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林语堂看来，他的中学教育是浪费光阴，他对地理兴趣浓厚，自学了一本十万字的地理书，而在学校每星期只读一页半，全年不过读3万字。他甚至对学校教育产生了逆反心理：“凡是教员所要我读的书我俱不喜欢。”他读了大量的课外书籍，最大的愿望是学校有一座好的图书馆，等他到哈佛就读时，终于得偿所愿。
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后，林语堂到清华大学任英文教员，他这时才深切感觉到国学知识的贫乏。于是他从阅读《红楼梦》开始补课，经常出没于琉璃厂的旧书店，接触到了大批经典着作。
徐訏回忆，林语堂在对待不速之客方面，如同歌德般不近人情。家中举办宴会，他会很高兴地接待朋友，与朋友闲谈，平常则不喜与朋友随便来往聊天。在美国时，都是胡适去林家中拜访，他从不探访胡适，二人也从来不会无事相约在外面吃个便饭聊聊天。
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赴美前，退了租住的房子，出售屋中的家具。陶亢德从林家买走了沙发，林的兄弟们也各买了几件旧家具。当时大家都觉得，几件旧家具林还要收自己兄弟的钱，实在太没人情味了。
【信仰】
儿时，林语堂祈祷时，常常想象上帝必在他的头顶几寸之遥，靠近他的头发。这种想象令他有一种不可言说的感觉。
在厦门读小学时，林语堂曾测试上帝是否存在。他每周有一个铜圆的零花钱，买一个芝麻饼后还剩下四文，只够买四个糖果。某次，他祈求上帝能让他拾到一个银角子，够他去饭馆吃碗素面。他再三闭目祷告，希望出现奇迹，但结果令他失望。
在厦门鼓浪屿读书时，林语堂发现外国人分为三类，一类是传教士，身穿清洁无瑕的白衣；一类是水手，他们喝醉酒后在街上狂歌、乱叫；还有一类是商人，坐着四人轿子，对中国孩子随意拳打脚踢。林看到这些友善的传教士和穷凶极恶的水手、商人都是乘坐停泊在厦门港口的外国战舰一起来到中国的，多少有些失望。一次，他偷偷到外国俱乐部，看见舞会上的“外国男女，半裸其体，互相偎抱，狎亵无耻，行若生番”，林觉得惊骇又丑恶。
入圣约翰大学后，林语堂最先读的是神学班，最让林接受不了的基督教理论一是耶稣为处女所生；二是耶稣肉体升天之论。他向教授们提出疑问，教授也说这两条有问题，他们自己也不相信。林十分愤怒，他觉得，既然自己的神学家都不相信，那为什么一定要中国的教徒先接受这两条才能受洗，这是伪善。一年后，林语堂离开了神学班。
林语堂回忆：“有一次在假期回家，我在教会登坛讲道，发挥《旧约·圣经》应当做各式的文学读，如《约伯记》是犹太戏剧；《列王记》是犹太历史；《雅歌》是情歌；而《创世记》和《出埃及记》是很好的、很有趣的犹太神话和传说。这宣教辞把我父亲吓得惊惶失措。”
但此时林语堂还是无法放弃对上帝的信仰，他说：“我总不能设想一个无神的世界。我只是觉得如果上帝不存在，整个宇宙将至彻底崩溃，而特别是人的生命。”在清华任教时，他还主动承担了一个星期日圣经班的课程，向学生们宣讲基督教知识。
一次，林语堂问清华同事刘大钧：“如果我们不信上帝是天父，便不能普爱同行，行见世界大乱了，对不对呀？”刘答：“为什么呢？我们还可以做好人，做善人哪，只因为我们是人的缘故。做好人正是人所当做的。”林猛然醒悟，“同基督教之最后一线关系剪断了”。
在哈佛留学时，林语堂对夫人说，基督教最使他不满的是，它注重罪恶，要耶稣替人赎罪，才可以进入天堂。他又说，何必要天天祷告，有什么事都去麻烦上帝，一天叫他多少遍，像个三岁的孩子叫妈妈一样，上帝听了会不会厌烦？廖翠凤听了这话不敢出声，只觉得丈夫在胡说八道，希望千万别被别人听见了。
20世纪50年代，林语堂重新皈依基督教。一次，在美国的林语堂陪廖翠凤去做礼拜，林觉得牧师的讲道很有启发性，于是每个星期天都去听讲，觉得心安神乐，就自然地皈依了基督教。
林语堂曾解释他重新皈依基督教的原因：“三十多年来，我唯一的宗教乃是人文主义，相信人有了理性指引就什么都不假外求，只要进步，世界就会自动变得更好。可是在观察20世纪物质主义的进展，和不信上帝的国家里所发生的种种事态之后，我深信人文主义不够，深信人类如果要继续生存，需要接触自身以外，比人类伟大的力量。”
【逸闻】
