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为两个儿子取名龙朱、虎雏，都是他的小说的名字。张兆和晚年解释说，孩子生下来，沈一时想不出名字，就用了小说的名字为孩子们命名。
施蛰存回忆说，为了生存，沈从文有时也会写一些勉强凑合的小说。30年代初期，沈为他编的《现代》写过几篇小说，用《法苑珠林》（为唐代道世法师根据各种佛教经典编撰而成，具有佛教百科全书的性质）中的故事改写，就属此类。抗战期间在昆明时，他坦率地向沈讲了自己的看法，沈笑着说：“写这些小说，也流过不少鼻血呢！”
抗战爆发后，沈从文与杨振声、朱光潜、钱端升、梁宗岱等人一起逃离北平。为防不测，他们都编造了假身份：杨振声是卖花的，朱光潜是香港洋行的打字员，沈从文是洋行文书。出发时，朱光潜带了一把折扇，扇面有沈从文的题字和署名，钱端升忙说：“哎呀，什么时候，还带这个，你老兄不要带走，这可危险！”
在钟开莱的记忆里，沈从文小小的，很温和，没有任何架子，说话轻轻的，一口浓重的湘西口音，说到高兴之处，总是眼睛眯起来，声音轻得都快听不见了，嘴巴张开，半天合不拢。在昆明时，沈从文和钟开莱住得很近，他每天奋笔疾书，有时写累了，就敲门到钟的住处坐会儿，但从来不留下吃饭。一次，钟去找他聊天，敲了半天没人应门，再敲，沈将门打开一条缝，露出半张脸，面部表情极为紧张地说：“对不起得很，我忙，你改天再来。”
新中国成立前，马逢华经常到沈从文家住的中老胡同做客，沈从文总是兴致勃勃地和他们聊天，谈话中，偶尔还会分神叮咛正要出门的两个儿子：“小龙，小虎，出门以前各人先要检查自己裤子的拉链！”
新中国成立后填户口簿上的文化程度时，沈从文工工整整写上“小学”，派出所的人还以为沈是开玩笑。
沈从文的书法很潦草，钟开莱说有十分之一不认识。黄永玉记载，一次沈从文上朋友家去，见墙上挂着书法条幅，以为是明朝哪个书法家的手笔，便大加夸赞，弄得主人都不好意思提醒他，这正是沈自己的大作。
黄永玉回忆，一年，沈从文给朋友写了一幅字，上面密密麻麻的大字盖着小字，他还在字里行间画了一个箭头，指向其中的某两个字，告诉观者说：“此二字甚好。”
沈从文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独自一人住在北京东堂子胡同（历史博物馆宿舍）一间小屋里编写古代服饰，每天工作长达12小时。每晚，他必以写字消遣。写后，不论大张小幅，随手丢进书案旁一个又高又大的废纸篓里。每次荒芜去拜访他，离开时，总是从纸篓里拣出几幅带走。荒芜说，那些墨迹后来都被朋友当作宝贝给拿走了。
70年代，萧离去拜访沈从文，中午时分，正赶上倾盆大雨，沈从文坚决留客吃饭，说他自己动手。时间不多，沈从文便将小饭桌上的图书推开，放上了几个盘碗，都是青花、粉彩等名贵瓷器。盘中既有面包牛奶，又有辣椒豆豉，等饭吃完，萧离还是没弄明白究竟吃的是中餐还是西餐，什么是主食，什么是副食。等沈从文想起炉子上还有半锅粥忘了待客时，窗前的小厨房冒起了一股黑烟，原来粥早已熬糊了。
林斤澜曾经采访过沈从文和张兆和，当时林谈起了沈从文的小说《灯》，结构层层似剥笋，剥出一个老兵的最后的梦，和一对年轻人新生的“罗曼史”。沈听罢高兴地说：那是备课示范。他又表示小说还有这种写法，那是写着好玩的。林斤澜转而问夫人张兆和，张回答：“啰里啰唆。”意思是说沈的文章写得啰唆。林再问，张还是回答：“啰里啰唆。”
沈从文的助手王亚蓉回忆，晚年，考古学家夏鼐常来拜访沈从文，夏一口温州方言，沈则讲湘西话，二人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哈哈笑着，快乐无比。夏走后，王问沈：“你听懂夏先生说的什么吗？”沈回答：“听不懂。”
1980年，在姨妹夫傅汉思（美国人）、余英时、金介甫等人的努力下，年近八十的沈从文赴美讲学。姨妹张充和回忆，沈从文开了头，便有些滔滔不绝，大有“大海不择细流，黄河泛滥”之势，这天的话题是古代服饰，坐在旁边的傅汉思忙提醒：“你现在讲的是文学。”沈这才把话题拉回来。
傅汉思充任沈从文的翻译，但沈一讲起来，便忘乎其形，江河直下，根本不留出翻译的时间，傅只能译其大意。在麻省理工大学演讲时，沈谦虚地说：“我那时写小说，不过是一个哨兵。”由于他的湘西口音，傅译成了：“我那时写小说，不过是一个烧饼。”还特地说明烧饼是什么，好在洋人们并不在意。
沈从文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演讲时说：“我后来考燕大二年制国文班学生，一问三不知，得个零分，连两元报名费也退还。3年后，燕大却想聘我做教师，我倒不便答应了。”
