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平生反对暴力，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他因参加了段祺瑞的善后会议，为共产党所不容。他对陈独秀说：“此次暴徒火烧《晨报》，难道也是争取自由之举吗？”陈独秀说：“《晨报》为新月派把持，这样的阶级立场，如何不能烧？”胡非常生气：“仲甫，你竟然已不能容忍丝毫异己思想了？如果社会是这样的，那是何等的阴森残酷？”陈独秀说：“正因为社会阴森残酷，我们才无法容忍。他们捕杀共产党的时候，可曾有容忍？五卅惨案，可曾有容忍？我几次入狱，他们又何曾容忍过？”胡适说：“但是你在狱中的时候，马通伯、姚叔节这些旧学究都曾署名营救你，你出狱后，大家还谈笑一座，人情尚在，你难道忘了吗？”陈独秀为之语塞，但马上又质问道：“但你为何参加善后会议？”胡适说：“以和平方式解决南北纷争而已。”陈独秀又言：“段祺瑞是帝国主义之走狗，难道你不知道？”胡适反问：“何为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安在？”陈独秀笑着说：“所以你我为不同阶级。”
1949年2月15日，胡适在上海与竺可桢见面，竺可桢在日记中记载：“适之对于中共与中央和谈之成功甚悲观，但谓北京之解放未始非福。渠不久将赴美国，或将赴台湾一转。”
【议政】
在美国留学时，胡适曾对美国政治进行过研究，他曾经历过两次美国总统大选，这些经历使他一生虽然甚少参与实际政治，但对政治始终有着“不感兴趣的兴趣”。他认为，“这种兴趣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的责任”。
总统黎元洪曾颁发勋章给胡适，胡适在报刊上登启事道：“4月5日的《益世报》上登出新颁发的大批勋章，内有：‘胡适给予三等嘉禾章’一项，如果这个胡适是我，还是请政府收了回去罢。”
1922年，胡适与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陶孟和、梁漱溟等十六名学者联名发表胡适起草的《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要建立“好政府”。此文引发了一场关于“渐进与革命”的论争，王振钧、郑振夏等人问：“是取革命手段呢？还是取改良手段呢？还是先破坏后建设呢？还是在恶基础上面建筑‘好政府’呢？”胡适回答说：“我们可以用你们自己的话来做答案：‘最好双方分工并进，殊途同归’。可改良的，不妨先从改良下手，一点一滴的改良它。太坏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恶势力偏不容纳这种一点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次年，吴佩孚支持王宠惠组阁，罗文干、汤尔和等人入阁，这届政府被称作“好人政府”。但是，这个“好人政府”只维持了七十三天就下台了。而胡适在总结经验教训时，初认为“好人政府”不等于“好政府”，后又认为王宠惠太吝啬，实在算不得“好人”！
胡适主编《独立评论》时，每周一总是工作到深夜，三年来均如是。江冬秀总是责怪他不注意身体，胡适说，一星期之中只有这一天不为吃饭不为名誉，只是完全做公家的事，“所以我心里最舒服”。
胡适始终支持汪精卫。1944年，汪精卫去世后，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汪精卫死在日本病院里，可怜。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名，终身不免有‘烈士’情结，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
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回忆，胡适曾对他说，“应该拨给共产主义者一个省去实验他们的主张，如果证明切实可行，其他各省可以效仿。”罗尔纲也记得，胡适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把东北让给中国共产党，让他们去试验共产主义，试验好后，再进行推广。但此文没有刊发。
抗日战争胜利后，胡适居留美国未归时，曾致电毛泽东，劝毛放弃武力斗争，改用和平奋斗方式，学取英美在野党的榜样，耐心等候将来取得政权。毛泽东未予置复。不久进入到解放战争阶段，胡适回国任北大校长，此时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把他对国是的意见向共产党提出。胡适回答：“我给毛泽东的电报，他到今天还没给我回电，我怎么能再向他提出意见呢？”但胡适从来不公开发表反对共产党的言论，对于国民党的报纸把共产党称作“共匪”，他一直表示反对，他说，人家是一个政党，怎么能称之为“匪”呢？