八岁时，林语堂说长大后要当作家，他偷偷写了一本教科书，隔一页是课文，一页是插图，后来被大姐发现了，全家的兄弟姐妹都能背诵其中的一首诗：“人自高，终必败；持战甲，靠弓矢。而不知，他人强；他人力，千百倍。”
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时，有次林语堂一个人斜倚栏杆，做出沉思状。同班同学见了，以为他想家了，过来安慰他，谁知林皱眉问道：“梁启超为什么成了今天的梁启超？”原来，他刚刚看了《饮冰室文集》，对梁启超的政体改革策略很是佩服，所以在栏杆前回味，同学直呼上当。
林语堂热爱运动，擅长打网球、踢足球、划船、赛跑。他以5分钟1英里的成绩刷新了圣约翰大学该项运动的学校纪录；曾任校划船队的队长；一度对棒球兴趣浓厚，一有空闲，就拉上夏威夷来的留学生根耐斯一起练球，一练就是几个小时，不久他就成了一个高水平的垒手，投的上弯球和下坠球很少有人能接住。林语堂甚至被选为中国队的代表，参加了远东运动会，可惜没有获得奖牌。
在大二的结业典礼上，林语堂先后四次走上领奖台，其中三次是个人得奖，剩下一次是以讲演队队长身份领取获胜的银杯，轰动一时。
在美国读书时，一次夫人廖翠凤动手术，林语堂交纳住院费后，只剩下13美元。他只能去买了一大罐老人牌麦片，接下来一个星期，每日三餐餐餐麦片，幸好廖家的汇款及时汇到，方才解脱。从此林的肠胃对麦片产生了抗拒心理，再也不吃麦片了。
从哈佛毕业后，林语堂到德国读博士学位。林快毕业时，廖翠凤正怀着长女，因为没钱，同时也不希望孩子成为德国人，林语堂准备让妻子回国分娩，买了回国的船票，准备等博士考试的第二天就动身。廖担心丈夫不能获得学位，林却信心十足。考试结束，林语堂顺利获得学位，廖翠凤开心地在大街上当众就亲吻了林语堂。
马星野这样回忆在厦大任教时期的林语堂：“林先生只有三十上下。经常穿长袍黑马褂，梳得亮亮的头发，俊秀英慧之态，不但光彩照人，而且慧气逼人。”
林语堂生活上不拘小节，在宴席上，他弄不清自己的酒杯和邻人的酒杯，经常喝错。有一次，他和夫人应邀去一个美国朋友家中吃饭，结果弄错了日子，提前一个星期去了，二人知道弄错后还傻傻地一直坐在朋友家的客厅里，朋友的夫人只好马上准备饭食，胡乱给他们做了点吃的。
章克标回忆，林语堂到上海时，不再着西服，而是穿中式长袍马褂，足登青布鞋子。他说中式服装穿着最舒服，四肢百骸自由自在，穿西服像被捆绑了那样，动弹不得，尤其领带一系，扣住喉咙，气都透不过来，他将穿西服系领带称作“狗领”。
叶灵凤回忆，林语堂办《论语》，每期都要由出版社时代公司带着稿费和编辑费去，他才给稿件。当时林住在吉斯菲尔路的一栋洋房内，门口立着写有“内有恶狗”的木牌子，时代公司的职员恨他的态度过于“犹太”，曾提议替他在木牌上续两句：“认钱不认人，见访诸君莫怪。”
林语堂主编的教材《开明英语读本》由开明书店出版后，销量很好。世界书局请大学刚毕业的林汉达模仿林语堂的版本编了《标准英语读本》，《开明英语读本》遂销量大减。开明书店和林语堂请律师向世界书局和林汉达提出警告，世界书局让林汉达去找林语堂解决。林汉达登门拜访林语堂不遇，便留下便条，大意为表示歉意、竭诚求教等。开明书店将林汉达留下的便条作为抄袭的证据，刊登在报纸上，轰动一时。世界书局马上聘请包打必胜官司的名律师郑毓秀提起诉讼，称开明书店诽谤。
世界书局资金雄厚，聘请的律师极有后台，开庭对开明书店非常不利，开明书店的律师在庭审结束后觉得胜诉无望，退出不干了。开明书店于是直接上书南京教育部，将《标准英语读本》涉嫌抄袭《开明英语读本》之处逐条列出，请教育部裁定是否抄袭。教育部审查后认定《标准英语读本》确有抄袭之处，禁止世界书局发行此书。开明书店马上把教育部的审查结果制成大幅广告，刊登在各大报纸上。广告刊出的第二天，法官迫于舆论压力，又惧怕世界书局和其律师，作出了一个“折中”判决，判开明书店诽谤成立，罚30元。
世界书局声誉因此大受影响，只能主动向开明书店求和，托人将《标准英语读本》的纸型送到开明书店销毁，才结束了这场纠纷。而林语堂因此家喻户晓，教材大卖，每个月大约可以拿到700大洋的版税，被称为“版税大王”。
林汉达不服，亲自跑到南京去申诉，结果被教育部次长一阵数落：“人家是博士，你不过是个普通的大学毕业生……”气得林汉达跑到美国去深造，誓雪此辱，但是等他博士学成回国后，林语堂却已移居美国。
林太乙上小学时，学校的英文教材《开明英文读本》、《开明英文文法》等都是林语堂编写的。高年级的男生一旦英文考试不及格，就于课间休息时间围着林太乙，跺着脚指着林骂道：“都是林玉如的阿爹勿好！都是林玉如的阿爹勿好！”