在美国时，沈从文常独自看电视，张充和怕他听英文有障碍，想帮他翻译，谁知沈反过来告诉她故事情节。张说：“因为他看尽人事，惯写小说，不必言语已知来龙去脉了。”
沈从文的记忆力惊人，但他却将全部的心力集中在工作上，生活中很是健忘。去世前几年，家里给他做了一件相当体面的大衣，张兆和与他约法三章，他当做笑话讲给客人听：“一不准穿着吃饭，二不准穿着睡觉，三不准……”这约法三章约定没两天，这第三条是什么，他怎么也背不上来了。
【纠葛】
1931年，萧乾采访沈从文，初次见面沈就请他下馆子，当他见到沈用毛笔在纸上写下所点菜名，字迹极其秀逸，就要求把纸留给他。沈从文说：“要它干吗？以后我会给你写信的，写很长的信。”之后，萧乾果然收到了在青岛大学任教的沈从文的很多长信。
萧乾是在沈从文的引导下走上了文学之路，沈从文帮他修改习作，和杨振声一起介绍他到《大公报》，萧乾失业的8个月中，也是沈从文和杨振声接济他，每月送给他50元。萧乾说：“沈从文是我的第一位文学师傅，对我的恩太重。”
沈从文对萧乾要求很严，让他写好一篇小说后反复润色，告诉他：“文字同颜料一样，本身是死的，会用它就会活。作画需要颜色且需要会调弄颜色。一个作家不注意文字，不懂得文字的魔力，有好思想也表达不出这种好思想。”
解放前后，沈从文一度崩溃，萧乾多次到沈家探望恩师，叙旧，安慰沈从文。但这对师徒却由此而走向不同的道路。此时的萧乾突然“转向”，向共产党和人民靠拢；而沈则选择了文物研究。沈从文对萧乾颇为不满，常在书信中对其加以评论。与沈家交往颇久的苏仲湘说，“岁月往还中”，沈对萧乾“出现了一些新的印象和感受。这种印象和感受，早在四五十年代就已发生，使沈开始有‘他始终是不大妥当一位’的感慨”。
萧乾回忆，“反右”中文联的一次批斗会上，沈从文发言说，萧乾在1929年就已经和美帝国主义勾结上了。萧乾对沈如是说很是生气，但一想到是沈对自己的恩情，又觉得沈是为了自保，便不再过多计较。
萧乾在《吾师沈从文》中回忆：“一九七三年二月，我由干校请假，回京治病，顺便为解决自己的住房问题而奔波。……每天骑车上下班，必然经过沈先生所住东堂子胡同口。交通之混乱，使我不断地为老人的安全担心，所以在为自己的住房问题奔波的同时，也频频为他呼吁。一九七五年的一天，在上班途中，遇见了张兆和。就把此事当面告诉了她。几天后，我在东堂子胡同东口遇见了沈老师本人。我下了车，跟他寒暄。没想到，他声色俱厉地对我说：‘我住房的问题，用不着你张罗。你知道吗，我还要申请入党呢。’说罢，掉头而去。”萧乾说：“我认为他的用意无非是奉劝我这个‘摘帽右派’少管他的闲事。”
文洁若在《忆沈从文》中也回忆，由于萧乾替沈从文张罗住房，引起误会，二人在1975年以后未再见面。
沈从文去世前两周，李辉劝他和萧乾和解，问他：“要是他（萧乾）来看你，你赶不赶他走？”沈从文沉吟一会儿，说：“来看我，我赶他干什么？”李并没有和萧乾商量，但他知道萧乾一定乐意和老师和解，于是当即和沈约定，等他从四川参加完笔会，和萧乾一起来看沈。但等李辉开完会回到北京时，沈从文已经与世长辞。
沈从文去世两天后，萧乾写下悼文《没齿难忘》，发表在台湾“中国时报”上，流露出对教师的深刻缅怀和真挚感激。他说：“他是我的恩师之一，是最早（1930）把我引上文艺道路的人。……希望正直的批评家和学者对从文先生一生丰富的着作进行缜密的研究，并做出公道的评价。”
从“五四”时代一直到“左联”成立，胡也频、丁玲、沈从文三人关系很密切，在北京和上海，三人都同住在一起。丁玲、胡也频每每争吵，沈从文都居中劝解；在上海时，丁玲第一次领到稿费，便约沈和她一起到南京路上选购丝袜；他们还一起办《红黑》、《人间》杂志，以至于被小报讽刺为“三角恋爱”。胡也频被捕前，沈从文由武汉到上海看望他，见天寒地冻，胡只着单衣，便将自己的一件新虎绒长袍借给胡御寒。后胡也频被捕时，就穿着这件长袍。
胡也频被捕之后，为了不让丁玲的母亲担忧，沈从文以胡也频的名义给丁玲的母亲写信。沈又多次求助胡适、徐志摩，给南京的蔡元培、杨杏佛等人写信，希望通过他们保释胡；还特地到南京找陈立夫求助。为胡也频之事，沈从文频繁奔波于上海和南京之间达十余次。一次他拿着蔡元培的信去找当时的上海市长张群，但最终无功而返。胡也频遇难后，沈从文以“丈夫”名义，冒着生命危险，陪伴丁玲回到湖南，把胡也频与丁玲的孩子交给丁玲的母亲抚养。
1933年，丁玲失踪（很久之后才知道是被捕），沈从文多方呼吁、打听，撰文提醒各方关注此事。不久误传丁玲被害，悲愤之余，沈从文写下十一万字的《记丁玲》。得知丁玲被国民党软禁在南京后，沈从文闻信，携新婚妻子张兆和，带着丁玲儿子的相片，探望丁玲，并相继写下《丁玲女士被捕》、《丁玲女士失踪》等文章。同时，他与蔡元培、杨杏佛、胡愈之、叶圣陶、郁达夫等38位文化名人向南京政府联名致电，要求释放丁玲与潘汉年。从胡适的日记中，也可以看到沈从文多次求助胡适，请胡营救丁玲。