有人问胡适，如果他真被提名当选总统怎么办，胡适答：“如有人提名，我一定否认；如果当选，我宣布无效。我是个自由主义者，我当然有不当总统的自由。”
晚年，胡适公开对美国媒体说，他对“自由中国”的期待当然也包含大陆在内，他反对“两个中国”，也反对“一中一台”。
【际会】
毛泽东在北大担任图书馆助理管理员期间，在听胡适演讲时，斗胆向胡适提过一个问题，但当胡适得知他是未注册的学生时，拒绝回答他的问题。
此后，毛泽东与萧三等人经北大教授杨昌济（杨开慧之父）介绍，专程去拜访过胡适，与胡适讨论新思潮的各种问题，并以新民学会在京会友的名义，邀请胡适讲演，解答问题。
在是否出国留学的问题上，毛泽东曾经征求过胡适的意见。1920年，毛泽东在给好友周世钊的信中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一些人只是一种‘谜’。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明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和黎邵西（锦熙）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
“五四”时期，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毛泽东支持胡适。当时毛在湖南长沙组织了一个“问题研究会”，并拟定了一批待研究的“问题”，如“孔子问题”、“东西文明会合问题”、“经济自由问题”、“国际联盟问题”、“杜威教育说如何实施问题”、“中等教育问题”、“女子交际问题”、“贞操问题”、“国语问题”、“司法独立问题”、“联邦制应否施行问题”等等。
在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他与胡适的交往仍相当密切，他在写给胡适的信中恭敬地对这位只比自己大两岁的学者谦称“你的学生毛泽东”。
《西行漫记》记载，1919年，毛泽东在回湖南前夕，曾专程去拜访胡适，“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胡适欣然接受，表示尽力给予支持。毛回到湖南后，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胡在《每周评论》中发表文章说：“现在新出版的周报和小日报，数目很不少了……现在我们特别介绍我们新添的两个小兄弟，一个是长沙的《湘江评论》，一个是成都的《星期日》。……《湘江评论》的长处似乎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实是现今一篇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的乐观。武人统治天下，能产生我们这样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
1920年1月15日，毛泽东就准备筹备湖南“工读互助团”一事，前去拜访胡适。他计划“在长沙要创办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自修大学的名字是胡适起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日后，胡适在日记中追忆此事：“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去了。”
1920年4月，毛泽东领导的“驱张”（湖南督军张敬尧）运动胜利后，他马上致函胡适报告“驱张”后的形势：“适之先生：在沪上一信，达到了吗？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对斯诺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1938年，毛泽东在鲁艺讲话时说：“夏天的晚上，农夫们乘凉，坐在长凳子上，手执大芭蕉扇，讲起故事来，他们也懂得胡适之先生的‘八不主义’，他们不用任何典故，讲得故事内容却是那么丰富，言辞又很美丽。”
抗战刚胜利时，胡适从美国发电报给毛泽东，希望他“爱惜中国前途……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但毛没有回应。