林语堂为三个女儿分别起名凤如、玉如、相如，林语堂觉得一般女子的名字俗不可耐，在鼓励女儿们向《西风》杂志投稿时，为凤如、玉如改名如斯、无双（他认为相如的名字不俗，所以未改），他还给妻子起名“凡”。但林太乙觉得自己喜欢叫玉如，无双（繁体）的比画太多，不好写，林语堂于是从《吕氏春秋·大乐》“万物所出，造于太乙”为她起名太乙。林太乙说：“父亲是主观的，他也许从未想到，我也许宁可叫作玉如。”
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由于版税丰厚，林家生活优渥。1939年，林语堂的收入为42000美元，开销为17500美元，年底，他为廖翠凤买了一枚价值1000美元的3.38克拉的钻石戒指。
在美国时，林语堂唯一的运动是逛大街，还有就是在警察看不见的时候，在纽约中央公园的草地上躺一躺。
林语堂胃口好，食量大，爱吃爱喝，就是生病的时候，他也可以吃双倍的东西。他自诩有惊人消化力：“我的肚子里，除了橡皮以外，什么都能消化的。”又说：“我会医自己的病，就是多吃东西，那样我的病就会好了。”
林语堂最爱在半夜里吃东西，一天夜里，他觉得肚子饿了，起来一口气吃了五只鸡蛋和两片脆饼。又有一次，他吃了四片饼干还觉得不够。为此，他幽默地对家人说：“昨天夜里我觉得很饿，不知道是起来的好，还是不起来的好。我又觉得很惭愧，仅仅为了吃东西，睡了还要起来。不过我若不吃些东西，让肚子空空的，那么，我便更不能入睡了。”挣扎半天，他还是起来到厨房找了些东西填肚子，结果被夫人瞧见，在一旁忍俊不禁。
林语堂最讨厌一件事，就是人家在晚上8点以后请他吃饭，如果有人在这时请他吃饭，他必定先和家人吃过饭才去。
廖翠凤和三女儿林相如着有一本《中国烹饪秘诀》，曾在法兰克福获德国烹饪学会颁发的奖状。林语堂是这本书的策划人。
林语堂在美国从事写作，有时遇到难题，常常到哥伦比亚图书馆查找资料，因不便使用自己名字，便用了女儿替他取的一个名字：“林语珠女士”。
林语堂到美国后，原由他主编的《宇宙风》改由其弟林憾庐主编，不久林憾庐病死，林语堂没赶回送葬，只是寄回两篇文章，将稿费充作葬仪。
廖翠凤告诉郁达夫，在美国时，一次林语堂捧了本《模范绅士约翰·哈里法克斯》向她求爱；第二次，他忘了，又捧了这本书向她求爱。
在武汉主编《中央日报》时，林语堂曾经就男女问题，以“毛驴”为笔名，与一位署名“小鹿”的作者发生笔战。“小鹿”褒女贬男，“毛驴”正好相反，你来我往，极为激烈。该报的副刊编辑孙伏园为了结束这场笔战，特邀“小鹿”与“毛驴”在河口东宴楼会面，冰心也被邀作陪，彼此相谈甚欢，均同意鸣金收兵。第二天，孙伏园在《中央日报》副刊刊登启事曰：“男女之争，已于鹿驴交欢声中化除矣！”“小鹿”是一位年轻女性，看到启示后大怒，发誓再不为该报撰文，而林却获得意外的胜利，喜气洋洋，颇为自得。
章克标回忆，林语堂也在交际场中逢场作戏，会吃花酒、叫条子，也懂得长三堂子的韵味。他还赏识当时的名妓富春楼老六，为她写过捧场、赞美的文字；他穿着长袍马褂和交际花、名妓到高级跳舞厅婆娑起舞或坐听音乐。但林只是偶然为之，“并非耽溺于‘荷花大乐’（腐化大乐）”。
一次，林语堂在上海认识的交际花来访，廖翠凤出去买菜时，此女居然一跃坐在林的书桌上，向他卖弄风情，林极为尴尬。等廖回家时，此女已经碰了一鼻子灰，颓然而去。
林语堂在莱比锡工业展览会期间，曾遭受女房东的“性骚扰”。这位女房东守寡多年，孤独寂寞，烟不离手，就着咸肉大喝啤酒，几乎没有清醒的时候。她硬拉着林，事无巨细地对林讲述她和情人之间的乐事，说她的情人是媲美歌德的文学天才，还给林看她作的歪诗，实则存心引诱林。一次，林从她的房门口经过，她故意倒在地上，语态暧昧地叫林进去扶她。林语堂吓坏了，赶紧叫廖翠凤代劳，寡妇只好装着刚刚苏醒，自己站了起来。
赵世洵回忆，林语堂亦“好色”。一次南洋大学联欢，临时办事处的几位漂亮女职员都参加了。林多喝了几杯，眼前又是几位美貌的小姐，顿时话就多了起来，惹得一旁的廖翠凤颇为不满，面色不大好看。
林语堂在《八十自述》中自剖为“一捆矛盾”，他说自己喜欢看到交通安全宣传车出车祸撞伤人；曾到北平西郊的西山上一个庙里，去看一个太监的儿子；把自己描写成为一个异教徒，其实在内心却是个基督徒；专心致力于文学，但总认为大学一年级不读科学是一项错误；喜欢用胶泥和滴流的洋蜡做成有颜色的景物和人像，摆在玻璃上，借以消遣自娱；喜爱在雨中散步；对于湖边垂柳浓阴幽僻之处兴感伤怀，但对海洋之美却茫然无所感。