1946年，回到北京的沈从文隐约听到丁玲批评他“与人民脱节”，但他并不以为丁玲是针对他，因为丁在30年代便这样说过他。
1949年6月，在痛苦恐惧中挣扎的沈从文终于盼到了丁玲回京，他认为只有丁玲才能澄清他与共产党之间的“误会”。他带着12岁的儿子沈虎雏去拜访丁玲。沈虎雏回忆：
“爸爸攥着我的手，一路沉默。我明白他的激动和期待。……暖融融的房间（沈虎雏回忆此次会面是冬天，但据研究者考证，应在夏天）阳光充足，我看见爸爸绽开的笑脸，带着一点迟滞病容……
回来我一直在纳闷，这相隔十二年的老友重逢，一点不像我想的。只如同被一位相识首长客气地接见，难道爸爸妈妈那些美好的回忆，都是幼稚的错觉？那暖融融大房间里的冷漠气象，嵌在我记忆里永远无法抹去。”
沈从文在致友人的信中也流露出对丁玲的不满：“相熟三十年朋友，不仅将如陌生，甚至于且从疏离而成忌误。”但沈困难时，还是向丁玲借过钱。1952年，沈从文填写《博物馆工作人员交代社会关系表》时，将丁玲列为“个别友谊好的”朋友。
林斤澜回忆过一件小事：1960年第三次文代会期间的一个作家联谊会上，他同时见到了沈和丁。那时许多人都不与丁玲交谈，使她显得孤单落寞。只有老舍的几句问候使她显得格外兴奋。沈从文同以往一样坐在角落里不说话。但会后，在丁玲等公共汽车时，沈从文急急忙忙赶来，林不便太接近二人，所以不知道他们说什么，只见沈脸带笑容，关切地看着丁玲，热情地谈着什么。丁玲则始终板着面孔，眼睛不时望着别处，一扫同老舍说话时的兴奋劲儿，似乎不大愿意与沈从文交谈。后来，沈从文一个人离开车站，走回家去。
1980年，丁玲发表了《也频与革命》一文，文中声称自己四五个月前终于看到了沈从文写的《记胡也频》、《记丁玲》两文，她写道：“作者在书中提到胡也频和我与革命的关系时，毫无顾忌，信笔乱编……类似的胡言乱语，连篇累牍，不仅暴露了作者对革命的无知，无情……”甚至谩骂沈为“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
丁玲说：“我被捕后，有一年沈从文又到了常德。有两个文学青年，也是他的崇拜者去看他，并告诉他我母亲在常德，问他要不要去看望。他说没时间了，不去了。这两个青年很气愤，将情况如实告诉了我母亲，认为他太不够朋友了。等到后来我母亲将这一情况告诉我之后，我也很生气，这叫什么朋友？建国前夕，我回到了北京，雪峰同志告诉我，我被捕后，他曾找到沈从文，恳求他出面保我出狱，一切费用由党负担，但却遭到了沈从文的断然拒绝，他表示不能插手这件事了。这就说明，沈从文怕得要命。而他写什么《记丁玲》，好像和我友谊多么深厚，纯粹是伪君子。通过这两件事，我实在不愿再理他了。但是，我还是和陈明一起去看了他一趟。当时，他很害怕。我们告诉他：共产党不会杀你的，怕什么？”
吴泰昌回忆，丁玲的文章见报后，沈从文的学生、《诗刊》编辑部主任邵燕祥让吴去告诉沈，请沈写文章辩驳。吴转告邵的话后，沈表情严肃，带着几分压抑，张兆和激动地在一旁说：“没有什么好说，没有什么好写。”
1981年，丁玲在湖南文联演讲，说沈从文是反动作家，沈的学生王亚蓉很生气，要写文章反驳，沈说：“她那么大年龄了，又有病，随她去吧，她这些年也没少受罪。”直至辞世，沈从文都没有写文章为自己辩护。
王亚蓉回忆，范曾从中央美院毕业时，因为得罪了国画系主任叶浅予，毕业分配被发往边寨，他托人带信给沈从文，向沈求助。从不求人的沈为了范，找美院院长朱丹和叶浅予求情，未果，于是借总理周恩来指示服饰图录课题，将范曾调到身边，协助自己工作，范曾得以留在北京。
“文革”开始后，作为沈从文助手的范曾写大字报揭发沈。范说沈：“头上长脓包，烂透了。写黄色小说，开黄色舞会。”沈看后说了八个字：“十分痛苦，巨大震动。”
沈从文在《表态之一——一张大字报》中写道：“范曾揭发我对群众最有煽动性……说是丁玲、萧乾、黄苗子等，是我家中经常座上客，来即奏爵士音乐，俨然是一个小型裴多菲俱乐部。事实上……我家……客人十分稀少，除了三两家亲戚，根本就少和人往来。来的次数最多的大致便是范曾夫妇，向我借书主要也只有你夫妇。……即便如此，我还是对范曾同志十分感谢，因为他教育了我，懂事一点，什么是‘损人利己’，可说似乎是收获之一。”