一天，季羡林到校长办公室找胡适，一名学生走进来对胡说：昨夜解放区广播电台曾对他专线广播，希望他不要走，北平解放后，将任命他为北大校长兼北京图书馆的馆长。胡适听后，既不激动，也不愉快，只是微笑着对那个学生说：“他们要我吗？”北平被围困后，毛泽东曾说：“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胡适听后只是说：“不要相信共产党那一套！”
陈存仁回忆，抗战结束后，胡适到陈家吃饭，“无论饮酒或讲笑话时，对时局问题，常避而不谈。那个时期，他的家乡安徽，差不多一半以上都已变色，他只谈到他的家乡绩溪龙井乡上村改为适之村，共有五百多个户口，他家门口被写了八个大字‘胡适之家，不可乱动’，他家祠堂已改为五四运动展览会永久会场云云。胡适谈到这点，认为那位北大图书馆馆员，看来还不会难为他”。
1949年后，中共中央多次对胡适进行了统战工作，但胡适不为所动。1956年2月，毛泽东在怀仁堂宴请全国政协的知识分子代表时说：“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
1957年，毛泽东又谈及胡适：“……说实在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煞，应当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1959年12月26日，这天是毛泽东生日，中午，胡适在胡颂平家中吃饭，谈起了毛泽东的岳父杨昌济。胡颂平问道：“毛泽东进北大图书馆工作，是他老丈人带进去的吗？”胡适回答：“不是。”胡颂平又问道：“是否先生介绍他进图书馆？”胡适回答道：“不，当时章行严（章士钊）当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当主任。章行严是湖南人，大概是章和李大钊两人把他介绍进去的。”不过，据毛泽东说，他是由杨昌济介绍进北大图书馆的。
何炳棣曾将毛泽东的两首《沁园春》译成英文发表，胡适看到后略带责备道：“看了很不舒服，因为你还夸他颇不无诗才；事实上，他当初在北大还不配上我中国文学史的班呢！”更接着说，毛的那两首词里有些句子还不配称为薛蟠体。何炳棣却坚持不让，指出毛词修辞、气魄、意境（例如1925年那首前半写景之中渗进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等等）实不无可取之处。胡适仍坚持原见，何炳棣不客气地指出：“胡先生，你和黎锦熙、邓广铭合写的《齐白石年谱》，说齐诗好就好在它的薛蟠体，为什么对毛用双重标准来挑剔指摘呢？”胡适忽然用英文说道：“But I have to admit that Mao is a powerful prose writer。”（但是，我必须承认毛是一位有力的散文作家。）何炳棣也用英语回答：“Now，since the father of the 20th-century Chinese Renais sance says that Mao is a powerful prose writer，how can he be too lousy a poet？！”（既然中国20世纪文艺复兴之父都承认毛是一位有力的散文作家，他怎么会是一个特别糟糕的诗（词）人呢？！）二人同时哈哈大笑，握手结束了这场小小的争执。
胡适也对唐德刚坦承：“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
胡适去世后，周恩来说：“胡适是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
【诤臣】
1929年，胡适发表《知难行亦不易》等文章，惹怒国民党当局，当时有人提议胡适为清华校长，蒋介石指示：“胡适反党，不能派。”
1932年11月28日，胡适第一次见到蒋介石，他在给罗隆基的信中说，蒋“是一个天才，气度也很广阔，但微嫌过于细碎，终不能‘小事糊涂’”。第二次见面时，胡送给蒋一本《淮南王书》，希望蒋能够从中悟到治国之道。第三次见面时，蒋故意搪塞敷衍，令胡颇为失望，对蒋的好感尽失。
1933年，行政院长汪精卫请胡适出任教育部长，胡婉言谢绝：“我终自信我在政府外边能为国家效力之处，似比参加政府更多。……我很盼望先生容许我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请胡适到欧美争取支援，胡适与钱端升飞行9日后到达美国旧金山，钱端升呕吐不止，宣称今后再不坐飞机了，胡适则牙疼得不能嚼东西。抵美后，胡适拜会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各地演讲，争取美国各界支援。据后到达的张忠绂回忆，为了给国家省钱，胡适仅住10美元一天的房间，出门时，不敢让旅馆门口的侍者为他们叫车，因为叫车要给侍者两角五分的小费，而是走到街口或转过弯去叫车。此次赴美，胡适拒绝领取政府发放的薪水，钱、张二人也主动谢绝了。