【嗜好】
林语堂嗜烟，据说，广为流传的“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这句话，正是他所言，他把夫人允许他在床上抽烟看成是婚姻美满的标准。
次女林太乙回忆，林语堂进百货商店，如果商店不许他抽烟，林语堂马上说，从此他再不上那家铺子买东西了。
林太乙回忆，每次林语堂写作时，都关着门，等他写完进书房一看，空中弥漫着烟雾，烟缸里的烟灰装得满满的，书桌下面满地都是烟灰和燃过的火柴棒。
林语堂曾经戒过一次烟，但后悔不已，视戒烟为背叛。他说：“我有一次，也很欠思量地戒烟三个星期。但后来终究为良心所驱使而重新登上正当的途径。从此我就立誓不再起叛逆之心。”“只要我的自主力和道德观念一日存在，则我一日不做背叛的尝试。”
林语堂离不开他的烟斗，如果烟斗忘了放在哪里了，他便无法工作，在屋子里乱跑，嘴里说着：“我的烟斗！我的烟斗在哪里？烟斗，烟斗。”找到后，他便得意地大笑。他喜欢用烟斗温热的圆端擦鼻子，用烟嘴部分作为指挥的工具，他还用烟斗敲椅子上的钉子。有时不小心将烟油碰到嘴边，他感觉如同苦汁，在街道的角隅大吐。
林相如回忆，父亲林语堂“整个吸烟斗的过程，从用铁丝清除烟斗里的烟油，把烟草轻轻地装进去，到用打火机点火使它慢慢地燃烧，都有技术”。烟斗烧得好的时候，父亲会偶尔对她说：“你试试看。”
钱穆回忆，抗战时在成都初次与林语堂见面，林就是两指夹着烟卷，一面抽烟，一面谈话，烟卷积灰渐长，林谈话不停，手边附近又没有烟灰缸。钱穆看着，担心若烟灰掉落，将有损主人地上美丽的地毯。林语堂似乎漫不在意，直到烟灰已长及全烟卷十分之七的程度，“却依然像一全烟卷，安安停停地留在语堂的两指间”。后来他与林语堂相交久了才了解，“我行我素”只是林语堂的外相，“但语堂另有他内心之拘谨不放松处”，“语堂之幽默，在我认为，尚不专在其仅抽烟卷之一面，乃更有其烟灰不落之一面”。
林语堂爱喝茶，他说如果不喝茶他就写不出作品。如果泡茶的水不开，他喝一口便不满意地说是“洗碗水”。他要求泡茶的茶壶是专用的，如果茶里有牛奶味，便立即要求换茶壶。
林语堂喜欢散步，他走路很快，每次全家出门，他总是走在最前面。廖翠凤则相反，总是走得很慢。如果廖穿着水貂大衣，林便愿意和太太并肩走，他解释：“如果我不和你走，人家一定要看不起我。现在我同你走，人家会说：‘他的太太有件水貂大衣，他一定很富裕。’”
林语堂喜欢在乡村中散步，也喜欢穿上雨衣在细雨中漫步，或持着烟斗在林中彷徨。他每次散步回来，都要洗一次脚。他认为自己的脚是世界上最干净的，因为没有人像他一样，每天要洗三四次脚。
晚饭后，林语堂总是坐在火炉前，熄了灯，就着火炉中荧荧的柴火，静心地享受着喜欢的音乐。如果遇到喜欢的音乐，林一定听了又听。
林语堂没有酒量，却喜欢看人喝酒划拳，他说：“那一定像抽烟一样，使人能享受片刻的愉快。”每次家庭聚餐，他不仅鼓励别人喝酒，还点名叫晚辈们较量一番。
林语堂对饮食很讲究，晚年住在台湾，他觉得台湾的饮食很对他的胃口。中午吃一碗早上刚从山上砍下的笋尖煮成的鲜汤，或是一碗新鲜的蛤蜊汤，都让他赞不绝口。他喜欢到馆子里吃炒羊肚、汤包。他喜欢吃西瓜，吃得咂唇作响，故意让西瓜汁流到下巴上，说这样吃才过瘾。
【兴趣】
童年时，林语堂惊叹于中医药粉治疗外伤的神奇功效，自己也采了很多不知名的草药，发明了一种草药，并命名为“好四散”。
从小林语堂就热衷于发明创造，梦想当发明家。他知晓了虹吸管原理，就花几个月时间琢磨在自家菜园里搞自流灌溉，准备制造一台抽水机，让井里的水自动流到菜园里；第一次乘轮船，他就盯上轮船的蒸汽机，立定不动，凝神察看，从此对机械着迷；中学时酷爱数学、物理和地理，以至于中文竟不及格。
少年时，林语堂想长大后开一个“辩论”商店，他说：这“不是一个真正的行业。就是说你开一个商店，参加论战的一边，向对方挑战，你称一件白东西为黑，或称一件黑东西为白，这样向人挑战”。
