别英杰不可必得，而常识比较容易训练。”
1926年，胡适到苏联考察后，在给张慰慈的信中说：“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意见专笃，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的新实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
胡适曾写信给徐志摩解释自己为何“亲苏”：“什么制度都有普遍性，都没有普遍性。我们如果肯‘干’，如果能‘干’，什么制度都可以行。如果换汤不换药，如其不肯认真做去，议会制度只足以养猪仔，总统制只足以拥戴冯国璋、曹锟，学校只可以造饭桶，政党只可以卖身。你看，哪一样好东西到了咱们手里不变了样子了？”
20年代，胡适曾对友人路易丝·甘尼特说：“今天对于有才能的人来说，生在中国是不幸的，他们得到的太多太容易；他们让人推着很快地承担超过他们能力的责任——他们注定是要完蛋的。”
1924年，冯玉祥将溥仪驱逐出皇宫，胡适表示反对。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胡适与友人游景山，俯视故宫时，他忽然沉痛地说：“东北情况严重，如果当年冯玉祥不把溥仪驱逐出宫，今天北平不知怎样了，那时我反对把溥仪驱逐出去，我错了！”
胡适与陈独秀私交甚笃，但有着明显的政治分歧。汪原放回忆，1925年，胡适到上海时，常与陈独秀畅谈。一次，二人争论起来，陈问：“适之，你连帝国主义都不承认吗？”胡生气地说：“仲甫，哪有帝国主义！哪有帝国主义！”说完拿起拐杖，在地板上连连笃了几下，转身便走。
胡陈争论的第二天，汪孟邹对胡适说：“适之，你怎么连帝国主义也不承认呢？不对吧？”胡适脸沉下来，一把扯着汪的袖子，连扯几下说：“孟邹，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帝国主义？”说完穿上马褂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