大字报虽让沈从文对范曾不满，但直接导致二人失和的却是“文革”末期的一件事。1975年夏天，沈从文带着王亚蓉到历史博物馆，当时范曾正在画诸葛亮像，看见沈进来，他没有言声。沈从文告诉他，不要照课本上临摹，因为上面的纶巾不大对，让他研究一下纶巾的式样。不料，范却“背靠旧沙发，跷着二郎腿上下抖动着，夹着香烟的左手冲沈先生边点辍着边说”：“你不要在这指指点点，你那套行不通了！”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沈气得面红耳赤，手微微发抖。
黄能馥、陈娟娟夫妻的回忆略有不同，他们记得那是冬天，范曾画的是屈原像。沈从文在大雪中走了一个小时到黄家，气得眼睛红红的，一进门就讲了这件事情，说：“一辈子没讲过别人的坏话，我今天不讲，会憋死的。”吃晚饭的时候，沈还说：“好心带他，不认人。”
沈从文在写给汪曾祺的信中，则说范曾当时画的是商鞅，带着一把亮亮的刀，别在腰间上殿议事。沈善意地告诉他：“不成，秦代不会有这种刀，更不会用这种装扮上朝议政事。”范曾“恼羞成怒”：“你过时了，早没有发言权了，这事我负责！”
沈从文怒气难平，事后曾给范曾写过一封绝交信，历数范到博物馆及“文革”中的种种，但此信是否发出，不得而知。之后，沈又在给学生汪曾祺的信中提及此事，说范是现代的“中山狼”。
范曾晚年，忆及沈从文的知遇之恩，心存感激。他说，当年他写信托人带给沈，说自己希望到历史博物馆工作。沈收到信后，立即为他办理手续，偶遇阻遏，沈便表示，公家拿不出薪金，他愿本人给范发工资。沈与郭沫若有宿怨，但明知郭欣赏范，却并不因此而对范有任何埋怨。范曾晚年在自述中，说“文革”中给沈从文写大字报是出于无奈，每思及此，便觉内愧。
【情爱】
沈从文写道：“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是他在中国公学的学生，其父张吉友是苏州富商，拥有万顷良田，投资教育事业，与蔡元培等人交好，还因四个才貌双全的女儿而尽人皆知。其次女张允和与语言学家周有光喜结良缘，三女儿张兆和则与沈从文携手一生。
沈从文经徐志摩介绍，到中国公学任教，他万万没有想到，在那些目睹他第一次讲课出尽洋相的女学生中，有以后成为他夫人的张兆和。
当时，张兆和的身后有许多追求者，她把他们写来的情书编上号，保存起来。沈从文也开始加入追求张兆和的行列，他给张兆和写的信只有一句话：“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爱上了你？”张没有复信，沈从文接连递来第二封、第三封信，据张允和说，如果从邮局寄，都要超重一倍。但张兆和原封不动退回。沈从文并不气馁，又寄来第四封。自第四封信，张允和再未听说张兆和退回了。
沈从文总是情不自禁去张兆和的宿舍，他不善表达，常常站在房间中央，不知说什么好。他想向对张表达爱恋，但话出口却成了问张的情况，到后来，见张喜欢什么，他就谈什么。张兆和请他坐下，他不坐，也不走。
张兆和最初对沈并无好感。梁实秋回忆，沈一次急得想要跳楼，他本就有流鼻血的毛病，几次受挫后，面孔愈发苍白了，但他依旧不停地给张写情书。
校园内关于沈从文要自杀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同学便劝张兆和去找校长，说如果沈从文自杀了，她就要负责。张很紧张，忙带着沈的情书去找胡适：“沈老师给我写这些信可不好！”胡笑笑说：“有什么不好！我和你爸爸都是安徽同乡，是不是让我跟你爸爸谈谈你们的事。”张红着脸说：“不要讲！”胡随即很郑重地说：“我知道沈从文非常顽固地爱你！”张脱口而出：“我很顽固地不爱他！”
此后，张兆和一直躲避着沈从文。一次，张兆和去新月书店买书，一进书店大门，看见一个酷似沈从文的人，以为沈在店里，吓得掉头就跑。其实，此人只是身形长相酷似沈的新月书店会计肖克木。
1932年夏天，张兆和大学毕业回到了苏州老家。沈从文带着巴金建议他买的礼物——一大包西方文学名着（沈从文当时卖了一本书的版权才买了这些礼品）敲响了张家的大门。张兆和不在家，二姐张允和接待了沈。弄堂很窄，张允和对站在太阳底下发愣的沈从文说：“你进来吧，有太阳。”沈听说张兆和不在家，说了声“我走吧”，回头就走了。
张兆和回来后，张允和骂三妹明知沈从文要来，却假装去图书馆用功，她让妹妹大大方方地把老师请到家里来，张兆和终于鼓起勇气，到旅馆去请沈从文。她在旅馆见到沈后，红着脸背着二姐教给她的话：“我有好多个小弟弟，很好玩，请到我家去。”沈很会讲故事，一下赢得了张兆和五个弟弟的心。
沈从文回到青岛后，给张兆和写信，请二姐张允和代他向张父提亲。他在信里写道：“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张兆和的父母立即答应了婚事，张允和去给沈从文发电报，拟的电报为：“山东青岛大学沈从文允”。张兆和怕沈从文不明白，又去了邮局，拟的电文为：“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兆。”结果报务员不收，要求张兆和改成文言文，张兆和解释半天，报务员才收下了，这大概是中国最早的一个白话文电报。自此，沈从文才结束了长达四年的追求过程，开始与张兆和恋爱。