读中学时，林语堂很讨厌查字典，一次，他查“川”，却怎么都查不到，后来发现“川”字在“巛”部。他觉得奇怪，“巛”部只有八个字，为什么“巡”不用“辶”部，“巢”不用“木”部；他又查“西”，发现属于“西”部的只有九个字，其中“要”上面还不是“西”，为什么不属于“女”部……诸如此类，他觉得应该有更简单方便的检字法。到圣约翰大学后，林觉得应该对检字的部首进行分类，比如“宀”容易认，凡“宀”的字都应归这部；又如“秋”字，是归“禾”还是“火”部，要看是“禾”重要还是“火”重要，所以归“禾”部；又如“肉”原来归“月”部，学者都知道，但印刷上已经失去了联系，小学生无从得知，所以不应再归“月”部……根据上述想法，他写了《汉字索引制说明》，在《新青年》上发表，得到了蔡元培与钱玄同的声援。
1936年，林语堂举家赴美后，没有用人，家务都得自己动手。林对擦皮鞋很感兴趣，他站在路上仔细观察擦皮鞋的黑人小童怎样把皮鞋擦得发亮，然后教给孩子们。他先在鞋上抹油，用一条软布噼噼啪啪地擦，手势就和街口小童一样，擦出来的鞋和小童擦的一样光亮，非常得意。林还告诉孩子们，在浴缸里洗澡之后顺手用水抹一下浴缸，便不会留下污垢印子。
20世纪30年代初，林语堂希望能发明一种最精巧、最完美的新式中文打字机，经常翻阅英文版的《机械手册》，有时间就画打字机的结构草图。1932年，他到瑞士参加会议时，顺路到英国找工程师研究中文打字机。几个月后，他口袋里装着仅剩的3毛钱，带着一台不完整的打字机模型回到了上海。1947年，林终于研制出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中文打字机，只有64个键，每分钟能打50多个汉字，与英文打字机一样大小的打字机，取名“明快”。
打字机研究成功后，协助林语堂解决机械方面问题的意大利籍工程师（此人不认识一个中国字）居然寄信给林说，中文打字机是他发明的，如果林不承认，就和林打官司。林语堂目瞪口呆，只能请律师解决此事。
为了这项发明，林语堂耗费了12万美元，几乎“倾家荡产”。由于战争和造价原因，这种中文打字机虽然1948年就取得专利，但一直无法批量生产。
除了打字机，林语堂还绘制了“自来牙刷”手绘草稿、“自动门锁”草图和自动打桥牌机等，并为夫人设计符合人体力学的舒适座椅，在当时可谓相当前卫。
林语堂每写完一部作品，给自己放一两个月的假，也曾到拉斯维加斯去赌一把。他好轮盘赌，但并不着迷，把口袋里的钱输光，他便安心离去，回家继续工作。
林语堂喜欢钓鱼，在美国时，他会乘坐专供钓鱼的轮船，出海钓鱼，每次都满载而归。他说，垂钓归来，把竹篓子交给太太，看她把鱼放进冰箱或是分送给邻居，是一件快活的事。到台湾后，他不再钓鱼，而是在屋前的游泳池里养了一群鱼，从此便常在池旁喂鱼、观鱼。
黎至怡回忆，林语堂喜欢摆弄钓具和人工做的鱼饵，例如假苍蝇，他对制造这种鱼饵的技术佩服不已，有时，也自己给鱼饵改良，用的是廖翠凤的指甲油，给每只假苍蝇都添上笑容。
晚年，林语堂历时5年改良他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其中采用的“上下形减字法”，在台湾获得发明专利。
【婚恋】
林语堂的初恋是一个叫“橄榄”的女孩。“橄榄”是山里的女子，其母是林语堂母亲的教女。
在《八十自述》中，林语堂回忆：“我记得她蹲在小溪里等着蝴蝶落在她的头发上，然后轻轻地走开，居然不会把蝴蝶惊走。”
儿时他们常在山间一起玩，林语堂曾用《圣经》上的一句话形容过橄榄赤足的样子：“她的脚在群山间，是多么美丽！”
由于林语堂想出国留学，而橄榄要照顾双目失明的祖父，不能离开家乡，所以他们分手了。但他从未忘记橄榄，而橄榄赤足奔跑在草地上的情景成了林永不能割舍的“情结”，他曾专门写《论赤足之美》，他说：“要是问我赤足好，革履好，我无疑地说，在热地，赤足好。……赤足是天所赋予的，革履是人工的，人工何可与造物媲美？赤足之快活灵便，童年时快乐自由，大家忘记了吧！步伐轻快，跳动自如，怎样好的轻软皮鞋都办不到，比不上。至于无声无臭，更不必说。”
在圣约翰大学上学时，林语堂和厦门的陈希佐、陈希庆兄弟交好。也由此认识了他心仪的第二位女子，陈氏兄弟的妹妹陈锦端。陈锦端的父亲陈天恩早年追随孙中山，是厦门数一数二的巨富。林语堂对陈锦端一见钟情，而陈锦端也心仪林语堂，二人很快坠入爱河。放暑假时，二人回到了各自的家中。林语堂思念心上人，几次跑到厦门，借口探望陈氏兄弟。林语堂在《八十自述》中说：“我从圣约翰回厦门，总在我好友的家逗留，因为我热爱我好友的妹妹。”
林语堂经常造访陈家，陈天恩早看出来林的来意是为其长女。陈天恩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认为林虽然聪明，但对基督教不够虔诚，家庭出身也不好，爱女不能托付给他。陈天恩对陈锦端表明态度，迫使她同意再也不见林语堂。于是每次林来访，陈锦端都躲在房间里，不肯出来。