1938年2月，三人使命完成后，胡适仍在美国逗留了一段时间，有四五家大学曾邀请他到校任教，胡适考虑再三，均婉谢。他在给江冬秀的信中说：“这个决定是不错的。我不愿在海外过太舒服的日子，良心上过不去。”
蒋介石请胡适出任驻美大使，胡适认真考虑一周后，终于同意，他复函蒋说：“现在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敢推辞。”胡适出任大使也得到了美国高层的重视，胡可以直接找罗斯福交涉。罗氏对胡适印象极好，他连名带姓称呼胡适，以示亲近，并常邀请胡出席一些宴会，与胡比邻而坐，亲切交谈。日军偷袭珍珠港后，罗斯福第一个打电话告诉胡适这一消息。当时一位美国官员说：“近代各国派驻美国大使得到美国朝野之敬重的大概只有英国Lord Bryce可以和胡适博士媲美。”
胡适出任驻美大使时，美国《纽约时报》发表评论称，没有人比胡适更有资格向美国说明中国的情况，同时向中国说明美国的情况。胡适因国民党内部斗争卸任后，该报发表评论表示遗憾，称：“重庆政府寻遍中国全境，可能再也找不到比胡适更合适的人选了。”
1938年，胡适成功拉得2500万美元桐油贷款，蒋介石致电：“借款成功，全国兴奋。”胡适赋诗一首云：“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任驻美大使期间，胡适到各地做了几百次讲演。大使有一笔特支费，但胡适从未动用过一文，原封不动缴还国库，他说：“旅行演讲有出差交通费可领，站在台上说话不需要钱，特支何为？”
一位名为阿拉耶的美国人听了胡适的演讲后，深为感动，认为这是他一生中听到的最动人的演讲，更让他激动的是，这位中国大使和他是同一天生日——12月17日。回家后，他对夫人讲起了这位中国大使，并商量去拜访胡适。这时，胡适突发心脏病住院，阿拉耶得知后，请美国华侨首领李国钦给胡适送去100美元，说是捐赠给美国医药助华会（ABMAC），并请胡适安心养病。胡适拿到钱后，当即也向医药助华会捐赠100美元，李国钦见状跟着捐赠100美元。次年，阿拉耶不幸去世，12月17日，阿拉耶夫人再次到中国大使馆，交给胡适100美元，请胡代捐给医药助华会。以后，在胡适的大使任期内，阿拉耶夫人每年都会拿出100美元，与胡适、李国钦各捐赠的100美元一起，送往医药助华会。
出任驻美大使4年间，胡适做政治和学术演讲400多场，他坚持自己起草讲稿，为了节省开支，外出演讲从不带随从。他曾写信给王世杰说：“我在此3年，不曾有一个周末，不曾有一个暑假。”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曾让胡适出仕，胡适先以北大校长不能兼任政府官职为由婉拒。蒋又让他担任国府委员，说这不是官，胡适再次拒绝道：“内人临送我上飞机时说‘千万不要做官，做官我们不好相见了！’”胡适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说：“若做了国府委员，或做了一院院长，或做了一部部长，结果是毁了我三十年养成的独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作为。结果是连我们说公平话的地位也取消了。用一句通行的话，‘成了政府的尾巴！’”
1948年，蒋介石利用胡适为自己的总统当选铺路。蒋先在国民党的临时中全会上，表示自己坚决不当总统，要推举胡适为总统候选人，当时会议中除了吴稚晖和罗家伦同意外，其他人均表示反对，他们罗列了反对胡适的原因后，一致表示还是“蒋主席”最为合适。蒋在日记中说，利用胡适是他“一生中对人最抱歉之一事也”，并于事后请胡吃饭表示歉意。
蒋介石如愿当选总统后，据说，有人提出让胡适出任行政院长，蒋介石脸色一变，道：“书生不能办事。”
1948年12月17日，胡适57岁生日，蒋介石夫妇宴请胡适夫妇。蒋平日请客从不备酒，此次特备酒为胡适贺寿，胡适甚为感动。但当助手胡颂平奉蒋之命劝他“替政府再做些外援的工作”时，胡却极不高兴地说：“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政府，我怎样抬得起头来向外人说话！”
1949年1月，国民党内要求胡适任驻美大使、外长的呼声很高。蒋介石请胡适吃晚餐，劝他去美国，说：“我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负什么使命。例如争取美援，不要你去做。我只要你出去看看。”这月，胡适又收到了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的来信及“总统府资政”的聘书。但胡适致函吴，婉拒总统府资政一职。6月30日，胡适连发三封电报，分别给阎锡山、杭立武、蒋介石，坚辞外长一职。他在给杭立武的电报中说：“弟决不愿就外长，亦不愿就任何官职。弟昨始得见新布之千页白皮书，更觉得我前所谓辩冤白谤，实有需要。若政府不许我向外声明未就外长事，岂非闭我之口，裹我之脚乎？此意千乞代陈介、麟、百、骝诸公为感。”