1933年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平中央公园宣布结婚，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张兆和穿了一件浅豆沙色普通旗袍，沈从文穿件蓝毛葛的夹袍，都是张家大姐张元和为他们准备的。婚礼的参加人是张家大姐张元和、小妹张充和、大弟张宗和、张兆和的三叔一家，以及沈从文的表弟黄村生、九妹岳萌。他们的新房中，唯一显出办喜事气氛的，就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送的锦缎百子图的床单。
新婚不久，因母亲病危，沈从文回故乡凤凰探望。他在船舱里给远在北平的张兆和写信说：“我离开北平时还计划每天用半个日子写信，用半个日子写文章，谁知到了这小船上却只想为你写信，别的事全不能做。”
1938年，张兆和给沈从文的信中写道：“在这种家书抵万金的时代，我应是全北京城最富有的人了。”
沈从文对自己的婚姻非常满意，他说：“对于这件事，我却认为是意志和理性作成的。恰如我用笔写成的故事，内容虽近于传奇，但由我看来，都产生在一种计划中。”
黄永玉这样说张兆和：“婶婶像一位高明的司机，对付这么一部结构很特殊的机器，任何情况都能驾驶在正常的生活轨道上，真是神奇之至。两个人几乎是两个星球上来的人，他们却巧妙地走在一道来了。没有婶婶，很难想象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又要严格，又要容忍。她除了承担全家运行着的命运之外，还要温柔耐心引导这长年不驯的山民老艺术家走常人的道路。因为从文表叔从来坚信自己比任何平常人更平常，所以形成一个几十年无休无止的学术性的争论。婶婶很喜欢听我讲一些有趣的事和笑话，往往笑得直不起身。这里有一个秘密，作为从文表叔文章首席审查者，她经常为他改了许多错别字。婶婶一家姐妹的书法都是非常精彩的，但她谦虚到了腼腆的程度，面对着称赞往往像是身体十分不好受起来，使人简直不忍心再提起这件事。”
晚年，沈从文对金介甫说，他到现在都不懂怎么用标点符号，都是张兆和帮他修改的。
沈从文去世后，悲伤的张兆和对二姐张允和说：“过去在他五年的病中，我时时刻刻在他身边。他一时不见我就叫唤，我总飞快地回到他身边。”她说她有空了，一定要写沈从文的最后五年。
张兆和在《从文家书》后记中说：“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理解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选编他的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
2002年，沈从文百年诞辰纪念的前几日，李辉去看望张兆和。已经92岁高龄的张思维不再明晰，记忆也变得模糊，只能与人进行简单的对话。李指着一张沈从文的肖像问她：“认识吗？”张回答：“好像见过。”又说：“我肯定认识他。”
沈从文曾心仪过诗人高青子。沈与高大约在30年代中期认识，高是熊希龄的家庭教师。沈有事去熊在西山的别墅，主人不在，迎客的是高青子。这次见面，双方都对对方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一月后，他们又一次相见，高青子身着“绿地小黄花绸子夹衫，衣角袖口缘了一点紫”，这是模仿沈从文小说《第四》中女主人公的装束。高青子的做法打动了沈从文，他们开始交往。
高青子曾写过一篇小说《紫》，小说从八妹的角度，叙述哥哥与两个女子之间的感情纠葛。哥哥有未婚妻珊，但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遇到并爱上一个名字叫璇青，穿紫衣，有着“西班牙风”的美丽女子。男子在两个女子间徘徊，一个将订婚且相爱，另一个引为红颜知己。哥哥与璇青相互吸引，但又都知道他们无法逾越业已形成的局面。
研究者认为，小说是高青子写自己与沈从文：“璇青”这个名字，是沈从文常用的笔名“璇若”与高青子的拼合；八妹与她的哥哥让人想到沈从文与九妹；故事发生在上海、青岛、北京、天津等地，与沈的经历大体一致；小说中的璇青着紫衣，分明是沈、高第二次相见时所穿的衣服；书中提到一本以青岛为背景的小说，其中有一句“流星来去自有她的方向，不用人知道”，此语出自沈从文的《凤子》。