一次，陈天恩对林语堂说，隔壁廖家的二小姐（廖翠凤）贤惠漂亮，他愿意做媒，保准成。林马上明白了陈天恩的意思。他觉得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垂头丧气地回到坂仔。大姐林瑞珠知道后大骂林语堂：“你怎么这么笨，偏偏爱上陈天恩的女儿？你打算怎么养她？陈天恩是厦门的巨富，你难道想吃天鹅肉？”大姐的话把林语堂拉回到现实。就这样，林语堂的第二次恋爱还没有步入高潮就戛然而止了。
陈锦端一直占据林语堂心里的某个角落，历久而弥新。据林太乙回忆：“父亲对陈锦端的爱情始终没有熄灭。我们在上海住的时候，有时锦端姨来我们家玩。她要来，好像是一件大事。我虽然只有四五岁，也有这个印象。父母亲因为感情很好，而母亲充满自信，所以不厌其详地、得意地告诉我们，父亲是爱过锦端姨的，但是嫁给他的，不是当时看不起他的陈天恩的女儿，而是说了那句历史性的话：‘没有钱不要紧’的廖翠凤。母亲说着就哈哈大笑。父亲则不自在地微笑，脸色有点涨红。我在上海长大时，这一幕演过很多次。我不免想到，在父亲心灵最深之处，没有人能碰到的地力，锦端永远占一个位置。”
林语堂笔下的少女，总是长长的头发，用一个宽大的发夹别着。林太乙问他，为什么总是这副打扮？林语堂回答，这是他第一次见锦端时她的打扮。
林语堂说：“吾所谓钟情者，是灵魂深处一种爱慕不可得已之情。由爱而慕，慕而达则为美好姻缘；慕而不达，则衷心藏焉，若远若近，若存若亡，而仍不失其为真情。此所谓爱情。”
晚年，林语堂腿脚不便，常年坐在轮椅上。有一回，陈希庆的太太来看他。林语堂问起了陈锦端，陈夫人告诉他，锦端还住在厦门。林语堂激动地站起来，推着轮椅要出门：“你告诉她，我要去看她！”廖翠凤急了：“堂，你在说什么瞎话！你不能走路，怎么去厦门！”数月后，林语堂就溘然长逝了。
廖翠凤是陈天恩邻居廖悦发的次女，廖家也是大富之家，廖悦发脾气很坏，重男轻女，动辄向妻女大吼大叫，对女儿的教育十分严厉，对儿子却百依百顺。廖翠凤是烈性子，看不惯父兄欺负母亲，偶尔也顶上几句。哥哥们都学会了爸爸的坏习惯，对这个妹妹从不看在眼里，打骂相加，只有二哥暗地里还帮帮她。廖翠凤一心想离开家，结婚就成了唯一的出路。
陈天恩提出将廖翠凤介绍给林语堂后，林不能拂却陈天恩的面子，于是到廖家相亲。廖翠凤躲在屏风后面观察他，很是中意。林语堂与廖翠凤的二哥交好，廖翠凤早就知道林，心中也认可他。而林的大姐林瑞珠曾经和廖翠凤是同学，她对廖翠凤的印象很好。林语堂的父母听了大姐的介绍，劝林“娶妻求贤”。林语堂没了陈锦端，觉得天都快塌了，对父母的决定没有异议，于是林至诚就向廖家提亲。
订婚前，母亲担心女儿，劝廖翠凤说，林语堂很聪明，但家里穷，廖翠凤斩钉截铁地对母亲说：“没有钱不要紧！”于是林语堂和廖翠凤就这样订婚了。
林语堂直到四年后才与廖翠凤完婚，当时林准备到哈佛留学，廖翠凤的父亲坚持要林与女儿完婚后，二人同去，林无法再拖延婚期，只好同意结婚。
结婚这日，林语堂到廖家迎亲，按照当地风俗，女方家端上一碗龙眼茶，林只要象征性地喝一口就可以，但他却一饮而尽，连龙眼也吃了，惹得廖家人大笑。
婚礼上，当着众宾客的面，林语堂拿出婚书，对廖翠凤说：“我把它烧了！婚书只有在离婚的时候才有用，我们一定用不到。”举座哗然。这纸婚书果然没有用到。林语堂和廖翠凤相亲相爱，白头偕老，造就了一段半个多世纪的金玉良缘。
结婚后，林语堂和廖翠凤带着廖的1000大洋陪嫁远渡重洋。廖在船上就得了盲肠炎，到美国后不久发作，只能到医院动手术。手术过程竟然长达三个小时，动手术的医生大概没有见过中国女人，将廖的内脏仔细搜索了一番才割除了盲肠。出院后不久，廖由于受了感染，必须动第二次手术，又只能入院。林无奈，只能向廖家求助，廖的二哥汇给他们1000美元，才渡过难关。
在林语堂留学的四年中，清华不再向林语堂提供费用后，除了靠胡适的2000美元救急外，廖翠凤只能变卖首饰换钱。为了省钱，林语堂决定到德国读书，在法国时，廖翠凤甚至到古战场上去捡旧靴子穿。
廖翠凤毕业于上海的圣玛丽女校，会说英文，颇为摩登，林语堂在北大任教时，廖曾在北大预科任英文教员，二人是当时有名的夫妻教授。廖在基督教女青年会的会员中极为活跃，是合唱团成员，还曾想学踢踏舞。林却不喜欢这些会打网球、会跟洋人讲笑话、见面时拍人背的青年会员。