同年4月6日，胡适再次赴美，为蒋介石尽最后努力，希望挽救国民党的命运。4月21日，胡适抵达三藩市时，得到共军已渡长江的消息，胡适强振精神地说：“不管局势如何艰难，我始终是坚定地用道义支持蒋总统的。”此后，他发现运用私人关系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时，便闭门谢客，声明从此不问政治。
胡适的小儿子胡思杜留在了大陆，1950年，他公开表示与胡适划清界限，称胡适为“人民的敌人、反动分子，罪行早和美帝有关”。报纸刊登此事后，蒋介石亲自把胡适叫到家里予以安慰，胡适却搬出当年蒋经国在苏联时大骂蒋介石是革命的叛徒、与蒋介石划清界限的往事，弄得蒋无话可说。
国民党在大陆的颓势一发而不可收，胡适、雷震等人准备办一份杂志，希望借文字鼓舞军民。按照胡适提议，仿照戴高乐在国难中办《自由法国》，为此杂志起名“自由中国”。国民党退守台湾后，《自由中国》成为攻击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利器，最终被封禁。
《自由中国》创刊时，胡适说：“我们最大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平易而正确的见解，仔仔细细的告诉我们的同胞。”
1952年，胡适应蒋介石邀请回台讲学。台湾一时万人空巷，争睹其风采，蒋经国亲率代表前往接机。胡适对蒋介石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一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他在《自由中国》三周年茶会上说：“在朝的应该培养鼓励合法的反对；在野的应该努力自己担负起这个责任，为国家做诤臣，为政府做诤友。”
蒋介石七十寿辰时，胡适在为其所写的文章中讲了艾森豪威尔的两个故事，奉劝蒋以艾氏为榜样，做到《吕氏春秋》中说的“无智、无能、无为”，守法守宪，节制自我，更有效地保证言论自由。
1958年，胡适应蒋介石的邀请答应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蒋大为高兴，不仅从自己的稿费中拨款为胡适盖房子，更是亲自到中研院参加胡适的就职典礼，称赞胡适的道德与品格高尚足膺院长重任。但胡适却发言反驳说，学术与道德无关，中研院的责任还是在提倡学术，并一再说“总统错了”，气得蒋脸色大变，从此再未踏足中研院。
1960年3月“总统”选举时，已连任两届“总统”的蒋介石违反宪法，准备继续执政。胡适对此极为不满。选举前，他就请张群转告蒋，希望他不做第三任“总统”，并奉劝国民党不要再玩弄“劝进”的花招。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这种方式，对蒋先生是一种侮辱，对我们老百姓是一种侮辱。”直到陈诚将结果告诉他，他还是说：“我还是抱万分之一的希望，希望能有转机。”
同年，雷震被捕入狱。在美国参加学术会议的胡适，立即致电行政院长陈诚说：“政府畏惧并挫折反对派运动，必将蒙摧残言论自由之恶名，恐将贻笑世界。”他公开对外籍记者说，雷震为争取言论自由而付出的牺牲精神，“对得住自己、朋友，也对得住国家”。他强调，雷震绝对是个“反共爱国”的人，因此他“不是营救雷震，营救的是国家”。
是年11月18日，胡适对蒋介石说，雷震一案使他在国外“实在见不得人”。蒋却刻意问胡适，有人说胡适这几年来“只相信雷儆寰，不相信我们政府”？胡适忙说蒋的话太重，说“我始终是坚定地用道义支持蒋总统”，“若不支持这个政府，还有什么政府可支持？如果这个政府垮了，我们到哪里去！”
雷震被宣判那天，胡适一个人在家中用天九牌玩“过五关”，记者来采访，他说：“你老远地赶来，关于雷震案我只有六个字的感想：‘大失望，大失望。’你这样辛苦一趟，恐怕也是大失望吧！”
雷震入狱后，胡适没有去探监，以至于被殷海光、聂华苓等人痛批严挞。记者曾问胡适为什么不去探监，胡适并不正面回答，只说：“雷震会知道我很想念他。”
【伤憾】
1929年，胡适因发表《人权与约法》、《知难行亦不易》、《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等文章，为国民党当局所不容。他不愿因个人行为影响中国公学的立案问题（因为中国公学是私立学校，不立案得不到政府认可，所发文凭如同废纸一张），影响学生前途，便提出辞职。学生们不愿让他辞职，召开大会决议：“宁可不立案，不能让胡校长走。”胡适于是召集学生开会，对学生进行劝说。学生深受感动，泪流不止。吴晗日后回忆说：“胡适之被迫离校，在那时候他是反对蒋××（介石）的。”