沈从文与高青子的恋情发生时，张兆和刚生下长子龙朱，颇受打击。当时亲友们曾居中劝解，而且有人张罗着给高青子介绍对象，希望他们的关系就此了结。张兆和说，翻译家罗念生就是一个“对象”人选。60多年后的1997年，刘洪涛访问张兆和时，她对此事仍耿耿于怀。
沈从文最终还是留在张兆和身边，沈的这次恋情给沈从文这一时期的创作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沈的小说《八骏图》就是这场婚姻危机的明显反映。
1942年左右，高青子选择了退出沈从文的生活。沈从文写道：“因为明白这事得有个终结，就装作为了友谊的完美……带有一点悲伤，一种出于勉强的充满痛苦的笑，……就到别一地方去了。走时的神气，和事前心情的烦乱，竟与她在某一时写的一个故事完全相同。”
【乡恋】
1988年，沈从文自我评价道：“我人来到城市五六十年，始终还是个乡下人，不习惯城市生活，苦苦怀念我家乡那条沅水和水边的人们，我感情同他们不可分。虽然也写都市生活，写城市各阶层人，但对我自己的作品，我比较喜爱的还是那些描写我家乡水边人的哀乐故事。因此我被称为乡土作家。”
沈从文的湘西情结伴随他一生，他从来都说自己是个“乡下人”。他出生在湘西美丽的小城凤凰，他的许多作品都与凤凰有关。凤凰，这个历史悠久的魅力小城也因沈从文而走向世界。最终，沈从文选择了家乡作为自己的长眠之地。
沈从文不止一次和汪曾祺谈起棉花坡，谈起枫树坳——一到秋天满城落了枫树的红叶。一说起来，不胜神往。黄永玉画过一张凤凰沈家门外的小巷，屋顶墙壁颇零乱，有大朵大朵的红花，画面颜色很浓，水气泱泱。沈从文很喜欢这张画，说：“就是这样！”
20世纪50年代初，深陷政治运动旋涡中的沈从文，陷入了病态的迷狂状态。病中的沈从文不断念叨着“回湘西去，我要回湘西去”。
1980年，凤凰的剧团将傩堂戏《还愿》的录音带送到沈从文家中，听着家乡戏，沈泪流满面，大声说：“乡音！几十年没听到唱傩堂了，这是真正的乡音啊！”
1983年，沈从文最后一次回到故乡，提出要在早上去菜市场看看。家人提醒说，他年岁太大，怕人多挤坏了他。他却执意要去，并晃晃肩膀，说：“挤一挤那才有意思！”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他穿行在水灵鲜亮的青菜之间。
家乡人知道沈从文回来了，简直不知怎样招待才好。沈从文说：“他们为我捉了一只锦鸡！”锦鸡毛羽很好看，沈还抱着它拍了张照片，后来得知这只鸡被家乡人杀掉，做成了他的盘中餐，沈得知后对张兆和说：“真煞风景！”
沈从文夫妇在峒河边游玩，看见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走下河，将衣服脱下顶在头上，蹚到对岸，走出水后，赤条条地跳了几跳，抖干净身上的水，穿上衣服走了。张兆和指着孩子打趣道：“沈公，你当年是不是那个顽皮样子？”
晚年，沈从文在家乡听古调犹存的弋阳腔傩戏，打鼓的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沈从文激动地说：“这是楚声，楚声！”他动情地听着“楚声”，泪流满面。
《沈从文文集》的稿费有9000多元，沈从文决定再从存款中取出几百元，凑成一万，捐献给了家乡的母校——文昌阁小学。当时沈的工资每月仅200元。当凤凰县准备将他捐献修建的图书馆命名为“沈从文藏书楼”时，他却执意不肯。
1984年，湖南青年作家刘舰平来北京看望沈从文，沈时因病卧床，得知刘是沅陵人时，他非常高兴，刘请他有机会去沅陵看看，他连忙说：“要去的，我是要去的。”刘表示等他病好一些，就一定接他去，他忙说自己能去，并挣扎着要站起来，结果真的奇迹般站了起来。
1992年，沈从文的骨灰在家人的护送下魂归故里凤凰，他的骨灰一半撒入沱江之中，一半安葬在听涛山下。他的墓碑，采天然五彩石，状如云茹，碑身正面刻着沈从文的手迹：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背面，为沈的姨妹张充和撰联并手书，联曰：“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表侄黄永玉在墓地旁边立碑一块，上书：“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
【归尘】
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如往常一样，在家中接待客人，朋友吴瑞之来访，沈还谈笑风生，连续几次用右手侧举过头，抿着嘴微笑着画圆圈顺下，说这是气功师告诉他的一种锻炼方法。