林氏夫妇到雅典卫城参观，林为庄严肃穆的古城墙、深蓝幽静的爱琴海高唱颂歌，廖却捶捶酸疼的小腿，不屑一顾地说：“我才不要住在这里！买一块肥皂还要下山，多不方便！”林哑然失笑。
林语堂讨厌束缚，如领带、裤腰带、鞋带。廖翠凤每次出门却非得打扮齐整，胸针、手表、耳环，连衣服边脚的皱褶也得熨帖，一丝不苟。她也如此要求林语堂。林语堂的一个美国朋友曾问林道：“林博士，你们婚姻上没有什么问题吧？”林回答没有，朋友很是诧异。
林语堂时时出怪主意，作弄老实的廖翠凤。林语堂把烟斗藏起来，叫着：“凤，我的烟斗不见了！”廖翠凤急忙放下手中的活，满屋子地找，林语堂则燃起烟斗，欣赏妻子忙乱的神情。
有女儿后，林语堂就随着女儿管廖翠凤叫“妈”。他从书房出来，总是像小孩子般的问：“妈在哪里？”有时腻烦廖翠凤的管教，林也会说：“我认为我早就小学毕业了。”廖翠凤不说话，笑眯眯地看着林语堂，林就乖乖地做廖翠凤交代的事。
廖翠凤是家中的总司令，她管理家政，指挥所有人的行动。不爱做家务的林语堂也必须负责饭后的洗碗碟工作。不过，林每次洗碗都是大阵势，打碎碗碟的声浪不绝于耳。廖翠凤算算账，发现让林洗碗实在不合算，就不再让他洗了。林语堂于是高兴地去捏廖翠凤的鼻子，廖也笑起来，可看见林兴高采烈的样子，又不禁狐疑，他是不是故意打碎的。
廖翠凤喜欢谈论家事，回忆过去，林语堂就坐在椅子上，点燃烟斗，不出任何声音，静静地听妻子的唠叨。他笑称：“怎样做个好丈夫？就是太太在喜欢的时候，你跟着她喜欢，可是太太生气的时候，你不要跟着她生气。”
当时的文化名人大多抛弃了发妻，另找时髦的知识女性。林语堂成名以后，廖翠凤担心他也会喜新厌旧。林安慰她：“凤啊，你放心，我才不要什么才女为妻，我要的是贤妻良母，你就是。”他很讨厌矫揉造作、故作娇弱的女性。一次看见当时的红明星林黛，林说：“东方美丽的标准是板面、无胸、无臀、无趾的动物——一个无曲线的神偶，我要拿她来做木工的神尺。”
林语堂对女人爱穿着打扮，表现得很大度，他知道太太讲究穿鞋，每次经过鞋店，总是鼓励太太进去选购，自己则带着孩子打发时间。
林语堂对朋友说：“我像个氢气球，要不是凤拉住，我不知道要飘到哪里去！”廖翠凤也点头说：“要不是我拉住他，他不知道要飘到哪里去！”
1969年，林语堂和廖翠凤结婚半个世纪，亲朋好友为他们举办了盛大的金婚纪念晚会。林送给廖一个手镯，说是为了表彰她这么多年来坚定不移守护着家，以及多次的自我牺牲。廖翠凤想起结婚伊始，林语堂撕婚书时的坚决，百感交集。手镯上刻着林翻译的雪莱的《老情人》（An Old Sweetheart）：“同心如牵挂，一缕情依依，岁月如梭逝，银丝鬓已稀，幽冥倘异路，仙府应凄凄，若欲开口笑，除非相见时。”
林语堂过世后，廖翠凤一直住在香港小女儿家中，用心整理出《京华烟云》和《林语堂当代汉英辞典》等巨着的手稿，存放在台湾的故宫博物院，直到1985年阳明山故居原址改为“林语堂先生纪念图书馆”，这些着作和遗物才捐给台北市政府供公开展示。1987年，廖翠凤于香港去世。
【恩怨】
林语堂一生和两位好友反目，一是鲁迅；一是美国作家赛珍珠。
林语堂和鲁迅因在女师大任教而结识，在“女师大事件”事件发生后的1925年12月5日，鲁迅主动给林写信，开始了二人的交往。林后来公开表示，当时北大教授分为两派，一派是以胡适为领袖的现代评论派，一派是以周氏兄弟为首的语丝派，而他“是属于后一派的”。林还为鲁迅绘过一张《鲁迅先生打叭儿狗图》。
张宗昌上台后，没有报纸敢发表林语堂写的文章，军人打扮的人还时不时地在林家门口溜达一圈，美其名曰“保护”。报纸上还流传着一张北洋政府准备第二批通缉的名单，其中，林名列十七位，鲁迅排在二十一位。林在友人家中藏匿三个星期后，接受了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的邀请，到厦大任教。临行前，林语堂还特地去向鲁迅告别。之后，林语堂将鲁迅、孙伏园、沈兼士、章川岛等在京受到迫害的一干好友邀到厦大。
厦大靠理科起家，经费、校舍资源等各项政策都向理科倾斜。林语堂到校后，分去近一半的研究经费，遭到理科部主任刘树杞的忌恨。刘利用自己掌管财政之便，三次让鲁迅更换住所，最后竟让鲁迅搬到了理学院大厦的地下室。更过分的是，鲁迅的屋子里有两个灯泡，刘树杞说要节约电费，非让人摘下一个。鲁迅气得目瞪口呆，胡子都立了起来。鲁迅又是一个人在厦门生活，无人照料日常起居，有时只能在火炉上用水煮火腿度日。但鲁迅为了林语堂还是留了下来，他说：“只怕我一走，玉堂要立即被攻击。所以有些彷徨。”