1930年，罗尔纲随胡适一家从上海赴北京时，胡的侄儿和外甥要送行，被胡适拒绝了。到了站台，竟没有一个亲友送行。一个中国公学的学生代表前来请胡适照相留念，照完便失魂落魄地跑了。在车上，两个军人向胡适一行挑衅，胡适忍下了。到了站，也无人迎接。罗这才明白，那是有人要对胡适不利，幸亏一路总算有惊无险。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改变了对胡适的策略。4年后，胡适南游归来，车站外停满汽车，站台上站满了迎接的人群，回想到四年前，罗心中的感受，绝对不仅仅是“世态炎凉”4个字所能概括的。
1931年9月，重返北大的胡适准备大干一番，聘请了丁文江、李四光、徐志摩、钱穆、孟森、陶希圣、汤用彤等30多位教员。然而刚开学不久，便爆发了九一八事变，学生们罢课抗议日本侵略东北。胡适在日记中叹道：“我们费了九个月的功夫，造成了一个新北大，九月十四日开学，五日之后就是‘九一八’的一炮！日本人真是罪大恶极！”
丁文江是胡适最尊敬的朋友，一二·九运动爆发时，丁文江在湖南煤气中毒，后不幸逝世。丁临终前想见见胡适，但胡适忙于处理学生运动，无法离开北大，没有与他最亲密的朋友见上最后一面。
1948年，石原皋被捕，他的家人请胡适帮助营救。罗尔纲也为保护吴晗之事找到胡适，胡适听后火冒三丈：“你不看见吗！石头（石原皋的绰号）家人把我缠死了！今天还同营救罗隆基、冯友兰的时候那样吗？赶快叫他走，有事我是没有办法的！”后来，程仰之对罗说：“适之先生不回国就好了，现在陷在泥坑里，他要营救石头，碰得焦头烂额。竟连这一点点儿小面子也不给他，多惨啊！”
1946年，胡适就任北大校长，他雄心勃勃：“既已做了北大校长，就希望做他十年八年，以求能做出一些成绩来，否则对不起北大，对不起自己。”他希望实现自己青年时代的梦想，“一心一意把北大办成具有国际地位的大学”。胡适在装电话时，特地要了“5400”这个号码，以纪念五四运动。他规定，每年5月4日为北大校友返校节。
1947年，胡适给教育部长朱家骅、行政院长张群和蒋介石分别致函要求增拨经费。朱家骅复信道：“如此情形，弟实在无能为力，只有一去了之，想兄亦能谅我也。”胡适一共要求学校修缴费、设备费192亿元，张群只给25亿元；胡适要外汇10万美元，张群只能给1.5万美元。北大新成立的工学院、农学院没钱购买设备仪器，胡适只能勉励学生：“虽无仪器设备，而应仍能照常做研究工作。”学校发展举步维艰，教授和学生的生计更成问题。5月底，在北平行辕新闻处召开的记者会上，胡适忍不住发了一通感慨：“约我谈学生运动，我觉得很惭愧。过去的时间大部分都用在油盐柴米上，弄房子，修房子，替先生找宿舍，替学生解决生活问题，对学生没有负起指导的责任来。”《申报》曾经有一篇《北大经济危机教授透支达4亿元》的报道，说北大有180余名教授透支4亿元，其中最多的有600余万元，总共每月付利息5000万元。记者又问及胡适本人的生活状况，胡适给记者算账说：“去年（1946）7月校长薪津可得28万元，折合美金100多块钱。现在虽已调整近百万元，但折合美金，每月仅得35美元。”他的秘书郑天挺补充说：“胡校长每天薪水合1块2角美元。”此时胡适也还要靠一些银行的朋友们拆借维持生活。几个月后，《申报》的记者再次采访他谈教育改革的计划，胡适直截了当地说：“教授们吃不饱，生活不安定，一切空谈都是白费。”
邓嗣禹回忆，向达当着众人之面责问胡适：“胡先生，您把北大所有的图书经费，用去买《水经注》。我们教书的几无新材料做研究工作，学生无新教科书可读，请问这是正当的办法吗？”胡适无言以对。
1947年9月23日，胡适主持北大教授会，商讨北大未来10年的发展规划。回家后，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做了两个半钟头的主席。回家来心里颇悲观，这样的校长真不值得做！大家谈的想的，都是吃饭！向达先生说的更使我生气：‘我们今天愁的是明天的生活，那有工夫去想10年20年的计划？10年20年后，我们这些人都死完了。’”
1948年底，解放军大兵压境。12月15日，胡适携夫人乘坐国民党的专机匆匆南下，随身只带着正在校勘的《水经注》稿本和视若生命的十六回残本《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已经收拾好的一百多箱书籍无法带走。临行前，胡留下一便笺：“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
1948年12月17日，是北大建校50周年，也是胡适57岁生日，但胡适已于两天前离开北平。他在南京中研院内举办的北大校庆纪念会上痛哭失声：“我绝对没有梦想到今天会在这里和诸位见面，我是一个弃职的逃兵，实在没有面子再在这里说话。”会场一片凄然。
胡适到南京后，胡寿民前去拜访，胡适凄然地自言自语道：“我对不起我的同事，我一个人出来了，把他们丢掉了。”又望着窗外大雪，喃喃道：“前方战士打仗好苦啊！”