下午5点，沈从文感到气闷和心绞痛，家人忙给急救站打电话，他的弟子王和王亚蓉赶到，沈看着弟子说：“心脏痛，我好冷！”他没有等到救护车的到来，就因心脏病猝发，走完了他86年的生命历程。
沈从文的丧事办得十分简单，他生前累次嘱咐家人，他死后，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他去世后，安排了一个简单的告别仪式，只通知亲友，不收花圈，布置了约二十多个布满鲜花的花篮，大朵的白色百合花、康乃馨、菊花、菖兰。不放哀乐，放沈从文生前喜爱的音乐，如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等。参加告别仪式的除了亲友，还有一些自发前来的读者。参加仪式的人也不戴纸制的白花，每人发给一枝半开的月季，行礼后放在遗体边。
在沈从文去世后的5月13日，中新社发了一则电讯，次日，《文艺报》仅发了一则50个字的短消息。
黄永玉说：“沈从文是因为他几十年前文学成就在国外引起反响，才引起国内注意的。他逝世的消息也是如此的缓慢，人死在北京，消息却从海外传来，国内报纸最早公布的消息是在一周之后。据说是因为对于他的估价存在困难。”
瑞典文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在“中国时报”发表文章为沈鸣不平道：“他的价值是，包括鲁迅在内，没有一个中国作家比得上他，沈从文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越是知道他的伟大，我越为他一生的寂寞伤心。”
【赞誉】
因研究沈从文获得哈佛博士的美国学者金介甫回忆说：“沈有孩子心，特别的活泼可爱，拼命地写书法卷，送他几十年未见的学生和朋友。内容是旧体诗，常常是指桑骂槐，讽刺时事。”
汪曾祺说：“沈先生对文学的社会功能有他自己的看法，认为好的作品除了使人获得‘真美感觉之外，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从作品中接触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发，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沈先生的看法‘太深太远’。照我看，这是文学功能的最正确的看法。”
季羡林说：“我觉得，在所有并世的作家中，文章有独立风格的人并不多见。除鲁迅先生之外，就是从文先生。他的作品，只要读上几行，立刻就能辨认出来，决不含糊。他出身湘西的一个破落小官僚家庭，年轻时当过兵，没有受过多少正规的教育。他完全自学成家。湘西那一片有点神秘的土地，其怪异的风土人情，通过沈先生的笔而大白于天下。”
沈从文去世，巴金发来唁电说：“文艺界失去一位杰出的作家，我失去一位正直善良的朋友，他留下的精神财富不会消失。”
夏衍说：“沈从文没有得到他应该得到的文学地位，他不单是一位乡土文学大师，应该是更高一层的作家。”
邵燕祥说：“沈从文这个又温文又野性，属于湘西又属于整个中国以至世界的作家，他的生命就寄寓在他这些既清新且斑斓的作品之中。所有这些，可以不舍昼夜地流下去，润泽当代的直到后代的无数焦渴的灵魂。”
马悦然说：“我个人确信，1988年如果他（沈从文）不离世，他将在10月获得这项奖（指诺贝尔文学奖）。他去世几天之后，台湾一个文化记者打电话来，问我是否可以确证沈从文的逝世。我立即打电话向中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的文化参赞确证此讯。然而中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从未听说过沈从文，这位于‘五四’时代就开始写作生涯的老资格作家中的佼佼者，这位卓尔不群的作家的写作生涯从此被中断了。”
马悦然曾将沈从文的作品拿给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行健阅读，高读后大惊：30年代的中国就有这样的文学？！
钟开莱说：“法国一位着名的汉学家，在他学生的四本必读书中，三本是中国古代经典作品，一本是沈先生的小说集。法国……有的大学把沈先生的书列为必修课。”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凌宇说：“确认沈从文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师地位，是还历史本来面目。鲁迅先生就认为沈从文是自新文学运动以来所出现的最好的作家。这对建立健康的文学批评秩序，营造良好的文学创造氛围，具有标志性意义。”