由于在厦大备受排挤，最后鲁迅决定去中山大学任教，他说林语堂“太老实”，劝他也离开厦门，同往广州。厦门是林的家乡，况且此地还有其他朋友兄弟，林没有随鲁迅离开。他翻译了尼采的《走过去》，送别鲁迅。
林语堂曾以“白象”称呼鲁迅，意为鲁迅的可贵。许广平此后以“小白象”作为对鲁迅的爱称，周海婴出生后，鲁迅和许广平称呼他为“小红象”。
据说，鲁迅与林语堂曾同住在上海北四川路横滨桥附近，一次鲁迅不小心把烟头扔在了林语堂的帐门下，将林的蚊帐烧掉了一角，林心中十分不悦，厉声责怪了鲁迅。鲁迅觉得林小题大做，因为一床蚊帐这么大火气，便回敬说一床蚊帐不过五块钱，烧了又怎么样，两人就这样争吵了起来。
鲁迅和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闹版税官司，郁达夫做和事佬为二人调解。此后，李小峰宴请鲁迅，林语堂夫妇也被邀请参加。席间，林提到鲁迅的北大学生张友松请客之事（张曾请鲁迅和林语堂吃饭，说也要办一个书店，并承诺决不拖欠作者的稿酬），并说“奸人”在跟他捣乱（指张友松传播他在汉口发洋财一事）。李小峰便怀疑自己和鲁迅起纠纷是张从中作梗。鲁迅听罢，则疑心林讥讽自己受了张的挑拨，当即脸色发青，站起来大声喊道：“我要声明！我要声明！”一拍桌子，“玉堂，你这是什么话！我和北新的诉讼不关张友松的事！”林辩解道：“是你神经过敏，我没有那个意思！”两人越说越上火，互相瞪着对方，如斗鸡般足足对视了一两分钟。郁达夫见势不妙，赶紧按鲁迅坐下，又拉着林语堂和廖翠凤离开。宴席不欢而散。
川岛在给周作人的信中提及，二人的冲突极为厉害，发展到彼此以“畜生”相互对骂。
郁达夫回忆说，鲁迅后来也明白了这次是误会，但二人之间已经产生了裂痕，之后，大约有三年时间，二人没有往来。
1932年底，蔡元培和宋庆龄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林语堂和鲁迅都加入其中，二人又开始交往。次年，杨杏佛被暗杀，举行入殓仪式这天，林语堂因正被严密监控，无法出门，未去参加。鲁迅去后没有见到林，非常生气：“这种时候就看出人来了，林语堂就没有去，其实，他去送殓又有什么危险！”事实上，林冒着生命危险参加了7月2日杨杏佛的出殡下葬仪式，这一次，鲁迅没有去。
林语堂办《论语》，做了“幽默大师”，鲁迅不能理解，他认为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是没有幽默可言的，“只要我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1933年底，鲁迅曾写信给《论语》的主编陶亢德，推荐青年作者王志之的稿子，陶回复鲁迅说，留下“少许”，余则退还。鲁迅又写信给林语堂，说明此事，让林将王的稿子退还，林不明白鲁迅的意思，退回了稿子。两个多月后，林语堂和陶亢德先后致信鲁迅约稿，并让鲁迅提供照片，鲁迅断然拒绝，并附信说，以后他要看《论语》，也自己花钱购买，不劳寄赠。
1934年，林语堂和章克标意见不和，一气之下离开《论语》，另起炉灶，办起了《人间世》。据陶亢德回忆，《人间世》创刊前，林语堂请文坛好友来家里吃饭。客人来得差不多了，就差鲁迅。大家都知道二人最近闹得不太愉快，有人好心提醒他，要不要催一催。林摆摆手，很有把握地说，不必，他一定会来的。话音刚落，鲁迅就拖着胶皮鞋，踢踢踏踏地走进来了。
《人间世》也走的是谈幽默的老路子，遭到左翼文人的攻击。鲁迅也说幽默文学是“麻醉文学”。林、鲁两人关于翻译究竟应该“信达雅”还是“直译”发生争执，惹得鲁迅十分不快，林语堂批评鲁迅是“左倾急进主义”，是想“做偶像”。
鲁迅曾写信劝告林语堂不要搞这些小品了，多译点英文名着才是正途。林语堂回信：“等老了再说。”林说此语并非有意，但在鲁迅听来却以为林有意嘲笑，因为鲁迅比林大14岁，彼时已经53岁。
陈望道回忆，一次饭桌上，林语堂谈及在香港时，几个广东人兀自讲粤语，其他人听不懂，林便故意对他们讲英语，将他们吓住。不料，鲁迅怒不可遏，拍着桌子站起来厉声道：“你是什么东西！你想借外国话来压我们自己的同胞吗？！”林语堂哑口无言，尴尬无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