季羡林写道：“听说，他（胡适）离开北平后，曾从南京派来一架专机，点名接走几位老朋友（按：名单中有汤用彤、徐炳昌、马衡等人），他亲自在南京机场恭候。飞机返回以后，机舱门开，他满怀希望地同老友会面。然而，除了一两位（按：有名单中没有的毛子水）以外，所有他想接的人都没有走出机舱。据说——只是据说，他当时大哭一场，心中的滋味恐怕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1948年底，离开北平后的胡适他不无自责地对司徒雷登说，他痛悔抗战胜利之后这些年没有把精力、才能用在思想方面，而是自私地埋头于学术活动。司徒雷登看到，那一刻“他的眼中噙着泪水”。
胡适离开北平时，没有带上小儿子胡思杜，谁知这一别便是永别。1958年，胡适从香港得知儿子自缢的消息，但他将信将疑，在遗嘱中，还为这个小儿子留下了一份小小的遗产。1962年，在胡适的葬礼上，江冬秀向大儿子胡祖望问起胡思杜，胡祖望才将弟弟去世的消息告诉母亲。而胡适直到去世，仍不知道这个小儿子已经先他离开人世。
1949年以后，胡适在美国的生活颇为窘迫，没有秘书，出外挤公车，所有家务都只能自己做。他本准备赴英任教，但因为英国政府承认中共政权，他便拒绝前往；美国某前财政部长准备请他到匹兹堡大学讲座一年，年薪万余元，并为他建房，被他拒绝；许多学校曾请他任教，也被他拒绝；他最困难的时期，台湾当局曾送给他6万美元宣传费，他亦悉数退回。在美国8年多，他几乎没有固定收入，只能靠稿费、版税、储蓄勉强度日。但即便如此，胡适拒绝申请美国绿卡。唐德刚回忆：“记得有一次我开车去接他，但是电话内我们未说清楚，他等错了街口。最后我总算把他找到了。可是当我在车内已看到他，他还未看到我之时，他在街上东张西望的样子，真是‘惶惶如丧家之犬’。等他看见我的车子时，那份喜悦之情，真像三岁孩子一样的天真。”
1956年秋，胡适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客座教授一学期。张充和回忆：“我在图书馆做事，图书馆里的人不知道什么胡适不胡适啦，叫他填表，他从来不会填表，以前他要什么书，都是学生送到他家里去的。他填不好表，我看见了，就请他坐在一个桌子旁，问他要什么书。他要什么，我给他拿。”
胡适晚年在美国，常去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看中文报纸，看得极为仔细，连副刊都不放过，夏志清说，胡此举“比他太太靠打牌消磨岁月，实在好不了多少”。唐德刚亦曾感慨：“胡适之的确把哥大看成北大，但哥大并没有把胡适看成胡适啊！”
在美国，胡适的住处治安不好，常有小偷光顾。江冬秀日以继夜地打麻将，胡适并不制止，因为家中客人来来往往可以让小偷止步。他也乐于和唐德刚等年轻的留学生来往，他们的来访不仅可以防盗，而且也为雇不起用人的胡氏夫妇充当免费司机和搬运工。在美国时，胡适曾不止一次声调凄凉地告诫唐德刚：“年轻时要注意多留点积蓄！”
1957年春天，胡适在纽约因胃溃疡大手术之后，立下了英文遗嘱，幻想“光复大陆后，北大成为自由大学时”，他留在北平的102箱书捐给北大。他此刻已感觉到，今生今世是不可能再回祖国大陆了。
是年11月初，赵元任听说“中央研究院”欲聘胡适为院长，便打电话劝胡适应允。因为此前胡适曾对他说：“我老了，已到了退休年纪，我有一点小积蓄，在美国只够吃两三年，在台北或台中可以够我坐吃十年而有余。”
胡适在美国收入日绌。他坚持着述有论必有据的原则，他对唐德刚说：“人家都以为我胡适写文章，总是下笔千言，一挥而就。其实我写起文章来是极慢极慢的。”吴国祯一次对唐说，胡适之一定要回台湾。唐问何以见得，吴答：“他告诉我他一篇讲演稿子要写两三个礼拜，他如何能在美国谋生？”而彼时吴在美国正以讲演谋生。
记者常君胜在《三十年前“夜访胡适谈三事”追记》一文中写道，雷震案发生后，他去采访胡适，他问道：“如果军法复判局传胡先生出庭，你愿不愿意去作雷震的‘品格证人’？”胡适两眼瞪着常，没有立即回答，半分钟后，一拍桌子，严肃地说：“我愿意出庭做证！”接着，胡适又激动起来：“十一年来，雷震办《自由中国》，成为言论自由的象征，现在不料换来的是十年的坐监，这……”说到这里，又重重一拍桌子：“是很不公平的！”常君胜的报道很快刊发，他听小道消息说，蒋介石看到这篇特稿后，气得拍桌子说：“胡适之竟要出庭给雷震做证！”
报道见报后，时任“行政院秘书长”的陈雪屏对报社的发行人余纪忠说，雷震案发生后，胡适启程回台湾，他们“怕胡先生回国时心情激动，会说出些不中听的话，才特别推毛子水先往东京等候，和胡先生同机返台，途中将最新情况恳切说明，最重要一点是无论如何不要接见记者，发表任何谈话”。他们这样做，是“想让事情冷一冷，等老先生（指蒋介石）气平下来，再相机进言，雷儆寰也许可以早点出狱”。胡适本已答应，“都是你们那个常某某，一再用各种问题刺激胡先生发了脾气，我们在一旁听得很清楚，话既出口，着急也没有用”。“现情形弄得很僵，胡先生请见总统久无下文，辞公（陈诚）、岳公（张群）都不敢进言，营救雷震的事恐怕更难了！”