文学史家司马长风说，沈从文的作品“雄浑苍凉，物我古今兼忘于刹那”。
由钱理群、温瑞敏和吴福辉着，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中，首次以独立的一章介绍和评述了沈从文的作品。该书评价沈从文的小说，“达到了乡情风俗、人事命运、下层人物形象三者描写完美和谐、浑然一体的境地”，“沈从文的文学不属于当时中国的城市文化，也不属于革命文学，因此难以被当时的现实理解是自然的。所以他是寂寞的”。
而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修订本）评价道：“沈从文构筑了一个富有魅力的‘湘西世界’，也因此确立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黄永玉说沈从文：“如果硬要在他头上加一个非常的形容词的话，他是非常非常的‘平常’。他的人格、生活、情感、欲望、工作和与人相处的方式，都在平常的状态运行。老子曰：‘上善若水’，他就像水那么平常。永远向下，向人民流动，滋养生灵，长年累月生发出水滴石穿的力量。”
五、郁达夫
〔郁达夫（1896～1945），原名郁文，幼名萌生，表字达夫，抗战期间在印度尼西亚曾化名赵廉，浙江富阳人，着名小说家、散文家、诗人。〕
〔关键词：性情、畸零、颓唐、任侠、落魄、迷情、婚姻、忏悔、逸事、嗜好、求学、教学、文章、忧国、抗日、非命、评说〕
【性情】
郁达夫从不隐藏自己，对于他大胆的自我暴露似的“真”，郭沫若曾经这样形容：“对于深藏在千百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
在《沉沦》中，达夫捶胸顿足地大声呼喊：“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若有一个妇人，无论她是美是丑，能真心实意地爱我，我也愿意为她死的：我所要求的就是异性的爱情！”
温梓川回忆，一次，郁达夫家中来了客人，说着说着，话题转到了子宫帽上，郁达夫绘声绘色说得淋漓尽致，一点也不忌讳座中还有女客。王映霞实在听不下去，悻悻地说：“达夫！你不说这个不行吗？”
陈翔鹤说：“对于性的事情，他一向都十分公开，好像是对谈吃饭喝茶一样地随便，有时纵然是到‘妓寮’里去过一次，也从不曾对人隐秘过。但他对于女性的，无论在言谈间或行为上，也绝无丝毫轻辱或玩弄的态度，当然更说不上蹂躏了。每当他一说起女人或性的行为来，就好像她们可怜，他也可怜，一切人都可怜似的。有时到一提起他自己荒唐的行为来，就从他平坦苍白的脸面上马上现出悲哀的表情，在他小小的不大有光的眼内也神经质地滢滢然地转动着泪珠。”
陈翔鹤回忆，郁达夫一次说：“成仿吾三十岁了，还是个童男呢，你说奇怪不奇怪？”言下大有拖成下水之意。
一次，郁达夫问陈翔鹤：“你已经二十多岁了，还不曾有过一次性的经验，可是真的？”陈回答是，他又问：“那你为什么不去试试呢？你又不是拿不出钱来。”陈回答，他不会拿钱去向妓女求爱，这是一桩罪过。郁听罢兴奋地拍着陈的肩膀说：“陈，这是对的，你有高尚的灵魂，你要保持下去。你将来一定得好好地结婚，过健全的生活。不写文章也不要紧，写什么狗屁文章，生活总得好好地过……”
静闻回忆在广州时的郁达夫：“他很清瘦。脸上没什么特征，但一看能够判断他是个聪明人。穿的是灰色长衫，连鞋子也是中国式的。他给人的印象是潇洒平易，和他的文章风格有点近似。至于他初期作品里面描写的那种色情气味，却不能够在他的状貌上找到什么印证——这点当时颇叫我感到奇异。”
小因岳夫回忆，郁达夫对英国王子与辛普森夫人相恋之事很是赞赏，曾用咏叹的语调称赞王子说：“了不起的人啊！”
1923年，正当创造社办得如火如荼时，郁达夫接到朋友来信，推荐他到北大任教。郁很高兴，但郭沫若却不希望他北上，因为他一走，创造社的几种刊物很难维持下去。郭对郁说完自己的想法后，郁却说：“最好是停办！”郭觉得可惜，问道：“到了北京不好再寄稿来吗？”郁坚决地说：“不停办我是不寄稿的。”
后来，郁达夫对陈翔鹤解释他离开创造社的原因：“大家穷在一起，从书局方面拿到的钱又不够生活。书贾又全都是些狼心狗肺的东西，实在难得同他们去鬼缠。……我们创造社真正是想替中国人开出一条文学的路子来的，可是社会不容许我们，一般混蛋东西都排斥我们。真正难说得很，还不如死了的好！”说着，便由泪滢滢转为眼泪滂沱了。