董桥曾撰文说明胡适为什么不去狱中探望雷震：“事过四十多年，郭际冈信上说，胡适太了解蒋介石的个性了，他知道只要他到监狱去探望雷震，蒋介石肯定会对雷先生采取更严厉的报复，连家人可能都遭殃。”
1959年，胡适在日本东京接受记者司马桑敦采访时，曾有一段分析大陆学者吴虞的话：“在五四运动前后，他被指为左派，后来变为中间偏左，而逐渐地中间偏右，现在则成了右派，左右挨打，站在夹击的中间了。”他对吴虞这段评说，更像其夫子自道。
在台湾，胡适度过了人生的最后4年，也是他被四面夹击的4年。他与时代的摩擦达到了高峰。他为自由而去，但在台湾他依旧没有得到“自由”。他甚至对朋友叹息说：“宁不自由，也就自由了。”
【逸事】
一次，少年胡适和外甥章砚香途经中屯的三门亭，他指着神像怂恿外甥道：“这里没有人看见，我们把这几个烂泥菩萨拆下来抛到茅厕里去，好吗？”胡适的一席话吓坏了比他大几岁的外甥，随行护送他们的章家长工也慌忙阻拦，胡这才作罢。晚上，胡适吃饭喝多了酒，大喊大叫起来，章家长工便将路上之事告诉胡母，说可能是神道怪罪，胡母便惊慌起来。而胡听了长工的话，怕因醉酒被母亲责罚，灵机一动，真如鬼神附体一般，愈加闹得厉害了。母亲慌忙焚香祷告许愿，后来胡疲倦了，才不知不觉睡着了。一个月后，母亲让舅舅带着胡适到庙里谢神还愿，胡适只好老实跟着去了。这件事，胡适直到1917年留学归国回家时，才向母亲坦白。
清末民初，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开始注重西方文化思想的译介，如严复译的《天演论》等。原名胡洪骍的胡适，由其二哥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中取“适”字做了表字，并用“胡适”做笔名。
孙中山号称“孙大炮”，胡适以为，孙只是一个能说会道，肚中空空的家伙。一次，胡去孙处拜访，见其书架、床上、桌上都是书，便怀疑其有没有看过，随手抽出一本来，发现上面每页都圈圈点点。他又连续翻了好几本，每本都如是。胡适这才对孙十分佩服，说：“孙文可是一门不能轻视的实炮。”
1919年10月，胡适到山西大学演讲，对山西军阀的愚民政策和专横进行了批评。山西大学学生听罢大为兴奋，向胡提出要转学到北大。时国立大学可以相互转学，胡适同意了他们的请求，结果山大有一半学生转入北大。阎锡山因此对胡适意见颇大，20年后还念念不忘，屡屡对胡适提及。
太原有两座碑，一座碑上刻有一千字，人人都须认识，另一座刻有八百字，山西人必须认识。胡适不认识上面的一个“崞”（音郭，山西的一个县名），于是胡适不认识“崞”字的消息便就此传开了。
30年代在北平，胡适的书大概有20架，他记性很好，能记住每本书的摆放位置。他不用卡片，看过的书中凡有用的地方，用红、黄、蓝三色纸条夹在里面，需要用时，一翻就得。1934年，罗尔纲写《水浒传与天地会》一文，送去请胡适看，胡抽出《大清律例》中的一册，翻开蓝纸条夹的地方，指着一条史料让罗加上。胡适从未研究过天地会，翻阅《大清律例》是为研究《红楼梦》，且已经过了十几年，还能清楚地记得，罗尔纲只能慨叹胡的天赋卓绝。
胡适主张“无后”，有了儿子祖望后，最初他对儿子并不太在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祖望父爱日浓。其侄胡思永曾写信给江冬秀道：“四叔现在很爱祖弟了，这很好。以前呢？不许思祖上床睡。现在呢？回家不管什么事忙，先要抱儿子起，究竟还是儿子好。”
李石曾爱吃大蒜，身边时常携带大蒜。一天，李到胡适家中拜访，不一会儿，江冬秀便对胡适说：“适之，你不是有约会吗？”胡适不明所以，继续和李聊天。结果，江一会儿又催道：“你的约会时间快到了。”李这才告辞。李走后，江冬秀说：“他的大蒜气味这么重，你怎么忍得住？”接着打开门窗通风，又用香把屋子熏了一遍。
温源宁这样描写胡适：“四十出头了，胡博士还显得很年轻。脸刮得挺像样，衣服穿得挺像样，他真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头发漆黑，不见二毛；前额突出，跟奥古斯都大帝相似；一双坦率的大眼；两片灵活的嘴唇，显得能言善辩；面色红润，却不是由学者的‘生活朴素，思想高超’而来，也不是由俗人的‘饮食丰美，生活放荡’而来。中等身材，十分匀称，一举一动，轻快自如。从外表看来，胡博士是由俗人变为学者，而不是由学者变为俗人。”
黄伯易在暑期学校的欢迎大会上见到了梁启超、胡适等人。会后，同学们在食堂对大师们的仪表品头论足。有人说想不到杜威不过是一个瘦老头，并给江亢虎的高和胡适的矬起了外号，说胡适不像一个学者，倒像花牌楼的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